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关于财政学论文的题目

1997年下半年，始发于泰国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冲击，全球贸易和经济增长明显减慢，中国经济也受到了严重影响。在当时严峻而复杂的国内国际经济环境下，中国政府审时度势，果断地调整了宏观调控策略，实行了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一、对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理念长期化的隐忧由于我国目前的市场态势，总体上已由“经济短缺”过渡到“经济过剩”，“经济过剩”有可能成为我国今后经济运行中的一种“常态”。对此问题的关注，实际上反映了大家对我国近几年大规模财政赤字及政府偿债能力的担忧。首先，“扩张性”财政政策（即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实施，从短期看，的确能促进经济的增长，这一点是没有任何疑义的。但是，不管哪个国家，“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实施，最终都要受到国家财政能力的制约，没有足够的财力做后盾，长期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是难以支撑的。虽然从1999年我国的国债负担率和居民应债能力两个指标来看，我国的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为12．93％（国际公认的安全警戒线为60％左右），国债余额占居民储蓄余额的比重为17．60％（国际公认的警戒线为30％左右），说明我国国债的发行仍有较大的余地；但从国债偿还率指标来看，我国1999年国债还本付息额占当年财政收入的比重达16．8％（国际公认的安全警戒线为10％左右），已大大超过了国际公认的安全警戒线。再从债务依存度看，这一指标逐年增加，居高不下，全国债务依存度1999年达30．6％（国际公认的安全警戒线为20％左右），而中央债务依存度更是高达98％（国际公认的安全警戒线为30％左右），都远远地高于国际公认的控制标准。1998年以来，整个国家财政有1／4的支出、中央财政有1／2的支出依靠发行国债来维持，这充分显示出我国财政的脆弱性，必将对我国未来的财政安全构成巨大的潜在风险。尽管我国目前的国债负担率和居民应债能力两个指标距国际警戒线较远，但实际上我国的财政债务与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的财政债务并没有现实可比性。因为西方的财政债务一般都等于公共部门债务，而我国的财政债务一般小于公共部门的债务。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主要来自于以下三个项目：一是准国债项目；二是国有银行体系不良资产中的潜在损失；三是隐性养老金债务。显然，如果只单纯计算国家的财政债务，而不把以上三个项目考虑在内，就自然会低估政府债务规模；反之，如果把以上三个项目计算在内，则公共部门的债务规模就会大大增大。在我国，由于社会性质决定了政府财政是所有公共部门债务的实际最后承担者，所以，我国的公共部门的债务规模要远远高于财政债务规模。据有的学者估算，1999年我国公共部门的实际债务已超过当年GDP的50％，已接近甚至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其次，“扩张性”财政政策实施的结果，即加大财政赤字。财政赤字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从理论上讲，只要经济不断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公众保持良好的信心，一定的财政赤字规模（由此导致的国债规模）就是可以承受的，也不会导致什么财政风险，即随着赤字与债务的继续增加，到未来的某一天，政府既无法用财政结余来弥补赤字，又不能通过借新债来换旧债和弥补赤字，且又得不到国际上的有力援助。那么，政府只有两个选择：一是多印发钞票；二是宣布废除旧的债务。前者意味着恶性通货膨胀，后者意味着国家信用的破产，这两者都意味着经济或政权的崩溃。本人认为，由于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本来是在萧条时期应该暴露出来的问题，如经济结构问题，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收入差距问题，银行的不良资产问题等，在财政赤字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下，被暂时地掩盖起来，一旦财政赤字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减弱，这些问题就又会重新暴露出来，对经济增长形成障碍，应引起足够重视。再次，政府债务筹资，也需要支付成本。就政府债务而言，其成本就是债务利息。一般来讲，债务筹资成本是与政府的信誉成反比。但是，即使信誉再高的政府也不能做到一味地以低利率在国内外无限量地借款。在一般情况下，债台高筑的政府信誉级别与其债务规模成反方向变动，而政府的债务风险却又随债务规模的扩大、信誉级别的下降而增加，如俄罗斯财政与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就在于此。最后，“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实施，最终要靠政府机构来运作，并与行政行为结合在一起，这在执行过程中必然要带有浓重的行政色彩，容易导致计划经济体制的复归，弱化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和效率。由于我国目前的产权改革一直没有真正到位，没有建立起真正有效的法人财产主体，所以，在“扩张性”财政政策实施的过程中，投资决策失误、效率低、效益差的局面不可能得到根本性改变。加上缺乏有效的监督与约束机制，公共投资被贪污、被侵占、被挪用和大量流失现象也不可能得到根本性的扭转，这都必然会严重影响到财政支出的实际效果。目前，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经济，总量矛盾与结构矛盾是相互交织、相伴而生的，采取简单的总量扩张政策是难以解决有效需求不足问题的。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采取扩张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经济却始终启而不发，关键在于日本未能将结构调整政策有效地结合于总量扩张政策之中，未能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因此，目前情况下，我们不能一味地依赖扩大财政赤字与大规模发行国债来刺激经济增长，财政支出的增加，必须建立在财政收入可靠增长的基础之上，同时注意解决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积极财政政策的完善应该从转变政府投资方式入手。积极财政政策的重点，应该从财政投资这种直接手段转向利用财政投融资、财政贴息等间接手段，使政府投资成为杠杆，有效地带动社会投资。具体包括：（1）改变财政投融资方式，逐步建立起适合中国国情的财政投融资制度，以便从制度上解决财政投资需求与投资供给之间的矛盾。（2）采取多种手段吸纳社会资金。运用财政贴息、财政参股、财政担保等手段吸纳社会资金，尤其是民营企业参与社会基础设施、高新技术产业和房地产开发等领域，从而产生“四两拨千斤”的功效。值得进一步指出的是，民间投资的增长对于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近几年来，在积极财政政策的带动下，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幅较快，但如果民间投资增长缓慢，则会影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因此，除了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之外，还应全面落实引导扩大民间投资的政策，如落实准入政策、降低准入门槛，在税收上切实实行国民待遇，防止税负不公、双重征税等歧视性措施。要加强金融支持，拓宽中小企业的直接和间接融资渠道，加强法律保障和服务机构。第二，运用公共支出政策，刺激国内需求增长。根据我国目前实际情况，充分利用有利条件，适当多增加一些公共支出，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环境治理等投资风险小、既有经济效益又有社会效益的项目。这样做，不仅可以改善经济发展的环境条件，在一定程度上消除长期以来制约经济增长的不利因素，而且也有助于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缓解就业压力，增加城乡居民消费。第三，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启动最终消费。在这方面，一是要从调整体制内人员的收入水平入手，以处于类似于我国发展阶段的国家其国内体制外的工资水平为参照系，结合我国社会保障制度货币化的政策，调整体制内人员的工资待遇。二是要通过改革，认真落实对企业和农民的减负政策，为提高职工和农民收入水平与购买力创造有利条件。三是要适当增加转移性支出的比重，加大国家财政对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支持力度，对住房、医疗、教育和就业制度等需要财政支持的改革，要制定反周期的操作。要力求减轻居民支出中的改革费用负担，稳定居民的支出预期。第四，应充分注意政策的适时调整和渐进转换。主要是通过市场和消费替代、民间和企业投资替代、出口需求替代，为积极财政政策的逐步“淡出”和转型创造条件。与此同时，还应该加大财政政策引导结构调整的力度，增强经济发展后劲，形成一整套带动产业调整和不断升级的创新机制；建立规范化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提高中央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为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创造条件；优化税制结构，规范税费关系，使税制本身对经济景气产生有效的调节作用，同时，也增强政府的调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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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信息会计学（会计学） 信息学是关于信息的本质和传递规律的科学，主要研究信息的计量、发送、传递、变换、接收和存储等。信息会计学是运用信息方法，依据信息论原理，对会计数据进行加工处理和报告，以实现会计目标的学科。信息会计学是传统会计学与信息科学整合的产物，其目标是研究会计实体如何向投资者和债权人等提供决策有用的会计信息。从内容看，这些信息主要是财务会计信息，但也包括相关的非财务会计信息；从计量属性看，这些信息主要是货币计量信息，但也包括相关的非货币计量信息；从范围看，这些信息主要是过去交易引起的现时信息，但也包括由过去交易引起的未来信息。 信息会计学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是： （1）会计信息系统结构的优化。 会计信息系统结构主要涉及会计信息加工处理的具体程序和相关信息载体的安排，以及信息处理方法的选择等。其优化问题直接关系会计信息产品的质量，以及会计信息加工成本等。 （2）会计信息生成标准（会计准则）的完善与“高质量”。 现有会计准则不可能适用于所有的会计实务，特别是新经济环境下产生的新型交易事项。而且，随着社会经济环境和信息使用者要求的变化，原有会计准则也需要不断完善。近几年来，会计准则的“高质量”问题，已经引起国际会计学界及整个经济学界的高度重视。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乃至国际性的会计准则如何达到“高质量”要求，是会计准则研究与制定者面临的重大课题。 （3）会计信息生成环境的优化。包括企业外部环境的优化和企业内部环境的优化。前者主要在于强调应形成以企业作为真正市场主体的经济环境，消除对企业的不正当干预，后者则主要强调企业主体应建立健全适应企业发展的内部管理机制和管理制度，包括企业内部的会计管理制度。 （4）会计信息人才储备。21世纪是网络经济、数字化经济时代，信息会计是整个数字化网络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未来会计人员，必须通晓会计学和信息经济学，并真正具有迎接数字化时代挑战的勇气和能力。 2.微观控制会计学（财务学） 控制学是研究各类系统的调节、控制过程的科学，其以生物体、机器以及各种不同机质系统的通讯和控制为对象，探讨其共同具有的信息交换、反馈调节、自组织、自适应原理和改善系统行为，使系统稳定运行的机制。微观控制会计学是研究与企业资金或资本运行相关的财务活动的组织、调节与控制的学科。微观控制会计学是会计学与控制科学在微观经济层面整合的产物。其特点是，以会计信息系统提供的财务会计信息为基础，结合其他相关信息，控制企业的财务活动，以实现股东财富最大化的目标。微观控制会计学研究的内容涉及资金或资本从进入企业到退出企业的各个环节和各个层次的控制问题。微观控制会计学体现着现代会计的本质特征。 微观控制会计学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是： （1）微观控制会计学科体系的建立。 以市场经济为背景建立完整的微观会计控制学科体系，是我国会计学界面临的重大问题。从学科建设而言，我国的传统会计学科建设是成功的，也基本适应了会计事业的发展，但微观控制会计学科的建立却大大落后于实践。近年来，政府教育主管部门明确了在高等学校开设财务学专业，使得微观控制会计学科体系的建立被“逼上梁山”。笔者以为，只有建立起较为完整的微观控制会计学科体系，完善微观会计控制的理论思想，才能正确推动微观会计控制活动的进行。 （2）企业会计控制与其他管理控制的关系。 企业的会计控制与企业的生产控制、购销控制、质量控制等一样，都是企业管理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笔者承认企业的会计控制具有特殊性，但并不认为其重要性高于其他管理控制活动。企业会计控制与企业的其他管理控制活动，如同手之十指，关系密切，缺一不可，而且，只有当十指紧握时，力量最大。因而，企业会计控制与其他管理控制在理论与实务中如何有机协调，是必须加以解决的问题。 （3）企业筹资与资本市场。 企业筹资决策管理与控制是企业会计控制的首要问题。资本市场的变化与企业的经济效益乃至企业的生死存亡息息相关。企业对资本市场的利用和把握，直接关系到企业的发展。一定程度上而言，微观控制会计学科的存在是以资本市场为依托的。因此，企业筹资、用资、分配等与资本市场的相互影响，是必须认真研究的问题。 （4）微观会计控制的程序与方法及其有效性。 微观控制会计学也是一门应用学科，具有较强的技术性。因此，控制程序与方法的研究至关重要。特别应注意的是，控制程序与控制方法的确定，必须注意结合各自企业的实际和特点，应具有针对性和有效性。 3.宏观控制会计学（审计学） 从起源看，审计学是传统会计学的一个分支，其最初目的是查错防弊。当今，以注册会计师审计为代表的现代审计，其目标已今非昔比。注册会计师通过审计公司的财务报表是否合法、公允和一贯地反映其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现金流动情况，以保护投资者的利益。这实际上是维护了市场竞争的公平与公正，促进了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因而，审计实际已成为政府进行宏观经济控制的一种有效工具。 审计职能的宏观化是审计学发展的结果。就审计学科建设而言，立足于构建以注册会计师审计监督为主体的宏观会计监控体系，是审计学科发展的目标。资本市场既是国民经济发展的“晴雨表”，又是国民经济发展的“激活器”，而会计信息却深刻影响着资本市场，甚至决定着资本市场的兴衰。从宏观上讲，审计通过验证会计信息的客观公正性，保护投资者的利益，从而维护和促进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由于审计的存在基于会计以及会计所提供的信息，加之审计的实际功效已经使之成为一种宏观会计控制的工具，因此，审计学体现的是宏观控制会计学的思想与方法。宏观控制会计学是会计学与控制学在宏观经济层面上整合的产物。因此，笔者认为，其研究的主要内容应当是，如何通过控制会计信息的质量来达到维护资本市场正常秩序的目标。 宏观会计控制学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是： （1）审计准则的建立与完善。 审计准则实际上是会计信息质量的评价方法标准，直接涉及对公司会计信息质量的评价结果。我国“独立审计准则”的建设成就十分显著，今后的工作重点应该是如何提高独立审计准则的质量。 （2）审计与资本市场的关系。 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的宏观目标应当是维护资本市场的正常秩序，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由此而引伸出的审计的目标、性质、领域以及宏观会计控制与其他宏观经济控制如何协调等问题，都需深入研究。 （3）审计的独立性保证。独立性是注册会计师审计的灵魂。 如何从形式和实质上保证审计的独立性，是审计学发展在理论上和实务中均面临的主要问题。 （4）审计质量控制机制。 审计人员是会计信息产品的“质检员”。“假冒”、“伪劣”产品流入市场，不仅会损害“消费者”利益，而且无疑会扰乱整个市场。因此，在整个宏观会计控制体系的各个层次上，建立起有效的审计质量控制机制，至关重要。 应当指出的是，以上“三足”，只是一种大框架。在此之下，次支学科的存在、整合与分化，同样是不可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