中国老年婚姻状况的研究现状论文

近20年来，随着对老龄问题的认识和研究不断深入，我国学者在老年人社会参与的概念与内涵、参与的影响因素等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遗憾的是，尽管现有关于老年人社会参与的研究较多，但往往只聚焦于某一种社会活动，忽略了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多元性和同时性，例如参加社区志愿服务的老人同时也可能参加了社区合唱团，又或者还需要照顾孙子女。那么，老年人如何对参与各项社会活动的时间进行分配?这些分配方式形成了哪些社会参与模式?哪些因素会影响社会参与模式的选择?本文旨在探索中国老年人社会参与行为背后的潜在模式，描述中国老年人社会参与模式的状况，并基于积极老龄化理论所建立的研究框架探讨老年人社会参与模式的影响因素。数据与方法因变量为社会参与模式，主要通过老年人在经济参与、政治参与、公益参与和家庭参与四个方面的综合情况进行测量。同时在理论基础之上将公益参与分为正式志愿活动和非正式的助人活动，将家庭参与进一步分为帮子女做家务和照顾孙子女。基于上述六种活动参与的情况，采用潜在类别模型生成社会参与模式。根据研究的理论框架，自变量主要包括四大类。第一类是个人因素，包括性别、年龄、自评健康状况、生活自理能力和受教育程度等。第二类是社会因素，用以反映家庭和朋友对老年人社会参与模式的影响，通过居住方式、婚姻状况、健在子女数量和社会支持进行测量。第三类是经济因素，主要通过个人年收入进行测量，由于该变量不符合正态分布的假设，因此对个人年收入进行了取对数处理。第四类是环境因素，主要指城乡类型、活动设施可及性和养老服务使用情况。三种模式中，高参与型的老年人占11.7%，家庭照顾型的老人占33.6%，低参与型老年人占54.7%。与人们将老年人与疾病、虚弱和负担等相联系起来的传统观念不同，接近一半的老年人仍能通过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参与对家庭、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做出贡献。随着未来中国老年人口受教育程度继续提高、健康状况进一步改善以及国家政策环境的鼓励，老年人的社会参与率很有可能进一步提高。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客观地认识到我国现在还有一半多的老年人社会参与程度仍然还比较低，并且在身体健康的老年人中还有近一半的老年人属于低参与型。如何鼓励这部分老年人参与到社会活动中值得深思。中国老年人社会参与模式的影响因素分析具体而言，在个人因素中，高龄、失能、健康自评低的老年人属于低参与型的可能性更大，这表明健康的确是老年人进行社会参与的基础，健康状况不好可能会限制老年人参与各项活动的能力。然而，这并不代表身患疾病就一定意味着社会参与程度低。根据健康老龄化理念，通过外在功能发挥可以延长老年人的社会参与时间，有的老年人可能患有多种疾病，但仍然拥有较好的活动能力。因此既要通过健康教育、疾病预防和干预改善老年人的内在健康状况，也要注重鼓励和支持行动能力和社会功能的发挥。受教育程度高的老年人更有可能属于高参与型，但在家庭照顾型和低参与型之间没有显著差异。受教育程度高的老年人可能在知识技能等方面掌握更加丰富的资源从而更有能力参与经济、政治或者社会类活动，但是这种人力资本在家庭生活中的作用可能并不明显。从发展的角度来看，随着新进入老年期的个体受教育程度逐渐提高，未来高参与型老年人的比例可能会有一定提高，这也对社会和组织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何提高组织开展适合老年人参与的活动的能力，为老年人提供更多的参与机会，满足其不断提高的参与需求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社会因素中，独居、无配偶、朋友支持弱的老年人成为低参与型的可能性高，而与孙子女居住、有配偶、朋友支持高的老年人为高参与型和家庭照顾型的可能性更大。在我国，居住方式是影响老年人日常生活的重要因素，例如与孙子女同住的老年人往往扮演了照顾孙子女的角色，从而使得其在家庭方面的参与度和贡献更高。婚姻状况也会影响老年人的社会参与，比如在一些研究发现某些情况下妻子可能会从属于丈夫的文化期望，如果丈夫认为参与公益活动能够体现个人的社会价值，那么妻子很有可能也会参加到公益活动中。还有一些更复杂的因素，比如婚姻状况会影响人们劳动参与和积累人力资本的能力，这些因素都有可能造成有无配偶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差异化。朋友支持不仅有利于拓宽老年人信息渠道，而且这种熟人资本也会对老年人的社会参与起着激励的作用，因此朋友支持高的老年人参与多种类型活动的渠道和机会可能更多。经济因素中，个人年收入对数对老年人社会参与模式有显著影响。低收入老年人的参与模式更偏向低参与型，而收入更高的老年人表现为高参与型和家庭照顾型模式的可能性更大。从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来看，低收入老年人可能连温饱都还没解决，只有当其从低级阶段的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中解放出来时，才可能出现高层次的社交需求或者更高层次的自我实现需求。在环境因素方面，养老服务的使用和社区内是否有活动设施对家庭照顾型的参与模式没有显著影响，但是对高参与型的促进作用显著，这与已有研究的结论是一致的，宜居的社区环境能够为老年人的社区参与提供安全、舒适、方便的环境支持，帮助他们走出家门，更加便捷地参与社区活动。因此，完善社区养老服务和推进老年宜居型社区的建设更够为老年人多元化的社会参与提供必要的环境支持，是实现“积极老龄化”的一种切实可行的方式。农村老年人比城市老年人更可能为高参与型，这主要是由于农村老年人在经济参与和政治参与方面明显高于城市老年人。受强制退休政策的影响，大部分城市老年人都没有继续从事经济活动参与，但由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发展滞后，很多农村老年人不得不“被劳动”来获得经济收入，此外，有研究也表明在乡土的熟人社会或半熟人社会中，农村老人正成为乡村建设的重要力量。老年人是社会发展的受益者，同样也是年龄一体化社会的参与者和贡献者，全社会要重新树立起对老年群体的新观念。通过进一步发展终身教育、加强社会组织建设、完善养老服务体系、建立年龄友好环境，提高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内外能力，尤其是关注弱势老年群体社会参与的需求，真正建立起一个人人共享的社会，推进和实现健康老龄化和积极老龄化。

2021年老年人婚姻状况，，老年人的婚姻家庭状况与家庭养老政策研究发现，老年人口中有配偶的老人有效比例为71.8%，丧偶老人的有效比例为25.9%

中国婚姻家庭状况的变化【 作 者 】王震宇【 正 文 】中国的婚姻家庭长期处于超稳定状态。1949年建国后，虽然婚姻及其它制度的改变也曾短暂影响过人们的婚姻行为（如1950年《婚姻法》的颁布曾促使众多包办婚姻的解体及“文革”中迫于政治压力而离散的诸多婚姻），但从整体来看，中国人的婚姻家庭观念及行为基本未有太大改变，是改革开放促使婚姻家庭方方面面变化的发生。那么，9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婚姻家庭的基本状况究竟如何？与80年代相比，它的发展趋向又呈现出了怎样的变化？我们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来陈述它的现状和变迁。一、家庭户规模持续变小家庭户规模是指每个家庭中成员数目的多少（见表1）。由于计划生育政策实施的结果和家庭结构核心化趋势的加强，1985年以来中国家庭的户规模一直明显呈下降趋势，至1997年，全国家庭平均户规模已由1985年的4.79人降至3.64人。据表2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小规模家庭户（1—3 人）在家庭户总数中所占的比例基本呈略微增长趋势，中等规模家庭户（4—6人）在家庭总户数中所占的比例则基本呈减少趋势，规模较大的家庭户（7 人以上户）在家庭总户数中所占的比例也呈下降趋势，1996年虽略有回升，但幅度很小，1997年旋即又开始下降。以上情况说明，近年来我国的家庭类型是小规模家庭（1—3人）数量稳中有升， 中等以上规模家庭（4人以上）的数量则基本呈减少趋势。二、初婚年龄增高，结婚费用不断攀升1.初婚年龄。由于有关的法律、政策以及人们的观念都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我国的初婚年龄也随之经常波动。“文革”时期以晚婚为荣，80年代初期至90年代初，中国人的初婚年龄曾一度呈现下降趋势。根据掌握的资料，1982年，全国的平均初婚年龄为22.66岁， 其中城镇为24.93岁，农村为22.07岁；1990年，全国平均初婚年龄降至22.03岁；到1996年，全国平均初婚年龄又上升到24.02岁。也就是说， 近年我国的初婚年龄呈上升趋势。2.结婚费用。近年来，结婚费用的迅速增长已成为令中国年轻人及其父母头痛的事情。90年代前期，一对城市新婚夫妇的平均结婚费用为2万多元，已经是80年代平均水平的4倍，而未婚者预计自己结婚时所要支出的平均费用将超过3万元。预计整个90 年代的青年结婚费用要达到80年代的5.5倍（见表3、表4）。在结婚花费上，区域差别比较明显，沿海地区城市明显高于内地。此次调查还显示出结婚费用的来源，75％的人说本人的结婚费用“完全”或“大部分”是自己挣的，19％的人则称“大部分”或“完全”是父母给的。与50年代相比，90年代结婚费用中个人收入的比例上升了40个百分点。对婚礼方式的接受度测试表明，公众最理想的两种结婚方式是旅行（45.3％）与宴请（30.6％）。三、离婚率持续升高不断上升的离婚率已为许多人所关注，但是离婚率的计算则有几种不同的方法。如果逐年连续看，不管用哪一种计算方法，结果所显示的趋势都是相同的：但如果横断开只看一年的离婚比率，不同的计算方法所得的结果则会有一定的差别。平时最常见的离婚率计算方法有两种，一为人口统计学家常用的“粗离婚率”，即在任何一段特定的期间内，每千人中有多少人离婚；另一种则是大众传媒偏爱使用的“离结率”，即将某年内的离婚数除以结婚数所得的比例。从表5和表6看，尽管两种计算方法各有利弊，但我们均可以从中看出80年代初至90年代末中国离婚率的不断上升。至1997年，我国的粗离婚率已是1982年的2.3倍，离结率已是1982年的2.6倍。一般来说，离结率显示出的变化总是大于粗离婚率显示出的变化。四、再婚人数增多随着人们婚姻观念的不断转变，离婚、丧偶者的再婚行为日益为社会所理解，来自社会、家庭及当事人自身心理的障碍也在逐步缩小，因此我国再婚人数这些年来也在逐步增多。据民政部门统计，1985年全国只有50万人登记再婚， 1990 年增至78.8万，1997年则达92.2万。1985年以来，在全国每年登记结婚人口总数中，再婚人口的比例逐年上升：1985年为3.05％，1990年为4.14％，1997年已升至5.1％。在经济文化较为发达的京、津、沪三大直辖市，1997年再婚人口占登记结婚人口总数的比例分别高达13.67％，9.33 ％和13.95％，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据1996年全国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资料推算，全国有近1800万再婚人口，其中47.66％是50岁以上人口；45.72％是30—49岁人口；29岁以下人口只占6.62％。五、跨国婚姻发展迅速，问题亦很多跨国婚姻这里仅指在中国政府的婚姻登记处注册的跨国婚姻。在闭关锁国的十年“文革”中，中国不仅无一例跨国婚姻，而且连以往那些著名的跨国婚姻也惨遭荼毒。因此可以说，跨国婚姻既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产物，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标志。根据社会学家邓伟志的研究，中国的跨国婚姻有其独有的特点：（1）发展速度快。自80 年代初期以来，中国跨国婚姻的登记数几乎是逐年上升。1982年，中国跨国婚姻登记数为14193对；1990年为23762对，而1997年已达50773对。（2）地域分布广。中国的跨国婚姻涉及到53个国家和地区。前些年以美、加拿大、澳大利亚居多，近年以东亚居多，东亚中又以日本居多。（3 ）华侨多。在跨国婚姻中，华侨、外籍华人一直占很大比重，通常有70％之多。（4）外嫁的多。中国的跨国婚姻90％都是女性外嫁到他国。（5）文化层次不高。总体上，在我国登记的跨国婚姻，文化偏低。与日方联姻的，多数双方文化程度都不高；相比之下，与欧美成婚的文化层次相对高一些，有博士、总经理、总裁等。中国的跨国婚姻中，也存在着不少问题：（1 ）婚姻的基础不是为了爱情。（2）出现一批年龄过于悬殊的“祖孙婚”。（3）出现一批相识时间极短的“闪电式”婚姻。（4）外国男性婚现象严重。（5）跨国婚姻的离婚率高。 近年其离婚增长速度甚至高于结婚增长速度。1990年到1995年其结婚对数增长2.4倍，而其离婚对数则增长2.8 倍。1990年离婚与结婚之比为20％，1995年则为26％。表1 中国家庭平均户规模（人／户） 1995 1996 19974.79 4.35 4.11 4.05 3.99 3.64资料来源：由1998《中国社会统计年鉴》中的基本数字再计算而得。表2 1995—1997年中国的各类家庭户类别 一人户 5.89 5.93 5.97二人户 13.73 13.64 14.48三人户 28.42 28.70 29.81四人户 26.58 26.31 25.87五人户 14.45 14.36 13.73六人户 6.64 6.65 6.21七人以上户 4.28 4.40 3.93资料来源：由1996年、1997年、1998年《中国统计年鉴》上的基本数字再计算而得。表3 不同年代的结婚花费水平结婚年代 当时平均 基本未 最高结婚费用(元) 花钱者比例(%) 支出水平(元)30—40 161.43 36.4 90050—60 361.59 14.9 200070 1282.71 4.5 1000080 5486.51 1.7 5000090 21082.28 0.7 100000资料来源：《南方周末》1997年1月24日。表4 4市未婚者对未来结婚花费的预期总体 北京 上海平均花费(元) 30339.12 32195.24 74112.95计划中的最高数(万元) 30 30 30不拟花钱者比例(%) 4.4 6.2 2.8武汉 广州平均花费(元) 21490.21 33027.08计划中的最高数(万元) 8 20不拟花钱者比例(%) 5.9 2.7资料来源：《南方周末》1997年1月24日。表5 中国人口粗离婚率（人／千人）年份 1997离婚率 0.84 0.87 1.38 1.66 1.74 1.85 1.94资料来源：据1998年《中国民政统计年鉴》中的基本数字再计算而成。表6 中国人口离结率（％）年份 1997离结率 5.12 5.52 8.43 10.69 11.35 12.12 13.18资料来源：同上。表7 同意“不结婚则不能同居”百分数的纵向比较青年(%) 中年(%) 老年(%)1982年 75.0(N=1010 88.4(N=259) 97.9(N=76)1996年 65.0(N=163) 67.8(N=227) 75.0(N=108)资料来源：卢淑华“婚姻观的统计分析与变迁研究”，《社会学研究》1997年第2期。六、婚姻家庭观念多有变化从整体来看，婚姻家庭领域的变化是观念性转变大于结构性转变。近年中国人婚姻家庭观念的变化基本可以概括为几点：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从封闭向开放的转变；从一元向多元的转变。1.择偶观念的变化。中国人在择偶方面不仅摆脱了“文革”中政治标准先行的套路，而且相当淡化政治方面的因素，取而代之的是以对方的“人品”为首要标准。1997年在武汉所作的一份601人的调查显示，调查对象凡初中以上文化程度者，对择偶标准的第一位选择都是“人品”。在20个城市51所高校所作的3195份关于研究生婚恋观的调查中，同样显示了“人品”在研究生择偶标准中的领先地位。中国人择偶观念的另一种变化是择偶中的经济成分加大，物质的中介因素作用增强，人们在不同程度上认识到经济利益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在一些人心目中，荣誉、声望及社会地位有时与金钱和物质利益比较起来已不那么重要，因此一些人在选择配偶时，开始重视实用、实惠和实在。今日的择偶标准，可以说是道德标准、经济标准与文化标准共存，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取舍，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在不少人择偶时，经济标准的重要性已远远超过了文化标准。2.家庭人际关系观念趋向平等。家庭内人际关系的关键是“从属”还是“平等”，近年来中国人的家庭平等观在不断上升，许多调查都证实了这种变化。对家庭经济事务的处理和家政决策权的分配，最能反映夫妻在家庭中的地位和彼此间的相待态度，1998年安徽省对该省620 名青年所作的一项调查表明，七成青年夫妇在重大开支上是共同协商。另外，有目共睹的是代际间的从属关系在不断削弱，而其平等关系则明显增强。婚前财产公证从另一方面说明了家庭人际关系的变化，尽管现在还有很多人不赞成婚前财产公证，但也有相当一部分青年人接受了这种新观念。尤其是夫妻婚前财产悬殊较大时，不少人认为这是一种好的选择。3.性观念呈多元状态，性越轨行为容许度增加。“谈性色变”的历史似乎已被人遗忘，中国人性观念的转变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1995年在北京8个城、近郊区所作的一项2000 人的随机抽样调查发现，89.6％的人对有正当理由的离婚持赞成态度；在对待“婚前同居”、“婚外同居”等问题上，尽管大多数人仍持排斥态度，但也有近1／6的人公然表示“赞成”，且其中多为青年。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在北京所作的另一项500人调查中，2／3 以上的人认为婚外性行为不可接受，但此次调查也显示出人们对两性关系的私事化概念及因之而来的对越轨性行为的宽容的增加（见表7）。七、婚姻问题增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婚姻家庭问题也开始不断增多：未婚同居、未婚先孕，婚外恋、婚外同居、重婚纳妾、家庭暴力等等，近年来都呈不断上升的趋势。仅婚外恋引起的各类血案就连续不断，有时同日的各类报纸上就可发现多个此类案件，尽管这里不乏大众传媒炒作的因素，但事实上此类案例的绝对数字也的确在显著增长。家庭暴力近年来无论在数量上还是严重程度上都有明显增加，仅高楼抛妻案、毁容案就有多起，还有因为经济或其它纠纷引起的弑父弑母、残害兄弟姐妹案。当然，这仅仅是从发现问题的角度来看，我们不能过分夸大它们在正常生活中的比例。有一点不容忽视，即社会中的道德失范现象也蔓延到了家庭。在物欲、情欲横流的现代社会，那些经不住各种诱惑，丧失了起码的理性和良心的人，为了满足自我的罪恶欲望，即使面对的是自己的亲人也不会心慈手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