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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小淼淼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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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的论文3000字篇三 浅谈大学生法制教育的困境分析及对策 大学生法制教育是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提升大学生法律素养、培养大学生法律意识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大学时期正是积累知识、人生观价值观养成的重要时期,这个时期所形成的思维意识对以后进入社会起到关键性作用。党十八届四中全会把民主法治建设和培养法治人才作为重要议题,大学生的法制教育就显得尤为重要。但是,面对当前高等院校的法制教育局面,高校大学生的违法犯罪案件在各地时有发生,如何改变大学生法制教育的困境,让法制教育能够深入人心,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大学生法制教育的困境分析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信息传播更加快捷和广泛。大学生犯罪现象的时有出现,让本来就备受关注的大学生族群更加受到社会的重视,大学生法制教育已成为人们的热议话题,这让我们不得不直面法制教育窘迫的局面。 (一)课程边缘化 大学生的法制教育主要能够过“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课程来完成,2005年中宣部、教育部开始实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05”方案,将“法律基础”与思想道德修养编在一本教材中,并编制了全国统一的教材,所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从两门课程变成一门课程,成为全国普通高校所有在读学生的必修课。但在一些高等院校出现了“法律基础”部分课时量较少,授课内容也相对较少,法制教育在大学生中不能很好展开的现象。在学校和学生的“默契”下,该门课程竟然被逐渐边缘化了。 (二)教师非专业化 目前,在全国高等院校从事法律基础教育的教师有很多都不是法学专业科班出身,这与高校需要高学历人才和法律专业人才短缺不无关系,从事法律专业学习的学生,就业方面多会考虑法院、检察院或从事律师职业,不会把成为传播法律基础教育的老师作为自己职业的第一选择,特别是近些年进入高等院校当教师的门槛越来越高,需要硕士研究生甚至是博士学历,使得各个高等学府这类专业教师更加缺乏,再加上教改后,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成为一本课,大部分高等院校都是由思想道德修养的老师兼职讲授法律基础,这些教师又都是半路出家,对于法学基础理论和法律思维本身就了解得不够深入,很难通过后期的短期培训或自学达到专业法律人才的水平,因此在讲课时就会有所保留,对于自己不懂不通的法律问题就尽量少讲或者根本不去触及,法律基础课就真的变成枯燥无味、晦涩难懂的法律概念和法条堆砌了,既不能达到对大学生法制教育的目的,更缺乏实际价值,因此,一门实用性很强的课程便因此流于形式。 (三)内容与形式的单一 无论是教改前的“法律基础”,还是教改后的“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我们都有多年的教学经验和教学探索。但不得不承认,目前我们的大学生法制教育课程依然内容空泛、形式单一。首先从内容上说,无论教改前后的教材都是基础法学概念和各部门法的堆砌。包罗万象就会丧失重点,再加上有些法学概念晦涩难懂,而且部门法的法律条文中的法律语言又和普通的语言有很大差别,常常会造成学生理解上的偏差。目前,大学法制教育注重 法律知识 的传授而忽略法律原理的讲解和法律意识的培养。使得法制教育教学形式只侧重于基本理论的解释和法条的组条注解,这对于现在已经是“90”后的学生群体,无异于“鸭子听雷”般烦闷。 而且教师有时候在案例的选取上也难免会面对选择案例不当的问题,加上课时的限制,很难开展法律实践课,不要说走上街头融入社会了,就连像模拟法庭这样的模拟实践课很多高校的非法学专业学生都很难开展,这无异于让法律实践更加难上加难。不能充分的让学生融入到教学之中,对于法律这样一门操作性很强的课程,学生就会出现“上课做笔记,考试背笔记,考完全忘记”恶性循环。因此,改变大学法制教育内容与形式的单一的现状,是我们完成法制教育、改变现在高校法制教育困境的前提。 二、大学生法制教育困境的解决对策和建议 面对当今大学生法制教育的困境,特别是在大学生法律素质的培养日益成为高等院校乃至全社会的 热点 话题的情况下,如何改变当前大学生法制教育的现状就变得尤为重要。 (一)以公民意识培养和法律信仰培育为切入点 1995年,国家教委与司法部就联合下发《关于加强学校法制教育的意见》中提出:“高等学校的学生要懂得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基本观点,了解我国宪法和基本法律的主要精神和内容,充分认识加强民主法制建设的重要性、必要性、艰巨性和长期性,增强法制观念和社会责任感,正确行使公民权利,严格履行公民义务,以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专门人才。”同时,要求高等学校法制教育要以培养大学生社会主义法律意识为核心,通过讲解和介绍法治理念和宪法理念,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权利义务观念,树立国家主人翁意识。 还结合不同专业,有选择地向学生介绍一些部门法,帮助学生了解其立法目的、原则和基本精神,培养学生知法、守法、护法、用法的自觉意识。党的十七大报告中首先提出了公民意识的概念,明确提出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而且在党的十七大、十八大报告中均强调:“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增强全社会学法尊法守法用法意识。”《关于加强学校法制教育的意见》明确了高等院校法制教育的目标和要求,而十七大、十八大报告更是在全社会范围内强调公民意识和法律信仰,这些文件为大学法制教育提供了政策支持和社会舆论、社会氛围的支持,并对我们改进法制教育的不足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动力。 大学生法制教育要先培养大学生的公民意识。公民是指享有该国国籍并享有法律上的权利并履行法律义务的社会成员;公民意识是公民对自己公民身份、公民权利义务的认同。过分关爱下的孩子会养成享受权利成为习惯,不履行义务认为是理所当然,因此,要通过公民教育培养他们的公民意识。 根据当前大学生的实际情况,大学公民教育的主要内容应包含:一是以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为内容,以爱祖国、爱人民、爱社会主义、爱劳动、爱科学为基本要求,培养与现代化建设相适应的公民道德规范;二是培养权利和义务相统一的观念,帮助每个公民明确自己的权利与义务,规范自己的思想与行为;三是培养公民对国家制度、法律制度的理性认同;四是培养民主平等的现代精神[1]。 对大学生公民教育的培养也会带动大学生法律信仰的加强,因为法律就是以权利义务为主要内容的,想要明确作为公民的权利义务就不得不依靠法律给出清晰的答案,就会意识到法律的重要性从而树立法律至上的法律信仰,带动起大学生学习法律的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有了兴趣就会有学习法律基础知识的动力。因此,要想改变大学法制教育的现状,应以大学生公民意识和法律信仰作为切入点最为适合。 (二)以增强教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提高教师队伍素质为着力点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是大学生法制教育成功的有力保障。面对我国高校普遍存在的思想道德修养的老师兼讲法律基础的现状和法律学科专业性和独立性较强的特点,应该在高等院校加强人才引进机制,积极吸收法律方面的专业人才,同时可以考虑外聘一些公检法等法律部门有着丰富法律实践经验的人来承担法律基础课程的教学。学校方面应改变对大学法制教育的偏见,不论从老师的选择和课时的分配都应该充分重视起来,不要让法制教育变得可有可无、谁教都行。其次是改变部分高校教师的观念。综合类大学的法学教师们积极担任本校的法律基础课程的老师,理工类学校也可以申请聘请综合类大学的法律教师来担当客座教师,完成本校的法制教育课程。同时,让大学之间,特别是同城的大学之间应互通有无,资源共享。 (三)以发挥课堂教学和实践教学的功能为立足点 大学法制教育是使大学生知法、尊法、守法、用法最终形成法律至上的法律信仰教育。基本法律知识的学习要充分发挥课堂教学的主 渠道 。但是,面对高等院校法制教育的硬件和软件环境都严重缺失的情况,教师首先更应加注重法制教育内容的丰富性和层次性,选取至关重要的法律观念,将“公平、正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诚实信用等等”寓于法学理论之中重点讲解。同时,注重案例教学,将法条讲解与现实中的案例有机结合,通过生动形象的典型实例丰富法律教学的内容。 其次是应在教学方式 方法 上下工夫,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除了传统的提问方式外,还可以采取 辩论 、讨论、模拟法庭等方式丰富课堂形式,在课堂上组织学生对某一法律事件发表自己的看法,同时与反对的观点进行辩论,甚至可以针对某一专题让学生走上讲台讲解分析给其他学生听。在注意知识准确性的前提下,鼓励学生参与进来,充分发挥学生的积极性。 在重视课堂教学的同时也要加强实践教学的功能。对于实践教学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校园实践教学。例如,可以开展法律知识竞赛,针对当前法律热点问题的 辩论赛 ,模拟法庭,针对学校内违纪违法现象的情景剧等等,还可以依托学生会或组织法律实践社团来招募一些对法律感兴趣的学生来完成这些活动,也让他们在其他学生中起到带头的作用。还可以利用校园广播、报纸、宣传栏和校园网络广泛法律宣传,同时可以请知名法律人士来学校讲座,积极开展社会课堂活动;还可以组织学生去法院旁听,还可利用假期去律师事务所实习,让学生和法律实践深入接触,提高他们的法律素养。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课堂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能够更好的完善大学生法制教育,达到社会对大学生法律素质的要求。 (四)以法制教育与 安全教育 、心理教育、道德教育相结合为创新点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培养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当代大学生的教育和培养,特别是在预防大学生犯罪的问题上是一个复杂综合的课题,大学生法制教育固然重要,但是也要结合安全教育、心理教育、德育教育相结合才能更好发挥作用,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效应。 1.要加强大学生法制教育与德育教育相结合 西方思想家康德基于人的两重性提出两种道德法则,即伦理法则(道德法则)和法律法则。在康德看来这两种法则以内外两种方式统一于人体。康德的观点形象的说明了法与道德的关系。所谓道德,指关于人们思想和行为的善恶、美丑、正义与非正义、公正与偏私等观念、规范、原则和标准的总和。在人类学早期,法与道德浑然一体,逐渐分离。“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道德是法治的价值基础,道德起作用的领域是极其广泛和深入的,法治需要道德的必要补充。道德几乎涉及到人们的社会生活、社会活动的一切方面既包括行为,又包括人们的思想、品德和动机[2]。 而且法律和道德在调衡社会分工上也有普遍的联系。因此,进行法制教育一定要和德育教育将结合,二者相辅相成,定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2.要加强大学生的心理教育 很多大学生犯罪的案例都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就是犯罪的大学生不仅缺乏法律观念,更是因为心理承受能力较差,经不起一点挫折和压力。大学生的心理在迅速走向成熟但还没有完全成熟。他们感情丰富,自控能力差,容易冲动,特别是在特定的情境中,往往缺乏冷静思考的能力;他们渴望走向社会,却缺乏社会阅历和人生经验,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往往缺乏足够的辨别能力[3]。因此,加强大学生心理教育非常重要,使大学生形成健康成熟的心理面对以后步入社会所承受的压力和情况,配合法制教育共同完成大学生人生观价值观的培养和成型。 3.要加强大学生的安全教育 安全教育在大学生的教育中至关重要,有时甚至关乎生命和身体健康。因此,在加强法制教育的同时也注重安全教育。安全问题无小事,特别对于大学生来说他们学习生活在校园内,相对集中,更加要注意安全问题,特别是防火、防盗、防突发事件等等,把这些安全隐患扼杀在萌芽中,防患于未然。让学生学习安全救护、紧急避险方法,掌握自救、自护和逃生技能,加强安全教育,让大学生们警钟长鸣。 结语 法制教育、道德教育、心理教育、安全教育虽各有侧重不尽相同,但是他们在各个方面调整着大学生的心理和行为,注重法制教育、道德教育、心理教育、安全教育的有机结合,不但能够取长补短而且能够全方位立体化的提高大学生的自身素质。特别是道德教育、心理教育、安全教育,会让大学生更好地接受大学法制教育,使高校法制教育攀上一个崭新的平台。从而不仅在减少大学生犯罪方面起到重要作用,还有利于全民法治理念的树立,为提高全社会的法治水平贡献应有的力量。 当今依法治国已成为我国党和政府的执政理念之一,正如伯尔曼的治理 名言 “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就形同虚设”。因此,面对当前形势加强大学生法制教育就成为全社会关注的问题,在当下提倡树立法律意识、提高法律素养的大背景下也给高等院校提高法制教育提供了机遇和良好的环境,我们所要做到就是抓住机遇,与时俱进,完善高等院校法制教育机制,形成良好的师生交流平台,共同努力开创高等院校法制教育的新局面。 教育学的论文3000字篇四 浅谈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现状及建议 面对国际国内政治、经济、文化形势的深刻变化,我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在教育理念、内容、方式等多方面遭遇冲击,给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重重障碍,也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提出更高要求。 一、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 1.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利于大学生健康发展。 大学生身处高等教育阶段,具有较强的自主学习能力和思维能力,但是由于思想不够成熟,对事物认识不全面,容易受外界环境的影响,缺乏主见。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能够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提高思想认识、政治觉悟和道德水平,帮助其健全人格的形成。 2.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利于校园文化建设。 大学生是大学校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思想政治素质决定了校园的整体文化氛围。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通过道德规范教育帮助大学生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和行为习惯,实现知行统一,扬长补短,有效抵制不良思潮的侵袭,推动校园文化健康、有序发展。 3.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建设。 在多元文化的冲击下,大学生容易受他国文化的诱惑及错误言论的误导,导致理想信念动摇,思想观念偏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能够帮助大学生培养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巩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育主导地位,坚定理想信念,推动社会主义建设正确价值导向的形成和伟大中国梦的实现。 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现状分析 1.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和教学模式固化。 当前我国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课程以理论教学为主,内容过于陈旧和理想化,某些具有时代感的道德观念,如效益、平等、公正、竞争不能适时得到认可和宣扬,与学生实际生活脱节,容易产生倦怠感。此外,德育目标太高,违背了“最高的价值是最普遍的价值”的逻辑形式,从小学到大学,德育内容没有形成一个层递性的序列,常常出现重复、混乱甚至颠倒的现象,如对小学生进行共产主义教育,对大学生进行基础行为规范教育,从而违背了德育的基本规律,也违背了学生心理的发展规律,削弱了学生对德育内容的接受度。再加上教学模式固化,不灵活,没有针对学生的现实需求和社会需求进行实践教学、心理疏导和指导,从而导致思想政治教育长期处于被动接受或强制接受的尴尬局面。 2.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建设不完善。 总体看来,高校更加重视智育建设,不管是在职称评定、薪资待遇、还是职位晋升等方面,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岗位都不具有吸引力和优势。导致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出现较大的思想波动和人员流动,队伍整体素质偏低,严重影响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效果。 3.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受多元文化冲击严重。大学生的政治理论和思想体系还不成熟,容易受多元文化带来的错误思想的蛊惑,从而产生理想信念缺失、道德意识淡薄、价值观念偏激等不良现象。多元文化为我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供更广阔的发展视野和更丰富的教育资源的同时,也让大学生的 思维方式 更加多样,加大了教育管理难度。 三、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建议 1.更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理念和内容。 一方面,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教育教学理念,结合学生自身发展需求,在保证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性、权威性和有效性的前提下,注重学生个性发展,发挥其学习主动性;另一方面,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亟待更新和完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需要注入新的能量,要不断加强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强化马克思主义坚定信念,注重民族精神教育和时代精神教育的结合,增强民族自信心。 2.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法。 教育者应该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增加学习参与度,加强与学生之间的互动交流。要合理利用网络媒体平台进行宣传教育及沟通互动,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时效性;要借助社会实践、党团活动等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学习主动性,增强其对我党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解,以及对现实生活的正确解读。 3.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建设。 首先要落实思想政治教育队伍的职称评定、职位晋升、待遇等问题,增强教育队伍的职业认同感和归属感,增加思想政治教育岗位的吸引力。其次要加强思政教育队伍的专业素养和专业能力培训,全面提高教育者的综合素质,保证思想政治教育质量。 总之,面对新形势,我们需要进一步探索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途径、新办法,努力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增强实效性,保持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导地位和权威性。 猜你喜欢: 1. 教育学相关论文 2. 教育类论文 3. 有关大学教育学论文范文 4. 教育学论文2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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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ttyjiang

关于教育学论文800字

当今社会,教育究竟是什么以及该如何定义,这一问题已引起人们广泛思考,下面是我为大家收集整理的关于教育学论文800字,欢迎阅读。

《试谈汉代家庭教育特点及启发》

[摘要] 千百年来,家庭教育问题一直是一个热点话题。在不同的时代,家庭教育的内容和侧重点各不相同。就汉代家庭教育而言,侧重强调家长的责任和义务,家庭成员均注重自己的品德修养,以及相互间的积极影响,与后世“棍棒之下出孝子”的家庭教育理念存在很大的不同,这也反映出汉代家庭教育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关键词] 汉代;家庭教育;品德修养

自古以来,家庭是社会构成的最基本单位,它既是个人生存的重要依托,也是社会构成中的重要元素。所以,无数健康和谐的家庭就会构成和谐的社会,而良好的家庭教育则是和谐家庭的重要保证。因此,千百年来,人们对家庭教育的重视是一贯的。但是,过去许多人认为,家庭教育是指家长对儿女的教育,其实这种观点是不准确的。虽然不同时代的家庭教育存在不同的特点和侧重,但家庭教育的共性则是,不仅父母教育子女,夫妻之间还存在期待和劝勉,兄弟姐妹之间存在表率和示范,晚辈对长辈的规谏和交流等均属于家庭教育的内容。[1]也就是说,家庭教育不仅包括家长对孩子学业、技能等方面的教育,更包括道德层面的修养教育,以及相互间的影响等。在以两汉时期为代表的中国封建社会的早期,家庭教育的内容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通过对这一时期家庭教育的特点进行一番梳理和讨论我们可以发现,两汉时期的家庭教育内容对今天的家庭教育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扑责不是家长对孩子进行教育的特权

所谓扑责,是指杖责或鞭笞。千百年来,“棍棒之下出孝子”是众多家长教育孩子时最直接有效的理念和方式,甚至被奉为家庭教育中的真理。正如《史记律书》所云:“故教笞不可废于家,刑罚不可捐于国。”其实,整个两汉时代,家长对儿女进行教育时很少采取杖责或鞭笞的方式。据我们统计,整个前四史中,“杖”字仅仅出现308次,与之搭配成的名词或术语只有“授几杖”“衰杖”“法杖”或“鼓杖”等,而且这些词汇或术语大多不属于家长教育范畴,其中家长用杖责方式对儿女进行教育的方式仅有3例。一是《汉书陈万年子咸列传》载,陈万年因儿子陈咸不听话而举杖责打,“万年大怒,欲杖之”。二是《后汉书刘平传》所载,薛包的后母厌恶自己,责其分家独自生活,薛包不愿意。“包日夜号泣,不能去,至被欧杖”。三是《汉书崔烈传》所载,崔烈花钱买官后,因儿子抨击其行为属铜臭之举故而恼之,而“举杖击之”。上述仅有的三例属于家庭教育中的特殊情况,并不是家长对儿女的常态教育行为。不仅如此,有时候儿女犯了错,家长恼怒自己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反而要杖责自己。据《后汉书淳于恭传》载,“后崇卒,恭养孤幼,教诲学问,有不如法,辄反用杖自棰,以感悟之,儿惭而改过。”该句话的意思是:叔父淳于恭在教育不听话的侄子时,不但没有杖责侄子,反而要杖责自己的失职,结果使侄子大为感动,使其羞愧而自觉改过自新。从总体上来说,两汉时期,家长以杖责方式教育儿女的方式比较少见。相反,我们发现,杖责行为出现比较频繁的记载多见于皇帝、官员对臣子或下属的责打。从心理惯性的角度来说,这些情况体现了皇权的优越性,而家长很少扑责儿女则体现了家长爱护儿女的天性。同时说明,在家庭教育中也基本上不存在后世所谓的“家庭暴力”。

二、家庭成员注重品德教育和相互影响

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家风”或“门风”是家庭成员在长时间的共同生活中逐渐形成的一种较为稳定的生活模式。在日常生活中形成良好的“家风”或“门风”是所有家长的共同心愿。但良好“家风”和“门风”的形成取决于所有家庭成员的道德品质和道德修养,而且要通过所有成员之间的相互影响,在潜移默化之中形成所谓的好家风或好门风。两汉时期的个体家庭教育已经开始注意家庭成员的道德修养,强调相互影响的重要性。首先,家长自觉注意道德修养,并影响儿女。在汉代个体家庭教育中,父母并不是单纯对子女进行说教,而是注重自身修养对儿女起到的表率作用。正所谓,“是以父不慈则子不孝,兄不友则弟不恭,夫不义则妇不顺矣。父慈而子逆,兄友而弟傲,夫义而妇凌,则天之凶民,乃刑戮之所摄,非训导之所移也。”[2]具体来说,两汉时期,家长的品德在家庭教育中的作用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要求儿女“近有德”、尚节俭,注意心灵美的陶冶。据《史记高祖本纪》载,高祖刘邦临终写《手敕太子》,反省自己年青时认为读书无益的错误,告诫太子刘盈要勤奋学习,对开国元勋“萧、曹、张、陈诸公侯”要以礼相待。据《后汉书郑玄传》载,东汉郑玄以书信的方式教诫儿子郑益恩时,要求他“勖求君子之道,研钻勿替,敬慎威仪,以近有德……”蔡邕作《女诫》篇教育女儿:“……夫面之不饰,愚者谓之丑;心之不修,贤者谓之恶。愚者谓之丑,犹可;贤者谓之恶,将何容焉?”蔡邕要求她不仅要注意日常的梳理打扮,更不可忽视心灵道德的修饰。第二,父母坚持道德准则,为儿女作表率。据《后汉书张湛传》载,张湛“矜严好礼,动止有则”。张湛严于律己,不但做好妻子儿女的表率,即使对待乡党,也是“详言正色”。被周边地区的士大夫奉为楷模,“三辅以为仪表”。《汉书王陵传》亦载,王陵与刘邦有故交,秦末分别起兵,后王陵归顺刘邦,项羽为了逼迫王陵投降于己,于是把王陵的母亲抓住作为人质,“欲以招陵”,但王陵的母亲悄悄对汉使说:“愿为老妾语陵,善事汉王。汉王长者,勿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上述事例中的父母均身体力行,以“好礼”“忠”“义”等良好的道德准则,在精神上给予儿女们极大的教育和表率。其次,儿女以良好的品德影响父母。与父母重视儿女品德教育相映成辉的是,儿女也可以用自己良好的品行来感化或影响父母。

据《后汉书乐羊子妻》载,有一天,别人家的鸡跑到乐羊子家,婆婆据为己有,并“盗杀而食之”,乐羊子妻载饭桌上“对鸡不餐而泣”,且曰“自伤居贫,使食有它肉”。意思就是说,都怨自己不能干,让家里这么穷,否则,就不会让餐桌上出现别人家的鸡了。婆婆听后甚为惭愧,“竟弃之”。《三国志吴书全琮传》亦载,父亲全柔“尝使琮賫米数千斛到吴,有所交易。”儿子全琮竟然“皆散用,空船而还”。父亲大怒,全琮解释说:“愚以所市非急,而士大夫方有倒悬之患,故便赈赡。不及启报。”意思是说,我们要买的东西并不是很着急,而如今连士大夫们都没米吃了,救人性命乃头等大事,所以,我就把米救济给缺米的人了。最终全柔对儿子的行为不但没有生气,反而认为全琮很有出息。上引事例中的乐羊子妻和全琮,分别以高尚的品行和急人所难的大义之举,分别影响了自己的婆婆和父亲。这种事例无论是在汉代,还是在今天的家庭教育中,其意义尤为突出。第三,晚辈对长辈可以规谏。两汉时期,晚辈对长辈的规谏也应该属于家庭教育的范畴。而且这种规谏文献中是经常见到的。据《后汉书杨厚传》载,“厚母初与前妻子博不相安,厚年九岁,思令和亲,乃托言疾不言不食。母知其旨,惧然改意,恩养加笃。博后至光禄大夫。”杨厚对母亲不能善待异母兄长杨博的行为不以为然,用绝食的方式进行抗议,终使母亲幡然改悟。同时代的典籍中也对晚辈的规谏持赞同,甚至鼓励的态度。《孝经》云:“士有诤友,则身不离于令名;父有诤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所以,有人认为,谏诤是善意的,作为臣属、子女,能够在君主、父母有不义行为时,不是听之任之,而能够以谏诤的形式加以劝阻,使他们往好的父母发展,这就维护了个人、家庭的利益。而且,谏诤对愚忠、愚孝有一定的抵制作用,具有一定的民主性[3]。所以,谏诤不仅在国家治理中,而且在家庭事务和家庭教育中具有积极的意义。从总体上来说,两汉时期,品德修养是家庭教育中的重要内容,如果父母能够严于律己,就可以为儿女做好表率,就可以树立良好的家风和门风,反过来,儿女们具有良好的品德也可以给父母带来积极的影响。上升到国家、社会的高度,德政和德教是汉代士人的理想追求,也是他们对统治者斗争的武器[4]。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汉代的家庭教育对推动社会的发展产生过较大影响。

三、家长重视子女的学业教育,家学盛行

两汉时期,修习经学的风气较为流行,尤其在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理念被统治者认可之后,很多儒生通过修习经学得到察举、征辟,一跃成为公卿,从而提高了家庭声誉和门庭地位。正如《汉书儒林传》所载,“自公孙弘以治《春秋》为丞相并封侯,天下学士糜然乡风矣”。在这种情况下,“教育兴家”的理念迅速流行起来。而且,专门从事教授的人也迅速增多,其中有一部分教授之人侧重于对子女或族人的传道授业。我们这里所说的授业角色,主要是指家庭(或家族)内部成员。在封建时代,父辈是家庭或家族之长,他们担任着家庭教育的主要角色[5]。汉代典籍中,有关家传学业的记载比较多。如《汉书刘向子刘歆传》载,“刘向三子皆好学:长子伋,以《易》教授,官至郡守;中子赐,九卿丞;少子刘歆,为侍中太中大夫,迁骑都尉、奉车光禄大夫,贵幸。复领五经,卒父前业”。《汉书王吉子骏传》载,王吉与儿子王骏,“吉兼通五经,能为驺氏《春秋》,以《诗》《论语》教授,好梁丘贺说《易》,令子骏受焉。骏以孝廉为郎。左曹陈咸荐骏贤父子,经明行修,宜显以厉俗。”《后汉书耿弇传》载,耿弇父耿况“学《老子》于安丘先生”“弇少好学,习父业。”从上引事例和文献所载我们发现,两汉时代,很多家庭中的授业学习大多是儿女受长辈的.影响而自觉学习,并不是因家长的强迫而学习。同时,到东汉时期,很多家庭的儿女自觉继承并发扬了父辈的学业,也就是所谓的子传父业。据统计,《后汉书》中有关子传父业且影响较大的记录就达近二十条。正如吕思勉先生所云:“谓汉世百家之学皆衰非。”[6]这应该是对汉代家学教育发展情况最中肯的评价。汉代教育执行的是“通经致用”的原则,昭帝、宣帝时期,治经儒生更多地以经术参与到政治活动和政权建设之中,经学在施政过程中的作用大大增强。家长鼓励子女研习经典与汉代的选官制度存在很大关系。客观来说,家长鼓励子女通过自己的努力学习走上仕途,进而达到光宗耀祖的目的,在任何时代均具有积极的意义。所以,在汉代家庭教育中,单纯就学业教育而言,家长对对子女的规划和管理是得当的,对后世的家庭教育也产生巨大影响。

四、汉代家庭教育的特点对当前家庭教育的启示

汉代家庭教育所呈现出来的特点是那个时代社会现实的产物。这一产物虽然产生在两千多年以前,但其本身所具有的积极因素,对促进当时社会的发展和家庭的稳定起到重要作用,即使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这些积极因素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对现代家庭教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启示。

首先,就父母在家庭教育中的权力而言。千百年来,人们一直认为,父母(尤其是父亲)是家庭的主宰,其权力是至高无上的,儿女必须无条件执行父母的决定,否则就是家法伺候,“棍棒之下出孝子”就是最好的诠释,这种观点直到今天仍或多或少地存在。其实,汉代家庭教育中,强调更多的是父母的义务和责任,而权力是次要的。也就是说,对儿女的品德修养、学业,乃至择业、择偶等方面,父母均有权参与,但都不是强行做主。相对而言,在各方面高度发展的今天,很多家庭中父母的“霸权”仍然顽固存在着,他们肆意干涉着孩子的方方面面,从小学择校,到读大学专业的选取,甚至在配偶的选择等,时时处处闪现着父母的干涉和权力,从而引起儿女的逆反和反抗。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现代家庭教育与管理中,有些父母的思想和认识远远落后于汉代的家长,这也是现代家庭教育中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第二,在儿女的教育与择业方面。两千多年以来,“学而优则仕”的观念一直深入人心。随着汉代“经学”兴盛,尤其在设立“五经博士”之后,家庭生活中,父母非常希望儿女“通经致仕”,但父母更多地是为儿女创造一个比较宽松的教育环境。他们虽然很希望自己的儿女通过修习“经学”而走上仕途,但一般不会强迫。也就是说,年轻人是否通过修习经学而走上仕途,往往取决于自己的爱好或志愿,而不是父母的决策,更不是迫于父母的高压。即使在一些经学大师的家庭教育中,父母也是对儿女进行引导,而不是强迫。汉代个体家庭中,父亲是儒生或官员,而儿女从事其他职业的情况是常见的。这种家庭教育中的“民主”不但保证了家庭的稳定与和谐,也可以让年轻人更容易发挥自己的特长和爱好。所以,这种情况对现代家庭教育的启示应该更具有实际意义。

第三,在儿女的品德修养与熏陶方面。汉代家庭教育中,在品德修养方面最明显的特点是父母的表率作用与相互影响。汉代父母并不是单纯对儿女进行说教,而是更强调家长自身品德修养的表率作用。也就是说,家长一方面要求儿女“近有德”、尚节俭,注意心灵美的陶冶,同时,父母的言行非常注重坚持道德准则,为儿女树立好榜样。与父母重视对儿女进行品德修养教育相映成辉的是,儿女也可以用自己良好的品德或行为来感化或影响父母的不当之处。有时,儿女还可以用劝谏或交流的方式来影响父母。上述这种情况则是现代家庭教育理念中“言教不如身教”的最好证据。现代家庭教育中,对孩子的品德修养教育方面,很多家长停留在“言教”层面,而且不少父母没有起到表率作用,其教育效果可想而知。虽然我们不能强调每个家长都要去读一下汉代典籍,但其中的一些典型事例,其借鉴价值是很高的。从总体上来说,汉代家庭教育所呈现出的特点虽然有时代的因素,但其普遍意义是不容忽视的。

两汉时期,统治者以“孝”治天下的理念对中下层个体家庭产生了重要影响。反映在家庭教育事务中,家长虽然具有较高的权威,但在对儿女进行教育时,十分强调家长的表率和示范作用。同时,所有家庭成员注重加强品德修养,并相互产生积极影响是当时家庭教育方式的主流。过去,有学者认为,“家长握有儿女的教育权、择业权。家长不但有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和主观意向教育子女的权力,还有权为子女选择教师,为子女择业定向,而不考虑子女个人的需要和意愿。”[7]这种观点应该是针对后世的家庭教育而言的,套用到汉代是不恰当的。因为,两汉时期,在家庭事务中,家长的绝对权威尚未完全确立,更多强调的是家长的责任和义务,加之特定的历史环境,在当时的家庭教育中还存在不少“民主”的成分。这些“民主”的成分,对现代家庭教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1]范喜茹.两汉家庭教育研究[D].保定:河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5-13.

[2]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卷第一.治家[M].北京:中华书局,2010:40.

[3]梅良勇,张方玉.《孝经》的家庭伦理思想研究[J].学海,2000(5):116-120.

[4]王洲明.汉代散文风格与汉代经学的关系[J].泰安师专学报,1999(5):28-29.

[5]曹建平.魏晋南北朝家庭教育钩稽[J].湘潭师范学院学报,1998(2):104-106.

[6]吕思勉.秦汉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686.

[7]王玉波.中国古代的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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