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运动学术论文

一 应当重视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 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在一段时间里，相对而言，显得有些被冷落。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是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兴起，并成为热点。当时回顾过去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着重在革命史、政治史，觉得有拓宽领域的必要，于是文化领域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是在“文化热”中，又出现贬政治史的现象，有的研究者认为政治史的研究是浅层次的、表像的，只有文化的研究才进入到历史的深层，才是中心。随后，中国近代社会史也引起学者们的兴趣，对它的研究方兴未艾。但是，也出现与“文化热”中类似的说法，贬抑政治史的研究，甚至有主张用社会史取代历史的。这些说法是否确切，是值得推敲的。我虽是研究中国近代文化史，但并不认为文化是历史的中心。在同白寿彝教授的一次谈话中，曾经谈到什么是历史的中心的问题。白先生认为：历史主要是写政治，政治是历史的脊梁，经济虽是基础，但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更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不能作为历史的中心。话虽不多，却很精辟。 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前几年曾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引起了国际上强烈的反应。这篇文章认为未来国际冲突不是经济的、意识形态的冲突，而是西方文化和儒学文化、伊斯兰文化的冲突。显然，这是把文化作为社会的中心，是起决定作用的。不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社会中，文化无疑有其应有的作用，但它不居于中心地位，不起决定作用。就现实国际社会而言，首要的是经济、政治利益，美国向他国推销其价值观、文化，也是为了实现其经济、政治利益。海湾战争，其根本因素也不是所谓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这篇文章的基础上撰成《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对他在“文章中提出的问题提供一个充分的、深刻的和更详尽论证的解答”。尽管他在书中仍然力图说明根本因素是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但也不能不承认“海湾战争是冷战后文明间发生的第一次资源战争”。他说：“最关键的问题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将由依靠西方军事力量保护其安全的沙特政府和酋长国政府控制，还是由有能力并有可能利用石油武器反对西方的独立的反西方政权的控制？西方未能推翻萨达姆·侯赛因，却获得了某种使海湾国家在安全上依赖西方的胜利。战争之前，伊朗、伊拉克、海湾合作委员会和美国曾为获取对海湾地区的影响展开了竞争。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1]这里认为这场战争的关键是争夺对“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的控制权，“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都说到了实质所在。同是伊斯兰文化的国家，为了石油、战略地位等经济的、政治的利益，彼此之间可以打起仗来，也可以支持、参与美国组织的对伊拉克的战争。这正说明，海湾战争的根本因素不是由于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两种“文明间”的战争，而是经济、政治利益的冲突。 贬抑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一个缘由，是有些研究者认为以往中国近代史写的政治史，是阶级斗争史，有的人甚至指责为“阶级斗争为纲”。恩格斯在1888年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所写的序言中指出：“（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是“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2]。列宁也说：“阶级关系——这是一种根本的和主要的东西，没有它，就没有马克思主义[3]。如果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的指导，那就离不开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学说。至于将阶级斗争等同于“以阶级斗争为纲”，那是对不同性质问题的混淆。 对于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弱化，还因为以往史学界着重于从鸦片战争到解放战争这些重大事件的研究，成果颇多，再做研究起点较高，向前推进难度较大，要下更大的功夫。然而这些大事件也不是没有可以继续研究的，还有不少问题没有完全弄清楚，有些问题也有待深入。即如孙中山，近些年又陆续发现一批有关的资料，还没有很好地加以运用研究；关于他的思想等方面的评论，研究者的见解也颇有分歧；何况迄今尚未有一部学术价值高的、有份量的传记。 重大事件自是中国近代政治史的重要内容，但不等于中国近代政治史，不是它的全部内容，中国近代政治史的内容是很丰富的，不应当忽视。中国近代文化史、社会史的研究，扩展了中国近代史的领域，无疑是有意义的。但不宜扬此抑彼，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军事、外交等都同样需要研究，都有研究的必要和价值。 二 注重微观研究，也要重视综合研究 近些年来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趋向细化，具体问题的研究受到重视，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具体的、微观的研究很有必要，这是综合研究的基础，但是过分细化就会流于“碎化”。近代中国一百多年的历史，时间不短，人、事繁多，对全部细节或微小问题逐一加以研究，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即使研究了，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细化的研究需要斟酌所择取的题目有没有研究价值，而有研究价值的题目也不应只是就事论事，叙事清楚，还要将它置于大背景中来考察，以小见大，说明问题。 在具体的微观研究的基础上，要注意开展综合的研究。长期以来，中国近代史分门别类的研究，专题的研究，已经做了不少，有条件做综合的研究。 在我们的研究工作中，分科、分专业，文学、史学、哲学等等各自属于不同的学科门类。在历史学中，又有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世界史以及各种专门史之分。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人，又有专攻某一重大历史事件之别。这种分工过于狭窄，过于专门，不利于历史学科的发展，不利于人才培养，不利于出精品，也难以做综合的研究。中国历史上的人物不少都是通晓经、史、子、文学、佛学等，对他们的研究不能仅限于一个方面，应当是全面的。例如魏源，在中国近代史、思想史学著作中，主要是写他的经世思想，尤注重于《海国图志》及其名言“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的经世思想，他的具有代表性的名著《海国图志》，无疑要着重论析。然而魏源博学多闻，年轻时究心阳明心学，好读史书，后随父至京师，从胡承珙问汉儒家法，问宋学于姚学shuǎng＠①，学《公羊》于刘逢禄，晚年又修禅礼佛。他一生著述甚多，除《海国图志》外，如《曾子章句》、《大学古本》、《庸易通义》、《说文拟雅》、《小学古经》、《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老子本义》、《孙子集注》、《董子春秋发微》、《诗古微》、《书古微》、《圣武纪》、《元史新编》、《古微堂内外集》等，涉及经、史、子、佛学、诗文，仅经学又及今古文、汉宋学。要对魏源有精深的研究，不能只谈论某些方面，需要综合的研究。这关乎研究者的知识结构问题，应“通识”的要求。一个学科也有上下通、左右通的问题，力求改变过于专门、相互割裂的状态。 三 现实与历史不能混同 今天的中国由历史的中国发展而来，现象和历史不能割断。历史的研究者都是生活在现实社会的，现实社会中的问题无疑会引发研究者去思考历史。但是，现实和历史不能等同，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这是无须赘述的常识，似乎是很明白的。然而在实际研究中，二者的界限却时常被混淆。例如，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引进外资等等，于是有的研究者就以此去反思历史，阐释历史，认为近代中国一百多年里，西方列强在中国倾销商品、投资建厂、开矿筑路、掠取原料农业品……，是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应当欢迎他们进来，不应该反抗，当年如果不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现在可能就现代化了。 出现这种说法，原因不止一端，但其中有一点，就是将历史与现实混淆起来，将现实中进行的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与近代史上的外国入侵混为一谈。近代史上的所谓“开放”，外国人在中国的投资设厂等等，与现在改革开放、引进外资不能混为一谈，必须历史地去看待它。中国近代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列强通过对中国进行的侵略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取得了在华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文化等方面的许多特权，把持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操纵着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力量。而现在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等，其历史背景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建立了新中国，并进行数十年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中国今天的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等是独立自主的，不允许外国附加任何条件，外国人在中国从事经商投资等活动，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相比，其社会性质根本不同，不能以现在的情况和观念硬往历史上套，将历史与现实同等看待。 又如我们现在说和平和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国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稳定、安定团结，于是有些研究者就以之去阐释历史，认定中国古代社会为什么发展缓慢，不能走向现代化，就是因为农民战争破坏了稳定，破坏了经济；近代中国没有实现现代化，是革命的结果，革命革糟了，只有改良才能使中国现代化。历史上为什么会发生农民起义、革命，它们是否只是破坏，这些问题不用多说，如果不存偏见，并不难公正地回答。拿现实去规范历史，用现代人的思想去要求历史人物，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研究历史需要用历史观点来观察问题，“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4]。 四 要重视历史教育 历史教育包括学校的历史教育和学校以外的广大人民群众和干部的教育，它对提高全民族的思想、文化素质是不可缺少的。邓小平同志强调：“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5]。 历史学要在提高民族思想、文化素质上发挥作用，就不能局限于专门学术研究方面。历史研究对于提高学科学术水平、发展历史科学当然很重要，但只做提高方面的工作是不够的，还要重视历史教育，做普及方面的工作。史学工作既要提高又要普及，是两手问题，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现在的问题是提高方面比较硬，史学工作者注重撰写学术专著，发表学术论文；而这与评职称、提高自身地位等等都有关系。普及工作得不到重视，认为是小儿科，不算学问，评职称也不算数，这种思想观念和实际问题影响了史学工作者对普及的重视，削弱了历史教育。 在知识普及方面，科技工作者做得比较好，出版了许多科普书籍和影视片，实际效果也很好。相形之下，历史工作者就做得不够。从学科要求上说，历史工作者对历史普及、历史教育也要重视，学问不能只停留在专家圈子里。我们的历史著作不用说一般青少年不看，就连干部也没有多少接触。因为这些书籍、论文太专门，难懂，人们读不下去，引不起兴趣。一个学科、一门学问如果离开群众，离开社会，恐怕是很难生存的。 事实上，广大群众和干部并不是不喜欢历史，不需要历史，而是缺少适合他们喜欢的读物或影视片。史学工作者忽视的历史普及工作，影视工作者都很重视。他们编了许多历史题材的影视剧，有正剧，有“戏说”，吸引了众多的观众。但是，这些历史题材的影视剧，存在着随意编造历史的严重问题，不仅给观众以歪曲了的历史知识，而更重要的是给予观众错误的历史观、价值观，危害很大，应当受到史学工作者的关注。 值得关注的是青年中历史知识薄弱。据2001年2月在北京、上海、武汉、深圳四个城市对14～28岁1065名青少年的调查中，历史试题25道，每道4分，以百分计算，平均分为27.69，及格率只有1.5%。其中有一道题是“谁在1860年烧毁中国的圆明园”，只有31.8%的人答是英法联军，大部分人的回答是八国联军。而在中学的历史教学中，有的教学大纲存在着明显的科学性问题，如不写太平天国，却将太平军打洋枪队归之于反侵略斗争；近代化的开端有洋务运动，但没有民族资本企业，等等。历史教育的薄弱，甚至误导，其后果堪忧，史学工作者有责任加强历史普和教育的工作。

【学者简介】戴鞍钢，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国务院 *** 特殊津贴专家。主要从事上海史、中国近现代社会经济史、晚清史的教学和研究。著有《港口、城市、腹地——上海与长江流域经济关系的历史考察》、《发展与落差——近代中国东西部经济发展进程比较研究》、《江浙沪近代经济地理》、《大变局下的民生》、《晚清史》等，主编《中国地方志经济资料汇编》等，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 曾是中国近代史研究几大热点之一的太平天国，近年来在学界渐趋边缘化，略显沉寂。时值金田起义160周年，参加沪苏学术界的「 ”太平天国与社会问题”学术研讨会，很受启发，谨将自己的一些认识整理成文，求教于大家。 一 众所周知，1949年以来，太平天国史研究很受重视，成果丰硕。但不必讳言，很长一段时间，受左的思想的影响，太平天国史研究存在一些偏颇，很多学者受阶级斗争史观的束缚，往往着眼于太平天国起义的性质及其历史功过是非等展开讨论，较少从更广阔的视野，结合当时的社会问题作具体深入的剖析。近年来，则有一些学者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对太平天国的评价不够公正。 我以为，史学研究切忌脱离史实的观念先行。那些否定太平天国的学者，似乎也应该回答这样一些问题：既然太平天国如此不堪，为何自地处偏远的广西金田村起义后，很快如燎原烈火，席卷十余省，定都天京，并前后持续了14年？如果不抱偏见，只能承认这种历史现象的背后，自有其深刻的社会动因。努力揭示生成太平天国狂飙的社会因素，较之一味维护或抹黑太平天国更有意义。 近年来的研究表明，笼统地称太平天国为农民起义，并没有能真正揭示其鲜明特征。确切地说，太平天国在发端之初，是以客家人为主体的农民起义，包括洪秀全在内的其早期领导人都是客家人。客家人是汉族成员中一个极具特色的支系。它是中原汉族人民南迁的产物。西晋至南宋年间，中原战乱频仍，当地民众为躲避战火，纷纷举家举族南迁。他们历经艰险，辗转来到山高林密、人口稀疏的赣闽粤三省交界地区栖身。相对上述地区的原住民而言，这些外来迁入者被统称为客家人。 作为后来者，他们多选择原住民尚未顾及的穷乡僻壤拓荒垦殖，并就地取材，筑土楼合群聚居，以合力对付严酷的生存环境，以及与原住民之间不时发生的矛盾冲突，甚至激烈的械斗。明中叶后，赣闽粤交界地区人多地少的矛盾也日趋尖锐，原住民与客家人之间围绕生存资源的争斗频发，处于弱势地位的客家人，一部分被迫转而迁往相对地广人稀的广西，金田村所在的桂东南紫荆山区，就是这些客家人的聚居地，并成为金田起义的策源地。 客家人之所以愤而揭竿而起，很大一个原因是他们为躲避中原战乱，千里迢迢辗转迁至华南始，作为弱势群体，一直处于社会生活的边缘，饱受磨难。 *** 在1928年写就的《井冈山的斗争》曾这样描述：「 ”土著的本地人和数百年前从北方移来的客籍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界限，历史上的仇怨非常深，有时发生很激烈的斗争。这种客籍人从闽粤边起，沿湘赣两省边界，直至鄂南，大概有几百万人。客籍占领山地，为占领平地的土著所压迫，素无政治权利。” 即使一些稍有资产的客家人，要想出人头地，也几乎无望。如后来身为太平天国北王的韦昌辉和翼王石达开，虽家境宽裕，但因其客家人的身份，仍常常受到当地豪绅的欺压。韦昌辉的父亲痛感自家无有功名者，有钱也受人欺负，一心栽培儿子走科举道路，为韦家出口气。但韦昌辉的科场遭遇与洪秀全相似，失望之余，「 ”大发牢骚，痛骂官府黑暗，大叹倒霉”。 洪秀全和冯云山的拜上帝教鼓动，得到他们的共鸣和鼎力支持。稍有资产者尚且如此，不用说如杨秀清、萧朝贵等这样一众在社会最底层挣扎求生的伐木烧炭工和小矿窑的矿工们，更是对社会和自己的生活处境愤愤不平。当时的官府却对他们的正当诉求极其冷漠，根本不予置理，致使矛盾无可避免地激化。时任广西巡抚的周天爵在一封私人书信中承认，太平军起事，「 ”其始激于州县不为理其曲直，而下民怨嗟”，终致爆发近万名客家人聚集的金田起义，并迅速壮大，转战出省，震惊朝野。 二 太平天国在发端之初，是以客家人为主体的农民起义，其有别于历代农民起义的圣库制度、男女别营等，都带有鲜明的客家人历史特点的印记。但当太平 *** 战出省，进入非客家人聚居的湘鄂赣皖苏等省后，依然狂飚突进，势如破竹，显然不是再过分强调其客家人特征所能解释的。应该说，当时太平军所到之处普遍存在的贫富分化悬殊、社会矛盾尖锐的局面，为太平军的顺利进军推波助澜，最终实现定都天京，与清廷对峙。以往学者对此曾有很多论述，但往往忽略对当时客观存在的满汉矛盾的揭示。实际上，指出满汉矛盾的客观存在，并不妨碍对阶级矛盾的分析。这里所说的满汉矛盾，源自清入主中原后，由满族贵族建立起来的针对包括满汉各族贫苦大众在内的君主专制统治，这种统治是通过各种制度设置具体体现的特权乃至世袭统治。直到辛亥革命时期，抨击这种带有鲜明历史特征的特权乃至世袭统治，仍是鼓舞民众奋起投身反清革命的主要宣传途径，武昌起义前夕的1910年，孙中山在美国旧金山对华侨演讲时仍强调：「 ”废除鞑虏清朝，光复我中华祖国。” 忽略清代政治满汉矛盾的特征，笼统地将太平天国时期清朝统治者与人民大众的矛盾，定位于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同样没有能清晰地揭示当时的历史现实。各地以「 ”反清复明”为旗号的会党即各类民间反清秘密组织，其成员多为生活在社会底层，被迫与土地分离，浪迹江湖惨淡求生的游民和流民，他们对太平天国起义的纷起响应，壮大和推进了太平天国的迅速发展，就是鲜明的例证。 久被清朝君主专制统治残酷压榨的广大民众普遍存在的不满和愤恨，是太平天国自金田起义后，得以势如破竹般地胜利进军，定都江南并坚持十余年的最基本的社会条件。清方记载也承认：「 ”逆党（诬指太平军——引者）由长沙陷武汉，虏劫之局一变屡变，始则专虏城市，不但不虏乡民，而且所过之处以攫得衣物散给贫者，布散流言谓将来概免租赋三年，乡民德之。以致富者坐视城中困守，不肯捐助一钱，贫者方幸贼（诬指太平军，下同者）来，借可肥已……甚至贼至争迎之，官军（指清军——引者）至皆罢市。此等悖惑情形，比比皆然。” 苏南地区素称重赋区，「 ”苏松太三属为东南财赋之区，繁庶甲于天下，而赋亦于天下为最重，比其他省有多至倍者”。其中下层民众所受盘剥最重，「 ”江苏向来完漕，绅富谓之大户，庶民谓之小户，以大户之短交，取偿于小户。因而刁民劣绅挟制官吏索取白规，大户包揽小户，小户附托大户，又有包户之名，以致畴轻畴重，众怨沸腾，纷纷滋事”。 这些弊端，早就引起一些有识之士如林则徐、魏源等人的注意，认为应予整顿，革除积弊，但未被清廷采纳，「 ”以致官民交怨，业佃相仇，抗粮抗租、拒捕殴差之案层见叠出”。不少人直接参加了太平军，据清方记载：「 ”贼匪（诬指太平军——引者）名册，统上（海）、嘉（定）、宝（山）三处，共有一万七千人。”有鉴于此，在镇压太平天国后，曾国藩和李鸿章即联名奏请清廷在苏南减赋，旨在缓解社会矛盾，防止农民再度愤起反抗。经历太平天国沉重打击的清廷，不得不正视现实，久被搁置的苏南减赋终得推行，当地的社会经济渐趋复苏。 三 初期以客家人为主体，起自社会底层和穷乡僻壤的太平天国，其失败的征兆实际上在金田起义后不久就已显露。在一路征战中，太平军实行严格的男女别营和圣库制度，洪秀全和杨秀清等人却不受约束。与男女别营、夫妇分居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洪秀全等人从起义之初就以政治暴发户的心态，恣意享受，其中之一就是实行多妻制。 早在1851年春，洪秀全就有15名后妃。按照太平天国礼制，天王的后妃总称「 ”娘娘”，东、西、南、北翼五王的妃子通称「 ”王娘”；各王女眷的人数依次递减，除元配妻子外，先是在两广随军女子中选妃，后改为在征伐途中就地从民女中遴选。定都天京后，这种选妃方式被固定化，每逢诸王寿诞之日，照例事先在城内女馆中层层选美：先由各女军挑出12至15岁的处女，汇齐后再经筛选，最终选定15人左右，每次天王、东王各6人，北王2人，翼王1人，「 ”谓天父怜各人劳心过甚，赐来美女也”。1856年天京事变前夕，杨秀清的王娘有54人，洪秀全的后妃有88人之多。 尽管洪秀全等 *** 妾成群，但他们在定都天京后，仍继续推行男女别营、夫妇分居的政策，并大言不惭地在《天情道理书》中声称「 ”但当创业之初，必先有国而后有家，先公而后及私”。天京城内的原有居民，也按男女分馆居住，实际上废除了家庭和个人的财产。众人自然不服，胆大违禁者不乏其人。1854年2月，有人揭发太平天国官员陈宗扬和卢贤拔两夫妇私下同宿。杨秀清下令捉拿，陈宗扬夫妇被斩首示众，卢贤拔被革职，戴罪立功。此事在天京城内反响很大，私下不服和抱怨者众，也有因此偷偷逃跑者。同年9月，不准夫妻同居的规定乃告结束。 定都天京不久，洪秀全、杨秀清就在城内大兴土木兴建天王府和东王府。针对一些人的不满，负责兴建的官员竟声称「 ”今日之事皆是天事，我等同为上帝之子女，以子女而趋父事，自是份所当然，理所宜然”。竣工后的天王府富丽堂皇，洪秀全自夸：「 ”京都钟阜，殿陛辉鲜。林苑芳菲，兰桂叠妍。宫禁焕灿，楼阁百层。延阙琼瑶，钟磐锵铿。” 定都前，洪秀全多次通令全军，宣布凡金银财宝等战利品一律上交圣库，不得私藏。但这些财物除用作军需外，都被诸王拥有。定都后，城内设有金匠营专门为洪秀全和杨秀清等人打制金碗筷，甚至金便壶等。洪秀全及其家人的宫中生活，其儿子洪天贵福在被俘后曾有披露：他一天要四次向洪秀全写本章请安，每食饭要感谢上帝，七日礼拜赞美；他九岁就有4个妻子，就不准与母亲、姐妹见面；只允许他读天主教的书，不准看古书；直到16岁继位，从来没有出过城门。洪秀全的身边有一只鹦鹉能说「 ”亚父山河，永永崽坐，永永阔阔扶崽坐”。亚父就是上帝，崽就是洪秀全和他的子孙。这是一名清朝的降官特意训练进贡的，洪秀全视为「 ”瑞鸟”，还写入了诏旨。 主持朝政的杨秀清居功自傲，骄横跋扈。凡出东王府，随行的仪仗队多达千余人，走在前面开道的是大锣数十对，龙凤虎鹤旗数十对，绒彩鸟兽数十对；紧随其后的是洋绉五色龙，长约数十丈，高丈余，并有鼓乐尾随，号称「 ”东龙”；东王坐轿为五彩黄呢轿，共有56名轿夫，轿内还有2名童子站立左右拂蝇捧茶，轿后则是东王府属官近百人，再以一条长龙收尾，堪称浩浩荡荡，招摇过市。伴随这种恣意享乐的是最高领导层之间激烈的争权夺利，终至发生大开杀戒的天京事变。 几经波折的天京事变后，太平天国元气大伤，士气低落，太平军内部流传这样的顺口溜「 ”天父杀天兄，总归一场空，打打包裹回家转，还是做长工”。清方文人则推波助澜，改为「 ”天父杀天兄，江山打不通，长毛（指太平天国——引者）非正主，依旧让咸丰”。太平天国从此由盛转衰，再难挽回颓势。 曾是乡村塾师的洪秀全，自发动金田起义后，在公开场合明确地表示对文人和传统文化及典籍的厌恶。太平军所到之处，不时有焚书之举。鉴于除洪秀全外，南王冯云山、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豫王胡以晃，文臣卢贤拔、曾剑扬、何震川，乃至后期的干王洪仁玕，都是科场失意者，太平天国领导层的这种心态颇可玩味。即使定都天京后，据洪天贵福描述，洪秀全仍称古书为「 ”妖书”，不准别人读，而他自己曾下令从杭州取来大量古书，看完一本就烧掉一本。 作为其主要敌手的湘淮军，则是另外一番情景。容闳曾目睹曾国藩幕府即文武幕僚的盛景：「 ”当时各处军官聚于曾文正之大营中者不下二百人，大半皆怀其目的而来。总督幕府中亦有百人左右。幕府外，更有候补之官员、怀才之士子，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等专门家，无不毕集，几于举全国人才之精华汇集于此。”其中知其姓名者前后约有400多人，确知其经历的103人中，有翰林17人，进士18人，举人29人，秀才15人，文童4人，贡生13人，监生6人，留美学生1人。在众多幕府中人的鼎力辅佐下，随着对太平军的战争渐占上风，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为代表的新崛起的汉族地方大员的权力逐渐扩张，打破了此前满族官员长期把持各地军政实权的局面，晚清政局由此发生深刻的变化。 而太平天国则对士子即读书人依旧排斥。定都天京后，焚书举动虽不再见，但孔孟之书仍是禁书，违者严惩。当时有文人评述：「 ”贼（诬指太平天国，下同——引者）中无读书练达之人，故所见诸笔墨者，非怪诞不经，即粗鄙俚俗，此贼一大缺陷。”李秀成在被俘后总结太平天国败因时，也感叹：「 ”官兵多用读书人，贼中无读书人。”曾有哲人言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这种军队是不能最终取得胜利的。 显然，如果我们不再过分专注于太平天国功过是非的争辩，而是转换视角，尤其是重视剖析当时普遍存在的种种社会问题与太平天国兴亡之间的紧密的内在关联，并探讨其腐败问题，无疑更有助于对历史的认识和反思。 （本文原刊于《探索与争鸣》2011年第3期，注释略，图片均来自网络）

进步性是客观对中国进行了计划生育，中国人口从4亿直接减为2.4亿。局限性是没有发展到全中国，如果那样，我们今天就用不着计划生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