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改编研究类论文

跨国公司(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又称多国公司(multi-national enterprise)、国际公司(international firm)和宇宙公司(cosmo-corporation)等。1974年，联合国经社理事会作出决议，此后联合国统一采用“跨国公司”这一名称。 跨国公司是在两国或两个以上国家（地区）拥有矿山、工厂、销售机构和其他资产，在母公司统一决策体系下从事国际性生产经营活动的企业。它可以由单个国家的企业独立创办，也可以是两个或多个国家企业合资或合作经营，跨国公司是通过输出企业资本，在许多国家设立分公司，或控制当地的企业成为他的子公司，从事生产、销售及其他经营的国际性资本主义垄断组织。它是垄断财团通过直接投资，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形成一个由国内到国外，从生产至销售的一个超国家的垄断体系。 联合国跨国公司委员会认为跨国公司应具备以下三要素：第一，跨国公司是指一个工商企业，组成这个企业的实体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内经营业务，而不论其采取何种法律形式经营，也不论其在哪一经济部门经营；第二，这种企业有一个中央决策体系，具有共同的政策，此种政策能反映企业的全球战略目标；第三，这种企业的各个实体分享资源，信息以及和社会效益引起世人注目。 跨国公司的经营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跨国公司实行全球战略目标和高度集中统一的经营管理 这一点我们从跨国公司的定义中就不难看出，跨国公司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生产、配置，并把研究与发展、采掘、提炼、加工、装配、销售以及服务等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伸向世界各地，而把最高决策权保留在跨国公司总公司，总公司对整个公司的投资计划、生产安排、价格体系、市场安排、利润分配、研究方向以及其他重大决策分担责任。 如果我们把1865年德国拜尔化学公司在美国纽约州开设的苯胺工厂视作为世界上第一家跨国公司，那么，跨国公司至今为止已有130多年历史。1885年创建的美国电话电报公司，1875年创建的日本东芝公司，1899年的电气公司，德国乐嘉文洋行等等，这些集团在19世纪末期就具有当今世界公司的雏形。但在二次大战前，跨国公司的发展缓慢，其经济实力十分有限，对国民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影响微不足道。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经济生活国际化的发展，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促进下，跨国公司广泛发展。至1988年，跨国公司投资总额达9628亿美元，为当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10312亿美元的93%，全球已有2万余家跨国公司母公司，它们设立在世界各地的子公司已超过10万家。近年来，由于wto的成立，更加带动了跨国公司的发展。跨国公司在国际生产，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等方面的影响日益增大，其独特的组织形式和经营方式及其给企业和投资国带来的巨大经济决策，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的管理，子公司根据母公司的全球战略制订各自的经营计划及措施。 跨国公司的管理也是经历了一定的发展过程，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政治形势趋于稳定，许多国家都致力于发展本国经济，都在研究自己的管理之论。随着生产力的飞速发展，生产社会化程度日益提高，对管理的研究也就日渐深入，如果把众多的管理之论加以分类，大致有这样几种类型：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管理之论；以日本为代表的东方资本主义管理之论；中国的社会主义特色管理之论。从目前看来，西方现代管理思想大致可以分为七大学派，即管理的程序学派、行为科学学派、决策理论学派、系统管理学派、权变理论学派、管理科学学派和经验主义学派，以上这些学术思想形成了现代管理思想，现代的管理思想又为跨国公司的发展奠定了管理基础。 二、跨国公司向综合多种经营发展 虽然在19末期，很多跨国公司就营业额来说已经具有当今世界公司的雏形，但真正实行复数产品生产的产品结构的公司，也就是综合型多种经营的跨国公司，从七十年代以后才得以迅猛发展，其业务经营的范围形象地说，就是“从方便面条到导弹”，几乎无所不包。例如，美国杜邦公司和联合化学公司，联邦德国巴登笨胺苏打公司和赫希斯染料公司，英国柯尔兹化学公司，日本朝日化学公司和住友化学公司等化学工业公司。除了经营化学工业产品以外，还兼营制药、食品、化妆品、首饰工艺品、纺织、冶金、电子、化肥、农药、运输和旅馆业等各种行业。 多种经营给跨国公司营销带来极大的好处：(1)增强垄断企业总的经济潜力，防止“过剩”资本形式，确保跨国公司安全发展，有利于全球战略目标的实现。企业的经营目的在于获取利润，而利润率的高低多寡取决于企业如何筹划和组织生产、销售与分配这三道前后相衍的运动环节，多种经营可以使跨国公司加强生产环节，进行低价值的投入，高价值的产出，从而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达到利润最大化。(2)有利于资金合理流动与分配，提高各种生产要素和副产品的利润率。资金的投入必须带来良好的投资效益，这是投资的必然性选择，生产要素组合的合理、经济与否直接决定着企业成本与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国际间的生产要素组合也要优于一国自身。跨国公司就是国际性生产要素优化组合的一种灵活而又高效的载体。(3)便于分散风险，稳定企业的经济效益。当今世界经济发展迅速，行业、种类日趋繁多，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各行业在年度之间状况波动很大，占据多个行业的跨国公司的经营，就不会因一项经营的波动而影响整个公司的收益。(4)可以充分利用生产余力，延长产品生命周期，增加利润。(5)能节省共同费用，增强企业机动性。 三、以开发新技术推动跨国公司的发展 高技术是“未来世界经济的引擎”，故跨国公司之间在这一方面展开了一场较大的角逐，更尖锐地表现在生物工程、新材料、新能源等领域的贸易的磨擦上。 （一）跨国公司在新技术革命中，始终保持领先地位。 跨国公司在新的国际分工中，若要保持优势，或从一种优势向另一种优势，就必须在研究与开发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中，始终保持领先地位，跨国公司始终在新技术部门占领先地位，战后迅速发展起来的新兴工业，如汽车、石化、制药和电子工业等，几乎全部为跨国公司的控制。 跨国公司注重于生产工艺的研究，每一个跨国公司都设有专门的研究机构，并得到政府大量财政资助，70年代美国联邦政府用预算拨款资助了民用科研项目的1/4以上。 （二）跨国公司奉行特有的技术战略 跨国公司技术转移战略：从全球范围比较生产成本，选择最佳生产基地，以确保高额利润。首先，把研制的专利技术应用于母国的国内生产，垄断国内市场，并通过产品出口满足国外市场的需要。其次，经过若干年后，再将新技术转让给设在其他发达国家里的子公司，取得当地市场的技术优势。再次，又过若干年后，再向发展中国家的子公司转让技术。跨国公司转让技术要考虑生产能力（或运用生产技术的能力），投资能力（或扩大生产以便利用扩大了的国内市场或出口市场的能力）和革新能力（它使研制新产品和提供新服务成为可能）。 四、跨国公司从利用价值竞争手段，转向非价格竞争手段争夺世界市场。 传统的价值竞争是指企业通过降低生产成本，以低于国际市场或其他企业同类商品的价格，在国外市场上打击和排挤竞争对手，扩大商品销路。 非价格竞争是指通过提高产品质量和性能，增加花色品种，改进商品包装及装璜、规格、改善售前售后服务，提供优惠的支付条件，更新商标牌号，加强广告宣传和保证及时交货等手段，来提高产品的素质、信誉和知名度，以增强商品的竞争能力，扩大商品的销路。目前跨国公司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提高商品的非价格竞争能力；(1)提高产品质量，逾越贸易技术壁垒；(2)加强技术服务，提高商品性能，延长使用期限；(3)提供信贷；(4)加速产品升级换代，不断推出新产品，更新花色品种；(5)不断设计新颖和多样的包装装璜，注意包装装璜的“个性化”；(6)加强广告宣传，大力研究改进广告销售术。 五、跨国公司扩大内部贸易 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在整个国际贸易中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是指跨国母公司与国外子公司之间以及国外子公司相互之间在产品、技术和服务方面的交易关系。70年代以来，不断发展的跨国公司内部贸易日益呈现出巨大的重要性，不仅对国际贸易体系和贸易方式而且对国际贸易的发展趋势都产生了很大影响。虽然获得详细而准确的关于跨国公司内部贸易的资料相当困难，但从所获得的不太多的资料中发现，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在整个国际贸易中具有重要地位。 与跨国公司之间的国际贸易相比，跨国公司内部贸易有以下特点：第一，一般来说，在研究与开发的密集较高的产业部门中的公司内部贸易，比研究与开发密集度低的部门高。公司内部贸易呈现这种特点的原因，主要是跨国公司之所以能够从事海外经营活动，是因为它们在技术上和管理上拥有某些优势，而这些优势的获得往往是以付出高昂的研究与开发费用为代价。因此为了保持企业在技术和管理上的垄断优势，为了不使已付出的高昂的代价付之东流，将所有交易都在公司内进行，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第二，公司内部贸易的产品构成主要是最终产品，其次是有待加工和组装的中间产品。经系统的研究证明，公司贸易的内部化率与产品的加工程度成正比关系，即产品的加工程度越高，其内部化率越高；反之，则内部化率越低。第三，公司内部贸易的价格不依国际市场供求关系而变化，而是采用转移价格的方式进行。这不仅是公司内部贸易区别于公司间贸易的一大特点，而且是跨国公司问题研究的一个重要课程。 可以预料，跨国公司除了有更大发展之外，在未来10年还将会出现三种趋势：按“国际化经营三阶段”论，专家认为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早已跨越了以“物”为中心，即商品进出口部门展开国际交流的第一阶段。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正处于此阶段。大多数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已进入所谓“当地化阶段”，即就地产销、设立据点的第二阶段。只有少数跨国公司已达到第三阶段，即国际分工阶段。据预测，新世纪将有大批公司进入第三阶段，即跨国公司的人才、物资、钱财、技术、信息等经济资源倾向于效益较高的国家或地区，最终成为“无国界企业”。 美、欧、日三方跨国公司“三足鼎立”雏型已见眉目，今后将是他们演绎“三国志”的时代参考资料：陈晶瑛《论跨国公司的主要经营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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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论文：政治学跨国比较研究述论

在国际学术交流久已有之而于今愈加频密的情况下，对于政治学学科在各国的发展状况做出一个跨国性的比较研究无疑具有特殊的意义。20世纪60至 80年代，政治科学作为一门学科，无论在从业人员的规模、研究工具的创新和知识成果的积累上，都发生了一场非同寻常的、不断扩展的革命。但同时也存在一个薄弱环节，即很少系统地总结这门学科整体的历史发展，很少注意这门学科在每个国家、特别是美国以外的国家中发展的特点。实际上，就笔者观察，在政治学学科获得长足发展的同时，也还存在着诸多问题，如零散混乱、沟通超载、方法论上过于标新立异、学派之间汲汲于对抗和冲突、研究工作中不容忽视的交叉和重复等等。因此，回顾这一学科的知识发展过程，特别是采取一种跨国比较的视角，综合而全面地认识现存的主要问题，进而思考未来的发展方向，就显得极其必要了[1]。

一

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D·伊斯顿和J·G ·冈内尔这两位知名学者的推动下，来自许多国家的政治学家开始了一次经由比较研究的视角对政治学学科发展展开回顾和反思的学术尝试。1991年，由他们主编的《政治科学的发展：比较研究》一书问世，集中记录和展示了学者们集体努力的结果。全书的主体部分是由分布各洲的10个国家和地区的学者撰写的，分别概述政治科学在本国、本地区发展情况的论文，其中又特别突出地考察了70至80年代这段时期的发展情况。

一般说来，所谓跨国的比较研究往往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在相对统一的研究框架支配下，多个个案的比较研究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和把握不同国家在不同条件下存在的共同问题或发展趋势;而因其问题或趋势在不同国家出现的非同时性，又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乃至采取能够避免重蹈覆辙的措施。另一方面，这样的比较研究也可以帮助我们发现和认知在宽泛界定的共同问题或发展趋势之下仍然存在着的变异现象和特殊问题，进而启发我们进一步去探究其背后更加深刻的原因。

对此，《政治科学的发展：比较研究》一书的主编者伊斯顿和冈内尔在“导言”中作了一个精彩的分析。他们从宏观角度着重讨论了在各国政治学学科发展中存在的两个相互联系着的问题。

第一是政治学学科发展与其外在社会环境的关系。他们指出，政治科学的发展，受到一定环境的影响。这又包括两个彼此区别又相互关联的层次。一是政治科学同其它研究领域的关联，即学术生态环境;二是政治科学、各门社会科学学科同政治体制、政治文化、政治现实的关联。由此产生了两个主要的疑问：其一，由于政治科学反映政治环境，又由于知识标准对于学科的历史发展来说是相对的，那么人们在怎样的程度上能够得到普遍的政治知识?其二，政治随时都要提供一个话语系统，而政治科学借助自己的语言和方法，试图在某些方面超越前者;那么在何种程度上政治科学可能超越它的母体文化?在何种程度上政治科学可能接近理论与研究方法上的普遍性?两位学者指出，所谓的外在环境可以小到研究所、大学或是具体的社会政治事件，大到特定的政治文化和政治系统，最宽泛时可以包括整个社会，即社会结构和生产方式。这样，像知识社会学等研究途径，无论从理论或是实践上讲，都难以确定和说明因变量与自变量之间的关系。再者，说明上述相互关系的术语也难以界定，像影响、作用、反映、认识、归因于、原因、教育、互动、反馈等等。[2]在笔者看来， 伊斯顿与冈内尔实际上在这里提出了科学的普遍性同各国社会政治环境及其文化限制之间的矛盾问题。

第二是政治学科在不同国家的平行发展与相互渗透的问题。从历史起源和概念应用上讲，当代政治科学是一个美国特色浓厚的社会科学门类。这门学科在不同国家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要输入、调整、适用美国政治学界首先创立和运用的各种假说、方法、理论知识和学术成果。这样就构成了一种美国政治科学的“帝国主义”与各国政治研究按照传统自行生存的现象。各国政治学界在引入这种外来的政治学科知识时，往往会在内容上和应用中对其方方面面作大幅度的改造;这在美国人看来是一种歪曲，而在接受国看来这是本土条件所必需的文化适用。与此同时，学术交流并非单向的，不仅仅是由学科中心向边缘的流动，而是一种复杂的互动。例如，美国的政治研究从一开始实质上就受到欧洲学术界的影响。此后，整个政治科学的教育系统情况还表明，一方面有美国学术界的影响，另一方面有最初思想输出所引发的后续波的作用。在存在主义、现象学、解释学、新国家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以及其它对当代社会科学发展影响甚大的研究领域中，都可以看到美国与欧洲之间这种学科共存共生、潮来潮往的现象[3]。在笔者看来， 伊斯顿与冈内尔的这一论述提醒着我们：政治科学知识在由其相对早期创生和发展的国家向不同国家、向异族文化输导时，接受者在领会与解释时应该警觉其中必然引发的诸多理论问题和技术性问题，同时也要保持冷静的学术心态，即一定要认识到学术交流是双向，甚至是多向的。

二

同书收录的E·伯恩森所撰专文， 集中讨论比较视角下的.政治学学科建设与方法论问题;其他国家的学者在分章叙述本国政治科学的发展状况时，也时时提到类似的现象。而据笔者所涉并不广泛的阅读而论，上述问题其实早已得到许多敏感学者的高度重视和热烈讨论。而综合这些意见，可以引发我们进一步的思考和探索。在笔者看来，政治科学在各国的制度化进程及其影响的问题是首先值得重视的问题。从学者的讨论来看，制度化有两层含义。就其大的方面而论，政治科学的发展同各国的政治现代化过程是分不开的。从小的方面看，政治科学有赖于自身的学科整体建设。伯恩森指出，许多学者都将政治科学称为特殊的美国式学科门类，但S·亨廷顿则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待这个问题。 亨廷顿早在1988年就讲过，无所谓美国的政治科学，实际上应当是民主的政治科学;它无非是在美国最先、也最充分地发展起来了，这是因为美国有着当代世界产生最早、历史最悠久的民主制度。伯恩森进一步具体地论述了这个问题。他认为，政治科学19世纪末在美国成为独立学科，自有其历史的原因。首先，是政治科学适应了这个新世界的需要;与民主的扩大相伴生的，是大量社会问题的出现，它们成了政治科学产生的前提。其次，是美国灵活的大学体制。在近代欧洲，社会科学未能充分分化，社会学常常被看作囊括文化、经济与政治问题在内的一般社会科学。而在此时的美国，由于民主制以及科学界组织方面的可能性，政治科学得以制度化，其标志就是1880年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科学学院的创立。即使在今天，较之于政治科学这门行业在世界其它地方的状况而言，美国的政治科学群体规模也更为庞大。再次，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全球霸主地位，使得美国的政治科学影响了世界各地的政治科学制度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