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环境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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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虐待老人问题的社会根源

“由于生理性衰老这一自然规律以及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成员和群体在利益关系和分配关系上的重新调整等原因”[1]，老年群体在整个社会结构体系中的社会经济地位不断下降，在物质资源占有和政治权利保障等方面处于相对弱势。这不仅限制了老年群体对于自身需求和愿望的满足，而且其利益诉求也容易受到忽视和侵害，甚至当利益受到侵害时，老年人往往出于畏惧、“家丑不可外扬”等心理，不能勇于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本文以中国现实社会情境为研究基点分析了社会转型期虐待老人问题的特质表现和治理困境，并且通过对相关理论研究进行梳理和反思，从“个体化”理论和风险社会视角深入挖掘这一问题的社会性根源，并以此为前提从减轻个体不安全感与促进社会整合角度规划治理路径，从而在社会生活中帮助遭受虐待行为的老年群体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一、失控：社会结构双重变迁下虐待老人问题的独特形态

发达国家虐待老人事件的产生是在全球人口老龄化的作用下，由老年人数量激增所引致的一种必然现象。而在一些发展中国家，除了人口结构老化这一普遍性原因外，该问题的“井喷”还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这一特殊历史进程密切相关，这一点在中国体现得尤为明显。与改革开放前的欠发达的社会相比，在社会转型速度呈加速状态的现代社会中，中国虐待老人问题无论是“在发生机制和问题性质，还是在数量规模、表现形式和社会影响力等方面呈现出新特点”[2]，致使该问题难以得到有效预防和控制，“失控”已经成为其特殊标识。基于我国当前“社会转型化”和“人口老龄化”两种同步性社会变迁的时代背景，笔者总结了我国虐待老人问题相比于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独特形态。

(一)老年群体具有受虐待的高危性，呈现地域和城乡的“阶梯式”分布形态

由于生理机能下降、智力衰退以及在经济和照料服务上的较强依赖性等因素所造成的相对劣势，老年人在遭受虐待方面具有明显的普遍性。2010年，我国家庭内老年人虐待发生率为13.3%，呈现阶段性增长的趋势，远高于虐童、虐妻等的比率，已经演变为高危性的社会问题之一。而且，我国农村家庭内老年人遭受虐待的比例显著高于城市(农村：16.2%，城市：9.3%)。而且虐待发生率随着社会经济条件升高而降低，西部地区为21.8%，高于全国其他地区，而京津沪地区最低，仅为5.4%。我国区域和城乡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公民文化素养等方面发展不均衡的现状，是虐待老人问题呈现“东少西多、乡增市减”分布格局的制度性成因。

(二)问题形成的根源难以确定，社会影响的“公共性”和“社会性”开始凸显

在现代社会中，老年人自身的生理劣势(体格缺陷或老年痴呆症等疾病)、家庭关系的紧张(代际冲突、子女拒绝承担赡养义务)等因素的复合和集中加剧了虐待老人行为的发生风险。在社会结构变迁的过程中，传统风险要素可能会演化为新的风险或者相互交融，极大地增加了虐待行为发生的不确定性，相应的预防和治理措施也面临更大挑战。而从问题的预防和控制角度来看，传统社会的法律和道德体系以“孝”为其精神内核，一旦违反孝道必然会受到古代法律的严厉制裁，从而有效预防和遏制该问题的产生和加剧。但随着传统社会控制手段在现代化进程的强烈冲击下迅速瓦解，加之家庭关系导致自我调节功能弱化，使得对于这类问题的控制力和约束力大为减弱，其影响也扩散至家庭边界之外，成为影响社会秩序和社会发展的重大社会问题。

二、虐待老人问题的治理困境：心理冲突与保护机制失效的交织

一方面，受虐老人对施虐者存在复杂心理。多数虐待老人事件发生于父母与子女之间。基于“血浓于水”的血缘关系，受虐老人出于保护子女的情感，往往将之归于自己管教不严或教育不当，把责任归于自身。并且受“家丑不可外扬”的文化传统的影响，有些老人往往担心这类事件的传播会损害家庭的声誉，而不愿主动向相关部门寻求帮助。此外，“养儿防老、老来从子”的依赖心理，也使不少老年人在生活上和心理上严重依赖施虐者。很多老人依赖于子女的生活照料，一旦其子女受到法律制裁，他们将无法继续获得照料，因而在寻求帮助前会感到担忧，多数选择忍气吞声，接受被虐待的现实。

另一方面，事前预防和事后处置的社会控制措施相对缺乏。道德与法律作为规范人类行为和调节社会关系的两种手段，具备有效防止和遏制虐待老人的重大功能。但我国现有法律对有关虐待老人的规定，主要见于《宪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等条文中，对虐待老人的概念阐释和类型界定十分模糊，导致难以在法律上对这类行为量刑定罪。一些司法部门对涉老案件也不够重视，执行乏力，未能使判决得到有效落实;有的基层干部常常将虐待老人行为看作是“家内事”而听之任之，责任意识严重缺乏。此外，在以“孝道”为核心的传统价值体系和道德系统日渐式微而新的道德规范尚未形成和完备之际，施虐者的行为缺乏心理约束，尊老敬老意识淡薄。而社会舆论作为重要的外在控制手段也难以对其施虐行为形成有效限制，致使无法从源头上遏制该问题的发生。

三、破解治理困境：原因分析视角和策略规划的重构与再造

对于现代虐待老人现象的形成原因，国内外学者分别从不同视角进行了理论分析。国外学者认为虐待老人与家庭暴力类似，强调施虐者和受虐者的个体因素。在美国学者对老年人受虐待的原因分析中，较为流行的解释有压力论、暴力循环论、个人行为论和老人无能论[3]。而国内一些学者则更关注个人在家庭和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关系，其中“外在情景因素论”认为虐待老人是受虐者及施虐者外在社会环境和经济情况的反映，老年人对照顾者的过于依赖的关系及社会孤立都会导致老年虐待风险的产生[4]。综合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可以发现：在对虐老问题的原因阐释过程中，无论是主张受虐者或施虐者的主观因素，还是强调个体与个体、社会的互动关系状态，都反映出“单向化”的研究取向，即仅从“施虐者→受虐者”“受虐者→施虐者”“受虐者→社会”等思维路径探究问题。这种个体化思维和单向式视角很容易忽视对于在由施虐者和受虐者所构成的虐待事实中主客体互动关系的考察。而且，虐待事件在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中出现了某种差异性分布，因此社会文化类型背景应作为分析该问题发生机制的一项关键因素。 这种由文化背景所决定的原因阐释论在实践中导致的后果就是治理策略出现某种程度上的偏差。例如，美国保障受虐待老人的合法权益主要是通过向其提供包括机构支持、社工服务在内的涉及广泛的专业领域和不同的社会资源的综合性社会支持来实现[3]。美国在解决公共性的社会问题上弱化了政府作为直接“干预者”的角色，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和专业机构的作用，依靠社会中介机制实现问题的自我解决。但是这种对策设计机制在我国缺乏社会资源和社会组织等方面的支持，“强国家―弱社会”的权力格局导致社会资源分配处于不均衡状态，长期“抑制了社会组织和自主性社区成长”[5]，因而依靠社会服务来解决虐待老人问题很难取得理想效果。更为严重的后果是可能导致“政府社区治理的行为失范严重，表现为越位、缺位和错位”[6]等现象，难以为受虐者提供全面、有效的制度保障和司法保护，对于施虐者的法律惩处和道德塑造也常常难以落实，导致问题的进一步积聚和恶化。

因此，当前解决虐待老人问题治理困境的关键，在于拓展理论和经验研究的视野和深度，立足于“社会转型”的历史变迁背景和当代中国社会现实，从制度层次和文化领域挖掘其社会性根源，从而在根本上提出切实有效的治理策略和建议。

四、个体化与风险社会的共生互构：社会转型期虐待老人问题的历史变迁

(一)现代性的精神困境

西方社会学家鲍曼对“个体化社会”的理论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在关于“个体化”含义的理解上，他认为个体化社会的结构形态是“社会形塑了其成员的个体性，个体则在他们通过交往编织成的相互依存之网中，采取合理、可行的策略，用他们的生活行动造就了社会”[7]。并指出个体化“所承载的是个体的解放，即从归属于自己、通过遗传获得、与生俱来的社会属性等的确定性中解放出来。这种变化被正确地看作现代的境况中最明显和最有潜在优势的特征”[8]。但同时也意味着个体与传统知识结构、固有信仰和社会规范“脱钩”，成为自己生活的主人的代价是安全感开始丧失。风险社会在社会转型期“碎片化”社会结构中其威胁也呈几何级增长，解放了的个体的御险能力也迅速降低，并且“社会变迁中集体规范的缺乏势必在价值观和心理层面影响到个体安全”[9]，原本为个体在生活和心理上都甚为依赖的社会保障机制(如单位制)的瓦解使现代人的社会心理出现剧变，“心灵安全”的丧失成为现代社会影响个体心智结构的突出问题。

(二)个体化社会的本土化表达：自我主义与制度变革

由于中西方文化的激烈碰撞，以及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过程中所形成的“二元经济模式”，使处于“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的中国社会具有典型的传统性与现代性交织融合的时代特征，中国社会“个体化”的发育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某种异变，在社会结构急剧变迁的时代背景下主要受到了“自我主义传统、转型期的制度环境”[10]等本土传统和现实状况的有力形塑。一方面，中国传统社会的“个体”是在“差序格局”中的角色地位，这种以“己”为中心所构筑的关系网络是依据个体来确定生活边界并作为风险屏障，显然不具备现代意义上的公共精神，并且与西方“团体格局”中具有明确权利义务关系的“公民”概念形成鲜明反差。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前的“总体性社会”在剧烈的制度变革推动下将大量组织化的个体推向社会领域，被单位制和组织化生活所模塑的个体精神世界受到强烈冲击。不仅个体与社会联系纽带出现断裂，而且在既无传统儒家孝道伦理又无集体主义约束的情况下，衍生出大量“个人只强调自己的权利，无视对公众或他人的义务与责任”的“无公德个人”[11]，建构具有现代意义的市民社会的任务任重而道远。

可见，中国个体化社会的到来在使个体充分解放的同时，道德性缺失也成为重要的社会问题。不断膨胀的自我主义导致封闭稳定的家庭结构逐渐丧失向心力，加之外部控制机制的缺失，使家庭关系在持续紧张中激化出特殊矛盾。

五、社会转型期虐待老人问题的时代治理导向

消除社会生活的不确定性往往要通过在“自己的自我规范和社会责任中重新建立平衡”[12]，进而建构起“本体性安全”，即“大多数人对其自我认同之连续性以及对他们行动的社会与物质环境之恒常性所具有的信心，这是一种对人与物的可靠性感受。”[13]这意味着必须通过培育公民“责任伦理”来加强社会团结，重构和谐稳定的家庭关系，消除个体化所带来的负向效应，最终塑造具有强烈公共道德的现代意义上的公民，从而破解个体与家庭张力的时代难题。

(一)依靠制度建设完善老年群体的法律保障系统

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对于现代国家提出了新的治理要求，以行政性管控为目标的政府在职能应用上应淡化行政色彩，推动“管理”向“治理”升级，强化在基层社会问题领域的服务性功能。具体而言，要以制度为先，进一步细化和明确《老年人权益保障》在禁止和预防各种形式的家庭老年人虐待方面的规定和惩罚措施，做到有法可依，提供坚实可靠的法律保障。此外，严格执法是治理该问题的关键环节。政府应协同立法、司法等部门，加大执法力度，优化执法效率，提高执法水平，着眼于实际增强法律的可操作性和灵活性，提高控制手段的应用性和嵌入性，切实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二)努力提升社区治理能力和服务性社会组织建设

“社区”是搭建政府和家庭沟通渠道的桥梁，能够依靠其地缘性优势吸收政府的相关资源和控制手段“嵌入”家庭之中，并及时将问题反馈给上级部门，从而使问题得到有效处理和解决。社区在“社会治理”的政治语境中的协同治理的主体性地位必须得到法律形式的认定和自治权力的让与，政府与社区对于“权力蛋糕”应进行合理分配，对基层社会事务的处置权限也应进行制度化界定。同时，必须充分发挥社区建设的自主性，针对社区居民的实际需求引导服务型社会组织深入到社区内部，例如在涉及虐待老人事件中，就可以在社区内部设置公益性或营利性的医疗机构和法律求助咨询中心，为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相对处于弱势的老年群体搭建问题反映平台，及时、有效地介入到问题家庭的矛盾之中，减轻事件发现不及时或治理效果不理想所带来的不利影响，提高反应效率和解决效果。

(三)推动具有中国意蕴的时代性家庭伦理的建构和发扬

我们必须着眼于现代社会中的价值内核与传统文化中的伦理精髓进行“流程再造”，重点挖掘和创造体现时代精神和传统美德的行为规范，提升家庭生活对于每一个原子化个体的吸附力，从而弥合个体与家庭、社会之间的“断裂”状态。通过对传统伦理的“扬弃”并与现代价值观念加以融合，对于中国“家文化”的复归和弘扬具有重要意义，也有利于唤起公众对于老年群体社会地位和价值的认同和尊重，从而为防止虐待老人行为的发生奠定心理基础，这也是治理虐待老人问题的根本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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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污染的加重带来了日趋突出的 环境健康 问题。下面是我为你精心整理的环境安全与健康论文1000字，希望对你有帮助!

当大量细颗粒物浮游在空中，大气能见度就会变小，天空看起来灰蒙蒙的，气象学把这一现象叫做“灰霾天”，而PM2.5正是形成灰霾天气的最大元凶。秋冬交界时节，我国北方地区灰霾天气频发，被称为灰霾“元凶”的细颗粒物(PM2.5)受到空前关注，有关我国现行的空气质量分级标准也引发了一系列热议。

一、关于PM2.5

PM2.5颗粒在空气动力学中是指大气中直径小于或等于2.5微米的颗粒物，也称为可入肺颗粒物，其直径还不到人的头发丝粗细的1/20。有时候，学者也将PM2.5等同于气溶胶，“所谓的气溶胶、细颗粒物，其实就是指大气中直径小于或等于2.5微米的细颗粒物，简称PM2.5。”

二、PM2.5来源及成分

PM2.5的形成方式有三种：1、直接以固态形式排出的一次粒子;2、在高温状态下以气态形式排出、在烟羽的稀释和冷却过程中凝结成固态的一次可凝结粒子;3、由气态前体污染物通过大气化学反应而生成的二次粒子。虽然自然过程也会产生PM2.5，但其主要来源还是人为排放。人类既直接排放PM2.5，也排放某些气体污染物，在空气中转变成PM2.5。直接排放主要来自燃烧过程，比如化石燃料(煤、汽油、柴油)的燃烧、生物质(秸秆、木柴)的燃烧、垃圾焚烧。在空气中转化成PM2.5的气体污染物主要有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氨气、挥发性有机物。 其它 的人为来源包括：道路扬尘、建筑施工扬尘、工业粉尘、厨房烟气。自然来源则包括：风扬尘土、火山灰、森林 火灾、漂浮的海盐、花粉、真菌孢子、细菌。PM2.5的来源复杂，成分自然也很复杂。主要成分是元素碳、有机碳化合物、硫酸盐、硝酸 盐、铵盐。其它的常见的成分包括各种金属元素，既有钠、镁、钙、铝、铁等地壳中含量丰 富的元素，也有铅、锌、砷、镉、铜等主要源自人类污染的重金属元素。

三、PM2.5危害

与较粗的大气颗粒物相比，PM2.5粒径小，富含有大量的有毒、有害物质且在大气中的停留时间长、输送距离远，因而对人体健康和大气环境质量的影响更大。PM2.5主要对呼吸系统和心血管系统造成伤害，包括呼吸道受刺激、咳嗽、呼吸困难、降低肺功能、加重哮喘、导致慢性支气管炎、心律失常、非致命性的心脏病、心肺病患者的过早死。老人、小孩以及心肺疾病患者，是PM2.5污染的敏感人群。如果空气中PM2.5的浓度长期高于10微克/立方米，死亡风险就开始上升。浓度每增加10微克/立方米，总的死亡风险就上升4%，得心肺疾病的死亡风险上升6%，得肺癌的死亡风险上升8%。

四、PM2.5监测现状

PM2.5在美国、日本、德国等国家已纳入监测范围。目前，PM2.5的监测尚无国际标准，而我国至今仍没用着1996年颁布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中PM10的监测标准。在环保部近期进行的《标准》修订版中，对于PM2.5仅设置了参考限值。随着污染物数量和类型发生的巨大变化，标准滞后于现实的问题逐渐凸显。2011年11月，国家环境保护部对外公布《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和《环境空气质量指数日报技术规定》征求意见稿，将 PM2.5作为一般评价项目纳入标准，新的监测项目将于2016年1月1日开始全面实施。2012年1月18日，环保部发布《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提出将在京津冀等重点区域开展臭氧和PM2.5(可入肺颗粒物)的监测。中国的PM2.5标准拟于2016年生效。如果仅从标准的数值来看，中国即将发布的新标准已经与WHO过渡期目标-3一致。2012年要在京津冀、长

三角、珠三角等重点区域以及直辖市和省会城市开展细颗粒物与臭氧等项目监测，2013年在113个环境保护重点城市和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开展监测，2015年覆盖所有地级以上城市。

五、降低PM2.5的 措施

(一)实施循环经济发展模式，推进工业节能减排

遵从循环经济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的原则，合理规划产业园区建设。通过合理布局，引导入区企业间形成投入与产出间的共生网络系统，提高能耗与排放的集约化应用与管理程度。

一是产品项目一体化。按照石油化工、煤化工、氯碱化工产品链的上下游关系，构建循环经济的产业链。以产品链上下游关系布局，以产品链上下游关系招商，努力使上游产品、副产品和废弃物作为原料继续生产下游新的化工产品，逐步形成区内产品互为原料、互为市场的发展格局，并实现资源的减量化、再利用和效益最大化。

二是公用工程一体化。通过综合规划实施，集中建设热电联产、工业气体、污水处理厂、危险废物处置中心、液体化学品码头及管廊、天然气管网等公用工程，改变传统的由各企业自建分散的、小规模的配套设施，实现生产配套、废物处理等设施的资源共享。

三是环境保护一体化。始终把环境保护放在非常突出的位置，在开发之初就进行了区域环境评估工作，从规划上实现源头治理，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对环境的影响。在开发区建立覆盖全区的环境监测系统并与上级有关部门网络互联，实现了企业污水实时监控。规划建设中的危废处置中心，将开发区最大污染源“一固、一液”牢牢控制在手，实现“零排放”。

(二)实施工业转型升级，推进内涵式降耗

工业节能减排需要通过推进转型升级，从高能耗高污染转向低能耗低污染升级，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排放，加速从结构降耗向内涵降耗转变。在制定产业布局时，要综合考虑行业企业的单位产出能耗与排污比，综合考虑产业的整体社会效益。

(三)加强节能减排新技术研发，推进重点行业产业化应用

在主要的高耗能、高排放产业领域制定鼓励性政策，引导企业积极研发节能节水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和新设备，对优于相关标准产品的市场开拓，从资金、市场准入、政府采购等多个方面加大支持力度。地方政府也要配合国家出台符合自身产业特征的配套政策，推动企业通过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二三产融合，实现减排降耗。健全激励与约束机制，推广应用先进节能减排技术，推进清洁生产。以企业为主体，紧紧围绕传统产业提升、智能及清洁安全发展等重点，通过不断采用和推广新技术、新工艺、新流程、新装备、新材料，对现有企业生产设施、装备、生产工艺条件进行改造，提高先进产能比重。

(四)加强区域部门产业协作，减少生产不稳定因素

加强与气象、环保、交通等相关部门组织协调，建立跨部门极端天气生产运维预警机制，制定直达重点企业的快速响应预案，减少极端天气对企业正常生产造成的冲击。加强地区合作，遵循减量化原则，联合制定合理的区域产业结构与空间布局。加强地区产业对接，充分发挥区域资源优势，合建数据处理中心，将实物资源与能源流转换为信息流，降低对传统物流方式的依赖程度。

人类健康的基础是人类的生存环境，只有生物多样性丰富、稳定和持续发展的生态系统，才能保证人类健康的稳定和持续发展，影响人身体健康的因素有很多，较为重要的有生活方式因素、环境因素、生物因素和卫生保健服务因素四大类，其中环境污染是人类健康的大敌，生命与环境最密切的关系是生命利用环境中的元素建造自身。

一、人体健康与化学元素的关系

人体中含有大量的化学元素。在这些元素中，除碳、氢、氧、氮能形成各种体内的有机物质以外，其他元素都各以一定的化学形态和结构形成各种生物配合体、功能蛋白质、酶等存在于人体组织中，或作为组成人体结构的材料。或作为血氧运输的载体、或作为酶的激活剂、或作为体液中电解质平衡的调节剂，或作为人体细胞间的信息传递的通讯员，这些元素协同作用，共同完成人体的新陈代谢功能。

但是，由于人类在长期进化过程中，并没有形成对现代社会环境中，无论在数量、还是在质量方面的巨大变化的元素的生态适应机制，环境中有些元素对于人体是必需的，有些是非必需的，不是可有可无的。而人体中任何一种化学元素超过一定的标准都会成为对人体的有害元素。例如，铁是人体必需的元素，具有造血、组成血红蛋白、传递氧，维持器官功能的作用，但人体摄人过量的铁，就会损伤胰腺和性腺，甚至引起心衰、糖尿病和肝硬化。氟也是人体的必需元素，氟对防龋齿、促进牙的生长有积极作用，氟还参与人体内各种氧化还原反应和钙、磷代谢。但是，过量的氟会引起氟斑牙、氟骨症和骨质增生。

现代人体内大多数元素的含量高于古代人，而其中许多元素对人体的健康构成危害。它们在人体中有隐藏毒性，当高于某一阈值时，人体便发生中毒，甚至死亡。例如，铜的过量摄人曾导致了轰动世界的日本富山痛痛病，患者长期食用含铜量很高的米，全身自然骨折达72处之多，呼天叫地，痛不欲生。铅也是一个潜在的危害，目前它的主要来源是汽油中的防爆剂——四乙基铅。在汽油时代开始以前，古代罗马人已经开始大量使用铅了。古罗马人用铅制成贮存糖浆和果酒的容器。有的历史学家认为，铅中毒引起的死胎、自然流产和不孕症是罗马帝国上层阶级出生率低，从而导致古罗马最终衰亡的原因。随着铅的开采和汽油的使用，环境中的铅越来越多。铅中毒引起人体寿命缩短，情绪低沉、疲倦、贫血，甚至影响 儿童 的智力。

二、人体对污染物的富集

人类利用自己的智能得到的物质越多，“潘多拉魔盒”效应也越明显。据统计，已有96000种化学品进入了人类环境。这些化学品在给人类生活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也带来了大量的环境问题。100年前，“滴滴涕”的发明者(瑞士人缀勒)由于发明了“滴滴涕”而获得诺贝尔奖，而现在许多国家因其对环境和人体造成危害，已将“滴滴涕”列为禁用品。

现代科学证明，人体对有毒物质的富集放大是惊人的。研究表明，工业厂矿的废水、废气、废渣排放到环境中造成环境镉污染，从而使当地居民 种植 的水稻等农作物含镉量超标，居民长期食用被镉污染的粮食、蔬菜等，导致体内镉负荷逐渐增高，镉在体内的生物半衰期长达10-30年，为已知的最易在体内蓄积的有毒物质。镉的不断累积，可使接触者产生各种病变。急性或长期吸入含镉烟尘可引起肺部炎症、支气管炎、肺气肿、肺纤维化乃至肺癌。长期、低剂量接触镉污染主要产生的肾脏病变，表现为肾小管吸收功能降低，尿中低分子蛋白含量增高。镉中毒时，肾脏对钙、磷的吸收率下降，对维生素D的代谢异常，长此以往，可导致镉接触者的骨质疏松或骨质软化。镉还可引起肺、前列腺和睾丸的肿瘤。都是由于食物链和生物富集放大的结果。著名物理学家牛顿在1692年由于患严重的失眠、消化不良、健忘、忧虑及妄想等症状而与世长辞。100多年后，人们分析了这位大物理学家的头发样品，

发现牛顿死于铅、砷、镉中毒，这些元素都是牛顿用金属做炼丹实验时泄露出来的。牛顿当年万万不会想到，自己的身体吸收了他的炼丹元素，并因此而丧生。

三、环境污染物进入人体的途径及危害

对人体健康有影响的环境污染物主要来自工业生产过程中形成的废水、废气、废渣，包括城市垃圾等。环境污染物影响人体健康的特点，一是影响范围大，因为所有的污染物都会随生物地球化学循环而流动，并且对所有的接触者都有影响;二是作用时间长，因为许多有毒物质在环境中及人体内的降解较慢。

环境污染物进入人体的主要途径是呼吸道和消化道，也可经皮肤和其他途径进入。气态污染物一般是经过呼吸道进入人体的。由于呼吸道各个部位的结构不同，对污染物的吸收速率也不同。人体肺泡面积达90平方米，毒物由肺部吸收速度极快，仅次于静脉注射。进入肺泡的污染物直径一般不超过3μm，而直径大于10μm的颗粒物质，大部分被粘附在呼吸道、气管和支气管粘膜上。水溶性较大的气态物质，如氯气、二氧化硫，往往被上呼吸道粘膜溶解而刺激上呼吸道，极少进入肺泡;而水溶性较小的气态毒物(如二氧化氮等)，大部分能到达肺泡。污染物进入人体后，由血液输送到人体各组织。不同的有毒物质在人体各组织的分布状况不同。一般来说，重金属往往分布在人体的骨骼内，而有机农药则往往分布在脂肪组织内。毒物长期隐藏在组织内，并能在组织内富集，造成机体的潜在危险。人体的肝、肾、胃肠等器官对污染物都有一定的生物转化作用。其中，以肝脏最为重要。污染物在体内的代谢过程可分为两步，第一步是氧化还原和水解，这一代谢过程主要与混合功能氧化酶系有关;第二步是结合反应，一般经过一步或两步反应，原属活性的有毒物质就可能转化为惰性物质而起解毒作用。各种污染物在体内经生物转化后，经肾、消化管和呼吸道排出体外，少量经汗液、乳汁、唾液等各种分泌液排出，也有的通过皮肤的新陈代谢到达毛发而离开机体。不同的污染物对身体危害的临界浓度和临界时间都是不同的，只有当环境污染物在体内蓄积达到中毒阈值时，才会发生危害。

近年来连续不断的新型疾病，让我们不得不担心我们生活的环境是否还能让我们继续生存下去。据不完全统计，自1977年在扎伊尔出现的埃博拉出血热，到2003年中国出现的SARS，世界各地已经爆发了十多次疾病大流行，加上最近肆虐欧亚的禽流感，让人们忍不住要问：问何现在传染病爆发的频率如此之高呢?其中可能有几个原因。首先，人类活动造成了生态环境的改变。拥有大片热带雨林的南美洲和亚洲如今已难见到往昔的景象，而人类活动的破坏，被喻为“地球之肾”的湿的也受到了大量破坏。亚洲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而由于经济发展与人口增长的不平衡，需要想土地索取大量的自然资源;而南美洲大量贫民窟也逐渐融入城市，这不可避免的导致各种疾病和瘟疫的发生。对1998年在马来西亚爆发的由尼帕病毒引起的疾病研究表明，这场疾病的爆发与砍伐森林密切相关。由于森林面积大量减少，食物不足，迫使狐蝠从世代栖息的森林迁移到农舍果园觅食，而马来西亚的很多养猪场和果园相邻，猪吃了被狐蝠污染的的果实，从而把致命的病毒带到人类社会。其次，人口流动使疾病传播速度加快。疾病很可能会随着人们的四处活动而传播。世界流感大流行被认为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瘟疫。其首发地是美国，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远征军带入法国而在法国大流行，次年1~5月传遍全球;还有2002年在我国广东首发的SARS，在短时间内大量传播，人的活动不能不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那么，这些污染主要都来自哪里呢，其中工业生产过程中形成的废水、废气、废渣，包括城市垃圾等占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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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它就像母亲一样，为我们提供着生存的资源和条件。我们是地球的主人，我们要像善待自己一样去保护它。 谁不想让自己的家园变得更美好，更漂亮?然而，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各种五花八门的生活垃圾越来越多，其中大多数垃圾都是会造成环境污染的。比如说我们常用的电池，如果用完后不进行适当的处理，那么将会造成极大的环境污染。据研究，一节废的纽扣电池能使60万升的水不能饮用。如果每人丢弃一颗废电池，那么到了那时，水，将成为奢侈品。 所以，为了保护环境，请将垃圾分类。 我国于2008年6月1日起实行“限塑令”，这一做法，使我国每年节省三千七百万桶石油。塑料袋，这种东西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再普通不过了，可是你知道吗，塑料袋却是污染环境的一大因素。塑料袋以石油为原料，不仅消耗了大量资源，而且还需要500年的时间才能被自然分解。 所以，为了保护环境，请减少使用塑料袋。最近在哥本哈根召开的全球气候变化大会使我们再一次敲响了警钟。虽然最终未能达到预定的效果，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做到，开再大的会议也只是形同虚设。会议上说，现在全球平均气温正逐渐升高，大部分冰山已经开始融化。如果再这样下去，那么世界将被水淹没。现在的全球平均气温较以前已经升高了1.1℃，别看只是小小的1.1℃，可这是“全球平均气温”啊!如果全球平均气温升高4℃，那么北极和南极的气温将升高16℃，到那时，北极和南极也可以看到大树了。你想一想，到那时，世界将会成为什么样?其实导致这些灾难的罪魁祸首就是我们人类。据研究，我们每天使用的电器或其他东西会排放大量的二氧化碳，而二氧化碳却是使气温升高的一大因素。如果减少使用电器，那么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也会随之减少。汽车尾气中也含有大量的二氧化碳，应随时提醒爸爸妈妈上班或外出旅游时，应乘坐地铁或公共汽车，尽量少开私家车，这样能减少大量二氧化碳的排放。所以，为了保护环境，请减少使用电器，少开私家车上班或旅行。 作为社会的主人，改善地球环境，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如果世界人人环保、天天环保，就可以创造一个崭新、美丽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