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弃疾爱国情怀论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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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弃疾词的爱国主义精神大致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把握：

1、表现在他的“整顿乾坤”的急切愿望与祖国依然关河破碎、宝刀无所用的冷酷现实的矛盾所引起的愤激中。

辛弃疾写过许多登山临水，友朋聚散的词，每当他目穷千里或送往迎来之际，总有着一股不可遏止的悲愤情。所谓“其他恨”者，实即“剩水残山无态度”之恨。《水龙吟》“楚天千里清秋”阕，就是面对天水一碧的壮阔秋色所触起的“江南游子”——这个原本是中原壮士的愤懑情怀的吐露。

全词倾诉着山河含恨、吴钩空握；岁月流逝、壮志空怀的忧郁、苦闷。一个爱国志士不愿消沉闲散的期待之情溢于言表。

2、辛弃疾词的爱国主义精神还具体表现在对整顿乾坤的“明主”的渴望上，表现在对历史上为统一事业作出贡献的英雄的崇敬上。

他缅怀上自大禹下至孙权、刘裕这些有志大一统的人物，是因为现实生活中需要这样有雄才大略的明主英才。怀念古人是为了呼唤今人，是希冀有这样的英雄来“补天裂”。这里仅想举两首词为例略作阐说。

3、辛词的爱国主义精神又表现在对南宋君臣偷安宴乐的讽喻和揭露中。

辛弃疾将悲慨化为愤火，是对当时主战的正义之声不得振起而议和的声浪起伏不息的愤怒。

扩展资料

辛词以其内容上的爱国思想，艺术上有创新精神，在文学史上产生了巨大影响。

与辛弃疾以词唱和的陈亮、刘过等，或稍后的刘克庄、刘辰翁等，都与他的创作倾向相近，形成了南宋中叶以后声势浩大的爱国词派。后世每当国家、民族危急之时，不少作家从辛词中汲取精神上的鼓舞力量。

辛弃疾作为南宋朝臣而写的《议练民兵守淮疏》，表达了其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对战争形势的精辟入里的深刻分析和鲜明而又具体的对策。

辛弃疾就是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文体，从不同方面来表达了他慷慨激昂的爱国感情，反映出忧国忧民“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的壮志豪情和以身报国的高尚理想。

参考资料来源：

百度百科——辛弃疾

辛弃疾词继承了苏轼词的豪放风格，又接受了婉约词人物优长，形成了其多姿多彩的艺术风格。他的词，经、史、子、集皆成词赋，这才有辛词多用典故的特征，却用得天造地设，从而成为其词的一大特色。

辛弃疾对北宋的升平、南宋的衰弱体会较深，这使他忧国伤时。加之辛弃疾的雄才大略使奸佞们侧目而视，“年来不为众人所容，顾恐言未脱口而祸不旋踵”（辛弃疾《论盗贼札子》），只好把眼光投向历史。他在《永遇乐·千古江山》中写道：“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他愿像刘裕当年削内乱收复黄河以南广大故土那样恢复中原统一祖国。

在南宋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对一位关心国事民情、立志雪洗国耻恢复中原的志士来说，与其直接批判南宋投降国策，不如借古讽今，委婉曲折地表达对南宋苟安王朝的怨恨。

辛弃疾尤以《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称著于世。词云：“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蛾眉曾有人妒。……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列举历史上陈皇后失宠之事，寄托他壮志难酬的怨恨。“蛾眉曾有人妒”不应只看作自古就有的忠奸之争，而应包括北人南归遭受猜忌的内容。“玉环飞燕皆尘土”，是对当权者妥协投降国策的诅咒。作者急切报国，不为朝廷所容。全词曲折抒情，引人入胜。

辛弃疾从小经历了人生的不幸和民族屈辱的痛苦。他是北方人，是典型的沦亡者，可谓“国耻家仇”集于一身，形成了“北伐抗金，恢复中原”的爱国情结。南归后，在当时苟安国策下，这位抗金志士竟受猜忌排斥，金剑沉埋，报国无门，时时处于“孤危”的境地，胸中时时萦绕着对国势的忧虑之情，便借典故曲折抒发。

辛弃疾在《卜算子·千古李将军》中写道：“千古李将军，夺得胡儿马。李蔡为人在中下，都是封侯者。”“飞将军”李广与匈奴作战七十余次，英名远传，终不得封侯。借李广生平遭遇道出他心中的不平。

参考文献：《辛弃疾词的用典方法初探 》                                                                                                资治文摘2017年3期

辛弃疾词的爱国主义精神大致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把握——一、表现在他的“整顿乾坤”的急切愿望与祖国依然关河破碎、宝刀无所用的冷酷现实的矛盾所引起的愤激中。这方面的前期代表作可以《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为例：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休说鲈鱼堪鲙，尽西风，季鹰归未？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辛弃疾写过许多登山临水，友朋聚散的词，每当他目穷千里或送往迎来之际，总有着一股不可遏止的悲愤情。这悲愤情他曾明确表白过：“不是离愁难整顿，被他引惹其他恨”（《蝶恋花·送祐之弟》）。所谓“其他恨”者，实即“剩水残山无态度”之恨。《水龙吟》“楚天千里清秋”阕，就是面对天水一碧的壮阔秋色所触起的“江南游子”——这个原本是中原壮士的愤懑情怀的吐露。全词倾诉着山河含恨、吴钩空握；岁月流逝、壮志空怀的忧郁、苦闷。一个爱国志士不愿消沉闲散的期待之情溢于言表。如果说《水龙吟》所表达的情绪还比较舒缓，那么，随着岁月的推移、际遇的坎坷，辛弃疾在后期词中悲慨之情愈益显得激越而凌厉了。这可以举他与同道志士、进步思想家陈亮的那些唱和之作为例。宋孝宗淳熙十六年（1189年），辛、陈在鹅湖相会。陈亮辞去后，辛弃疾一再调寄《贺新郎》“以见意”，词篇激荡着一股郁勃怒发的情思。如第二首中写道：“汗血盐车无人顾，千里空收骏骨。正目断关河路绝。我最怜君中霄舞，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既沉痛于现状，又互为激励以“补天裂”的雄心。辛弃疾词中虽不乏在冷峻的现状面前表现为萧飒衰退的情绪，但从总貌来看他的基调是对事业的执着追求。即使是看来悲叹声声，内里实际跃动的仍是“白发自怜心似铁”（《定风波》）的满腔热血、一颗赤子心。他的《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可以说典型地表现了这一点，词云：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这是一曲理想与现实尖锐冲突的悲壮之歌。词人以中间八句的“梦境”极写理想之境，俨然一幅气势壮阔、奋发昂扬的“沙场点兵临战”图。愈写理想的雄伟、热烈，愈显出借酒浇愁、挑灯看剑（这理应在战场杀敌立功的剑呵）的落寞寂寥，愈见出“可怜白发生”的悲慨的深重。这一声“可怜”自是对当道的有力抨击，也是对自己处境的深沉的悲哀。但这悲哀不是消沉、不见衰飒。因为这悲哀虽是来于意气飞扬的境界的难以具见，但并没由此而弃去了对“红旗清夜，千骑月临关”（《水调歌头》）的理想境界的向往。否则他不必“醉里挑灯看剑”，更无须“可怜白发生”了，他难道真的不可以去做一个如有的论者所说的“田间快活人”吗？虽则悲慨，依然执着，这应是辛弃疾的词所表现的可贵之处。这就是为什么在《稼轩长短句》中一再出现对“壮岁旌旗拥万夫，锦襜突骑渡江初”（《鹧鸪天》）以及“季子正年少，匹马黑貂裘”（《水调歌头》）的往事的忆念和梦见的原因；这就是他所以在难以排解的矛盾苦闷中仍是希冀、期待着实现理想的时日：“鬓边觑，试把花卜归期，才簪又重数”（《祝英台近》）；这就是他何以常常是“夜深犹送枕边声，试问清溪底事未能乎”（《南歌子·山中夜坐）），心头如同汩汩山溪一样激动着，无法入眠的缘故。即使入梦了也“梦中行遍，江南江北”（《满江红》）、“却自觉神游，归来坐对，依稀淮岸江涘”（《哨遍》）。他的心一刻也离不开江淮前线、大好中原！“马革裹尸当自誓，蛾眉伐性休重说”（《满江红》），辛弃疾在痛苦的矛盾冲突中是以这样的誓言自励的。现实是令人悲慨，理想岂能轻弃？这就是爱国词人在“戏为山园苍壁解嘲”的那首《临江仙》中，借山石自喻的“稜层势欲摩空”之“气”。二、辛弃疾词的爱国主义精神还具体表现在对整顿乾坤的“明主”的渴望上，表现在对历史上为统一事业作出贡献的英雄的崇敬上。稼轩词中怀古之作极多，不是怀古的作品也常常借典引出一连串的古人来。后者如单从手法上着眼，诚然似在“掉书袋”。其实，虽然辛弃疾在某些篇章中确有堆垛典故的缺点，但大多数的怀古或用典之作纯系借古人之酒以浇胸中的“磈磊”。他缅怀上自大禹下至孙权、刘裕这些有志大一统的人物，是因为现实生活中需要这样有雄才大略的明主英才。怀念古人是为了呼唤今人，是希冀有这样的英雄来“补天裂”。这里仅想举两首词为例略作阐说。一首是《生查子·题京口郡治尘表亭》：悠悠万世功，矻矻当年苦。鱼自入深渊，人自居平土。红日又西沉，白浪长东去。不是望金山，我自思量禹。辛弃疾在简练的几笔中构出了他追念向往的世界；渴望、钦羡着能有如大禹这样的明主来重整山河，解民于倒悬之苦。爱国与爱民应是一致的。《生查子》的“思量禹”，从宋王朝内部而言，词人祈求能有个“鱼入渊、人居土”的“治”的局面。这样，民心所归、人力汇聚，恢复中原、统一天下之势自是指日可待了。另一首词例是著名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这首词曾被词论家誉为辛词第一佳作，因为它典范地表现了稼轩词的悲慨清壮、雄劲健举的风格。从手法上说，也是辛词善于借典抒情述理以及政论与抒情相融汇的代表之作。写这词时辛弃疾已是六十六岁的老人，他白发飘萧应召来前线董理军备、以图开战。重临四十三年前曾经在这一带惩叛徒、抗顽敌的旧地，词人的心头是怎样的滋味？岁月流逝，人事几变，可是“佛狸祠”这入侵者的“祠堂”依然香火鼎盛——这是对乞和苟生者的一个重重的鞭挞。面对京口雄山丽水，北望“神州”万里山河，不由想起曾在镇江逞雄的“坐断东南战未休”的孙权和南朝宋武帝刘裕来。“英雄无觅”，怀古实乃伤今，举出历史上西征北伐的有作为的统治者正是用一面镜子反照坐看大片疆土被分裂而长期苟安的当今小朝廷。词既有借古讽今，又有借古鉴今——“元嘉草草”的历史教训，更有以古喻今、以廉颇明己志。但不管是讽今还是鉴今、喻今，贯联着的核心是求得一个大一统的理想局面。在辛词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词人所崇敬的古人大抵是“剑指三秦，君王得意，一战东归”（《木兰花慢》）的统一中国的刘邦一类的人物。他赞赏“添爽气，动豪情，奇因六出”协助刘邦成大业的陈平；他佩服和追念叱咤边庭英勇善战的李广；他崇拜扶持蜀汉鞠躬尽瘁的诸葛孔明……辛弃疾正是借这些古时的明君贤臣来寄寓他的爱国的情怀的。三、辛词的爱国主义精神又表现在对南宋君臣偷安宴乐的讽喻和揭露中。“倩何人与问：雷鸣瓦釜，甚黄钟哑？”（《水龙吟》）这是悲慨化为愤火，是对当时主战的正义之声不得振起而议和的声浪起伏不息的愤怒。他一再提到“夷甫”，以东晋王衍之流苟安江南、清谈误国的典实指斥现今手握大权而“低头拱手”、“终老不敢言兵”的大吏。如：“起望衣冠神州路，白日销残战骨。叹夷甫诸人清绝！”（《贺新郎》）“渡江天马南来，几人真是经纶手？长安父老，新亭风景，可怜依旧。夷甫诸人，神州沉陆，几曾回首！”（《水龙吟》）……至于传颂于人们口中的《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一词，它的“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闲愁最苦。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的表现小人当国、国事日败则尤为显然。南宋罗大经《鹤林玉露》就已记载有赵眘父子“见此词，颇不悦”的反响。此外，如《江神子·闻蝉蛙戏作》、《千年调·蔗庵小阁名曰卮言，作此词以嘲之》、《念奴娇》（炙手炎来，掉头冷去，无限长安客）等词均系讽嘲祸国害民的宦海丑类的作品。综上所述，“料不啼清泪长啼血”（《贺新郎·别茂嘉十二弟》）的稼轩词确是这位爱国词人的满腔热血的结晶。尽管辛氏的爱国与忠君仍难能离析，一如封建时代别的士大夫那样。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从中吸取所宝贵的东西。至于从词的发展史来看，“歌词渐有稼轩风”④的事实，辛词对刘过、刘克庄以至陈人杰、刘辰翁这些南宋中晚期词人的影响，都足以说明他的不朽的功绩。而这影响，或者说构成一个词的流派的核心的东西又正是辛弃疾词的那股“气”，那种矢志不二的爱国之情志。

“词，古诗流也，吟咏情性，莫工于词”（尹觉《坦庵词跋》）。“簸弄风月，陶写性情，词婉于诗”（张炎《词源》卷下）。词在一般宋人心目中，通常只是一种吟风弄月、抒写私生活环境中产生之感情的文体，因此从晚唐五代到北宋的词篇中，很少写到重大的社会题材与生活内容，基本未能反映出词人作为“精英阶层”（因为其中很多是参与社会政治、文化生活的高层次文人）对于社会的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只有到了南宋，由于前不久所发生的靖康国难和当时宋金对峙的严峻局势，词中才勃涌进了一股强劲的爱国忧政思潮，这就使得士人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感得以在原先被视为“小道”的词体中获得了充分的展示和前所未有的张扬。“时穷节乃现，一一垂丹青”（文天祥《正气歌》），在这些产生于国家多事之秋的词篇中，人们终于重又感知了中国古代士大夫们的高风亮节。 应该指出，宋代有相当一大批士大夫文人是深具着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拿北宋来说，范仲淹就是其中首屈一指的代表人物。他所提出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以及那“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政治襟怀，充分显示了他心系天下、献身社会的崇高理念。此外，如幼年时代的苏轼即“奋厉有当世志”，努力想成为像东汉范滂那样一位清官贤吏。而王安石、司马光等新旧党争的领袖人物，虽然政见不同，但他们想要经邦济世、为社会干一番事业的初衷却又是相同或相似的。因此综观北宋的士人，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富有政治参与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只消翻检他们的大量奏谏文章，就可强烈地感知其“社会良心”。而在他们所写的“小词”中，也偶会流露其关注时事、经世济时的心迹。例如范仲淹在镇守西夏边界时所写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中，就赫然出现了“燕然未勒”的惋叹；而在苏轼笔下，更出现了这样豪迈的词句：“受降城下紫髯郎，戏马台南旧战场。恨君不取契丹首，金甲牙旗归故乡！”（《如梦令》）只是由于词“自晚唐五代以来，以清切婉丽为宗”（《四库全书总目·东坡词提要》），所以北宋士大夫们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就主要在其诗文作品中反映出来，而词则基本远离了这方面的内容，故直到北宋末年仍被局囿于那种莺莺燕燕、倚花柳的狭隘圈子中，这不能不说是北宋词的一种缺陷和遗憾。 但是，上述词与士人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基本脱节的状况，却在南渡初年得到了迅速的纠正。靖康之变的鼓，不仅改变了宋朝的国运，也迫使士大夫们不得不直面惨淡的人生。于是，爱国和忧政的情志变成一股洪流，奔泻到了他们所写的各体文学作品中。在这种情势下，词也莫能例外，它的“言志”功能得到了前所未见的开发和利用。因此，在那类抒写爱国忧政之情的词篇中，人们能清晰地感受到作者被社会责任感所激起的心跳和脉动。这种情况，首先可从岳飞谈起。当然，岳飞乃是一位抗金名将，人们自不能将他以“文人”视之，但是他所写下的爱国词篇，却颇能显示南渡初期词人们的共同心情和小词映现士人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的普遍情况。这里，且举其最有名的《满江红》为例：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词中最显慷慨激昂的句子是“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而最能激励人心的句子，则又是“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前者，写出了爱国志士们共同的复仇心理；后者，又表明了他们肩负复国重任而感发的迫切自勉心情。对此，且作简略分析： 俗语有云：“杀父之仇，不共戴天。”靖康之变的直接后果是金人竟把二位“君父”（徽、钦二帝）俘虏并押到了北方，对宋朝的臣子来说，难道还有比这更大的奇耻大辱吗？据史书记载：金兵将徽、钦二帝及宫妃们押上马车时，宫妃们曾在车内大声叱骂前来送行的宋臣道：“尔辈等任朝廷大臣，作坏国家至此，今日却令我辈塞金人意，尔等果何面目？”这些被骂的大臣们只好“回首缄默而已”（据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七十八引《封氏编年》）。尽管岳飞等人对北宋的亡国并不负有任何责任，但作为在封建礼教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宋朝臣子，面对这场皇帝被掳的事变，心中当然会充满着蒙羞受耻的感觉，并进而反弹出报仇雪耻的强烈欲念。何况，金兵所到之处，屠我城池，戮我人民，使我大好河山变得尸积如山、血流成河（据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记载：汴京在事变之前人口将近百万，而在金兵屠城之后，壮丁已不满千人，“东及沂、密，西至曹、濮、兖、郓，南至陈、蔡、汝、颍，北至河朔，皆被其害。杀人如刈麻，臭闻数百里。”），这越发激起了爱国之士对金国侵略者的深仇大恨。因此，岳词中的“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是一种寓有切肤之痛和切齿之恨的热血沸腾之言，表现了当时所有爱国臣民共同的雪耻情结和复仇心理。而由此，更又激发了他以复国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这种复国的愿望，集中体现在词尾的“待从头收拾旧山河”一语之中；而完成此宏图的具体行动则又要“从我做起”。因此他惟恐蹉跎光阴，尽力要把自己的分分秒秒都奉献给抗金复国的大业，这就感发了“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的自勉自励之辞。所以这两句十一个字，可谓字字铿锵，掷地有声，既写出了自己丝毫不敢有所懈怠的心情，又可视为对先贤“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一种主动承担，表现出了非常自觉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前人曾评此词曰：“胆量、意见、文章，悉无今古。”（沈际飞《草堂诗余正集》评语）又曰：“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读之，凛凛有生气也。‘莫等闲’二语，当为千古箴铭。”（唐圭璋先生《宋词三百首笺注》引清人陈廷焯语）人们所激赏于它们的，正是这种在晚唐五代以来的小词中久违了的以天下为己任的英雄气概和壮士志向。 尽管岳飞并不以词名世，但他词中所表现的情志却很能体现出当时的时代精神。我们试看，南宋所涌现的大量爱国词篇，其中就都充溢着与岳词相仿的两种思想感情：一是强烈的复仇情绪，一是以抗金复国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这两种思想感情又是互为因果的：一方面，复仇的情绪进一步激发了作者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另一方面，使命感和责任感在心，又必然使其复仇情绪显得更加昂扬。二者互动，令这类爱国词中直接融入了作者崇高的民族气节和人格力量，从而使它们成了全部唐宋词中“词品”最高的作品。因爱国词作众多，下文仅举三位词人的作品为例： 第一位是张元干。他曾任李纲的行营属官，北宋末年即积极参加抗金斗争。南渡后因不屑与秦桧同朝为官，遂退居福州，并在胡铨因上书请斩秦桧等三人头而被贬途经福州时为他写下了声振词坛的《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端的是位铁骨铮铮的血性汉子。建炎三年（1129），金兵南侵，江北地区全部失守，词人愤作《石州慢》词，其中充塞着复仇的情绪。如其下片曰：“心折。长庚光怒，群盗纵横，逆胡猖獗。欲挽天河，一洗中原膏血。两宫何处？寒垣只隔长江，唾壶空击悲歌缺。万里想龙沙，泣孤臣吴越。”面对着金兵猖獗，生灵涂炭的痛苦现实，词人发愿要挽天河之水去冲刷干净敌寇杀戮中原人民的血污，这是一种多么悲愤的复仇心理啊！而在他所写的另一首词《水调歌头》中，又抒写了他虽老可仍不忘复国大任的壮志：“梦中原，挥老泪，遍南州。元龙湖海豪气，百尺卧高楼。短发霜粘两鬓，清夜倾盆一雨，喜听瓦鸣沟。犹有壮心在，付与百川流。”其时词人已入两鬓沾染霜华的老境，但他伤悼故国之念却未尝一日断绝，故而梦中时常飞回中原。而更加令人钦佩的则是，在那风雨交加的夜晚，他像陆游所写的“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那样，依然深怀着抗金复国的宏愿——读着此词“犹有壮心在，付与百川流”的结句，我们分明感受到老词人的澎湃心潮正像百川归海那样狂奔猛泻。 第二位是辛弃疾。辛弃疾本可以成为一位大有作为的名将（或名相），可是南宋的苟安政策却偏生硬将他扭变成了一位“词人”，这真是一种莫大的悲哀。但是即使如此，辛弃疾仍然不忘自己对于国家和民族应尽的责任。早在他刚刚回归南宋、于建康任参议官的微职时，就曾这样自许道：“功名事，身未老，几时休？诗书万卷，致身须到古伊周。”（《水调歌头》）也就是说，立志要成为像上古伊尹、周公那样的治国雄才。而在其中年时期，则虽然屡遭挫折和打击，然仍始终未泯其抗金复国、建功立业的壮志雄心。他在赠陈亮的词中，发出过这样的壮语：“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破阵子》）尽管这种愿望一时无法实现，但那种以天下事为己任的英雄气概却足以辉映千秋。到了晚年，词人虽已白发萧萧，心情也时而变得颓唐，可是却依旧企盼着能够请缨杀敌。在人们所熟知的登京口北固亭所作的两首词中，记录着他“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强烈心声：“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永遇乐》）“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南乡子》）因此可以这样说，在辛弃疾的身上，集中体现着像屈原、谢安、贾谊、马援、刘琨、祖逖这样一类爱国忧民或曾为国家建立过功业者的精神品质和人格力量，同时还带有着像廉颇、李广、孙权、诸葛亮这样一类武将或精英人物的强悍和豪俊之气。而所有这些，又都凝聚成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此即对于国家和民族的高度责任感。辛弃疾赠陈亮词云：“我最怜君中宵舞，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贺新郎》）这既是转述陈亮的誓言，实际上也是他自己的“夫子自道”。南宋遗民谢枋得在辛弃疾殁后六十年祭祀他时，犹闻“有疾声大呼于祠堂者，如人鸣其不平”（《祭辛稼轩先生墓记》）。这一带有神话色彩的记述，更使我们仿佛亲睹辛弃疾虽死犹在地下大呼“杀贼复国”的情景。所以，辛弃疾虽然最终未能成为一代中兴名将（或名相），但其《稼轩长短句》却已足以向人昭示了他一颗拳拳不忘祖国的赤诚之心。 第三位是陈亮。他是一位最为典型的“位卑未敢忘忧国”的爱国志士，一生未曾做官，却时时心怀复国建业的宏图大志。曾四向孝宗皇帝上书，纵论天下大势和恢复方略，耸动朝野，名噪一时。孝宗欲授以官，他大笑曰：“吾欲为社稷开数百年之基，宁用以博一官乎！”表现出了远大的人生志向和强烈进取的事业心。另外还可提到的则是其词学观：据他的友人叶适记述，陈亮每一词成，即自叹曰：“平生经济之怀，略已陈矣！”（《书龙川集后》）也就是说，他是把写词当作陈述其经邦济世之怀的举动来看待的，因此其词中十分鲜明地反映了他的政治主张和那种以复国为己任的高度责任感，大可与其政论奏章同读。如他在送章德茂使金的《水调歌头》中大声疾呼：“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意谓我泱泱中华，难道就没有一个半个耻于向金人称臣的人物？此言正同于《上孝宗皇帝第一书》中所说：“岂以堂堂中国而五十年之间无一豪杰之能自奋哉。”而其《贺新郎·寄辛幼安，和见怀韵》中所说的“父老长安今余几？后死无仇可雪，犹未燥、当时生发”，这也同于他在《中兴论》中所说的下列意思：“又况南渡已久，中原父老日以殂谢。生长于戎，岂知有我？”“昔宋文帝欲取河南故地，魏太武以为‘我自生发未燥，即知河南是我境土，安得为南朝故地’！故文帝既得而复失之。河北诸镇，终唐之世，以奉贼为忠义，狃于其习，而时被其恩，力与上国为敌，而不自知其为逆。过此以往，而不能恢复，则中原之民乌知我之为谁！纵有倍力，功未其半。”作者在其词中表达了这样一种忧虑，中原沦陷已久，若不趁早收复，则唯恐其子弟们会渐渐忘了自己是宋朝臣民的后裔，而这种看法，明显地是从其政论文中“移植”来的。所以，到了陈亮手中，词之“言志”功能简直已被开发到接近散文的境地，这虽在一定程度上损伤了词的艺术性，但从其思想性来看，则又上升到了前所少见的高度。在这些可以当作政论文来读的爱国词中，最使我们感到钦佩的，就是作者虽然身为一介书生，然却心系天下的高度责任感。 我们知道，南宋一百五十余年的历史中一直充满着抗战与投降、正义与邪恶的斗争，而这种政治局势也必然影响到士人的精神状态。缘此，便分化出了两种人生态度：一种是缩起头来只管个人，另一种是挺身而出拯救国家，二者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对于前一类人的人生态度，我们不想多作介绍，只举一首词来说明：宋末文及翁在《贺新郎》中如此写道：“一勺西湖水，渡江来百年歌舞，百年酣醉。”“国事如今谁依仗？衣带一江而已。便都道江神堪持。借问孤山林处士，但掉头笑指梅花蕊。”从这歌舞酣醉、隐逸逃世的生活行径中人们不难明白他们惟求个人快活的利己主义人生态度。而后一类人，则在国难当头之际，不顾个人的安危和得失，或奋力抗敌，或奔走呼号，自觉地承担起复国（或救国）的重任，他们堪称社会的“脊梁”。更使人感到欣尉的是，这后一类爱国志士不仅在“事功”方面（例如其政治活动和军事行动）给青史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记载，而且还在他们的文学创作中给后世留下了十分宝贵的思想遗产。而在这些思想遗产中，那种“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高度自觉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就是最为耀眼的一部分内容。讲到这里，不妨让我们以文天祥那首忠义凛然、气壮山河的《沁园春·题潮阳张许公庙》词来总结全文。其词曰： 为子死孝，为臣死忠，死又何妨！自光岳气分，士无全节；臣忠义缺，谁负刚肠。骂贼张巡，爱君许远，留得声名万古香。后来者，无二公之操，百炼之钢。 人生翕欻云亡，好烈烈轰轰做一场！使当时卖国，甘心降虏，受人唾骂，安得流芳？古庙幽沉，仪容俨雅，枯木寒鸦几夕阳。邮亭下，有奸雄过此，仔细思量！ 此词绝非一般的咏史怀古词可比，其中凝聚着作者光映千秋的人格力量和中国文化精神的主要精华。特别是“人生翕欻云亡，好烈烈轰轰做一场”二句，更用如椽大笔宣示了这样一种人生大义：每个人的人生转眼即逝，最要紧的便是要抓住这有限的时间，轰轰烈烈地为国为民干一番事业！因此，像张巡、许远这样的仁人志士，虽然生命短促，却万古留名；而那些卖国投降的鼠辈小人，却只能被永远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两相对照，怎不启人深思和催人取进？所以，“读此等词，不可以寻常词观之也”（刘永济《唐五代两宋词简析》），而应当以“高山仰止”的态度把它们当作一本严肃的人生教科书来研读——词之发展至此，难道还能仅以“小道薄技”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