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清代官场谓有关论文参考文献

对了一些有意思的对联！清代才子纪晓岚，乾隆年间进士，从编修、侍读学士累迁至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曾任《四库全书》总编纂官十多年，晚年著有《阅微草堂笔记》24卷，享有与《聊斋志异》并行海内外的盛誉。他文情华瞻，慧黠敏捷，是个对句奇才，天地万物、古今诗赋无不可入对者，信手拈来，出口成趣，浑若天成，其炉火纯青的文字功夫让人叹为观止，关于纪晓岚对联的故事，笔记、野史中多有记载，在民间也流传颇广。 有一年冬天,纪晓岚跟随乾隆南巡至白龙寺,适逢寺僧鸣钟。庄严古刹,钟声悠然,乾隆诗兴大发,挥笔写下"白龙寺内撞金钟"七个大字。纪晓岚见之，知是乾隆有意考他，便从容挥笔对上下联："黄鹤楼中吹玉笛"。乾隆当即拍手称赞："佳对！"。 纪晓岚熟读诗书,记忆力很强,其师曾以杜甫《兵车行》中一句"新鬼烦冤旧鬼哭"出联考他,他巧妙地运用李商隐《马嵬》中句"他生未卜此生休"作对,天衣无缝,工整贴切，令其师不得不佩服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乾隆16年夏季，乾隆帝见池中荷花初放，乾隆得句云："池中莲藕，攥红拳打谁？"。纪晓岚看到池子左边的蓖麻，便以问对句，答道："岸上蓖麻，伸绿掌要啥？"。同样以问句相对，天衣无缝，令乾隆称奇。 纪晓岚中取进士那年，见京城当铺林立，随口吟出一句上联："东当铺,西当铺,东西当铺当东西"，但苦思不得下联。后来他执令赴通州当主考官，见通州有南北之分，苦思数月的上联便有了下联："南通州，北通州,南北通州通南北。"绝妙之极。 有一年秋，一个经常愚弄百姓的戏班到纪晓岚家乡演出，因该地很穷，生活很差，戏子们心中怨气很大。于是，在一出戏中饰"主考官"的戏子便借戏讽刺该地的乡民："酸芥菜，臭黄瓜，入口眉愁眼眨；"熟料恰逢纪晓岚回乡看望父母，于是愤然回敬道："毁梨园，败戏德，开台腔乱调翻！" 纪晓岚曾有一位脾气不好的医生朋友。某日纪晓岚因小恙前去求诊，这位医生朋友对他说，我出个上联，你若能对出下联，诊费、药费全免，纪晓岚心想对联之事能难倒我？便点头应允。上联为："膏可吃，药可吃，膏药不可吃"。纪晓岚便借其脾气发挥，续了下联："脾好医，气好医，脾气不好医。"既触其缺点，又促其改正，一语双关，妙哉！ 一知县早闻知纪晓岚才华横溢，极善对句，想亲自试之。某日恰遇纪晓岚随驾巡视至此县，他便出了个刁钻的上联："鼠无大小皆称老"。纪晓岚思虑片刻，一时难以为对，环视四周，见有一鹦鹉，便从容对道："鹦有雌雄都叫哥。"该知县对纪晓岚的才华暗暗称奇。牛皮拧鞭鞭打牛 苇草织席席盖苇 参加童生试时和举人考官对的两幅对子： 十岁顽童岂有登科大志 三年经历料无报国雄心 门上将军 两脚未曾着地 朝中宰相 一手可以托天 风流少年纪晓岚的对联： 乾八卦，坤八卦，八八六十四卦，卦卦乾坤已定 鸾九声，凤九声，九九八十一声，声声鸾凤和鸣 纪晓岚给铁匠的春联： 三间东倒西歪屋 一个千锤百炼人 给弘一法师的戏谑对联： 日落香残 扫去凡心一点 炉寒火尽 须把意马牢拴 给理发店的对联： 虽然毫发技艺 却是顶上功夫 （钱大昕经理发店的对联是：不教白发催人老 更喜春风满面生 刘塘给理发店的对联是：到来尽是弹冠客 此去应无搔首人） 纪晓岚督学福州时的对联： 两舟并行，橹速不如帆快 八音齐秦，笛清怎比萧和 （注意联中的几个人名） 一水涨喧人语外 万山青到马蹄前 和乾隆同上“天然居”茶楼时对的联： 客上天然居 居然天上客 寿联一幅：（补乾隆的） 八旬老太不是人，南海观音下凡尘 三个儿子都作贼，天宫偷桃献母亲 袁枚到纪晓岚故乡，临走时留下一上联：双塔隐隐，七级四面八角 后纪晓岚回故乡对出下联：孤掌摇摇，五指三长两短 一老太监在冬天看见纪晓岚穿着皮衣，手执一把扇子（文人的习惯），感到十分好笑，有心讥笑他，遂说："小翰林，穿冬装，执夏扇，一部春秋可读否？"纪晓岚听老太监南方口音，对道："老总管，生南方，来北地，那个东西还在吗？"

论古代户籍制度与中国古代王权政治摘要:在中国古代,户籍制度是专制王权对编户齐民进行人身控制的最重要手段,户籍制度的核心是对民的占有与支配。王权对编户齐民的生杀予夺之权很大程度上依靠户籍制度,这是这项制度在中国古代长盛不衰的根本原因。 关键词:古代;户籍;制度 《史记•萧相国世家》载:“沛公至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沛公为汉王,以何为丞相。项王与诸侯屠烧咸阳而去。汉王所以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 萧何私自收藏的图书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秦国户口版籍,这一举动在中国古代王朝更替的惨烈斗争中具有强烈的符号象征,可谓意味深长:拿到了户口版籍就可以了解秦国的国情,并进而控制土地和人民,获得了它,也就象征着获得了国家政权。 中国户籍制度有着悠久的历史,虽经无数次的战争、内乱和王朝的更迭,户籍制度总是以某种方式继承或沿袭下来,并且越来越严密,其原因就在于它的功能是全方位的:组建军队、分配土地、征收税赋、推行礼教、维持治安都与它有关。如果说官僚制度是君主对官吏进行管理的有力武器的话,那么户籍制度就是专制王权对编户齐民进行控制的最重要手段,户籍制度的核心是对民的占有与支配。《商君书•画策》云:“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胜强敌者,必先胜其民者也。故胜民之本在制民,若冶于金、陶于土也”。专制王权对民的生杀予夺之权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户籍制度。大体说来,中国古代户籍制度的发展经历了这么几个阶段: 1萌芽阶段 中国历史上最早对人口进行管理的记录应当从商代开始。甲骨文中,常常出现“登人”的字样,即登记人口的意思。但当时的“登人”,几乎都以人丁为计量单位,而且在甲骨文中经常出现“口”、“人”等字,但却很少出现“户”、“家”的说法,因此后人推测,商周时“登人”,主要目的是为了征集兵丁、组建军队以满足战争的需要,还不具备后代户籍制度所具有的多重功能。 据《周礼》记载,周王朝分别在国野设六乡、六遂对人口进行地域划分: “令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比为闾,使之相爱;四闾为族,使之相葬;五族为党,使之相救;五党为州,使之相周;五州为乡,使之相宾”。“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酇,五酇为鄙,五鄙为县,五县为遂”。 又据《周礼•秋官•司民》: “司民掌登万民之数,自生齿以上皆书于版,辨其国中与其都鄙及其郊野,异其男女,岁登下其生死。及三年大比,以万民之数诏司寇。司寇及孟冬祀民之日献其数于王,王受拜之,登于天府。内史、司会、冢宰贰之。以赞王治”。 由于目前对《周礼》一书的成书年代仍然聚讼纷纭,因此,西周时是否真有如《周礼》中所言的那种系统而完善的户籍管理制度,当然是值得怀疑的。不过,虽然《周礼》并不一定反映周代的真实情况,但它至少说明和反映了中国古代管理户籍的思想和实践,很早已经萌芽。 2奠基阶段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经济的发展和诸侯势力的壮大,诸侯国之间的兼并战争频繁四起。战争需要有兵源的保证,由于战争的需要,各诸侯国都意识到了人是宝贵的财富。为了增加人口,各国都采取了多种措施。首先是用减免赋役的办法来招徕别国人口,其次是限制本国人口逃亡,如秦律就规定严厉处罚拐带秦国人出境的行为:“游士在,亡符,居县赀一甲,卒岁,责之。有为故秦人出,削籍,上造以上为鬼薪,公士以下刑为城旦”。还有就是提倡早婚,鼓励生育。在这些措施实施的过程中,人口登记和户口管理方面的制度也就逐渐完善起来了。通过清查登记人口并实行管制,一方面可以了解国力,另一方面也可以限制人口流动,防止人口流失,保证兵役和赋税源源不断。 有关战国时期各国重视人口管理的情况,我们还可以从考核官僚的上计制度中找到证明。所谓上计,就是官吏将一年的预算收入,以及户口、垦田、库藏的增加等事项,事先写在木券上,然后剖而为二,国王执右券,臣下执左券,年终上计时,国王根据原券考核实征数目,决定官职的升迁。在上计制度中,对户口的考察一直是对官吏进行考核的一个重点。 战国时期,秦国的变法最为成功。秦的户籍制度的创立,大约始于秦献公时期。《史记•秦始皇本纪》云:“(献公)十年为户籍相伍”。所谓“相伍”,大约是按五家为“伍”的办法编制户口册,这表明“伍”是当时户口编制的最基层单位。秦国自商鞅变法之后,对人口的管理和控制进行了改革,不仅将其作为增加人口和社会控制的手段,而且极大地强化了通过户籍制度对民间社会进行社会控制的专制工具这样一种色彩: “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罪。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 所谓“令民为什伍”,就是把国中所有人口,按五户为一伍、十户为一什的办法编制起来,每伍之中,设一伍长,每什之中,设一什长,平时为民,战时即为兵。伍、什就是军队中最基层的建制。商鞅变法的主旨,就是奖励耕战,富国强兵。凡在战场上杀敌多者,不管原来是什么身份,都可以按规定晋升爵位。同时也规定,行军作战时,什伍之中如果有一个逃亡或降敌,什伍之中的其他人都要连坐。 秦的户籍制度,自秦统一天下之后,更加严格和完备,不仅按不同情况区分了各种不同的户籍,还确定了户口的什伍编制方式,规定了生著死削的统一办法,制定了户主申报和典老审查核实的登记户口的程序,登记的内容非常详细,有户主的姓名、身份、籍贯和年龄,也有户内成员的姓名、年龄和健康状况,祖宗三代出身情况及家内人员与财产类别等项内容,有时还有身高的记录。所有这些内容,都是为了对民户加强控制和便于征发兵役、徭役及课取赋税服务的。对不报、虚报和假报户口的或未经官府批准而擅自更籍的,统统严加惩罚,还作出了不许擅徙、迁徙时必须审核和必须办理更籍手续等规定。 西汉年间,户籍管理备受统治者的重视,萧何制定的《九章律》,其中之一就是“户律”。西汉在秦代户籍制度的基础上建立了严密的户口统计制度,汉代的户籍制度之明显不同于秦制的地方,还在于汉代有户等的划分。尽管汉代户等的划分不如唐宋以后明显和具体,但确实是户等划分制度的萌芽。汉代还采用了编户以及乡亭制等有力措施,乡有乡长,亭有亭长,他们主要负责户口管理和基层社会治安,从而使户籍管理更加完善和周密。 为了严格户籍制度,禁止任意迁移和逃亡,汉代统治者还为此制定了“舍匿之法”,又叫“首匿法”。《汉书•淮南厉王传》:“亡之诸侯、游宦事人及舍匿者,论皆有法”。汉代的“舍匿之法”,等于是秦的禁亡之法的发展,它由打击逃亡犯本人,发展到了逃亡犯的藏匿者;而且“舍匿之法”执行甚严,以致汉代诸王侯中,不乏因“藏匿亡命”而被削爵下狱者。 3发展完善阶段 从隋唐开始,中国古代的户籍制度进入到了发展完善阶段。隋初人口大增,主要是隋初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大索貌阅”和“输籍法”,将隐漏的户口检括出来了。开皇五年,文帝下令“大索貌阅”,进行全国性的户口清查。政府按户籍上登记的年龄、相貌与本人核对,检验是否以丁壮诈老诈小,还鼓励居民互相检举揭发,如户口所据不实,正长要受罚流放远方,其目的是要把浮游民及世家豪门的荫附户搜括出来,载入国家户籍,增加赋税收入。在“大索貌阅”的同时,还实行“析籍”政策,规定堂兄弟以下分立户籍,以防容隐。隋朝还因袭北魏的三长制,把它作为检括户口的地方组织,五里为保,设保长;五保为闾,设闾正;四闾为族,设族长。畿外设置里正、党长,前者相当于闾正,后者相当于族正。畿内保长、闾正、族正与畿外的保长、里正、党长称“三长”。三长是推行均田、劝课农桑、催驱赋役和检查户口的农村基层组织,都有检括户口的职能。另外,隋朝时还把户籍制度和科举制度结合起来,按照地域来分配考试名额,起到了积极的效果。唐承隋制,户籍管理更加周密。唐代检查户口、劝课农桑的基层组织是乡里:“唐制,百户为里,五里为乡”,每里设里正一人,是最基本的政权单位。里正由勋官六品以下的富户白丁担任,用来“按比户口,课植农桑,检察非违,催驱赋役”。 唐代户籍可以分成编户与非编户两大类。编户是编入户籍的居民。可以是品官,也可以是白丁,但必须是良民。编户又可以分为课户与不课户两类。按租庸调法纳税服役的普通民丁,称为课口,有课口的户称为课户,无课口的称为不课户。非编户有三种,一是贱户,分为三等,最低的是官奴婢,较高于奴婢的有部曲、客女,均为私家的家仆,身份近似农奴,因为都属私人使用,所以附属在主人的户籍中。贱户中还有一种是官户,唐代官户大多是“前代以来,配隶相生,或今朝配役”之人。二是方外,指释、道及为逃避赋役而避入寺院的逃户。三是士兵,唐初实行府兵制,士兵来源皆所属下户、白丁。士兵本来在原编户内,自玄宗开元年间府兵制破坏,改为募兵后,兵农分离,成为一种专门职业,因此,也不在户口统计之列。〖HJ1.1mm〗 宋代的户籍制度在唐代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唐代虽然已经用“坊郭户”来称呼城市居民,但并没有为他们单独设立户籍。宋代由于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在户籍制度上分别设立“坊郭户”户籍和乡村户户籍。在户籍实行城乡分别治理的基础上,宋代又将户口划分为主户与客户:有常产的称为主户,没有常产的民户称为客户,分别列入户籍。坊郭户与乡村户都划分为主户与客户。坊郭客户为城镇贫民,多为小商贩,商业、手工业的雇工和帮工以及富户的佣工;乡村客户则主要是佃户、主户的雇工和佣工。另外宋代还将城市主户划分为十等,乡村的主户划分为五等,作为征发赋役的依据。除了主户与客户之外,还有一种官户,即品官之家,他们属于特权阶层,享有免除大部分差役和科配的权利。 王安石在变法时力主推行保甲制,他于宋神宗熙宁三年“始联比其民以相保任。乃诏畿内之民,十家为一保,选主户有干力者一人为保长;五十家为一大保选,选一人为大保长;十大保为一都保,选为众所服者为都保正,又以一人为之副。应主客户两丁以上,选一人为保丁,附保。两丁以上有余丁而壮勇者亦附之,内家赀最厚、材勇过人者亦充保丁”。 推行保甲制,既可以清查户口,又可以通过这一“兵民一体”的制度维护社会治安、为军队提供后备兵源,可谓一举多得,对后代影响极大。保甲制度还通过“保”和“甲”两级建制,实现了王权专制主义国家对县以下的乡里社会的逐渐渗透:由于在这种制度采取的是人人相结,家家相联的形式,从而充分保证了乡里组织被牢牢控制在统治者手中。 明朝的户口制度,承上启下,既有历史的继承,又有时代的更新,从而形成自己的特色,在中国古代户口建设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朱元璋建立明朝后,总结前代的经验教训,并与当时的赋役制度的变革相适应,创造以登记人口为主的“黄册”和以登记土地为主的“鱼鳞册”,标志着中国古代户口调查登记制度的相对成熟。这个制度肇创于明太祖朱元璋,虽然随着形势的变化而代有增损,但其基本框架和根本原则,终明之世并无改变。 与宋代相比,明代户籍管理的人身控制功能大大加强了。赋役黄册编定以后,户籍不得随意改动,从农村到城市所有的人户都处于封建朝廷的严密控制之下,任何人不得擅自流动,邻里之间,相互监视,相互举报,如有知情不报者,要受到连坐,外出百里之外时必须持有官府发给的“路引”,其组织系统之完备,层层管制之严厉,实超越于前代。由此可见,明代严密的户籍制度,把农民的人身牢牢地束缚在乡土之上,农民寸步难行,只能安土乐耕,向政府纳赋税,服兵役。 清代的户籍制度大体上沿用明制,清初就沿用明代的黄册制度,在黄册之外,〖JY〗另编《赋役全书》和《编审册》作为配套。但满族以一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实行各民族分而治之的政策,对户籍管理也产生了相当的影响。整体说来,清代的户籍管制比明代略有放松,究其原因在于康熙和雍正两朝实行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和“摊丁入亩”政策,使得赋税与人丁之间没有了直接的联系,统计户口的意义也就不如以往那么重要了。清代税收方面用里甲,治安用保甲。在州县城乡,十户立一牌头,十牌立一甲头,十甲立一保长;每户发给一印牌,登记人口及姓名;外出时必须注明目的地,对迁入者必须检查其原籍。 纵观历史,各朝各代的统治者们都非常重视对户口的清查、登记和管理以及户籍制度的改革和完善,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并非真正出于对百姓利益的考虑,而主要是为了维持专制王权统治的需要,这是户籍制度能在中国长盛不衰的原因。另外,中国各个朝代的封建统治者之所以都高度重视户籍编制,还在于它是一项具有多重功能的重要制度。户籍制度在不同朝代的不同时期,又各有侧重。“大致而言,早期或战乱时,寓兵于民、维持治安的作用要强一些,其余时候,则重在调查户口、征收赋税和劝导风俗。此外,一般在王朝初创和前期,户口编制比较严格,到了王朝的中后期,则逐渐松驰”。但无论如何,户籍制度都是维护专制王权统治最重要的制度之一,它是理解中国历史的一把钥匙,而且中国的历史还表明,“在以农为本的农业社会中,不可能有真正的迁徙自由。因为农耕社会的基本特征是要固定居所,因此,安土重迁,就成了农业社会的基本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而封建国家也强调要以农为本,以此维持国家的安定。基于此,中国历代王朝对户口迁徙,都设有种种禁限,有时,还把迁徙作为一种处罚”。这其实也是专制王权通过实施人身控制而维持其统治所必需的。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 [2]宋昌斌.编户齐民——户籍与赋役[M].长春:长春出版社,2004.

随着电视剧《铁齿铜牙纪晓岚》等清宫戏在荧屏上的连续播出，纪晓岚一下子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这位乾隆年间的大学士，没想到时隔200年后又“火”了一把，尤其是他与和坤的斗智斗勇，很出彩。电视剧中的纪晓岚显然被美化了不少，当然其中也不乏很多戏谑的成分。历史上的纪晓岚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呢？今撷取几个不同的侧面，以飨感兴趣的人们。河间才子入翰林 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六月十五日，纪晓岚出生于河间府献县崔尔庄。关于他的出生，长久以来就流传着种种神奇的传说。据朱为之写的墓志铭说，在他出生的前夕，“水中夜夜有光怪”，并有一道火光闪入其出生地对云楼，后遂被人们认为他是“灵物化身”。于是“昀”就被作为了他的名字。“昀”即日光的意思，晓岚是他的字。 这奇异的出生显然是后人编造的传说，但是，纪昀自幼就具有一种特异功能倒是事实。他本人69岁时在《阅微草堂笔记·槐西杂志》中自述：“余四五岁时，夜中能见物，与昼无异。七八岁后渐昏阍，十岁后遂全无睹。或半夜睡醒，偶然能见，片刻则如故。十六七岁以至今，则一两年或一见，如电光石火，弹指即过。盖嗜欲日增，则神明日减耳”。垂老之言，大概不会虚妄吧。 纪晓岚从小就有“神童”之称。关于他少年时非凡的才华，民间有很多故事流传。据说，纪晓岚一日在街上与同伴们玩球，正好太守经过，不巧球误扔进太守的官轿。别的孩子早四处逃散，他居然上前拦轿索球。太守见他憨态可掬，于是说：“我有一联，如果你能对上，就把球还你，否则就归我。”纪昀同意了。太守出上联：“童子六七人，唯汝狡”。纪昀不加思索地答道：“太守二千石，独公……”最后一个字迟迟不说。太守问他“何以不说出末一字？”他回答说：“太守若将球还我，就是‘廉’字；若不还，便是‘贪’了。”太守不禁大笑，自然把球还他了。 天资固然重要，但是后天的学习更是纪晓岚成为“一代通儒”的基本要素。纪昀从小就深受父亲影响，也受到家人严格督促。当然，他自己也勤奋好学，博览群书，加上他自己的聪颖禀赋，其学问与日俱增。雍正十二年，纪晓岚随父入京，受业于著名画家董邦达门下。董邦达是清代皇家画院中继王原祁之后的一代宗匠。名师自然出高徒。乾隆五年（1740），纪昀返乡应童子试。乾隆十二年应乡试，其文章写得词采富丽，才气飞扬，引人入胜。这次乡试的主考官就是当时大名鼎鼎的阿克敦和刘统勋。两人不禁为之拍案称绝，被擢为乡试第一。十九年三月中进士，会试列第22名，殿试中名列二甲第四名。同年进入翰林院，开始了他的官宦生涯。此后他先后担任山西、顺天乡试的主考官，并曾视学福建。纪昀在奔忙于学官和侍奉皇帝期间，每每君臣之间，同僚之间，多有酬唱应答，妙语佳对，不仅赢得广泛赞誉，而且也颇得乾隆帝嘉奖。 纪晓岚入主翰林后，他的聪明才智得到了尽情发挥。有一年乾隆帝东巡泰山，纪昀随驾。至东岳弥高岩前，乾隆帝突然想起《论语》里的“仰之弥高”之句，欣然集成一幅颇难应对的上联：“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可以弥上也。”纪晓岚不假思索地念出了下联：“出乎其类，拔乎其萃，宜若登天然。”对得自然工巧，无懈可击。宦途生涯多烟云 乾隆十九年（1754年）至三十三年（1768年），是纪昀在翰林院春风得意、酣酒高歌的日子。这时与他交游的朋友中有王鸣盛、钱大昕、朱筠、卢文?、王昶等。乾隆二十年，纪昀在北京歙县会馆拜见了戴震。两人一见如故，并折节与交。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六月，据《清高宗实录》记载，两淮盐政卢见曾因有营私贪污行为而被革职查办。纪昀则因为通风报信而被发配乌鲁木齐。这件事《清朝野史大观》的记载更为生动有趣：当时纪昀得知消息，想预先通知卢家。但又怕引火烧身，不敢轻易传话、写信。他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把一点食盐和茶叶封在一个空信封里，里外未写一字，星夜送往卢家。卢见曾从中终于悟出其中的隐语：“盐案亏空查封”。后经刘统勋等人的严密侦缉，纪昀终于败露，同年十月，被遣戍乌鲁木齐赎罪。 在乾隆三十六年六月奉召回到京城之前，纪昀在新疆呆了两年多。在这两年多时间中，其大儿子纪汝佶病亡，爱妾郭彩符在纪昀东归不久也撒手人寰。在这段日子里，纪晓岚对人生有了更深切的感悟，体会到了君主的无常、官场的险恶与世态的炎凉。一种人生的空幻感与弥漫感伤的情绪时时萦绕于心际。在这期间，他曾为自己的一块砚台赋诗：“枯砚无嫌似铁顽，相随曾出玉门关。龙沙万里交游少，只尔多情共往还。”他还曾为一幅《八仙对弈图》题诗，图上，韩湘子、何仙姑对局，五仙旁观，铁拐李酣然大睡。纪昀端详过后，无限感慨涌上心头，信笔写道： “十八年来阅宦途，此心久似水中凫。如何才踏青明路，又看仙人对弈图。 局中局外两沉吟，犹是人间胜负心。哪似顽仙痴不省，春风蝴蝶睡乡深。” 重返翰林院，使纪晓岚的思想为仕与隐的抉择产生过激烈的斗争。他对人生世事的认识更加清醒，对胜衰荣枯之理也有了更深的理解。与其争强好胜，还不如酣然“痴不省”而来得快活。 但是，纪昀最终还是选择了继续过那种“水中凫”的生活，火热的经世情怀终于战胜了退隐的念头。纪昀生活后期，备受恩宠。他三迁御史，三入礼部，两次执掌兵符，最后竟以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加太子太保管国子监事致仕。纪昀不仅居高位，享盛名，而且执学术牛耳，为士林所宗仰。洪亮吉就称他“当代无人可并论”，是名副其实的一代文宗。虽然如此，他晚年的内心世界却日益封闭。年轻时一度才华横溢、血气方刚的他，至此，日感疲惫，再“无复著书之志，唯时作杂记，聊以消闲”，其《阅微草堂笔记》正是这一心境的产物。所以当《阅微草堂笔记》脱稿时，他不无抱憾地吟咏道：“平生心力坐销磨，纸上烟云过眼多。拟著书仓今老矣，只应说鬼似东坡。” 嘉庆十年（1805）二月十四日，一代鸿儒纪晓岚去世，终年82岁。嘉庆帝曾亲自前往祭奠，并追谥文达。立身之道与交游 纪晓岚在清代官场上驰骋近半个世纪，又多次担任乡试、会试的主考官，另外他还主持编纂《四库全书》，是乾嘉时期公认的文坛领袖。他官位虽大，但为人通达，礼贤下士，人情味很浓，所以交游甚广，其友朋知己、门生故吏不计其数。从其作品或一些文献里可以查证，当时许多著名汉学家、文人学士都和他有密切的交谊，诸如戴震、王昶、卢文弨、王鸣盛、钱大昕、余集、邵晋涵、孙星衍、王念孙、段玉裁、朱皀、朱筠、阮元、蒋士铨、洪亮吉、黄仲则、罗聘、刘墉等，乾嘉汉学风尚的形成，纪晓岚起了重要推动作用。 乾隆二十年夏，纪昀初识戴震。当时戴震是来京避难的。两人情深意笃。纪昀还曾出资将戴震的《考工记图》付梓，并为之作序。戴震后来几次到京师都住在纪昀家。乾隆三十八年，戴震还因纪昀的推荐进入四库馆。戴震去世后，纪昀曾深情赋诗，说是“披肝露胆两无疑”的朋友。戴震对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等扼杀人性的尖锐抨击，这在纪晓岚纂修的《阅微草堂笔记》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也都有相当深刻的反映。 晚年的纪晓岚多次述及他和陆青来的结交经过。陆青来曾官至湖南巡抚、户部郎中。治学倡导经世致用。他与纪晓岚少年时代同受业于董邦达，是非常要好的同学。纪晓岚说，他小的时候常喜欢戏侮陆青来，但青来并不为忤，称纪晓岚的喜怒变化是真性情的表现。为此，纪昀颇有知己之感。 纪晓岚的同窗好友还有一个董元度。董元度，字寄庐，号曲江，山东平原人。乾隆十七年进士。二人相识于乾隆十三年，交谊甚笃，有多首酬唱诗传世。董氏性情洒脱，不喜欢受人约束。入翰林作官后，仍常乞假外游。后仕途不顺，穷困而死，所以其诗多清婉而感伤。纪昀《戏赠曲江》诗中曾说他“疏狂全未减，落拓久无聊”，并称：“爱尔如兄弟，结交三载余。每怜同寂寞，相与惜居诸。”《阅微草堂笔记》也多次表示对董元度所禀持的“人到无求品自高”的处世态度推崇备至。 纪昀和刘墉更有着不解之缘。刘墉的父亲刘统勋正是纪昀的乡试主考官。对刘统勋的知遇之恩，纪晓岚一直是感激零涕、念念不忘的。而后来纪昀被发配的案件，又恰是刘统勋负责。还有更巧的，举荐纪昀担任四库馆总纂官的，也是这位刘大人。刘墉，字崇石，号石庵，刘统勋长子。刘墉在民间是个颇具知名度的人物，家喻户晓的《刘公案》就是表彰他的。刘墉比纪昀年长4岁，都是一代才子。相传刘墉当年参加殿试时曾有上乘表现。乾隆皇帝让其以自身驼背为题赋诗，他不无自嘲兼揶揄地写道：“背驼负乾坤，腹内满经纶。一眼辨忠奸，单腿跃龙门。丹心扶社稷，涂脑报皇恩。以貌取人者，岂是圣贤人！”和坤专权数十年，内外诸臣，无不趋走，唯刘墉、纪昀等为数不多的几个大臣始终不曾依附。他们一个善文，一个工书，却都有收藏砚台的癖好。有时相互赠送，也常为一个心爱之物而互相攘夺，但彼此都恬不为意，并以之为笑谈。 纪昀交游的名单当然远不止这些，还有像钱大昕、卢文弨、王杰、王鸣盛、朱皀、朱筠、王昶、洪亮吉等人，这些都是一代著名大师，是清代乾嘉时期的文化脊梁。正是这么一批人，为盛世学术文化思潮的形成增添了一道绚丽的色彩。治学为人“近人情” 纪昀为人宽厚，学识渊博，是乾嘉时期官方学术名副其实的领军人物。江藩在《国朝汉学师承记》中曾这样评论纪昀：“于书无所不通”。但他广博的学问与其通达的为人是相辅相成的。他治学为人皆讲求宽容，表现了一代通儒的博大胸怀。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就说他“其处世贵宽，论人欲恕，故于宋儒之苛察特有违言。……且于不情之论，世间习而不察者，亦每设疑难，揭其拘迂。” 其《阅微草堂笔记》便每每以是否通情达理作为评论的标准。《如是我闻》（四）里便说：“圣人通幽明之礼，故能以人情知鬼神之情也；不近人情，又乌知《礼》意哉！” 纪昀论文有一个基本要求，这就是坚持“务取持平”的批评原则，尽量做到客观公正。诗文作品是一种复杂的创造性活动。在他看来，“人生境遇不同，寄托务异，心灵浚发，其变无穷”（《瀛奎律髓刊误序》），所以，其是非得失，不可简单处理。他能比较公允地评价李清、钱谦益等人，对于文学史上各种流派也能够比较客观地加以评价。比如明代前后七子的复古，纪昀就把他们放到当时的社会背景中进行认真考察，得出的结论是令人信服的。 另外，纪昀身为汉学大家，却没有一点门户之见。他最反对文人结社，而强调学术独立。他在《耳溪诗集序》中就曾说：“余天性孤峭，雅不喜文社诗坛互相标榜。第念文章之患，莫大乎门户。……朋党之见，君子病焉。”纪昀对出自性灵的各种不同风格的作品都是充分肯定的。 作为乾隆年间的一名封建正统文人，纪晓岚对文学创作的要求自然也是“温柔敦厚”的诗教原则，他也说“诗本性情”，但他所说的性情与别人有所不同，他强调的是植根于人之本性基础上的“本天而动”的“至性至情”。“诗之分葩竞艳，要皆发乎情思，抒乎性灵”（《冰瓯诗草序》）。他反对充满理气的文章，同时也反对不近人情的道学。在其《阅微草堂笔记》中，他就曾大力揭露道学家的虚伪和无情。夙兴夜寐四库馆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四库全书》的编纂工作在清高宗亲自主持下广泛展开。经刘统勋举荐，纪昀和陆锡熊出任总纂官。在纂修《四库全书》期间，纪昀曾得到过乾隆帝的许多赏赐，但也遇到很多麻烦。一次，乾隆帝发现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中“有引李清、钱谦益诸说未经删削者”，而这部书当初是纪昀亲自校理的。于是龙颜大怒，专谕诘责纪昀：“何以并未删去？”令其速“删改换篇”，并“自行赔写”。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四库全书》复校完成，后发现大量讹误，乾隆帝又“令纪昀、陆锡熊两人一体分赔”。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十二月六日，第一部《四库全书》终于抄缮告成。纪昀为此专门写了《钦定四库全书告成恭进表》，后收入《四库全书》卷首。全文条分缕析，词采飞扬，富丽精湛，被称为“集中第一篇大文字”。第二部《四库全书》完成于次年十一月，第三部完成于四十八年十一月，第四部完成于四十九年十一月。这即是内四阁《四库全书》。这四部全书当时分藏于大内（紫金城）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避暑山庄（承德）文津阁及盛京（沈阳）故宫文溯阁。历史战火把文源阁的那一部化为了灰烬，其他三部现分别见于台湾故宫博物院、甘肃省图书馆和北京图书馆。南三阁《四库全书》后分藏于扬州大观堂文汇阁、镇江金山寺文宗阁和杭州圣因寺之文澜阁。同样由于历史战火的原因，扬州、镇江的那两部皆付之一炬，现仅杭州的那部尚残缺不全地存于浙江省图书馆。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纪昀又殚十年之力，编纂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编纂《四库全书》时，当时各纂修官每校阅一种书籍，便要撰写一篇提要，最后由纪昀、陆锡熊笔削考校、再三润饰。陆锡熊死得较早，主要工作是纪昀完成的。因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可视为纪昀学术文化思想的代表性文献。当时的大学者朱�在《纪晓岚墓志铭》中就说：“公馆书局，笔削考核，一手删定为《全书总目》”（《知足斋文集》卷六）；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亦云：“公一生精力，萃于《提要》一书”；张维屏《听松庐文钞》亦称：“文达一生精力，具见于《四库全书提要》，又何必更著书！” 纪昀主持编纂的《四库全书》，对保存和整理我国古代文化遗产功不可没。全书共收录各种书籍达3503种，79337卷，存目达6783种。其中有380多种佚书是经过众多学者长期搜集失而复得的珍品。还有不少书籍，经过艰苦的考订而恢复了原貌。郦道元的《水经注》，便是经戴震精心研究而使长期混淆的“经”与“注”得以区别开来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颇有思想学术价值，介绍著录与存目书籍，写明作者名姓、所处时代、该书要旨和基本评价，是一部非常优秀的目录学著作。清人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卷三十二曾这样评价《四库提要》：“窃谓自汉以后薄录之书，无论官撰私著，凡卷第之繁富，门类之允当，考证之精审，议论之公平，莫有过于是编。”积平生精力研读《四库提要》的余嘉锡亦全面肯定其应有的学术价值：“嘉（庆）、道（光）以后，通儒辈出，莫不资其津逮，奉作指南，功既巨矣，用亦弘矣。”（《四库提要辩证·序录》） 但由于《四库全书》的编纂是一种官方行为，编纂指导思想受政治目的所左右，所以著录的书籍并非兼收并蓄，而有着严格的取舍标准。这在《四库全书》卷首的《圣谕》中说得很清楚。他们在对古代书籍进行辑佚、校勘、考辨等整理的同时，也在干着对不利于清朝的一些书籍进行销毁、删削或改易的不光彩勾当；在钩沉、辑佚、保存古籍的同时，也在破坏、摧残文化。其结果，不仅使许多具有珍贵史料价值的书籍遭到摒弃，而且使收录的一部分书籍尤其是宋元以后的许多具有异端色彩的书籍失去了原貌。从此意义上说，也是一次文化浩劫。如对明代李贽的言论，清政府就不仅把他的著作列为焚毁书目，而且直斥李贽“非圣无法，敢为异端”，“为小人无忌惮之尤”。（《四库提要》卷五十史部·别史类存目《藏书》提要）再如对屈大均等那些强烈抵触清朝人的作品，自然尽在销毁之列；至于偶有一二语伤触清朝而又气节凛然的明代遗民作品，则稍加“酌改”即为我所用。（《清高宗实录》卷1095）其政治目的是显而易见的。据官方上报的数字统计，在编纂《四库全书》期间，销毁、抽毁的书目多达2600多种，其实际情况恐怕还不止这个数字。阅微草堂度晚年 《阅微草堂笔记》是继《聊斋志异》之后出现的又一部有重要影响的文言小说集。由于纪昀当时特殊的身份，加之为人通达、学识渊博而诙谐，另外他在叙述故事时采用了“追录见闻、忆及即书”（《滦阳消夏录序》）的写实手法，所以艺术风格独特。 《阅微草堂笔记》共24卷，约40万字。包括《滦阳消夏录》6卷、《如是我闻》4卷、《槐西杂志》4卷、《姑妄听之》4卷、《滦阳续录》6卷。该书写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至嘉庆三年（1798）之间。该书是纪晓岚十年心血的结晶，又是纪晓岚晚年心灵世界的反映，也从某一个侧面显现出清代中期纷繁复杂的时代文化风貌。该书的取材，一是来自于纪晓岚本人的亲身经历和耳闻目睹，二是来自于他人提供或转述的材料。小说涉及的社会生活领域，从文人学士、妓女乞丐，到三教九流、花妖狐魅，几乎无所不包。丰富的生活素材，为作家提供了广阔的思维空间。书中有些怪异奇谲的故事，虽然充满了因果报应、祸福天定的迷信思想和忠孝节义的封建伦理道德观念，但也客观而真实地反映了清中叶的某些人生实相，并触及到当时某些社会弊端，不仅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而且表现了一定的进步思想倾向。 《阅微草堂笔记》有不少故事章节揭露了封建社会官场的腐朽和黑暗，道学家的虚伪和卑鄙。如官吏的营私舞弊、草菅人命；有的貌似正人君子，道貌岸然，其实一肚子男盗女娼，卑鄙下流。诸如此类，都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那个光怪陆离的时代。如《滦阳消夏录》（六）第十则，作者就借山中“鬼隐士”之口，生动地描绘出幽冥世界亦如人间世道，充满了相互倾轧和追名逐利，揭露了官场的黑暗腐朽。《滦阳消夏录》卷四则写“有两塾师临村居，皆以道学自任”。在公开场合，他们“剖析理欲，严词正色，如对圣贤”，暗里却互相勾结，丧尽天良，谋夺寡妇田产。 另外，《阅微草堂笔记》中还有不少篇章揭示了处于社会下层普通百姓的生活状况及悲惨境遇。作为乾隆皇帝的一个文学侍臣，纪晓岚虽缺乏直面惨淡人生的勇气，但他忠实记录传闻的写作精神及其正义感，在某种程度上也透露了他的是非观念和善恶标准。《滦阳续录》（五）就讲到一件既令人心酸又使人深思的事情。河北沧州有个董华，家里穷得无立锥之地，以卖药卜卦为生，“一母一妻，以缝纫浣濯佐之，犹日不举火。”适逢这年又发生了大饥荒，更使董家雪上加霜，全家人奄奄待毙。无奈之下，董华只好“鬻妇以求活”。在这则故事里，作者对那名“万不得已而失身”的女子没有丝毫的指责之意，反添几分同情和理解，真实形象地展现了当时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 《阅微草堂笔记》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所说，有“过于议论”之嫌，“不安于仅为小说，更欲有益人心”，但其中不少形象化的寓言和讽喻性的故事还是颇为生动风趣的，甚至能给人以启发和教益。《如是我闻》卷三写一“相见辙讲学”的翰林官员，别人也以为他“崖岸高峻”，美名在外。没想到，他也竟会因没有及时接受来宾的送礼而“怅怅惘惘，若有所失，如是者数刻”——人物表里不一的个性特征和心灵世界，着实让人难以忘怀。另外诸如《姑妄听之》卷二“河中寻兽”之类富有哲理的小故事，也往往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纪昀虽把《阅微草堂笔记》视为“消遣岁月”（《滦阳消夏录序》）的一部闲书，甚至也很难与《聊斋志异》相媲美，但它不蹈旧辙，自成一家，风格独特，是不可多得的佳作。纪晓岚治学为人皆讲求宽容，表现了一代通儒的博大胸怀。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就说他“其处世贵宽，论人欲恕，故于宋儒之苛察特有违言。……且于不情之论，世间习而不察者，亦每设疑难，揭其拘迂。”晓岚年表： 纪昀，字晓岚，号春帆，晚号石云，又号观弈道人、孤石老人。世称茶星、纪河间。谥文达。雍正二年六月十五日午时出生于...... 纪晓岚传略：纪昀祖籍为应天府上元县，传其家为纪家边。明永乐二年（1404），奉命“迁大姓实畿辅”（乾隆《献县志》），始迁来献县...... 纪晓岚生平：中国的清代，有一位在正史和野史中都很炫人耳目的人物，他不仅在正统的史传中占尽风光，而且在民间也有很好的口碑...... 纪晓岚简史：昀学问渊通。撰《四库全书提要》，进退百家，钩深摘隐，各得其要指，始终条理，蔚为巨观......

嫡长子继承制度的发展和演变 摘要:嫡长子继承制度是我国古代皇位继承的重要方法是我国两千多年封建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我国古代政治和经济社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本文浅析嫡长子继承制度在其漫长的统治时期所发生的变化和作用。 关键词:嫡长子继承制、皇位继承、昭穆制度、专权乱政 皇位继承制度是历代统治者最关心的问题这是因为把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皇帝宝座万世一系的传给自己的子孙以“奉宗庙之重统无穷之祚”乃是各朝各代最高统治者的共同心愿。“太子天下本本一摇天下震动”二千多年来封建统治者把预立太子看作是国家大事天子传子宰相传贤传子为求政局安定传贤是求国家的治理天子之子并非一人而诸子又无不觊觎最高的权位于是为求政局安定在诸子中难以继承皇位必须有确立的法制不然祸起萧墙政局必难安定这便是历代册封太子的原因。自汉代以来封建法律就确立嫡长子继承皇位的制度。 一、嫡长子继承制的发展。 中国古代皇位的嫡长子继承制确立于西周时期,是周公“制礼作乐”的重要内容。皇位的嫡长子继承制是经历了长期的发展才确立起来的。是古代最主要的皇位继承制度 自先秦至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关于皇位的继承结合宗法制确立了嫡长子继承制即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皇位应由正后所生的长子为法定的第一继承人如长子早殇有子则立其子无子再由嫡次子顺序继承只有在正后无子的情况下才考虑册立庶生之长子。皇帝无子再依据昭穆亲疏的顺序选立继位之人。嫡长子继承皇位意在求得政局安定但嫡长子并非个个贤能因而诸皇子争夺皇位继承权的斗争又成为不可避免。如果在建立太子的问题上再加以君王的亲疏爱憎以及后宫、宦官、外戚的干政则斗争更加激烈由此而酿成祸乱者从秦二世诈立为帝到清世宗阴谋夺位可谓不绝于书诚如唐初大臣刘泊所说“太子宗兆是系善恶之习兴亡在焉” 封建制度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历朝历代的皇位继承虽起于嫡长子继承但是却少有真正将嫡长子继承执行的且看下列数据秦朝,是中国第一个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而始皇嬴政、二世胡亥、末帝子婴的即位都不是依嫡长子继承制。两汉时期,皇位继承有些复杂。西汉210年间共11位皇帝。“据《汉书》帝纪统计,除高帝为创业之主,平帝为王莽傀儡外,惠、景、元、成4帝皆以嫡长子继承皇位,文、宣、哀3帝为外藩入继大统,武、昭2帝则是因嫡长子被废而得继位。”东汉王朝195年间共有12位皇帝。“根据《后汉书》帝纪部分统计:其中除光武、献帝外,明、和、殇3帝均是因废长立幼而即位,安、质、桓、灵4帝都为外藩入继皇位,只有章、顺、冲3帝勉强算是嫡长子继承。”可见,两汉的皇位继承制度相当混乱,嫡长子继承制也没有得到较好地执行。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权更迭频繁,以嫡长子身份继位的皇帝仅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例如, “曹丕的继位并不是由于他居长,而是由于他的谋略和实力更胜曹植一筹。司马昭以兄弟的身份继承司马师之位。司马炎的继位也是由于他谋略高且有大臣贾充等的支持所致。”隋朝时,隋文帝杨坚废长立幼,隋炀帝杨广继承皇位,成历史上有名的暴君,使隋朝仅两代就灭亡了。唐朝,包括武则天在内,有21位皇帝,只有德宗和顺宗是按嫡长子继承制度即位的。宋朝18个皇帝中只有3人是嫡长子即位。元朝由于蒙古旧俗的影响,皇位继承制在汉制和旧俗之间摇摆,从而未能确立起相对固定的嫡长子继承制,导致争夺皇位的战乱频频发生。明朝的16个皇帝中也仅有5人是嫡出。清朝皇帝无一人是以嫡长子身份继承皇位的,采取的是秘密建储的继承制度。有人做过这样的统计, “在中国从秦至清二千余年的历史长河中,只有2/5的皇帝是依靠嫡长子继位制登上皇位的。 这其中我们重点探讨一下唐朝。有唐一代包括武则天在内凡二十一君这二十一君得继大统的情形大致是一按制度而即位者只二君即德宗和顺宗二以权臣而立者有五帝三为宦官所立者有代、宪、穆、文、武、宣、懿、僖、昭九帝四因特殊事变而立者为高祖、太宗、肃宗五因稳定政权而立者为玄宗六为大臣争立者有高宗、敬宗七因母后干政立而废废而立者有中宗、睿宗八因皇帝宠幸阴谋而立者为武后。二十一君以嫡长子而立者唯穆宗一人以长子而立者有代宗、德宗、顺宗、宪宗、敬宗、文宗、懿宗七帝。唐代是我国封建时代繁荣昌盛的朝代统治近三百年其经济、文化的发展与进步远远走在世界前列而它的皇位继承制度却是如此混乱实在令人惊异。于此相比其实唐朝的立储制度已经是相当完善了。太子位为储君是皇位的法定继承者因此立储便成为封建政治中的一项大事统治者为此煞费苦心隋唐制定了隆重的册立太子的礼仪设置了规模庞大的东宫官署机构经常使太子监国、佐理军国大事并随军出征以期太子在继位前就对全国政治有所历练和全面的了解。这一切本来都是为了稳定政权和顺利接替然而事与愿违不但如上述相继发生过隋炀帝夺位唐太宗杀兄夺储等事而且即使是号称一代明君的唐太宗李世民本人也不免陷入立嗣的深重烦恼中他一废太子李承乾再黜魏王李泰三立晋王李治四欲立吴王李恪。面对诸子弟争夺储位的极为激烈的纷争他自叹“我心诚无聊赖”竟“自投于床”“抽佩刀欲自刺” 二、嫡长子继承制度的演变 按照儒家的理论皇权既然是由天授予当然是终生的世袭的皇统是不能随便更改的即所谓的万世一系。为稳定皇室内部的继承秩序又结合宗法制确立了嫡长子继承制如果这样的规定完全被遵守当然也就不存在什么争吵纠纷也不存在因此而引起的骨肉相残、宫廷喋血了。但是历史往往并不按照任何人主观规定的轨道发展正因为皇位意味着最高的权威最大的荣华富贵它从来都是独占的、绝对排他的。所有礼教的宗法规定都无法真正遏制住对此的觊觎之念无法真正限制住各种夺位阴谋政变的相继发生。究其历代嫡长子继承大致演变为两种形式兄终弟及制以皇帝弟弟的身份做为皇位继承人即“皇太弟”也是储君具有继承皇位的权力是合法的继承人。在皇位传承史上影响最大的兄终弟及事件是宋太宗赵光义继承其兄宋太祖赵匡胤而为皇帝。其实诸如此类皇位继承制度可以说是嫡长子继承制的某种变化大部分是在嫡长子继承制没能得到执行的情况下衍生出的一系列情况密建皇储制是清朝统治者在皇位继承制度上的一大创造。皇帝生前秘密确定皇储写下遗昭秘而不宣驾崩后由大臣当众宣昭被立为皇储者即刻登基被选的人不分嫡、庶、长、幼唯以具有统治才能能胜任皇帝之任最符合根本的统治利益为准。 三、嫡长子继承制没能得到完善执行的原因 第一,由于封建社会是“君天下”的社会,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因此即便是宗法制度或是宗法观念,也约束不了皇帝们在选择接班人中的主观随意性。例如,唐太宗李世民就因为不喜欢太子承乾而想废掉太子改立魏王泰,最终导致了一场流血冲突。“另外,皇帝对于太子生母的感情变化,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变数。”因为嫡长子的身份是根据其母亲的身份确定的,一旦其母亲的后位不保,太子也就不是名正言顺的嫡长子了,他的地位肯定也会受到威胁。历史上由于其母亲失宠而丢掉太子位的人也比比皆是。 第二,皇室权利争斗的因素十分复杂,诸如后妃干政、宦官弄权、官僚集团的影响、以及皇帝与嫡长子性格、志趣不合或互相猜疑等均可导致嫡长子继承制形同虚设。这些因素都可以从唐朝的皇位继承中体现出来。 第三,正皇后无子或皇帝无后代的情况也会造成嫡长子继承制不能得到正常地施行。在这种情况下,统治者往往会采取嫡长子继承制的一些变通的方法来传递皇位,如立皇长孙;兄弟相继;立子之贵者或长者;选择宗室子弟入继等。其实,就皇位嫡长子继承制本身来说,其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在传统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下,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同时他也肩负着使人民安居乐业、国家繁荣安定的责任,这就对他的德行、才能等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而嫡长子继承是一种只重视继承人先天的继承资格而不顾继承人才能的制度,因此它并不能保证产生一位能够胜任的皇帝,“从而在君主所拥有的制度化权力与其实际的政治能力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冲突或不对称问题”,出现了合法性与合理性不一致的问题。而历史上出现的一些昏君、白痴皇帝、儿皇帝等,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这一点。 皇位继承制度作为中国古代的一种重要政治制度对古代中国的政治、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影响是极其巨大的但这种政治制度的根本目的在于维护统治者的利益使子孙可以万世永享对百姓的专制统治。直到清朝宣统皇帝退位封建王朝解体皇位继承制度才真正宜告结束。 参考文献【1】《中国政治制度史》韦庆远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5月 【2】《中国政治制度史》张晋藩、王超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年2月 【3】《资治通鉴》卷193《唐纪》贞观三年 【4】《汉书》卷43《叔孙通传》 【5】《唐会要》卷四《储君·杂录

历史上的纪晓岚 —————————吴兆路博士在复旦大学的讲演（节选） ————————— 随着电视剧《铁齿铜牙纪晓岚》等清宫戏在荧屏上的连续播出，纪晓岚一下子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这位乾隆年间的大学士，没想到时隔200年后又“火”了一把，尤其是他与和坤的斗智斗勇，很出彩。电视剧中的纪晓岚显然被美化了不少，当然其中也不乏很多戏谑的成分。历史上的纪晓岚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呢？今撷取几个不同的侧面，以飨感兴趣的人们。河间才子入翰林 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六月十五日，纪晓岚出生于河间府献县崔尔庄。关于他的出生，长久以来就流传着种种神奇的传说。据朱为之写的墓志铭说，在他出生的前夕，“水中夜夜有光怪”，并有一道火光闪入其出生地对云楼，后遂被人们认为他是“灵物化身”。于是“昀”就被作为了他的名字。“昀”即日光的意思，晓岚是他的字。 这奇异的出生显然是后人编造的传说，但是，纪昀自幼就具有一种特异功能倒是事实。他本人69岁时在《阅微草堂笔记·槐西杂志》中自述：“余四五岁时，夜中能见物，与昼无异。七八岁后渐昏阍，十岁后遂全无睹。或半夜睡醒，偶然能见，片刻则如故。十六七岁以至今，则一两年或一见，如电光石火，弹指即过。盖嗜欲日增，则神明日减耳”。垂老之言，大概不会虚妄吧。 纪晓岚从小就有“神童”之称。关于他少年时非凡的才华，民间有很多故事流传。据说，纪晓岚一日在街上与同伴们玩球，正好太守经过，不巧球误扔进太守的官轿。别的孩子早四处逃散，他居然上前拦轿索球。太守见他憨态可掬，于是说：“我有一联，如果你能对上，就把球还你，否则就归我。”纪昀同意了。太守出上联：“童子六七人，唯汝狡”。纪昀不加思索地答道：“太守二千石，独公……”最后一个字迟迟不说。太守问他“何以不说出末一字？”他回答说：“太守若将球还我，就是‘廉’字；若不还，便是‘贪’了。”太守不禁大笑，自然把球还他了。 天资固然重要，但是后天的学习更是纪晓岚成为“一代通儒”的基本要素。纪昀从小就深受父亲影响，也受到家人严格督促。当然，他自己也勤奋好学，博览群书，加上他自己的聪颖禀赋，其学问与日俱增。雍正十二年，纪晓岚随父入京，受业于著名画家董邦达门下。董邦达是清代皇家画院中继王原祁之后的一代宗匠。名师自然出高徒。乾隆五年（1740），纪昀返乡应童子试。乾隆十二年应乡试，其文章写得词采富丽，才气飞扬，引人入胜。这次乡试的主考官就是当时大名鼎鼎的阿克敦和刘统勋。两人不禁为之拍案称绝，被擢为乡试第一。十九年三月中进士，会试列第22名，殿试中名列二甲第四名。同年进入翰林院，开始了他的官宦生涯。此后他先后担任山西、顺天乡试的主考官，并曾视学福建。纪昀在奔忙于学官和侍奉皇帝期间，每每君臣之间，同僚之间，多有酬唱应答，妙语佳对，不仅赢得广泛赞誉，而且也颇得乾隆帝嘉奖。 纪晓岚入主翰林后，他的聪明才智得到了尽情发挥。有一年乾隆帝东巡泰山，纪昀随驾。至东岳弥高岩前，乾隆帝突然想起《论语》里的“仰之弥高”之句，欣然集成一幅颇难应对的上联：“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可以弥上也。”纪晓岚不假思索地念出了下联：“出乎其类，拔乎其萃，宜若登天然。”对得自然工巧，无懈可击。宦途生涯多烟云 乾隆十九年（1754年）至三十三年（1768年），是纪昀在翰林院春风得意、酣酒高歌的日子。这时与他交游的朋友中有王鸣盛、钱大昕、朱筠、卢文?、王昶等。乾隆二十年，纪昀在北京歙县会馆拜见了戴震。两人一见如故，并折节与交。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六月，据《清高宗实录》记载，两淮盐政卢见曾因有营私贪污行为而被革职查办。纪昀则因为通风报信而被发配乌鲁木齐。这件事《清朝野史大观》的记载更为生动有趣：当时纪昀得知消息，想预先通知卢家。但又怕引火烧身，不敢轻易传话、写信。他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把一点食盐和茶叶封在一个空信封里，里外未写一字，星夜送往卢家。卢见曾从中终于悟出其中的隐语：“盐案亏空查封”。后经刘统勋等人的严密侦缉，纪昀终于败露，同年十月，被遣戍乌鲁木齐赎罪。 在乾隆三十六年六月奉召回到京城之前，纪昀在新疆呆了两年多。在这两年多时间中，其大儿子纪汝佶病亡，爱妾郭彩符在纪昀东归不久也撒手人寰。在这段日子里，纪晓岚对人生有了更深切的感悟，体会到了君主的无常、官场的险恶与世态的炎凉。一种人生的空幻感与弥漫感伤的情绪时时萦绕于心际。在这期间，他曾为自己的一块砚台赋诗：“枯砚无嫌似铁顽，相随曾出玉门关。龙沙万里交游少，只尔多情共往还。”他还曾为一幅《八仙对弈图》题诗，图上，韩湘子、何仙姑对局，五仙旁观，铁拐李酣然大睡。纪昀端详过后，无限感慨涌上心头，信笔写道： “十八年来阅宦途，此心久似水中凫。如何才踏青明路，又看仙人对弈图。 局中局外两沉吟，犹是人间胜负心。哪似顽仙痴不省，春风蝴蝶睡乡深。” 重返翰林院，使纪晓岚的思想为仕与隐的抉择产生过激烈的斗争。他对人生世事的认识更加清醒，对胜衰荣枯之理也有了更深的理解。与其争强好胜，还不如酣然“痴不省”而来得快活。 但是，纪昀最终还是选择了继续过那种“水中凫”的生活，火热的经世情怀终于战胜了退隐的念头。纪昀生活后期，备受恩宠。他三迁御史，三入礼部，两次执掌兵符，最后竟以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加太子太保管国子监事致仕。纪昀不仅居高位，享盛名，而且执学术牛耳，为士林所宗仰。洪亮吉就称他“当代无人可并论”，是名副其实的一代文宗。虽然如此，他晚年的内心世界却日益封闭。年轻时一度才华横溢、血气方刚的他，至此，日感疲惫，再“无复著书之志，唯时作杂记，聊以消闲”，其《阅微草堂笔记》正是这一心境的产物。所以当《阅微草堂笔记》脱稿时，他不无抱憾地吟咏道：“平生心力坐销磨，纸上烟云过眼多。拟著书仓今老矣，只应说鬼似东坡。” 嘉庆十年（1805）二月十四日，一代鸿儒纪晓岚去世，终年82岁。嘉庆帝曾亲自前往祭奠，并追谥文达。立身之道与交游 纪晓岚在清代官场上驰骋近半个世纪，又多次担任乡试、会试的主考官，另外他还主持编纂《四库全书》，是乾嘉时期公认的文坛领袖。他官位虽大，但为人通达，礼贤下士，人情味很浓，所以交游甚广，其友朋知己、门生故吏不计其数。从其作品或一些文献里可以查证，当时许多著名汉学家、文人学士都和他有密切的交谊，诸如戴震、王昶、卢文弨、王鸣盛、钱大昕、余集、邵晋涵、孙星衍、王念孙、段玉裁、朱皀、朱筠、阮元、蒋士铨、洪亮吉、黄仲则、罗聘、刘墉等，乾嘉汉学风尚的形成，纪晓岚起了重要推动作用。 乾隆二十年夏，纪昀初识戴震。当时戴震是来京避难的。两人情深意笃。纪昀还曾出资将戴震的《考工记图》付梓，并为之作序。戴震后来几次到京师都住在纪昀家。乾隆三十八年，戴震还因纪昀的推荐进入四库馆。戴震去世后，纪昀曾深情赋诗，说是“披肝露胆两无疑”的朋友。戴震对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等扼杀人性的尖锐抨击，这在纪晓岚纂修的《阅微草堂笔记》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也都有相当深刻的反映。 晚年的纪晓岚多次述及他和陆青来的结交经过。陆青来曾官至湖南巡抚、户部郎中。治学倡导经世致用。他与纪晓岚少年时代同受业于董邦达，是非常要好的同学。纪晓岚说，他小的时候常喜欢戏侮陆青来，但青来并不为忤，称纪晓岚的喜怒变化是真性情的表现。为此，纪昀颇有知己之感。 纪晓岚的同窗好友还有一个董元度。董元度，字寄庐，号曲江，山东平原人。乾隆十七年进士。二人相识于乾隆十三年，交谊甚笃，有多首酬唱诗传世。董氏性情洒脱，不喜欢受人约束。入翰林作官后，仍常乞假外游。后仕途不顺，穷困而死，所以其诗多清婉而感伤。纪昀《戏赠曲江》诗中曾说他“疏狂全未减，落拓久无聊”，并称：“爱尔如兄弟，结交三载余。每怜同寂寞，相与惜居诸。”《阅微草堂笔记》也多次表示对董元度所禀持的“人到无求品自高”的处世态度推崇备至。 纪昀和刘墉更有着不解之缘。刘墉的父亲刘统勋正是纪昀的乡试主考官。对刘统勋的知遇之恩，纪晓岚一直是感激零涕、念念不忘的。而后来纪昀被发配的案件，又恰是刘统勋负责。还有更巧的，举荐纪昀担任四库馆总纂官的，也是这位刘大人。刘墉，字崇石，号石庵，刘统勋长子。刘墉在民间是个颇具知名度的人物，家喻户晓的《刘公案》就是表彰他的。刘墉比纪昀年长4岁，都是一代才子。相传刘墉当年参加殿试时曾有上乘表现。乾隆皇帝让其以自身驼背为题赋诗，他不无自嘲兼揶揄地写道：“背驼负乾坤，腹内满经纶。一眼辨忠奸，单腿跃龙门。丹心扶社稷，涂脑报皇恩。以貌取人者，岂是圣贤人！”和坤专权数十年，内外诸臣，无不趋走，唯刘墉、纪昀等为数不多的几个大臣始终不曾依附。他们一个善文，一个工书，却都有收藏砚台的癖好。有时相互赠送，也常为一个心爱之物而互相攘夺，但彼此都恬不为意，并以之为笑谈。 纪昀交游的名单当然远不止这些，还有像钱大昕、卢文弨、王杰、王鸣盛、朱皀、朱筠、王昶、洪亮吉等人，这些都是一代著名大师，是清代乾嘉时期的文化脊梁。正是这么一批人，为盛世学术文化思潮的形成增添了一道绚丽的色彩。治学为人“近人情” 纪昀为人宽厚，学识渊博，是乾嘉时期官方学术名副其实的领军人物。江藩在《国朝汉学师承记》中曾这样评论纪昀：“于书无所不通”。但他广博的学问与其通达的为人是相辅相成的。他治学为人皆讲求宽容，表现了一代通儒的博大胸怀。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就说他“其处世贵宽，论人欲恕，故于宋儒之苛察特有违言。……且于不情之论，世间习而不察者，亦每设疑难，揭其拘迂。” 其《阅微草堂笔记》便每每以是否通情达理作为评论的标准。《如是我闻》（四）里便说：“圣人通幽明之礼，故能以人情知鬼神之情也；不近人情，又乌知《礼》意哉！” 纪昀论文有一个基本要求，这就是坚持“务取持平”的批评原则，尽量做到客观公正。诗文作品是一种复杂的创造性活动。在他看来，“人生境遇不同，寄托务异，心灵浚发，其变无穷”（《瀛奎律髓刊误序》），所以，其是非得失，不可简单处理。他能比较公允地评价李清、钱谦益等人，对于文学史上各种流派也能够比较客观地加以评价。比如明代前后七子的复古，纪昀就把他们放到当时的社会背景中进行认真考察，得出的结论是令人信服的。 另外，纪昀身为汉学大家，却没有一点门户之见。他最反对文人结社，而强调学术独立。他在《耳溪诗集序》中就曾说：“余天性孤峭，雅不喜文社诗坛互相标榜。第念文章之患，莫大乎门户。……朋党之见，君子病焉。”纪昀对出自性灵的各种不同风格的作品都是充分肯定的。 作为乾隆年间的一名封建正统文人，纪晓岚对文学创作的要求自然也是“温柔敦厚”的诗教原则，他也说“诗本性情”，但他所说的性情与别人有所不同，他强调的是植根于人之本性基础上的“本天而动”的“至性至情”。“诗之分葩竞艳，要皆发乎情思，抒乎性灵”（《冰瓯诗草序》）。他反对充满理气的文章，同时也反对不近人情的道学。在其《阅微草堂笔记》中，他就曾大力揭露道学家的虚伪和无情。夙兴夜寐四库馆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四库全书》的编纂工作在清高宗亲自主持下广泛展开。经刘统勋举荐，纪昀和陆锡熊出任总纂官。在纂修《四库全书》期间，纪昀曾得到过乾隆帝的许多赏赐，但也遇到很多麻烦。一次，乾隆帝发现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中“有引李清、钱谦益诸说未经删削者”，而这部书当初是纪昀亲自校理的。于是龙颜大怒，专谕诘责纪昀：“何以并未删去？”令其速“删改换篇”，并“自行赔写”。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四库全书》复校完成，后发现大量讹误，乾隆帝又“令纪昀、陆锡熊两人一体分赔”。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十二月六日，第一部《四库全书》终于抄缮告成。纪昀为此专门写了《钦定四库全书告成恭进表》，后收入《四库全书》卷首。全文条分缕析，词采飞扬，富丽精湛，被称为“集中第一篇大文字”。第二部《四库全书》完成于次年十一月，第三部完成于四十八年十一月，第四部完成于四十九年十一月。这即是内四阁《四库全书》。这四部全书当时分藏于大内（紫金城）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避暑山庄（承德）文津阁及盛京（沈阳）故宫文溯阁。历史战火把文源阁的那一部化为了灰烬，其他三部现分别见于台湾故宫博物院、甘肃省图书馆和北京图书馆。南三阁《四库全书》后分藏于扬州大观堂文汇阁、镇江金山寺文宗阁和杭州圣因寺之文澜阁。同样由于历史战火的原因，扬州、镇江的那两部皆付之一炬，现仅杭州的那部尚残缺不全地存于浙江省图书馆。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纪昀又殚十年之力，编纂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编纂《四库全书》时，当时各纂修官每校阅一种书籍，便要撰写一篇提要，最后由纪昀、陆锡熊笔削考校、再三润饰。陆锡熊死得较早，主要工作是纪昀完成的。因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可视为纪昀学术文化思想的代表性文献。当时的大学者朱�在《纪晓岚墓志铭》中就说：“公馆书局，笔削考核，一手删定为《全书总目》”（《知足斋文集》卷六）；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亦云：“公一生精力，萃于《提要》一书”；张维屏《听松庐文钞》亦称：“文达一生精力，具见于《四库全书提要》，又何必更著书！” 纪昀主持编纂的《四库全书》，对保存和整理我国古代文化遗产功不可没。全书共收录各种书籍达3503种，79337卷，存目达6783种。其中有380多种佚书是经过众多学者长期搜集失而复得的珍品。还有不少书籍，经过艰苦的考订而恢复了原貌。郦道元的《水经注》，便是经戴震精心研究而使长期混淆的“经”与“注”得以区别开来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颇有思想学术价值，介绍著录与存目书籍，写明作者名姓、所处时代、该书要旨和基本评价，是一部非常优秀的目录学著作。清人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卷三十二曾这样评价《四库提要》：“窃谓自汉以后薄录之书，无论官撰私著，凡卷第之繁富，门类之允当，考证之精审，议论之公平，莫有过于是编。”积平生精力研读《四库提要》的余嘉锡亦全面肯定其应有的学术价值：“嘉（庆）、道（光）以后，通儒辈出，莫不资其津逮，奉作指南，功既巨矣，用亦弘矣。”（《四库提要辩证·序录》） 但由于《四库全书》的编纂是一种官方行为，编纂指导思想受政治目的所左右，所以著录的书籍并非兼收并蓄，而有着严格的取舍标准。这在《四库全书》卷首的《圣谕》中说得很清楚。他们在对古代书籍进行辑佚、校勘、考辨等整理的同时，也在干着对不利于清朝的一些书籍进行销毁、删削或改易的不光彩勾当；在钩沉、辑佚、保存古籍的同时，也在破坏、摧残文化。其结果，不仅使许多具有珍贵史料价值的书籍遭到摒弃，而且使收录的一部分书籍尤其是宋元以后的许多具有异端色彩的书籍失去了原貌。从此意义上说，也是一次文化浩劫。如对明代李贽的言论，清政府就不仅把他的著作列为焚毁书目，而且直斥李贽“非圣无法，敢为异端”，“为小人无忌惮之尤”。（《四库提要》卷五十史部·别史类存目《藏书》提要）再如对屈大均等那些强烈抵触清朝人的作品，自然尽在销毁之列；至于偶有一二语伤触清朝而又气节凛然的明代遗民作品，则稍加“酌改”即为我所用。（《清高宗实录》卷1095）其政治目的是显而易见的。据官方上报的数字统计，在编纂《四库全书》期间，销毁、抽毁的书目多达2600多种，其实际情况恐怕还不止这个数字。阅微草堂度晚年 《阅微草堂笔记》是继《聊斋志异》之后出现的又一部有重要影响的文言小说集。由于纪昀当时特殊的身份，加之为人通达、学识渊博而诙谐，另外他在叙述故事时采用了“追录见闻、忆及即书”（《滦阳消夏录序》）的写实手法，所以艺术风格独特。 《阅微草堂笔记》共24卷，约40万字。包括《滦阳消夏录》6卷、《如是我闻》4卷、《槐西杂志》4卷、《姑妄听之》4卷、《滦阳续录》6卷。该书写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至嘉庆三年（1798）之间。该书是纪晓岚十年心血的结晶，又是纪晓岚晚年心灵世界的反映，也从某一个侧面显现出清代中期纷繁复杂的时代文化风貌。该书的取材，一是来自于纪晓岚本人的亲身经历和耳闻目睹，二是来自于他人提供或转述的材料。小说涉及的社会生活领域，从文人学士、妓女乞丐，到三教九流、花妖狐魅，几乎无所不包。丰富的生活素材，为作家提供了广阔的思维空间。书中有些怪异奇谲的故事，虽然充满了因果报应、祸福天定的迷信思想和忠孝节义的封建伦理道德观念，但也客观而真实地反映了清中叶的某些人生实相，并触及到当时某些社会弊端，不仅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而且表现了一定的进步思想倾向。 《阅微草堂笔记》有不少故事章节揭露了封建社会官场的腐朽和黑暗，道学家的虚伪和卑鄙。如官吏的营私舞弊、草菅人命；有的貌似正人君子，道貌岸然，其实一肚子男盗女娼，卑鄙下流。诸如此类，都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那个光怪陆离的时代。如《滦阳消夏录》（六）第十则，作者就借山中“鬼隐士”之口，生动地描绘出幽冥世界亦如人间世道，充满了相互倾轧和追名逐利，揭露了官场的黑暗腐朽。《滦阳消夏录》卷四则写“有两塾师临村居，皆以道学自任”。在公开场合，他们“剖析理欲，严词正色，如对圣贤”，暗里却互相勾结，丧尽天良，谋夺寡妇田产。 另外，《阅微草堂笔记》中还有不少篇章揭示了处于社会下层普通百姓的生活状况及悲惨境遇。作为乾隆皇帝的一个文学侍臣，纪晓岚虽缺乏直面惨淡人生的勇气，但他忠实记录传闻的写作精神及其正义感，在某种程度上也透露了他的是非观念和善恶标准。《滦阳续录》（五）就讲到一件既令人心酸又使人深思的事情。河北沧州有个董华，家里穷得无立锥之地，以卖药卜卦为生，“一母一妻，以缝纫浣濯佐之，犹日不举火。”适逢这年又发生了大饥荒，更使董家雪上加霜，全家人奄奄待毙。无奈之下，董华只好“鬻妇以求活”。在这则故事里，作者对那名“万不得已而失身”的女子没有丝毫的指责之意，反添几分同情和理解，真实形象地展现了当时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 《阅微草堂笔记》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所说，有“过于议论”之嫌，“不安于仅为小说，更欲有益人心”，但其中不少形象化的寓言和讽喻性的故事还是颇为生动风趣的，甚至能给人以启发和教益。《如是我闻》卷三写一“相见辙讲学”的翰林官员，别人也以为他“崖岸高峻”，美名在外。没想到，他也竟会因没有及时接受来宾的送礼而“怅怅惘惘，若有所失，如是者数刻”——人物表里不一的个性特征和心灵世界，着实让人难以忘怀。另外诸如《姑妄听之》卷二“河中寻兽”之类富有哲理的小故事，也往往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纪昀虽把《阅微草堂笔记》视为“消遣岁月”（《滦阳消夏录序》）的一部闲书，甚至也很难与《聊斋志异》相媲美，但它不蹈旧辙，自成一家，风格独特，是不可多得的佳作。纪晓岚治学为人皆讲求宽容，表现了一代通儒的博大胸怀。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就说他“其处世贵宽，论人欲恕，故于宋儒之苛察特有违言。……且于不情之论，世间习而不察者，亦每设疑难，揭其拘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