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梅子青时有关论文参考文献

宋代瓷器我国陶瓷发展史上一个非常繁荣昌盛的时期。现时已发现的古代陶瓷遗址分布于全国170个县，其中有宋代窑址的就有130个县，占总数的75%。陶瓷史家通常将宋代陶瓷窑大致概括为6个瓷窑系，它们分别是：北方地区的定窑系、耀州窑系、钧窑系和磁州窑系；南方地区的龙泉青瓷系和景德镇的青白瓷系。这些窑系一方面具有因受其所在地区使用原材料的影响而具有的特殊性，另一方面又有受帝国时代的政治理念、文化习俗、工艺水平制约而具有的共同性。宋朝瓷器从胎釉上看，宋北方窑系的瓷胎以灰或浅灰色为主，釉色却各有千秋。例如钧窑釉，喻为海棠红、玫瑰紫，灿如晚霞，变化无穷如行云流水；汝窑釉含蓄莹润、积堆如凝脂；磁州窑烧出的则是油滴、鹧鸪斑、玳瑁等神奇的结晶釉。南方窑系的胎质则以白或浅灰白居多，景德镇窑的青白瓷色质如玉、碧如湖水；龙泉窑青瓷翠绿莹亮如梅子青青；哥窑的青瓷其釉面开出断纹，如丝成网，美哉天成，是一种独特的缺陷美；还有定窑瓷，其图案工整，严谨清晰的印花让人叹为观止；耀州窑瓷，其犀利潇洒的刻花给人们以流动的韵律美。追求釉色之美、追求釉质之美，宋人在制瓷工艺上达到了一个新的美学境界。从造型的角度分析，宋瓷的器形较之前代更为丰富多彩。宋朝瓷器，几乎包括了人民日常生活用器的大部分：碗、盘、壶、罐、盒、炉、枕、砚与水注等，其中最为多见的是玉壶春瓶。总的说来，民间用瓷的造型大部分是大方朴实、经济耐用；而宫廷用瓷则端庄典雅、雍容华贵。最能反映皇家气派的是哥、官、钧、汝与定窑口烧制的贡瓷，最能体现百姓喜乐的是磁州、耀州窑口烧制的民间瓷品。 从纹饰上讲，宋瓷的纹饰题材表现手法都极为丰富独特。一般情况下，龙、凤、鹿、鹤、游鱼、花鸟、婴戏、山水景色等常作为主体纹饰而突现在各类器形的显著部位，而回纹、卷枝卷叶纹、云头纹、钱纹、莲瓣纹等多用作边饰间饰，用以辅助主题纹饰。工匠们用刻、划、剔、画和雕塑等不同技法，在器物上把纹样的神情意态与胎体的方圆长短巧妙结合起来，形成审美与实用的统一整体，另人爱不释手。如婴戏纹，或于碗心、或于瓶腹，将肌肤稚嫩，情态活泼的童子置于花丛之中，或一或二，或三五成群，攀树折花，追逐嬉戏，真切动人，生活气息甚为浓厚。宋朝瓷器，以其古朴深沉、素雅简洁，同时又千姿百态、各竞风流的气象为我们中华民族在世界工艺发展史上矗立起一座让世人景仰的丰碑。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1、突破“南青北白”的局面 2、品类繁多，器型多样。最受还应的有“梅瓶”、“玉壶春”等 3、釉色优美，以典雅含蓄，高贵朴实，有类玉的效果，以单色瓷为主（除钧窑）。体现了儒文化所提倡的简洁素雅之美，有明显的民族精神体现。 4、装饰方法有印花、画花、刻花、剔花、贴花、镂花等，图案以花鸟虫鱼等为主，造型，色彩，纹样追求完整、意境、气韵。

——为什么喜欢是枝裕和的电影？

——因为电影里总有那么一刻，让人想继续努力地活着。

趁着台风天，窝在家里看了这部《海街diary》

镰仓，小镇，海，房子，家，食物，四姐妹，是亲情和生活的美好。有死亡，有别离，有苦乐参半的记忆。

四季的风景轮回，小镇的生活点滴，食物是生活的态度，吃就是活着的一部分，很温暖，很治愈，还是是枝裕和导演一贯的风格，这个世界上也许只有日本导演可以拍出这么细腻美好的家庭剧了。

无论背负着什么样的重担，生活就是一路向前的旅程 ，这是电影的核心主题，也是导演是枝裕和一贯想要表达的生活真谛。

一位过世的父亲，几位脆弱的母亲，四个坚强的孩子，隔阂间满是孤单的泪水。而大姐的扶持，小妹的善良，她们重新用彼此间的照顾与关怀，相互填补心中的空缺，找回父亲的记忆，原谅母亲的选择，用感动的泪水抚平了彼此的伤痕，一起并肩面对生活中的那些完美与不完美。

四姐妹的情感，在柔和的画面中，化解了悲伤，充满了笑颜。时光的前行，伴着循环往复的欢乐与痛苦，无论是否逆风而行，而她们始终奋力向前，努力向前走，向前看。

还记得《如父如子》里探讨如何做一个好父亲，《海街日记》应该算是关于母性和女性的电影。同样是关于弃子的故事，《海街日记》之所以和《无人知晓》有截然相反的人物命运走向，其关键作用的应该是因为有香田幸这个灵魂人物吧。

很喜欢香田幸这个人物，端庄、坚强、笃定，性格颇似《幻之光》中的江角真纪子。此片中绫濑遥表演得也好，如导演所说，有“昭和味”或是“昭和颜”，上一回让我觉得有昭和味的人物是山田洋次《东京家族》中的夏川结衣，她戴着围兜做家务的样子让人想到田中绢代那样的有厨房气质的昭和女性。

田中绢代在成濑巳喜男的《流浪记》里，出演一个经常忙碌在厨房中的女仆，其中有一段山田五十铃与杉村春子在前厅弹唱，田中绢代在厨房中凝望她们沉思，而后背转身擦碗，扣碗，再擦饭勺，摆好。

这一系列动作，真如泰戈尔说的： “女人，你在料理家务的时候，你的手脚却歌唱着，宛如山涧溪流歌唱着从卵石中流过。” 尽管事实上，田中绢代本人连饭都不会做，但她演得多好。《海街日记》里，香田幸擦洗楼梯、淘米、收衣服，做这一系列动作时的样子，也像溪流一样轻快平静。

冬天的时候，幸打理庭院给花草浇水，干枯的梅树下夹杂着黄色的洋水仙、八角金盘或南天竹，她和妹妹们学外婆的口头禅，说梅树， “要除虫要消毒，活着的东西是很费功夫的 。“然而她还是很乐意去费这个功夫，每年养护它，充满期待之心，看梅花开、摘梅子、做梅酒。

李慈铭说， “一年春物，惟梅柳间意味最深，至莺花烂漫时，则春已衰退。” 想把莺改成樱，梅谢柳浓之后，正是四月上中旬樱花烂漫时，樱花开过，春渐去也。四月浓春，虽然无复新意，然而还是很快乐的，春天总归是充满生命的欢欣愉快。

电影里，樱花隧道骑车那段，小铃真是美，健康、青春，充满生命的活力，令观影者感动于这样的生命力和美，以及活着的力量，从而不知不觉也会眼泪盈眶。后来四姐妹放花火那段，也有相同的感动。

从物候角度看，电影里，樱花的狂欢过后，就是五六月幽寂的梅雨季，雨气里绣球花遍开。老屋前一丛一丛清翠的叶子上开着雪球似的花，下雨天的时候，可以听得到滴沥的雨声，老屋透出闲静的味道。为了顺应时令生活，老屋门厅的花器里也插着一朵绣球花。

如果樱花能代表小铃的青春，绣球就可以代表香田幸的成熟稳厚。把人物放在相应的植物环境里，也许并不是导演的刻意安排，而是偶然为之。

总之，正因为有幸这样的人物存在，传统古老的事物才不会消失殆尽吧，像老梅树、每年采梅子做的梅子酒、淡淡的腌菜、萩饼、沙丁鱼刺身、炸竹荚鱼。换成中国就是清明的清明饼和青团、端午的粽子、中秋的月饼、冬至的麻糍、春节的年糕和饺子、元宵的汤圆等等。

当然相应的也有一系列植物，一切都有岁丰物茂、顺应自然而活的感觉。

还记得去年看的《步履不停》，它的精彩在于无声处听惊雷，对西方而言，东方女人对自己感情的压抑与释放都是非常惊人的。夫妻之间，父子之间的矛盾与表现形式，既具世界性，又有东方特色。

《海街日记》则因为故事设置太过令人觉得美好而不够真实。 如果说电影是造梦的，那这是一个美好的梦，无论生者还是死者，每个人都那么完美、自洽，姐妹一起看月亮，酿梅酒，炸天妇罗做咖喱饭，一起海滩漫步，互相支持，互相鼓励。 但生活不是美梦，就像并不是每个死亡都像樱花凋谢一样美好而令人惋惜。未出场的父亲因为善良，不能拒绝而出轨，导致了家庭破裂，而承担起整个家的大姐，也爱上已婚的同事。不可否认，这种设置和《步履不停》一样巧妙而富有深意。

END

出自南宋诗人赵师秀的《约客》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 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赏析 首句“黄梅时节家家雨”，交待了当时的环境。黄梅时节乃是立夏后数日梅子由青转黄之时，江南多雨，俗称黄梅天。其时细雨绵绵，正所谓“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对于视觉，是一种低沉的安慰。至于雨敲在鳞鳞千瓣的瓦上，由远而近，轻轻重重轻轻，夹着一股股的细流沿瓦槽与屋檐潺潺泄下，各种敲击音与滑音密织成网”，仿佛“谁的千指百指在按摩耳轮”，心情异常恬静安详。 “青草池塘处处蛙”这句，诗人的注意力从霏霏淫雨，自然而然地转到了远远近近，此起彼伏的片片蛙声，正是这处处蛙声，烘托出了当时周遭的清静，试想，如非心如止水，神游物外，而是焦灼烦躁，何以知微渺“虫声”今夜“新透绿窗纱”？ 再看第三句“有约不来过夜半”。我猜想，书中之所以得出“焦灼”结论，多半便依了这句。朋友过了夜半还不来，倘是你我，当然不免焦灼。但这是赵师秀，是“永嘉四灵”之一，人称“鬼才”的赵师秀。赵师秀，字紫芝，又字灵秀，光宗绍熙元年进士，曾任上元县主薄，筠州推官。他虽寄身仕宦，但失意消沉，常与僧道同游山水之间，向往恬静淡泊的生活，甚至还想与陶渊明一样“归寻故园”（《九客一羽衣泛舟，分韵得尊字，就送朱几仲》）。他死后，江湖派巨子戴复古作《哭赵紫芝》，说他是“东晋时人物”。当不致于“有约不来过夜半”便焦灼不安吧？ 最后一句“闲敲棋子落灯花”。我不知道前人是怎么理解“闲”字的。我是这样想，“闲敲”之“闲”，应当仿佛我们偶凭小几，百无聊赖，适见案头笔墨，于是顺手拿过，随随便便，漫不经心，信笔涂去，一如陆游“矮纸斜行闲作草”之意趣。赵师秀也便这样坐于灯前，遥等客人不至，百无聊赖，适见局中棋子，于是顺手拈起，随随便便，漫不经心，信手敲去，何来焦灼之感？

出自宋代诗人翁卷的《乡村四月》 绿遍山原白满川，子规声里雨如烟。 乡村四月闲人少，才了蚕桑又插田。 赏析 这首诗以白描手法写江南农村（今乐清市淡溪镇）初夏时节的景象，前两句着重写景：绿原、白川、子规、烟雨，寥寥几笔就把水乡初夏时特有的景色勾勒了出来。后两句写人，画面上主要突出在水田插秧的农民形象，从而衬托出“乡村四月”劳动的紧张、繁忙。前呼后应，交织成一幅色彩鲜明的图画。 四月的江南，山坡是绿的，原野是绿的，绿的树，绿的草，绿的禾苗，展现在诗人眼前的，是一个绿色主宰的世界。在绿色的原野上河渠纵横交错，一道道洋溢着，流淌着，白茫茫的；那一片片放满水的稻田，也是白茫茫的。举目望去，绿油油的禾田，白茫茫的水，全都笼罩在淡淡的烟雾之中。那是雾吗？烟吗？不，那是如烟似雾的蒙蒙细雨，不时有几声布谷鸟的呼唤从远远近近的树上、空中传来。诗的前两句描写初夏时节江南大地的景色，眼界是广阔的，笔触是细腻的；色调是鲜明的，意境是朦胧的；静动结合，有色有声。“子规声里雨如烟”，如烟似雾的细雨好像是被子规的鸣叫唤来的，尤其富有境界感。 “乡村四月闲人少，才了蚕桑又插田。”后两句歌咏江南初夏的繁忙农事。采桑养蚕和插稻秧，是关系着衣和食的两大农事，现在正是忙季，家家户户都在忙碌不停。对诗的末句不可看得过实，以为家家都是首先做好采桑喂蚕，有人运苗，有人插秧；有人是先蚕桑后插田，有人是先插田后蚕桑，有人则只忙于其中的一项，少不得有人还要做其他活计。“才了蚕桑又插田”，不过是化繁为简，勾画乡村四月农家的忙碌气氛。至于不正面直说人们太忙，却说闲人很少，那是故意说得委婉一些，舒缓一些，为的是在人们一片繁忙紧张之中保持一种从容恬静的气度，而这从容恬静与前两名景物描写的水彩画式的朦胧色调是和谐统一的。

出自盛唐诗人孟浩然的《过故人庄》 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 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 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 赏析 全诗描绘了美丽的山村风光和平静的田园生活，用语平谈无奇，叙事自然流畅，没有渲染的雕琢的痕迹，然而感情真挚，诗意醇厚，有“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美学情趣，从而成为自唐代以来田园诗中的佳作。 一、二句从应邀写起，“故人”说明不是第一次做客。三、四句是描写山村风光的名句，绿树环绕，青山横斜，犹如一幅清淡的水墨画。五、六句写山村生活情趣。面对场院菜圃，把酒谈论庄稼，亲切自然，富有生活气息。结尾两句以重阳节还来相聚写出友情之深，言有尽而意无穷。 “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这一开头就像是日记本上的一则记事。故人“邀”而作者“至”，文字上毫无渲染，招之即来，简单而随便。这正是不用客套的至交之间所可能有的形式。而以“鸡黍”相邀，既显出田家特有风味，又见待客之简朴。正是这种不讲虚礼和排场的招待，朋友的心扉才往往更能为对方敞开。这个开头，不是很着力，平静而自然，但对于将要展开的生活内容来说，却是极好的导入，显示了气氛特征，又有待下文进一步丰富、发展。 “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走进村里，作者顾盼之间竟是这样一种清新愉悦的感受。这两句上句漫收近境，绿树环抱，显得自成一统，别有天地；下句轻宕笔锋，郭外的青山依依相伴，则又让村庄不显得孤独，并展示了一片开阔的远景。这个村庄座落平畴而又遥接青山，使人感到清淡幽静而绝不冷傲孤僻。正是由于“故人庄”出现在这样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中，所以宾主临窗举杯。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才更显得畅快。这里“开轩”二字也似乎是很不经意地写入诗的，但上面两句写的是村庄的外景，此处叙述人在屋里饮酒交谈，轩窗一开，就让外景映入了户内，更给人以心旷神怡之感。对于这两句，人们比较注意“话桑麻”，认为是“相见无杂言”（陶渊明《归田园居》）。但有了轩窗前的一片打谷场和菜圃，在绿阴环抱之中，又给人以宽敞、舒展的感觉。话桑麻，就更让读者感到是田园。于是，读者不仅能领略到更强烈的农村风味、劳动生产的气息，甚至仿佛可以嗅到场圃上的泥土味，看到庄稼的成长和收获，乃至地区和季节的特征。有这两句和前两句的结合，绿树、青山、村舍、场圃、桑麻和谐地打成一片，构成一幅优美宁静的田园风景画，而宾主的欢笑和关于桑麻的话语，都仿佛萦绕在读者耳边。它不同于纯然幻想的桃花源，而是更富有盛唐社会的现实色采。正是在这样一个天地里，这位曾经慨叹过“当路谁相假，知音世所稀”的诗人，不仅把政治追求中所遇到的挫折，把名利得失忘却了，就连隐居中孤独抑郁的情绪也丢开了。从他对青山绿树的顾盼、与朋友对酒而共话桑麻中可以看出，他的思绪舒展了，甚至连他的举措都灵活自在了。农庄的环境和气氛，在这里显示了它的征服力，使得孟浩然有几分皈依了。 “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孟浩然深深为农庄生活所吸引，于是临走时，向主人率真地表示将在秋高气爽的重阳节再来观赏菊花。淡淡两句诗，故人相待的热情，作客的愉快，主客之间的亲切融洽，都跃然纸上了。杜甫的《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中说：“月出遮我留，仍嗔问升斗。”杜甫诗中田父留人，情切语急；孟浩然诗中与故人再约，意舒词缓。杜甫的郁结与孟浩然的恬淡之别，读者从这里可以窥见一些消息。 一个普通的农庄，一回鸡黍饭的普通款待，被表现得这样富有诗意。描写的是眼前景，使用的是口头语，描述的层次也是完全任其自然，笔笔都显得很轻松，连律诗的形式也变得自由和灵便了。诗中给读者的感觉是，这种淡淡的平易近人的风格，与作者描写的对象——朴实的农家田园和谐一致，表现了形式对内容的高度适应，恬淡亲切却又不是平浅枯燥。它是在平淡中蕴藏着深厚的情味。一方面固然是每个句子都几乎不见费力锤炼的痕迹，另一方面每个句子又都不曾显得薄弱。比如诗的头两句只写友人邀请，却能显出朴实的农家气氛；三四句只写绿树青山却能见出一片天地；五六句只写把酒闲话，却能表现心情与环境的惬意的契合；七八句只说重阳再来，却自然地流露出对这个村庄和故人的依恋。这些句子平衡均匀，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意境，把恬静秀美的农村风光和淳朴诚挚的情谊融成一片。这是所谓“篇法之妙，不见句法”（沈德潜《唐诗别裁》），“不钩奇抉异……若公输氏当巧而不巧者”（皮日休《郢州孟亭记》）。他把艺术美深深地融入整个诗作的血肉之中，显得自然天成。这种不炫奇猎异，不卖弄技巧，也不光靠一两个精心制作的句子去支撑门面，是艺术水平高超的表现。譬如一位美人，她的美是通体上下，整个儿的，不是由于某一部位特别动人。她并不靠搔首弄姿，而是由于一种天然的颜色和气韵使人惊叹。正是因为有真彩内映，所以出语洒落，浑然省净，使全诗从“淡抹”中显示了它的魅力，而不再需要“浓饰盛妆”了。

出自唐代诗人白居易的《观刈麦》 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 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 妇姑荷箪食，童稚携壶浆。 相随饷田去，丁壮在南冈。 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 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 复有贫妇人，抱子在其旁。 右手秉遗穗，左臂悬敝筐。 听其相顾言，闻者为悲伤。 家田输税尽，拾此充饥肠。 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 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 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 赏析 《观刈麦》是白居易任周至县县尉时有感于当地人民劳动艰苦、生活贫困所写的一首诗，作品对造成人民贫困之源的繁重租税提出指责．对于自己无功无德又不劳动却能丰衣足食而深感愧疚，表现了一个有良心的封建官吏的人道主义精神。这首诗作于唐宪宗元和二年(807)，诗人三十六岁。周至县在今陕西省西安市西。县尉在县里主管缉捕盗贼、征收捐税等事。正因为白居易主管此事；所以他对劳动人民在这方面所受的灾难也知道得最清楚：收割。 全诗分四层，第一层四句，交代时间及其环境气氛。"农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下文要说的事情就发生"人倍忙"的五月。这两句总领全篇，而且一开头就流露出了作者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一派丰收景象，大画面是让人喜悦的。可是谁又能想到在这丰收景象下农民的悲哀呢？ 第二层八句，通过具体的一户人家来展现这"人倍忙"的收麦情景。婆婆、儿媳妇担着饭篮子，小孙儿提着水壶，他们是去给地里干活儿的男人们送饭的。男人天不亮就下地了；女人起床后先忙家务，而后做饭；小孙子跟着奶奶、妈妈送饭时一齐到地里。她们是要在饭后和男人们一道干下去的。你看这一家忙不忙呢？"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这四句正面描写收麦劳动。他们脸对着大地，背对着蓝天，下面如同笼蒸，上面如同火烤，但是他们用尽一切力量挥舞着镰刀一路向前割去，似乎完全忘记了炎热，因为这是"虎口夺粮"，时间必须抓紧呀！舍不得浪费。天气如此之热，白天又如此之长，而人们却竭力苦干，就怕浪费一点时间，可见人们对即将到手的麦子的珍惜程度。"惜"字在这里用得非常好，是用一种违背人之常情的写法来突出人们此时此地的感情烈度。白居易的《卖炭翁》中有"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之语，"愿"字的用法与此处"惜"字的用法正同。 笫三层八句，镜头转向一个贫妇人，她被捐税弄得破了产，现时只能以拾麦穗为生，这是比前述阖家忙于收麦者更低一个层次的人。你看她的形象：左手抱着一个孩子，臂弯里挂着一个破竹筐，右手在那里捡人家落下的麦穗。这有多么累，而收获又是多么少啊！但有什么办法呢？现在是收麦的时候，还有麦穗可捡，换个别的时候，就只有去沿街乞讨了。而她们家在去年、前年，也是有地可种、有麦可收的人家呀，只是后来让捐税弄得走投无路，把家产，土地都折变了，至使今天落到了这个地步。第四层六句，写诗人面对丰收下出现如此悲惨景象的自疚自愧。 作品的题目叫《观刈麦》，而画面上实际出现的，除了刈麦者之外，却还有一个拾麦者，而且作者的关心也恰恰是更偏重在后者身上。他们二者目前的贫富苦乐程度是不同的，但是他们的命运却有着紧密的联系。今日凄凉可怜的拾麦穗者是昨日辛劳忙碌的刈麦者；又安知今日辛劳忙碌的刈麦者明日不沦落成凄凉可怜的拾麦者呢？只要有繁重的捐税在，劳动人民就永远摆脱不了破产的命运。作者在这里对当时害民的赋税制度提出了尖锐批评，对劳动人民所蒙受的苦难寄寓了深切的同情。而且不是一般的同情，是进而把自己摆进去，觉得自己和劳动人民的差别太大了，自己问心有愧。这时的白居易的诗歌确实反映了劳动人民的思想情绪，呼出了劳动人民的声音。 这首诗写作上的基本特点是不带任何夸张地、如实地描写现实生活场景。他选取了举家忙碌和凄凉拾穗这两个镜头，使之构成强烈对比。前者虽然苦、虽然累，但他们暂时还是有希望的，至于后者，则完全是断梗浮萍，朝不保夕了。两个镜头所表现的场面、气氛、形象、心理都很好。 诗的最后是发议论，这是白居易许多讽谕诗的共同路数。这首诗的议论不是直接指向社会病根，而是表现为自疚自愧，这也是一种对整个官僚贵族社会的隐约批评。白居易才是一个三百石的小小县尉呀，那些大官僚、大贵族们难道不应该有更大的自疚自愧吗！赋税是皇帝管的，白居易无法公开反对，他只能用这种结尾来达到讽谕的目的。

一直以来，人们似乎有一个共识：宋代是中国陶瓷艺术史上最辉煌灿烂的时代，“宋瓷”代表了中国瓷器艺术中最高的审美境界。这样一个认识，通过教科书或大众读物无限制地进行着一种简单的复制，让人觉得这几乎就是一个无需质疑的真理。但问题在于，这种判断的标准在哪里，我们有没有真正从学理上对其进行思考？因此，对于这个问题的反思，其意义也是相当明确的。一方面，有助于理解陶瓷艺术创作中的境界问题；另一方面，可以扭转我们简单的思维习惯或认识偏见。 平淡：宋代社会审美理想 宋代大文豪苏轼曾说：“大凡为文，当使气象峥嵘，五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他认为文章由绚烂到达平淡，这才是成熟的标志，才是艺术上最高的境界。简单地说，平淡就是天真自然，不雕琢，不拘泥于法则。而实际上，苏轼的话反映出了宋代典型的士大夫审美趣味。在文风上，从韩愈的古文运动开始，之前绮丽的文风受到人们的抵制，转而崇尚平易的行文风格。在书法艺术中，宋人面对唐楷的气势与法度，转而追求晋人的高风绝尘，正如苏轼所推崇的“萧散简远”之淡泊境界。在绘画上，虽然雄浑的山水画与艳丽的院体画同样存在，但在苏轼和米芾的推动下，崇尚天真平淡的文人画开始兴起。而正是从宋代开始，“逸”格成为历代品评绘画乃至视觉艺术的最高标准，它代表了这种反对法度与雕琢、崇尚清新与自然的平淡之美。 宋代，重文轻武。文人的审美趣味很容易便影响到了整个社会，当时的大众也很自然地接受了这样的情趣。于是，“平淡”很快就成为当时社会的一种风尚，瓷器的生产也同样反映出这样的时代精神。宋代是瓷器生产相当繁荣的一个时代，有众多的瓷器生产地，仍然是“清淡秀雅”的艺术风格占据统治地位。即使是大量运用印花技术的耀州窑，其胎色也是相当淡雅的，呈现的是一种单色美。当然，将这样的风尚发挥到极致的当属北方的汝窑和南方的龙泉窑。汝窑生产的瓷器大都造型简练，呈淡雅的天青色，又因其烧制过程中温度较低，瓷胎未真正烧结，故釉色大多失透，显得宁静而自然。崇尚老庄的宋徽宗当时对汝窑的瓷器爱不释手，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当时的瓷器生产树立了一个标准。靖康之变后，随着政治经济中心的南迁，南方的龙泉窑以其青玉般的釉色、简练沉静的造型、朴素典雅的气质，将“平淡”的审美理想发展到了极致。 艺术：“境界”判断与权力话语 舒斯特曼认为，审美教育是一种阴谋，它教育人们“自由”地去接受某种趣味。他的观点也许有些偏激，但已经很清楚地为人们揭示了审美格调判断中的人为因素。也许用福柯的思想来解释这种现象会更加贴切。在这位法国思想家看来，“真理意志” 与“权力意志”在根底上是二位一体的，真理的产生与认定渗透着权力因素，权力的运作有赖于真理话语的确立。①在任何社会的话语流通中都存在着有关何为理智、何为合理与真实的潜在话语标准，它在具体思想和知识问题的真假判断发生之前即已划定了关于真的可能边界，也就是说，发生在知识内部的真假只是真理在现实中成立的必要条件而非充要条件。②因此，“知识（真理）与其说是有真伪之分，不如说只有合法与否之分。”③如果我们用这种认识来看待长期以来人们对“宋瓷”的推崇，其背后的权力关系就相当明显了。 从魏晋开始，中国汉族文人实际上主要继承了老庄道家的审美理想。这是一种清静无为、天真自然的审美理想。正如老子所言，“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老子反对过于繁复的声和色，主张淡与素。而庄子则要求人从任何外在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从而获得自身的自由，这也是一种自然的审美境界，正所谓“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正如前文所言，道家的这种审美精神对中国汉族知识分子的影响在魏晋之后的历史中占据主导地位。当然，由于宋代社会浓厚的尚文风气，文人的情趣能够迅速地推广到整个社会中去，因此，相对于其他时期，宋瓷最能够体现出汉族文人的审美理想。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近代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都把“宋瓷”理所当然地断定为中国历史上最高审美品格的代表，认定它体现了最高的审美境界。原因很简单，因为“宋瓷”代表了他们所钟爱的审美情趣。这样一种判断由于出自于知识分子之口，出自于学术机构的判断，于是很自然的就披上了“真理”的外衣。却从来没有人去反思为什么“平淡”就一定高于“雕琢”，为什么文人情趣就一定高于市井情趣。实际上，人们已经习惯了屈从于权力的判断。这里的权力并非我们日常理解中的政治权力或统治权力，而是一种话语权。它在无形之中束缚了我们的思考，在无形之中也将所有的其他观点与思想断定为“谬论”与“非真理”。 共识：永远无法企及的地平线 相对于宋代的瓷器，唐代及元明清的瓷器增添了不少民族趣味或市民审美因素。尤其是明清的瓷器，受到市民文化的影响，其瓷器的艺术风格倾向于繁琐的装饰趣味。从明中叶的“青花”到“斗彩”“五彩”和清代的“珐琅彩”“粉彩”等等，无不体现了这样的趣味。此时，它们正好和西方的洛可可艺术相映成趣。而且事实也证明，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是相当明显的，因此在西方，洛可可风格也被称为“瓷器”风格。其实，在西方国家，洛可可风格也长期受到所谓学者阶层的轻视，认为它是一种相当轻浮与柔媚的艺术风格。与之受到贬低的艺术风格还包括原始艺术、中世纪艺术、巴洛克艺术等等。传统的西方学者们一直都将古希腊罗马以及文艺复兴时期的古典艺术当成了最高的审美理想，认为这是一种高雅而崇高的艺术风格，与之相比的其他艺术风格都显得逊色。 不过，在多元论思想的影响下，如今西方社会已经认识到了这种判断的偏见与无知。中世纪艺术的深沉与神圣，巴洛克艺术的恢宏与动感……这些都是西方古典艺术所缺少的精神内涵，它们同样值得称道。事实上，每一种艺术风格或审美情趣都有它自己的拥护者与爱好者，若根据其拥护者的地位与阶层来判断审美情趣的高低，这无疑是一种相当霸道的标准。我们可以批评某艺术品的题材或主题不合情理或触犯了公共道德的要求，却不可评判哪一种审美情趣低下。因为审美本身仅仅是一种心理感受，我们不能用高低来对其进行界定。在这里，我们也可以借用沃尔夫林的观点来进行论证，他在阐述巴洛克艺术的时候说：“巴洛克艺术（或称之为近代艺术）的兴衰都不是由于古典艺术，它是一种完全不同的艺术。近代西方文化的发展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一条兴起、高潮、衰落的曲线……”④沃尔夫林反对将古典艺术作为西方艺术的定点，认为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风格，表现的是各自的“时代精神”，而不能简单地说后代是前代的衰落。⑤ 从认识论讲，“整体性”思维本质上是事先预设一种本质或终极的本源，然后将其表象和再现。从现实来讲，它通过“权力”来产生一种真理，从而排斥、压制甚至摧残异端，最终完成了对“权力”的维护。在这里，笔者赞同利奥塔的观点，他反对哈贝马斯关于对话可以获得“共识”的观点，认为“共识是一条永远无法企及的地平线”，因此现在必须强调“歧见”。⑥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唐代的异国风情，宋代的平淡，或是明清的繁琐……它们仅仅是体现出自己时代或受众的审美趣味而已，并不能说明孰高孰低，谁是顶峰谁是低谷。

求“对于“宋瓷之美”你是如何体会的？”的一片期末考试论文。字数1500左右送你一朵玫瑰花，传情达意全靠它，送你一朵大桃花，时来运转有赖它，送你一碗豆腐花，要你一天到晚笑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