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著零食家
当前,出生于上世纪80年代以后,年龄在20岁-30岁之间的新生代农民工已是数量庞大的农民工主体,数量达1亿人左右。他们有着不同于上一代农民工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今天面对新形势,他们在城市面临着不少新的困境,比如:迫切的婚姻问题、身份认同问题等,因此亟须对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这些困境予以关注。想当城市人 无奈门槛多(一)婚姻:难以走进“围城”根据2008年2月21日公布的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公报显示,2006年外出从业劳动力中,20岁以下占16.1%;21岁-30岁占36.5%,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28.6岁。新生代农民工正处在婚恋的黄金年龄,但受限制,处于难以走进“围城”的困境。受职业限制找不到爱情。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农民工在第二产业从业人员中占58%,在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中占52%;在加工制造业从业人员中占68%,在建筑业从业人员中占80%。尤其在建筑业、加工制造业方面几乎都是新生代男性农民工的就业首选。这些工作脏、累、苦,工资待遇不高,风险大,很难获得女孩的青睐,也难以获得与女孩相处的机会。同样,在一些玩具加工业、电子产品组装服务业、纺织制衣业等厂子里则是新生代女农民工成群结队,同样苦于“恋爱无人”。这些单位新生代女农民工占绝大多数,加上她们在恋爱上一般比较矜持,不好意思主动和厂外的男性接触,所以她们的婚恋也成了老大难 问题。此时,职业搭起的围墙正束缚着这些青春萌动的新生代农民工。收入水平偏低影响爱情发展。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2006年调查,从收入水平看,新生代农民工的工资水平总体不高。新生代农民工收入在1501元-2000元之间的占16.9%,1001元-1500元的占21.6%,701元-1000元的占26.6%,501元-700元的占23.4%。其中能准时或基本准时拿到工资的占75.3%,偶尔拖欠的占17.4%,经常被拖欠的占7.3%。经济是一切的基础,新生代农民工的爱情与婚姻,同样需要经济条件为基础,爱情尤其是婚姻不能建立在“空中楼阁”上,这也影响到新生代男性农民工未来的择偶。(二)身份:非城非乡从职业上讲,新生代农民工已是产业工人的主力军。根据统计,目前农民工数量上已远远超过原有城镇户籍的公有制二、三产业的职工,达到我国工人总数的2/3以上,作为生产主体支撑着国家的工业化,是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的主力军。全国总工会2007年组织开展的第六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显示,农民工在第二产业中的分布占64.4%。从行业来看,农民工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等行业,其中制造业所占比重最大,占全部职工的31.9%,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分别占9.4%和9.1%。而城镇职工中在制造业中就业的比重只有22.8%。2008年南京师范大学《江苏省当代农村进城务工青年价值观研究———基于江苏省苏南、苏北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抽样 调查》显示,75%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自己属于工人群体,定位为产业工人,仅有8%的人认为自己是农民。现实情况是: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差、流动性强,多数企业都还没有把他们当作稳定的产业工人;另一方面,他们承担着城市最累、最苦、最脏、最险的工作,他们与城市产业工人相比,享受不到应有的政治、经济及社会福利待遇,不能同工同酬同权,处于城市里的社会底层。从地域上讲,新生代农民工常年生活、工作在城市,是市民。新生代农民工熟悉城市生活,向往城市生活。与老一代农民工“白天机器人、晚上木头人”的单调灰暗生活相比,新生代农民工要寻找丰富多彩的娱乐生活,泡网吧、下迪厅、染头发、穿时髦服装,对攒钱并不十分看重。他们讲究的是“心随我动率性(彰显)自我”。新生代农民工通常也会在春节时回家一趟,但那仅仅是“礼节性的仪式”,对家乡的乡土认同更多的是包含着对亲人的感情,对农业活动则缺乏浓厚的感情和兴趣。他们更倾向于改变现状,想在城里有喜欢的工作,买房子,娶妻生子,真正融入城市。2007年发布的《广东省青少年发展报告》显示,有27.4%的新生代农民工希望在务工城市买房成新“客家”;50.2%的新生代农民工表示“干得好,愿意待下去”;“再干几年回家”或“想尽快回家”的加起来只有不到2成《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发展状况及代际对比研究报告》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城市生活,有71.4%的女性、50.5%的男性选择“在打工的城市买房定居”。他们手机的拥有比例高达72.9%,绝大多数人的通讯方式都很现代化。但城市显然还没有做好接纳他们的准备,依然是“经济接纳、社会拒入”。从法定身份上讲,新生代农民工仍然是农民。当前受户籍限制,新生代农民工的法定身份仍然是农民。新生代农民工一部分是在城市里出生长大,一部分是初中或高中毕业后直接进城打工,他们没种过地,不会种地,更不愿意种地,普遍存在着农民不爱地,农民不爱农,农民不识农,“轻农、厌农、弃农”意识严重。虽然户口在农村,他们更倾向于把自己定位为城市人,压根儿就没准备再回农村,出来长见识的同时,希望能够和城市人一样“体面地活着”。(三)职业:高不成低不就新生代农民工不同于父辈,就业期望甚高,但仍面临困境。就业期望高与敬业精神差。新生代农民工对工作岗位比较挑剔,怕吃苦,常常不能踏实工作。一项调查表明,新生代农民工敬业精神差,且职业流动率是最高的,平均每人每年换工作0.45次,而50年代出生的老一代农民工仅为0.08次,其跳槽频率是其父兄辈的近6倍,即使能够做到“敬业”,也很难做到真心“爱岗”。这其中,近一半的人是因为“生活、生产环境和闲暇时间不足”而跳槽,17%的人提出,“自己不喜欢那个工作”或者只是“想换个环境”。并且新生代农民工在获得工作的同时还要求享受生活,得到尊重,在文化、娱乐、健身等精神方面的需求不断增强。新生代农民工以独生子女为主,他们从小就被父母寄予了非常高的期望。这种期望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他们不切实际的就业意愿,即只希望找那些社会地位高、条件好、工资高的工作。加之有父母做其强大后盾,生活压力小了很多,所以他们中的一些人就可以随心所欲地跳槽,主动选择自己想要的工作环境。就业期望高与职业技能低。随着经济发展,社会对农民工的素质需求也发生着变化。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报告显示,农民工初中文化程度占70.1%,高中文化程度占8.7%,比以前高出8.54个百分点和2个百分点,但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水平仍然较低,缺乏必要的专业培训、专业知识、专业技能,不了解工业生产或现代化服务业的基本规范,同现代非农行业对劳动者的要求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国务院研究室2006年发布的报告显示,农村劳动力中接受过短期职业培训的仅占20%,接受过初级职业技术培训或教育的占3.4%,接受过中等职业教育的占0.13%,而没有接受过技术培训的占76.4%。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84%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参加技能培训对找工作有帮助,但是仍有六成外出农民工没有参加职业技能培训。《广东省青少年发展报告》显示,有高达62.6%的新生代农民工未来有做老板的打算“有自己的事业”是他们中不少人的最高理想。他们不愿像上一代农民工那样承担城市里低端的重体力活,又无法胜任复杂的技能型和知识型工作,难以在城市找到合适的定位,基本上只能从事体力运输、建筑小工、工业加工以及低层次服务等劳动密集型、重体力、低报酬行业。同时过于频繁跳槽,使得他们对每个行业、岗位只能作蜻蜓点水式的了解,每一项职业技能也只能停留在“学徒期”的水平。如此周而复始,也形成恶性循环。没有过硬的职业技能,他们很难融入城市,并且体面地生存。(四)落户“三壁垒”根据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在流入地长期居住的愿望强烈,但高门槛限制了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经济壁垒。2006年3月27日《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发布后,经调查,许多省会城市都将农民工购房在60平方米之上作为落户条件之一。目前房价少则几十万,多则上百万,对于收入微薄却喜欢大手大脚花钱的新生代农民工来说,他们能够实现的积累非常有限,这种以货币构筑的以经济壁垒取代身份壁垒的新门槛对普通农民来说仍然是难以逾越的,这也是他们融入城市的一大经济障碍。素质壁垒。目前不少省会城市落户要求农民工具有高中或高中以上文化程度,不少地方仍然要求达到大专文化程度。第二次农业普查数据公报显示,2006年,农村外出从业劳动力中,初中及初中以下文化 程度占90.0%。这对以初中为主要群体的新生代农民工而言,也是进城落户的一大障碍。并且不少地方对农民工进城落户实行二元待遇。比如重庆市2006年8月1日实行了《关于解决进城农民工户籍问题的意见》,重庆公安局就指出,“本市农民工在主城落户的条件实际上大大降低,而在重庆务工的其他省市的农民工要落户重庆主城区,文凭“门槛”没变:仍需大专以上学历。且购买的住房人均面积达到30平方米以上,并实际居住。社会福利壁垒。我国各地社会福利系统不兼容。我国户籍制度改革主要是以省级为改革单元,以城市为中心展开的。一些省份已在省内实行城乡户籍统一,但省际之间人口自由迁徙障碍依然较大。各地社会福利系统的不兼容是制约人口省际迁移的重要因素。解决矛盾还须深化城市改革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快速转型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社会优化与社会问题兼生,社会进步和社会代价共存。一亿多人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正处在适龄期,目前他们首要面临的大问题就是婚姻问题。《劳动合同法》出台后,新生代农民工的权益虽较上一代农民工有所进步,但仍然得不到维护。从前面分析可以看出,新生代农民工虽然职业期望高,受职业技能低的限制,即使有心摆脱卖苦力的低级打工状态,也普遍感到力不从心,只能从事城市人不愿干的脏、苦、累、风险大等边缘职业,就业环境差,劳动时间长,工作量大,劳动报酬低,基本权益难以得到应有的保障,享受不到应有的国民待遇。马克思曾指出:“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新生代农民工一旦进入城市新环境,乡村社会规范所具有的凝聚力失散,原有的道德行为失范(即自律性丧失),这样,新生代农民工农村不愿意回去,城市又不能融入,他们心理预期高于父辈,耐受能力低于父辈,在城市陷入生活困境时,在职业技能低、经济收入差、无住房、受歧视、讨不到老婆等的连锁反应下,贫穷和光棍的结合,对城市社会的冲击将是巨大的。另一方面,受户籍限制,新生代农民工虽然定位为城里人,但城市仍未作好接纳他们的准备。相反既有经济门槛,又有素质门槛和福利门槛,即使这样,他们仍不愿回到农村。它意味着,农村 不是退路。也意味着,新生代农民工必须依赖于城市的工作和生活,那种将农村作为“蓄水池”的政策概念完全过时了。这样,新生代农民工只能集中居住在房租低廉、流动人口集中的城市边缘区、老城区,交往的对象多为老乡,社会结构呈现单一化、封闭性的特点,形成一个自我隔离的孤岛。在那里,弱信息、弱发展机会、弱资源的再生性以及弱劳动力联系,贫困和孤岛的经济效应往往意味着缺乏发展的机会,与主流社会脱 节。他们处于非城非乡、进退失据的境地,面临着双重边缘化的状态和贫困化不断加剧的境况中。由于没有户籍,他们就业受限制,《劳动法》第3条规定的“劳动者有平等就业的权利”很难从纸上权利转化为现实权利。入城的新生代农民工为了工作,往往要付出比市民更高的代价。大多数农民工只能进入次级劳动力市场,寻找一些城市人的“剩余”工作。很难获得一种地位资源的积累,更不用说实现一种地位向上的流动。生活来源决定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无业便无依,将使这一部分人处于游动不定的状态,具有游民的特征,成为随时可能妨碍社会稳定和和谐的隐患。杭州市2008年的案宗中,1980年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犯罪比例占70%以上,最近刚发布的广东三大监狱大规模调查报告显示,农民工罪犯九成在26岁以下。并且由于信息网络媒 介的发展,他们也更容易被组织起来共同发出声音,社会矛盾更容易被扩大和激化。如果继续将他们排斥在体制外,将他们边缘化,漠视他们的物质、精神文化和民主政治需求,他们更容易产生怨恨心理,不利于社会治安和稳定。这值得我们警惕!和谐社会不是没有矛盾的社会,是社会矛盾能够逐渐消弭并得到妥善解决的社会。“要求改善自己的物质境遇是有思想的人们的内在本能,这种欲求是消灭不了的,它是一切人类行为的推动力,人通过扩大满足需求的活动走向幸福的社会,要是封锁了这条路,人就只有一个办法了:压制并掠夺别人使自己致富而使他人变穷”(米瑟斯《自由与繁荣的国度》)。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的种种差异及面临的困境,对当下的城市管理政策提出了挑战。并且,这种挑战将日益变得清晰、紧迫。 保障农民工权益的六条建议一是加强农民工权益保护当前,必须加强严格贯彻执行《劳动合同法》和国家有关规定,推动各类企业同新生代农民工按照平等自愿、协商的原则,依法签订劳动合同。严格实行《劳动合同法》及相关的带薪休假制度,保障外来民工休息休假权利,使其有更多时间和精力经营生活,交友恋爱。要保障农民工依法享有的民主政治权利,保障农民工参与企业民主管理的权利,要依法保障农民的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二是进一步深化城市管理体制改革要转变管理理念,转变由过去主要面向和管理户籍人口,转变到同时面向和管理常住人口及流动人口,并采取积极的政策措施,让农民工参与到城市管理当中来,增强他们对城市的认同度。农民工流入地政府要按照中央提出的对进城农民工“公平对待,合理引导,完善管理,搞好服务”的政策要求,完善对农民工保护的相关法规,出台对农民工权益保护的专门规定,加大政府部门的执法力度,切实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三是改革劳动就业制度,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要极探索建立有利于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就业制度,打破城乡分割的劳动就业制度,将城市和农村劳动力视为一个整体,纳入城乡协调发展的共同政策框架下,采取一体化的就业政策和管理体制,让农民在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上公开、公平的开展就业竞争。要创新农民培训转移机制,大力加强对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大力发展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转移就业能力。要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就业提供就业咨询、就业信息、就业指导和职业介绍。四是按照以居住地登记户口的原则,建立城乡统一的户籍制度当前要改革城乡分割的二元户口管理结构,打破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身份限制,尽快改变目前农民工身份转换滞后于职业转换的现状,实行以居住地登记户口的原则,人在哪里工作、生活,就在那里登记,就纳入当地的管理范畴,建立以常住户口、暂住户口为基础的户口登记制度,实现城乡户籍一体化,实现户籍管理由静态化向动态化的转变。五是要更多关心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要切实改进服务形式,让流动图书馆、流动电影院真正走进农民工中间;文化设施要向农民工开放;要积极扶持打工者文化团体,不要“让农民工融入城市”成了空话。六是积极促进新生代农民工融入社区生活要依托集中居住中心、居(村)综合活动室有针对性地开展社会公德、法制宣传、市民素质等教育活动,积极引导和吸纳新生代农民工参加社区自治组织和各类学习型、服务型、文体型、公益志愿型等居民互助性的社区民间组织,使新生代农民工逐步融入社区生活和社区管理,成为新生代农民工加速融入城市的大熔炉。
楼兰芥末姑娘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推进,农民工是一个日益壮大的群体。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中,他们继续为中国的经济、社会和城市发展做出贡献。近年来,随着农民工年龄的增长,这一群体逐渐形成。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老一辈农民工已经逐渐被农民工所取代。农民工已成为新时期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然而,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的影响,我国农民工在城市就业中面临着各种问题。这一群体的就业问题日益引起我国政府乃至全社会的高度重视。因此,如何解决这一群体的就业问题就显得十分重要。本文在深入研究农民工城镇就业现状、问题及原因的基础上,通过深入细致的分析,提出了解决我国农民工就业问题的对策建议。就业是民生之本。农民工问题的核心是农民工就业,农民工就业问题的实质是就业歧视。消除就业歧视,实现平等就业是“促进高质量就业”的应有之义。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农民工政策趋于相对公平,但农民工就业歧视问题并未得到有效解决。中国农民工在就业机会、行业、劳动工资、生活条件、工作环境、工作时间、社会保障和职业发展等方面受到歧视性待遇。
阿岚懒懒
你把地点改一下就行了2004年10月16日至25日,我们深入省会石家庄道桥处、建设集团公司、中建一局六公司等单位所属的十个建筑工地,对农民工状况进行了调查,在作业现场、工棚、食堂分别与96名农民工进行深度座谈(其中熟练工37人,技术工44人,管理人员19人),并选择了南宫市、四川广原县两个打工者进行了个案访谈,同时与23位包工头进行了交流,还与十个建筑施工队的领导以及上级主管单位进行沟通,掌握了农民工的基本工作、生活状况,并有96张有效调查问卷统计结果佐证。 一、农民工队伍的鲜明特征 1、先进性。一提到农民工,人们总以为他们最大的特点是素质低,但如果把谁最具有市场意识、最能适应市场经济作为衡量标准,可以说,与城市职工相比,农民工更具先进性,直到今天,当一些城市职工还在被动等待政府安置就业的时候,早在20年前农民工就已经开始走向城市自主谋生了,从这个角度来说,农民工是在改革开放中最先行动起来的群体,是市场经济的生力军和推动者。作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资源,他们不等不靠,完全依靠市场配制实现自身迁徙目标,调查显示,通过组织介绍出来打工的仅占2.5%。 2、目的性。70%以上的农民外出打工的主要目的是挣钱,这可以做三个方面的比较。第一个比较:打工比种地好。来自张北县的一个民工反映,家里有10亩地,亩产只有100斤,收获的粮食比种子多不了多少,而自己在这里打工,年收入最少5000元。第二个比较:打工比养殖好。饲料长价,养殖户增多,竞争加剧,搞养殖常常蚀本。元氏县一个农民工说,自己养鸡两年多,收入甚微,最后只好把鸡场卖掉,来石家庄市打工。第三个比较:打工比在乡镇及县里的企业好。石家庄周围县域经济不发达,在本地小工厂做工很难挣到钱,加之有的企业倒闭破产,也促使劳动力不断向省会城市转移。当问到你的打工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时,有一半农民工回答占40%以上,可见善待农民工就是善待中国小康社会的未来。 3、地域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农民工的输出地比较集中,主要是石家庄附近郊县的民工居多,占71%,外省民工偏少,主要是四川、河南以及省内的邯郸、邢台等地。二是农民工的专业特征因为输出地的不同呈现出明显的地域色彩,比如在建筑工地,木工、混凝土工大都是元氏县的,瓦工大都是藁城县的,木工则以正定县居多,从而在劳动力市场上形成了一种不自觉的招工符号和地域标志。 4、家族性。血缘关系、老乡关系,是缔结农民工的“核心”。以包工头为中心人物,一个包工队,常常是一个家族队,一个村落队,一个老乡队。据农民工反映,有不少大的施工队,全部是一个村的村民组成。这种特征,使得农民工在迁徙转移、劳动分工、收入分配等方面,步调一致,没有重大反差,并使互相理解、互相帮助等亚团队精神得以凸现,比如有66.3%的农民工就是靠亲友介绍出来打工的。 5、稳定性。由于家族性的原因,农民工队伍在人际关系上,表现出明显的稳定特征。一是民工与民工之间的稳定性。我们看到很多民工,长年在一起打工、一起迁徙,形成了固定的工友关系。二是农民工与包工头之间的稳定性。由于亲戚、同乡关系充斥在施工队中,所以雇佣关系很少破裂。在回答老板对自己态度如何时,62%的认为比较关心。当问到你是否决定跳槽另谋工作时,有60%的农民工回答不打算,还有23.8%的农民工回答一年内不打算。三是包工队与建筑单位的契约关系比较稳定。一个建筑单位,往往总有相对固定的木工队、电工队、瓦工队、抹灰工队等包工队来承包工程,有的业务关系已经维持了十几年。 6、专业性。农民工队伍在成长,不仅表现在数量上,也表现在质量上,最突出的就是专业技能增强了,内部分工越来越细密,这在前些年是没有过的现象。比如,过去瓦工和抹灰工,常常不细分,一个人可以既当瓦工又当抹灰工,现在严格分开了;过去内墙装饰和外墙装饰不分,现在也严格分开了。细密的分工,既提高了农民工技术素质,又保证了建筑施工质量。 7、边缘性。城市“中心地带”与“边缘地带”对比十分强烈,一边是享受着高度物质和精神文明的市民,一边是被现代文明几乎遗忘的边缘人,两个地带如犬牙一样交错于都市的版图,但比邻若天涯。农民工衣着陈旧,居住简陋,饮食简单,绝大多数人没有自行车。只要农民工一涉足于“严阵以待”的居民小区,一些市民就浑身不自在,轻者皱眉头翻白眼,重者谩骂、驱逐、大打出手。这里的“边缘地带”,并不只是地理空间上的分布,更重要的是制度、心理、习俗、阶层的阻隔。 8、层次性。农民工内部阶层的分化日趋明显。有的成为了大的包工头,有的一直是普通打工者;有的把配偶、孩子接到了石家庄定居,有的多年来一直孤身在外;少数人收入明显增加,甚至出现暴富,多数农民工维持着五、六千元的年收入。改革开放以来,一直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工阶层,其内部的次阶层划分越来越明显。 二、农民工今年以来的满意程度升高 今年从中央到地方一系列针对农民工的政策措施比较得力,使农民工比往年感到轻松愉快了许多,主要表现为8个满意。 1、对拖欠工资现象得到遏制感到满意。各工地发放工资的时间不一样,一般是按工程进度发放,比如按楼层结算,盖好一层,结算一层(建设单位通常是付给包工队80%的工程款,扣20%的质量保证金,待工程结束验收后全额支付),也有按月、按季度结算的。83%的农民工回答今年没有拖欠工资行为,基本能按时领到工资;有11%的职工回答有时延期,只有6%的职工回答经常被拖欠。石家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七分公司项目经理说,我们严格按照楼层进度结算,给包工头结算时,都是当着农民工的面现场结算,之后包工头立即给足农民工工资,不得拖延,必须当日全部结清,不准农民工工资在包工头手里过夜。石家庄卫生学校工地的张工程师说,为了防止包工头挟款逃匿,我们还随时准备直接把工资发给农民工。华丰建设集团是一家私营建筑企业,负责人反映,为了防止包工头坑害农民工,我们采取由包工头提交工资发放表,我们逐一调查属实后,当着全体农民工的面支付工程款,由包工头现场支付工资。调查中,有两个包工头也说,建设单位虽然拖欠了我们工程款,但我们不能拖欠民工工资,料钱可以欠,工钱绝不能欠。一个老板被拖欠工程款数千万,于是贷款100万为农民工发了工资。农民工自己的维权意识也明显提高,学会了用脚投票。石家庄没有发生民工荒现象,但今年一些工地招工比以往年度难度增加了,说明农民工对老板的博弈势能有所增强。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包工头给自己的亲戚发工资,时间拖得长,但数额比较高。 2、对生活费有保障感到满意。由于一些工地是按工程进度支付工资,有时会跨月、跨季,甚至时间更长,这期间,农民工个人的生活费用(吃饭、抽烟、买日用品等),以及家庭费用(子女入学、请人收种、买种子化肥等),一般情况是,由农民工向包工头说明情况,都能得到一笔生活费,数额在100—500元不等,数额虽不多,但无青黄不接之虞。 3、对子女入学与市民同等待遇感到满意。调查中,有7个农民工反映,他们的子女入学费用降下来了,以前一学期400多元,今年实行了“一费制”,一学期总共才140元,和市民的孩子一样,为此感到非常满意。 4、对老板的某些善举感到满意。10个工地中,有9个工地劳动关系比较融洽,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开始萌芽。今年中秋节时,火车站筑路工地,老板为农民工买了一箱酒,到饭店定了菜肴,每人发了月饼,大家一起欢度中秋佳节,一醉方休。北方大学建筑工地,为欢度中秋,老板除了给大家发月饼、沽酒、开联合会之外,还专门买了一头猪改善生活,民工们兴奋异常。 5、对私企也搞劳动竞赛感到满意。一些私营建筑单位,借鉴国有企业的做法,在农民工中开展了技术大比武活动,电工、瓦工、木工、管工等都可以参赛,选拔出好的民工,参加河北省青年技术大赛,参赛者跃跃欲试,群情高涨。 6、对安全事故率低感到满意。一位老板说,哪座大桥下不埋着几具冤魂呢?令人庆幸的是十个工地今年没有发生过一起伤亡事故。原因是安全措施比较到位,各工地都按照规定配备了安全检查员,省安检部门加大了检查、培训力度,对安全员的管理更加严格规范了。中建一局六公司建安大街建筑工地的安全员说,我是一个“旁站安全员”,我上面还有分包队的安全员,我现在一年至少参加两次培训,所有培训费用全部由企业担负,企业也乐于担负。此外,对所有工程,上级都强制建筑单位为农民工交纳了意外伤害保险。 7、对工会的一些做法感到满意。今年石家庄市总工会建立了进城务工人员培训中心、图书馆、阅览室,还送电影到工地,搞慰问演出,帮助农民工讨要工资,开展法律咨询业务等,让很多农民工认识了工会,也认可了工会。 8、对石家庄的良好社会风气感到满意。一位在北京、太原都打过工的农民工说,北京管理太苛刻,遇到没有暂住证的人往往不问青红皂白,就遣送回原籍,太原又比较乱,石家庄市相对来说比较好,有人也查暂住证,但只要讲清楚是那个建筑公司的就行了。南宫市农民工刘文星说,来石家庄,有两件事让我很感动。一次是我到一个商店买苹果,我拿出5块钱给老板,老板接过钱对我说,您给我的是50元,不是5元,我仔细一看果然是一张50元的钱,我很感动。还有一次,晚上逛大街,听卡拉OK,有人喊谁的手机丢了?最后找到失主。一个手机,最少也大几百元,可以说是拾金不昧了。 三、几个引人深思的重大反差 1、农民工个人及建筑单位的命运反差。对农民工个人来说,其命运像喜剧,充满戏剧性。昔日不起眼的打工者,几年后可能成为富翁;现在的大老板,明天也许会沦为普通打工者。命运变化多端,身份宁有种乎!某建筑公司的一名普通学徒工,现在成了华丰建筑集团的大老板,原来的师傅兼领导,现在却成了他的雇员,这样的例子在建筑业非常多。对建筑单位来说,昔日不起眼的小团伙,几年后可能成为市场霸主;现在的龙头老大,明天也许会烟消云散。原来南通某建筑公司只是一个小小的施工队,靠着中建一局六公司这个大树的阴凉存活,让干什么活就干什么活,从来不打折扣,10年后的今天,该施工队已经发展成一家超级大公司,成为了国家特一级企业,对中建一局六公司的施工任务开始讨价还价了,非大包工程不干,企业力量对比完全颠倒。正所谓十年河东,十年河西,英雄莫问出处。其实,这正说明市场经济的无情铁律在建筑市场上发挥了作用,而与市场经济结合最紧的就是农民工了。 2、本地民工和南方民工的重大反差。早在300多年前,顾炎武有言:北方人“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南方人“群居终日,言不及义”。今天,从农民工看来,南人、北人差异犹存。下面是调查中发现的一系列细微区别,列表以供参考:本地民工与南方(四川、浙江)民工行为模式之比较 比较项目 本地民工 南方(四川、浙江)民工 打工态度 愿意做日工 愿意做包工 打工目的 比较单一(挣钱) 趋向多元 工作时间 一天8小时左右 常12小时以上 工资标准 每天50元左右(以技术工人为例) 每天80元左右(以技术工人为例) 伙食标准 每天2.5—5元 每天7—10元 服装 上街不换服装,穿工装 上街换上西服革履 吸烟标准 价格在1元左右,如灵芝 价格3元以上,如红梅 喝酒标准 价格在3元左右,如泥坑 价格在3元以上 炊具 象征“稳定”下来的大锅台 象征流动的煤气灶、柴油炉等 回家次数 一年10次以上 常年在外,有的三、五年回去一次 管理 比较松懈 非常严格,甚至军事化管理 …… …… ……以上比较没有定量,只是从与民工的交谈中获取的信息,但定性的结论没有太大出入,由此可见本地民工和南方民工的重大反差。比如劳动努力程度,大家一致反映南方民工要比当地民工好。高教区建筑工地的工程师举过一个自己亲眼见到的例子,在工地上运钢筋,北方民工两个人抬一根,一根9公斤,浙江民工一个人扛同样的钢筋三根。南方民工付出的劳动多,工作时间长,收入和消费也高。据菜市场的人反映,北方民工从来不买鸡、鱼等食品,而南方民工经常买,甚至常常买乌鸡、烤鸭。 3、国有建筑企业和民营建筑企业的重大反差。国有建筑企业举步维艰,缺乏活力;民营建筑企业来势汹汹,蒸蒸日上。当国有建筑企业还在为如何安置职工一筹莫展时,民营建筑企业却在农村招兵买马开赴建筑工地了。 国有建筑企业和民营建筑企业比较 比较项目 国有建筑企业 民营建筑企业 经营方式 规范但死板 灵活多样 工程数量 很少甚至常常揽不到工程 常年有工程 用人机制 死板 灵活 管理人员数量 超额,一人活两人干 极少,一个人干三个人的活 人才 招不来,留不住 趋之若骛 资本集中程度 资本分散在众多的小股东手中 资本集中在老板一人或几个寡头手中 退休职工 数量多,负担重 没有或很少 竞争活力 极弱 极强 …… …… ……比如人才问题,石家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一个副总,在本单位年收入2万元,最近到了民营企业,年薪20万元。再比如资本集中程度问题,石家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二次改制后,股份最多的也不过10万元,而南通二建最少的股份是40万元,省四建老板一人就200多万元,而资本集中程度与资本持有者对企业的关心程度完全正向相关。 4、本地与外地政府、企业(北京、河南)对民工关爱程度的反差。北京建筑工地的管理很好,民工只要18岁到50岁的,小于18岁或大于50岁的都不要,可是我们的工地上,65岁的都有。再比如安全问题,北京新工人都有严格培训,工地上有标语牌、图片展,一看就明白,石家庄则很少,甚至没有,新工人来了,有的不培训就直接上班。河南组织民工到新疆摘棉花,并评选状元,还在北京评比优秀河南籍农民工,得到农民工普遍好评。南通一个施工队,为河北医科大学搞建筑,几个月期间频频开展文化娱乐及体育活动,而旁边本地的建筑队却死气沉沉。 四、存在的几个突出问题 1、工程款拖欠十分严重。石家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和市道桥处均被拖欠1个多亿,中建一局六公司也被拖欠一个亿,石家庄市第三建筑公司被拖欠6000多万元。值得注意的是,政府工程、国有企业拖欠工程款占全部拖欠数额的40%之多。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源于于一个连续的不等式:建筑队伍 > 建筑单位 > 建设项目 > 建设资金。还有一个重要的非经济因素是一些地方政府大兴土木,亮点工程越多越好,将建设成绩看作升迁的必要前提,由于资金不够,只好拖欠建筑商。针对这一问题,企业都专门成立了法律事务处,积极依法讨债,但收效甚微,因为拖欠一方往往是政府或权力部门。比如石家庄市第三建筑公司1999年承建的政府第一号工程、道桥处2001年承建的拆墙透绿工程和槐南路高架桥工程,至今依然被拖欠巨额工程款。据调查,拖欠工程款最多的除政府工程外,还有省二建、卓达集团、河南安阳某建筑公司。 2、建筑市场不规范。工程款不到位也能开工,没有资质的企业可以揽到工程,垫资现象有增无减,正常的市场秩序被打乱,有令不行,有禁不止,造成恶性竞争和恶性循环,既影响了工程质量,也不利于市场的发育。 3、劳务市场发育不完善。人们普遍反映劳务市场、特别是自发的劳务市场太多,有时老板民工,有时民工老板。有34%的职工回答在求职中至少过一次。在的农民工中,以初出茅庐、没有任何社会阅历的青年为主。正定县一个老板,到南三条劳务市场招收了几个民工,民工说我们还没有吃饭呢,老板把他们安排到餐馆,自己有事出去了,一会儿回来发现这几个民工已经吃喝了好几百元,感到不可靠,不想再雇佣他们,而这些民工却说,让我们回去可以,但必须给足路费,无奈,老板又凑了100多元,才打发他们回去。相反的例子也不少,赞皇县的一个民工在劳务市场认识了一个四川包工头,跟着包工头打了一个月的工,谈好的工钱给不了,也没有活干,每天还被老板扣7块钱伙食,他着急地说,要这样下去,我的工钱就被他扣完了,一个月就白干了。 4、农民工就业问题没有走上法制化轨道。我们调查的十个工地,普遍没有劳动合同,没有参加任何社会保险,更没有集体合同、工资协议。有些农民工名义上集体加入工会了,但根本没有会员意识,有的连工会是什么都不知道。对国家法定节假日,有23.8%的农民工回答全部都有,36.2%的回答有一部分,40%的回答没有。有92%的农民工每天工作时间在8小时以上,其中12小时以上的占22%。另外不按规定发放劳保用品的占40%。 5、劳动部门的管理存在霸王条款。比如劳动部门规定,建筑单位必须按工人人数交纳培训费,每人200元,名为培训费,其实根本不培训,况且农民工数量众多,要培训也培训不过来,只要交钱,就给办证。基本上是一个工程交一次培训费,施工队对此意见很大。 6、农民工素质有待提高。农民工素质低的主要表现,是技术素质差。这与传统师徒关系的解体有关,现在的建筑施工单位,没有师傅带徒弟、三年出徒的说法了,有的只是亲友传帮带,学徒不严格,技术不稳定,双方都缺乏积极性。 7、上级有关部门为农民工办事存在形式主义现象。有的不了解农民工的真正需求,有的图虚名多办实事少,值得引起警惕。 五、12条可操作性建议 1、在省会所有建筑工地公示劳动监察大队举报电话,鼓励职工在遭遇被恶意拖欠工资等侵权事件时,直接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由劳动监察部门在查证属实后依法责令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支付工资及经济补偿金。也可以把工会的维权热线公示到每一个工地上。 2、扩展城际间工会法律援助协议的城市范围。目前我市与另外三个城市建立了维权协议,数量偏少,应该与更多的城市签定协议,尤其是要与农民工输入输出大省的省会城市首先签定协议,比如今年年底前可以与郑州、合肥、南昌等地签定。 3、政府要改革官员的政绩考核制度。在考核过程中,对农民工劳动合同签定、社会保险金的交纳、工资发放情况的考核要优先于政府税赋征收。 4、增加劳动监察人员。据了解,目前我市劳动监察人员70多名,而打工者有70万,比例为1:70000,深圳是1:20000,香港是1:4000。劳动监察人员过少,根本没有精力监督打工人员的权益落实情况,所以增加劳动监察人员数量势在必行。 5、落实农民工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等政治权利。适应“静态社会”向“移民社会”的转变,不论有没有户口或暂住证,要赋予所有在石家庄市长期工作的农民工以政治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提高农民工在市人大代表与市政协委员中的比例,比例数字可以根据全体农民工与全市人口之比例确定。同时增加农民工劳模的比例,比例数字可以根据全体农民工与全市职工之比例确定。 6、探索建立农民工参保新模式。如果让所有农民工与本地劳动力一视同仁,按照同样比例缴纳各种社会保险,根本不现实,所以应该借鉴上海、成都等地的做法,探索建立综合保险模式,等时机成熟后,再与本地劳动力参保标准对接。 7、要学习外地的先进经验。比如河南对待民工的做法值得借鉴,大力开展为劳务输出人员服务的各项活动,包括评比状元、技术练兵等,可以在输入城市选树我们河北石家庄的农民工典型。 8、深入开展送文化到工地活动。包括送图书、送电影、送节目等。同时投资一批电视,为农民工比较集中工地配备电视,并安装有线服务。 9、在比较稳定的农民工中签定劳动合同,流动性大的农民工不必强签。 10、工会要实行会员一卡制。要与外地工会建立联系,探索使工会会员卡成为“全国粮票”的新办法,无论在哪里打工,都可以享受优惠服务,起码要在与我们签定过城际维权协议的3家城市里通用。 11、建设“民工之家”。仿照国有企业建设职工之家的做法,在工地开展建设“民工之家”活动。 12、加大农村劳动力转移力度。与南方相比,石家庄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力度不够,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为此必须采取鼓励、引导、扶持等措施,把更多的农民从土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最后的结论:农民工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主体和工会会员的主要来源之一,与其说农民工需要工会,不如说工会更需要农民工,抓住了农民工,就抓住了工会的未来,丧失了农民工,就丧失了工会的未来。形势逼人,我们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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