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碧华论文参看文献

不是我写的，你可以参考《霸王别姬》影评由陈凯歌执导的《霸王别姬》获四十六届法国嘎纳电影节“金棕榈”大奖。影片娓娓地道出一个关于戏、梦和人生的凄美故事。 京戏，或者说京剧，一向是以正宗中原文化的底蕴和外现从徽班进京二百多年以来盛盛衰衰的。所以许多人把京戏视为传统文化的精华，影片围绕一出《霸王别姬》展现了段晓楼、程蝶衣和菊仙三个主人公在几个时代的悲欢离合，跨度为民国到文革以后。 程蝶衣饰演虞姬时真正达到了“不疯魔不成活”的程度，这种传统文化有一种邪异的魅力，再加上程蝶衣小时的奇特经历，所以程蝶衣真正沉入自己的“戏梦”中，改变性别改变性格地疯狂依恋着京剧、依恋着虞姬、依恋着霸王——他的师兄段晓楼。这种痴迷与忘我似乎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他的悲剧命运。在时代的交替中他因戏生祸却因戏免祸，因痴迷忘我却因现实颓废。对京戏艺术的从一而终的外在表现就是程蝶衣对虞姬、对霸王——师兄段晓楼的从一而终。这种忘我的热爱铸就一种飘忽、无奈的凄美人生。沧桑人生中程蝶衣注定是因戏而生，因戏而痴，因戏而死，戏就是他的梦，戏就是他的人生。 段晓楼似乎是个较理智较现实的中性人物，片中的霸王似乎更多地挣扎在现实的残酷中，在菊仙的如火痴情和师弟程蝶衣的“恋兄情结”中他更多地处于两难境地中，如果说在对待戏的态度问题上，程蝶衣是一丝不苟的“人格沉入”，那么段晓楼就更多是的“人格浮出”。如果说程蝶衣的命运与虞姬如出一辙的话，那么段晓楼的命运与项羽的命运也有一种比喻意义的相同或相似。他的性格决定他在历史的轮回中反映迟钝，如果没有菊仙，他也许早就被现实的车轮辗压过去了，段晓楼的戏始终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戏，是一种浮出的戏，他的梦注定是一种理想中的残缺的梦，他的人生是一种写满辉煌写满沧桑的人生。 菊仙的特殊身份决定她是一个永远现实的人，她是妓女，为段晓楼所救成了段晓楼的老婆，所以她时时处处现实地维护着段晓楼，因为如果说戏是程蝶衣的梦的话，那么段晓楼是菊仙的梦，在时代更替中菊仙用她过人的机智维护着她的梦。然而她真正全部地得到了段晓楼了吗？真正保护了段晓楼了吗？没有!段晓楼注定有一半是属于戏属于师弟程蝶衣的。 片中张国荣饰演的程蝶衣真可谓出神入化了，张丰毅的表演似乎还有些软，霸气不足。菊仙的扮演者巩俐依旧是不文不火自有一番动人的魅力 电影《霸王别姬》的美学与文化畅想 电影《霸王别姬》改编自香港女作家李丽华的同名小说。具有多年的电影剧作创作经验的李丽华，很善于在多重交错的套层时空结构中，描写那些挣扎在历史与现实、梦幻与真实、生命与死亡的边界线上为情所困，为爱而饱受折磨的小人物。如《胭脂扣》（关锦鹏导演）中为寻找情郎而化为怨鬼的青楼女子，《青蛇》（徐克导演）中为情献身的千年蛇妖，《古今大战秦俑情》（程小东导演）里为了爱人穿越两千年历史而长生不死的秦朝武士，还有《霸王别姬》中人在当代，心在古代，人戏不分的京剧名旦程蝶衣等。这些人物，非“鬼”即“妖”，命运多舛，在他们灵魂深处，充满了道德与情爱、梦幻与现实不可弥合的冲突；这一矛盾性格又继续造就、延续他们的悲剧命运。作者则满怀一腔的迷恋与同情，以奇诡、哀怨而又幽艳的笔触为这些又可悲又可怜的下层或边缘人物谱出一曲曲挽歌。 之所以有那么多优秀电影导演青睐李碧华的小说，大概正是由于李碧华笔下的人物游离于历史之外，他们的道德感与历史感的激烈冲撞，对人世既恋恋不舍又不乏看破世情的超越，以及不知今夕何夕的飘渺怅惘之感，激发了他们深深的共鸣吧。 当然，就《霸王别姬》而言，陈凯歌对原小说做了一定的改动，且在作品的主题寓意方面打上了他本人的鲜明印记。陈凯歌在他的一系列电影作品中，始终关注人物在极限处境下的生存状况，执意表现个体的人生选择：或是软弱妥协，或是奋力抗争，或是慷慨赴死，或是苟且偷生------他的影片中的人物，往往一生下来就被无端抛掷到一个极度拂逆的困境里，身世跌宕无常，有若江上浮萍；他们的性格，大都是让环境硬“逼”出来的，在逆境中饱受苦难，迫使自己在后天形成一种强势人格。而这种强势人格的核心，便化为影片里高度理想主义的迷恋和近于宗教信徒般的狂热献身精神。由此可以看出，陈凯歌是借用了李碧华的人物境况和模糊古今的恍惚氛围，同时又大大加强人物性格的偏执一面，以便令理性化的象征意味得以寄寓其中。 关于影片《霸王别姬》，陈凯歌说：“影片写的是两个京剧男演员与一个妓女的情感故事。这种情感延绵五十年，其中经历了中国社会的沧桑巨变，也经历了他们之间情感的巨变与命运的巨变。------由张国荣扮演的青衣演员程蝶衣，他是一个在现实生活中做梦的人。在他个人世界里，理想与现实、舞台与人生、男与女、真与幻、生与死的界限，统统被融合了，以至当他最后拔剑自刎时，我们仍然觉得在看一出美丽的戏剧。这个人物形象告诉我们什么叫迷恋。” 基于此，我们就把分析的焦点，集中到程蝶衣这个人身上。 程蝶衣这个只知迷恋的人物的一生，是不断被抛弃、遭背叛的一生。他作为妓女的儿子，先以断指的代价，被生身母亲所抛弃；在千辛万苦的学戏过程中，他为了生活理想不得不背叛自己的性别，甚至彻底抛弃现实，一头扎进戏里，雌雄不分、真假莫辨；他与师兄段小楼多年结下手足之请，也由于后者和妓女菊仙的相爱而破裂；他亲手抚养的孤儿徒弟小四不但背叛师门，而且在文革中借机整他；甚至他到死都疯狂迷恋的京剧在现代戏时代也由于他的固执而将他抛弃，使他不能再上台演出。只是到了他生命的终结处，他才算“自个儿成全了自个儿”：还是在戏台上，还是在“霸王”面前，拔剑自刎，：“从一而终”。 那么，就让我们来简要回顾一下程蝶衣的命运历程，看看命运和历史是怎样造就了他的迷恋性格，而他的性格又是怎样不断地为他造成新的悲剧。程蝶衣的戏剧生涯及其心理历程的演变大致可分为三阶段： 一、“学戏”阶段： 这部分作者的笔墨表面上着重在小豆子和小石头在学戏过程中结下深厚的兄弟之情，实际上体现了小豆子的身份转换——从低贱出身引发的叛逆性格到寻得精神理想的归宿——的心理认同的转换过程。母亲用刀砍下他多余的一指，暗示了小豆子由雄化雌的命运，颇有封建文化精神阉割的象征意味：要想生存，要想唱戏，不但得泯灭个性（特殊的六指），还必须泯灭自己的自然性征。低贱的出身，带来的深深自卑，使他愤然烧掉母亲留下的袍子，以向师兄弟们表示与生身母亲“划清界限”。小豆子经历无数苦难，其间也曾有过逃跑的行动，但同行的小癞子由于承受不了逃跑罪名下的严厉惩罚而自杀，使他明白，像他这样出身的人不学戏就真的活不成；关师傅关于《霸王别姬》的教诲，则令他彻底认同了自我成全、从一而终的道理，其实是变相地强化了个人必须归属于集体信仰的神话般的最高意识形态（陈凯歌的早期电影《大阅兵》集中描述的就是个人在集体性权力体系中既有逆反情绪又渴望归属的微妙心理）。之后，小豆子一步步地“悟”戏，“由雄化雌”——从意识到潜意识都逐渐认同自己作为旦角的女性性别/身份，让人自然而然地联想起屈原有关“香草美人”的自喻。 至于京戏本身在本片里的寓意，众方家大都认为：我国的京剧艺术“融传统的文学、音乐、舞蹈、绘画、曲艺、杂技与一炉，集中国独树一帜的写意美学体系之精粹于一身”，在影片里“因之就具有中国传统艺术乃到中国传统文化象征的意蕴”（罗艺军《〈霸王别姬〉的文化意蕴》）；另方面，传统京戏《霸王别姬》借爱情描写所歌颂、所宣扬的也正是忠君爱国、贞烈节义等延续了数千年的儒家传统价值观、伦理观，在影片里即使上升到民族精神的层次亦不为过。片中小豆子自然性格、自然性怔的泯灭和小癞子肉体的死亡从某个角度上也有揭露此文化精神内部的虚伪、残暴之意（离开体制、背叛体制者不会有好下场），一如鲁迅所讲的“吃人”的封建旧文化。 戏班子里近乎非人的苛刻训练，以及张太监对小豆子的凌辱都进一步强化了他对自身女性身份的认同，也可说是由倔强叛逆转变为妥协归属乃至全身心奉献给传统文化精神。于是，小豆子终于彻底被京剧所代表的文化精神所“化”，从此一辈子也跳不出来。影片是以小豆子学演《思凡》这场重头戏来展现昔日天真苦命的小豆子向舞台上千娇百媚、无尽风流的程蝶衣转变的性别/身份之异化的过程的。由此，我们也看到在旧社会，历史、文化是如何与命运相联手给一个人的人格打下了永难磨灭的烙印。以上是程蝶衣继其低贱的出身后，个人悲剧命运的潜伏和始发阶段。 二、“唱戏”阶段： 此部分以程蝶衣、段小楼和菊仙之间细腻而又微妙的关系变化为主线，以艺术理想和现实生活的格格不入为观照的焦点，可视为程蝶衣个人悲剧的深化。从程蝶衣在三人关系中的言行举止，可以看出其性格/身份的进一步异化。在戏台上，他如鱼得水，已臻“人戏不分，雌雄同在”的境界；在台下，他也“不疯魔、不成活”：把师兄当作自己的“霸王”，无比痴恋，梦想和师兄唱一辈子戏。菊仙的介入，使他妒意横生。请注意，尽管从程蝶衣的角度看，段小楼看上别的女人是对他真正的背叛（而这个女人又恰恰和他母亲一样是个妓女），可他恨的不是小楼，而是菊仙。对于小楼，他只是哀怨。这个时候的程蝶衣，几乎和封建社会的弃妇无二，男尊女卑的封建女性伦理意识已嵌入他的灵魂深处。作为一个男人，他竟被封建男权社会中的女性伦理意识形态所同化。所以，他对段小楼只是乞怜和怨艾，对菊仙则是类似妻妾间的疯狂嫉妒。进一步看，是菊仙将段小楼小楼从理想化的戏曲舞台拉向世俗化的人生，越来越远离蝶衣的唯美世界，令程蝶衣愤怒绝望，正反照出艺术与生存、理想与现实、坚执与投机的不可调和。 和段小楼分道扬镳后，程蝶衣除了戏便再无所顾：不顾真伪，不顾廉耻，不顾善恶。他抽大烟，和大戏霸袁世卿鬼混，给日本人唱堂会，过起腐朽、堕落的生活。不过，导演从人性的角度出发，不是简单的判定人物是非，而是赋予人物道德上的暧昧性，把程的一切行为动机都归结于他对小楼的“爱怨交织”，使人物在性格上、情感上更为统一和更加立体。 如果从更深层次来读解的话，程蝶衣性格本身之中的迷恋部分的象征意义，更颇有值得玩味之处。程蝶衣之所以无视民族尊严、民族气节，去给青木等日本军官唱堂会，表面动机可解释成对段小楼的关心，同时也是缘于在他的潜意识之中早已将京剧艺术理想化，升高到政治权力及意识形态之上，所以他只认“戏”，不认“国”。如前所述，京剧艺术在本片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故而对程蝶衣而言，只要他还是在唱戏，就仍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再说中国几千年历史中，作为华夏文明核心的中原地区，尽管多次遭到异族的入侵，政权屡屡为所谓的夷狄之邦夺取，但是在文化方面，从属于儒家文化圈核心的中原地区始终处于向外输出文化的优势状态，每每将异族文化同化，无形中反倒使中国人暗生一种凌驾于朝代更替之上的文化优越感。这一点在影片中关师傅所说的“是人的就得听戏，不听戏的就不是人”的话里是显得相当明白的。因此，由程蝶衣“叛国不叛戏”的逻辑来看，只有唱戏本身最重要，至于到底是给谁唱，似乎已不重要了。程蝶衣在法庭上对“汉奸”罪供认不讳时讲的“要是青木还活着，京戏就传到日本去了”、袁四爷为“国粹”所作的辩护，以及影片后部段小楼揭发程不分青红皂白就给任何人唱戏等内容，都可算作对同一母题的意味深长的旁敲侧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