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多余人论文范文资料

论俄罗斯文学中“多余人”的人物形象 在19世纪俄国文坛上，曾出现了一条“辉煌灿烂”的“多余人画廊”。在这画廊中耸立着许多具有一定“文化”高度的典型。他们是普希金笔下的叶甫盖尼·奥涅金；莱蒙托夫《当代英雄》中的毕巧林；屠格涅夫《罗亭》中的罗亭；冈察洛夫《奥勃洛摩夫》中的奥勃洛摩夫等。在这些人的灵魂深处一半蕴藉着先进的民主革命意识，闪烁着为祖国进步而奋斗的思想光芒，迸发着积极寻求真理和人生崇高目标的火花；而另一半则被西方利己主义和怀疑主义的消极思想所侵蚀，他们在情感与理智的悖逆中，形成了二重矛盾的性格和复杂的生命形态：个性意识的觉醒，使他们萌发去寻找精神解放的途径，而自身性格软弱的钳制，又使他们找不到新生活的定位，徘徊、孤独、苦闷。他们既不满俄国社会现状，愤世嫉俗，但又不愿站在人民一边，精神上无所寄托。他们一面觉得在鄙俗的上流社会无以容身，但又对上流社会以外的生活同样感到索然无味。因而到头来尽管不甘心沉沦却又无力超出社会的束缚与羁绊。他们只能是否定和怀疑的精灵，是一群生活理想的“迷惘者”，努力寻求自我实现，终因不能在生活中获得自我价值的实现而变成了“多余人”。关于“多余人”这个概念早在普希金的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第八章的一种译稿中就出现了，写到奥涅金时有这样的两句：有人远在他们之外，像多余的东西茕茕孑立。后来俄国评论家赫尔岑给“多余人”下定义说“他们充满高贵的愿望，但羽翼折断，眼睛看到哪里就奔到哪里：他们想隐遁起来，避开生活，这是多余的，没有益处的人。” 文学反映青年的生活已形成诸多传统的主题，“多余人”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群体。同创世英雄、寻梦者和毁灭者等类型相比，“多余人”题材更具绵延性、复杂性和普及性。 一、 近现代研究“多余人”形象现状一瞥回眸我国对“多余人”形象的研究，首先是从俄国“多余人”形象入手，进而对世界文学之中与俄国“多余人”相类似的典型进行探讨，从狭义到广义的比较研究中萌生出一个新命题，即“多余人之世界性文学现象”。（1）对俄国“多余人”的认识我国对俄国“多余人”的认识主要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研究，我国评论界几乎一直囿于“多余人”是俄国文学“特产”的认识阶段，普遍惯性地使用这个定型的结论。而各个历史时期对这一形象的认识都基于时代所需，是一种“感性”的理解。在动乱前，我们对俄国文学的介绍、翻译和研究倾向是“以我所需”、“急我所用”、“拿来天火”给苦难的大众为我们解决燃眉之急的现实斗争服务。这是个“全面肯定”的时期，我们对“多余人”身上的觉醒和抗争的积极方面，给予了最充分的关注，却有意无意地疏忽了他们身上的消极方面。进入极左时期，对俄国文学的研究进入冰冻，“多余人”真正变得多余，并销声匿迹。总体上，这个阶段我们对“多余人”形象的认识基本上处于一个分散的初级认识阶段，对“多余人”也多是从介绍的角度进行普及性传播。第二阶段是20世纪末的20年至今，这一阶段进入理性化思考。一大批对“多余人”问题的研究论文逐渐在广度和深度上有新的开拓，主要归纳为下面几个方面：其一，对读者熟悉的非“多余人”典型重新审视，发现了“新”的“多余人”。不满足于已有定论，勇于开拓发现。有文章指出“达吉雅娜与奥涅金一样，只有觉醒，没有真正的反抗”，认为达吉雅娜也具有“多余人”的色彩。其二，对于那些原本公认的“多余人”形象或提出质疑或重新评价。其三，从整体上对俄国“多余人”产生、发展情况、进步意义等重要问题作了有益的探索。在刘亚丁的专著《十九世纪俄国文学史纲》一书中提出俄国“多余人”产生实际上“是外来文化撞击古老俄国的结果，外来文化第一批接受者是青年贵族，他们无法停息被撞击后的震荡。”同时这个高峰时期俄国“多余人”的影响，也唤起了我国一代青年的觉醒和一代作家的创作。（2）“多余人”现象的初步联网以俄国“多余人”为稳固的经线，我们打破国界，在“多余人”研究中出现横向“联网”。评论家首先把视线投向了中国近现代文学中的“零余者”和“孤独者”。如《屠格涅夫和郁达夫的“多余人”比较研究》、《论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孤独者”》。同时也将目光投向了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如《贾宝玉和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贾宝玉与奥涅金之比较》等。其次，评论者在日本和法国文学中找到了俄国“多余人”的兄弟。日本古典名著《源氏物语》中的光源氏形象，被认定为世界文学画廊里一个典型的悲剧性的“多余人”。有的论述了日俄“多余人”的相似之处后，还从价值观、伦理、思维方式和民族心理等方面阐释了日俄“多余人”的差异。另有把法国的“世纪儿” 和“孤独者”联系起来，启示我们追溯中法文学的姻缘。对于中日“多余人”之异同也有专文进行了论述。以日本“私小说”为切入点，阐述了对中国“零余者”的影响。（3）一个新命题的萌生——“多余人之世界性文学现象” 对于世界近200年间的“多余人”现象，沿着二百多年的不断的发展历史轨迹，得出了“多余人的演化”轨迹。从18世纪末维特的出现为起点，其后是19世纪初“世纪儿”的“世纪症”蔓延，几乎与此同时“拜伦式英雄”和哈洛尔德震动欧洲；到了19世纪20至50年代，俄国的“多余人”以强大的阵容和整齐的队伍跻身于世界文学之林；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的“逃遁者”面世，中国的“孤独者”、“零余者”便接踵而至。而到了20世纪中期，美国的“反映雄”虽然姗姗来迟，却与法国的“局外人”、英国的“愤怒青年”和德国的“新维特”，互相呼应，携手问世，构成了当代“多余人”联网。这一联网真正实现了歌德最早提出的“世界文学的梦想。从“世界文学”发展的总体态势和各国文学的自身的实际来重新审视“多余人”现象，就不是孤立的研究，有利于促进各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共同发展。经全方位普查和多角度扫描，评论界定质定量地给世界“多余人”现象得出一个纵横交叉的历史发展模式，得出这样一个简略的图示：（美国） “反英雄” （20世纪中） （中国） “孤独者” （20世纪初） （日本） “逃遁者” （20世纪初） （俄国） “多余人” （19世纪前叶） （英国） （英国） （德国） （法国） （法国） “愤怒青年” “拜伦式” “维特热” “世纪儿” “局外人” （20世纪中） （19世纪初） （18世纪末） （19世纪初） （20世纪中） （德国） “新维特” （20世纪中） 本图示基本表示出世界各国文学在相同和不同历史阶段，出现的相近“多余人”类型的各自姓氏代号。每个代号的专用名称几乎都包含着一个群体系列。同时图示中的国际性的排列组合，克服了本土文学的自足性和排他性，反映出互相交融、理解和创造的新局面。 二、“多余人“形象研究之我见（1）“多余人”的特征 “多余人”是多棱多角多面的立体，身上混杂着复合的色彩，反映了复杂的人生。他们是思想上的“报晓的先觉者”，行动上则是“贫乏的残疾者”。他们是属于精神世界中最鲜活和最忧郁的“精神贵族”。用一句话概括，“多余人”的心理特征是，意识和意志的不相协调。意识上的“巨人”和意志上的“矮子”，这也是“多余人”大起大落的精神历程和悲剧。他们有勇气从厌恶的环境中拔了旧根，却找不到适宜的土壤扎新根，成了“无根浮萍”、“身外客”、“局外人”、“逃遁者”、“隐身人”。（2）国度“多余人”典型的分析 ①自省和探索——俄国“多余人” 俄国“多余人”的精神探索，具有东方人的忧患意识和民族的整体特征，在民族兴亡中实现个人的价值。这使俄国“多余人”闪耀着某种灵光，格外动人，而且更富有生命力和感染力，或许这也是俄国“多余人”在文学家笔下获得不朽价值的重要原因之一。俄国“多余人”是从俄国的旧文化和欧洲新文化撞击融合的血肉土地上产生出来的。这是“多余人”产生的一般性回答。俄国盛产“多余人”特别是从贵族阶级中不断地裂变处“多余人”，与俄国贵族阶级所处的特殊历史地位有着密切关系。另外，在这些反映传统主题的杰作里，我们明显地看出文学家本人的精神和心理与他所塑造的主人公的亲缘关系。因此，这些“传统主题”中的贵族青年形象在一定意义上是作家的精神的再生儿。 ②东方隐士——日本“逃遁者” 无论是二叶亭四迷《浮云》的主人公内海文山，还是夏目漱石作品中塑造的一系列日本式“多余人”形象，都表现出“隐士”的特点。他们是“内向的”，拘谨、沉重、迟缓，远没有欧洲和俄国“多余人”那种无所顾忌的洒脱、豁达和冒险精神，但它们具有更强的忍耐力和承受力。首先是旧思想的强大和根深蒂固，羁绊着“多余人”新思潮的萌发；其次，东亚文化儒释道的精神和日本民族传统的打“和”精神对他们“隐士”精神的造成有着密切的制约作用。日本“逃遁者”是东方文学中最早出现的一批“多余人”形象，它为年轻而短暂的日本近代文学开拓了现实主义道路。同时也为中国“零余者”的诞生不断吹来了春风。 ③最具社会和民族责任感——中国“零余者” 从郁达夫笔下的自叙的“沉沦者”到鲁迅笔下的孤独的魏连殳，从丁玲笔下的沙菲到巴金《爱情三部曲》中的周如水，从老舍笔下的祁瑞宣到钱钟书《围城》中的方鸿渐，中国“零余者”蜂拥而来。古老的封建王国在不可避免的社会大变革中，开始整个民族的蜕变，走向现代化社会的历史性转变轨道，是中国“零余者”大批萌生的文化背景。同时，20世纪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加速，成为了中国“零余者”的催生剂。“五四”时期中国觉醒的知识青年，与近代西方意识的接轨决定了中国“零余者”精神含量的丰富性和深刻性，决定了中国“零余者”思考的浓缩性和情感的强烈尖锐度。（3）“多余人”形象的巨大魅力首先来自形象本身所蕴含的丰富的社会内涵，这是由“多余人”的崇高的悲剧性格所决定的。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任何一个社会人都一定处于社会关系网络中的某个点上，而对于“多余人”来说，他们恰恰处于社会关系网络的最敏感点上，因而他们的性格悲剧也就成了历史的必然。而且较之一般性像，他们更集中、更深刻地反映着社会关系两极的对立和冲突，或者说，他们本身就是社会关系两极尖锐对立和激烈冲突的产物。 其次，“多余人”都具有性格缺陷，因而形成其悲剧的性格特征。在灵与肉、理智与感情的冲突中往往陷于强烈的内省和忏悔意识。从而产生一种深刻的“内源性”忧郁症。在这种复杂的性格中，才真正体现人物性格真实的美，同时产生复杂的美学效应，使读者获得悲与喜交融、崇高与滑稽相混杂的复杂深刻的审美感受。这就是多余人形象具有强大感染力的美学原因。阅读“多余人”，走进他们的世界，你能在他们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瞬间发现“自我”，产生共鸣，带来思索。 参考书目： 1、《“多余人”论纲——一种世界性文学现象探讨》，张伟著，东方出版社，1998年 2、《比较文学基本原理》，方汉文编，苏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 3、《东西方跨世纪作家比较研究》，张承举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 4、《《叶甫盖尼.奥涅金》，普希金，译林出版社，1996年

1、叶甫盖尼·奥涅金

普希金长篇小说《叶甫根尼·奥涅金》中的主人公，是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多余人”，小说中的主人公奥涅金也算是一个饱学之士。

父亲病故后，奥涅金的家产被债主分割殆尽，恰好此时他得到了刚死去的伯父在一个村庄的巨大家业。

于是，对上流社会日益感到厌倦的他搬迁到了这个村庄，并认识了少年诗人连斯基，由此结识了其未婚妻奥列加一家。奥列加的姐姐，沉默秀丽的达吉雅娜对奥涅金一见钟情，禁不住写了一封情信给他，却遭到了后者冷漠的拒绝。

奥涅金应邀参加达吉雅娜家中举行的宴会，心绪不佳的他故意和奥列加亲热而激怒了连斯基。感到受辱的连斯基与奥涅金进行决斗，结果死在奥涅金的枪下。懊丧的奥涅金离开了村庄。

达吉雅娜不久也离去，后来嫁给了一位将军。婚后一年，达吉雅娜与奥涅金在社交场合上重逢，此时的她已是一个善于交际的贵妇人。

奥涅金无可救药的恋上了她，并写信给她，然而最后得到的答复是：我爱你，但我已经嫁给了别人，我将一辈子对他忠实。

2、别里托夫

别里托夫，赫尔岑小说《谁之罪》的主人公，平民知识分子克鲁齐费斯基 大学毕业后，到退职将军涅格罗夫庄园当家庭教师，与将军的私生女柳芭卡恋爱而结婚，过着独立而平庸的 小康生活。

这时，贵族青年别里托夫从国外回来，他渴望有所作为，但脱离实际以致 一事无成，可却因对社会的不满赢得了柳芭卡的爱情，而他自己也恋上了柳芭卡.克鲁齐费斯基得知后，非常痛苦，整天绝望地向上帝祷告， 借酒浇愁。

别里托夫则感到破坏了他人家庭幸福，十分懊悔，重又远走国外；柳芭卡亦陷入极度痛苦之中.作品通过克鲁齐费斯基的家庭悲剧。

以及对众多人物形象的塑造，揭露了造成这一切的真正的罪魁祸首——停滞、愚昧、专横的俄国社会 生活方式及其封建 农奴制基础.作品运用现实主义手法，出色地塑造了又一位“多余的人”别里托夫的 典型形象。

3、毕巧林

毕巧林（莱蒙托夫《当代英雄》的主人公）是一名贵族军官，天资聪颖，才智出众，对由当时环境支配下的那种空虚无聊生活感到失望，但又没法摆脱，因此苦闷彷徨，甚至玩世不恭。

“狂热好动 ”与“人格分裂”是他的两大个性。作为第二代“多余人”，毕巧林比奥涅金更有才能，因而其悲剧性也更深刻。

4、罗亭

罗亭，（屠格涅夫同名小说的主人公）聪明、热忱、好思想、善辞令，向往真理、憧憬未来；但由于当时的社会条件，加之本人脱离人民、缺乏毅力，他无论是在社会事业上还是在爱情事业上都碰了壁，遭到惨败。

绝望之余，他只好承认自己的“无用”与“多余”，“生来就是无根的浮萍”，最后默默地在1848年6月巴黎墓战中牺牲了，临死前手里还拿着一面红旗。罗亭的最大特点是“夸夸其谈”，“坐而论道”，缺乏实干精神。

5、奥勃洛摩夫

奥勃洛摩夫，（冈察洛夫同名小说的主人公）是最后一个“ 多余人”典型，尤其龌龊不堪。他虽说生性善良、颇有教养，但由于祖传的庄园领地和 300多个农奴供其享用，故无忧无虑，无所事事，天长日久便失去了意志和兴趣，养成了悠闲散漫、好吃懒做的习惯。

他害怕任何变动，无论友谊、爱情都没法使他振作，只知道成天躺在沙发上，直到最后默默地离开人世。作者通过这个人物反映了当时俄国生活的停滞，以及社会上要求变革现状的愿望。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多余人

中国二三十年代文学史上的几个主要“多余人”形象是：鲁迅笔下的涓生、巴金笔下的觉新、柔石笔下的肖涧秋、叶圣陶笔下的倪焕之、曹禺笔下的周萍等等。 鲁迅的第二部小说集《彷徨》，收入了他在1924至1925年创作的11个短篇小说。其中的一些篇什，多适应当时文化界阶级分化的形势，对几个接受了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进行探索，描述其痛苦与挣扎，也反映其在个人奋斗路途上的破产。但鲁迅毕竟是鲁迅，他笔下的这些人物并不完全等同于一般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自我表现。他们是革命阵营中首先觉悟的部分，但其个人抗争是软弱无力、一事无成的。其个人解放并不能离开社会解放单独完成。《彷徨》比起《呐喊》来尽管多了些忧郁的情绪，但笔法更冷峻，现实主义的力度更深刻，对于旧社会的分析与批判也更成熟、内在了。 当挪威现实主义剧作家易卜生的作品《娜拉》传至中国以后，在“五四”时期的中国引起过长时期的强烈的社会反响。人们开始热烈讨论爱情、婚姻等重大问题。为此，鲁迅撰写了《娜拉出走之后》等一系列文章，提出了自己的正确观点。此外，他还创作了他一生中唯一的爱情题材小说——《伤逝》，具体、生动地回答了大家：在当时的中国，获得了爱情自由以后，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吗？不！绝对不可能！单有成功的婚姻还远远不够，只有消灭旧礼教，打破旧制度，才能达到持久的幸福。《伤逝》的主人公涓生，在他与子君达到个性解放与婚姻自由的目的，勇敢地冲出旧家庭、建立新家庭后，他们原以为从此美满顺利，结果一系列现实问题马上出来了：子君妄图扯紧涓生的衣角走路，让小家庭生活麻痹他的意志；当失业的打击到来时，子君就无以自处了。涓生起初还是有思想、有追求的，急于“救出自己”，视子君为累赘，想甩掉她。就这样，爱情濒临破灭的边缘，最终两人不得不分手。子君回到自己家里以后，性格懦弱的她，因受不了父亲的严威与旁人的冷眼，不久即郁郁而死。为此，涓生陷入了深深的悔恨和悲哀当中。他彷徨，探索。然而，新的出路又在哪里呢？他仍然迷惘。小说把批判寄托在事实的描述和感情的抒发里。鲁迅既以人物的遭逢来谴责社会的压力，同时又对知识分子的弱点进行了深入的剖析。 在《彷徨》中，鲁迅还描绘了另外两个“多余人”形象。《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本来也是个有理想、有作为的青年；可是，在几经波折之后，便变成了一个“敷敷衍衍，模模糊糊”的人士，把他的精力与时间消耗在那些没有意义的事情上面，既然不能自拔，也便失去了一切决断的能力与战斗的意志。《孤独者》中的魏连殳，曾经是个挂着“新党”头衔的赫赫人物，所以黑暗社会给予了他很大的打击，弄得他承受流言与失业的威胁，几乎要到挨饿、乞讨的卑下地步。结果他不得不向恶势力妥协，做了一个旧军阀（师长）的顾问，躬行“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并且以一种愤懑无奈的心情与玩世不恭的态度来对待人生，对待社会，最后带着强烈的精神创伤，寂寞无助地死去。《在酒楼上》与《孤独者》反映了革新势力与传统势力间的尖锐对立，弥漫着革命退潮时期的沉重历史气氛。鲁迅以无比激愤的心情，描写角色悲惨的遭遇与强大的痛苦，同时无情批判了他们性格上的弱点。对于教育知识分子认识自己的处境，抛弃旧的生活道路，这无疑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家·春·秋》是巴金的代表作，由3部连续性长篇小说组成，作者称之为“激流三部曲”。尤其第一部《家》最为光彩夺目。它创作于30年代初，描写了发生在20年代初四川成都一个高姓大家族中的故事。其中，觉新是作者刻画得形象最丰满的一个典型。他思想矛盾、性格复杂，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成功的“多余人”之一。作为同样的一位青年，他也曾为新思潮所触动，偶有奋发进取、希求新貌的一面；他善良，正直，尽管他自己不想作封建家族的叛逆者，却保护了他那些敢于反抗与斗争的弟妹们。但更重要的是，由于背着因袭的重担，长期接受的封建正统教育，以及长房长孙（“大少爷” ）的地位，使他对旧家庭、旧制度一直抱着幻想，留恋难舍。觉新性格懦弱，缺乏“新生”的勇气和力量，面对封建恶势力的重重压迫，他一方面悲痛伤感，另一方面又无可奈何，只得逆来顺受，得过且过。他既成了旧制度的牺牲品，同时又不断充当着旧制度的维护者。对此，作者批判和否定了觉新屈从于封建势力的“作揖哲学”、“无政府主义”，同时，对他内心中的矛盾与痛楚又寄予了应有的同情。巴金在该小说中还塑造了另一个形象——“新人”觉慧，他是觉新的弟弟，敢作敢为，积极革命，并将他与觉新形成鲜明对比，告诉读者这样一个道理：如果对旧制度、旧势力迁就妥协，就必定会成为旧制度、旧势力的牺牲品与殉道者；只有摆脱其羁绊，奋起抗争，青年人才能争得“ 美丽的青春”。 肖涧秋是又一个典型的中国现代“多余人”。他是小说《二月》的男主人公。《二月》是《左联五烈士》之一、鲁迅极为赏识的青年作家柔石的代表作，出版于1929年11 月，反映了大革命时期浙江省偏远乡镇的生活。作品通过描写肖涧秋的生活经历和遭遇，再现了旧中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动荡不安时代里的苦闷、彷徨与探索。自师范学校毕业以后，肖涧秋长期在外漂泊奔波达6年之久，几乎跑遍了大半个中国；等到他实在觉得厌倦了，便来到一个名叫芙蓉镇的小地方，希图过一种安静的生活。然而，芙蓉镇并非“世外桃源”，缺乏宁静与平和，肖涧秋很快就被卷入了其矛盾斗争的漩涡当中，他对自己在大革命中牺牲的老同学的妻子儿女分外同情，预想用个人的努力来救助文嫂一家，以改变孤苦善良者的不幸处境。结果，这遭到了一些别有用心的歹人与愚昧冷漠的俗人的诽谤、攻击和鄙视、不解。同时，他与陶岚的自由恋爱，也引起了有些人的嫉妒和仇恨。最终，孤儿的夭亡、文嫂的自尽，给了肖涧秋深重的打击；他无力改变现实，又不愿意随波逐流，于是不得不逃离芙蓉镇，一走了之。肖涧秋是一个“极想有为，怀着热爱，而有所顾惜，过于矜持”的人，是一个游离、彷徨于大革命时代的青年知识分子典型。他终于没有成为一枚齿轮，只好还原为一粒石子。柔石通过主人公的失败和几种知识分子倾向的描绘，揭露了当时的黑暗社会现实，同时在客观上也对脱离现实的人道主义与个人奋斗进行了否定，让人们由此“照见自己的姿态”，去思考与探求人生道路。《二月》受到过鲁迅先生的好评，对其相当不错的思想价值与艺术水平给予了充分肯定。当然，它也存在一些缺点：对肖涧秋的同情过多，而对他身上的消极成分剖析不够深，情感有些低沉，也没能给知识分子们指出一条新的出路来。 在作者的另一部作品《旧时代之死》中，柔石还塑造了另一位“多余人”形象—— 朱胜yǔ＠①。长篇小说《旧时代之死》初稿写成于1926年春夏，1929年8月经鲁迅推荐而得出版。它描写“一位落在时代的熔炉中的青年，8天内所受的‘熔解生活’的全部经过”。作者“收拾青年们所失落着的生命的遗恨，结构成这部小说”。其主人公朱胜y ǔ＠①原来就是一个热情洋溢、富有抱负的青年，由于乃父去世，他的家道衰落，导致他失学、失业，甚至病倒，精神上陷入了痛苦的深渊。他也由此看穿了社会“残暴与专横的辗转、黑暗与堕落的代替、敷衍与苟且的轮流”的真面目，故而憎恶它，想对它发起抗争。但是，朱胜yǔ＠①又缺乏抗争的勇气和力量，看不到光明的彼岸，于是深感压抑、痛苦与彷徨。“一种旧的力压迫他，欺侮他；一种新的力又引诱他，招呼他。他对于旧的力不能反抗，对于新的力又不能接近，他只是在愤恨和幻想中，将蜕化了他的人生；在贫困和颓废中流尽了他一生的泪”。后来朱胜yǔ＠①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住在尼姑庵里，并把其中的尼姑奉作精神的母亲，皈依她所提倡的“一切皆空”的人生哲学。他坚决反对封建包办婚姻，所以当得知朱婚妻自尽以后，他内疚、绝望、厌世，最后只好也服毒自杀了。这部小说展示了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动荡黑暗的大革命年代，既无勇气与决心投入群众的革命洪流，又不愿与旧社会同流合污，因而犹豫、徘徊、悲观、绝望，最终归于毁灭。在其《自序》中，作者宣告：“我是意识地野心地掇拾青年的苦闷与呼合，凑合青年的贫穷与忿恨；我想表现着‘时代病’的传染与紧张。” 作者把朱胜yǔ＠①看作是“这个时代的象征”，并“寄希望这旧时代，同他俩一同死亡”。对主人公的不幸遭遇，作者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可是，对他的脆弱、悲观和厌世，作者也作了毫不留情的批判。柔石在作品中揭露和控诉旧时代的罪恶的同时；还通过主人公自杀前的呐喊等形式，透露出对美好理想的憧憬和对革命前程的探求。小说《旧时代之死》尽管仍存在基调低沉等缺点，但对于当时“站在新时代台前奋斗，或隐在旧时代幕后挣扎的朋友们”，都是有一定的启发与教育作用的。它曾得到过鲁迅先生的好评，称它“总算是一部……优秀之作。” 叶圣陶笔下的倪焕之是第4个重要的“多余人”。《倪焕之》曾被茅盾称为二三十年代中国文坛的“扛鼎之作”。它以小学教师倪焕之的生活经历作为线索，形象地再现了 “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五卅运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大革命失败等重大历史事件的真实面貌。倪焕之是个既有时代特征，又有鲜明个性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对待教育与革命的关系上，他始终站在超政治超阶级的立场，将两者对立起来，而陷入了唯心主义二元论的泥淖。由于受辛亥革命的启蒙，倪焕之萌发了初步的民主革命思想。同时，他还受到了教育至上的改良主义思想影响。他与蒋冰之合搞“革新教育”，就是企图以教育改造社会、代替革命。“五四运动”的狂潮把他从家庭、学校推入了社会，使他认识到了自己鄙视政治、脱离实际、“教育至上”的严重错误。他开始把教育同革命联系起来，要求自己“做个革命的教师”。但是，由于仍然没有脱离二元论的窠臼，他始终把教育与革命等量齐观，认为教育是革命的主要内容，甚至是“凭借”。“五卅运动”中，他的思想有了一次飞跃，肯定了工农的伟大作用，喻其为“万古煌耀的太阳”，而他自己，“飞行的终点正就是这个太阳”。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中，倪焕之身上具有了更多的政治色彩，成了左派革命党人，一个激进的革命者。然而，他脑海中潜伏的“教育至上”观并未得到彻底清算，不时阻碍着他的进步；当工人起义进入白热化阶段后，他却闭起门来起草乡村教育计划，将发展乡村师范当作一帖 “能收百效的药”。而当起义胜利之日到来时，他依旧固步自封，没想到要从根本上推翻旧制度，摧毁旧教育，而仅仅对原有的教育体系作些措施、方式上的细枝末节改革，也便暴露了其改良主义的危害性与反动性，因此，到了小说末尾，与将介石磨刀霍霍扑向工农政权与共产党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惨遭失败之际，倪焕之一下子堕入了苦闷的深渊，消沉、颓废，对前途丧失信心与希望，郁郁病死，结束了自己年轻的一生。倪焕之的人生故事，体现了中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追求真理、走向革命的历程中，其艰难、曲折、复杂。同时，读者也可以从中看出历史潮流对一个人的有力影响。倪焕之的身上包含有作者叶圣陶的一些影子。作品对他昔日所搞的“革新教育”破产的描写、“教育至上”思想的批判，实际上也就同作者本人过去的某些改良主义认识作了彻底的否定、摒弃、清算。所以，这部小说是不同寻常的。 第5大中国“多余人”形象是曹禺剧本《雷雨》中的周萍。《雷雨》是曹禺在1933年创作的第一部剧本，这也是作者的代表之作，它反映了在北方都市里大资本家周朴园家中矛盾、复杂的人际关系。剧中的周萍是一个悲剧式人物。他是周朴园的长子，按理说应该成为家里的宠儿、周朴园事业上的当然继承人。然而不幸的是，他只是周朴园与当年周家侍女鲁侍萍的私生儿，生活在没有母爱、只有父严的家庭中。尽管他在物质上养尊处优、吃穿不愁，但在精神上则是十分的苍白，空虚、苦闷、压抑。他的出身、教养和生活环境，造就了他自私、虚伪、玩世不恭却又犹豫怯懦的极其矛盾、复杂的性格。这种性格表现在各个方面：一方面他竭力要维护父亲的尊严与威信，维护父亲亲手建立起来的“最圆满、最有秩序”的家族利益；另一方面他又诅咒父亲、诅咒家庭，并且以其不轨行为直接破坏父亲的声望，损害周家的利益。为填补精神上的空虚，他一时感情冲动，占有了自己的后母繁漪，乃铸大错。可是，为了自救，为了寻找新的刺激，他又将繁漪遗弃，却把同父异母的妹妹四凤给诱，陷入更加无法自拔的苦闷的深渊。他企图继承乃父的衣钵，但又缺乏乃父那种创业的意志、魄力与手腕。他虽然没有资产阶级兴家立业时的“雄心”，却有其荒淫无耻、贪图享乐的劣根性，还有封建没落时期的颓废和消沉。他虽然有重新开始另一种生活的愿望，却不幸生活在封建势力已日薄西山、行将就木，而资产阶级亦日益腐朽、软弱无力的衰亡时代。这个时代，绝不会给他提供任何改良现况的物质与精神力量，只是以他的灭亡而告终。正如作者所云，他不过是一个“美丽的空形”，一个没有生命价值的纨绔子弟。周萍是其父亲周朴园罪恶的产物，同时也是周朴园罪恶的延续与代价。故作者曹禺在《雷雨·序》中写道，他创作这部剧本，就是为了“发泄着被压抑的愤懑，毁谤着中国的家庭和社会”。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多余人”典型，主要就是涓生、觉新、肖涧秋、倪焕之、周萍这5个。从涓生到周萍，我们同样可以看出，由于社会越来越黑暗，矛盾越来越激烈，“多余人”也变得越来越羞耻、可恶。这与俄罗斯的同类现象的发展轨迹，简直如出一辙！此外，前文提到的魏连殳、吕纬甫、朱胜yǔ＠①3个，也是相当重要的“多余人” 形象。在下文中，笔者想再谈及几个较重要的人物。 茅盾的早期作品，创作于1927年前后的《蚀》三部曲，是由《幻灭》、《动摇》、《追求》3个中篇小说组成。其中的《追求》描写了大革命失败后一批从革命队伍中游离出来的青年知识分子（包括“大时代中一小卒”张曼青、“半步主义者”王仲昭，以及曹志、章秋柳等人）的生活、思想与精神状态。他们在白色恐怖之下，苦闷、彷徨。可是，他们仍不甘心消极，还要继续努力，希图对社会有所贡献；但由于没有正确思想的引导，其追求就带有很大的盲目性，不得不处处受阻。他们都是人生的迷途者，其命运必然是可悲之极，或消沉厌世，或盲目乱闯，或任性放荡，或自甘堕落，而演绎出一幕幕“幻灭”的悲剧来。 郁达夫小说《沉沦》（1921年出版）的主人公“他”也是一个“多余人”典型。“ 他”作为中国留日学生，性格忧郁孤癖，同时又多愁善感、内心自卑，甚至有变态情结。这个“弱国子民”沦落在异国他乡，在强烈的民族歧视气氛中，他那强烈的爱情要求又遭到压抑和扭曲，因而失望、忧伤、羞怯、悲哀，最终发展为性变态。“他”先是手淫——“被窝里犯的罪恶”，继而偷窥旅馆主人的女儿洗澡，去野外偷听男女幽会时的私语，直到本人跨进妓院，结果是投海自杀。“他”始终觉得周围的人都在怀着恶意把眼光射到他的背脊上，瞧不起他，故而感到十分孤寂。而这都是因为他是中国人。他在心里喊道：“中国呀中国，你怎么不富强起来，我不能再隐忍过去了”。在最后投海自杀时，他又运眺祖国方向，撕心裂肺地喊道：“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分明是作者本人在喊，而非一个变态患者。作品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反映民族歧视心理给主人公造成的巨大精神创伤。但是，更重要的还是主人公自己性格上的矛盾、冲突，这不能不说是基于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本质在认识上的局限性。“他”身上包含着作者郁达夫突出的“自传”色彩。郁达夫在创作完《沉论》之后还回忆它说：“人生从十八九到二十余，总是要经过一个浪漫的抒情时代的，当这时候，就是不会说话的哑鸟，尚且要放开喉咙来歌唱，何况乎感情丰富的人类呢？我的这抒情时代，是在那荒淫惨酷、军阀专政的岛国里过的。眼看到故国的陆沉，向受到异乡的屈辱，与夫所感所思，所经历的一切，剔括起来没有一点不是失望，没有一处不是忧伤，同初丧了夫主的少妇一般，毫无气力，毫无勇毅，哀哀切切，悲鸣出来的，就是那一卷当时很惹起了许多非难的《沉沦》”（见《忏余独白》）。 郑振铎早期的短篇小说《淡漠》（1923年）很有些近似于鲁迅的《伤逝》。一对“ 五四”时代的青年学生文贞与芝清，因志同道合而实行自由恋爱，并各自摆脱了原有婚姻的束缚。但是，由于他俩彼此对“人生目的”的看法、态度各不相同，再加上文贞把恋爱看得超过了一切，太过理想化，必定酿成最后的悲剧。其同居的开始，亦正是其分手的起点。《男方芝清》经过生活的磕碰，变得现实、世故、随波逐流起来。对此，文贞深表不满，由挚爱他而淡漠、消极、悲观，以至于幻灭。这时她认为：他俩已生活在 “两个绝不相同的思想世界上”了，分手不可避免。 沙汀创作于“抗日战争”期间的长篇小说《困兽记》，大规模地反映了国统区后方知识分子的生活与遭遇，描写他们蜗居于四川某小城镇中，在时局扭转后的苦闷、抑郁、愤怒和追求。一位从前线归来的旧友唤起了他们抗战初期宣传抗日的热情；但当他们重新筹备演剧活动时，却因为不容于反动当局而归之失败。小说以此情节为主线，还穿插着因生活苦闷而发生的爱情纠葛。在这群小知识分子身上，同样存在着浓浓的“多余人”性格：虽然希望有所作为，但终因力量弱小，并且内心彷徨，结果一事无成，纵使有激情，如果缺乏实干精神，优柔寡断，脱离群众，而又眼高手低，岂非徒留笑料？ 总之，通过以上众多“多余人”形象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学史上，由于时代背景类似，由于作家们自己的出身、经历、思想也相近，创作出了一批与19世纪俄罗斯文坛的“多余人”典型大同小异的文学形象来。如果要再深入分析，他们之间在产生、表现、结局上尚有些许的差别，而各个人物也有具体的不同；但是，在更多方面，他们还是出入不大的。中国的现代作家们从俄罗斯文学中得到启发，汲取精华，为我国的文学事业作出了其杰出的贡献。这一批光彩夺目的“多余人”典型，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人物长廊中都占据着比较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