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魏宏军的诗有关论文参考文献

导语：元稹(公元779年至831年或唐代宗大历十四年至文宗大和五年)，字微之，河南府东都洛阳(今河南洛阳)人，唐朝著名诗人、文学家、宰相，父元宽，母郑氏，为北魏宗室鲜卑族拓跋部后裔，北魏昭成帝拓跋什翼犍十四世孙。下面是关于他的生平故事，欢迎阅读：

家族背景

元稹(779年-831年)，字微之，别字威明，唐河南府东都洛阳(今河南洛阳)人，父元宽，母郑氏，为北魏宗室鲜卑族拓跋部后裔，是什翼犍之十四世孙。元稹家族久居东都洛阳世代为官，五代祖元弘，官至隋北平太守，四代祖元义端，官至唐魏州刺史，曾祖元延景，为歧州参军，祖父元悱官至南顿县丞，父亲元宽任比部郎中、舒王府长史。

早年经历

唐代宗大历十四年(779年)二月，元稹出生于东都洛阳城南，八岁那年父亲元宽因病去世，出生书香门第的母亲郑氏，用柔弱的肩膀担起了元稹上学的担子。天资聪颖的元稹不负母亲厚望，15岁参加朝廷举办的“礼记、尚书”考试，实现两经擢第;23岁登吏部科，授校书郎;28岁应制“举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考试，授左拾遗，职位为从8品。早年元稹和白居易共同提倡“新乐府运动”，后人把他和白居易并称“元白”。

初进宦海

唐德宗贞元九年(793年)，十五岁的元稹以明两经擢第。唐代科举名目甚多，而报考最多的科目则为进士和明经两科。不过两科相比也有难易之分，进士科难，“大抵千人得第者百一二”;明经科“倍之，得第者使一二”，故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之说，而唐代文人也更为看重进士科。元稹为尽快摆脱贫困，获取功名，选择投考的为相对容易的明经科，一战告捷。及第之初的元稹却一直无官，闲居于京城。但他没有终止勤奋学习。家庭藏书给他提供了博览群书的条件，京城的文化环境和他的广泛兴趣，陶冶了他的文化修养。次年得陈子昂《感遇》诗及杜甫诗数百首悉心读之，始大量作诗。

贞元十五年(799年)，二十一岁的元稹寓居蒲州，初仕于河中府。此时，正当驻军骚乱，蒲州不宁。元稹借助友人之力保护处于危难之中的远亲。乱定，与其家少女相爱。不久，元稹牵于功名，西归京城应制科试。

选婚高门

贞元十八年(802年)冬，元稹再次参加吏部试。次年春，中书判拔萃科第四等，授秘书省校书郎。贞元十九年(803年)，二十四岁的元稹与大他八岁的白居易同登书判拔萃科，并入秘书省任校书郎，从此二人成为生死不渝的好友。 元稹出身中小地主，门第不高，只有入仕以后，才有结婚高门的资本，如今作了校书郎，这时，元稹正值风华正茂，才华横溢，自然就把终身大事提上了日程。据韩愈《监察御史元君妻京兆韦氏墓志铭》云：“选婿得今御史河南元稹。祺时始以选校书秘书省中”，元稹授校书郎后不久便娶韦夏卿之女韦丛为妻。十月，岳父韦夏卿授东都洛阳留守，赴东都洛阳上任，由于韦丛是”谢公最小偏怜女”，割舍不下，于是元稹、韦丛夫妇一同侍从韦夏卿赴洛阳，元稹夫妇就住在东都洛阳履信坊韦宅。元稹次年初才返回京城，而依据元稹诗文韦从则久居洛阳，这一阶段元稹因家事多次往返于京城与洛阳。

一贬江陵

唐宪宗元和元年(806年)四月，元稹和白居易同登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元白同及第，登第者十八人，元稹为第一名，授左拾遗。元稹一到职立刻接二连三地上疏献表，先论“教本”(重视给皇子选择保傅)，再论“谏职”、“迁庙”，一直论到西北边事这样的大政，同时旗帜鲜明地支持裴度(时任监察御史)对朝中权幸的抨击，从而引起了宪宗的注意，很快受到召见。 元稹奉职勤恳，本应受到鼓励，可是因为锋芒太露，触犯权贵，反而引起了宰臣的不满，九月贬为河南县尉。 白居易罢校书郎，亦出为县尉。此时，母亲去世，元稹悲痛不已，在家守孝三年。此后，三十一岁的元稹被提拔为监察御史。

元和四年春(809年)，奉命出使剑南东川。初登官场，意气风发，一心为民，报效国家，遂大胆劾奏不法官吏，平 反许多冤案，得到民众的广泛欢迎和崇高赞誉。白居易更是作诗赠他“其心如肺石，动必达穷民，东川八十家，冤愤一言申”。这一举动触犯了朝中旧官僚阶层及藩镇集团的利益，很快他们就找了机会将元稹外遣——分务东台。东台就是东都洛阳的御史台，用意在于将他排挤闲置。即便遭受到这样的打压，元稹仍然坚持为官之初的原则，秉公执法。同年，正值仕途受挫时，其娴熟聪慧的妻子韦丛盛年而逝，韦丛之死，对元稹打击很大，使他常常夜不能寐。由于难遣伤痛，元稹写下了有名的悼亡诗——《遣悲怀三首》。

元和五年(810年)，元稹因弹奏河南尹房式(开国重臣房玄龄之后)不法事，被召回罚俸。途经华州敷水驿便宿于驿馆上厅，恰逢宦官仇士良、刘士元等人在此，也要争住在上厅，元稹据理力争，却遭到仇士良的漫骂，刘士元更是上前用马鞭抽打元稹，打得他鲜血直流，最终被赶出了上厅。后来唐宪宗便以“元稹轻树威，失宪臣体”为由，贬元稹为江陵府士曹参军。从此开始了他困顿州郡十余年的贬谪生活。

二贬通州

元稹因才华出众、性格豪爽不为朝廷所容，流放荆蛮近十年。随即白居易也贬为江州司马，元稹量移通州司马。虽然通州、江州天远地隔，可两人来往赠答，计所做诗，有自三十韵、五十韵直至百韵者。江南人士，驿舍道途讽诵，一直流传至宫中，里巷之人互相传诵，致使市上纸贵。由诗中可知其流离放逐之心境，无不凄惋。

元和十年(815年)正月，三十七岁的元稹一度奉诏回朝，以为起用有望。途经蓝桥驿曾题诗留赠命运相似的友人刘禹锡、柳宗元。抵京后，与白居易诗酒唱和，意气风发。元稹收集诗友作品，拟编为《元白还往诗集》，但书稿未成，却突然与刘禹锡、柳宗元一同被放逐远州。元和十年(815年)三月，元稹“一身骑马向通州”，出任通州司马。流落“哭鸟昼飞人少见，怅魂夜啸虎行多”(《酬乐天得微之诗，知通州事，因成四首》)的通州，他“垂死老病”，患上疟疾，几乎死去。曾赴山南西道兴元府求医。潦倒困苦中，诗人只能以诗述怀，以友情相互慰藉。在通州完成了他最具影响力的乐府诗歌《连昌宫词》和与白居易酬唱之作180余首。

三贬同州

随着平淮西后的`大赦和元稹知己旧识崔群、李夷简、裴度相继为相，逐渐改变了他在政治上长期受压抑的处境。元稹于元和十三年(818年)已代理通州刺史，岁末，转虢州长史。元和十四年冬(819年)，唐宪宗召元稹回京，授膳部员外

郎。宰相令狐楚对其诗文深为赞赏，“以为今代之鲍、谢也”。 元和十五年(820年)，唐穆宗及位后，因宰相段文昌之荐，元真授祠部郎中、知制诰。唐穆宗为太子时已喜爱元稹诗歌，此时特别器重于他，经常召见，语及兵赋及西北边事，令其筹画。数月后，被擢为中书舍人，翰林承旨学士，与已在翰林院的李德裕、李绅俱以学识才艺闻名，时称“三俊”(《旧唐书·李绅传》)。在迅速升迁的同时，元稹陷入了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漩涡，与李宗闵的积怨爆发，埋下党争的种子。不久，由于误会等原因，裴度弹劾元稹结交魏宏简，元稹被罢承旨学士，官工部侍郎。次年春，元稹、裴度先后为相。在唐王朝与地方军阀的斗争中，元稹积极平息骚乱，拟用反间计平叛。可觊觎宰相之位的李逢吉与宦官勾结，派人阴谋诬告元稹谋刺裴度，后虽查清真相，但元、裴被同时罢相。元稹出为同州刺史。 长庆三年(823年)，他被调任浙东观察使兼越州刺史。唐敬宗宝力元年(825年)，元稹命所属七州筑陂塘，兴修水利，发展农业。在浙东的六年，元稹颇有政绩，深得百姓拥戴。

四贬武昌

唐文宗大和三年(829年)九月，元稹入朝为尚书左丞。身居要职，有了兴利除弊的条件，他又恢复了为谏官时之锐气，决心整顿政府官员，肃清吏治，将郎官中颇遭公众舆论指责的七人贬谪出京。然而因元稹素无操行，人心不服。时值宰相王播突然去世，李宗闵正再度当权，元稹又受到排挤。大和四年(830年)正月，元稹被迫出为检校户部尚书，兼鄂州刺史、御史大夫、武昌军节度使。大和五年(831年)七月二十二日暴病，一日后便在镇署去世，时年五十三，死后追赠尚书右仆射，白居易为其撰写了墓志。

因为唐诗论情，写了元稹，又承继了陈寅恪老先生的观点。找了些事实铺排了一下他巧婚巧宦的内容。结果呢，在某乎却被不无鄙视的贴了元黑的标签。其实，对于元稹这个级别的大诗人，俺向来是仰望之而不可及的。而元稹一生仕途并不算太顺畅，又有投靠宦官的行为。所以不需我黑，良莠自明。只是看历史人物永远不要二元论，也不要非此即彼的贴标签。每一个行为背后，可以考证出来的往往都有可能是“人性的扭曲”或者“道德的沦丧”之类的悲剧。所以呢就着某乎有人问春蝉这首诗，俺再来聒噪些内容吧。

春蝉是一首典型的排律，严格来说，排律的概念应该是直到宋元时期才被固化下来的，唐人诗词中严谨的排律不多，很多都是歌行等为主的古体诗。但是初唐之后的诗人，五言的排律往往也还不少，这个有一个比较关键的因素就是唐代科举中就有类似于此类排律的作诗要求。所以元稹这种曾在元和元年的考试中高中的才子自然也是熟稔这个形式的。我先把这首诗放在后面吧。 春蝉（唐·元稹） 我自东归日，厌苦春鸠声。 作诗怜化工，不遣春蝉生。 及来商山道，山深气不平。 春秋两相似，虫豸百种鸣。 风松不成韵，蜩螗沸如羹。 岂无朝阳凤，羞与微物争。 安得天上雨，奔浑河海倾。 荡涤反时气，然后好晴明。 单看这首诗，似乎仅仅是一套牢骚和郁积的志气。这是作为一个熟练地七律写手的基础功力。一首诗的格调往往是比较容易嗅出来的。但是却又不能单看这一首，因为这里是一个套路。或者说这是一个结果。而且这其中还有一套完整的元才子的心路历程。所以呢我再提一下另外的一首诗，也就是春鸠。 春鸠（唐·元稹） 春鸠与百舌，音响讵同年。 如何一时语，俱得春风怜。 犹知化工意，当春不生蝉。 免教争叫噪，沸渭桃花前。

这两首诗一起参看，才算是比较完整的诗人角度。而且明显春鸠是在春蝉之前。元稹应该是先写的春鸠，八句五言，一顿纯度比较高的牢骚。然后似乎又觉得不过瘾，而且纯牢骚又太丧了一些，所以又写了春蝉，给自己也出口气顺便再抒发一下自己的志气。这种比较简单的理解似乎就已经能概括这两首诗的情绪了。不过事情真的这么简单吗？这真的就只是一场牢骚吗，待我细细道来。

首先要从可以定位时间的地方说起。我自东归日这第一句的指向非常明确——东归之日就开始讨厌春鸠了。而元稹的东归指向却有不少解释，有人说就是从东川回长安的路上，简称东归；这个说法和把遇到困难叫“遇难”一样，不严谨的有了搞笑的作用。反正最后学术界公认的东归指的其实是元稹在元和五年（810年）春天，从东都洛阳回西安的路上。那么问题来了，元稹为什么要从东都洛阳回长安呢？这还得从前一年说起。

元和四年，在宰相裴垍的推荐之下，元稹得以担任监察御史的官职。监察御史的位置，虽然只有正八品上，还不如县令的品级，但是却颇有权柄，类似于后世的监察巡视组官员，其品阶虽低，其职务则剧，其权限则大，而其迁转亦速。元稹上任后出巡东川，在梓州上奏弹劾剑南东川节度使严砺贪污没收百姓财物、房屋田产，私自加税。朝廷虽然有所动作——退还没收财产，对经手人员罚俸处理；但是却也没又能够彻底的落实政策。反而是因此天下的藩镇都开始对元稹这样清刻的监察官员产生了怨恨。加上巡视归途之中，元稹又顺手弹劾了山南西道节度使裴玢私自加收草料扰民的事情。也加剧了各地藩镇的对立情绪。所以朝廷内的权贵忌惮，当年六月将元稹排挤出长安，转任到东都洛阳的御史东台留守。虽然监察御史的身份没变，但是却又一次被踢出了权力中心。

不幸之中的万幸是此时遣悲怀的女主角——与元稹共患难的韦丛病重，却正好在洛阳韦氏老宅居住；元稹却也正好得到了陪自己的苦命妻子走完人生最后一程的机会。

说到这里岔开话题，有唐一代。大诗人无数。但是最令人肉麻的CP无疑就是元稹和白居易。但是这二人之间还有这非常明显的不同。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云：

白氏主张待时而动，时不至则潜藏等待，而元稹则在《酬别致用》中云：

元氏主张不以境遇的改变而改变自己的理想，如果情况不顺，则要通过人为的努力创造条件达到目的——简而言之就是创造条件也要达到理想。所以无论这个思想境界上的差异也让二者在后世的名声有了非常大的差异。

把话题转回来，这样坚韧而有毅力的元稹，监察御史的差事还在，当然不会虚度在东都御史台的日子。在度过了亡妻韦丛的伤痛之后，又蹦出来搞了一个大事件。当时的河南尹——也就是大约河南省长的高官房式由于贪污事发，结果元稹以监察御史的身份，将其停职，带到东台讯问。

河南尹在当时朝廷的位置要接近于现在的直辖市一把手，不仅仅只是一方大员还是有资格参与朝廷的大事的高官。这个就好比《人民的名义》里的侯亮平发现省委书记沙瑞金的问题后不请示不汇报直接把人扣下并给沙停职一般。这个胆子不是一般的大，血也不是一般的热啊。这样做的结局显而易见，元稹直接就被拿下，罚俸一季，追赴西台。直接给调回长安听后处理了。刚才说的东归也就是这个时候从洛阳回长安的路上。

这个事情的背景讲清楚了，我相信春鸠的意思也就很明显了。鸠的意象，在古人文字之中常有无志小人的意思。庄子的逍遥游中有云：

百舌也叫乌鸫，叫声宛转悠扬，人们常常将其与八哥一起养。取其叫声优美。而斑鸠的叫声则是单调的如格子一般的咕咕声。元稹在春鸠此诗中，以百舌自况；表明自己的才智无人赏识，却不得不与春鸠一般聒噪而没有志向的小人为伍。前四句的意思明显。后面四句，其实是后面春蝉诗的主旨，也是一个与元稹后来的心路历程颇有关联的故事……

之前说到，春鸠的写作时间应该是元稹因为事发而从洛阳东归长安的旅途中。那么这个旅途中发生了什么呢？有一件真的有些涉及到“道德的沦丧和人性的扭曲”的事情就发生在这不算很长的旅途中——敷水驿事件。

敷水驿的位置应该在现在的华阴县夫水镇，洛阳到长安的话应该是进入潼关前的最后一个大驿站了。元稹正是在在这个驿站碰到了改变了他一生命运的事情。我直接引用一段旧唐书的记载：

作为二十四史之一的旧唐书中的这段描写可以说是相当的戏剧化。元稹临时住在敷水驿的上厅，也就是上房。这个是监察御史的权利。《唐会要》中有明确规定。就算是中使——也就是皇帝的使者——也需要和他分先来后到。所以当时的宦官刘士元与他争房间其实是一种倚仗权势横行跋扈的行为。而刘太监为啥这么跋扈呢，很简单，他是和中晚唐第一大太监仇士良一起来的。

说到仇士良其人熟悉中晚唐史的都会倒抽一口凉气。这个宦官在这段时间之内可以说是超越了后来魏忠贤几倍的存在。仇公公一生杀二王，一妃子，四宰相；这个狠角色足足在中晚唐跋扈了二十多年。而且当朝的皇上唐宪宗李纯正是仇士良侍候长大的太子。这种角色，难怪他手下的刘公公敢踹门，吓得元稹没穿鞋，穿着袜子就跑了，还被用马鞭打伤了脸。最关键的是之后的处罚更是让人瞠目。

皇帝根本就没问谁对谁错，直接就把元稹贬到江陵做士曹参军。虽然士曹参军的品级与监察御史差不多，但是这明显是贬官。况且元稹之前的罪过已经处理过，罚俸一个季度；这次贬官又寻旧过错并超常规的从严从重处理。这个对于元稹的打击可就是非同凡响的了。从个人的角度推断，其实元稹这一次与宦官势力的冲突已经彻底的结束了他可能上升的仕途。中晚唐从宪宗开始，朝堂的势力已经基本被宦官和藩镇把持了；就算是经过短暂的元和中兴，唐王朝的末路也是难以避免的。而元稹之前在东川就已经得罪了天下藩镇，这次又得罪了大宦官仇士良。不被贬谪又能怎样？

所以说这个时候的元稹是屋漏偏逢连阴雨。而春蝉这首诗就是他在贬谪的处理明确之后，从长安到江陵赴任的途中写的。而春鸠的那首诗的后面四句的意思也就出来了。 犹知化工意，当春不生蝉。 免教争叫噪，沸渭桃花前。 春天本来就没有蝉，蝉是从夏季开始到秋季才会大量的出现的。那么这里的春蝉指的是啥呢？很简单就是那些飞扬跋扈的宦官。汉时侍中、中常侍加黄金璫，附蝉为文，貂尾为饰，后因以蜩蝉指宦官。这个意思其实就是，我知道老天爷的意思是春天是没有蝉的，这些不知道哪里冒出来的太监。只会在我面前瞎叫唤。 而整个春蝉诗的意思也可以做如下解释：

我从洛阳回长安就是因为被小人害的。

这里的怜应该是做遗憾讲，我写诗遗憾造化工巧，你不应该搞出这些宦官（蝉）啊。

商山道是从长安到江陵的必经之路，也说明了我在被贬谪的道路上颇有些不平之气。

这句话其实暗含诅咒，虫豸是无法过冬的，所以春天到秋天你们就先鸣叫吧，看你们能折腾到什么时候。

在这美好的季节里，清高的松树在风中的声音也显得如此清冷，哪里比得上知了们疯狂的叫声。

何况又没有朝阳的凤鸟，也不好意思和这些小小的虫子争着发声。

最后这四句就是泄愤似的慨叹，干脆来一场大雨，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冲干净得了。这样才会有清明世界。 这么一看，大才子这是在隐晦的骂奸佞小人和跋扈判官吧。

如果故事到这里，那么这么一个嫉恶如仇又被邪恶势力疯狂打压的才子当然是一个高大上伟光正的形象。但是，还是得说但是，这次贬谪也许是元稹个人心路历程的一个转折点。

其后的十几年元稹都是在各个州县轮转。大约也正是在这些轮转中，之前说到的元白之间的差异开始凸显。能够作为儒家正道的白居易谨持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原则，而元稹则在自己所谓的积极奋斗中逐渐的开始迷失。虽然现代的学者卞孝萱等人纷纷辩白，但是 新、旧唐书和资治通鉴都将元稹后来的复出为相归因为结交了宦官崔潭峻、魏宏简；同时巴结元和六年调任江陵尹的严绶的结果 。如此看来，试图通过创造条件也要达到理想的元才子还是迷失在自己的理想里，也终于成为了自己最讨厌的人。

古诗词可以不用古文传记要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