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与人治毕业论文

人治与法治 王建国(1997) 所谓法治，就是国家以一套完善的法律制度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行为，从而产生社会秩序。要使法制变成法治，就要以人们的权利平等、权力制衡、司法、立法和执法相互独立作为前提。不然法治就难以产生社会秩序。 法治的效果和成本的高低除了依赖于法律制度与法治的本身的成本与优劣之外，主要就是要看人们的道德水准。不管多么完善的法律制度与法治，对野兽是没有效果的，除非将其杀死。道德水准极低的人们，其行为，其性质接近野兽，其法治成本其高无比。 找出人治与法治最佳比重 所谓人治，就是国家以一套严格的道德制度去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行为，从而产生社会秩序。要使道德制度变为德治，必须以权利的不平等和权力的不制衡为前提。人治成本的高低以及效果的好坏除了依赖于人们的道德水准外，主要要看国家治理者的道德水准。只有贤德完善的人作国君，才有上梁正而下梁不歪的效果。社会秩序才会产生。若治理者与被治理者的道德水准极低，形同野兽，弱肉强食，其人治成本就会极高，其人治也就无效。 一个没有贤君的国家，人治是无效的；一个没有清楚界定权利的国家，法治是无效的。人治与法治各有优劣，各有不同的前提。一个国家，清一色的法治不好，也无效；清一色的人治也不好，也无效。最有效的治理是要找出人治与法治的最佳比重和不同的适用范围。 有两个关键因素能用来决定这一最佳比重。第一，增加投资于教育与宣传，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准，从而减少法治，减少投入国家机器如警察的成本。或者增加投入国家机器，投入法治的成本，减少投入教育与宣传、投入提高人们道德水准的成本。 在理论上，一定存在着一个投资于改善道德水准和投资于加强国家机器即法治水平的最佳比重，使得达到一定的治理水平和社会秩序水平所耗费的投资最小。或者使一定的投资额达到最佳的社会秩序水平。这就是人治与法治的最佳比重。 第二，人们的道德水准在家庭内部最高，在企业内部次之，在人们与家庭，与企业之外的交往中道德水平最低。因此，人治在微观组织中会比在宏观组织中有效。法治则在宏观组中更能节省成本。所以最好的组合是以法治为主人治为辅治国、治理宏观组织秩序；以人治和德治为主以法治为辅治家、治理微观组织如公司企业的秩序。 以最低成本达最佳治理效果 一个国家是否治理得当，主要就是要看如何适当根据国情、人民的道德水准去构建人治与法治的比重和不同的适应范围。在理论上，一定存在着一个最佳的人治与法治结构使得在所定目标社会秩序之下其治理成本最低。从治理成本和效果的角度看，法治与人治并无好坏之分，好坏只在于他的比重结构和适用范围如何。 政治的本质就是发现人治与法治的最佳结构，用最低的成本达到最有效的治理效果。完全否定法治是错误的，完全否定人治也是错误的。以人性的不纯，单一的法治和单一人人治都是浪费性的。

法治和人治是相对立的治国方略，对立主要表现在主权在民和主权在君，法治一般是民主政治，人治一般是君主或者贵族政治。人治表现统治者个人或者统治阶层的意志，法治体现众人的意志

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目前中国治国方略的科学总结,对我国高等院校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下面由我为大家整理的全面依法治国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在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新形势下，如何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这是当前必须研究和回答的重大课题。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要把全面依法治国放在“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中来把握，深刻认识全面依法治国同其他三个“全面”的关系，努力做到“四个全面”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同志关于“四个全面”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对于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从“四个全面”的逻辑联系认识全面依法治国的重大意义

“四个全面”立足治国理政全局，抓住改革发展稳定关键，统领现阶段事业发展，确立了新形势下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战略方向、重点领域、主攻目标。“四个全面”不是简单并列的关系，而是有机联系、相互贯通的，既有目标又有举措，既有全局又有重点。从“四个全面”逻辑联系的高度，可以更深刻地认识全面依法治国的重大意义。

认识全面依法治国的重大理论意义。“四个全面”是以同志为的党中央把握全局、深谋远虑，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作出的承前启后的总体规划和战略部署。从理论创新的起点看，“四个全面”彰显了鲜明的事业导向、问题导向和改革导向;从重大主题的关系看，“四个全面”有总有分、层层深入;从逻辑演绎的过程看，“四个全面”有破有立、对立统一。“四个全面”是一个辩证统一体，统一于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统一于我们正在进行的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是我们党探索执政理念和治国理政规律的重大理论创新。从“四个全面”的逻辑联系看，全面依法治国的重大意义在于：一是法治保障的基础地位。其他三个“全面”同全面依法治国的内在关系，本质上是现代化与法治化、改革与法治、党和法的关系。没有法治的保障和支撑，其他三个“全面”就难以落实，“四个全面”的理论架构也会出现缺陷。二是法治价值的定向作用。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离不开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综观“四个全面”，没有公平正义的社会基础，全面小康社会就如镜中花、水中月;没有法治精神的引领，改革就会迷失方向;没有法治信仰和法律制度，党的宗旨就难以实现。

认识全面依法治国的重大战略意义。“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提出，标志着以同志为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战略思想日臻完善，国家治理的战略格局日趋定型。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三大战略举措。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三个战略举措一个都不能缺。不全面深化改革，发展就缺少动力，社会就没有活力;不全面依法治国，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就不能有序运行，就难以实现社会和谐稳定;不全面从严治党，党就做不到“自身硬”，也就难以发挥好领导核心作用。当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定性阶段，改革发展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我们党面对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依法治国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地位更加突出、作用更加重要。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看，做好全面依法治国各项工作意义十分重大。没有全面依法治国，我们就治不好国、理不好政，我们的战略布局就会落空。

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把握全面依法治国的深刻内涵

推进每一个“全面”，都既要考虑具体情况，更要从“四个全面”的大局来统筹谋划。把全面依法治国放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来把握，深刻认识全面依法治国同其他三个“全面”的关系，有助于我们准确理解全面依法治国的本质特征和深刻内涵。

全面依法治国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由之路。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全面依法治国是目标与措施、目的与途径的关系。战略举措服从战略目标，战略目标依托战略举措。全面依法治国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和必由之路。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必须同步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全面依法治国。从现代化进程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一步，法治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我们要在13亿人口的大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加快推进法治化，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必然选择。

一、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提出、形成和发展

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体现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是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共同努力的结果。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第一次把依法治国确立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被确立为我国的政治发展目标，并提出了到2010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目标。1999年3月，第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理念载入宪法。这是中国首次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公开向世界表明，中国将逐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报告把依法治国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和目标，强调：“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作出战略部署，提出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总任务。提出从制度上、程序上实现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2012年11月，党的报告在十五大、十六大和十七大关于依法治国要求和精神的基础上，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将依法治国方略提到了一个更新的高度。党的报告关于“依法治国”的论述和要求，重点集中在两个字上，即“全”和“快”。“全”是对“依法治国”的“空间”要求;“快”是对“依法治国”的“时间”要求。全面回顾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提出、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总结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成功实践，对于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二、新时期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意义

(一)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迫切要求

法治是调节社会利益关系的基本方式，是社会公平正义的集中体现，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最重要基础。当前，我国正处于一个社会矛盾纠纷持续高发和多发的时期，如果一些领导干部在工作中，缺乏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意识、能力和责任感，就很容易造成对一些事件处理失当、使社会矛盾纠纷进一步激化并且有可能演化成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要使我们这样一个十三亿多人口的大国全面实现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最根本的措施还是要靠法治，要靠全面推进和落实依法治国这一基本方略。只有坚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才能实现政治、经济、文化的和谐发展与社会的全面进步。

(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迫切要求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不但是一场深刻的思想观念变革，也是一次全面的社会制度创新。人们在思想观念方面的变革容易受到体制、机制和制度的影响与束缚，在变革的过程中容也易出现停顿、反复甚至逆转的现象。为了把我们的思想从各种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的传统思想观念中解放出来，我们需要要把法治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有效载体和基本方式，通过制度供给、制度导向、制度创新等形式，有效解决制约科学发展的各种制度方面的空白、缺陷和冲突，切实把科学发展这一重要理念做到制度化、法治化，从而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强大的思想动力和制度保障。

(三)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迫切要求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核心内容是人民民主，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生命力和创造力的源泉，也是我们党始终高扬的一面光辉旗帜。自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我们党成功开辟和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所以我们才有力地保证了人民的民主、权利和自由，保证了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充分发挥，保证了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现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一目标对我们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我们必须全面落实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依法执政的基本方式和依法行政的基本准则，不断提高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水平，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四)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迫切要求

党的明确提出 “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并把 “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写进报告，成为全党上下的共同要求。法治日益受到重视的进程，体现着我们党在不断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执政规律的深刻把握，对执政使命的勇于担当，对执政能力建设的高度自觉，这也意味着党要依法执政、政府要依法行政，领导干部要做到宪法法律至上。 三、坚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不断开创依法治国新局面

(一)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首要前提是要加强立法，切实做到有法可依。经过建国6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坚持不懈的努力， 我国已基本形成了以宪法为统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这使我们在国家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总体上实现了有法可依，这是我们取得的一个重大成就，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法律的基础是实践，随着实践的发展，法律当然也要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对科学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我们要自觉适应新形势和新任务的变化，不断完善立法规划，突出立法重点，坚持立改废并举，提高立法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提高法律的针对性、及时性、系统性。

(二)加强宪法和法律的实施，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尊严和权威

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尊严、权威，是我国宪法确立的一项重要原则。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应当在继续全面推进科学立法工作的同时，把加强宪法和法律实施，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尊严、权威，摆在更为突出的位置。我们要在全社会营造一个人们不愿违法、不能违法、不敢违法的法治环境，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各级行政机关和领导干部都要带头严格执法，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切实维护公共利益、人民权益和社会秩序，为全社会作出表率。要着力提高在工作中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力争在社会主义法制轨道上推动各项工作的开展，切实保障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

(三)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切实保证司法公正

司法权威是法制权威的重要体现。要坚持以公正树权威，以公正促和谐，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职能作用。我们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够感受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各级司法机关都要紧紧围绕这个目标来改进自身的工作，重点解决影响司法公正和制约司法能力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坚持司法为民、公正司法，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优化司法职权配置，规范司法行为，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保证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加强政法队伍建设，做到严格、公正、文明执法，为促进社会和谐、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

(四)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

提高全民法治意识、努力建设法治社会，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坚实基础。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和同志在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推进“法律六进”工作，推动“六五”普法规划深入实施，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要着力引导全体人民自觉遵守法律，使人们在全社会形成有问题依靠法律来解决，守法光荣、违法可耻的良好氛围。要坚持法制教育与法治实践相结合，广泛开展依法治理活动，不断提高社会管理法治化水平。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把法治建设和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自律和他律紧密结合起来，做到法治和德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深情阐述中国梦、布局深化改革蓝图、厉行法治治国、铁腕正风反腐……两年多来，以为的党中央，从党的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部署“全面深化改革”，再到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要求“全面依法治国”、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宣示“全面从严治党”，“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清晰展现。

梦想承载希望、成就未来，是一个国家、民族奋然前行的精神火炬。无疑，中国梦一经提出，迅速点燃了亿万华夏儿女心中的激情，凝聚了亿万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如果说，中国梦是轴心，那么“四个全面”就是轴距，其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实现中国梦的关键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实现中国梦的根本途径，全面依法治国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保障，全面从严治党是实现中国梦的根本所在。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坚持问题导向和科学思维，站在时代和全局战略高度，统筹伟大事业伟大工程，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把握实践新要求，顺应人民新期待，抓住发展新课题，提出并形成的重大战略思想。“四个全面”是新时期党治国理政的战略布局，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行动指南，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根本遵循。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从根本上说是发展问题。所谓发展，就是要适应经济新常态，转到数量、质量、效益并重的发展方式上来，在合理区间内实现经济稳健增长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生态文明和环境保护;所谓全面，就是尽快补齐短板，不让一个人掉队，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扩大人民民主，同时享有蓝天绿水，享有健康身心，享有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

习曾强调：“我们推进改革的根本目的，是要让国家变得更加富强、让社会变得更加公平正义、让人民生活得更加美好。”2015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也是“十三五“规划的谋篇布局之年，站在新的起点上，既需要各级领导干部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以果敢、坚忍、苦干、实干的精神和高超的智慧，做勇于改革的先锋和善于改革的表率;也需要我们每个人都有自觉的责任意识和参与意识，做一名关心社会改革发展的 “积极公民”，成为改革发展事业的建设者、推动者、主人翁。

以律均清浊，以法定治乱。法治是繁荣稳定的基石，法治是执政兴国的支撑。在新的征程中，法治会越来越被重视，依法治国的理念亦逐步深入人心，只要全面建立公开、公平、公正的法治环境，在全社会范围形成尊重法律、敬畏法律的法治氛围，广大群众就能享受到更幸福、更有尊严的美好生活，才能牢牢铸就“中国梦”的基石。总之，要实现经济发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会公正、生态良好，必须更好发挥法治的引领和规范作用。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个国家拥有一个什么样的执政党，这已经不仅事关人民的福祉，更关乎中华民族的命运。全面从严治党，不仅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起着政治保证和组织保证作用，而且是实现中国梦的关键所在。因此，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以严明党的政治纪律为重点加强纪律建设，以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重点加强作风建设，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加强反腐倡廉建设，确保党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

马克思说：“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三大战略举措，“四个全面”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当然，“中国梦”的实现不会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帆风顺。在圆梦的征程中，还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可能会遇到巨大的阻力，遭受巨大的压力，需要趟过深水区、踏过地雷阵，但只要不动摇、不折腾、不倒退，用钉钉子的精神抓好各项工作的落实，一锤接着一锤敲，一寸接着一寸进，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人治与法治是历史上长期存在的两种对立的治国理念和制度。中国历史上的人治与封建专制、小农经济相联系，强调当权者个人作用与权威，“皇权至上”、“君言即法”、“口含天宪”。人治社会也是有法律的，封建思想家曾提出：“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发者弱则国弱”但那是约束普通民众的法，皇帝个人权力不受任何法律制约。在人治社会里，社会的稳定、进步完全取决于当权者个人的贤明。所谓法治即法的统治，强调法律作为一种社会治理工具在社会生活中的至上地位，要求用一整套完善的法律制度管理国家、约束全体社会成员。现代意义的法治是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统治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正是资产阶级法治才保证了资产阶级民主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创造了近代西方文明。尽管人治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对维护封建秩序不失为一种方法，但从历史发展长过程看，法治优于人治的结论无需争论。资本主义制度比封建社会进步，一个重要原因也在于此。与人治条件下统治者个人意志至上及其多变性、随意性相反，法治则强调稳定的、制度化的社会规范，以此作为社会治理的最高规则。虽然法律也是由人来制定的，而且法治也不排斥人的作用，但从法律的制定、执行到修改都必须按照法律本身制定的规则进行，人只能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发挥作用，而不能超越法律，这是法治的内在要求和与人治的最大区别。历史上，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由于资本主义不发达、封建影响根深蒂固，加上在进行革命、夺取政权的斗争中实行高度的集中统一领导，领导者人的个人作用往往显得很突出，胜利后这些传统延续下来，没有及时发展党内民主、人民民主民主并使之制度化，因而几乎都存在人治大于法治的情况，从权力过于集中于个人、个人崇拜滋长开始，发展到后来，就是人治取代法治。这种情况在中国也发生了，1950年代后期国家经济、政治上的一系列错误，都与此有关。痛定思痛，邓小平于1992年以质朴的语言讲道，“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历经曲折之后在认识的巨大飞跃。历史表明，一般性地承认法律重要还远远不够，只有时刻警惕以人治取代法治，牢固树立法治的至高权威，在法治基础上发挥人的作用，才能把依法治国方略贯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