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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i灵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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嘻哈寶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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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晚清时期的留学教育(1872~1911年) 1872年,清政府第一批留美幼童30人从上海乘船赴美,拉开了中国近代留学教育史的序幕。此前,容闳、黄宽、黄胜三位青年于1847年在传教士的带领下赴美留学,有人以此作为中国近代留学教育的肇始。但是,容闳等人留学美国,主要是一种小规模的个人行为,并不是有组织的政府行为。 中国近代留学生派遣和留学教育的兴起,是在中国与西方的巨大差距下起步的。闭关锁国的清政府在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中失败,被迫签订《南京条约》,割地赔款。在民族和社会的双重危机下,一些有识之士开始“睁眼看世界”。魏源在《海国图志》这部介绍西方社会和总结鸦片战争经验教训的书中呼吁“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一命题的提出,是中国人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前奏。 1.晚清时期的主要留学教育运动 在晚清时期,最具代表性、影响最大的留学运动包括派遣留美幼童、派遣留欧学生、留学日本浪潮,以及派遣庚款留美学生。 1854年,容闳作为第一个毕业于“美国第一等之大学校”(耶鲁大学)的中国人,从纽约启程回国。他回国后始终坚持“当使后予之人以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1]的教育理想,推动幼童赴美留学计划的形成。1870年,容闳通过丁日昌向洋务运动领袖曾国藩提出了派遣学生赴美留学的计划。曾国藩当即表示同意,次年与李鸿章等联名上奏清廷并获准。1872年8月,第一批留美幼童30人在留学生监督刑部主事陈兰彬、江苏候补同知容闳的带领下赴美留学。此后三年,每年均按计划派出幼童留美,这四批幼童共120人成为中国近代第一代公派留学生。然而,由于封建守旧势力的阻挠,绝大多数幼童没能按计划完成学业(仅2人大学毕业)而被提前撤回。1881年,剩余94名原留美幼童分三批遣送回国,由容闳提出、洋务派促成的中美教育交流史上的这一项开拓性举措就此功败垂成[2]。 继幼童赴美之后,洋务派主持设立的福建船政局开始向欧洲派遣留学生。洋务派创办水师、船政学堂等新式学堂,以培养海军专门人才,增强海防力量。与此同时,他们提出“造材异域”,通过向造船、驾驶等方面技术先进的法英等欧洲国家派遣留学生,求得其知识技术,进而达到“自强”的目的。1877年初,由李鸿章领衔、三任船政大臣酝酿数年反复议定的《选派船政生徒出洋肄业章程》上奏清廷,并获准颁布实施。这份章程详细说明了选派学生出国留学的必要性,明确提出了赴法国学习制造者与赴英国学习驾驶者的留学目标。是年,28名学生和艺徒从福州出发,开始留欧之行。福建船政局的首届留欧学生在1878~1880年间陆续回国,很快成为该局和北洋水师的骨干力量。后来,又陆续派出三届共49名留欧学生。派遣这批留欧学生目的明确,有利于针对需要制定相应的教学计划,采用合适的教学形式。派遣章程还明确规定了华洋监督的职权和责任,对留学生提出了明确的要求[3]。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清政府惨败,被强迫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亡国灭种的空前危机激起了中华民族的觉醒。甲午战争促使晚清留学教育结束了20多年的徘徊局面,以异常迅猛的态势展开。留学日本成为甲午战争后留学教育的开端,留日学生从1896年的13名迅速增加到1904年的2 400余人、1906年的12 000多名,形成了规模空前的留日热潮[4]。留日热潮的产生及其发展的原因十分复杂。归结起来,一方面与清政府“以敌为师”、“师日制日”的留学政策有关,另一方面与日本政府推行的“吸引”政策有关。洋务派的张之洞在1898年《劝学篇》中专设《游学》一章,论述游学日本的必要性。他指出,日本迅速强盛的原因在于有一批出洋留学的人才,他还列出了留学日本的五大优点。是年,清政府将该书颁行全国。维新运动领袖康有为向光绪皇帝进言,力陈留学日本之必要。光绪昭谕军机大臣,确定了派遣留学生并且优先向日本派遣留学生的国策[5]。与此同时,日本政府以“倍敦友谊”、“代培人才”为幌子,采取“吸引”中国留学生的政策,以达到逐步控制中国的目的。留日学生以读速成科和普通科为主,多学政法专业,习军事者也不少,学习理工科者较少。由于不少留日学生在新思想的影响下,成立了一些以“排满反清”为目标的革命组织,清政府开始调整留日政策,对留日人数和资格水平作出限制,1906年后,留日热潮逐渐消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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晰晰沥沥

自晚清起,中国人出国留学就渐成潮流。百多年来,这股潮流虽有被阻遏的时段,但从未消歇,并且在改革开放之后,变得更加壮阔。而且,留学潮影响极为深远,可以说它改变了中国,也影响了世界。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李喜所先生主编的《中国留学通史》是国内第一部全面、系统、深入梳理国人留学史的专著,出版后受到学界广泛关注。日前就该书采访了李喜所先生。 读书报:请问当初您是怎么想到编写这部《中国留学通史》的? 李喜所:我钟情留学史研究已经30多年了。“文革”后期,人民出版社的林言椒先生委托苑书义教授组织华北一些大学的老师,编写中国近代史教材,我有幸参加。那时这方面的研究还几乎是空白。教材写完后,我“爱上”了留学史。此时恰逢改革开放,留学潮风生水起,更激发了我研究留学史的热情。我在数年间写出了十几篇论文,引起学界和社会的关注。1987年后,又陆续出版了《近代中国的留学生》、《容闳传》、《近代留学生与中外文化》、《留学旧踪》等书。同时我指导的博士研究生也争做留学史的论文,前后有20多篇。我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等项目,以及与美国、英国、日本等大学的合作项目,都集中在留学方面。不少学界朋友建议我集中精力编写有规模、有水平的《留学通史》,我自己也早有此念。2003年,有出版社表示兴趣,我便带领团队全力投入了该书的编写。细细想来,我与这部书纠结的心路历程是:因“情”成“结”;因“结”成“命”,即融为生命的一部分。情结与使命的长期累积,必然在偶然中了结。 读书报:与同类书相比,《中国留学通史》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 李喜所:中国人真正完整意义上的出国留学,迟至洋务运动时期才出现,至今也不过一个半世纪的历史。海内外关于留学史的著作也不过50多种,而且至今还没有一部完整而厚重的通史。用近300万字的篇幅,较完整地评述中国的留学进程,本书是第一部。和其它著作相比,本书具有通、细、新三个明显的特点。所谓“通”,就是系统全面。本书分晚清、民国、新中国三大卷,一直叙述到今天。特别是新中国卷,为首创。每卷后附大事记,浓缩留学的总体变迁。所谓“细”,就是深入解析,于细节处升华大精神。例如,对“留学”一词的由来,书中有详细的考究。早期留美幼童在美国的日常生活也都做了实事求是地评论,许多留学名人书中皆有血肉丰满的叙述。当代留学生在国外酸甜苦辣的留学生活,在书中也可窥见一二。所谓“新”,就是采用新资料、运用新方法、提出新观点。本书使用的基本是经过考订的原始的中外史料,并合理吸收了国内外学者最新的研究成果。研究方法则将宏观叙事和微观深入有机结合。这种尝试成功与否,还待方家评说。至于新观点,几乎每章、每节都有,此不赘述。本书最突出也是贯穿全书的应该是以留学文化考察留学史。以往的留学史研究,包括我过去的一些论著,基本从教育史或者文化交流史、社会史的角度研究。本书的谋篇布局,则力图从文化的视角研究文化人。 读书报:国内留学史研究现状如何?这方面现有的比较权威的著作有哪些? 李喜所:关于研究现状,我在本书的“全书导言”中有详细评述,这里简略勾画一下。“文革”前研究留学的人很少,偶尔涉及也以批判为主。改革开放后,留学研究逐步走热,20世纪80年代是起步阶段;90年代是升温时期;21世纪至今是走热阶段,有变为显学的趋向。而且从事各种不同学科的学者都在探讨留学生的历史轨迹。实际工作部门也从引进人才、孵化留学产业等不同角度研讨留学史和留学现状。但集中精力完整系统地探讨留学史的相对较少。目前较为公认的除南开的留学史研究团队外,还有徐州师大周棉教授的留学研究中心,广东珠海的留学文化研究中心和北京欧美同学会的研究群体。 就通论留学史的著作看,学界比较看好的著作有我的《近代留学生与中外文化》、王奇生的《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周棉的《中国留学生大辞典》;台湾林子勋的《中国留学教育史》、王焕琛的《留学教育——中国留学教育史料》。到目前为止,惟有我们这部通史“通”到了今天。 读书报:留学史研究的意义何在?在未来可能会有怎样的研究走向? 李喜所:留学史研究的意义取决于其与国家、社会、家庭以及学术的联系程度。国家之命运系于人才,特别是高级人才。晚清、民国和新中国,留学生是高级人才的重要来源之一。当前的现代化建设更与吸引留学人才紧密相连。作为新中国强大的一个重要标志的两弹一星,核心力量是钱学森、邓稼先等归国留学生;我们的院士,90%有留学经历。围绕留学生进行的一系列社会管理和软环境的改革和建设,深化和推进着中国中产阶层的崛起和社会的现代转型,尤其是社会公共文化空间的发展。通过留学史的研究,不仅可以汲取历史的营养和智慧,保证留学事业科学、有序的发展,而且能够拓宽史学的研究领域,促使史学、社会学、教育学、人才学、文化学等多学科的交流与融合。 受强烈的现实感的制约,留学史的研究可能会引起更多专家学者和实际工作者的关注,研究人数会增多,参与的学科会扩展。而随着整体性的、重大问题的研究水平的提升和成果的丰硕,留学史将向细化、多元和综合的方向演进。细化即是深化,细节常常体认历史的真实和深度。而且,研究的范围会因留学生涵盖人、知识、文化、社会、世界等许多重要方面,将进一步引起多学科、多侧面的多元研究。留学史内容的深厚与广阔,决定了研究的多元走向。须在多元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理性的综合和形而上的升华,同时也必然有大学者在这方面写出高水平的传世之作。 读书报:一般人总觉得民国时期那些留学的人是有真本事的,回国后有一番大作为者比例很高,而且似乎更加爱国;现在的留学生好像水平差了,对国家的贡献也小了,出去就是为了不回来。事实是这样的吗? 李喜所:从表象上看是这样的,实际却并非如此。和今天的留学生相比,民国时期的留学生一是人数少,精英较多。整个民国时期,留学生也不过5万,而教育部2010年统计的留学人数是80多万,实际还要多。近百万的留学大军,难免鱼龙混杂。但不可否认,留学队伍中还是云集了众多出类拔萃的优秀人才。二是民国留学生公费为主,挑选严格。今天的留学生则自费远远超过公费,而且渠道很多。但是,主流绝对是好的。国家公费留学的考试还是相当严格的,完全可以保证质量。三是民国是乱世。俗话说“乱世”出英雄,民国的一些留学精英在“乱世”博弈,容易变成英雄俊杰。另外,当前的留学生大多活跃在不大吸引大众眼球的科技、经济、教育领域,知名度有限。于是就引来一个错觉,今天的留学生无法和民国时期同日而语了。至于出国留学生回国的少了,爱国心也不如从前了,则需用与时俱进的新眼光和新思维来重新考量。的确,民国时期的留学生基本都学完回国,如今则多数不归,尤其是留学北美和澳大利亚的。最简单、带根本性的原因是,留学生的价值追求发生了新变化。民国年间,留学就是为了学知识、长本领,回国工作,很少有人想到在国外发展的。如今,人们留学的目的已经逐步转变为在增长知识、才干的基础上,寻求最适合自己发展的环境。在他们心中,生存和发展是第一位的。很多留学生在完成学业之后,觉得国外最适合他们学习、工作、生活,就暂时留在了国外。这种现象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司空见惯。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状况的迅速好转,又有越来越多的留学者感到回国更有利于自我的发展,纷纷回国。诚然,回国工作是一种爱国,但在海外发展也绝不能讲就不爱国。在“地球村”时代,只要想为国效力,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实现。我们应该与时俱进,超越以回国与否来划分是否爱国的单线思维,将爱世界、爱人类与爱祖国融为一体,在追求大爱中振兴中华。责任编辑:东方国际加拿大部 国际教育信息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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