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河子大学学报格式要求

比玄奘走得更远，新罗僧人远赴天竺取经，最终留在了盛唐澎湃新闻客户端2020-01-07 12:11澎湃新闻旗下帐号关注原创： 地图书 地图书两汉之际，佛教由印度经西域传入中国，此后逐步兴盛，引起了汉地僧侣西行求法的热潮。自三国朱士行以降，历代远赴西域、天竺等国“取经”者不乏其人，而这其中又以法显、玄奘、义净等高僧最为著名。只是很多人都不知道，在我国历史上，其实还有一位来自于朝鲜半岛的求法沙门，其西行路途之遥远、阅历之复杂，已经大大超过了上述诸中原名僧；而他因旅途见闻写成的《往五天竺国传》，又在20世纪初的敦煌上演了一幕千年佚书失而复得的传奇。这个人，就是唐代密宗“开元三大士”之一不空和尚的弟子——新罗旅唐僧人慧超。唐代中外交通图慧超其人其书有唐一代，汉传佛教成为整个东亚世界的宗教主流，新罗僧侣多以入唐求法为时尚。慧超虽因远赴天竺巡礼而知名，但文献中有关其生平的记载却相当稀少，只能依靠零星的史料，大致推断出他的履历：敦煌藏经洞出土“宝胜如来图”图中戴斗笠、背经箧的行者，即是古丝路上取经僧的经典形象最晚在唐玄宗开元年间，慧超（一作“惠超”）由新罗入唐，不久即经海路前往印度，先后朝拜东、中、南、西、北五天竺（在今印度、巴基斯坦一带）的佛教圣迹，又向西到达波斯（萨珊王朝旧地）、大食（阿拉伯帝国），后转回东方，取道中亚返唐，于开元十五年（727）十一月上旬抵达安西都护府的治所龟兹（今新疆库车）。回到长安后，慧超在金刚智、不空等印度密宗大师的门下受业，长年从事译经工作，最终于五台山圆寂。敦煌壁画中艰难跋涉的求法僧人慧超一生最重要的著作，就是记录他由唐至印度往返旅程的《往五天竺国传》。求法僧的行记著作，历来是研究中西交通的宝贵史料，但该书流传不广，大概在五代以后就已亡佚。直至20世纪初，敦煌莫高窟藏经洞重见天日，法国人伯希和在几万件古代经卷中发现了一份首尾俱残、未著题名的楮纸写本。今天的西安荐福寺及小雁塔，慧超曾在这里师从金刚智学习他根据唐代僧人慧琳所编《一切经音义》收录的85个词条引注，对照残卷所记的印度及西域各国的疆域、宗教、物产、民风等内容，确认这正是慧超《往五天竺国传》——散佚千年的典籍失而复现，新罗僧人眼中的西方世界，终于清晰地进入了现代人的视野。今藏法国的敦煌写本慧超《往五天竺国传》残卷（部分）西天佛树古代印度几乎没有文字资料可稽，常被称为只有神话传说的“秘密国度”。慧超这次赴竺求法，因此对当时印度社会以及各地佛教的发展情况，都有着详细的记录。这些可信度较高的文字，正好与玄奘、义净、悟空等人的行记著作前后接续，为考证印度古史提供了第一手素材。慧超由海道登陆，在五天竺一路探访摩诃菩提寺、四大灵塔等佛教圣迹，情绪激动，皆表现在行记中的几首五言汉诗当中。但我们从他的文字中也不难看出，许多昔日繁盛的寺、塔，如今皆已废弃无僧，可见佛教在印度已经呈现出衰落的趋势。此外，慧超在北天竺国那揭罗驮娜寺巡礼之时，还曾听说一位求法汉僧在归国前夕病亡的事迹，因而创作了一首“悼”诗以表哀痛。联想到高僧义净有关西行求法“去者数盈半百，留者仅有几人”的数字，可知当时长途旅居之艰险。始建于公元前三世纪摩诃菩提寺，如今是印度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慧超在五天竺国停留的时间最长，因此对古印度社会情况的记载也远较其他地方详尽。书中特意写到，中天竺及北天竺的人口极众，而贫富差距异常悬殊。寺庙以及达官贵人的居所，皆是砖木结构的“三重作楼”，第一层是仓库，上两层住人，而多数的穷苦百姓却只有一间矮小的茅屋，以蔽风日——高楼大厦与大片密集的贫民窟形成鲜明对比，可知“十亿牲口一亿人”的印度古今皆然。今天印度孟买的高楼大厦和贫民窟同样对比强烈在古代的南亚和东南亚，大象是各国军队的战力中坚，象的数量即代表国家实力。而据慧超记载，当时的中天竺国“王有九百头象，余大首领各有二三百头”，军力最为强劲，因而经常在列国间的战争中获胜，诸战败国“自知象少兵少”，只得求和赔款，避免交战。只是对比《大唐西域记》可知，这一时期的印度诸侯混战，已然各自削弱，中天竺国虽然力冠群雄，但与近百年前戒日王统一时的“象军六万，马军十万”相比，仍是差得太多。印度埃罗拉石窟表现象战的浮雕以及壁画中的大象《往五天竺国传》虽然保存了大量史料，但作者毕竟是一名虔诚的佛教徒。无论是基于宗教感情，还是囿于时代认知，慧超笔下的西天佛国，似乎总是自带一层神圣的美颜滤镜，掺杂了许多言过其实的理想化描述。书中不止一次提到，天竺各国的政令简易，刑律宽松，民间不蓄奴、不贩卖人口，社会各阶层皆不事游猎，甚至连拦路抢劫的盗贼都是只取财物而不伤人性命，显得极有良心。只可惜，现代学者已经利用考古、历史等各方面的资料揭露了这些记载的虚妄不实，而究其原因，无非是慧超这个“精神印度人”美化了自己的“故乡”，塑造出了一个脱离现实的梦中净土。取材于佛经故事《鹿王本生》的龟兹壁画由此可知古印度亦多田猎杀生之事异域风土虔诚的信仰以及旺盛的求知欲，这是历代求法僧共有的精神特质。慧超为寻“真法”而踏上旅程，自然也带上了一双猎奇的眼睛，记录下了许多古代西域特有的奇趣风土。据行记所载，在今塔吉克斯坦帕米尔山区的西部，历史上曾有“九个识匿国”，其地气候极寒，不生五谷，居民散布于雪山之间，时常有组织地劫掠过往商旅。但令人不解的是，该国人即便劫取了丝绢（古丝绸之路正是以丝织品贸易而闻名），也只是堆积在库房当中，任其腐坏，却不会拿来做衣服。地理环境与生产方式的不同，造就了世情民俗的差异，高原山民这种怪异的“消费观”，只会让来自农耕社会的慧超感到荒唐。丝路沿线出土的唐代狩猎纹印花绢阿拉伯帝国（中国史籍称为“大食”）的崛起，是世界中世纪历史上的一件大事。而慧超的《往五天竺国传》，恰是历史上最早记录阿拉伯风俗的汉文文献之一。传文载大食“王及百姓衣服，一种无别”，“喫（吃）食无问贵贱，共同一盆而食”，体现了游牧民族早期的质朴平等之风，只能是“四大哈里发”时期以及白衣大食（倭马亚王朝）建立之初的社会图景。至于行记中所谓大食“国人爱煞（杀）事天，不识仏（佛）法；国法无有跪拜法也”，则体现了汉文化圈对伊斯兰教法的早期认知。又据《旧唐书·大食传》，阿拉伯人这种只拜天神，不跪人王的作风，还曾在两国之间引起过严重的外交争端。米尔·赛义德·阿里绘《宿营地》慧超虽是六根清净的出家人，但他行记里最为吸引眼球的，反而是对西域各族婚俗的描述。书中提及在今阿富汗兴都库什山周边的吐火罗、罽宾等国，“兄弟十人、五人、三人、两人，共娶一妻，不许各娶一妇，恐破家计”。这种兄弟共妻的异常婚俗，在我国解放前的藏区，以及如今印度、尼泊尔等地的山地民族中仍多有遗存。除此之外，慧超还特意书写了波斯、粟特等族“纳母及姉妹为妻”的乱伦婚俗。历史上，信仰拜火教（祆教、琐罗亚斯德教）的族群认为内婚制度可以保持血统的纯洁和高贵，因而极力主张近亲结合。我国境内出土的诸多唐代波斯、粟特移民墓志，也都反复印证了这一点。可见“兄控”“妹控”之风古已有之，小说《冰与火之歌》中坦格利安家族的近亲通婚传统，也并不是完全出于虚构。西安出土的汉文与波斯婆罗钵文合书《苏谅妻马氏墓志》中亚剧变公元八世纪上半叶，正是西域局势最为动荡不定的时期。唐王朝、突厥、大食、吐蕃等几大势力在此激烈角逐，直接改写了亚洲腹地的文明版图。慧超于此时亲历其境，不仅感受到了几大强权在这一地区的政治分野，还见证了沿途各国在民族、宗教、文化等方面发生的剧变。《往五天竺国传》所记印度至西域各地的役属情况简表公元七世纪中期，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迅速向外扩张，仅用不到20年的时间，就吞灭了整个萨珊波斯以及半个拜占庭，为日后横跨亚、非、欧三洲的大帝国奠定了基础。慧超曾经深入大食领地，也在书中追述了这段“开国历史”。他说阿拉伯人本是波斯治下的“放驼户”，尔后反叛自立，杀死了波斯王，进而征服其国。虽只短短几句话，却把新老霸主交替的历史进程写出了恩仇报复的江湖味道，颇具民间叙事的生动异趣。7~9世纪的阿拉伯帝国隋唐史书中的“拂菻”（亦作拂临、拂懔等），就是世界史上常说的拜占庭（东罗马）帝国，其“大拂菻”专指君士坦丁堡一带，而“小拂菻”则是小亚细亚地区。阿拉伯人在兴起之初，就迅速攻占了它在地中海沿岸的大片属地，到了倭马亚王朝时期，更是数次向拜占庭用兵。慧超书中提到大食国王因向小拂临进军，所以并不住在本国，指的很可能就是公元716年苏莱曼组织的第三次大规模围城。然而，君士坦丁堡坐拥山海之险，城防极坚，阿拉伯人虽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却始终未能突破那道让人绝望的高墙。慧超传载“（大拂临）此王兵马强多，不属余国，大食数回讨击不得”，说的正是这一段历史。西方古代画稿，描绘了拜占庭人依托坚城抵御阿拉伯人进攻的场景慧超西行求法的年代，阿拉伯军队仍在向印度中亚扩张。当在他们面前的最大障碍，就是西域的老牌霸主突厥。突厥于六世纪中叶崛起语阿尔泰山，极盛时几乎将葱岭两侧的所有绿洲城邦都收作了藩属。这些属国不仅要称奴纳贡，还必须接受突厥汗庭委派的吐屯（分遣各部以监其政事的官员）以及军队驻节。由于突厥吐屯多为世袭，所以往往用不了多久，土著国王就会被监控国政的突厥贵族所取代。正如《往五天竺国传》所载，建驮罗国（即犍陀罗，在今印度河上游一带）“旧是罽宾王王化，为此突厥王阿耶领一部落兵马，投彼罽宾王。于后突厥兵盛，便煞（杀）彼罽宾王，自为国主”，就是这一套“鸠占鹊巢”把戏的标准操作。中亚撒马尔罕大使厅壁画上的突厥人形象此后百余年里，随着突厥部族日益迁入，各国王统相继变易，突厥人的语言、风俗也开始在中亚大规模的渗透扩散。期间虽然发生了唐灭西突厥这样的大事，但突厥人在当地的影响力并未因此而消失。而当阿拉伯人有事于中亚，他们最先侵夺的，就是这部分原属突厥的势力区域。如慧超传记载，当时的犍陀罗以及帕米尔高原一带的罽宾、谢、览波诸国，仍是“土人是胡，王及兵马即突厥”，而原先受突厥控制的吐火罗、骨咄国以及河中地区的安、曹、史、石、米、康等六姓粟特，已“并属大食所管”，北方草原上的突厥部落则与大食沿跋贺那国的锡尔河一线夹岸对垒，可见竞争之激烈。西安出土唐永贞元年（805）《米继芬墓志》并盖志主是来自中亚米国的粟特移民，而其父“突骑施”则是一个明显突厥化的名字《往五天竺国传》中也有一些涉及唐王朝与吐蕃、大食斗争的情况。例如书中记载了开元十年（722）前后，小勃律国（今巴控克什米尔北部吉尔吉特河谷）请求唐朝驻军以抗吐蕃的史实。而行记所举葱岭以东的疏勒（今新疆喀什）、龟兹、于阗（今新疆和田西南）、焉耆（今新疆焉耆）等地，皆属唐王朝为控制西域而设的“安西四镇”。慧超说当地“人依汉法，裹头着裙”，可知中原衣冠西渐，安西各族已汉化颇深。只可惜，在慧超归唐二十多年以后，即发生了史上著名的“怛罗斯之战”，安西节度使高仙芝战败，唐军在葱岭以西的优势尽失。其后又数年，中原爆发“安史之乱”，边军奉令内调，安西四镇虽然坚守良久，但终不免陷于吐蕃，唐人自此无力向西。敦煌藏经洞出土祆教二神图像画稿作为一名求法僧，慧超对所经之处的宗教状况最为敏感。根据他的行记，我们大致可以画出西域各国在当时的宗教分布：兴起于阿拉伯半岛的伊斯兰教正在迅猛东扩，而大食统治下的波斯和粟特人暂时还在礼拜圣火；进入中亚的突厥人改信了当地流行的佛教，而已经完成中国化的汉传佛教则正在反向输出。至于如今全民笃信三宝、庙宇遍布的雪域藏区，在那个年代还是“国王百姓等惣（总）不识佛法，无有寺舍”。苯教典籍散页，苯教是吐蕃在佛教传入之前的原有宗教总体来说，在《往五天竺国传》残页所记的中亚，唐与吐蕃的存在感不如突厥和大食。一方面，经过长时间的融合，中亚原有的东伊朗语族进一步接受了突厥人的语言和风俗，变成了操突厥语的“突厥人”；而另一方面，阿拉伯帝国以及后续诸王朝的统治，又让当地居民逐步皈依了伊斯兰教，从而彻底改变了原有的民族文化、意识形态以及生活方式。这两方面的趋势汇聚在一起，构成了持续几个世纪的“突厥化”和“伊斯兰化”浪潮，直接影响到了亚洲此后千余年的历史走势。11世纪《突厥大语词典》中的《圆形地图》参考文献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兰州：兰州教育出版社，1989年；王仲荦：《敦煌石室地志残卷考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董志翘：《评介两部研究〈往五天竺国传〉的新著》，见《学术集林卷》卷9，上海：上海远东出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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