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新生为题目的议论文

文艺理论的“凋零”与“新生”当前，随着国际理论热潮的退去和所谓“后理论”时代的来临，中国文艺理论也进入了理论低潮期。跟着国际理论的大趋势“来到‘后理论’，似乎意味着从文化研究和后现代主义控制的时代走出来”，可是，走出来之后呢？人们发现，文艺理论有点像出走之后的娜拉，不知道何去何从了，其突出的症候是理论热点和问题少、理论的社会反响和影响力小、理论研究出现大量的重复性生产和空泛化趋势。理论“凋零”局面产生的原因是复杂的，解决起来的困难也是巨大的。解决这一学科重大问题的前提是深入分析当下理论凋敝的症结所在。一定意义上说，这种危机早已潜伏，当前泡沫已被戳破，危机的突显其实也意味着新的生机拐点的来临。一、现代化陷阱中的创新焦虑。中国的文学理论需要创新和突破，尤其是在西方文论强势话语的压力之下，如何创造中国气派的文学理论是近代以来几代学人的内在焦虑。有学者开玩笑说是学者们被“创新这条狗追着跑”。但是，面对强烈的创新焦虑，人们却并没有真正找到自主创新之路，反而走向了某种意义上的歧途。一方面，如同改革开放拿市场换技术一样，以理论引进代替学术自主创新。百年来现代中国文论一直纠缠在东方/西方、传统/现代、政治/审美这样的二元冲突结构中，并且常常以西方、现代、审美作为新的先进理论的代表。改革开放以来，无疑是西方审美主义文论占据了主导话语，整体的发展路向自然沿着西方现代文论的演变路径运动，因而当国际理论退潮或者说当一段时间的输入性繁荣结束之后，便失去了方向感，变得不知所措了。这种判断丝毫不是忽视近30多年来西方翻译文论对我国当代文论建设所提供的从观念到方法，从知识谱系认知图式到概念范畴体系方面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但实事求是地说，这种贡献本身还是属于“输血”，而不是“造血”。一旦“输血”机制出了问题，我国当代文论有机体自然就会出现病症，因为作为血源的当代西方文论也已经无血可输。近30年，被作为新潮文论输入我国的，可不是西方同步的近30年的理论，而是自启蒙主义以来，尤其是康德美学以降的近二三百年的现代性文艺思想，当然，这其中二战后的新思想、新理论更受关注。经过饕餮式的接受、吸收之后，西方如何还能做到“为有源头活水来”？另一方面，中国当代文论进入了现代化的陷阱之中，拿创新当做终极使命，整个学科不重视经典理论文本的细读和研究，忙于提出理论观点和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所谓“打通中西马”，变成了“吹破古今牛”，真正努力去做基础积累的人很少，多是贪图短平快，大量的研究生培养都是如此，找一个有点影响的西方学者的一点思想写篇文章写本书就是成果，这种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显得繁荣，但却是表面的，不可持续的。人文学科不同于自然科学，不可能以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创新来要求自己，它的创新不能演变为对新观念、新方法、新结论的追崇。孔子“述而不作”，恰恰是在“述”的过程中阐释出了新的意涵，是“接着讲”，而不是以所谓“逆向思维”，提出与众不同的看法。目前的文学理论研究并不缺少“新见”，从某种意义上说，那么多的论文都是在陈述自己的新见，甚至到了比拼“看法”与“说法”的程度。大家各执一端，谁也说服不了谁，人们寻找观念之间的差异，习惯于以一种命题否定另一种命题。而这每一种看法都能以大量的经验事实即“观点+例子”来证明本命题并对其他命题证伪。因而根本谈不上“接着讲”，谈不上知识的累积性发展与进步。“理论界无理论”！并且，多年来文学理论界缺乏良好的理论生态和理论成长的良性机制，缺乏民主和谐的“理论共同体”的存在，基本上很少允许和鼓励学术共同体内部坦诚的学术批评、质疑与对话。这样的结果便是各说各的，各行其是。认为每个人的言说都同样有价值、有道理，那是无赖撒泼，市井争吵。价值的多元与平等只会造成“有对话而无问题无真理”的状态，话是说了许多，其实等于没说。在这种意义上，文论界可能应该多向古代文学、现代文学研究界学习，回到中外文论经典，注重基础性经典文本的重读，注重在“述”经典理论文本的基础上出新意。综观新时期以来，大浪淘沙之后所留下的国内理论研究比较优秀的著述，基本上都是对经典文本的重读之作或基于经典文本的研究之作。二、无自身历史厚度的理论之痛。新时期以来文论的一个明显的缺陷和不足就是不重视中国自己的文论及其历史研究，在“告别革命”之后，很大程度上割断了与现代革命文论的历史联系，最鲜明的表现就是文艺理论研究的“去马克思主义化”，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逐渐式微。但是，中国的现实却不是如理论那样想告别过去即可告别的，而是一条无法阻断的河流。因此，不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却能够真正把握中国的现代历史和现实的文化文艺问题，这是很难想象的。现实的中国有无自己的理论问题？问题不可能不存在。但是，美国、德国、法国的理论家怎么可能帮忙发现和解决呢？别人没有发现我们的问题，我们便自认为没有问题了？我国学界关于百年现代文论的研究著作真正好的有几本？这恐怕足够学界感到汗颜的了。没有对自己历史的深刻关怀，缺乏时代的问题性，怎么可能触及到中国现实的真正问题，怎么可能有“中国问题”的发见呢？毋庸置疑，现代西方文学理论研究都是“执著于自身的历史”，而我们研究了许多舶来的输入性的问题，我们又能得出不同于西方的什么见解呢？既然问题是西方的、理论是西方的，那么我们的使命是什么呢？在很长一段时间，这不成其为问题，但是，当西方理论遇到发展瓶颈的时候，当中国国力日盛，人们已经不满足于消费别人的理论和问题的时候，当需要我们的理论来关心我们自身现实的时候，这个难题就出来了，从而就显露出理论界的薄弱和颓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