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学术英美文学论文

埃兹拉·庞德1885年10月30日出生于美国爱达荷州的海利镇。在去欧洲以前，他在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就学，在那里攻读美国历史、古典文学、罗曼斯语言文学。两年后，他转至哈密尔顿大学（HamiltonCollege）学习，1906年获硕士学位。1898年庞德首次赴欧，以后于1902年，1906年及1908年先后共四次去欧洲。1908年定居伦敦，以后一度成为伦敦文坛上举足轻重的人物。 1908年庞德的第一部诗集《灯火熄灭之时》（ALumeSpento）在意大利威尼斯自费出版。1909年，他的诗集《人物》（Personae）在伦敦出版。1910年他的文集《罗曼斯精神》（TheSpiritofRomance）出版。文集内容主要是他的早期译作及他历年来学术研究的成果和见解。庞德在他早期诗作中就显示出独创精神和渊博的学识，1912年他成为芝加哥小型杂志《诗歌》驻伦敦通讯员。1914年他与多萝西·莎士比亚（DorothyShakespeare）结婚。1915年庞德发表了他根据东方学者芬诺洛萨（Fenollosa）的遗稿而译成的中国古诗英译本《中国》（Cathay）及两个日本戏剧集。在伦敦期间他发表的另外两部著作是：《向塞克斯图斯·普罗佩提乌斯致敬》（HomagetoSextusPropertivs，1919）和《休·赛尔温·毛伯利》（HughSelwynMauberley，1920）。1921年庞德移居巴黎，1924年迁居意大利热那亚东南的拉巴洛。在巴黎和伦敦期间除了继续从事创作外，他发掘和扶植人才，与欧美文学界人士广为交游，为打破英美文学，尤其是英美诗歌的沉寂局面，为促进美国文学的“复兴”作出了独特的贡献。他和雕塑家、画家、音乐家都有广泛的联系，对欧美各国现代主义思潮的形成和发展都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庞德在1914年至1916年间与爱尔兰诗人叶芝（W．B．Yeats）交往很密切。他敬佩叶芝，以叶芝为师。叶芝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他的影响。庞德曾帮助詹姆斯·乔伊斯（JamesJoyce）出版《青年艺术家的肖像》，（APortraitoftheArtistasaYoungMan）和《尤利西斯》（Ulysses），帮助艾略特整理删节《荒原》（TheWasteLand）的初稿，并向出版社推荐出版。他在巴黎结识并帮助海明威，帮他出版了第一本书。在1924年离开巴黎后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庞德的注意力由文学创作逐步转向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问题。在文学创作的同时，他写了一些社会批评方面的文章；讨论贫困与繁荣、战争与和平、失业与高利贷等问题，同时也对物质主义和工业主义带来的人们心灵腐化问题进行了抨击。令人难以理解的是这些问题的研究最后竟使庞德走上了反犹太主义，为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国家社会主义唱赞歌的道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庞德在罗马电台发表了数百次广播讲话，抨击美国的战争行动，攻击罗斯福的作战政策，赞扬墨索里尼，鼓吹墨索里尼的治国政策能促成一个没有贪婪和高利贷的社会。庞德因上述原因于1943年被控叛国罪，1944年为美军所俘，监禁在意大利比萨（Pisa）俘虏营中，1945年他被押往华盛顿受审，以后他被宣布神经失常而免于受审。从那时起的十几年庞德是在精神病院中度过的。在被关押期间庞德继续翻译孔子的著作，并写出《诗章》第71—84章，即《比萨诗章》（ThePisanCantos）。1949年这部作品获得了由美国国会图书馆颁发、由艾略特参加作评委的博林根诗歌奖（BollingenPrizeforPoetry），此事一度在美国引起很大争议。1958年经过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ArchibaldMcLeish）、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Frost），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Hemingway）的斡旋，庞德未经审判而被取消叛国罪，返回意大利。1972年11月病逝于威尼斯。在庞德获释的前后，他的一些作品继续得到发表。这些作品包括《埃兹拉·庞德书信集》（LettersofEzraPound，1907—1941），《文学论文集》（LiteraryEssays）1954年出版，《文选》（SelectedProse1909—1965），1973年出版。 3?意象并置：把不同时间，空间的两个可见意象并列在一起，借以启发和引起别的感受。休姆说：“两个可见意象的组合，可以称为一个视觉的和弦。它们的联合使人获得了一个与两者都不同的意象。”不同意象并置，所引发的情感情绪已脱离了其中的某一意象含义，而具有一种全新的感受。如中国诗“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落叶与江水的意象已经转化为除旧布新走向未来的含义；“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是表现孤独的游子远行他乡、早起晚宿的艰辛苦难。庞德作为意象派诗歌的里程碑式作品《在一个地铁车站》：人群中这些面孔幽灵般显现，湿漉漉的黑色枝条上的许多花瓣。诗中只有两个意象，人群中的脸和黑色枝条上的花瓣并置在一起，这完全是在匆忙的行走的人群中获得的瞬间意象，写出了诗人一瞬间的视觉印象，一瞬间的内心感受。在地铁车站的密密麻麻的人群中，诗人站立其间，过往的行人迎面而来，匆匆忙忙从身边走过，整个气氛阴森潮湿，令人窒息。几张女人和孩子苍白美丽的面孔时隐时现，打破了这种冷清沉闷，给人一种愉快的感觉，从而感受到一些活力。两个并置的意象映入大脑，构成俗陋与优美，潮闷与清新对比强烈的画幅。既表现了都市人繁忙庸碌的生活，给人以一种挤压感，描绘出现代人内心的焦虑不安、紧张动荡、繁忙而又单调的生活现实，同时又展示了心灵对自然美的依恋与向往。 第三，意象派诗歌注重意象组合的内在韵律与节奏，将意象与所蕴含的思想情感融成一体。主张按语言的音乐性写诗，反对按固定音步写诗，认为均匀的格律诗是等时性的、起催眠作用的“节拍器”。意象派发现日本诗不押韵，中国诗通过汉学家逐字注释稿翻译，也就成了自由体诗。所以，意象派诗不讲规则，接近自由体诗。他们主张诗歌音乐性要自然，要注重事物内在的韵律、节奏。这在英语国家中起了推广自由诗的作用。意象的生成可分为两种形式：其一是主观意象；其二是客观意象。意象的表现形态可分为两种创作倾向：其一为静态意象派，以艾米、奥尔丁顿、杜立特尔为代表，崇尚古典美，有浪漫派风格，创作了许多雕塑诗、风景画诗。如艾米的《环境》：“凝在枫叶上，/露珠闪闪发红，/而在莲花中，/它却像泪珠般苍白晶莹。” 《秋雾》：“是一只蜻蜓还是一片枫叶，/轻轻地落在水面？”意象宁静美丽，犹如一幅美丽的风景画幅。其二是动态意象派，以庞德、叶赛宁为代表。1914年庞德发表了《漩涡》诗札，标志新创立的“漩涡派”的诞生。庞德主张在意象诗歌原则下，更强调诗歌的动感和活力，认为：“意象不是观点，而是放亮的一个节或一个团，它是我能够而且可能必须称之为漩涡的东西，通过它，思想不断地涌进涌出。”追求意向的流动性，创作上追求多意象跳跃的复杂效果。意象派作家的美学观念和艺术风格虽然各有差异，但他们在创作上却形成了某些一致的倾向。无论是庞德、艾米，还是叶赛宁，意象派诗都表现一种感伤、苦闷和充满希望的情调。意象派诗短小、清新、细腻、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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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声欢呼，一声倒彩——《万历十五年》三十载印象记 1986年，徐友渔等人到英国留学，大使馆发了一本书，说：“你们以前学习的历史不完全代表真实的历史……现在国门打开了，如果你们和外国人说话，是会闹大笑话的。”这事让徐“一辈子都能记得住”，因为“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以前对中国学生灌输的历史知识是多么地片面、多么地有问题、多么地苍白无力！” 时至今日，虽然灌输式历史教育依旧存在，但历史阅读却已发生巨大的变化。在这一改变中引潮流之先的，是一本篇幅不算很大的历史书：美籍华人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自1978年黄委托朋友联系国内出版社算起，至今三十年，这本书毁誉随之而誉日盛。回顾本书三十年印象，借黄仁宇的话来说，是“两声欢呼和一声倒彩”。 两声欢呼 第一声欢呼来自于中文版出版过程中的关键人物。 第一位应属黄仁宇1937年就读长沙临大的校友俞哈维。俞任职IBM，还是华人赫逊河中部联谊会的会长。他可能是最早看过《万历十五年》的人，并在联谊会上讨论过这本书。 1978年夏，俞到中国，黄委托他寻找《万》的出版商。要知道，该书英文版（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因其风格独特而在英美出版界处处碰壁，中文版是黄一个秘而不宣的希望。这个希望不曾落空，俞在北京的亲戚黄苗子愿意将之推介给中华书局。 1978年的中国刚从文革的阴影中走出，能否接受一个外国人的著作尚是问题，此问题可以严重到关系所谓的“政治立场”。黄苗子于1979年5月23日致信中华编辑傅璇琮推荐《万》稿，虽然傅提出“原则上接受出版”，但“怕肯定得太过分，出政治问题”，而一位书局领导则认为“何必出外国人的书”，“不宜接受”。幸亏副总编辑赵守俨一语定乾坤，《万》稿才得以出版。 可据黄仁宇自述，早在1979年3月27日，俞电话告知他中华“原则上同意出版这本书”。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黄苗子受托推荐书稿的事情还有两人知晓，金尧如和陈翰伯。这两位都是阅历丰富的老革命，金任职商务印书馆（1978年底改任香港《文汇报》总编辑，后因故去国），陈为出版局代局长。金对黄说，只要稿子可用，就尽快出版，“这样做将对国外知识分子有好的影响”，而且陈也同意他的主张。金、陈两位的意见自然分量较重（傅的审稿报告也说：“对于外籍学者，国内能出一本书，能产生好的影响。”），也许这可以解释为什么黄仁宇能提前得悉中文版的命运。 第二声欢呼当然始自《万历十五年》出版之后。1982年5月，《万》上市。人们初读之下，可谓有“惊艳”之感。读者群从一开始就显示出广泛性：从学者到学生，从作家到企业家，都从《万》中读出了味道。 一般人的印象，《万》问世之初没有在大陆史学界引起什么积极的反响。这不太准确。社科院研究员刘志琴（1960年复旦历史系毕业）说，这本书“在中华书局出版不久，我就读了这本著作，并深深地为这新颖的题材和写法而吸引”，“这本书像是闯出来的一匹黑马，不容得人们不正视。怎样评价这本书一度成为明史学界颇有争议的话题”。能在学界成为一个话题，可见是引起了多大的关注，内中必有一些肯定性的意见。日本就实大学教授李开元回忆：“八十年代,我初读《万历十五年》时,惊异于历史还可以这样表现,俯心低首引为模范表率,与诸位致力于新史学的同道相互激励,有意一起来开创新的史学的未来。”这是一群活跃在北京高校的青年学者，有李零、阎步克、刘北成、高王凌等人，在八十年代中期“史学危机”的呼声中曾试图在史学研究方法和思路上有所突破。随着时间流逝，越来越多的历史学者公开谈论《万》，如商传、萧功秦、赵世瑜、樊树志、毛佩琦等，很多人还不止一次推荐。可以说，《万》在大陆史学界逐渐得到认同。 八十年代高校里的学生，尤其是研究生，很多人对《万》“一见钟情”。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朱学勤那时在陕西师大历史系读研究生，他说：“初读《万历十五年》，如受电击，至今记忆犹新。”科技史学者江晓原的回忆更有意思：“1982年我正在读硕士研究生……我读了许多前人的论文，不幸的是它们经常令我昏昏欲睡……‘难道我也要以写这样的东西为业吗？’我多次暗暗自问，感到有些沮丧。就在这彷徨犹豫之际，《万历十五年》出现了，它象一盏指路明灯，让我看到，学术文本其实还可以这样写！这坚定了我选择学术生涯的信心。”华东师大紫江特聘教授许纪霖曾对媒体坦言，他在读政治思想史研究生时读到《万》，“就在我从事学术研究刚刚起步的时候，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对我的影响非常大。……我几乎是模仿着这本书来写自己的处女作”。一直以来，黄仁宇的书往往是大学课堂上的推荐读物，比如上海师大02级历史春季班就有学生在老师的推荐下读《万》和《中国大历史》，笔者也是在九十年代初上大学时因老师推荐《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而知道黄的大名。 实际上，这本书对学者而言，影响所及并不限于历史专业。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梁治平总结自己的学术之路时谈《万》：“他的书绝没有大陆一些历史著作中常见的那种傲慢、自负，甚至张牙舞爪、盛气凌人。我欣赏黄氏的学者风范，因此，当我在1987年夏天着手写《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一书时，有意将我在《万历十五年》中感受到的那种史学精神贯彻到自己的历史叙述中去。”北大中文系教授谢冕在其学术叙录中也谈到《万》启发了他心中中国百年文学的构想，并不止一次介绍给学生读。 八十年代《理论信息报》曾调查“作家最近读什么书”，当时最红火的文学作品仅仅出现一次，而《万》却同时列在两个作家的书目中，可见《万》在面世初期就已具有可观的影响力。有两位读《万》的作家不能不提：王小波和王朔。王小波评《万》，幽默中不乏严肃：“旧的好书总比新的烂书好”，《万》“是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的前辈是怎样作人做事的。……儒学的罐子里长不出现代国家来”。 可能谁都难以想到，给人玩世不恭之感的王朔也是《万》的拥趸。王朔说，他年轻时以为历史不过是故纸堆，再加上“学习《中国革命史》带来的后遗症”，所以“对历史书望而却步、敬谢不敏”。迟至1995年他才因谢冕的推崇而买了一本《万》，孰料一读之下，大为感慨。他写读后感说，《万》“像一扇窗，打开了我的视野”。更为难得的是，他明白了为什么我们的历史书不好看，是因为“僵化的思想局限了人们的视野。……高度的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消磨了历史学者的个性和勇气，是他们对历史学方法缺乏反思和创新精神，因而造成历史学著作的死气沉沉”；他还反思一些人常常挂在嘴边的“稳定意识”，即便有其苦衷在，但若“为了稳定安全而一味地采用保守措施，实是一种逃避和牺牲”——他不无忧虑地追问：“在现今这个我们自称着繁荣稳定、歌颂着太平盛世、表面上生机勃勃的社会，用黄先生锋利的刀一划，是不是也会发现皮下种种腐烂的肌肤和筋络？……看传统政治对经济影响的历史教训，我们还想借着安定团结的幌子拖延逃避几日？”他提醒人们：“我们的改革，自经济政策的修补开始，渐至结构调整，至经济体制，然而最终总会落在政治体制。”虽然他说自己“见识短浅……只能随便说说，表明自己看书后确实思索了而已”，但笔者认为这是一篇相当到位的读后感，甚至比其文学作品更值得我们重视。 企业家读《万》，别有风景。明基公司曾文祺从学生时代起读《万》，二十年间读了五遍。他把《万》与组织管理结合起来读：“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当我们观察身边周遭组织里的这些人，从他们日常的做法、想法、看法当中，可以看到企业未来的兴衰，从而培养出一种对未来的洞察力。”从《万》中汲取智慧的企业家还有：统一集团罗智先、中国宽带基金田溯宁、万科王石等。 近年来，历史写作热闹一时，其间也不难发现向《万》致敬的作者，我们比较熟悉的有吴思、李亚平、易中天等人。他们的作品销量可观，但平心而论，都很难拥有《万》书这样深远的影响力。至于其他历史写作者更不足论，大多数仅仅是将旧史书中的故事俗讲一遍而已，流于权谋心术之类——帝王将相们往往精于此道，弄得中国史充满了阴冷感；从历史学权谋，对培育公民有害无益。 二十多年来，《万》越卖越火，跟口碑效应不无关系。早年读《万》的年轻一代如今不乏专家闻人，《万》因他们的推荐而频频见于报端，而网络更方便了读者交流，这都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接触这本书。目前当当网上三个版本的《万》，销售以数万计，而读者评论已有八百六十多条，绝大多数好评。普通读者的欢呼，真实可感。《深圳商报》评论说：《万》“三十年来的一版再版，就像一杯功夫茶，经过长时间的发酵和累积，影响力从学界到民众逐步传播扩散。” 一声倒彩 从学界到普通读者，对《万》喝倒彩的，虽然不如欢呼多，但也大有人在。 上海师大教授萧功秦回忆，《万》“出版后不久,我曾求教于一位史学前辈如何评价此书,那位师长淡淡地说,那个人不过是个解放前的记者而已”。黄仁宇1964年密歇根大学历史系博士毕业，这位前辈却视而不见。 不以学术研讨为依归，而拿出身背景来褒贬，大概是大陆史学界的某种特色。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王春瑜所撰《琐忆黄仁宇》一文便是因此而引来多位网友的反驳。王、黄二人的分歧，与其说是二人脾性的不同，毋宁说是两种社会特质的冲突——一个提倡敦厚温柔，论资排辈习惯浓厚；另一个崇尚个性至上，儿子可以直呼父名。 笔者寓目的学术层面上的批评文章当属潘叔明、许苏民《<万历十五年>对李贽著作的误读》（《东南学术》2000年第5期）。该文对《万》书李贽一章的史料运用问题提出了有价值的驳正，但不足以据此推翻本章的论述。 近期，中央民大教授陈梧桐写有《<万历十五年>质疑》，指责黄仁宇的历史观“不科学”，源自中国“停滞论”，并以论带史，违背史学研究原则，乃至将黄对个别史料的误读斥为歪曲、篡改史料，称《万》“作为学术著作尚不够格”。通篇读来，情绪多于理性，“篡改”、“不够格”云云显系夸大之词。 鲁迅说：“倘要完全的书，天下可读的书怕要绝无。”以笔者多年的编辑经验，其说甚是，所以笔者赞成有的放矢的批评，不敢苟同上纲上线的批判。笔者还以为，凡事拿“科学”来贴标签，本身就不科学。英国物理学家James Jeans和A.Eddington认为，科学本没有一个客观标准，物理世界不过是人们思想中的构造，因为人的“认识是主观形成的”。美国科学家莫里斯•戈兰撰《科学与反科学》更是全面揭破了科学界存在的冲突、神话和欺，写出了把科学当作宗教来崇拜的可笑和荒唐。美国作家科林•埃文斯在《证据》中描述了许多大案中所谓“医学和科学证据”如何导致法院误判。说到底，是人在活动，而不是天使。历史观是一个主观性更强的范畴。君不见，长期以来我国的历史研究却在所谓的科学历史观指导下弄得雷池遍地，了无生气，历史教科书更是“只剩下四大发明，赵州桥，陈胜吴广，再加上个张骞通西域”，让人们“与自己的历史中断了精神上的联系”（萧功秦语）。有鉴于此，南京师大附中张建波认为《万》具有“优美的文笔，别样的历史解释，宏大的历史观念，深切的现实关怀”，“特别是能激发我们老师和学生思想的渴望”，呼吁“老师和学生都应该读读《万历十五年》”，希望“教科书不再是一种思想主宰”，“学生经过教育成为具有独立精神的人”。 国内学者反感中国“停滞论”，固然出自民族情感，但反驳乏力。大致说来，落后论是从国际比较而来，而进步论则着眼于自身今胜昔——自家以马拉火车代替步行，而人家却已进入了磁悬浮时代，如何比较更有利于改进？ 与中国传统史观倾向于道德褒贬不同，黄仁宇的历史观着重从技术上解释历史，其中的核心词汇“数目字管理”常被误解。连称赞《万》的学者名流也不例外，如葛兆光与田溯宁都将之等同为“数字化管理”，王小波视之为统计数字，并质疑“数字可以是假的”。网友“维舟”撰文论证这是一个伪命题。该文旁征博引，把“数目字管理”解释为“标准化管理”，论证由此会带来集权化以否定之。这些理解望文生义，或强作解人。黄仁宇研究明代财政时，早就强调明代官员窜改数字以及因袭成例的习惯，而有些地方的明初土地清册居然沿用到民国年间。《万》展现的就是一个封闭的官僚阶层如何扼杀了任何积极的因素，“不容许、不提倡各地方不平衡的发展”，黄对集权化的弊端不可不谓认识深刻。 实际上，黄的“数目字管理”是指整个社会资源均可如实计算，整合进一个记录系统（核心是正规的产权制度），可以自由流动和交换：“如果社会可以接受财产权绝对且至高无上，一切就可以加加减减，可以继承、转移及交付信托。因此，物质生活的所有层面，不论是私人或公共，就可以在数字上处理。财富的可交换性利于财富的累积，创造出动态的环境。”这是真正的商业社会，市场不是原始的“自我实施型市场”，而是现代的“社会规划型市场”，不仅有可靠而界定清晰的财产权利和个人权利，而且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强取豪夺——每一件资产及其增减都能及时更新在案，并可任意分割、组合，迅速转化为资本；政府保护财产与交易安全，但不许任意介入财产分配。在这样的社会，不提倡道德高调，而是鼓励个人创造，财富积累快速惊人，但贫富差距逐渐缩小；司法独立公平，信息真实透明，贪官与奸商难以生存；人们拥有权利，但不乞求特权。（可参阅曼瑟•奥尔森、凯斯•R•孙斯坦、赫尔南多•德•索托等人的著述。） 尽管黄仁宇一再对改革开放的中国敷设高层与低层机构之间的法律与经济联系表示乐观，但笔者未敢轻许。漫步北京街头，随处可见“如实申报普查资料，真实反映经济全貌”的标语，可以想象我们离“数目字管理”仍有相当距离，而民间广为流传的谚语“数字出官，官出数字”，也表明今天与传统中国还有着几分相似。 这篇印象记已经很长，最后交待一下题目的由来。1952年9月，黄仁宇进入密歇根大学主修新闻学。在系主任威斯理•莫勒的“法律与新闻”课堂上，气氛轻松活泼，黄总结说：“在美国，三声欢呼还不够好，应该是两声欢呼和一声倒彩。”这是一种自由、平等、开放、多元的氛围——何时我们的历史课堂也能如此而一改灌输之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