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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文化 是城市的宝贵资源,是塑造大连城市形象的要素,大连古代历史文化悠久、近代历史文化更具特色。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大连历史文化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大连历史文化论文篇1 试谈大连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摘要:近年来大连市发展建设加速,新区面积增加,建设质量不断高,但能够代表大连历史的历史文化街区建设质量升级却迟迟未能推进,导致城市特色及风貌逐渐缺失。加强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工作,使历史文脉、城市记忆在延续传承的同时,街区本身也能够适应环境的变化、自身得到发展;保证历史文化街区得到整体保护,挖掘和强化历史风貌特色,提升环境品质,完善区域功能。 关键词:大连 历史文化街区 保护 发展 一、现状概括 新中国成立后到现在,大连城市经历了翻天腹地的变化,城市规模进一步拓展,同时在城市规划中也非常注重对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利用。现状保存较完整的历史文化街区主要有:胜利桥北历史文化街区、南山历史文化街区、黑石礁历史文化街区和中山广场历史文化街区。 胜利桥北历史文化街区是沙俄租借时期(1898-1904)形成的,是当时沙俄的行政区,沙俄的大连市政官衙公署等机构均集中于此,市政官吏、港口及城市建设工程技术人员以及东清铁路公司办事机构、俄籍铁路员工宿舍、俱乐部、医院、商会、公园也均设在这里。除行政办公职能外,这里还是俄国人住宅区,住宅地块以小路分割成均匀的,中间建有二至三层坡顶式的半木结构或全原木的花园式住宅。随着年久失修,街区建筑开始破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大连市政府对团结街两侧进行了保护式改造,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俄罗斯风情一条街。目前,街区内建筑许多均破败不已,街区内居住人口多为无业流动人口。 中山广场历史文化街区形成于日俄占领大连时期。俄国人占领时期(1898-1904)把城市规划为行政区、欧罗巴区、中国人区三个区。欧罗巴区即为现在的中山广场历史保护街区,该区是城市的中心地带。规划的莫斯科大街(今人民路及青泥洼桥以东的中山路)贯穿东西,规划的码头、火车站均设在此,交通便利。市区的主轴线规划是自港湾广场通向中山广场而直达西公园的莫斯科大街(中山路、人民路),它串联着几个广场,联系着码头、中心广场再经欧洲市场到达中华剧场(群众剧场)。在日本占领大连时期(1905-1945)实施了俄国人的规划,1909年规划在广场周围安排了大连民政署厅舍(现大连工商银行)等大型公共建筑。在道路广场及有轨电车方面,首先实施了沙俄的规划,修建了直径为213米的大广场即现在的中山广场。中山广场历史街区保护较好,广场周围历史建筑保护完好,街区功能仍为商业金融,但街区内部历史建筑存在一定程度的破坏。 黑石礁历史文化街区始于俄国人占领大连时期(1898-1904),是俄国高官富豪的高级住宅区。日本人占领大连时期(1905-1945)为日本人的居住区。现在这一地区为部队用地,用地功能仍为居住,但街区内历史建筑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 南山历史文化街区是日本占领时期日本人居住区,建筑多以全木质结构建造,外形则融合了欧洲古典风格与日式风格,具有极高的美学价值。由于南山地区风景优美,适宜居住 ,许多历史人物曾居住于此,有张作霖、林彪、博爱医院创始人孟天成、孙传芳西班牙领事、德国领事等。近年来通过小规模改建、新建,仿照日式风格建设部分别墅,以步行街形式形成日式风格一条街,两侧分布日式酒馆、饭店、会所,成为城市旅游亮点之一。 这些历史街区集中反映了大连市城市建设的发展历史,是城市发展中凝固的记忆。每一个历史街区都代表着不同的历史特色,是大连仅存的历史记忆,但由于年久失修和“改造性的破坏”,部分历史街区正在丧失它原本的特色,并有遭到进一步破坏的危险,保护工作刻不容缓。 二、保护原则 1、坚持历史保护与有机更新并重的原则 历史街区存在大量的历史遗迹,应做好对历史街区整体空间格局及路网肌理的保护、文物古迹及历史建筑的修缮、测绘、存档等工作,坚持历史街区历史保护的原则。防止大拆大建,实现逐步有机更新历史街区面貌。 2、坚持新老城区统筹发展的原则 历史街区部分职能可以疏散到周边地块或其他城区,促进历史街区协调和整体统筹发展。 3、坚持功能提升与整体风貌保护统筹的原则 在充分尊重历史环境、保护历史文化的前提下,应对一些历史街区进行合理的开发和利用,完善历史街区功能。城市建设和发展要有历史眼光,重点着眼于城市功能和城市风貌的历史性演化,形成与城市自然格局、历史格局相适应的物质形态。 4、坚持公众参与、管理创新的原则 历史街区保护不同于一般的城市建设,无论是文物古迹的修复和保护、历史街区房屋修缮和基础设施条件的改善,还是城市整体格局、水系的恢复与建设,都需要大量的投入,应唤起社会的共同关注,推动公众对历史保护工作的积极参与。同时,可以通过组建民间团体、基金会、非营利组织等形式,推动市民和社会各界人士对保护工作的直接参与,鼓励制度创新,协助政府共同推进历史街区保护和更新工作的开展。 三、保护与更新策略 1、历史保护策略 关注原住民及原生文化。历史街区文化遗产的传承延续,需要一定的载体。街区中的文物古迹、历史建筑,是静态无声的载体;而街区中的原住民则是动态有声的载体。保护历史街区,应该留住原住民,保存其原有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情趣,这样才算得上是真正的保护。历史街区功能的延续与产业发展都是基于当地无形文化的基础展开,没有用外来文化替代。此外,都试图将无形文化“有形化”,通过赋予无形文化有形的场所与载体,创造“动态生活场景”来实现街区文化的传承。 增加文物保护单位数量。目前的在册文物单位大多是当年的公共建筑,如学校、银行等。应组织下一步的文物单位扩充工作,将反映出历史居住形态的历史建筑添加到文物保护名录里。 2、感知体验策略 大连作为一个山海辉映的旅游城市,应增强街区周边山体、滨海的开放度,成就山体、滨海开放空间,将历史遗产的保护与城市开放空间结合。为更好的感知体验空间格局、特色开放空间,应设置景观路、景观视廊、标识系统等。预留近海通道、观海视廊;预留进山通道并在山体上设计观景平台;设置感知游览城市历史路线,并结合历史价值片区设计驻留点、浏览线。 3、政策配套策略 在政策支持上,要考虑到对历史街区内搬迁的工企业提供相对优惠的政策支持,比如给以土地政策的优惠。同时完善民间力量的参与机制,考虑要促进历史街区无形文化保护的民间力量的发展,必须要把它设定在国家和社会互补的关系格局中,政府需要强有力的推动力,完善其参与历史街区保护的机制。应以立法的手段将遗产保护的责任切实分散到社会各阶层。在完善相关法律的基础上,还应该为相关个人和团体建立对话、合作的平台,以协调不同利益团体间的冲突,保障参与合作机制的公平与公开。 参考文献: [1]尤坤,王华新.国内外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与发展案例分析研究.城市,2012,(01) [2]赵中枢,胡敏.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的再探索.现代城市研究,2012,(10) [3]李晨.“历史文化街区”相关概念的生成、解读与辨析.规划师,2011,(04) 大连历史文化论文篇2 试谈由移民历史看大连 民俗文化 【摘 要】大连是由移民组成的城市,移民的历史之长、规模之大都是在我国各地区的文化中独具特色的。大连民俗文化是由山东民俗、旗人民俗、东北民俗等各种文化融合而成,具有鲜明的地方文化特点。 【关键词】大连;移民;民俗 大连位于辽东半岛的最南端,是沟通东北腹地白山黑水和中原大地的海上通道,地理位置十分重要。研究大连的古代历史,会发现一种现象: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大连地区屡遭“灭顶之灾”,在历次的战乱中经常受到毁灭性的打击。等到新政权建立以后,统治阶级就会采取多种 措施 移民大连,生产力重新发展。然后再遭遇新的一轮战乱,百姓又要流离失所,大连地区再被重新毁灭掉。然后再在新政权稳定后,重新移民,继续发展。可以这样说,大连地区移民的规模之大�p移民历史之长,在中国各地区的文化中是独具特色的。 一、山东移民及其民俗文化 老大连人的祖先基本都来自于山东,大连文化受山东文化影响明显,尤其是鲁东沿海文化对大连文化影响尤甚。目前大连地区山东移民的祖先最早可以追溯到明末清初。明末的战乱是大连历史上遭受到的又一轮毁灭性打击,人口减额严重。后来随着清朝统治的日趋稳定,大连地区的人口有所增加,其中大部分人是山东�p河北�p江浙一带的移民,尤其以山东人居多。这就是所谓的“闯关东”现象。由海上进入辽东的人们首先经过的地域就是大连,所以大连成为了许多山东人的新家园。山东的风俗文化自然流传到了大连地区。 其实对于山东本身来说,山东也存在着移民现象。如明初,朝廷推行“移民宽乡”的政策,从明洪武二年到永乐年间大批移民由山西迁至山东滨州、德州、济宁、聊城、菏泽、泰安一带,其中一部分又先后东迁。所以山西移民几乎遍布山东各地,山西风俗影响到整个山东。再如明初移民到山东的四川人,多集中在莱州地区,形成了莱州独特的风俗。当然还有许多其他地区的人们移民山东,所以山东各地民俗也各不相同。 山东的移民们由于生活所迫,远离祖辈生活的故土家园,来到人生地疏的大连。移民们以无比勇敢的豪气,克服重重困难,在大连地区扎下了根。而隔海相望的家乡又是每一个山东人难以忘记的心灵家园,所以一代又一代的山东移民及其他们的后裔便把胶东大地上的民风民俗顽强的保留了下来,以极其坚强的意志力代代相传,把山东各地的民俗民风大量融入到了大连地区风俗文化之中。比如旧时在 春节 前,小年结束,祭完灶神,威海等地就会选一天蒸饽饽。饽饽分为插枣的“枣饽饽”和没有插枣的“光头饽饽”两种。还有的人家要蒸一些“圣虫”和“葫芦”,分别放在面缸和窗台上,称为“压面缸”、“压窗台”,待到农历二月二“龙抬头”的时候再拿出来吃。这种风俗在老大连人的家里是一直保留的。再如山东、中原等地流行的祭灶神,也是大连百姓必做的节日风俗。还有山西人寒食节期间不生火做饭的民俗也早就由山西移民带到了山东,而此遗风在大连地区也可见到。 二、旗人移民及其民俗文化 大连的移民当中还有一些人是旗人的后代。八旗文化是满清统治时期所特有的一种文化。清政府派了大量的八旗将士驻扎于现在的辽宁地区,当然也包括大连。八旗兵有从北京来的,也有从黑龙江等地来的。驻扎在大连的“八旗”士兵分为满八旗、蒙古巴尔虎旗和汉三旗总计十二旗的兵丁将士。金州以南地区主要由汉军正黄�p镶黄和正白三旗驻防。当时编入旗籍的人称为“旗人”, 没有编入旗籍的人称为“民人”。 大连的老住户中,有相当的一些人是清朝八旗的后人(准确的说,其中很多人应该属于汉军旗人),因此满洲八旗的习俗文化也融入进了大连的本土文化当中。 大连地区文化自清以来就有明显的满汉文化共存的现象。如春节 除夕 夜,满族人家院中常常要立有索罗杆子,高数丈,杆子顶部安装一个浅方形的锡斗,锡斗内装有猪的五脏供乌鸦、喜鹊去吃。相传这是因为乌鸦、喜鹊曾救过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命,为报答乌鸦、喜鹊救命之恩,所以满族就形成了这样的习俗。 这一习俗在大连农村至今还能看到。再如满族的住房习俗是以西房为尊贵,家中长辈一般是住在最西端的房间,以表示对长辈的尊重,这一点在大连农村部分地方至今保留。当然从这些文化习俗中也能看出明显的满汉文化融合痕迹。比如汉军旗人及其后代,在住房的安排方面,西房为大的习俗就不是十分明显,有时会保留汉族以东为大的习惯。而且在节日祭祖进行供奉的时候,满族人一般要在西房和西墙供奉祖宗板,而汉军旗人供奉的是具有鲜明汉族特点的家谱,地点也往往在中厅。这和满族习俗都有所区别。 三、近代以来的移民及其民俗文化 清末洋务派开发旅顺口,当时围绕着大连地区的海防建设进行了一次移民,这是大连历史上带有选择性的、素质较高的一次移民。当时清政府从山东和天津等地招募了一批能工巧匠,由政府发给工资,这些人可算是中国第一代的产业工人。后来在俄国和日本统治大连时期,殖民统治当局也从山东�p河北等地以及江浙一带招募了大批的劳工。可以这样说,大连的老住户基本上都是祖上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移民到大连地区的。 大连位于东北三省的最南端,对于东北腹地和内蒙古地区的文化发展向来是有着重大影响的。同样道理东北的黑土地文化也对大连文化产生了很大影响。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大连城市的发展,大连对于东北地区的整个发展起到了窗口示范作用和模范带头作用,吸引了全国各地的优秀人士聚集到了大连,其中尤其是以东北三省和内蒙古地区的人为多。新的城市移民,也为大连的文化建设带来了新的移民文化。黑土地和内蒙古大草原的民俗文化逐渐影响到了滨城大连。走在大连的街头巷尾,只要稍加注意就会看到富有东北地区饮食文化特点的东北菜馆和具有内蒙古大草原饮食习惯的火锅城。 大连是由移民组成的城市,移民文化铸造了大连的本土文化,大连民俗文化是胶东文化、满族文化、八旗文化、蒙古草原文化�p东北文化、海洋文化、农耕文化、商业文化、 传统文化 、现代文化、东方文化、西方文化等融合在一起经过长期的磨合而最终形成的不同于其他任何文化的具有鲜明地方特点的文化体系。 历史文化论文篇3 试谈城市文化和城市历史文化保护 摘要:本文从城市文化的角度探讨了文化对城市发展的意义和保护城市文化的核心。提出保护城市历史文化必须将形式与内涵统一起来,延续城市独特的文化。 关键词:城市;文化;历史;保护 在为一个城市做规划的时候,无论是发展战略,或是总体规划,再或是城市设计,我们总是以解读一个城市为开始。这种解读主要是两方面:一方面是对城市物质环境的解读,包括城市的地理条件、气候条件、路网格局、城市形态等等;另一方面是对城市经济环境的解读,包括区域经济地位、城市经济水平等等。如果将这两者喻为解读城市的两只眼睛,那么城市文化是解读城市的第三只眼睛。 一、文化的第三只眼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产物和标志。而城市文化是一个特定的空间发展起来的历史范畴。―个城市的文化是多样性与同一性的统一。即使是两个在建筑风格上极为相似的城市,在本质上也会使在城市中活动的人产生完全不同的社会认知感。因而,除了从物质、经济这两只眼睛来研究城市发展动因外,还必须用文化眼来研究城市发展的内在动因。 以文化眼解读城市的另一个原因在全球化经济影响下,中国本身的传统文化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外来文化的冲击。因此,以文化眼解读城市的意义除了了解城市发展的内在动因外,也是提炼城市文化精髓,使城市在全球化过程中保持自身特质的重要手段。 二、保护城市历史文化的重要性 基于以上两点,以文化作为理解城市的重要因素之一,在规划过程中的意义是必须注意保护一个城市的历史文化,使城市文化具有一定程度的连续性。因此,保护城市历史文化的重要意义在于: 1、保护城市的发展脉络,使依附于城市物质实体上的城市文化能得以延续; 2、丰富城市的空间和文化,使各个发展阶段上的城市文化得以互相交融,从而反作用于城市客体,丰富城市的空间和文化; 3、具有 教育 和回味的作用,使城市居民产生认同感。 三、保护城市历史文化的原则 城市旧区作为城市历史文化的物质载体之一是城市的组成部分,是具有生命力的有机体。要保持城市文化的魅力,使城市文化得以延续,就有必要保持城市旧区内建筑的“原真性”,这是保护城市历史文化的最根本的原则。 “原真性”是对旧区建筑表现形式和文化意义内在统一程度的衡量。保持旧区建筑原真性的意义在于一方面其本身具有重要的历史、美学等有形的价值,另一方面在这些建筑背后还隐藏着与之价值相关的意义,它是其精神意义的物质载体。因而,旧区建筑等物质实体,如果离开了它所承载的文化意义的话,就丧失了它们的“原真性”,其本身只能是一堆毫无意义的构件。 四、关于保护城市历史文化 方法 的观点 城市向前发展的趋势和要求是无法遏制的。城市在进行大规模更新时,对如何进行旧城改造,如何保存城市的历史文化,陷入了困惑:一方面是旧城中不断恶化的生活环境,另一方面是有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害怕投资之后得不到回报。 为了打破这样的僵局,政府出台各种优惠政策,制定产业导向,极力推进旧城改造的速度。由于政府在旧城改造中为投资者树立了信心,各大城市的旧城改造速度也超乎想象。然而伴随这个过程的,是旧城中原本蕴涵着历史文化意义的大批城市景观的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以商业性开发和贵族化区域。尤其是大城市,商业化与贵族化趋势尤为明显。 因此,由于旧城改造,使得宝贵的城市历史文化丧失了其原真性。产生这类现象的原因是城市旧区内历史建筑的保护与再利用是一种多元主体参与的方式,其结果难免不受到其中某几个主体的主导和控制。在这些主体中,决策者是政府,利益相关者是直接参与的公众、企业、业主等,参与者是社会团体、专家等几类。 政府――政府是城市旧区改造和历史建筑保护最重要的主体,在历史建筑的保护和再利用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政府的责任是全面发展,不仅是历史文化保护,还要兼顾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等其他问题。 公众(社会团体)――作为一个城市的历史文化保护主体,实际是指生于此地、长于此地、并将子孙后代的发展希望寄托于此地的城市市民。 企业(业主)――市场经济下,企业的本性就是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各种资本追求历史文化所拥有的潜在经济效益,但企业的价值取向往往以直接经济利益为主。 专家――包括文物、建设、规划等不同行业的专家学者,在价值取向上,能站在时代的前沿,把握方向。专家习惯于依据他们的知识和价值标准来判断事情,成为一种“由少数专业人员表达他们的意志,并以此来规范城市各类群体和个人行为的手段”。 由于各主体的利益出发点不同,价值取向不同,致使利益指向多元化,使得它们在旧城改造过程中产生复杂的博弈行为。在这由多元主体结成的网络中,政府、专家与企业基本是整个保护与发展更新过程中的控制者、主导者和实施者。从根本上说,他们决定了旧城改造的实施方向。而公众、社会团体仅仅处于监督、建议的地位,对整体的发展没有实质性的把握。 五、政府在保护城市文化中的作用 我们把城市看成物质和精神的总和,认识到城市文化的存在能体现城市的个性和特征,保持城市文化的延续性,保证社会各个层次的群体的利益是他们保护旧城、开发新城成功的关键。 政府作为调配社会公共资源的主要角色,其价值观与工作方式对历史文化保护有着重大的影响。因此,为了使我们的城市文化得以延续,政府有必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做出努力: 1、确立一种正确的保护观念 从很大程度上来说,政府的价值倾向直接影响到社会公众的利益。如果政府能始终将公众利益放在首位,将城市建筑与城市文化看作不可分割的统一体,那么在旧城改造和历史建筑保护与再利用过程中,商业化与贵族化的倾向就难有滋生的土壤。 因此,政府有必要树立一种正确的保护观念,首先把旧区改造行为与历史建筑再利用行为放到“公众利益”天平上考量,同时将历史文化保护与历史建筑的保护放到同等重要的地位,那样城市的历史文化才能得以延续,公众的利益才能得以维护。 2、提供一种良好的保护机制 观念转变之后,必须有良好的机制作保障。而这个机制必然包括一份良好的保护规划、一种有效的开发模式和一个严格的管理体制。 “一份良好的保护规划”指在保护规划中除了规划中所必须考虑的物质因素外,还要考虑人文的、历史的、社会的等等其他非物质因素。 “一种有效的开发模式”指为平衡改造成本,同时为保持历史文化的原真性,所采取的突破一般开发方法的开发模式。 “一个严格的管理体制”指在改造的审批过程中,每一个建设改造环节、每一种再利用想法都要有严密的论证体系和严肃的评审过程,保证历史文化的原真性。 而在整个改造和再利用过程中,公众参与也必须作为一个法定程序贯彻整个过程始终。 六、结语 以文化眼来解读城市、理解城市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把握城市发展的方向,发现城市的特质。而如何保护城市的历史文化,还有相当多的难题需要攻克。这些难题不仅仅是规划手法上的,还包括了管理模式上的、运作上的,甚至人们的价值观念上的。 因此,尊重城市的历史文化,必须把城市的实体与文化统一起来、保护起来,使城市在空间上与文化上都能得以延续,这才是一个城市长久的生命力所在。 参考文献: 1、“文化遗产保护的原真性” 阮仪三林林 “理想空间”第四辑 2、“市场经济下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制度再认识――以曲阜为例” 刘海涛朱新社 “理想空间”第四辑 3、“城市历史保护的生态观”张松“城市规划汇刊”1992年第四期 4、“历史地段保护的价值观:追求可持续的资源、环境与效益”赵志荣“城市规划汇刊”1999年第一期 猜你喜欢: 1. 中国历史文化论文范文 2. 历史文化名城论文范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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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anting13
异西方骑士讲究勇,智,绅士,在明知不敌的情况下,也不会很煽情的冲向敌人,而是如往常一样。日本讲究忠臣,就是绝对忠臣,不许有一点违逆,有得武士也是兼职娈童的。。。(类似现代的老总的可爱小秘)他们君臣意识很浓八旗?没发现有什么优点和缺点。。。对他印象很少。。。好像没什么特色
韩食小神厨
1.《朝鲜王朝最后一任朝天使---金堉使行研究》,张伯伟编《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第六辑,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5月,页219-242;2.《朝鲜王朝关王庙创设之本末与关王崇拜之演变》,《东疆学刊》,2010年第2期,页1-13;3.《<皇明通纪>及其续补诸书对朝鲜之影响》,《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2期,页157-176;人大复印资料《明清史》2009年第11期全文转载;4.《试论清初朝鲜之“复仇雪耻”理念及其演变:以宋时烈为中心》,《九州学林》(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春季号,7卷1期,第66-100页。5.《日本宝历辛巳版<明史朝鲜传>考论》,张伯伟编《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第五辑,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5月,页441-455。6.《朝鲜入明海上贡道考》,北京大学韩国学中心举办《韩国学论文集》第17辑,2009年3月;又见曲金良主编《中国海洋文化研究》(北京:海洋出版社,2008年12月)第6卷,页138-151;7.《历史、传说与认同:檀君朝鲜与箕子朝鲜历史的塑造与演变》,《复旦学报》,2008年第5期,页19-32;人大复印资料《世界史》2009年第1期全文转载;8.《清修<明史>与朝鲜的反应》,《学术月刊》,2008年第4期,页124-133;人大复印资料《明清史》2008年第7期全文转载;《文史知识》转摘提要;9.《王世贞<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考论》,《历史档案》,2008年第1期,页109-115;10.《试论朝鲜王朝之慕华思想》,《社会科学辑刊》,2008年第1期,页25-31;11.《义理与现实的冲突:从丁未漂流人事件看朝鲜王朝之尊明贬清文化心态》,《汉学研究》(台湾,2007年12月),第25卷第2期,页187-210;12.《清乾嘉时期中朝士人之学术交谊》,《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2007年11月第47期,页191-216;13.《朝鲜<韩客巾衍集>之西传清朝及其影响》,北京大学韩国学中心编《韩国学论文集――第七届韩国传统文化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7年4月),第15辑,页40-47;14. “Different Types of Scholar-Official in Sixteenth-Century China: The Interlaced Careers of Wang Shizhen and Zhang Juzheng”, Ming Studies明史研究(美国明史研究会会刊), No.53 (Spring, 2006), pp.4-50;15.《清对朝鲜宗藩政策的演变及其效果》,《东方文化》(香港大学与美国史丹福大学合办),41卷1期(2006年6月),页91-122;16.《王世贞及其著作对朝鲜的影响》,《文史知识》,2006年第1期(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06年第4期全文转载),页94-100;17.《试论入关前清与朝鲜关系的演变历程》,《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第2期,页98-107;18.《满洲之道与满族化的清史-读欧立德教授的<满洲之道:八旗制度与清代民族认同>》,《中国社会历史评论》,(2006年10月)总第七卷,页399-410;19.《朝鲜燕行士人与清朝儒生:以洪大容与严诚、潘庭筠、陆飞交往为中心》,杨龙主编:《东北亚社会经济文化与区域合作》(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年11月),页351-371;20.《明实录与李朝实录之比较研究》,《求是学刊》,2005年第2期。(被《新华文摘》2005年第10期摘录提要),页117-122;21.《朝鲜吴庆元<小华外史>考论》(与乔治忠先生合著),《史学史研究》,2005年第2期,页63-70;22.《登莱事变及其对明、后金与朝鲜的影响》,陈尚胜主编《登州港与中韩交流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6月出版),页119-142。23.《王世贞未完成之明史与<弇州史料>》,《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05年11月;24.《十六世纪两类士大夫的代表:文人王世贞与相臣张居正》,《中国社会史评论》,(2005年)第6期;25.《王世贞<史乘考误>对<明实录>之辨证及其影响》,《成大历史学报》(台湾成功大学),2005年10月总第29号26.《淝水之战:初唐史家们的虚构?——对迈克尔·罗杰斯用后现代方法解构中国官修正史个案的解构》,《河北学刊》2004年第1期,页77-83【被《新华文摘》2004年第10期摘录提要,《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4年第2期和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魏晋南北朝隋唐》2004年第2期转载】;27.《王世贞明史研究之成就与特点》,《史学史研究》,2004年第1期,页28-35;28.《略述美国史学评论与总结机制》,《南开学报》2004年第2期,页92-99【被《新华文摘》2004年第12期摘录提要】;29.《试论朝鲜王朝尊明贬清的理论基础》,《史学月刊》,2004年第6期,页44-50;30.《从正朔看朝鲜王朝尊明反清的文化心态》,《汉学研究》(台湾),2004年6月,页191-218;31.《试论朝鲜王朝崇祀明朝东征将领的祠庙》,北京大学韩国学中心编《韩国学论文集》2003年12月总第11辑,页25-33;32.《试论明遗民之东去朝鲜及其后裔世代对明朝之思怀》,北京大学韩国学中心编《韩国学论文集》2003年总第10辑,页144-167;33.《试论多尔衮与朝鲜的几个问题》(与郑克晟先生合著),朱诚如主编《清史论集:庆贺王锺翰教授九十华诞》(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8月),页247-262;34.《历史主义对“史学革命”的一次反拨》,《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被教育部委办《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03年第3期转摘提要,第180页;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历史学》2003年第8期全文转载)2003年第1期,页12-19;35.《西方书籍史研究漫谈》,《中国典籍与文化》,2003年第3期;36.《朝鲜王朝大报坛创设之本末及其象征意义》,《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香港中文大学),2002年新第11期,页247-272;37.《朝鲜<皇明遗民传>的作者及其成书》,《汉学研究》(台湾),2002年第20卷第1期,页163-188;38.《朝鲜王朝尊周攘夷及其对清关系》,《韩国学报》(台湾),2002年第17辑,页255-281;39.《试论事大主义与朝鲜王朝对明关系》,《南开学报》,2002年第4期;,页66-73;40.《<明实录>之东传朝鲜及其影响》,《文献》,2002年第1期,页237-247;41.《<朝天录>与<燕行录>--朝鲜使臣的中国使行纪录》,《中国典籍与文化》,2002年第1期,页74-80;42.《朝鲜王朝所编之中国史书》,《史学史研究》,2002年第2期,页66-75;43.《试论朝鲜儒林之尊周思明—以华阳洞万东庙为中心》,北京大学韩国学中心编《韩国学论文集》第9辑,页37-57;44.《朝鲜王朝尊周史书论略》,南开大学古籍所编《文史论集》第二集,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页406-428;45.《试论王世贞的史学思想》(下),《大陆杂志》(台湾),2001年元月,第102卷第1期,页6-14;46.《试论王世贞的史学思想》(上),《大陆杂志》(台湾),2000年12月,第101卷第6期,页277-287;47.《钱谦益与王世贞》,《郑天挺先生百年诞辰纪念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00),页120-127;48.《“土木之变与倪谦使朝》,陈尚胜主编《第三届韩国传统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9年,页214-244;49.《清修<明史>与王世贞》(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历史学》1999年6期全文转载),《史学史研究》1999年第2期,页78-88;50.《沈德符与王世贞》,《中国典籍与文化》,1999年第1期,页98-101;51.《试论王世贞的史学批评》,《纪念南开大学建校八十周年暨古籍所成立十六周年文史论集》,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年10月,页146-163;52.《人性演变与文学发展—读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署名黎正衡),《书目季刊》(台湾)1999年第33卷第1期,页73-84;53.《<明季辑略>之东传及其引发之事件—中韩书籍交流史研究之一例》,《书目季刊》(台湾),1998年第2期,页60-65;54.《试论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对<史记>的模拟》(被人民大学复印资料《历史学》1998年6期全文转载),《南开学报》,1998年第2期,页74-80;55.《试论朝鲜李玄锡<明史纲目>之编撰、史源、刊行与评价》,《清华学报》(台湾,1997年)新第27卷第3期,页313-345;56.《试论丽末鲜初的中韩关系》,《韩国学论文集》第6期,1997年,页33-41;57.《朝鲜王朝的一部明史著作--<明史纲目>之研究》,《中国历史与史学—祝贺杨翼骧先生八十寿辰论文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页346-359;58.《丙辰京察与嘉靖后期党争》(与郑克晟先生合著),王春瑜主编《明史论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页120-140;59.《陈璘与李舜臣》,北京大学韩国学中心编《韩国学论文集――第一届韩国传统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4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10月,页224-233;60.《翁万达在广西》,《翁万达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深圳:海天出版社,1995年,页129-140;61.《试论明初的宦官外交》,《南开学报》1994年第2期,页34-42;62.《朝鲜入明贡道考》,北京大学韩国学研究中心编《韩国学论文集》1994年第2集,页39-47;63.《胡适之与明实录》,《中国典籍与文化》,1994年第2期,页21-24;64.《试说明代行人》,《史学集刊》,1994年第1期,页11-16;65.《试论明代监察官的考选制度》(与关汉华先生合著),《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2期,页116-124;66.《嘉靖中叶第一边臣---翁万达》,《文史知识》,1993年第6期,页56-60;67.《史学至精微,微处见大义---浅谈郑天挺先生的治史方法》,《中国典籍与文化》,1993年第2期,页30-34;68.《明代宦官与中朝交往》,《韩国学报》(台湾),1992年总第11期,页135-149;69.《明代使臣述论》,《广东社会科学》,1992年第2期,页69-74;70.《试论崇祯皇帝的用人观》,《历史教学》,1990年1期,页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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