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女儿国有关论文参考文献

很多年轻人如今已不知道顾城是谁，也不知道20多年前，中国文艺界有一个如日中天的明星，名叫顾城，他的地位超过当今所有的天王、天后。现在的年轻人即使听说过顾城的名字，很多人也不太清楚顾城的人生故事。 顾城1956年出生于北京，他的父亲是中国以前一个有点名气，但名气不算太大的“职业”诗人，名叫顾工。据说顾城很小的时候就表现出艺术天才，12岁时就接过了父亲的传承，开始写现代诗，并且很快超越了他的父亲。对此，顾工从来没有表示异议，甚至很开心。 改革开放之后，现代诗如同一声号角，一面旗帜，成为当年无数中国年轻人的精神食粮。北岛、舒婷、顾城成为领导中国现代诗歌的标志性人物。三人之中，顾城最年轻，他的名句是：“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其他还有：“人们围绕着自己，像一匹匹马，围绕着木桩”等。 中国现代诗歌之所以获得“朦胧诗”的称号，与顾城有很大关系。当年，一篇评论文章针对顾城的一首诗指出：太朦胧，看不懂。引起广泛的争论，“朦胧诗”这个名词由此确立。顾城的诗很有特色，也比较容易辨认。由于他的诗中有很多超现实的想象，顾城个人也获得了一个“童话诗人”的桂冠。在我的印象中，古往今来中国写诗的人中，顾城是唯一获得这个称号的人。 1988年，当时在中国如日中天的顾城远赴新西兰，与妻子谢烨（当年顾城的狂热崇拜者之一）定居于激流岛，并生下一个孩子。1993年10月8日，顾城在激流岛上自己的住所，用斧头砍死了妻子，然后自杀。终年37岁。顾城定居新西兰后，他的标志性特征就是永远戴一顶高高的、新西兰羊毛编织的翻边厨师帽。这也成为他留给后世最重要的个人形象。 顾城死后，关于他杀妻并自杀的原因有很多种解读。香港拍过一部电影，叫做《顾城别恋》，由冯德伦饰演顾城。反响一般，知道的人不多。按照顾城在自己的遗著《英儿》一书的内容，人们猜测顾城最后的疯狂是因为一个追逐利益的女人伤害了他，导致他的崩溃。这个女人在顾城的书中被称为“英儿”，真名李英，曾经是《诗刊》社的编辑，笔名麦琪，现在还经常发表作品。麦琪在顾城死后，明确表示，反对顾城在遗著中给她贴上的标签。 我认为，顾城悲剧的深层原因是他的极端个人主义。作为一个人来说，顾城的人生态度像他的诗歌一样极具特征，简单归纳一下就是：极端自私的自我中心，极端愚昧的大男子主义，极端空想的自由主义，极端幼稚的幻想世界。顾城就是一个各种极端事物共生的矛盾体，有时候像个天真的孩子，有时候像个疯狂的暴君。 顾城宣示自己爱全人类，但是他不爱身边的人。顾城的妻子在去新西兰之前就有过一次怀孕，顾城没有像其他丈夫那样，对自己的骨肉充满期望和好奇，而是在整整一个星期里，向妻子抱怨说，这个孩子会把他逼疯。妻子不得不独自去做人工流产。到了新西兰后，妻子第二次怀孕，顾城故伎重演。但是妻子认为自己年纪已过30，再不生育就晚了，便以各种各样的借口拖延打胎的时间，终于将孩子生了下来。是一个男孩。顾城说，妻子是一个狡猾的，儿子是他童话城堡里的毒菌，他的世界里，不允许有第二个男人。顾城对妻子说：儿子不像你，也不像我，这样很好，感觉我不会同他有什么关系。 顾城有了孩子后，他认为自己的亲生孩子影响了妻子对他的关爱，在他的一再要求下，幼稚、可怜的谢烨不得不把孩子送（或者是寄养？）给了新西兰土著毛利人。但是，顾城的妻子之所以把儿子交给别人，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顾城对儿子的厌恶甚至发展到生理反应的级别，他会突然向儿子施暴，将儿子从沙发上踢下来，然后自己倒地，肌肉痉挛。顾城的妻子无法判定顾城是否故意装病，但是，为了她所爱的两个男人都好，这个女人不得不把这两个男人分开，同时也将他自己与儿子分开。在顾城那里，谢烨只能是一个妻子，而不能是一个母亲。顾城社会生活能力极差，尤其是到了国外，离开了妻子几乎无法生存于社会。妻子谢烨某种程度上成为他的全职保姆兼全职助理。 顾城所谓自己内心的爱，太过理想化，其实是他内心残忍的另一个极端的表现。我始终认为，不爱孩子的人是缺乏爱心的，如果连自己亲生的孩子都不爱，那么，他所标榜的爱，一定是假的。人不是神，不可能把人的天性与所谓的天职彻底割裂开。顾城理想中对全世界、全人类的爱，其实只是爱他自己。因为，他认为他自己就是全世界，就是全人类。当这种爱无法实现的时候，它的另一个极端便跳了出来，那就是顾城个性中的残忍。 顾城定居新西兰激流岛后，也许是因为收入微薄，要贴补家用，也许是因为要享受田园生活，顾城在自家房子旁边圈了一块地，养了几百只鸡。有一次，不知哪里来的一条狗，咬死了顾城的两只鸡。为了报复，顾城在鸡舍周围布下了钉子，但他还是觉得不过瘾，最终布下了老鼠药。当妻子说他此举太过分的时候，顾城说他妻子是假善良。最终，狗是不是被毒死不知道，周围居民家的猫却真的被毒死了。顾城没有承认是他干的。 顾城养的鸡最终引起社区内其他居民的不满，一是因为生活社区被顾城变成养鸡场，太吵闹，二是因为观瞻、气味、污染等环境问题。社区官员几次上门，代表全体居民，要求顾城将鸡处理掉，顾城当然不愿意，他认为在一个自由的世界，难道我没有养鸡的自由？最后，社区居民不得不动用法律手段，法院下达了判决书，要求顾城在限期内自行处理，否则将强行处理。结果，顾城拿着刀进入鸡舍，几百只鸡尸横遍地。然后，顾城把鸡脑袋装在一个塑料袋里，交给社区官员，证明自己已经把所有的鸡都彻底处理了。社区官员吓得当场逃跑。 其实，对于常人来说，处理方式很简单，比如把这些鸡卖掉，或者分送给周围的居民。也许是因为顾城的清高使他不屑于为几个臭钱，自掉身价地去买鸡；也许是因为顾城的傲慢使他不可能赔着笑脸向邻居们说一声抱歉，总之，他以一种令全体社区居民瞠目结舌的方式处理掉了他的那些鸡。 这件事情后，顾城对他的妻子说：全世界都在欺负我。而且，为了发泄，顾城还到山坡上随意挥砍大树。他妻子说，顾城整整砍了一个星期。这个细节让我再次坚信我对顾城人性的判断：在他童话诗人的外表下，掩盖的是一个残忍的内心，一颗充满报复欲望的心。 在顾城居住的社区，居民们都认为顾城是一个怪人，甚至可能是疯子，如果不是他的妻子谢烨极力在邻居之间化解、调和，我真不知道顾城能否在社区里生活下去。他也许更适合没有邻居的生活方式。 顾城的大男子主义也极为突出。除了不允许自己的孩子分享妻子的关爱之外，英儿的出现也充分体现了顾城的这个性格特征。顾城与两个女人的关系是透明的，彼此都知道。当然，顾城的妻子谢烨真是太奇怪，明明知道有一个女人正在分享她的丈夫，但是，对顾城的盲目崇拜也许使她认为，那是一个天才应有的权利。她没有任何怨言，三个人相安无事地住在一起，甚至管吃管喝，生怕怠慢了客人，唯独把亲生孩子排除在外。 英儿也是一个极有当年特点的女孩，她与顾城原来就认识，也很崇拜顾城。在她看来，顾城就是神，她甚至从来没有想象到自己能成为“神”的私生活中的一部分。在新西兰见到顾城后，英儿发现顾城依然是“童话诗人”的形象，甚至更加走火入魔，越来越不食人间烟火（也许对女人除外）。而当年清新可爱的谢烨由于顾城生活上的低能，她付出太多，操劳太多，很少得到一个女人应有的宠爱，正日益变成未老先衰的黄脸婆。虽然英儿也很同情谢烨，但她更加同情顾城。一个“童话诗人”怎么可以没有浪漫的爱情，怎么可以身边没有佳人陪伴？在顾城主动之下，长得还算漂亮的英儿向童话诗人献出了自己。顾城死后，英儿说，她与顾城的第一次性行为是顾城强暴了她。 我不知道顾城当时对于身边两个女人的心态是否了解，或者是否想去了解，在他的遗著《英儿》中，我看不出端倪，反正顾城自豪地宣布：两个女人他都爱，他说他有两个妻子。顾城甚至感觉自己是大观园中的贾宝玉，两个女人还太少。他说，在他的童话城堡里，至少应该有12个女孩，他想让自己成为女儿国的国王。他幻想着12个女孩都是银盔银甲，保卫着他的女儿国不被第二个男人侵犯（包括他自己的儿子）。英儿在她的文章里说：顾城很胆小地从洞口看世界。 然而，现实毕竟不是童话。阿拉伯人允许娶多个老婆，前提是必须有经济条件支撑。顾城靠什么来养活两个女人？不像在国内，到了国外后，顾城的诗歌失去了市场，他的经济状况很糟。基本上靠新西兰政府救济和谢烨一个人独立维持。有时候，为生存而烦恼的谢烨不得不向顾城抱怨几句，希望他能现实一点，找一个能有工资收入的工作。每当这种时候，谢烨都会遭到诗人顾城的斥责。对于顾城来说，他认为自己就是为诗歌而生的，怎么可以让那些世俗的事物干扰自己。在经济问题上，英儿没有多少发言权，她不是一个富裕的人，刚出国，来到顾城这里，还有点接受顾城夫妇施舍的意味。当然，她也尽可能地做一点与文艺无关的工作，帮助谢烨贴补一些家庭开销。因此，与顾城一起奇怪地生活的生存保障问题她不是看不到。但是，顾城是一个输不起的人，在打牌之类的家庭娱乐中，顾城一输就发脾气，他的妻子永远扮演让顾城成为最后赢家的角色。而在邻居的眼中，顾城夫妇是英儿的姐姐和姐夫。 其实英儿当时另有情人，在国内，她爱上了比她大20多岁的诗人刘湛秋。到了新西兰之后，她又爱上了顾城。1992年，顾城夫妇接到了去德国讲学的邀请，顾城开始想放弃，他说，除非英儿一起去。但是，他不允许儿子一起去。顾城的妻子央求英儿劝说顾城，不要放弃这个机会，至少也可以给家里困难的经济状况带来一点缓解。英儿知道，自己该出局了。顾城夫妇临去德国之前，顾城要求英儿在家等他们回来。谢烨则说：如果我们回来的时候你还在，那就是我的命，我就彻底接受这个现实。 英儿最终决定离开。很快又爱上了一个比她大20岁的洋人。 英儿1992年底离开激流岛。顾城在德国听说英儿与洋人老头同居私奔，非常生气。1993年3月，顾城夫妇短暂地回了一趟北京，听说了英儿的一些事情，便开始创作小说《英儿》。在这本书中，顾城对英儿的爱恋同对她的怨恨奇怪地并存着。并在书里书外表示，英儿爱上刘湛秋是想利用刘湛秋进入《诗刊》社。英儿爱上他顾城是想利用顾城解决出国的问题。英儿爱上洋人老头是想利用洋人老头解决绿卡问题。这本书写完后不久，1993年9月18日，顾城夫妇在回新西兰的路途中经过洛杉矶，两人一起最后一次接受了媒体的采访，其中一个重要话题就是《英儿》。此后不到一个月，顾城在新西兰用斧头砍死了妻子谢烨，然后自杀。 顾城夫妇从离开激流岛到回到激流岛，中间在欧洲等地游历了一年多。有人说，这是谢烨故意安排的，目的就是要摆脱激流岛上无法面对的生活。但是，最终她还是没能摆脱，或者说彻底摆脱了。 顾城最后留下的一首诗是给他儿子的。这首诗的内容与他在现实中对待儿子的态度截然相反，表现出感人的亲情。但是，顾城把他儿子的名字改成了“珊”，一个女孩的名字。他是想用虚幻的女儿来延续他的女儿国吗？ 顾城是极端的。他在中国的成功，使他认为世界应该围着他转，应该为他而改变，应该符合他的想象。 顾城的悲剧还来自于他在诗歌创作上的失落。他是在中国成名的，他的作品也都是中文作品。离开了中国，顾城失去了生存的根基，他的英语又不好，从1988年起，顾城开始拒绝学英语，激流岛上他是唯一一个不说英语的人。儿子寄养在别人家后，小时候学会的一点汉语渐渐遗忘，顾城与儿子最后已经无法沟通。他作为诗人的生命，在他决定定居新西兰起，就已经死亡了。但是，新西兰的激流岛，在顾城的眼里，就是他的桃花源，一个幻想中的乌托邦。然而，诗人身份的死亡结局是顾城不曾预料也不能接受的。他始终抱持着中国社会主义体制下艺术家的优越感和特权意识，但是，在新西兰，他能够发号施令的对象，只有他的家人和情人。一旦情人离去，妻子的崇拜也在明显消失，顾城感到自己被抛弃了。他认为是全世界抛弃了他。 顾城的悲剧还来自于他幼稚的政治观念。他因文革中所遭受的苦难而厌恶自己的国家。他以为另一个自由的世界就是他的理想，可以使他忘掉中国这个糟糕的地方。德国之行给了他一个错觉，其实那只是德国汉学界的一次礼貌的欢迎，但他由此以为自己再次成为世界的中心。他以为诗人还象拜伦、雪莱那个浪漫主义年代一样，能够成为社会的旗帜。然而，在商品经济社会，没有人会白白养活他这个童话诗人，这个女儿国的国王。面对资本主义对艺术家的冷淡，极端的顾城真正崩溃了。在国内的朦胧诗时代，顾城被捧上了天，但他认为这个给了他极高荣誉的中国社会，依然是使他窒息的社会，他以为另一个世界会给他比中国社会给他更高的荣誉，更高的地位，更自由的空间。我不知道顾城在死亡之前，是否意识到自己真的错了。他这个长不大的童话诗人，幻想中的女儿国国王实在太幼稚了！ 然而，还是有很多人喜欢顾城的诗。那时候的崇拜者，今天叫做粉丝。除了名称不一样，实质上没什么差别。他们因为喜欢顾城的诗而绝对喜欢顾城整个人。他们几乎全盘接受了顾城对于英儿的指责，那个曾经是顾城情人的女人，无辜地承担起害死优秀诗人的罪恶名声。当年有的文章甚至说：顾城砍死的为什么不是这个坏女人！ 重新检视顾城的悲剧，我更加坚信，诗人要做到像他的诗一样是困难的。不应该把诗和诗人等同起来。顾城是被他自己内心的邪恶杀死的。顾城知道自己死了，他还要一个无辜的女人为他殉葬，因为，这个女人只能是他的女人，如果这个女人不死，顾城的灵魂不愿意看到这个曾经百分百属于他的“东西”，有朝一日全部属于别人，哪怕这个别人很可能只是他的儿子。他绝对不能允许。 顾城是自私的。顾城是残忍的。在他的身上，很多东西都极端化地、彼此严重矛盾地存在着。他的死没什么值得惋惜的。他的死似乎也是一个预告，预告了以顾城等人为代表的中国现代诗歌的这一个发展方向即将走到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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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女儿国”看时代——《西游记》和《镜花缘》对比赏析 增大字体 泊头师范语文组：黄冬冬 摘要：《西游记》、《镜花缘》都是中国古典文学史中的文化瑰宝，在当今时代仍是魅丽不减，两部书作者不同时代背景不同，是女儿国这个意象把两者紧密联系在一起。无论是从女儿国本身还是他们的荒诞、诙谐之风中，我们都可以找到许多共性的东西，但“文以载道”、“明其本然”，我们不能仅仅停留于表面，还要逐层深入，挖掘实质，找寻其时代意义。关键字： “女儿国” 封建礼教 “女尊男卑” 实质 时代意义 《西游记》、《镜花缘》都是中国古典文学史中的文化瑰宝，在当今时代仍是魅丽不减，两部书作者不同时代背景不同，是女儿国这个意象把两者紧密联系在一起。无论是从女儿国本身还是他们的荒诞、诙谐之风中，我们都可以找到许多共性的东西，但“文以载道”、“明其本然”，我们不能仅仅停留于表面，还要逐层深入，挖掘实质，找寻其时代意义。掀起“荒诞”、“诙谐”的现象外衣，我们要立足于时代背景、作者的社会经历来探求两部书中女儿国所蕴含的社会实质和时代意义： 首先我们从两部作品“女儿国”内女性所处的角色来分析。西游记中“女儿国”虽也有“农士工商皆女辈，渔樵耕牧尽红妆”的涉及，但作者并没有展开来描绘，而是把视角放在女王求爱和举国臣民女子对男人的态度上，说明在这个女儿国中作者目的是突出女性作为爱情主角的实质。而其现实意义也生发于此。《西游记》成书于明中叶，当时程朱理学统治着整个社会，他们主张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为大”，对女子这种三从四德、从一而终的教化根深蒂固。在这种封建伦理道德的压制之下女性本身也成为扼杀自己的刽子手。在宋元时代作品就已出现了许多列女形象，她们把自己的贞操看得比生命还重要，有的女性手被男子碰一下就认为有辱自己名节而自断手臂。而如果女子稍有反抗则被舆论灌之为“坏女人、不贞不洁的妖妇”之恶名。《水浒传》中潘金莲、潘巧云和卢夫人等女性由于背叛丈夫、没有从一而终，而只有落得被杀的下场。这些作品中作者的思想还没彻底开化，她们是被封建道德束缚了手脚。而今我们在幻想的“女儿国”中看到另一图景：女王得知御弟驾临，立即对众臣子宣布：“寡人愿招御弟为王，我愿为后，与他阴阳配合，生子生孙”。这是何等大胆的求爱之举呀！而举国上下女子对男女交合之事无任何羞怯之态。作者也敢于涉足这一方面，勇气可嘉!在现实社会中女子从小处于深闺之中，习熟“礼教”，万事遵礼教而行，即使心中青春萌动，也羞于出口，而最终往往在家人的摆布之下葬送个人幸福。构想中“女王”则勇敢的冲出了这个樊笼，女王从没接触过男性，但他对情爱有着强烈的渴求，他对唐僧大胆的求爱实质是理学禁欲主义窒息下妇女们发出的心灵呐喊。但“女儿国”在描述这种正义之举时，也向我们展示了在礼教桎梏下女性心理的扭曲变态发展。唐僧一行刚进入西梁边界就从一中年妇女口中得知：“那年小之人”不忘“风月之事”，“那个肯放你过去！就要和你交合，假如不从，就要害你性命，把你们身上肉都割了做香袋”。这是何等的凶残与变态呀。这正寓指：在现实社会下由于封建道德、礼教的压榨，女性不能自由、合理追求情爱、幸福，最终使她们走上邪恶之路而不能自拔。如《水浒传》中潘金莲、潘巧云等就是这种扭曲人物。两者都是在封建包办婚姻下背夫偷情，更甚者潘金莲和西门庆狼狈为奸毒害亲夫。他们大胆追求幸福的勇气可嘉但不道义的行为又让人生恨。是封建社会扼杀了他们的躯体，泯灭了他们善良的灵魂。《西游记》作者正是站在社会高度逆时代不能为而为之，这种冲破时代枷锁的壮举实为可敬。但《西游记》的“女儿国”只是局限于女性自身情爱角度，没有上升到社会层面。而《镜花缘》女儿国中女性角色则发生了变化，已经成为社会活动参与者。有人会认为《西游记》中“女儿国”也是由女子来掌管国家、处理社会事务。但那只是虚渺的假象，因为在此国中作者向我们突出展现的是：河水受孕、女王求爱、国师说媒和摆席设宴。只要从深层次探求，便可以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原型，即现实社会中“女主内、男主外”大环境下女主母的行为：处理家务，管理婢妾、内眷。这种“常理”行为对封建礼教冲击力度不大。吴承恩展示的“女儿国”只在个人圈子里徘徊，他本人也难以想象女子还有社会的一面。由于作者这种局限，是他回避了这方面的渲染。而李汝珍则把重点停留于此，而且进行了大胆设想：“女主外，男主内”让女性管理国家，处理社会一切事务。这在其中“治河除水患”中得到精彩体现。此项工程虽是由唐敖这一外来男性协助，但如此庞大的工程一直是女王、国舅操心费力之事，而且这么艰巨而繁重的劳动还是由国中“女百姓”来担负完成的。它们有制铁造具上的“心灵手巧”，也是力量上的强者。书中对此工程的艰巨作了详细描述：挖坑、推坝、搅土且“要费许多力气”。“娇弱”女子们完成如此重任，的确难以想象，但作者所传达给我们得女性却做到了，而且还做的很成功，这不得不让人敬佩、叹服。由此及彼，让我们也会联想到“女儿国”中女性在其他国家事务、社会劳动上的潇洒身影。在此作者把女性的才能、智慧和力量充分体现出来，让现实中的男性看了也不得不汗颜。这些俗人们整天叫嚣“唯女子和小人难养也”的谬论，但一向“柔弱”、“浅薄”的女子在“女儿国里”则成了社会的主力军，这对现实社会的冲击非同一般呀。 其次我们从两部作品“女儿国”内：女王外来男性的态度上挖掘深层次的进步性。《西游记》中西梁女王对唐僧总体上采取屈卑的求爱。当女王得知唐僧已来本国，立刻按耐不住向臣子们宣布：“寡人以一国之富愿招御弟为王，我愿为后”，这就把自己放在了第二位上，紧接着又派国师去说媒，“礼”字为上。在见到唐僧后那种娇羞、妩媚、风流尽情展现，且又“御弟哥哥”叫个不停。这表明在她心目中仍是男性占主体地位，男性统治女性才天经地义，男尊女卑的意识没有改变。在这一点上作者仍受时代局限，没有重大突破。与吴承恩相距几百年的李汝珍却提出了“女尊男卑”的石破天惊的设想。在这个王国中女王对外来男性“林之洋”就没有了礼遇，而是强制性的逼娶，逼林之洋“穿耳”、“缠足”，做其“王妃”。在国王眼中“男性”是处于屈卑之地，应顺从自己。此国中体现的“女尊男卑”意识，虽有些矫枉过正之感，实则是作者在向社会呼吁“人人平等”思想，让男女倒置，唤起世间南子正视封建社会对女子近百年的摧残。这种女子苦痛遭遇的转嫁的确让女子们扬眉吐气了一回。这在时代进步和现实意义上已远远优越于《西游记》了。 从以上两大方面的分析对比，让我们切实感受了《镜花缘》中“女儿国”的优越与进步。是什么因素导致的呢？两位作者都是在封建专制大环境中成长起来，在逆境的压抑下，使他们有此惊人的创造和成就。但两人所处的毕竟不是同一时代，而他们的个性风格也应有所差异。明中叶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并发展，启蒙思潮也在兴起，但明前期近一个世纪的政治高压和文化封锁，使此时的经济文化在休养生息中没完全摆脱出来。而此书又是作者对前人作品的综合和完善，放不开手脚，创造性不大正是作者的这种成书经历和时代的局限，才使《西游记》中女儿国的现实意义稍逊色了些。到了清中后期，经历了时代的更替、社会的进步和人们思想意识的升华。封建专制虽仍甚严，但也是“秋后的蚂蚱，蹦不了几天了”，资本主义经济得到迅速发展；人们的思想异常活跃，文学创作也进入繁荣兴盛期，李汝珍正是这个时代的产儿，他虽然和吴承恩有着相似的个人经历，可他生存于高度发展、高度激越的时代，生性乐观豪放，正是时代的熏染和作者的狂放不羁之风才有了我们的《镜花缘》，也才为我们构筑了奇妙的“女儿国”。而我们正是通过两部作品中“女儿国”片断的对比赏析才真正透彻的从立体上审视了时代的进步和作者思想的升华。 参考资料：赖力行 《中国古代文学史》 吕晴飞 《〈镜花缘〉为妇女大唱赞歌》（山东师大学报）章培恒/骆玉明 《中国文学史（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