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字的政治小论文

选择一个你熟悉的典型案例，分析此问题的现状、成因、以及救济机制就成

还是自己写的好啊...................

自从著名刑法专家，北京大学法学院刘守芬教授在11月上旬在授课时透露最高人民法院将收回死刑立即执行核准权后，11月15日，在中国政法大学举行的“刑事诉讼法修改前瞻”研讨会上，我国刑法领域的权威专家、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瑞华也向记者透露了这一消息。（南方网）今年7月，最高法委托北大法学院贺卫方教授和中国政法大学樊崇义教授分别牵头起草《人民法院组织法》修改建议稿。昨晚，贺卫方和樊崇义也分别向记者证实，最高人民法院将死刑核准权收回。（新京报11月29号）最高人民法院享有死刑立即执行的核准权，是我国基本法律《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所明文规定的，同时这也是最高人民法院的义务，以至陈瑞华教授指出，目前关于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核准权的呼声很高，这个问题不是司法体制改革问题，而是落实现行法律的规定，是法律上的归位问题。我们认为，在一定意义上，这是法治的很大进步，任何一项制度的建立是逐步累积的过程，都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事情。法治是优于人治的一项制度，它的建立也需要经历一段艰难的过程。1999年，依法治国写进了宪法，标志着法治这项制度正式进入了发展的时期。然而，由于我国人治的传统的影响，我们的法治发展步履艰难，存在许多问题。诸多学者对此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尤其对法院的司法腐败和不尽如人意的改革，而且都提出了发展方向和具体的改革方案。这是可喜的，是中国法治进程中必不可少的力量。司法制度尤其是法院制度是中国整体政治制度的一部分，要与其他制度协调发展，其建立同样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耐心和对制度的信心。历史已经证明，任何突变式的制度设立都是不可能成功的。法院一直在进行着改革和努力，以其取得较好的效果，达到法治的目标。原来的最高法院由于人员不足等原因不能承担全国的死刑立即执行核准权的责任，但一直在努力，据著名刑法专家刘守芬教授介绍，目前最高法院正在准备向全国选调法官以组成专门的死刑立即执行的复核法庭。这是可喜的进步，说明法院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进步，法治的建设就是这样一步步的实实在在的发展。美好的法院制度是我们每一个人所期望的理想，但它不会从天而降，也不会瞬间实现，它需要法院真正的改革和进步。“我们的法院确实是实实在在地作些事情，这应该给予肯定”，刘守芬教授对最高法院将要收回死在立即执行的核准权表示赞赏。法治的每一细微进步都值得我们欣喜。毕竟我们的法治建设是在人治思想浓厚的环境中开始的，是在经历了残酷教训的基础上开始认识的。我们的法治建设的时间还很短，法院改革也是近几年才提上日程，所以在要求法院成为理想中的正义和公正之神仍需一段艰巨的体制改革，而在今年7月最高法委托北大法学院贺卫方教授和中国政法大学樊崇义教授分别牵头起草《人民法院组织法》修改建议稿既是法院加大改革的先声，（新京报11月29日）。

《论政治文明的内在灵魂》 政治文明是人类政治生活的进步状态，是一个由政治意识文明、政治制度文明和政治行为文明构成的完整体系。其中政治意识文明是政治文明的精神状态。在政治文明的三维结构中，体现精神实质的政治意识文明可视为其内在的灵魂。正确地揭示政治文明的内在灵魂，对于研究政治文明并加强政治文明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政治意识是社会政治生活中的观念形态。政治意识是一个包括政治意识形态、政治心理、政治思想和政治道德在内的人类政治意识系统。政治意识文明就是上述政治意识不同层面的进步状态。从构成要素来说，政治意识文明包括文明的政治意识形态、文明的政治心理、文明的政治思想和文明的政治道德。从价值取向来说，政治意识文明则是包括公平、公正、正义、理性、权利、义务、责任、自由、自主、平等、博爱、民主、法治等难以一一列举的进步的政治理念。 政治意识文明总是一定社会存在的反映，因而必然地要受到社会存在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社会存在的变迁推动着政治意识文明的发展。因此，研究政治意识文明不能脱离现实社会条件。罗素说过：“政治理想必须根植于个人的生活理想。政治学的目标就是要使个人的生活达到最优。政治家所考虑的应当是各式各样具体的人——男人、妇女、儿童——而不是别的或凌驾其上的什么东西，因为正是这些人构成了这个世界。使每一个人都能获得最大的利益——政治学的使命就是按照这个原则来调整人们之间的关系。” 就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有必要弘扬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意识，同时也要尽快提高公民的自主意识。恩格斯说过：社会主义使“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列宁也特别强调群众的自觉性是国家力量的表现，他说：“一个国家的力量在于群众的觉悟。只有当群众知道一切，能判断一切，并且自觉地从事一切的时候，国家才有力量。” 就目前我国来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从根本上说是有利于政治意识文明发展的。1996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指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有利于增强人们的自主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民主法制意识和开拓创新精神，使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进一步发挥出来。” 政治意识文明是社会经济基础的产物，我们不能脱离经济基础来谈政治意识文明，但同时也不能忽视政治意识文明的独立作用。实际上，在人类文明的每一个发展阶段——从古希腊、罗马，到基督教时代，直至现代的信息时代，其中每一种文明都有自己的时代意识，而且这种时代意识制约着整个文明的发展。 正如丹尼尔·贝尔所言：“总之，在每一时期，在每一文化阶段，这种单一的‘内在精神’都制约着从道德、艺术、政治体制到哲学的全部形式。”政治文明是人类政治生活的进步状态，是一个由政治意识文明、政治制度文明和政治行为文明构成的完整体系。其中政治意识文明是政治文明的精神状态，政治制度文明是政治文明的规范要求，政治行为文明是政治文明的外在表现,政治意识是政治文明之魂

闻蔡京墓“即将修复” 蔡京是什么人？为什么要重修蔡京之墓——一条新闻，这几日引出网上网下风起浪涌，说的是东部某地，征地30亩，耗资千万元，即将动工修复蔡京墓。 蔡京是什么人，这问题没有什么争议。这个曾经位居太尉和太师的蔡京，是北宋的一位权相，更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奸相，不但奸，而且“以贪渎闻名”。无论是正史还是小说，都曰其“大奸大贪”，皇皇《宋史》，将他列入《奸臣传》，而《水浒》中晁盖吴用们智取的 “生辰纲”，那十万贯金珠宝贝，不就是他的女婿梁中书奉他庆生的民脂民膏么？所以宋人斥其“六贼之首”，后人将其与秦桧、严嵩同列为“三大奸相”，是没有什么冤枉的。 这样一个蔡京，为什么要给他重修蔡墓？据答曰，“不管蔡京如何声名狼藉，至少他是历史名人，名人具有名人效应，把他的陵墓打造成文化旅游景点，有利于促进当地旅游产业的发展”！这当然是十分俗套又十分流行的“理论”了，但问题在于，为什么偏偏要修复一个偌大反派人物的陵墓呢——君不闻同是“名人”，齐白石的墓地几成游人饭客的“方便”之地，而张季鸾的墓地至今“一片破败”，放着这些“名墓”不修不葺，却要来大兴土木修一个奸相的墓？恐怕“忠奸”还是要“问”的，而看中的正是他“反派”的“吸引力”吧——有网友指斥修蔡墓意在“翻案”，其实他一点 “弦外之音”、“醉翁之意”都没有，反而再三确认了蔡京的“奸相”结论。没有这个“反派”的结论，不是这样盖棺论定，如果变了一个“正面人物”，那还靠什么来“吸引”游客、“发展旅游”呢？ 这就叫“反角效应”，一个现在“旅游开发”以及“文化重建”中颇为流行的模式——君不闻汪精卫的“手笔”，一幅立轴，从3500元港币起拍，飙升63倍，已经以22万成交么？汪精卫与陈璧君的“墨迹”，一幅行书，从3.8万拍到25万，一对七言之联，也一直炒到32.5万才“煞车”。至于郑孝胥、陈公博、周佛海的“书法”，在“汪伪政府要员书法专场”中，都已拍出了天价，连汉奸胡兰成给日伪特务机关的“密札”，不也十分抢手么？据说“反角”反有特殊“吸引力”，于是来修一个“大奸大贪”的陵墓，也就不算什么特立独行的突兀之举啦。 还是说回蔡京来——这个蔡京，字是写得好的，这个北宋当时曾名列于“苏黄米蔡”四大家的大书法家，其字“意气赫奕、光彩射人”，“冠绝古今、鲜有俦匹”，无人出其右也！连狂傲之米芾都自叹弗如。但因为是“奸相”，成了“反角”，当时的人们，不但将他踢出了“四大家”，一个“蔡”字，换成了蔡襄，而且将他的题字，“尽行削废”，再也看不到他的墨宝。我们的古人，你说他“因人废字”，有一点片面性也好，曰其“书生气太足”、那么“迂腐”也罢，有一点是可以遗憾的，那便是我们的老祖宗，怎么这么缺少“市场眼光”，怎么这么不懂“反角”的“生意经”，以至于蔡京的字竟无人收藏拍卖，连蔡本人的落葬，都只有撂在类似“公墓”的乱石冈，还要有劳今人来“抢救”来“修复”。 蔡京墓即将动工，要修复成“自然景观优美、文化内涵丰富，集纪念、文化与旅游为一体的园林式胜地”，这当然引起了网友的质疑，而质疑声中，最大的“担心”，在于如果蔡墓今修，那么“修复秦桧墓看来也不远了”。有人说这是杞人忧天，我看却有点道理——论名气，秦桧比蔡京大得多，论争议，近年以来，要为秦桧这个“胸有全局”且“力主民族融合”的“大政治家”正名的声音不绝于耳，所以修秦墓对于“发展旅游”或竟有更“吸引”人的不意之效呵——前几年某市发掘南宋古墓一座，先认定为秦桧墓，后来发现空空如也，又说是秦桧疑冢，到后来又发现女人头发一缕，便曰系秦桧爱妾之墓。总之是“咬定秦桧不放松”，总之要与这个大反角扯上干系。如果真有秦桧之墓“被发现”，恐怕就不是“征地30亩，耗资千万元”的事儿啦！ 这确实不是笑话，也不是杞忧，这后面的“社会心态”或曰“文化心理”，真值得我们认真想一想。学校没了，农民工子弟何去何从？ 北京30所打工子弟学校陆续收到关停通知，校舍被拆除，3万名学生将面临失学。没有办学许可证、房产证，校舍为违法建筑，存有安全隐患，是这些学校被关停的共同原因。北京有100多所类似的打工子弟学校，对待这些学校，不同区县采取了不同的监管政策，但陆续关停、分流学生，乃是一致的政策方向。关停打工子弟学校，名为拆违实为取缔。（8月16日新京报） 城市里的打工子弟被比作“飘飞的蒲公英”，而打工子弟学校就是他们的“春天”。这些“飘飞的蒲公英”，和他们的父母一样，是尴尬的“城市边缘人”，无法享受城市居民的待遇，不能像城里的孩子一样享受到优质教育的阳光雨露，只能在资源匮乏的打工子弟学校获得非常有限的教育。即便这样，在教育部门眼里，这些学校却是必须要取缔关闭的、非法的“山寨校”。 是不是“非法办学”的“山寨校”，其存在是否合理，还有待商榷，但是以此为借口关停取缔，且没有合理的后续措施，不仅是粗暴武断，甚至有点不近人情了。而学校被取缔，“飘飞的蒲公英”又该何去何从呢？首先，公办学校去不了。有关部门说他们可进入公办校免费就读，而实际上困难重重，因为他们的家长，大多是菜农、商贩、临时工，甚至不少靠拾荒为生，根本无法做到“五证”齐全，而公办学校是需要证件齐全才接收的；其次，私立学校上不起。很明显，私立学校高昂的学费是他们难以承担的。 打工子弟学校被取缔，“飘飞的蒲公英”们的“春天”也离他们远去。他们大多数只能离开父母，回到只有爷爷奶奶的村庄，继续当“留守儿童”，而以后呢？他们或许会沉迷网吧，早早辍学，甚至有可能会踏入歧途，走上违法犯罪道路。马克·吐温曾经说过：“每关闭一所学校，就必须开设一座监狱。” 为城市贡献着一切的农民工们，每日辛苦工作的最大期望，不过就是让自己的孩子能够好好读书，走出农村，改变命运。温总理在视察北京打工子弟学校时也在黑板上写下“同在蓝天下，共同成长进步”这样一句话，而现在已经面临无学可上的孩子们，又如何能改变命运呢？又如何与城市的孩子们共同进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