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丝文化论文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并不是，不能以偏概全。明星的走红，是因为他的作品得到大众粉丝的认可，喜爱。然而，喜爱的人里也会存在偏激执拗三观不正的人，这样的人通常称为脑残粉，私生饭，他们的行为本身已经偏离了正常喜欢崇拜明星的偶像的范畴，更不能等同于真正的粉丝后援行为，所以不能用小部分人去定义全部人。

粉丝文化研究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末，随后迅速成为媒介文化研究的新热点。三十年来，粉丝文化研究经历了三次浪潮，并且呈现出两种研究偏向：将粉丝视为非理性的病态人群，或是赞扬粉丝通过主动性和创造力抵抗主流意识形态。进入21世纪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普及和大众媒介文化的高度发达为粉丝文化带来了不小的变化，粉丝群体规模空前扩大的同时，其活动也更为频繁，更具有组织性和目的性。针对这些新发展，学者将粉丝视为网络社区成员、狂热消费者或免费劳工，从不同路径更为深入地探究粉丝文化。20世纪90年代，以香港“四大天王”为代表的港台歌星红透大江南北，也随即在中国内地掀起了一股追星狂潮，“追星族”这个以学生为主的群体开始走入了人们的视线。2005年，湖南卫视《超级女声》火爆荧屏，缔造了中国电视史上的许多奇迹，“粉丝”这一词汇逐渐开始为人所知。其后，伴随着媒体产业的发达以及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普及，粉丝群体更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与高调姿态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商家看中粉丝的消费能力，制作者看重粉丝的意义，学者则关注粉丝的产生及他们的活动这一传播现象。粉丝是fans的音译，是一种比较通俗的称谓，有学者更倾向于将fans意译为迷。在西方，关于粉丝和粉丝文化的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末已经兴起，并且迅速成为媒介文化研究的热点。其中，1992年美国文化学者詹金斯发表了著作《文本的盗猎者：电视粉丝与参与式文化》，对《星际迷航》系列科幻剧的粉丝进行了深入研究，被认为是粉丝研究的经典奠基之作。但这一研究领域在我国的发展历史还比较短，中国内地最早的粉丝研究成果是在2006年才出现在新闻传播学类的学术期刊上；至2009年，才出版了第一部比较系统地介绍国外粉丝研究理论的论文译集，即由陶东风教授主编的《粉丝文化读本》。此研究旨在回顾粉丝研究三十余年简要历史的基础上，梳理当下国内外粉丝研究的主要趋势。一、粉丝的界定“每个人都知道粉丝是什么，但是在涉及粉丝文化和涵盖狂热崇拜媒体问题的学术研究中，读者可能仍然期望一个理论化的粉丝的定义”。经过三十年左右的发展，诸多学者从政治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精神分析学、文化人类学等不同的理论角度对粉丝进行了深入研究，粉丝研究取得了许多开创性成果，但究竟什么是粉丝，目前学术界尚未有一个明确统一的定义。尤其是当下互联网发展，更使得界定粉丝成为难题，因为可能存在非正式的粉丝以及专注的粉丝，前者表现得更像消费者，他们阅读文章及搜索图像；后者则更进一步，他们创作文章及创造图像。尽管如此，还是能从一些学者给出的定义中勾勒出粉丝的形象。牛津词典将粉丝定义为“对特定的人或事物有强烈的兴趣或赞赏的人”。桑德沃斯认为粉丝是“所有与文化文本及对象形成持续有意义的情感关系的消费者和用户”，他们“有规律地、情绪性地投入一个叙事或文本”。寇帕则指出，狂热电视节目“发展了大量的、专注的追随者，他们即使在这些文化文本不再播出之后也继续参与，并且以创造性的方式回应源文本”。从这几个定义中不难看出，“规律的”“持续的”“情绪”和“情感”投入文本是粉丝的一个重要表现。詹金斯认为，仅仅“迷恋、仰慕或崇拜”还不足以指明粉丝的特征，粉丝不仅是特定节目的固定观众，还会将这种收视行为转译为一些类型的文化活动，他们和朋友分享关于节目内容的想法与感受，甚至加入讨论共同话题的社区。这种界定强调了粉丝的主动性与分享性。此外，“过度性”也是界定粉丝的一个关键词。台湾学者简妙如认为，“过度”正是粉丝的特质，在某段时间内，当阅听人为特定文本所吸引，并对该文本有一定程度的认同与涉入时，就有可能成为粉丝。尽管学界曾将粉丝的这种“过度”表现视作病态的和危险的；但费斯克明确指出：粉丝和其他不太过分的大众读者的差别只是程度上而非性质上的差别。诚如英国学者希尔斯所说，粉丝并非一个可以简单予以分析的事物，它总是具有表演性，它是人们所宣称（或否认）的认同，同时它也表现文化活动。二、粉丝文化研究简史1.粉丝文化研究的三次浪潮根据格雷、桑德沃斯和哈林顿的观点，粉丝研究可以大致区分为三种：“粉丝是美好的”、“粉丝文化与社会阶层”以及“粉都与现代性”。这也分别代表了粉丝研究兴起以来所经历的三个研究浪潮。在第一次粉丝文化研究浪潮中，学者们从德赛都关于“策略”和“战略”的区分中得到灵感，将大众媒体的消费视作权力斗争的场所，重点关注了粉丝的主动性。他们欣喜地发现粉丝能通过解读文本、转化文本和批判文本来颠覆社会不平等地体制关系，反抗主流意识形态。总的来说，在这一研究阶段，粉丝被认为是具有“抵抗性”和“颠覆性”的“积极受众”。然而，有学者批评了这一阶段的研究过度吹捧了粉丝的“权力”。20世纪90年代中期，粉丝文化研究进入第二次浪潮。学者们对于粉丝的乐观看法逐渐消退，他们不再简单地把粉都视作赋权的工具，而是让粉丝回到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大背景下，从一个更综合的角度去考察粉丝活动，从而强调粉丝和亚文化对社会、文化等级的复制，“粉丝对象的选择和粉丝消费的实践，是通过作为我们社会、文化和经济资本的反映和进一步表现的惯习来结构的”。然而，尽管这一阶段的研究有效地证明了粉都不是文化自主和抵抗的先锋空间，却极少关注粉丝作为个人在文化消费过程中的动机和愉悦。因此，在粉丝文化研究的第三次浪潮中，学者们开始回答粉丝的动机以及粉丝活动中的快感等问题。他们不仅将粉丝视作研究对象，更将粉丝当作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粉丝消费的微观层面，研究探索了粉丝之间的关系”；“在宏观层面上，对粉丝的研究认为粉丝的阅读、品味和实践与更广泛的社会结构相关联，但将概念上的重点从霸权和阶级问题扩展到了我们时代全面的社会、文化和经济转型，包括全球与地方之间的辩证法上”。

书目 《粉丝文化读本》（主编陶东风） 这是一本关于国外粉丝研究的论文集，是非常不错的案头研究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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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金斯借用了德赛都的“盗猎者”概念，将媒介粉丝定义为通俗文化的盗猎者，他们挪用通俗文本并以“为我所用”的方式对其进行重新解读，将看电视的经历转为 一种丰富复杂的参与性文化 。粉丝是消费者是非常活跃和善于表现的一个亚文化群体。 举例子 ：福尔摩斯的粉丝，当柯南道尔想让福尔摩斯退休时，他们却强烈要求重返小说。

詹金斯认同德赛都等其他研究者的看法，虽然粉丝缺乏直接接触文化生产工具的途径，影响娱乐工业决策的资源极其有限。但仍保留一定自由性。 思考 ：在互联网时代，粉丝的可以运用的资源更多了，比如投票、打榜、社会化媒体的声量等等。

詹金斯澄清了盗猎的概念，是挪用（appropriation）而不是误读（misreading）。误读有评判的意味，有学院派正确和民众非正确的差异。德赛都的模式认为各种竞争和矛盾的阐释都具有效力。

其次，詹金斯解释了盗猎与编码解码理论的重要不同。 盗猎模式强调了意义制造的过程和大众阐释的流动性 。粉丝的阐释并非总是对抗性的，粉丝之所以从所有文本中挑选出那些媒介产品， 恰恰是因为那些产品能够成为表达粉丝现有的社会承诺（social commitment）和文化利益的工具。

詹金斯认同感德赛都的另一个洞见，粉丝是“游牧民”。总是在移动，既不在这儿，也不在那儿，不受永久的财产权所束缚，不断向其他文本挺进，挪用新的材料，制造新的意义。 詹金斯认为我们不能从粉丝对某系列节目或文化的独有兴趣的角度来理解媒介粉丝文化，因为媒介粉丝（media fans）会在一系列广泛的媒介文本中做出互文性的联系，并以此为乐。 举例子 《迷失太空》粉丝，还会看其他的科幻小说，其他兄弟情小说。 研究表明，英国青年不仅是通过和特定音乐文本的关系形成了另类文化，还依靠从主导文化中挪用一系列更广泛的物品，并在对立的语境中为那些物品赋予新的意义。 所以，研究者会特别关注文化所插入的语境，比如如何在工作场所被讨论，如何为社会行为和个人的身份提供的样本。 总结，媒介粉都是一个集合了各种文本和类型兴趣的话语逻辑。虽然一部分粉丝只忠于单一的节目或明星，但更多的粉丝将单部影视剧系列作为进入一个更广阔的粉丝社群的起点，并把各种节目、电影、书籍、漫画和其他通俗材料连成了一个互文性网络。 粉丝用他们对媒介的共同兴趣作为讨论和友谊的基础，形成不稳定的联盟。

延伸 到偶像与粉丝研究，粉丝也会爬墙其他偶像，并相互借鉴形成一种粉丝通用的文化。在社交媒体上，用偶像作为头像和账户名称，自己的言行会受众约束。

德赛都的观点，读者意义的生产都是临时和短暂的，是游牧过程中匆忙生产出来的，一旦不再有用会遭到抛弃。詹金斯不认同，他认为个人的阐释经过和其他读者的不断讨论而被塑造和巩固。 媒介粉都构建出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独特艺术世界，比如科幻粉丝群体的创作对女性作者的培养。很多粉丝会将粉都当作永久创造力表达的渠道。 延伸 同人文世界、饭拍饭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