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沙克有关论文参考文献

考古发现中国最早的彩陶出现于距今8000年左右的大地湾文化中，这些最早的彩陶都是在陶器的口沿外侧装饰一圈红色宽带纹。虽然除了红色彩宽带纹以外，也能见到一些其他的纹饰或符号，但其数量远不及红彩宽带纹。不仅如此，全世界各个地区各种古代文明最早期的彩陶都有这样两个十分显著的共同特征：一是早期彩陶的彩绘都是红彩或者以红彩为主，二是纹样都以围绕器物口沿一周的宽带纹为标志，从而形成了早期彩陶以红宽带纹为主的世界性特征。这些早期彩陶虽然彩绘特征相同，年代也大致相同，但它们遍布于西亚、中亚、埃及、印度、欧洲、中国、美洲，“绝不可能是在某一个地方首先产生以后传播到另一个地方去的。”[45]。从图腾崇拜的角度看，这种早期彩陶红宽带纹显然既不能与欧洲旧石器时代的洞穴壁画和雕塑相衔接，也不能与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彩陶鱼纹、鸟纹、蛙纹（包括抽象纹饰）相衔接。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彩陶纹饰为什么会由写实的象生的动物纹样向抽象的几何形纹样演化，这从图腾崇拜的角度找不到答案[46]，而欧洲旧石器时代的洞穴壁画和雕塑作为图腾也不能说有确凿的依据和理由。与图腾说并列的是巫术说（即狩猎巫术）：“在法国、西班牙、前苏联等国相继发现旧石器时代的岩画和雕塑，这些岩画有的画在人们难以到达的洞穴深部，有的画在临近地面不到一米的岩石底部，画家和观众都要平躺在地面上才能看到岩画，有的画在离地面几十米的悬崖上，有的岩画上的动物形象全身几乎被刺穿，血正从一个个伤口中流出，有些洞穴中的动物塑像也有被长矛或标枪刺穿的痕迹。许多研究者认为，创作这些岩画和塑像，显然不是为了审美的目的，而是为了巫术的需要”[47]。1940年发现的拉斯科洞穴众多的壁画中，有一处动物的图像被重复画了三次，这致使图像有些模糊。“学者们认为这幅画之所以被反复勾描，就在于这幅画被看作发生了预期的巫术效果，给狩猎者带来了好运，反复勾描为的是后来人能有先前的有求必应”，因为“原始人认为，绘画中的图像与被描摹的动物都有生命，前者影响着后者的生命，因此，画动物就有助于画者获取画中所画的那种动物”。又如欧洲的史前洞穴三兄弟洞中画有一只口鼻喷血的垂死的熊，冯•特•高姆洞中画有一只落入陷井的猛犸象，这些史前洞穴壁画上的动物身上至今还残留着当年被长矛或棍棒猛戳或敲打后留下的痕迹，它们都是一种祈求猎捕动物成功的巫术行为[48]。著名旧石器考古学家尤玉柱先生认为“欧洲旧石器时代洞穴壁画真实地记载了远古时代人类狩猎的场面”，并且他也提到：“值得注意的是不少画面有动物被射杀的情形，这些与近代原始部落的巫术十分相似，被认为是迷信产生的时期”[49]。比较而言，“巫术说”比“图腾说”似更为有理有据（那些动物被射杀的场面当然不能说是图腾崇拜），虽然二者均生发于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和材料。但是“巫术说”之外可能还有更为切合实际的认识。美国史前考古学家亚历山大•马沙克曾采用红外照像和显微镜观察，对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一批骨雕刻品进行过长达十年的研究，认为那些雕刻在骨片上的图案，与其说是一种行猎的巫术，倒不如说是一种具有季节含义的作品，是用来记录季节变换的符号，因确定礼仪日期的需要而创作。比如法国蒙特加特出土的鹿骨“指挥棒”（曾被认为是狩猎巫术艺术的典型例证），上面雕有许多动物形象：其中有一条小鱼“口部呈钩状，表示了鲑鱼每年春季产卵时的回游特征。此时也正是海豹追逐它们的季节”，因此它预告了春的来临；又有一对蛇，“都强调了它们的生殖器官，这也正是蛇在春天交配季节才有的现象”……因此马沙克对鹿角“指挥棒”作了这样的解释：骨雕图案是刻划着季节性动物和花开的示意图，显然具有定日期的作用，而不是出于寻求食物的巫术活动的产物。又如法国拉瓦什出土的一件雕刻品，一侧刻画着秋天常见的公牛伸舌吼叫状，旁边的植物是些干枯的花朵，应是象征秋天的来临；判定这些画面与用于仪式有关的一个重要证据就是这些画面都被重复地使用了。在数以千计的骨片中马沙克发现有一件刻有69个凹坑，他认为这是在出现文字、数学和历法之前的两万年前，克罗马农人用惊人的精确性刻下了月亮的盈亏图像。洞穴壁画中的动物图像，也有不少与表示季节、时令有关：著名的拉斯科洞穴有一只雄鹿的形象，它在两只大角，头朝上，嘴微张，似发出通常在秋季才有的那种求偶的呼唤声。“因此它不能被看作是一种狩猎的对象，而是原始人想用这种雄鹿在二周到三周的有限期间内的求偶活动去象征秋天的来临”。拉斯科洞穴还有一对著名的野公牛的形象，它们各自向不同的方向奔驰而去。“在拉斯科洞穴发现以来近半个世纪中，还没有人注意到这样一个细节，即野牛中的一只是在夏季的脱毛季节，而另一只却是在秋天或冬天的长毛季节。这两只野公牛是被不同的人用程度不同的黑色所画成，它们向不同的方向奔驰而去，似乎意味着夏天和秋天（或冬天）都向各自的目标背道而驰”。马沙克还认为：“到冰间期末期，关于月亮周期的标志以及月份的标志已扩大到了更长的范围，以至包括了月亮—太阳相联系的‘年’（year）的概念。他认为可以假设在冰河期末期，‘年’作为一种概念框架，在克罗马农人的文化中，已经成为一个特殊的、仪式性的并具有神话学意义的概念。”[50]。欧洲旧石器时代洞穴壁画和雕刻艺术的这种季节和历法含义恰恰与人类早期彩陶以红色宽带纹为主要纹饰这一特征及中国新石器时代彩陶纹饰的内涵表达可以一以贯通：蒋书庆先生系统、深入地研究了中国新石器时代彩陶从早期至晚期绵延不断的红色宽带纹及其相关纹饰，认为它们“是对太阳升落周而复始，寒来暑往不断轮回的意象再现，是对自然万物死生轮回周期规律直观感受的理性升华与再现”[51]，而笔者认为中国新石器时代那些精心设计、刻画、造作严谨的器物纹饰其基本内涵表达即为当时的天文历法知识、观念、信仰，而且有确定不移的历数、易数关系作基础[52]。但是天文历法或季节含义与巫术行为并不矛盾，在欧洲旧石器洞穴壁画、雕刻艺术和中国新石器时代彩陶纹饰中，它们可能都是并存的（彩陶被考古学家视为礼器），其目的或功用无非是通过对天文历法和季节的掌握以及举行礼仪活动，祈求更多的动物繁殖、被捕杀以及粮食丰收。在欧洲马格德林时期（距今16000—10000年前）末叶，雕刻艺术突然绝迹，到距今七、八千年前才重新出现，“有人推测，新、旧石器过渡阶段，正是大量野生动物走向绝灭的时候”[53]，而此后人类便转向定居和农耕。这也可以视为那些动物为狩猎对象而非图腾的一个证据。“图腾”（totem）一词来自北美印第安人奥吉布瓦人语言的译音，其基本含义为“他的亲族”，它依附于氏族而存在，对内它是一个氏族选择的想象中的始祖或保护神，对外它是一个氏族用以区分“我”与“非我”的标志[54]。目前所知，图腾、图腾崇拜、图腾文化主要存在和流行于美洲印第安人和澳洲土人的社会组织中，这是近、现代西方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我国学者在将“图腾”这一套概念和范式用于中国古代文化研究时，一般都对其作了变通处理，甚至撇开西方学者的图腾理论，另立新说。例如上举何星亮先生认为图腾文化发生于旧石器中期，繁荣于旧石器晚期和中石器时代，而新石器时代是图腾文化的衰落时期，但中国的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初期都没有图腾文化遗迹，于是将中国新石器晚期繁盛的彩陶纹饰视为图腾。陆思贤先生所论图腾、图腾柱存在的环境也是中国新石器时代尤其是其晚期[55]，这与学术界一般的认识、对图腾产生和存在的时代界定是不相合的。王大有先生对图腾重新定义，“图腾，即集团族氏、其聚居区、该区域内有代表性的与该地人民生活发生密切关系的某物类或他们的重大发明、社会分工等的一体化表征，其图文标志化，为徽铭。徽，即标志；铭，即‘自名’，称扬祖先以励后人。”他认为中国图腾徽铭有四层含义，批评摩尔根图腾学说是把图腾的“流”错认作了源，把现代后进民族错认作了原始民族，因此摩尔根“没有获得类等级差的第一手材料，便使他的图腾学说导向不可知论”。他说：“现今一切图腾理论，都是将其一点或几点，极端夸大，变成机械条块，而没有这种‘一体化’观，所以在中国文化面前碰壁。”他认为“图腾的产生必定产生在氏族社会之前”，因为“人的群居性，必会以某种标志区别自己与别人，即区别已群和他群”[56]。但是他据以论述的材料又只能是新石器晚期和夏商周时期，这与氏族社会产生于旧石器晚期这个普遍性结论和认识是不相容的。杨堃先生认为“图腾是女子生殖器的象征或‘同体’”、“图腾是妇女生殖力的象征物，图腾崇拜，乃是对女生殖器象征物的崇拜，也是对氏族本身的‘神化’与崇拜”[57]。赵国华先生则认为，并不是只有女性生殖器象征物才是图腾，也不是所有男、女生殖器象征都是图腾，“正确的表述应该是：在原始社会，某些女性生殖器和男性生殖器的象征物演化成了图腾，亦即演化成了某些氏族的始祖和标志”[58]。这个理论看起来消弥了中国图腾研究中的一些问题，但它不仅否定了“世界上大多数学者认为图腾文化形成于旧石器中期或晚期”这种共识（赵研究的材料仍然是中国新石器晚期的），而且由于泛化的生殖崇拜理论并没有牢靠的基础、常常与基本的考古事实和现象发生龃龉，例如仰韶文化半坡类型流行鱼纹、庙底沟类型流行鸟纹、马家窑文化尤其是其晚期流行蛙纹，而三种文化不仅年代上有先后也有一定文化上的渊源关系，按赵国华的理论，便出现先崇拜女性生殖器（象征物鱼），再崇拜男性生殖器（象征物鸟），到早已是父系制社会、夏朝国家产生的前夜又回头去崇拜女性生殖器（象征物蛙），所以所谓“消弥”只是一些假象掩盖了真相。又如，有学者从发音相近的角度出发，认为中国古代青铜器纹饰表现的凶兽饕餮即图腾，二者音义俱合[59]，或认为饕餮即黎族人的“掏坦”（tattan）、美洲阿吉布瓦人的“多丹”，亦即图腾[60]，或认为“陶唐”即图腾，是烧制陶面具的族姓，中国古书中的伏羲、炎帝、尧即是[61]。至于各家图腾学说相互之间的矛盾、龃龉，与考古材料的错位，实非三言两语所能概言。总之，可以认为，有多少图腾研究就有多少问题。冯汉骥先生是国内外知名的考古学家、人类学和民族学家，曾留学美国哈佛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获得人类学哲学博士学位，《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说他是“运用现代民族学和社会学的知识，来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先驱者之一”。冯1937年回国后长期在四川从事和领导西南地区民族学调查、研究和考古工作，他怎样看待“图腾”和中国“图腾”呢？他说：“现在国内之一般谈图腾者，以为凡与禽兽有关者，必为图腾，有图腾必为祖，而必加以崇拜，此实不然。民族 学上之图腾概念，虽不是什么神秘东西，却亦不如此简单。实际上言之，各民族中实未有将图腾加以崇拜者，‘图腾崇拜’一词，实乃法国沙发椅上的社会学家所发明的一种错误，人类学中并无此种概念也。自民族学上而言之，现在亚洲境内的各原始民族，均很少有图腾的迹象（有以瑶人之祀盘瓠为图腾者，实与人类学上之图腾概念不合），他们在古代有无图腾，是很有问题的。亚洲其他民族，既无图腾痕迹，而汉族为其中之一，在古代有无图腾，自大是问题了”[62]。张光直先生是又一位在国内外深具影响的人类学家、中国考古学家，他也在哈佛大学获得人类学哲学博士学位，长期执教于耶鲁和哈佛大学，并先后担任两校的人类学系系主任，他怎样看待中国“图腾”呢？他1993年在《中国文物报》上发表了一篇短文叫《谈“图腾”》，开篇即说：“在考古学的书籍论文里面，常常看到“图腾”这个名词，是指称在古代器物上动物的图像的。例如，半坡村的仰韶文化的陶钵上画着鱼形，于是鱼便是半坡村住民的图腾。殷商青铜器上铸有虎、牛、蛇或是饕餮的纹样，于是虎、牛、蛇、饕餮这些实有的或是神话性的动物，便是殷商民族的图腾。但是‘图腾’有什么意义呢？我们怎样来证明它是图腾呢？这些个问题便很少见有人加以处理”，因此他说：“我有一个建议：在中国考古学上图腾这个名词必须小心使用”。他认为“个别的图腾一定要与个别的社会群相结合”、“要确立图腾的存在，要先确立氏族的存在。可是确立了氏族的存在并不等于确立了图腾的存在”。“半坡村的住民是不是用鱼做图腾呢？这里有氏族组织是可能的，但是说半坡的氏族以鱼为图腾我们必须将鱼与个别的氏族的密切关系建立起来，同时将其他氏族与其他图腾的密切关系也建立起来。现有的材料中建立这两项关系似是不可能的。殷商青铜器上的虎、牛、蛇和饕餮如果是图腾，它们就应当各别地与虎氏族、牛氏族、蛇氏族和饕餮氏族相结合。从青铜器的纹饰在器上的分布和在遗址中的分布来看，这种结合恐怕是无法建立的”。因此他最后说：“我相信在中国考古学上要证明图腾的存在是很困难的”[63]。从1940年代到1990年代，两位最可能谈“中国图腾”(甚至是最有资格论“中国图腾”)的人类学家、考古学家都说中国古代“图腾”的存在大是问题、很难证明，应该并非偶然。众所周知，论图腾，商人当以鸟为图腾，而且必当反映在商代最重要的礼器青铜器上，但是商代青铜器纹饰完全不支持这一点。“商代早期和中期的青铜器纹饰中，很少以鸟作为装饰主题的，因此认为青铜器纹饰与所谓图腾崇拜直接有关的说法，就有人提出怀疑，因为公认玄鸟是商族的图腾，但是在商代早期和中期的青铜器主要纹饰中，很少有这个主题，因而‘天命玄鸟，降而生商’似乎没有得到什么反映”。相反，“到了商末周初及至西周中期昭、穆之时，青铜器纹饰中凤鸟纹大量出现，西周早期到穆王、恭王，有人称之为凤纹时代”[64]，但周人却不以凤鸟为图腾、祖先（按《国语•;周语下》“我姬氏出自天鼋”，周人当以龟鳖为图腾，或以黄帝为有熊氏、熊图腾，均于史无证）。顾颉刚曾经考证，大禹“大约是蜥蜴之类”，亦即句龙[65]，而有人认为龙起源于蜥蜴，夏人是最早祀龙的族群、龙是夏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66]。据此，夏人当以蜥蜴为图腾，但是从七、八千年前河姆渡文化、裴李岗文化的蜥蜴纹到2000年前辛店文化的蜥蜴纹常是出现在作为酒器的双连罐（杯、壶）的口部、肩部、耳部或顶部（器盘内），“所见蜥蜴的姿态均为仰首注目，匍匐觅食或正在捕食蚊蝇的形象”。考古学家分析说：“蜥蜴（壁虎）是擅长捕食蚊蝇的动物，说明当时人们将它塑绘在陶器的口沿部位，是为了驱除飞虫的干扰，观其形体也正是在捕食蚊蝇的姿态。此为原始人类以‘比拟巫术’的交感作用达到其驱除蚊蝇的目的。因为谷物酿酒经过发酵产生的醇香（曲蘖）气味也最易招致蚊蝇的吸吮，这在人们现实生活中是普遍存在的现象”[67]。二里头遗址陶片上的龙纹似蜥蜴，既不足以证明龙起源于蜥蜴，更不足以证明蜥蜴为夏人图腾。按《山海经》“鲧复（腹）生禹”，鲧、禹当为鱼龙，夏人或以鱼龙、大鱼（禹）为图腾，也于史无证。孙机先生说：“我国已发掘的新石器时代的古墓葬不下十万座，但在出土物中却找不出哪怕一个氏族所共同拥有的图腾徽号”、“在考古发掘中看不到图腾崇拜的迹象”[68]。我们认为这个判断和认识是恰当的，而陆思贤先生所推测的氏族“图腾柱林立”的情形也没有考古材料支持。迄今，不仅一般的村落、居址没有发现“图腾柱”存在（也未见可以推测和判断为图腾柱柱洞的报道），而且象前述灵宝西坡的特大型房址、大地湾F901、枣阳雕龙碑和扶风案板等大型房址的发掘，均未见有这种极其重要的图腾柱遗迹。法国现代人类学家">-斯特劳斯认为图腾主义根本不存在，只是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的一种幻觉而已[69]。我们认为，这种认识和说法与中国的“图腾”文化研究正相适应。图腾、巫术之外，原始人对“神灵”的迷信也被认为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即英国人类学家泰勒的“万论有物论”）。虽然人类至今仍然没有完全摆脱对神灵、鬼魂的迷信，在一些地方、人群中或多或少存在着这方面的观念，受其影响，但是在研究古代文化、面对古代遗存时，也不能简单地动辄即以神灵崇拜（或其他崇拜，如自然崇拜、生殖崇拜等等）、巫术行为视之，尤其要分辨：神灵崇拜、巫术行为究竟是一种终极目的，或者仅只是一种手段、过程？是主题还是形式，是行为或事象的本质，还是仅只是一种附产物？如果不注意区分这些问题，不作深入的考察和追究，那么古代遗存和古代文化研究就会变得简单化、表面化、模糊化，我们与古人的真实生活、行为、思想文化和心理就会失之交臂，所谓研究就只是一种猜测或者既有观念、印象、知识与古代遗存、事象之间的搭配。《周礼•天官》说：“一曰祭礼，以驭其神。”《周易8226;观卦》的《彖辞》说：“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周易正义》中将这段话和奥古斯汀大帝所说“有神则资利用，故既欲利用，即可假设其为有”相提并论。朱狄先生说：“驭神的前提就是神的存在，故宁设其有，不设其无，这是最保险的做法，古今中外几乎没有一个统治者不知道这一点，因此，祭礼仪式确有其消极的一面。除了原始社会的祭礼仪式没有宣传的目的之外，其他社会都是作为一种统治工具而存在的[70]。我们知道">时，龟卜易筮皆是大凶，而暴风雨也骤然而至令百官心生惊惧，气得姜子牙扔掉蓍草、踏碎龟甲，怒道：“枯骨死草，何知而凶？”在此情形下，姜子牙力主出兵伐纣，一战而灭了商朝。商朝是有史以来鬼神气氛最为浓重的一个朝代，似乎对鬼神的信仰、祭祀最为虔诚，然而商朝假腹豆的存在和流行证明商王朝也在哄鬼、愚神或谓“神道设教”、“驭神”[71]。我们不能认为原始社会的祭礼仪式就“没有宣传的目的”，原始人信神、祭神就是纯粹的信神、祭神，而不怀有其他的目的和意图。中国古史传说中的颛顼绝地天通“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国语•楚语下》）就是利用宗教、对神的祭祀来调整社会关系，加强统治。考古发掘中发现的大量的宗教和祭祀遗迹、遗物也能证明这一点，如红山文化的祭祀、良渚文化的祭坛，史前各考古学文化中的玉礼器，它们既具有祭天礼神的功能，更是社会等级分化、人们身份区别的伴生物和象征物，是统治阶层进行社会治理的一种道具。一个聪明的尼格罗人说：“我们中的无论哪个如要从事什么事件，先必找寻一个神灵来帮佐。跑出门外最先看见的东西便可以当做我们的神。否则如见有适在我们路中的任何物件如石头、木块等物，也可把它拿来，供民祭献，然后对它宣誓，说它如肯帮助我们，我们便崇拜它为神灵。这种方法如成功，我们便造出了一个新的神灵来帮助我们了，以后便每日供献它新鲜的牺牲。如这神灵不肯允许相助，便把它送还原处。我们是这样的日日在创造及破坏神灵，所以我们反是神灵的主人和创造者呢”[72]。旧石器时代中期尼安德特人（约生活于距今15万年—3.5万年间）的一些遗迹现象，一向被认为是人类最早的表现宗教信仰的考古遗迹，如所谓“洞熊崇拜”、“食人风俗”、“鲜花墓葬”等，现在经过更加深入和细致的研究，它们大多遭致怀疑，被认为“有不少可能是靠不住的”[73]。所以“不管在什么时候，只要我们在考古遗存中发现不好解释的现象，往往都会把它归之于宗教”[74]，这种做法虽然简洁或者看起来“稳妥”，但其实不然。综上所述，笔者个人的意见倾向于：在中国的史前时代，“图腾”或图腾崇拜是难以证实的，更不可能存在广泛的普遍的图腾崇拜和信仰，而神灵崇拜（或信仰）和巫术行为可能是较为普遍的，但在认定这些东西时不宜简单从事。

楼上都有复制或部分复制我在其他问题中的回答呀。没有计算公式！这是根据物质特性和观测统计给定的值，就好比物质的密度、比热，这些是物质的属性参数，不是通过计算得来的！再说的具体点，是根据其在大气中存在和转化的周期及其分解的难易程度确定的。IPCC第二次科学评估报告给定甲烷的增温潜力值（GWP）是二氧化碳的21倍，其中二氧化碳的GWP值规定为1；IPCC最新的科学评估报告给定甲烷的增温潜力值（GWP）是二氧化碳的25倍，其中二氧化碳的GWP值规定为1.

归因理论（Attribution Theory）关于知觉者推断和解释他人与自己行为原因的社会心理学理论。奥地利社会心理学家F.海德在其1958年出版的《人际关系心理学》中首先提出归因理论。以后一些学者在此基础上陆续提出一些新的理论。70年代归因研究成为美国社会心理学的中心课题。 海德是一名格式塔心理学家，和K.勒温是莫逆之交，并深受其他格式塔学派先驱的影响，对A.麦农的现象学观点和B.F.斯金纳的刺激反应（S-R）心理学表现出浓厚兴趣。海德重视研究人际知觉。一次他的两个朋友发生争吵后，分别向他叙述事情的经过，但说法差异很大，由此引起了他研究人际知觉和归因的兴趣。 海德认为，对人知觉的研究实质就是考察一般人处理有关他人和自己的信息方式。一个观察者对被观察对象为何那样行动感兴趣。他像一个“朴素心理学家”那样去寻求行为的因果解释。在海德看来，行为的原因或者在于环境，或者在于个人。行为的原因若在于环境，如外人、奖惩、运气、工作难易等外因，则行动者对其行为不负责任；行为的原因若在于个人，如人格、动机、情绪、态度、能力、心境、努力等，则行动者对其行为要负责任。海德使用两个原则总结人们通常所做的归因解释。（1）共变原则。在许多情况下一个原因总是与一个结果相联系，而且没有这个原因，这个结果就不会发生。（2）排除原则。如果情境原因足以引起行为，就排除个人归因，反之亦然。海德关于外因-内因的归因理论成为后来归因研究的基础。他认为，对人际知觉在人际交往上的作用就在于使观察者能够预测和控制他人的行为。 E.E.琼斯和K.E.戴维斯在1965年发表的《从行动到倾向：人际知觉的归因过程》一书中，提出对应推论的归因理论，在海德的排除原则的基础上发展了归因理论。这个理论主张，当人们进行个人归因时，就要从行为及其结果推导出行为的意图和动机。推导出的行为意图和动机与所观察到的行为及其结果相对应，即对应推论，或称归因-效果耦合。归因判断的价值与一般人对这个归因所持价值判断的差异越大，对应推论的准确性也越大。影响对应推论的因素主要有三个：（1）选择自由。如果我们知道某个人的行动是自由支配的，他从多种可能的方式中选择特定的一种，我们便倾向于认为这个行为与某个的主观意图是对应的。如果不是自由选择，则难于作出对应推论。（2）非共同效果。在多种可能的选择时，某种方案有不同于其他方案的特点，若行动者选择了这一行动方案，它的非共同效果可以使我们对行动者的意图进行推论。（3）社会期望。一个人表现出符合社会期望或价值的行动时，我们很难推断他的真实态度；若一个人行为不符合社会期望，偏离社会价值时，我们可以认为他的行为与态度是对应的。 H.H.凯利的三维归因理论把海德所开创的归因研究推向了高潮。1967年凯利出版了《社会心理学的归因理论》，认为归因过程是“个体对他的世界进行归因——目标、倾向以及内在特性的归因”，并用立方体模型来描述这种过程。凯利提出若干归因原则：共变分析、因果关系图解、打折扣原则、扩大原则、复杂必要原因和补偿原因等。与海德类惟，他也使用了J.米尔的差异方法。他认为，说明行为的原因可以使用三种不同的解释：（1）归因于从事该行为的人；（2）归因于行动者的对方，即行动者知觉的对象；（3）归因于行为产生的环境。 这三种解释都有可能，但找出真正的原因还必须使用三种信息：（1）一致性。该行动者的行为是否与其他人的行为在这种情境下相一致。（2）一贯性。行动者在其他时间和其他情境下，这种行为是否发生。（3）特异性。行动者对其他对象是否同样做出反应。凯利从这里引出结论说，如果一致性低、一贯性高、特异性低，则应归因于行动者；如果一致性高、一贯性高、特异性高，则应归因于对象；如果一致性低、一贯性低、特异性高，则应归因于环境。凯利的三维理论是一个理想化的归因模型，人们往往得不到这个模型所需要的全部信息。因此凯利引出了因果图式等概念。人们在生活经验中形成某种看法，即图式，以此解释特定的行为。美国学者L.A.麦克阿瑟（1972）从凯利的三维理论出发，对归因作了系统研究，验证了凯利理论的可行性。 70年代后期，归因理论有了新的发展，这体现在归因所使用的线索的增加和试图把格式塔思想和强化理论结合起来等方面。 B.维纳及其同事在1972年发展了海德的归因理论，把它和J.W.阿特金森的成就动机理论结合起来。维纳认为，内因-外因方面只是归因判断的一个方面，还应当增加另外一个方面，即暂时-稳定方面。在形成期望、预测未来的成败上至关重要。维纳认为，内在的稳定因素包括能力、陪明、身体特征；内在的暂时因素包括努力、心情、疲劳；外在的稳定因素包括任务难度、环境障碍；外在的暂时因素包括运气、机遇。其中能力、努力、运气、任务难易是个体分析工作成败的主要因素。例如，如果我信认为甲工作做出出色是由于他的能力强或任务容易等稳定因素造成的，那么就可以期望，如果将来给予同样的任务他还会做得出色。如果我们认为其成功的原因是由于他心情好或机遇好等暂时因素造成的，那么就不会期望他将来还会做得出色。一般来说，追求成功的原因归因于自己能力强，而把失败的原因归因于自己不努力，认为只要努力，总会完成工作。避免失败的人往往把成功归因于运气好、任务容易等外部原因，而把失败归因于自己无能。维纳的归因理论在学校教育和能力培养中得到较为广泛的应用。 L.Y.阿布拉姆森及其同事于1978年进一步发展了维纳的理论。他们依据M.塞里格曼等人的习得性失助研究对失败的归因作了补充，提出了第三个方面，即普遍-特殊方面。例如，一个学生在数学学习中产生了习得性失助，如果属于普遍方面，我们可以预测其他几门课程都不会学好，产生习得性失助；如果属于特殊方面，我们会预测他仅仅放弃学习数学的努力，其他课程不会发生习得性失助。 上述这些归因理论都是继承海德的“朴素心理学家”的传统，把人看做是理性的，在归因上是进行因果分析的。事实上人在归因时并非总是按理性行事。D.卡内曼和J.蒂博等人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进一步发展了归因理论。 卡内曼和A.特威斯基把人看作是“认知经济学家”，而不是“朴素心理学家”，认为人在归因上好走捷径。卡内曼和特威斯基提出，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往往利用两种启发法进行推理判断：（1）代表性启发法。人们在进行推理判断时往往选择有代表性的事例。（2）可得性启发法。人们往往利用易于进入头脑的信息进行推理判断。它可以解释归因上观察者和行动者的差别。对于行动者来说，情境是突出的，易被记住，从而倾向于作情境归因；对于观察者来说，突出的是行动者，倾向于作个人归因。 蒂博和凯利在1978年出版的《了际关系：相互依存理论》中借用强化理论的付出-报偿概念从二重关系互动的角度提出“有效模型理论”。他们认为，他为二重人际关系互动的结果，付出是指抑制和妨碍个体继续活动的因素，报偿是指使个体活动产生偷悦、满意以及受到奖励等的因素。行动者受到适当的强化便能重复具有社会意义的互动。互动行煌 产生有四个阶段，按时间划分是：（1）前提。包括环境和二重关系的两个人。（2）一定的模型。由环境和二重关系所决定的普遍的行为模型。（3）有效的模型。行动者根据自己的价值取向、需要、力量、技能、人格等内部因素转化行为模型，产生有效性模型。（4）行为。个体行动的内因体现在“转化”上。蒂博和凯利把归因和行为理论的强化结合起来，成功地揭示了二重关系中成员的相互依存影响社会互动的规律。他们的研究反映出归因理论研究的未来的发展方向。 D.J.贝姆从激进的行为主义者角度提出了人际关系的自我知觉理论。他的主要论文是1964年的《关于信念和态度的实验性分析》。贝姆认为，个人的情绪、态度、品质和能力对他来说常常是清楚的、模棱两可的。个人不得不从他自己的明显行动和围绕他对环境力量的认识中来推断它们。一个人的信念和态度的陈述，与另一个外部观察者对他的信念和态度的陈述，在功能上是基本相同的。自我归因的过程和使用的资料，与对他人进行归因和使用的资料，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可以看出贝姆的归因理论是对前面几种理论的补充。这样，社会知觉的归因理论更加全面与完整。沙克特-辛格等人所做的一系列实验证明贝姆的自我知觉理论对自己的情绪和态度的归因极其成功。 例子有…… 参考资料： 回答者：瑞芬斯塔尔 - 助理 三级 3-22 13:10--------------------------------------------------------------------------------归因就是对他人或自己行为的原因给予解释的心理过程。归因主要是社会心理现象，但对自己行为的归因会影响今后同类行为的动机，所以也可用归因论来解释动机。如一个学生将某次考试成绩不佳归因为运气不好，或归因为自我努力不够，这两种归因会影响其学习动机。归因为运气不会提高其学习动机，归因为努力不够很可能会使其提高学习动机。 ��归因论创始人海德（F·Heider,1958）将人的归因倾向分为两种：外向归因，将行为原因归结为环境因素，如工作难易、运气好坏等；内向归因，将行为原因归结为个人内部的因素，如能力高低、努力程度等。 ��韦纳（B·Weiner,1972,1980）提出，�一个人对自己行为成败进行归因时，通常从以下6个方面着手：对自己能力高低的评估，�对自己努力程度的反省，对工作难度的评价，对运气好坏的感受，对身心状况（心情或身体好坏）的认知，以及别人对自己工作表现的褒贬的评价（别人反应）。但不同人在面临成败时的归因倾向，在这6�个方面的组合是不同的。 ��（1）内控与外控�内控者认为人的命运是由自己掌握的，�他往往将成功归因于自己努力，将失败归因于自己疏忽；外控者认为人的命运是由外力控制的，他往往将成功归因于运气好，将失败归因于外力的阻碍。前者对活动动的机较强烈和持久。 ��（2）能自控与不能自控�以上6方面的归因，有的是可由自己控制的，如努力程度；但多数是不能由自己控制的，如能力、工作难度、运气、身心状况、别人反应等。将工作成败归因于能自控的因素者，对工作的动机水平较高；以后从事活动的动机也较高。 ��（3）外在与内在将活动成败归因于能力、努力、�身心状况等因素者，为内在归因者，将活动成败归因于工作难度、运气、别人反应等因素，为外在归因者。如果将成功归因于内在因素，会使人感到自豪，会增强他以后从事同类活动的动机；如果将成功归因于外在因素，会使人感到惊奇和激动，但不一定会增强以后从事该种活动的动机。如果将失败归因于内在因素，会使人感到内疚、自卑和自责，通常会降低以后从事该活动的动机；如果将失败归因于外在因素，会使人感到怨恨或愤慨不平，既可能提高也可能降低以后从事该活动的动机。 ��（4）稳定与不稳定�影响工作成败的因素，�在性质上有稳定和不稳定之分。能力和工作难度是稳定的；努力、运气、身心状况和别人反应是不稳定的，可能随情境的变化而变化。把成功归因于稳定的因素，有利于提高以后工作的动机；归因于不稳定的因素，以后的动机可能提高，也可能降低。把失败归因于稳定的因素，如任务难、能力差，会降低以后的动机；归因于不稳定的因素，可能提高也可能降低以后的动机。

质量当量:1tCH4的GWP值为21tCO2e其中：GWP为增温潜力值，表示对温室效应的贡献大小。补充：根据IPCC的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2006，全球增温潜势计作一吨温室气体在一段时间（如100年）内对一吨二氧化碳的辐射强迫。因此均采用 1tCH4 = 21tCO2e 根据IPCC第2次科学评估报告,等质量甲烷的增温潜力值(GWP)是二氧化碳的21倍(100年).而等物质的量的CH4和CO2的质量比是:16:44所以等物质的量的甲烷和二氧化碳的增温潜势(即你所说的温室效应大小)的比值是:16*21:44因此前者(CH4)大.

我！！！！！！！！！！！！！！！！！！！！！！！！！！！！！！！！！！！不会O(∩_∩)O~

[思路分析]怎样撰写生物科技小论文 一、 选择课题 选择课题（题目）要注意“实用性”、“可行性”和“创造性”。 “实用性”就是选择的课题要在生产、生活或科学上有一定的实用价值，即研究成果有可能进行移植应用，为人类服务，在科学上有一定的价值。 “可行性”就是要从实际出发，也就是要从我们的知识基础和人力、现有的实验条件和经费条件来确定课题，是经过努力可以达到的目标。学生搞小论文，选题时宜“小”，切忌“大”而“全”。 “创造性”就是选择的课题要新颖，有新的设想，在研究的方法上有所创新，不要简单地重复别人已经做过的实验。 二、 研究方法 课题确定后，就要选用确当的研究方法来完成课题。研究方法主要有考察法（调查法）、观察法和实验法三种。 考察法就是调查某一地区的一些生物在组成、数量和分布上的规律性，像昆虫种类、某些鸟兽的种类及数量变化、药用植物、环保中抗污染植物和指示植物的调查……，这些调查结果有可能被有关部门采纳，发挥出一定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这种研究方法花钱少，不需要复杂的仪器和设备，一般的学校都可以进行。 观察法就是对某种生物的部分个体进行细致的观察，以了解其生活习性和生长发育的规律性。在研究过程中，被观察的对象要有一定的数量，因为如果只对某一个体进行观察，会产生偶然性，得出的结论可能不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还要注意进行重复的观察，可以多设几个观察点同时进行，以得出科学的结论。在观察的同时，如能注意采集，制作出生活史标本，则效果更好。 考察法和观察法一般都是在不改变生物的环境条件下进行的，而实验法则是人工改变环境中的某个因素（如食物、温度、光照等），观察对有机体所产生的影响，找出其规律性。 实验的方法要注意科学性。例如，选择“不同饲料对蟾蜍蝌蚪发育的影响”的课题，在实验时，可以分动物性饲料、植物性饲料和混合饲料三个组。饲养过程中，三个组在实验中只允许喂蝌蚪的饲料不同，其他的条件，例如：蝌蚪的来源和大小、容器、水质、水温、光照……都要求尽量相同，以避免其他因素影响实验结果的科学性。饲养的蝌蚪要有一定的数量，每组20条左右。数量太少，实验结果容易产生偶然性，说明不了问题；数量太多，又会给饲养和观察带来问题。 三、 撰写“小论文” “小论文”是同学们自己研究“成果”的小结，因此写作时，可以以第一人称“我”或“我们”来进行叙述。“小论文”一般包括：①题目。论文的题目要求简洁、新颖，吸引读者。②引言。在文章的开头，可以写一篇简单的引言，说明进行该项研究的目的，作者是怎样想到要开展这方面研究工作的等等。③材料和方法。要写清楚考察和观察的对象，实验的材料、材料的来源、研究方法以及所用的仪器设备等等。④结果。结果是论文的论据部分，如有可能则最好用数据的形式表示，整理成表格；如能进一步画成曲线图，则更加形象，有说服力。⑤讨论。讨论是论文的论证和论点部分。是在分析所得到的数据后，得出科学的结论，也就是论点，并在理论上加以说明。⑥结束语及参考文献。可以谈谈该项研究的实用价值；有的还可谈谈该研究的不足之处，注明参考文献。

归因就是对他人或自己行为的原因给予解释的心理过程。归因主要是社会心理现象，但对自己行为的归因会影响今后同类行为的动机，所以也可用归因论来解释动机。如一个学生将某次考试成绩不佳归因为运气不好，或归因为自我努力不够，这两种归因会影响其学习动机。归因为运气不会提高其学习动机，归因为努力不够很可能会使其提高学习动机。��归因论创始人海德（F·Heider,1958）将人的归因倾向分为两种：外向归因，将行为原因归结为环境因素，如工作难易、运气好坏等；内向归因，将行为原因归结为个人内部的因素，如能力高低、努力程度等。��韦纳（B·Weiner,1972,1980）提出，�一个人对自己行为成败进行归因时，通常从以下6个方面着手：对自己能力高低的评估，�对自己努力程度的反省，对工作难度的评价，对运气好坏的感受，对身心状况（心情或身体好坏）的认知，以及别人对自己工作表现的褒贬的评价（别人反应）。但不同人在面临成败时的归因倾向，在这6�个方面的组合是不同的。��（1）内控与外控�内控者认为人的命运是由自己掌握的，�他往往将成功归因于自己努力，将失败归因于自己疏忽；外控者认为人的命运是由外力控制的，他往往将成功归因于运气好，将失败归因于外力的阻碍。前者对活动动的机较强烈和持久。��（2）能自控与不能自控�以上6方面的归因，有的是可由自己控制的，如努力程度；但多数是不能由自己控制的，如能力、工作难度、运气、身心状况、别人反应等。将工作成败归因于能自控的因素者，对工作的动机水平较高；以后从事活动的动机也较高。��（3）外在与内在将活动成败归因于能力、努力、�身心状况等因素者，为内在归因者，将活动成败归因于工作难度、运气、别人反应等因素，为外在归因者。如果将成功归因于内在因素，会使人感到自豪，会增强他以后从事同类活动的动机；如果将成功归因于外在因素，会使人感到惊奇和激动，但不一定会增强以后从事该种活动的动机。如果将失败归因于内在因素，会使人感到内疚、自卑和自责，通常会降低以后从事该活动的动机；如果将失败归因于外在因素，会使人感到怨恨或愤慨不平，既可能提高也可能降低以后从事该活动的动机。��（4）稳定与不稳定�影响工作成败的因素，�在性质上有稳定和不稳定之分。能力和工作难度是稳定的；努力、运气、身心状况和别人反应是不稳定的，可能随情境的变化而变化。把成功归因于稳定的因素，有利于提高以后工作的动机；归因于不稳定的因素，以后的动机可能提高，也可能降低。把失败归因于稳定的因素，如任务难、能力差，会降低以后的动机；归因于不稳定的因素，可能提高也可能降低以后的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