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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中国古代教育及科举制度 科举是历代封建王朝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由于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所以叫做科举。科举制从隋朝大业元年开始实行，到清朝光绪三十一年举行最后一科进士考试为止，经历了一千三百多年。中国的古代教育体制常常与当时的选才制度分不开。 科举制度建立于隋代，但在此之前，虽有不同的选才制度，但均未象科举制度那样长久，而且随着这些选才制度的施行，日渐显露出它们的弊端，如汉代的“察举”、“征辟”，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九品中正制”，这些选才制度在中后期渐渐脱离正常轨道，世家大族操纵选官制度，杜塞了下层人才的进身之路，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上品无寒族，下品无世族”的畸形局面，对文化教育的发展十分不利。 隋朝建立后，对选才制度进行了重大变革：废除前代的荐举制，开始实行科举制度。隋文帝于开皇十八年开始分清平、斡济两科取士；隋炀帝大业三年四月，又分“孝悌有闻”、“德性敦厚”、“节义可称”、“操履清洁”、“强毅正直”、“执宪不挠”、“学业优敏”、“文才秀美”、“才堪将略”、“臂力骁壮”十科；大业五年六月，重分“学业皆通，才艺优洽”、“臂力骁壮，超绝等论”、“在官谨慎，堪理政事”、“立性正直，不避强御”四科；隋炀帝时期，又设置了进士科，科举制度正式创立。不过隋朝的这种科举取士的选才方式，是通过州、郡地方官员推举，再由朝廷策试的方式进行选拔人才，主要有“孝廉”、“秀才”、“进士”之分：“孝廉”以德行为重；“秀才”既重门第，又注重真才实学，其选拔性比进士要严格的多；“进士”则注重策试的成绩。由于隋朝时的科举制度尚处于起始阶段，所以选才制度尚不完善，在不同程度上仍存在着注重门第的观念，但它毕竟开创了为后世延续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前代重门第、不重实学的选才制度，为中国古代教育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使社会各阶层开始由重门第向重文化教育的方向上转变，使一些有才能的下层人士得以通过科举考试进入政治舞台，给统治者阶层注入活力，促进了教育向良好的方向发展。唐灭隋后，唐高祖李渊为了笼络各地的豪强势力，曾一度恢复魏晋南北朝时的“九品中正制”，但不久即废之，重新推行科举制。唐朝的科举取士方式主要有“常科”和“制科”两种：“常科”的生员主要来自由州县推荐的“乡贡”和由学校推荐的“生徒”；“常科”开设的科目主要有十二种，即秀才、明经、俊士、进士、明法、明字、明算、一史、三史、开元礼、道举、童子。其中明经、进士两科是唐代常科的主要科目，因为明法、明字、明算不为时人所重视，一史、三史、开元礼、道举、童子等科也不经常举行，秀才科与隋代一样，要求很高，较难中式，唐高宗以后，渐渐式微。随着分科的不同，分别学习儒家经典、法律、文字、算术、历史等，但考试偏重于帖经。武则天以后，逐渐趋重文章，而且科目繁多，诸如明经、进士、十周、三卫、勋散、杂色、国官、直司等，其后不断增科。至唐玄宗时，又加试诗、赋，此后终李唐一代，相沿不变。“制科”主要是为选拔“非常之人”而设置的，是朝廷为选拔有特殊才能之士而采取的一种措施，官民均可应选。唐代的科举考试较之隋代，考试科目门类数量大大增加，分类更趋完备，选拔面广，招生数额也随之有所增加。考生的积极性很高，大量的下层士子通过科举考试进入统治者阶层，如白居易、孟郊等人就是如此。随着科举制度的不断完善，宋代的文化教育随之兴起。中央设立国子监，在国子监之下，设有广文、太学、律学三馆，广文馆教进士，太学馆教九经、五经、三礼、三传、学究，律学馆教明律。熙宁年间，王安石对学校教育进行变革，对太学的人员设置、监生的选拔与升等都进行了规定，对“教育有方”的学官予以提升，对“职事不修”的学官则予以贬黜；规定太学生须是经过州县考试优秀者方能入学，生员的食宿均有官府供给，生员须经过考试合格后方能升等。在各州县设置学官，负责各地的文化教育，并定期对学官进行考试，视其能否称职。在教育内容方面，规定，各学校都以精通经术为指归，将《诗》、《书》、《周礼》加以诠释而成的《三经新义》作为学生的必读教材，并建立武学、律学和医学，培养各科人才。 元朝建立后，实行民族歧视政策，在科举方面亦是如此。元朝不重科举，科举考试时行时废，每次录取名额亦少，在举行的各级考试中，蒙古人、色目人与汉人、南人分开，对蒙古人、色目人较宽，对汉人、南人较严，待遇亦有很大差别，汉族儒生想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甚难。为此元代社会普遍存在着不重读书和科举的风气，读书人的社会地位十分尴尬和低下，当时有“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娼、九儒、十丐”之说，许多汉族知识分子心灰意冷，有的为了生活被迫从事被前代文人所不齿的谋生行业，有许多文人从事戏曲小说的创作，故而元代的戏曲文学尤为发达。 明清时期，恢复唐宋时的科举制度，其制度比之唐、宋、元诸朝更为严密，分乡试、会试和殿试三级，三年举行一次，考生只有考试合格，才能取得下一次考试的参加资格。考生入场要经过严格的搜身检查，试卷要经过弥封、誊录、对读等程序，送交主考官、同考官评阅。至于明清的科举考试内容，由于明清时期均以程朱理学为官方哲学，程朱理学占据了主导地位，所以明清两代的考试命题均以《四书》、《五经》为主，这也是后人所说的“八股取士”，另外皇朝的法令条律也是必修内容。元明两代,制科被废止,清代则恢复制科，并增设博学鸿词科、孝廉方正科、经学、翻译科、巡幸召试等皇帝特诏举行的考试，召试的次数和时间不一。甲午战争后，又设经济特科，光绪三十一年农历八月初四[1905年9月2日]，科举被废止，开始设立学堂，从此延续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结束了她的历程。 科举为中国历朝发掘、培养了大量人材。一千三百年间科举产生的进士接近十万，举人、秀才数以百万。当然其中并非全是有识之士，但能过五关斩六将，通过科考成进士者，多数都非等闲之辈。宋、明两代以及清朝汉人的名臣能相、国家栋梁之中，进士出身的占了绝大多数。明朝英宗之后的惯例更是“非进士不进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科举成为高级官员必经之路。利玛窦在明代中叶时到中国，所见负责管治全国的士大夫阶层，便是由科举制度所产生。 科举所造成的恶劣影响主要在其考核的内容与考试形式。由明代开始，科举的考试内容陷入僵化，变成只要求考生能造出合乎形式的文章，反而不重考生的实际学识。大部分读书人为应科考，思想渐被狭隘的四书五经、迂腐的八股文所朿䌸；无论是眼界、创造能力、独立思考都被大大限制。大部份人以通过科考为读书唯一目的，读书变成只为做官，光宗耀祖。另外科举亦局限制了人材的出路。到了清朝，无论在文学创作、或各式技术方面有杰出成就的名家，却多数都失意于科场。可以推想，科举制度为政府发掘人材的同时，亦埋没了民间在其他各方面的杰出人物；百年以来，多少各式菁英被困科场，虚耗光阴。清政府为了奴化汉人，更是严格束缚科举考试内容。清代科举制日趋没落，弊端也越来越多。清代统治者对科场舞弊的处分虽然特别严厉，但由于科举制本身的弊病，舞弊越演越烈，科举制终于消亡。参考资料[1]左言东，职官与科举，《中国古代文化史讲座》：中国传统文化经要丛书[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6 [2]林白、朱梅苏：《中国科举史话》[M].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9 [3]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4[M].中华书局，1992[4]《明史•选举志三》[M].中华书局，19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