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妖精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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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文学的发展历史没有中国文学那么久远,在思想上的认识也不是像西方那样前卫。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浅谈日本文学论文开题 报告 ,供大家参考。

《 20世纪日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比较视野 》

摘要:在日本真正具有学术意义和比较视角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始于竹内好为代表的中国文学研究会的同人。继竹内好之后,关于中日现代文学关系的研究逐渐增加起来,特别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研究 文章 涉及这一论题,进入八九十年代这一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但是,真正具有一定理论建树和思想深度的研究并不多见。而相比之下,伊藤虎丸的研究以其宏阔的思维视界和独到的理论深度表现出不同的个性特征。

关键词:20世纪日本;中日现代文学研究;比较视野

中图分类号:I0-03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1)24-0116-02

中国与日本自古以来特殊的 文化 关系和进入20世纪二三十年代后紧张的民族矛盾,使日本人在打量现代中国和中国文学时,就特别关注中日之间的文化、文学关系,比较早的像井东宪的《中华民国的新文艺——与日本文艺的关系》(《都新闻》,1929.2.13-15)、泽村幸夫的《支那小说家的日本女性观——从张资平的作品谈起》(《东洋》34—6.1931.6)、中村光夫《鲁迅与二叶亭》(《文艺》,1936.6,收入《文艺读本·鲁迅》)、山东赋夫在《读卖新闻》(1936年10月22—25日)上发表的《鲁迅与我国文坛》等都显示了关注中国和日本文学关系的新视角。不过,在日本真正具有学术意义和比较视角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无疑是始于竹内好为代表的中国文学研究会的同人。

纵观竹内好的鲁迅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始终内含着比较的视角。他从鲁迅那里,竹内好找到了自我反省和批判的契机,并由此展开对亚洲的近代化问题的思考。他说:“我看到,鲁迅以身相拼隐忍着我所感到的恐惧。更准确地说,从鲁迅的抵抗中,我得到了理解自己那种心情的线索。从此,我开始了对抵抗的思考。如果有人问我抵抗是什么,我只能回答说,就是鲁迅所拥有的那种东西。并且,那种东西在日本是不存在的,或者即使存在也很少。”也正是“从这一基本判断入手”,竹内“形成了对日本的近代与中国的近代的比较性思考”。[1]他的目的并不是停留在鲁迅和中国现代文学本身,而是以此为“镜子”,系统地对鲁迅所代表的中国现代文学进行分析,同时解剖与中国同属一个文化范畴的日本民族的文学及思想性,转而对日本的近代主义无情地加以鞭挞和批判。以此思想为基点,构筑了他的独特的思想体系,并以这一发展模式和价值取向从事其研究活动。比如竹内好强调鲁迅以文学启蒙国民精神的思想,肯定他通过“抵抗”,主体性地接受西方先进的思想与文化的“拿来主义”,据之以批判缺乏“抵抗”的“转向型”的日本近代化,实质上是把鲁迅研究纳入日本现实社会的批判之中,以鲁迅为媒介或参照展开自我反省与批判。对于他来说,亚洲,特别是中国的近代化亦即中国革命,使得对于近代日本进行批判成为可能。在他那里,亚洲首先就是中国。竹内经常说中国通过彻底否定传统而再生于现代,也就是通过“回心”而创造出新的自我。在这一意义上,竹内好得出了中国走的是不同于欧洲的近代化之路的结论。并主张通过现代中国这个媒介实现自我否定,这就是鲁迅所说的那种窃得别人的火烧自己的肉的行为,以促成新的文化自我形成。所以,丸山升认为,竹内好的中国论,比起论述中国本身来更倾向于论述和批评日本、日本文化、社会的“近代主义”。他指出:鲁迅之于竹内好,是“体现实现了与日本‘近代’不同性质近代中国之特征的文学家、思想家,他自身便是对日本近代的批判和镜子。竹内塑造的这种鲁迅像,之所以在战后不久的日本具有巨大的影响力,便是因为很多日本人开始回顾给日本带来那场战争的‘近代’究竟是什么,认真思考未能阻止那场战争的一方弱点是什么;而反过来,则对经过那场战争而作为新中国再生的中国抱有惊诧和敬意。竹内的鲁迅像正是抓住了这些日本人的心。”[2]

继竹内好之后,关于中日现代文学关系的研究逐渐增加起来。特别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研究文章涉及这一论题,如武田泰淳的《中国小说与日本小说》(《文学》,第18卷10期,1950年10月),冈崎秀夫《中国作家与日本:关于郁达夫》(《文学》,第21卷9期,1953年8月)、丸山升的《鲁迅与厨川白村》(《鲁迅研究》19期,1957年12月)等。到了70年代上述论题得到了进一步拓展和细化,如今村与志雄的《鲁迅与日本文学》(《鲁迅与传统》日本劲 草书 房,1967年)、斋藤敏雄的《福本主义对李初梨的影响》(《野草》第19期,1975年6月)、小泉让《鲁迅和内山完造》(讲谈社,1979年)等。这些文章和论著都注意到了中国现代作家与日本及日本文学的关系问题,但是,基本上还停留在现象的描述和事实的求证上,像今村与志雄《鲁迅与日本文学》,直接把鲁迅与日本文学联系在一起,由鲁迅的留日经历来推断鲁迅与日本文学的关系。他认为,文学家鲁迅的形成,受到过日本近代文化的影响,也是顺理成章的。但是,他借助从1906年秋季以后就和鲁迅同在日本 留学 ,起居相守,又同是悉心文学的胞弟周作人在鲁迅去世后写的回忆,来证明鲁迅在漱石以外,对于日本文学并无兴趣。但事实上,鲁迅虽然没有对日本文学表示关心,但是,并不意味着鲁迅没有选择日本文学作为思想启蒙和文化批判的手段与工具。鲁迅一生翻译了相当一部分日本作品,据统计大约有六十五篇之多,像武者小路实笃的《一个青年的梦》、有岛武郎的《与幼小者》、夏目漱石的《挂幅》等。然而关于这一点,并没有引起今村与志雄的关注。

进入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这一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不仅数量多,而且探讨的问题更加广泛,但是,真正具有一定理论建树和思想深度的研究并不多见。这个时期的研究视野从以下的文章题目中可以显示出来。像冈田英弘的《爱日本的中国人——陶晶孙的生涯和郭沫若》(《中央公论》95卷15期,1980年12月)、福田范正的《周扬和日本普罗文学运动》(《野草》第40期,1987年9月)、新谷秀明的《巴金和石川三四郎》(《野草》第54期,1994年8月)、小谷一郎的《日中近代文学交流史中的田汉—田汉和同时代日本作家的往来》(《中国文化》第55期,1997年)等。除了上述的论文外,1991年日本东方书店出版了由山田敬三和吕元明编著的《十五年战争与文学——日中近代文学的比较研究》,收辑了中日两国学者研究成果,从不同角度探讨了中日战争期间的中日文坛、在华反战文学、沦陷区文学和抗战文学,以及中日文学交流等,显示出强烈的“比较”意识和全面揭示中日现代文学关系的企图。像冈野辰之的《中国现代作家与日本文学》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它从和歌、俳句、私小说、文艺科学论和新村运动等几个方面,意欲全面地描述中国现代作家与日本文学的关系。然而,它所作的概述显得过于浅显和简单,并未能将中国现代作家与日本文学的复杂而矛盾的关系深刻地揭示出来。而相比之下,伊藤虎丸的研究以其宏阔的思维视界和独到的理论深度表现出与上述研究不同的个性特征。

伊藤虎丸是日本战败后,经历了民族的历史性深刻反省思潮的洗礼,并在这一思潮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之一竹内好的深刻影响下,走上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之路。伊藤虎丸的研究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注重中日现代文学关系研究,无论是鲁迅研究,还是创造社研究,他都将他们与日本文学联系起来展开思考,从而构成了他的比较视角。诸如《早期鲁迅对尼采的理解与明治文学》(1979年)、《鲁迅与日本人》(1983年)、《在“脱亚论”与“亚洲主义”的中间——日中近代比较文化论序言》(1994年)等,这些论著主要体现了两个特点。

第一,视野宏阔、思想深刻。伊藤虎丸注重在大的历史背景下,以中国现代文学为媒介思考日本近代化和民族命运,就是孙玉石所说的“大文化比较的视角”。孙玉石指出:伊藤“他习惯于从大的历史背景,从整个亚洲国家民族命运的视野,来思考中国现代文学所可能提供的历史的启示”[3]。在他的《鲁迅与终末论》、《鲁迅与日本人》等书中,在他的许多学术论文中,都在大文化比较的视角上,阐发了自己关于日本近代民族命运的思考。伊藤虎丸强调了采取比较的 方法 对于认识各民族的“文化”的意义,他说:“各个民族都有这样的‘文化’。它是只有用‘比较’的方法才能认识到的”[4]。其内在包涵着竹内好的“比较性思考”的精神,不过,相对而言,竹内主要把鲁迅和中国作为内在的否定性的“精神”存在或参照坐标,当然这也是伊藤虎丸的思想基点和最终归宿,但他主要是在同时代的文化选择差异性的思想史的意义上使用了比较的方法。而且,他突破了竹内好否定鲁迅与日本文学关系的论断,在日本明治和大正时期的思想语境中和文化空间里考察鲁迅、创造社同人与日本文学以及西方文化的复杂关系。

第二,方法独特、角度新巧。与上述特点紧密相连,不是一对一地具体考证中日作家或中日文学作品间的相互影响关系或进行平行研究,而是将鲁迅及创造社等留日作家纳入日本近代思想史的语境中,考察和梳理留日作家与西方文化及日本文学关系。一方面从日本思想界变化的历史轨迹中,在与日本的同时代关系中考察和把握鲁迅和创造社作家与日本文学的精神联系,比如考察鲁迅对尼采思想的接受与日本在接受上的差异;在民族主义问题上,把鲁迅与石川啄木、斋藤野人、内村鉴三等人进行同时代性思考;在科学主义方面,将鲁迅与福泽谕吉展开同时代性探讨。另一方面对非同时代的鲁迅和创造社进行“非同时性”的思考,比较和检视处在明治和大正不同时期的中国留日作家与日本文学的精神联系和他们之间的差异。这种在复杂的语境中的“同时代性”和“非同时代性”的多重比较,使日中文学关系的研究充满了深刻的思想张力。

参考文献:

[1][日]竹内好著.李冬木等译.近代的超克[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196.

[2][日]丸山升.鲁迅、革命、历史[M].王俊文,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346-347.

[3][日]伊藤虎丸.鲁迅、创造社与日本文学·序[M].孙猛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4.

[4][日]伊藤虎丸.鲁迅、创造社与日本文学[M].孙猛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6.

《 日本浪漫主义文学思潮 》

摘 要:浪漫主义文学思潮是18世纪末到19世纪前半期,以英国、法国、德国为中心在欧洲各地而兴起的一股革新思潮。这是欧洲资产阶级企图摆脱封建秩序和封建统治的运动在文学上的具体体现。在其影响之下,日本的浪漫主义文学也在约一个世纪之后兴起了。日本的浪漫主义文学思潮虽不像欧洲浪漫主义那般声势浩大,但也对日本文坛以及日本文学史产生了重大影响。

关键词:日本浪漫主义 背景 理论 作家 评价

欧洲浪漫主义文学思潮产生于18世纪末的英德两国,继而影响法国,席卷欧洲大陆。而这一时期的日本,由于资本主义得到了迅速发展,资产阶级迫切要求彻底摆脱封建主义的束缚。另外受西方文明刺激的影响,人们的自我意识觉醒,开始追求自我确立与自我解放。一批青年作家开始追求与以往的文学所不同的创作风格,使明治时期日本浪漫主义文学一度在日本文坛上占据半壁江山。

一、时代背景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资产阶级改革运动取得成功,日本社会极力要求摆脱封建主义的束缚。另外在西方浪漫主义和文化的刺激影响之下,日本人开始超越理性,注重关心自己的内心和情感,促进了自我意识的觉醒。于是自由且大胆地表达感情的感想、诗歌、评论等一些文体占据了日本文坛的半壁江山,在这种政治文化背景之下浪漫主义文学在日本也登上了历史舞台。

二、 理论表现

日本浪漫主义文学思潮深受西方浪漫主义的影响,对于人的崇拜代替了对于神的崇拜,开始重视人的力量,将人处于整个社会文化的中心地位, 宣扬人格的平等和自由、主张恢复人性、尊重人权、张扬人性爱。但是, 这种思想的变革, 与根深蒂固的封建保守势力发生激烈的冲突,文化上的开放与保守、民主与专制、 自由与禁锢两种思想的对立大大加剧。正是这种矛盾思想的激烈碰撞才使日本的浪漫主义文学拥有自己独特的理论。即:主张情感至上,追求人的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追求个人自由,推崇人的内部生命。

三、代表作家及作品

根据时间先后可将日本的浪漫主义文学分为3个时期: 第一期是以北村透谷、 岛崎藤村的《文学界》为中心; 第二期是以与谢野铁干、与谢野晶子、薄田泣堇、蒲原有明、泉镜花等人的《明星》为阵地;第三期是北原白秋、吉井勇、永井荷风、谷崎润一郎等人的唯美主义、颓废文学。①

森鸥外是开日本浪漫主义文学之先河的先觉者,他的代表作《舞姬》、《泡沫记》、《信使》构成了他留德的青春爱恋的纪念三部曲。

(一)第一期代表作家及作品

如果说森鸥外开日本浪漫主义文学之先河的话,那么真正成为浪漫主义主导力量的是于1893年1月创刊的《文学界》杂志及其周围的年轻一代。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是北村透谷的评论、?口一叶的小说和岛崎藤村的诗歌。

北村透谷主要作品是长诗《楚囚之诗》和《蓬莱曲》等。但是北村透谷更加重要的史学价值体现于文化性评论方面,从1892年起陆续发表《厌世诗家和女性》、《何谓干预人生》、《内部生命论》等文章,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厌世诗家与女性》。这是他通过自己的实际感受和体验以伦理化的形式表达出来的结果,文中大胆地提出了“ 恋爱乃人生之妙药”这一具有划时代精神的主张。

岛崎藤村的《嫩菜集》等诗作,打碎了固有形式的桎梏,巧妙地把西方浪漫主义诗歌的表现手法和日本民族的传统表现形式糅合在一起;其内容摆脱了封建思想道德的束缚,热烈追求个性的解放和美好的生活,充满了青春的气息和奔放的浪漫情绪,开拓了前期浪漫主义文学。②

?口一叶是一位慧星一般的才女作家,一叶虽非《文学界》同人作家,却有许多传之后世的名作刊于《文学界》。其代表作品有《大年夜》、《青梅竹马》等。(二)第二期代表作家及作品

这个时期最伟大的天才是与谢野铁干的妻子与谢野晶子。她出版的第一部短歌集《乱发》是一部大胆而直率倾吐感观性与歌颂奔放的本能和主情的爱欲的诗集。反映了诗人对因袭封建旧道德的一种反抗,让人们感受到她是一位与众不同的新时代女性。

在文学史上,泉镜花的小说代表了这一时期的浪漫主义。在他的一生中大约创作了300多篇小说,都具有独特的浪漫主义风格。非常著名的代表作有《高野圣僧》、《照叶狂言》、《妇系图》和《和歌灯》等一系列优秀作品。

这个时期不得不提到的一个人物就是高山樗牛,他是一位著名且受人欢迎的评论家。他的主要作品有《论美的生活》、《 日本民族的特性和文学美术》、《爱情剧是不是梦幻剧》等等。其中,在同时代文学评论中最有影响的是《论美的生活》,从“生命重于身体、身体重于衣物”的立场出发,讽刺了那些汲汲于金钱、权势的人,“以人造之物制自然之物” 的时代弊端,重视“尔等内心的王国”,鼓励人们去大胆追求内心生活的幸福。

(三)第三期新浪漫主义作家作品

新浪漫主义以“牧羊神会”为主流,《昴星》、《屋上庭园》、《三田文学》、《新思潮》等是其主流文学。主要代表人物有北原白秋、木下?太郎、吉井勇、长田秀雄等“牧羊神会”的中心成员,高村光太郎、谷崎润一郎、永井荷风等人在文学思想上与之共鸣。这些作家摆脱了此前浪漫主义的影响,迎合唯美主义的思潮,用华丽的笔墨和丰富的词汇,凭感觉创作出了充满异国情调和肉欲主义的作品。

三、思潮评价

日本浪漫主义虽不像欧洲浪漫主义那般声势浩大,但也在日本产生了重要影响。它一度占据日本文坛的半壁江山,对日本人的思想、日本文学、文化、艺术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首先,它主张恢复人性和尊重人权,将“人”置于整个社会文化的中心地位,并自始至终和封建主义作着斗争,促进了日本社会民众自我意识的觉醒,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其次,在文学创作上主张把人性和自我尊严作为文学的源泉或出发点,打破了古典主义的清规戒律,是继启蒙运动以来又一次在文学上的解放。再次,日本浪漫主义将日本古典的浪漫主义与西欧浪漫主义加以吸收发展,从而在构建日本的近代文化方面具有深远而伟大的意义。最后,浪漫主义主张个人的自由,赞美恋爱,使人们大胆地追求独特而自由的艺术创作,超越自然,解放艺术,因此在艺术史上都具有深远影响。

但是,日本的浪漫主义文学也具有局限性。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软弱性和妥协性

它从一开始发展就面临着重重阻碍,自始至终都不如欧洲浪漫主义那般声势浩大。另一方面,明治维新的不彻底性造成了封建思想在市民社会中的长期残留,极大地阻碍了浪漫主义追求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步伐。

(二)创作主张具有不确定性

日本浪漫主义从一开始就是在与拟古典主义和自然主义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没有自身独立的发展时期。另外,浪漫主义作家内部围绕着文学创作的使命、文学的社会责任、文学的国民性、文学的民族性、文学与国家、文学与个人等问题进行论争,创作主张十分不确定。

(三)理论缺乏系统性

北村透谷、岛崎藤村、与谢野晶子、高山樗牛等人的创作虽然使浪漫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具有了开创新文学时代的个性鲜明的批评家、文学思想家的桂冠, 但却没有形成一个观点明确、前后一致、系统而又有说服力的文学理论体系。

注释

① 肖霞.日本浪漫主义文学的发展及特征[J].外国文学,2003(7).

② 叶渭渠,唐月梅.日本文学简史[M].上海:上海外语 教育 出版社,2006:149.

参考文献

[1] 叶渭渠,唐月梅.日本文学简史[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149.

[2] 林洪亮.浪漫主义文学的产生及其代表作家[A]//外国历史大事集?近代部分(第三分册)[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5.

[3] 王庆生.文艺创作知识辞典[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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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达果味十足

曾经想过数次如果要和人讲述日本古代史的话,应该从什么开始讲起的问题。目前的想法是治史必始于理解史料,因此关于日本古代史的叙述也应该从日本古代史所涉及的史料的简述开始。       日本史学界的实证主义传统源远流长,或许也正因为如此,日本的史学研究给人的第一感觉往往是对史料抠到极致,围绕一条两三行数十个字的史料讨论一个下午是家常便饭,初来乍到之人几乎肯定会有不适之感。但是理解并适应这一点或许也是有志于在日本进行学术研究之人必须经历的第一步。       小文的主旨在于通过若干个分类,简单介绍一下日本古代史(或者一定程度上可以推而广之到整个前近代史,但是本文中会提及的例子大概都是日本史学界定义上的古代史时代之物)研究中可能涉及到的文献史料类型,并在各类型下简单罗列使用较广泛的史料。       如果要将古代史可能使用到的史料一分为二的话,那么分为文字史料与非文字史料应该没有太大问题。考古材料、绘图绘卷、建筑文物等都可归入非文字史料之列,这些在日本史研究中同样有重要意义和参考作用,但是笔者毕竟是文献史学出身,对这方面的所知有限,在此不多做涉及,而将介绍仅局限于文献史料部分。       本话题大概会很枯燥冗长,还请谅解。      日本史的文献史料根据其制作者与阅读对象,可以分为如下三类。       日本史定义上的古文书指的是由一方制作后发送给另一方,传达了某些信息并流传至今的史料。与此后提及到的古记录最根本的区别在于,文书的制作发给者与接受保存方一定是不同的两者,因此可以说古文书是一种A->B的文献史料。有专门研究古文书的古文书学,佐藤进一先生的《古文书学入门》应该是其最基本与常见的入门读物之一。       在古代史研究中有正仓院文书为代表的一系列文书存在,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在成立至今百余年来编纂了《大日本古文书》三大类数十册,其出版刊行至今仍在继续,完结遥遥无期;在中世以后的研究中古文书更可以说是最基本的史料,尤其是随着时代的下移,有大量新整理出的古文书尚未被活字化,得到活字化的古文书的释读准确度有时也不能保证。因此,直接阅读古文书的能力说是中近世研究者最基本的能力也毫不为过(其实这话对于近代研究中使用书信等手书进行研究的研究者也同样成立),不具备这一能力的人的中世近世史的研究成果大概没有丝毫参看的价值。       古记录与古文书最大的区别在于,古记录是由制作者本人制作并保存流传至今的史料,不经历所有者的转移,因此古记录可以说是一种A->A的文献史料。与古文书学相同,也存在着一门专门研究古记录的古记录学,入门读物推荐斋木一马先生的《古记录学概论》与高桥秀树先生的《古记录入门》。 与《大日本古文书》系列相似,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出版有《大日本古记录》丛书,本系列由1952年开始编纂至今出版有百有余册,何时完结也还是个未知数…… 在古代史范畴内而言,古记录的代表是公卿贵族的日记,随着时代下移,武士也开始写日记并流传下来,例如大日本古记录中叶由于新井白石的日记。 编纂史料顾名思义是个人或群体编写的史料,以古代史而言,六国史是最著名的编纂史料,此外以个人名义撰写或者是著者不明的史料也大量存在,相关内容会在此后详述。与古文书和古记录的区别在于,编纂史料在编写开始时就是以让不定多数人阅读为目的的,因此也有说法将编纂史料视为A->∞的史料。 文献史料的大量遗存可以说是日本史的重要特征,公家与寺社势力基本一直维持到了明治时期,因此他们手中的古文书与古记录多数都得以保存下来;至于武家政权,除了江户幕府以外,中央政权的文书多数散佚,但是幕府发给地方的文书也多数得到了保存。随着研究的推进,这些文献史料的整理与活字化也在不断进行,其中心代表就是前述的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及其编纂的大日本古文书和大日本古记录系列,此外也有大量的史料由出版社或个人整理出版,例如国史大系、神道大系、宁乐遗文、平安遗文等等。但是也还有未得到整理的史料,这就要求研究者拥有直接阅读史料的能力。 在这一部分我希望将古代史划分为几个时段,分别介绍这些时段内成立的重要史料。 在经历过津田左右吉对纪记的史料批判后,这一段时期内日本古代史研究的文献史料可以说极端缺乏,研究的中心是利用考古学史料展开的,少数的文献史料也是像三国志魏志倭人传之类的海外史料,以及刀剑佛像镜的铭文等为数极少的金石文。 近年来随着考古发掘的进展,木简史料大量出现,据近年的统计木简与削屑的总件数已经有近40万件并仍然在不断增加(插一句题外话,去年笔者去奈良文化财研究所为所内保存的木简换水时曾经听到研究员忧心忡忡地表示木简再按这个速度出土的话他们要没地方保存了……这话大概只是玩笑,不过今年奈良文化财研究所开始翻修是真的。),在这一时期及整个古代史研究中的地位都越来越重要。木简史料以奈良县为中心几乎在全日本范围内都有出土,其研究也以奈良文化财研究所为中心展开。鉴于木简史料的特殊性质与其重要作用,小文仅在此简单提及而不多做展开,如有可能,当就木简在日本史研究中的作用以及中日简牍的共通点与差异性等相关问题做一篇番外。 这一段时期由于律令国家的形成与文字利用的扩大化,日本史研究的文献史料激增。鉴于这也是笔者的研究范围,因此也稍微详细地进行了展开。以下分若干项简述。 1、 国史 顾名思义是以六国史代表律令国家仿照中国史家体例编纂的正史。 《日本书纪》:从神话时代至持统天皇为止的第一部正史。津田左右吉的史料批判以来,《日本书纪》大化改新前部分的史料可信度问题受到质疑,使用时须多加注意。国史大系、日本古典文学大系有收录,岩波书店的日本古典文学大系本有详细注释。 《续日本纪》:奈良时代的基本史料,公元697-791年间的历史,文武天皇至桓武天皇在位前半期的历史。岩波书店的新日本古典文学大系中有详细注释本。 《日本后纪》:792-833年。桓武天皇在位后半期及平城、嵯峨、淳和天皇的历史。多有散佚,利用《类聚国史》及《日本纪略》等辑出轶文。译注日本史料中收有森田悌先生的近代日语译本。 此后的《续日本后记》(833-850)、《文德天皇实录》(850-858)与《三代实录》(858-887)相继编纂,基本保存至今,收录于国史大系本。       此后在10世纪中期曾一度有过《新国史》编纂的意向,但是编纂途中夭折,此后日本再未出现国家编修的国史。国史编修的开始与停止可以说正标示着律令国家的成立、兴盛与衰亡。       此外根据六国史编写的书物还有六国史根据内容分门别类重新排列的《类聚国史》,与将六国史内容简略化并将内容补充到后一条天皇时期的《日本纪略》等,可供参考。       2、 法制史料类       伴随着律令国家的成立与发展,以律令格式为代表的国家的基本法逐渐整备,此外还存在律令的注释书,这些也都是日本史研究上的重要文献史料。       律:律为刑法,有大宝律6卷、养老律10卷,其中养老律的部分现存。总体而言一般认为日本律与唐律的出入甚小,因此研究也并不多。       令:行政法则,近江令22卷(存在存疑),净御原令22卷(现不存),大宝令11卷(部分轶文残存),养老令20卷(大部分保存)。因为注释书《令义解》(833年成立)与《令集解》(9世纪中叶)的存在,大部分流传至今,是律令国家的基本规定。岩波书店日本思想大系中收有注释本。       此外日本律令与唐律令的比较研究也是理解日本律令制特色并复原唐令的一个有效手段。仁井田升著《唐令拾遗》、池田温编《唐令拾遗补》及新出的天圣令在日本律令研究中都有重要参考作用。       格:成文法律令之外,律令国家会根据实际需要不时追加颁布新法,是为格。律令国家三次将这些单独颁布的条文加以整理,是为弘仁格(10卷,701-820年间颁布的格的汇编,下同)、贞观格(12卷,821-868)、延喜格(12卷,869-907)三代格。这些格原来是根据机构顺序排列的,然而这些格已经散佚不见,仅有《弘仁格抄》等格的目录流传至今,让我们可以推想格文原本的排列顺序。而将这三代格根据内容重新分类排列而成的就是大约成立于11世纪的《类聚三代格》,由于这本书除少部分散佚外基本流传至今,我们才有机会重新读到三代格的原文。这些条文在理解律令国家成立后的发展与变化有重要作用,因此目前是不少大学与大学院的轮读书目(例如鄙校就是……)。此外格的原文在令集解与政事要略等书目中也有引用,可与类聚三代格互勘。       式:法律的施行细则,与格一样经历了弘仁(40卷)、贞观(20卷)、延喜(50卷)三代的编纂,因此有“三代格式”之说。关于其保存状况,弘仁式的极少一部分与延喜式的约全文保存至今,延喜式也是古代史研究中引用频率非常高的史料。       关于延喜式,除了国史大系收录了《延喜式》之外,在译注日本史料系列中出版有《延喜式》的注释书(上中卷已刊,下卷因为编者虎尾俊哉老师的突然过世目前暂时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出版……);此外虎尾老师著有《弘仁贞观式逸文集成》,从各种史料中辑出了弘仁式与贞观式的轶文,偶尔需要使用的话也是一本很便利的书。       此外还有《类聚符宣抄》、《别聚符宣抄》等若干抄录了当时官符与宣旨的书物流传,必要时也可备参考使用。       3、 此外的文献史料       律令国家时期还编纂了其他大量书目,这些都是理解当时社会的好材料。       风土记:律令国家命令各国编纂的乡土志,目前保存至今的有出云、常陆、播磨、肥前、筑前五国,其中仅出云国风土记全本残存,其他都只有部分;除此之外的各国风土记则只有散见于各著作中的轶文。岩波书店日本古典文学大系有注释本。       万叶集:奈良中期成立的和歌集,收录和歌4000余首,文学与史学研究都会利用到。岩波书店新日本古典文学大系。       怀风藻:751年成立的汉诗集, 收有汉诗120首,其中的作者小传部分大概是最经常被利用到的(?笔者个人经验之谈,未必准确)。日本古典文学大系。       敕撰汉诗集:凌云集、文华秀丽集、经国集。弘仁、天长期奉敕编纂的三部汉诗集,可以说是当时唐风文化的集中表现。       私撰汉诗文集:性灵集(空海的汉诗文集)、菅家文草、后集(菅原道真的汉诗文集)       佛教说话集:日本灵异记,822年成立,药师寺僧景戒所撰的佛教说话集,虽然主要内容是因果报应与劝人行善信佛的故事集,然而对于理解奈良时代的社会生活也有重要作用。       随着律令体制的崩溃,进入摄关期后史料的形态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最明显的一点是随着国史编纂的终止和天皇和贵族日记的兴起,本时期的主要史料转为了以《大镜》、《荣花物语》为代表的历史物语、以及以三代御记和《御堂关白记》、《小右记》、《权记》等为代表的日记。由于政务的形骸化,对于先例与有职故实的重视程度提升,记录这些先例与有职故实的仪式书与政务书也大量出现,对于探讨律令国家的仪式典礼和政务处理方式有很大帮助。此外随着假名文学的兴起也出现了大量的日记、随笔与物语等,这些也是了解当时社会情况的重要史料。鉴于笔者对于摄关期的涉及程度有限,因此不多做展开,仅根据笔者个人经验介绍一些常用史料。       历史物语:说句实话笔者还没看过……一是因为不做摄关期的研究,二是因为通篇用假名写成读起来有点难懂……       日记:       《御堂关白记》:藤原道长的日记,因为道长的亲笔流传至今而闻名于世,此前也获得了世界记忆遗产的认定;不过说句实话道长的日记写得也挺难懂的……       《小右记》:藤原实资的日记(“小右记”是“小野宫右大臣”(藤原实资)的日记的缩写,这一类缩写有很多,单看各人的日记分别被怎么缩写其实也是件挺好玩的事情),全文用汉文(变体汉文?)写成,共61卷。实资是活在藤原道长、赖通执政的摄关政治全盛期的人物,在他长达55年的日记里对当时的宫廷仪式与故实等的记载都十分详细,因此可以说是摄关时代的基本史料,是近年来多数大学摄关期轮读史料的首选;因为其中记载了大量藤原道长和赖通等人的坏话(汗),看着也不会觉得太无聊。无关一句,藤原道长那首著名的和歌(この世をばわが世とぞ思う望月の欠けたることのなしと思えば)也见于且仅见于小右记而不载于御堂关白记内。       仪式书:       仪式书其实在律令制时期就已出现,当时有奉敕编纂的《内里式》(821年成立)与《仪式》(《贞观仪式》,贞观末年成立)等官撰仪式书存在。仪式书在摄关期得到进一步发展,出现了《西宫记》(10世纪后半,源高明著)、《北山抄》(11世纪中叶,藤原公任著)与《江家次第》(11世纪末,大江匡房著)等私撰仪式书。这些仪式书记载的虽然是10-11世纪的仪式与政务的执行方式,但是由于政务与仪式的形骸化,其中记载的不少内容的起源可以上推到9世纪甚至更早,因此仪式书作为了解平安朝政务处理与仪式执行的史料有重要作用(虽然因为记载的冗长读起来真的很无聊……)。       鉴于这个时代目前基本上已经被归类到中世,就让笔者偷个懒从略了吧……说句实话也从来没碰过,完全不了解,不敢乱写是真的……       明显可以看出来笔者写着写着就开始偷懒了(汗)……不过估计大概写再长了就更没人看了所以还是就此打住吧。       本文不少地方参考了家师的讲义,由于讲义内容尚未付梓,其直接结果是不知道该怎么写参考文献了……总之,最后在这里向家师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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