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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戟之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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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九月九日,为传统的重阳节,又称“老人节”。因为古老的《易经》中把“六”定为阴数,把“九”定为阳数,九月九日,日月并阳,两九相重,故而叫重阳,也叫重九。重阳节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形成,到了唐代,重阳被正式定为民间的节日,此后历朝历代沿袭至今。“重阳节”名称见于记载却在三国时代。据曹丕《九日与钟徭书》中载:“岁往月来,忽复九月九日。九为阳数,而日月并应,俗嘉其名,以为宜于长久,故以享宴高会。” 重阳节首先有登高的习俗,金秋九月,天高气爽,这个季节登高远望可达到心旷神怡、健身祛病的目的。和登高相联系的有吃重阳糕的风俗。高和糕谐音,作为节日食品,最早是庆祝秋粮丰收、喜尝新粮的用意,之后民间才有了登高吃糕,取步步高的吉祥之意。 重阳日,历来就有赏菊花的风俗,所以古来又称菊花节。农历九月俗称菊月,节日举办菊花大会,倾城的人潮赴会赏菊。从三国魏晋以来,重阳聚会饮酒、赏菊赋诗已成时尚。在汉族古俗中,菊花象征长寿。古代还风行九九插茱萸的习俗,所以又叫做茱萸节。茱萸入药,可制酒养身祛病。 古人认为是个值得庆贺的吉利日子,并且从很早就开始过此节日。 重阳节是杂糅多种民俗为一体而形成的汉族传统节日。庆祝重阳节的活动一般包括出游赏景、登高远眺、观赏菊花、遍插茱萸、吃重阳糕、饮菊花酒等活动。九九重阳,因为与“久久”同音,九在数字中又是最大数,有长久长寿的含义,况且秋季也是一年收获的黄金季节,重阳佳节,寓意深远,人们对此节历来有着特殊的感情,唐诗宋词中有不少贺重阳,咏菊花的诗词佳作。 在民俗观念中,九九重阳,因为与“久久”同音,包含有生命长久、健康长寿的寓意。1989年,我国把每年的农历九月九日定为老人节,倡导全社会树立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风气,因此重阳节又多了一层新含意。 国家非常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2006年5月20日,该民俗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编辑本段]重阳节起源 重阳节是个历史悠久的节日,由于年代久远,节日的形成不易考察明确。因此,关于重阳节的起源,有种种不同的说法: 其一: 重阳的源头,可追溯到先秦之前。《吕氏春秋》之中《季秋纪》载:“(九月)命家宰,农事备收,举五种之要。藏帝籍之收于神仓,祗敬必饬。”“是日也,大飨帝,尝牺牲,告备于天子。”可见当时已有在秋九月农作物丰收之时祭飨天帝、祭祖,以谢天帝、祖先恩德的活动。 汉代,《西京杂记》中记西汉时的宫人贾佩兰称:“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饵,饮菊花酒,云令人长寿。”相传自此时起,有了重阳节求寿之俗。这是受古代巫师(后为道士)追求长生,采集药物服用的影响。同时还有大型饮宴活动,是由先秦时庆丰收之宴饮发展而来的。《荆楚岁时记》云:“九月九日,四民并籍野饮宴。”隋杜公瞻注云:“九月九日宴会,未知起于何代,然自驻至宋未改。”求长寿及饮宴,构成了重阳节的基础。 三国时,魏文帝曹丕《九日与钟繇书》说:“岁往月来,忽复九月九日。九为阳数,而日月并应,倍嘉其名,以为宜于长久,故以享宴高会。”可见当时节俗已定型了。重阳节主题,是求长寿、戴茱萸、酿菊酒、赏菊、酿酒及祭把酒业神等。在流传至今后又添加了敬老等内涵,更具有意义,另外有登高野宴活动及各种游戏等。[1] 其二: 重阳节的原型之一是古代的祭祀大火的仪式。 作为古代季节星宿标志的“大火”(即心宿二),在季秋九月隐退,《夏小正》称“九月内火”,大火星的退隐,不仅使一向以大火星为季节生产与季节生活标识的古人失去了时间的坐标,同时使将大火奉若神明的古人产生莫名的恐惧,火神的休眠意味着漫漫长东的到来,因此,在“内火”时节,一如其出现时要有迎火仪式那样,人们要举行相应的送行祭仪。古代的祭仪情形虽渺茫难晓,但我们还是可以从后世的重阳节仪中寻找到一些古俗遗痕。如江南部分地区有重阳祭灶的习俗,是家居的火神,由此可见古代九月祭祀“大火”的蛛丝马迹。古人长将重阳与上巳或寒食、九月九与三月三作为对应的春秋大节。汉刘歆《西京杂记》称:“三月上巳,九月重阳,使女游戏,就此祓禊登高。”上巳、寒食与重阳的对应,是以“大火”出没为依据的。 随着人们谋生技术的进步,人们对时间有了新的认识,“火历”让位于一般历法。九月祭火的仪式衰亡,但人们对九月因阳气的衰减而引起的自然物侯变化仍然有着特殊的感受,因此登高避忌的古俗依旧传城,虽然世人已有了新的解释。 重阳在民众生活中成为夏冬交接的时间界标。如果说上巳、寒食是人们渡过漫长冬季后出室畅游的春节,那么重阳大约是在秋寒新至、人民即将隐居时的具有仪式意义的秋游,所以民俗有上巳“踏青”,重阳“辞青”。重阳节俗就围绕着人们的这一时季感受展开。[2]重阳节习俗 赏菊 菊花,又叫黄花,属菊科,品种繁多。我国是菊花的故乡,自古培种菊花就很普遍。菊是长寿之花,又为文人们赞美作凌赏菊霜不屈的象征,所以人们爱它、赞它,故常举办大型的菊展。菊展自然多在重阳举行,因为菊与重阳关系太深了;因此,重阳又称菊花节,而菊花又称九花。赏菊也就成了重阳节习俗的组成部分。宋代《东京楚华录》卷八:“九月重阳,都下赏菊,有数种。其黄、白色蕊者莲房曰‘万龄菊’,粉红色曰‘桃花菊’,白而檀心曰‘木香菊’,黄色而圆者‘金龄菊’,纯白而大者曰‘喜容菊。无处无之。 明代,在《陶庵梦忆》中记载有:“兖州绍绅家风气袭王府。赏菊之日,其桌、其炕、其灯、其炉、其盘、其盒、其盆盎、其看器、其杯盘大觥、其壶、其帏、其褥、其酒;其面食、其衣服花样,无不菊者夜烧烛照之,蒸蒸烘染,较日色更浮出数层。席散,撤苇帘以受繁露。” 清代赏菊,如《燕京岁时记》:“九花者,菊花也。每届重阳,富贵之家,以九花数百盆,架度广厦中前轩后轻(轩轾,车前高后低叫轩,前低后高叫轩,比喻高低优劣),望之若山,曰‘九花山子’。四面堆积者,曰‘九花塔’。”在《清嘉录》中记苏州赏菊活动说:“畦菊乍放,虎阜花农,已干盎(古代腹大口小的器皿)百盂担入城市。居人买为瓶洗供赏者,或五器七器为一台,梗中置熟铁丝,偃仰能如人意。或于广庭大厦堆垒千百盆为玩者,绉纸为山,号菊花山。而茶肆尤盛。”另如《金瓶梅》、《浮生六记》等书中也有赏菊之记载。至今,重阳节期间,各大公园也仍组织大型菊展,并将菊缚扎成各类动植物,人物等造型,十分美观。 登高 重阳最重要的节日活动之一,即是登高。故重阳节又叫“登高节”。登高所到之处,没有划一的规定,一般是登高山、登高塔。 登高 早在西汉,《长安志》中就有汉代京城九月九日时人们游玩观景之记载。在东晋时,有著名的“龙山落帽”故事。据《晋书》中《孟嘉传》载,九月重阳这天,晋朝大司马桓温及参军大将孟嘉等人登上龙山(今湖北江陵县西北的一座山),孟嘉观赏山景,连帽被风吹走也不知道。桓温叫人作文笑他,他也不示弱,作文答辩,一时传为佳话。 南朝时,梁人吴均在《续齐谐记》中记载一个神异的故事:汝南人桓景,随费长房游学,费长房要他在重阳这天让家人各作绛囊,盛茱萸系臂,并登高,饮菊花酒,才可免祸。桓景照办了,才逃脱灾祸。这个故事,生动地反映出重阳时人们的避邪除灾心理。 当然人们登高也不单是攀登而已,还要观赏山上的红叶野花,并饮酒吃肉,享受一番,使登高与野宴结合起来,更有吸引力。如隋时孙思邈《千金方·月令》:“重阳日,必以看酒登高远眺,为时宴之游赏,以畅秋志。酒必采茱萸、菊以泛之,即醉而归。”记隋代风俗,已与后世近似。在南宋的《梦粱录》卷五载:“日月梭飞,转盼重阳。……是日‘孟嘉登龙山落帽,渊明向东篱赏菊’,正是故事。”南宋韩元吉《水调歌头·九日》上片:“今日我重九,莫负菊花开。试寻高处,携手摄展上崔嵬。放目苍崖万仞,云护晓霜成阵,知我与君来。古寺倚修竹,飞槛绝尖埃。”描写了重阳赏菊及登高观景的韵致。 明清时,北京地区登高颇盛,《燕京岁时记》云:“京师谓重阳为九月九。每届九月九日则都人提壶携楹,出都登高。南则天宁寺、陶然亭、龙爪槐等处,北则蓟门烟树、清净化域等处,远则西山八处。赋诗饮酒,烤肉分糕,询一时之快乐也。”不论文人百姓,都喜欢登高后在山上野餐、烤肉食用。有些贵戚富家则带上幕帐、烤具、车马、乐器,登高台、土坡,架起幕帐、桌椅,大吃爆烤羊肉或涮羊肉,并唱戏奏乐,听歌看舞。如清末慈禧太后,每年重阳于北海东的桃花山登高、野餐、烤肉,并架蓝布围障,防止闲人偷看。在玉渊潭钓鱼台等处,也集中了不少登高之客。故宫御花园里也有登高之山。 又如广州地区,游客多于重阳登上白云山,饮酒赋诗,热闹非凡,影响至今。在上海,附近无山丘,便把沪南丹风楼及豫园的大假山作为登高雅集之所,也很热闹。至民国年间干脆又登二十四层高的国际饭店。而近代的北京香山、山东的牛山、江西南昌的滕王阁等等,也都是登高胜地。尤其是滕王阁,因了唐代王勃于重阳节时在阁上写出千古名文《滕王阁序》,更闻名天下。至于湖北江陵龙山上的纪念晋代孟嘉落帽的落帽台古迹,也吸引着许多游客。 由于重阳为秋节,节后草木开始凋零,所以有称重阳节野游活动为“辞青”,与三月春游“踏青”之说法相对应。清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记:“(重阳)有治看携酌于各门郊外痛饮终日,谓之‘辞青’。”这也是一个颇有诗意的名称。 关于登高习俗的起源,有不同的说法: 一说可能源于古代对山神的崇拜,以为山神能使人免除灾害。所以人们在“阳极必变”的重阳日子里,要前往山上游玩,以避灾祸。或许最初还要祭拜山神以求吉祥,后来才逐渐转化成为一种娱乐活动了。(古代认为“九为老阳,阳极必变”,九月·九日,月、日均为老阳之数,不吉利。故而衍化出一系列避不祥、求长寿的活动,并非如魏文帝曹丕所称九为“宜于长久”之数。这是明代谢肇制《五杂咀》中的看法。 一说重阳时节,秋收已经完毕,农事相对比较空闲。这时山野里的野果、药材之类又正是成熟的季节,农民纷纷上山采集野果、药材和供副业用的植物原料。这种上山采集农民们把它叫做“小秋收”。登高的风俗最初可能就是从此演变而来的。至于集中到重阳这一天则是后来的事。那意思是以此作为一种象征,起点提倡作用,正像春天宜于植树,人们就定个植树节的道理一样。此外重阳节期间天气晴朗,气温凉爽,适宜于登高望远。 佩茱萸·簪菊花 重阳节有佩茱萸的风俗,因此又被称为“茱萸节”。茱萸是重阳节的重要标志。重阳节时人们还喜欢佩戴菊花。茱萸雅号“辟邪翁”,菊花又名“延寿客”。 佩茱萸 茱萸是一种可以做中药的果实,因为出产于吴地(今江浙一带)的茱萸质量最好,因而又叫吴茱萸,也叫越椒或艾子,它是一种常绿小乔木,树几乎可以长到一丈多高,叶为羽状复叶,初夏开绿白色的小花,结实似椒子;秋后成熟。果实嫩时呈黄色,成熟后变成紫红色,有温中、止痛、理气等功效。茱萸叶还可治霍乱,根可以杀虫。《本草纲目》说它气味辛辣芳香,性温热,可以治寒驱毒。古人认为佩带茱萸,可以辟邪去灾。 重阳佩茱萸的习俗在唐代很盛行,人们认为在重阳节这一天插茱萸可以避难消灾;或佩带于臂,或作香袋把茱萸放在里面佩带,称为茱萸囊,还有插在头上的。大多是妇女、儿童佩带,有些地方,男子也佩带。重阳节佩茱萸,在晋代葛洪《西经杂记》中就有记载。除了佩带茱萸,人们也有头戴菊花的。唐代就已经如此,历代盛行。清代,北京重阳节的习俗是把菊花枝叶贴在门窗上,“解除凶秽,以招吉祥”。这是头上簪菊的变俗。宋代,还有将彩缯剪成茱萸、菊花来相赠佩带的。 重阳茱萸其实也和端午节的雄黄和菖蒲的作用差不多,目的在于除虫防蛀。因为过了重阳节,就是十月小阳春,天气有一段时间回暖;而在重阳以前的一段时间内,秋雨潮湿,秋热也尚未退尽,衣物容易霉变。这段时间又是桂花盛开之时,所以民间称之为“桂花蒸”,这时必须防虫。茱萸有小毒,有除虫作用,制茱萸囊的风俗正是这样来的。 但是在宋元之后,佩茱萸的习俗逐渐稀见了。其变化的因由大概要从重阳节俗的重心的潜移中去理。重阳在早期民众的时间生活中强调的是避邪消灾,随着人们生活状态的改善,人们不仅关注目前的现实生活,而且对未来生活给予了更多的期盼,祈求长生与延寿。所以“延寿客”(菊花)的地位最终盖过了“避邪瓮”(茱萸)。 放纸鹞 放纸鹞是惠州过重阳节的主要习俗。换句话说,惠州民间过重阳节是以放纸鹞为主要特征的。此习,除惠州流传的民谣中有叙述以外,光绪《惠州府志》亦有记述。 放纸鹞 纸鹞亦现在的风筝。风筝是五代以后的称谓,五代之前,北方习惯称“纸鸢”,南方则多叫“鹞子”,惠州的“纸鹞”称谓很明显的是保留了五代以前的古老名称,且有“南北混合”的味道。 风筝始见于春秋时期,初型均是鸟类。相传公输般(鲁班)“削竹为鹤,成而飞之”,“作木鸢以窥宋城”。这里的“竹鹊”“木鸢”,就是代风筝的雏型。不过,当时没有纸,只能用竹木制成。清人笔记中说 “韩信率军十万围攻项羽于垓下,以牛皮制风筝一具,下置善笛之人吹思乡之曲,其声悲怨,楚军弟子八千人尽皆散去”。这里所说的汉代风筝,也只不过是牛皮制的风筝。东汉蔡伦造纸术面世后,始有纸制风筝,出现了“纸鸢”和“鹞子”的称谓。“风筝”之名的出现,据记是出现在五代,《询刍录》记曰:“风筝,即纸鸢,又名风鸢。初,五代李邺于宫中作纸鸢,引线采风为戏,后于鸢首以竹为笛,使风入竹,声如筝 鸣,俗呼风筝。”唐以后,风筝盛行,并定清明节为风筝节,宋已后更是在老百姓中间普及了。从这以后,风筝的形状已不局限于鹊、鸢、鹞等鸟类,虫、鱼、人神均有之,明清以后,风筝制作已成为一种十分精湛的手工艺术。 惠州民间的纸鹞,已非本来面目,多为四方平面,带一尾巴,其形状与民间所贴门神、神位相似,故疑为神状风筝的一种简化。在惠州民间,风疹制作极为简单,采竹一枝弯曲,一支直竖,撑住一张四方纸,贴上尾巴调好线,即可放飞。有一种不带尾巴,四方状纸稍大,称“阿婆鹞”,以放飞时平稳、安定而得名。 除此外,其他形状的纸鹞也偶而有之。 重阳这天,人们多伴以凳高,于街道和旷野处放飞风筝,孩童、成人均有之,亦甚壮观。 按我国的传统习惯,放飞风筝多在清明。重阳放纸鹞可说是惠州民间特有习俗。其来由无从考究。但从惠州的领南气候观之,时间上似乎颇为恰当。清明前后为雨季,春雨不断,这时显然是不适合于放纸鹞的,而重阳前后秋高气爽,劲风不断,人们按传统习俗要登山登高,进行户外活动,此时放纸鹞,天时地利人和,是颇多为适合的。 吃重阳糕 重阳的饮食之风,除前所述的饮茱萸、菊花酒,吃菊花食品之外,还有好些,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吃糕。在北方,吃重阳糕之风尤盛。 重阳糕 据《西京杂记》载,汉代时已有九月九日吃蓬饵之俗,即最初的重阳糕。饵,即古代之糕。《周礼》载饵用作祭祀或在宴会上食用。汉代又记有黍糕,可能与今天的糕已差不远。蓬饵,想必也类似于黍糕之类。至宋代,吃重阳糕之风大盛了。糕与高谐音,吃糕是为了取吉祥之意义,因而才受到人们的青睐。 重阳糕又称花糕、菊糕、五色糕,制无定法,较为随意,有“糙花糕”、“细花糕”和“金钱花糕”。 粘些香菜叶以为标志,中间夹上青果、小枣、核桃仁之类的糙干果;细花糕 有3层、2层不等,每层中间都夹有较细的蜜饯干果,如苹果脯、桃脯、杏 脯、乌枣之类;金钱花糕与细花糕基本同样,但个儿较小,如同“金钱”一 般,多是上层府第贵族的食品。 据说,早年不家用发面饼夹上枣,栗诸果的, 或以江米、黄米面蒸成粘糕饼,似“上金”、“下银”的花糕。 有诗描述重阳糕的制作: 蔡云: 篝火鸣机夜作忙, 织工一饮登高酒, 依然风雨古重阳, 蒸出枣糕满店香。 九月九日天明时,以片糕搭儿女头额,口中念念有词,祝愿子女百事俱高,乃古人九月作糕的本意。讲究的重阳糕要作成九层,像座宝塔,上面还作成两只小羊,以符合重阳(羊)之义。有的还在重阳糕上插一小红纸旗,并点蜡烛灯。这大概是用“点灯”、“吃糕”代替“登高”的意思,用小红纸旗代替茱萸。当今的重阳糕,仍无固定品种,各地在重阳节吃的松软糕类都称之为重阳糕。 重阳糕不仅自家食用,还馈送亲友,称“送糕”;又请出嫁女儿回家食糕,称“迎宁”。 饮菊酒 菊花,是我国名花,也是长寿名花。在“霜降之时,唯此草盛茂”,由于菊的独特品性,菊成为生命力的象征。 早在屈原笔下,就已有“夕餐秋菊之落英”之句,即服食菊花瓣。汉代就已有了菊花酒。魏时曹五曾在重阳赠菊给钟蹈,祝他长寿。晋代葛洪在《抱朴子》中记河南南阳山中人家,因饮了遍生菊花的甘谷水而延年益寿的事。梁简文帝《采菊篇》中则有“相呼提筐采菊珠,朝起露湿沾罗懦”之句,亦采菊酿酒之举。直到明清,菊花酒仍然盛行,在明代高濂的《遵生八笺》中仍有记载,是盛行的健身饮料。 重阳佳节,我国有饮菊花酒的传统习俗。菊花酒,在古代被看作是重阳必饮、祛灾祈福的“吉祥酒”。 我国酿制菊花酒,早在汉魏时期就已盛行。据《西京杂记》载称“菊花舒时,并采茎叶,杂黍为酿之,至来年九月九日始熟,就饮焉,故谓之菊花酒。” 晋代陶渊明也有“酒能祛百病,菊能制颓龄”之说。后来饮菊花酒逐渐成了民间的一种风俗习惯,尤其是在重阳时节,更要饮菊花酒。《荆楚岁时记》载称“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莲耳,饮菊花酒,令长寿。” 到了明清时代,菊花酒中又加入多种草药,其效更佳。制作方法为:用甘菊花煎汁,用曲、米酿酒或加地黄、当归、枸杞诸药。 由于菊花酒能疏风除热、养肝明目、消炎解毒,故具有较高的药用价值。明代医学家李时珍指出,菊花具有“治头风、明耳目、去瘘瘅、治百病”的功效。 古时菊花酒,是头年重阳节时专为第二年重阳节酿的。九月九日这天,采下初开的菊花和一点青翠的枝叶,掺和在准备酿酒的粮食中,然后一齐用来酿酒,放至第二年九月九日饮用。传说喝了这种酒,可以延年益寿。从医学角度看,菊花酒可以明目、治头昏、降血压,有减肥、轻身、补肝气、安肠胃、利血之妙。时逢佳节,清秋气爽,菊花盛开,窗前篱下,片片金黄。除登高插茱萸外,亲友们三五相邀,同饮菊酒,共赏黄花,确实别有一番情趣。尤其是诗人们,赏菊饮酒,吟诗唱酬,给后世留下不少佳句。 由于菊花酒的缘故,重阳又成了祭祀酒业神的酒神节。如《山东民俗·重阳节》介绍,山东酒坊于重阳节祭缸神,神为杜康。在贵州仁怀县茅台镇,每年重阳,开始投料下药酿酒,传说是因九九重阳,阳气旺盛才酿得出好酒。每当烤出初酒时,老板在贴“杜康先师之神位”的地方点香烛,摆供品祈祷酿酒顺利(见《中国民俗采英录》)。在湖南宁远,每于九月九日“竞造酒,日重阳酒”。这些风俗说明,重阳与酒的关系极深。 除了以上较为普遍的习俗外,各地还有些独特的过节形式。 重阳节在陕北正值收割的季节,有首歌唱道:“九月里九重阳,收呀么收秋忙。谷子呀,糜子呀,上呀么上了场”。陕北过重阳在晚上,白天是一整天的收割、打场。晚上月上树梢,人们喜爱享用荞面熬羊肉,待吃过晚饭后,人们三三两两地走出家门,爬上附近山头,点上火光,谈天说地,待鸡叫才回家。夜里登山,许多人都摘几把野菊花,回家插在女儿的头上,以之避邪。在福建莆仙,人们沿袭旧俗,要蒸九层的重阳米果,我国古代就有重阳“食饵”之俗,“饵”即今之糕点、米果之类。宋代《玉烛宝典》云:“九日食饵,饮菊花酒者,其时黍、秫并收,以因粘米嘉味触类尝新,遂成积习”。清初莆仙诗人宋祖谦《闽酒曲》曰:“惊闻佳节近重阳,纤手携篮拾野香。玉杵捣成绿粉湿,明珠颗颗唤郎尝”。近代以来,人们又把米果改制为一种很有特色的九重米果。将优质晚米用清水淘洗,浸泡2小时,捞出沥干,掺水磨成稀浆,加入明矾(用水溶解)搅拌,加红板糖(掺水熬成糖浓液),而后置于蒸笼于锅上,铺上洁净炊布,然后分九次,舀入米果浆,蒸若干时即熟出笼,米果面抹上花生油。此米果分九层重叠,可以揭开,切成菱角,四边层次分明,呈半透明体,食之甜软适口,又不粘牙,堪称重阳敬老的最佳礼馔。 一些地方的群众也有利用重阳登山的机会,祭扫祖墓,纪念先人。莆仙人以重阳祭祖者比清明为多,故俗有以三月为小清明,重九为大清明之说。由于莆仙沿海,九月初九也是妈祖羽化升天的忌日,乡民多到湄洲妈祖庙或港里的天后祖祠、宫庙祭祀,求得保佑。 新中国成立后,重阳节的活动充实了新的内容。1989年,我国重阳节定为老人节。每到这一日,各地都要组织老年人登山秋游,开阔视野,交流感情,锻炼身体,培养人们回归自然,热爱祖国大好山河的高尚品德。 重阳节传说 较早有关重阳节的传说,见于梁朝吴均的《续齐谐记》: “汝南桓景,随费长房游学累年。长房谓日九月九日汝家中当有灾,宜急去。令家人各作绛婓囊,盛茱萸以系臂,登高饮菊花酒,此蜗祸可除。景如言举家登山。夕还,见鶪犬牛羊一时暴死。长房闻之日,此可代也。今世人九日登高饮酒,妇人带茱萸囊,盖始于此。” 唐代的《初学记》和宋代的《太平御览》等多种重要类书都转述了吴均《续齐谐记》里的这个故事,并认为九月九日登高喝菊花酒,妇女在胳膊上系茱萸囊辟邪去灾的习俗由此而来。和大多数传统节日一样,重阳节也有古老的传说。 干宝《搜神记》云:淮南全椒县有一丁氏,嫁给同县姓谢家,由于谢家是大富户,她婆婆却凶恶残暴,虐待丁氏,强迫她干繁重的家务,经常遭到痛骂和毒打。丁氏最终忍受不住,在重阳节悬梁自尽。死后冤魂不散,依附在巫祝身上说:"做人家媳妇每天辛苦劳动不得休息,重阳节请婆家不要让她们再操劳。"所以,江南人每逢重阳日,都让妇女休息,叫做“休息日”。这位姓丁氏的妇人立祠祭祀,称为“丁姑祠”。以后,每逢重阳节,父母们要把嫁出去的女儿接回家吃花糕;到明代,甚至将重阳节称为“女儿节”。 汉刘歆《西京杂记》记载:汉高祖刘邦的爱妾戚夫人被吕后害死后,戚夫人的侍女贾佩兰也被驱逐出宫,嫁给扶风人段儒,闲谈时曾提到她在宫廷时,每年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饵,饮菊花酒,以辟邪延寿。 唐代诗人沈佺期《九日临渭亭侍宴应制得长字》诗:“魏文颂菊蕊,汉武赐萸囊…,年年重九庆,日月奉天长”。 《旧唐书·王勃传》记载:王勃的《滕王阁序》就是在重阳节这一天写出来的。当时王勃的父亲担任交趾令,王勃前往探视父亲,九月九日路过南昌时,洪州牧阎伯屿正在重修的滕王阁中宴请宾客及部属,他想夸耀女婿吴子章的才气,便事先拿出纸笔请宾客动笔作序,所有的宾客都知道他的用意,没有人敢作。却不料王勃事先并不知道州牧的用心,于是毫不谦让接过纸笔。州牧原本心中十分生气,立即派人在旁边看王勃书写,谁知道王勃才气不凡,蓄积已久的心情完全发泄出来,文章越写越好,当写到“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词句时,忍不住拍案叫绝!王勃从此一举名震诗坛。 民间故事继承了《续齐谐记》的故事梗概,再添上民间艺人想像创造的情节,又产生了很多重阳节传说的异文。这里选择了三则异文展示给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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玥玥285966231

先秦时代以祖先崇拜为主,所以神话涉及多神,且多为地上之神,如楚国神话中的九嶷神众,原初神话的炎黄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决定其后将以儒家文化的中心“天”作为神话的最高层。汉后期伴随着阴阳家和方士的融合,在附会道家学派后道教系统逐渐建立;同时佛教传入,中国民间神话出现佛道相收趋势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进一步吸收佛教教阶,儒家思想,建立系统的神仙体系,确立以三清、四御和玉帝为首的神仙制度,并终于为中国汉民族民间神话体系奠定基础先秦时期神话传统的终结可以《穆天子传》为重点,《穆天子传》中周穆王遇西王母,其后乃归朝,中国神话体系中西王母一落千丈,从最高神落为一般神,代表着早先自然神灵崇拜的结束;先秦神话的归纳多见《山海经》《楚辞》《列子》《庄子》《淮南鸿烈》《史记》《神异经》其后的神话代表可参照《太平广记》《搜神记》此类小说,这一般代表的都是民间神话;《封神演义》后章所列诸神可说是对道教神仙的一个列举同时中国民间神话一直在壮大中,比如灶神,钟馗和天后妈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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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小样丶

中西方文学狐意象的性别指向之比较华师大中文系 郑梅珍摘要:"狐"是中国文学中一个典型的意象,在这方面的研究已获得丰硕的成果。而作为世界文学的一个交际单位,西方文学中的狐意象却并未受到关注。本文诣在从一个细小而有趣的角度--狐意象的性别指向--作为切入点,初步对中西方文学狐意象进行整合,并以文学人类学的方法考察和揭示二者性别指向差异背后的文化因素。从方法论来说,本文希望不是简单的整合,而是希望能以人类学的眼光反观"狐"这一普遍意象中的异质性。关键词:狐意象 性别指向 中西方"狐狸精",在现在中国民众的世俗心理中,指的是以美色媚人、对男性具诱惑力的女子,通常带贬义、蔑视的感情色彩,这一点没有多少异议。中国传统的文学审美中,也有一部经典的《聊斋志异》塑造了一批生动鲜活狐女形象。"狐--女性",作为一种固定的联系积淀在我们的审美意识里,似乎成了一个不证自明的真理。然而,狐这一意象,并非中国文学作品所独有,它是世界文学的一个典型的动物意象;作为世界文学的一个单位,狐意象有共同的属性特征:机智、狡猾、有灵性等。但东西方民族的审美心理、文化背景存在差异,狐意象势必会表现出自身的个性。西方文学的狐意象,笔者发现其性别指向更趋向于阳性,或者说是男性。即便是中国文学,狐意象也有自身演变发展过程,其性别指向经过了从不自觉到自觉,从粗糙到细致化,从男性倾向占主导向女性倾向发展的漫长过程,最终逐渐固定下来成为至今仍保持的"狐狸精是女子"的观念。一、 中国文学狐意象性别指向的演变及定型早在先秦时期,狐意象就出现在神话与文学作品中,这时的性别指向不甚固定,女性、男性兼而有之。狐与女子互相幻化,狐是,女子的象征,这一原型可以追溯到上古"禹娶涂山女"的神话。东汉赵晔《吴越春秋》卷六《越王无余外传》记载:禹三十未娶,行到涂山,恐时之暮,夫其度制,乃辞云:"吾娶之,必有应矣。" 乃有白狐九尾,造于禹。禹曰"白者,吾之服也;其九尾者,王之证也。涂山之歌曰:绥绥白 狐,九尾庞庞。……"禹因娶涂山,谓之女娇。从这个上古神话来看,九尾白狐是涂山女的象征,二者实际上合为一体。但这里狐所象征的女子却能给禹带来吉祥之气,并非后来广泛接受的"淫妇"。而我们又可以在屈原《天问》中找到"狐--淫妇"的原型。" 浞娶纯妻,眩玄妻爰谋。何羿之射革,而交吞揆之?"这讲的是寒浞与纯狐氏之女玄妻合谋杀死后羿。"纯狐玄妻",闻一多的看法是纯狐可以实指狐狸,今人龚维英则认为纯狐氏是图腾氏族仭?但不管玄妻是否为动物的狐所幻化,"纯狐玄妻"的主要意义在于具有狐妖为性淫之女性的原型意义。从涂山女和纯狐氏这两则神话来看,狐意象均与女性相联系。但在先秦,狐的性别也指向男性,并出现"雄性淫狐"的原型观念。《诗经•齐风•南山》云:" 南山崔崔,雄狐绥绥。鲁道有荡,齐子由归。既曰为止,曷之怀止?"郑玄释云:"雄狐行求匹藕于南山之上,形貌绥绥然。……喻襄公居人君之尊,而为淫佚之行。其威仪可耻,恶如狐。"诗用雄狐起兴,用狐作比,讽刺齐襄公与其妹私通的淫耻行为。这成为六朝狐意象男性倾向的基础。六朝狐意象性别指向逐渐走向自觉,狐也分化为不同的类形象,不同类的狐确立起固定的性别指向。《中国狐文化》指出:"汉人对'雄狐绥绥'的解释已露出狐为淫兽的端倪,实际上已经初步建立起'雄狐'-雄性淫狐-的原型观念。到六朝时期,这一观念进一步发展,狐妖的雄化倾向和性淫特征被反复强调着,由此产生了一系列'雄狐'型故事,这就把'雄狐'的原型明确化定型化。"? 在《搜神记》中,写了许多雄狐化为丈夫与女人交接的故事。六朝雄性狐除了淫惑女子外,又形成了"狐博士"的类型。《搜神记》中"狐博士"是教授诸生的儒师,《异苑》里的"人物"胡道洽也是爱好音乐医术之事。狐妖表现为学狐、才狐、儒狐,也在后世文学中反复出现,如《聊斋志异》除了塑造众多痴情美貌的狐女,还有一部分学士狐。这一类型的狐都化为男性形象。这一点较容易理解。古代"女子无才便是德",只有男性才可作为知对ú┑男蜗蟊煌瞥纭S氪送�保�����拥墓勰钜苍诜⒄沟敝小6���薄缎�屑恰匪?quot;狐五十岁能变化为妇人,百岁为美女,为神巫,或为丈夫,与女人交接。"《初学记》卷二九引《玄中记》作:"千岁之狐为淫妇,百岁之狐为美女。"《搜神记》卷一二亦称:"千岁之狐,起为美女。"《名山记》:"狐者,先古之淫妇也,其名为阿紫,化而为狐。"在六朝,虽然狐意象男性化指向占多数,但我们可以看到淫妇与狐妖互化的观念也进一步得到加强。唐代,狐妖雌化倾向就更为明显,不但开创了狐与妓相结合的狐妓原型,深化了狐性淫的观念,另一方面也出现了狐妖化为美与善统一的完美女子形象。这一原型后来在《聊斋志异》里广泛使用。这两者虽然在道德标准上看似相悖,但在本质上都是狐与女性的同构性的强化。到宋金元的传奇文学中,狐化女子诱惑男子或与男子相恋的情节屡见不鲜。北宋的《青锁商议》、《云斋广录》,南宋志怪小说集《夷坚志》等文学作品,绝大多数狐妖化为女子。明清时代,狐意象的女性指向悄然转化为固定的审美心理,广泛见于文学作品。代表性的有明代长篇章回小说《封神演义》,冯梦龙的《平妖传》、凌蒙初的《三言二拍》、吴承恩的《西游记》。清代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是狐意象的集大成者,涵盖了中国文学传统中狐意象的各种类型、特性。《聊》中写狐精的有七十五篇,其中为男性的"学士狐"、"友狐"约二十篇左右,包括《胡氏》、《淮水狐》等;狐女形象的篇目达四十几篇,占一半以上,有《娇娜》、《莲香》、《红玉》、《鸦头》为代表。此外有十几篇未指明狐的性别,一般以动物性出现。可以看出,清代狐意象的女性指向在经过历潮历代的发展后不断得到加强,不但固定为文学中的固定审美,在世俗心理中,"狐狸精"也与女性必然联系在一起,成为一类女子的特称。《红楼梦》第二十回李麽麽骂袭人"一心只想妆狐媚子哄宝玉",第六十二回晴雯骂芳官"你就是狐媚子",第七十七回王夫人骂芳官"唱戏的女孩子,自然都是狐狸精了",晴雯对宝玉说"我虽生得比别人好些,并没有私情勾引你,怎么一口咬定了我是个狐狸精"。从历代文学作品可以发现,狐意象的性别指向是有其发展变化过程的,从男性倾向到女性倾向,到用"狐狸精"作为惑人女子的代名词,"狐为女性"便成为固定的审美心理,这说明狐意象的女性指向更符合中国人的民族心理、审美感受和女性观念,并与西方文学中的狐意象的性别指向形成了"对立"。二、西方文学狐意象阳性指向的发现与证明西方文学狐意象的文学传统尽管不像中国文学那样典型,但并不能因此忽略它本身的文学价值和背后的文化蕴涵。古希腊的《伊索寓言》,就有许多关于狐狸的寓言故事,如为人们所熟悉的《狐狸与葡萄》、《狐狸和大鸦》、《狮子和狐狸》。《伊》中狐狸的故事有三十几篇,但其中并没有明确的性别指向,包括其他动物,几乎看不出性别来。《伊》所塑造的动物虽然被人格化,但还只是某种典型特征的符号,狐狸只成为"狡猾"的代名词,更没有中国观念中的性淫的特征。后来法国拉•封丹的寓言诗,俄国克雷洛夫寓言故事所涉及的狐狸故事也如《伊索寓言》只作为"狡猾"的符号。但在中世纪欧洲流传的《列那狐传奇》,列那狐不但是一个充分人性化的动物形象,更关键的是它以一个男性的面貌出现的。它展示了男性英勇的特质,与象征封建统治阶级的狮子诺布勒、驴子贝尔纳、伊桑格兰狼作斗争,充分体现反抗精神。同时列那狐也欺凌弱小动物,暴露狡猾、残酷的一面。列那狐这一形象的塑造,已不仅仅是"狡猾"的代名词,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男性。这里狐意象的性别指向是明显的。有趣的是,在英国现代作家劳伦斯一部有代表性的中篇小说《狐》中,我们又可以清楚地发现狐意象仍是以男性作为象征对象,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从这篇小说发现了西方狐意象的阳性倾向或许不是偶然的选择,而是存在着必然性的理据可寻。小说《狐》表面上写了一个爱情故事。两个年轻女子玛奇、班福德沉郁地生活在农庄里,两人形影不离,关系暧昧。玛奇的性别意识受到压抑,整日以中性的装扮束缚自己。但突然有一天,一个叫亨利的年轻男子介入了她们沉寂的生活,玛奇的性别意识迅速激活,她被亨利的男性魅力所吸引了。而亨利不但主动追求玛奇,并杀死阻碍他们结合的班福德。最后亨利和玛奇如愿生活在一起,获得新生。小说以"狐"作为题目,具有象征性、统领性的含义。从象征的内涵来看,狐是男子亨利的象征,或者说亨利在女主人公玛奇眼里,就是"狐"的化身,两者合为一体。从小说的叙述结构来看,狐是整个故事情节发展的推动力量。故事多次以狐的出场(在现实或在玛奇的梦中)作为故事发展隐喻、铺垫。狐作为男子亨利的象征,也是触发玛奇性意识萌动和觉醒的直接原因。通过对玛奇、狐、亨利三者关系的解读,我们可从文本中发现"狐"对玛奇,代表了一种阳性崇拜,这也是决定狐意象男性指向的一个关键。小说中,原先偷鸡的狐狸扰乱了玛奇的生活,玛奇对狐狸持仇视的态度。但当那只狐狸出现在她面前时,玛奇被一种莫名的力量所控制,陷入恍惚的状态中,类似于中国的"狐媚"。小说中这样描述:"它认识她。她像被迷住似的动弹不得。她,明白它是认识她的,所以它才那样笔直地望着她的眼睛。""她已经被它迷住了,它成了她看不见的精神主宰。"所以当夜幕降临(狐狸出动的时间),"她的心又一次为了狐狸,为了那只狐狸而激烈地跳动起来。"这样的描述,如同一个女子对一个男子的一见钟情,完全像异性间的吸引。当年轻男子亨利出现时,玛奇又被他迷住了,因为"玛奇觉得他就是那只狐狸。……她认为那小伙子就是那只狐狸,她无法想象他是什么别的东西。"可见,在她眼里,狐狸与男子合成一体,不论是狐狸还是男子,对她的吸引都是一种异性相吸。狐狸与男子的同一性在劳伦斯笔下被反复强调。"她认出他就是狐狸--它就在这儿,她用不着去找它了。……她终于可以沉醉在狐狸的气味里了。""他的黄卡其军服的闪光使她回忆起梦里那只狐狸鲜亮的毛皮。""玛奇觉得他转过头在的时候,眼睛里又冒出了上次她在狐狸眼里看见的狡黠、嘲讽和会意的火花,这个火花又一次飞进她的灵魂里。"小说又通过玛奇的梦,给我们暗示了狐在玛奇潜意识里代表了一种阳性崇拜。"它的颜色非常黄,非常耀眼,像玉米一样。……它好象就在很远的地方,她想摸摸的它。她伸出手去,它忽然一口咬住她的手腕,就在她缩回手的一瞬间,狐狸转过身准备跳开。它那毛茸茸的尾巴一下子拂着了她的脸庞。这只尾巴像着了火似的,烧着了她的嘴唇,烫的她疼痛难耐。"这个梦预示后面的故事:亨利"像闪电一样飞快地在她嘴唇上吻了一下……使她浑身上下每一根纤维都燃烧起来。"加拿大人类学家约翰•B•维克利有一篇文章《D•H•劳伦斯中篇小说中的神话与仪式》,对这个梦做了这样的阐释:"这一梦境不仅预示了他俩的关系,而且也揭示了狐狸和亨利的本性。对于任何一位熟悉《金枝》的读者来说,上述对与狐狸的描写暗示,它应该等同于原始人的生殖之神,更明确地说等同于谷物精灵狄奥尼索斯。意味深长的是,在收获季节,最后一位用镰刀碰到谷物的人被称作'狐狸',而在那天晚上,他要和所有姑娘跳舞,因此,在弗雷泽和劳伦斯笔下,生殖之神,人类和动物,这三者是相关的。……梦境预示尼莉(玛奇)和亨利间的那种阳性崇拜关系。"?弗雷泽《金枝》记载,在欧洲有想象谷物精灵变成动物的传统,如变成狼、狗、山羊、野兔、猫等,也包括狐狸。在法国东南部的布列斯地区,收获时节的最后一捆谷子就代表狐狸。在这捆谷子边留十二根谷穗不割,当作尾巴,每一个收割者后退几步,对准他扔镰刀,谁把他砍断了,谁就"割断了狐狸尾巴。"? 并且据《金枝》记载,一般谷物精灵也可以被认为是生殖之神,比如阿多尼斯,又是太阳之神;奥锡利斯不仅是谷神,也代表树神、生殖之神;狄俄尼索斯也可以作为生殖之神。所以,化为狐狸的精灵又与生殖崇拜相联系,这些生殖之神大都为阳性,那么作为他的化身的"狐"便自然而然是阳性指向。此外,小说中"狐的尾巴像着了火",这一点也可作为预示一种阳性崇拜的一个证据。"火"这一意象往往与阳性崇拜有密切联系。《太阳崇拜与太阳神话》一书指出,火崇拜与日崇拜具有叠合意义,太阳、火与生命力的崇拜具有一定的同构性。… 那么狐的尾巴也可以视为阳性崇拜的一个侧面,狐承担阳性崇拜的角色便更有信度了。据此,可以得出结论,《狐》这篇小说以"狐"作为阳性的象征并不是作者随意性的选择,换个角度说,狐意象在这里的男性指向也不是偶然、巧合。不论是西方文学传统,还是确实存在的文化习俗,都是耦合的。在西方世俗心理,"狐狸"也一般指称男性。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中,斯蒂芬就骂教长是"老狐狸"。西方用"狐狸"形容一个人,其对象习惯上为男性,这和我们中国人世俗心理正好相悖。在军事上,西方也喜欢用"狐"来指称战斗机或部队。如前苏联曾研制过一种型号的战斗机,被北约称之为"火狐"。海湾战争中,美军代号为"沙漠之狐"。虽然不能说是明确的男性指向,但可以看出"狐"在西方心理中更具有一种攻击性,实际上也是阳性特征的一个侧面。三、文化背景原因初探中西方文学狐意象指向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西方文化差异所致。这里初步从三个角度进行观照。首先,就审美心理来看,对狐狸这一动物的视觉感受,可能就存在很大差异。日本学者吉野裕子在《神秘的狐狸》一书谈到"狐狸的美丽",她说"狐在多数的动物中显得特别美丽。狐狸具有曲线优美的身资,尾巴丰实漂亮,它的眼睛的大而清澈,鼻子细而笔挺,显得非常聪颖,如果是人,就使我们想起秀丽的美女。……"? 正因为狐的这些生物特征,容易让人们的审美心理上建立起"狐和美女的心理认同关系",并且这种关系如此牢固,以至于"狐化美女之说迅速传播后世,逐渐成为狐化传说的主体。"? 所以中国狐意象的女性化是具有审美上的基础的。西方对狐狸的视觉感受如何,在《狐》这个小说中,我们可以得出一点结论。女主人公把狐狸的外貌与男子亨利的长相联系起来,以她的审美,狐狸与男子更容易建立起同一关系,因为他与它的外貌可以契合。女主人公玛奇眼中的亨利"长长的浅头发粘着汗水贴在他的前额上,他的眼睛是蓝色的,非常明亮、敏锐,在他面颊的细嫩的绯红皮肤上长出了一些浅色的绒毛,像汗毛一样,不过比汗毛更明显。"以至于玛奇觉得他是狐狸,因为"他喜欢把头往前探"或者"因为他的绯红颧骨上长着的浅白色柔毛在微微闪光"抑或"因为他那双明亮锐利的眼睛"。第二个原因,与狐的图腾崇拜有关。据《中国狐文化》的解释,中国上古时期九尾狐化美女的观念与当时的图腾崇拜相关。"涂山氏在渔猎经济活动中接触到狐,进而产生了崇拜心理,把狐奉为图腾神。涂山氏当时处于母系社会,所以图腾对象表现为一只雌狐。"狐为九尾,包含着生殖崇拜的意义,"雌狐阴户临近尾根,所以兽类交配叫交尾,因而这里显然存在着这样一种含义,尾多则阴户多,阴户多则产子多。……这里九尾尽可理解为九阴,是女阴崇拜的曲折表现。"? 可见中国上古狐的女阴崇拜可能积淀在民族心理中,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影响中国人心目中狐的形象与内涵,也指导中国文学狐意象的女性化倾向。西方对狐的图腾极有可能是一种阳性崇拜,这一点在前文已经论述过。两种不同性别崇拜的图腾渊源,也决定了狐意象的性别差异。第三,中国传统文化的女性观念及狐性淫的思想,也决定了狐意象的性别指向与西方的差异。中国自古就把狐狸视为淫兽。《虞初新志•烈狐传》说:"狐,淫兽也,以淫媚人。"《埤雅•狐》:"其为物性淫。"朱熹《诗集传》注《诗经•卫风•有狐》:"狐者,妖媚之兽。""狐性淫"在中国人心里达成共识。虽然早期亦有雄性淫狐的原型,可惜在六朝后更把性淫女子与狐相联系,这具有深层的文化原因。在中国传统的男权社会,女性是从属于男性的客体。在道德观念上,男性可以性欲放荡,寻花问柳而合情合理;女性在性爱方面却受到严厉压制,不论是思想上还是行为上有过失,便"理所当然"被称为淫妇。女性是男性的玩物,只是空洞的能指,长期处在"失语状态"。"女子性淫"的观念是男性话语下的产物,并且连女性自身也自觉不自觉对这一观念形成认同感。女子的性淫与狐性淫就存在一种同构关系。另外女性自古被视为红颜祸水,一个王朝的衰亡往往归结为女人的祸害,褒姒、妹喜、妲己、西施、杨玉环都作为"狐狸精"的典型,反映了"女色禁忌"的观念。把美女比作狐狸精的幻化,意在告戒不可迷恋于女色之中。白居易的《古冢狐》一诗,是这种禁忌观的有力证明:"古冢狐,妖且老,化为妇人颜色好。……狐假女妖害人浅,一朝一夕迷人眼。女为狐媚害即深,日长月增溺人心。何况褒姒之色善蛊惑,能丧人家覆人国。君看为害浅深间,岂将假色同真色。"以上种种,导致"狐者,先古之淫妇"的观念,狐与女性的同一性,被不断强化,成为中国人心里抹不去的文化积淀。在西方文学中,还未发现把狐视为淫兽的传统,即便对女性的观念也如同中国把女子视为尤物,那么狐也未必会和女子紧密联系,所以狐意象的性别指向就不必为女性。中国"狐狸精--女子"的集体意识久已确立,它的起源和发展过程便被忘却。忘却的结果是,我们相信这一基本观念具世界和历史的普遍意义,是不证自明的真理。本文对中西方文学狐意象的性别指向的初步梳理,足以说明"狐--女性"的观念并非我们原先所不曾怀疑的普遍意义。对造成"狐为阴性"在中国审美心理的最终定型和稳固传承,以及西方狐的阳性指向的原由,本文以相对显见的社会文化背景差异为底,并用文学人类学的方法彰显出其隐性的原始基因,以求能向中西方狐意象差异的缘起和文化蕴涵更靠近一点。注:*李剑国 :《中国狐文化》,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2年月6版, 第31页*同上 第71 页*收在《神话与文学》(美)约翰•维克雷编,潘国庆等译,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5年4月版*弗雷泽:《金枝》,徐育新,汪培基,张泽石译,大众文学出版社 1998年版… 高福进:《太阳崇拜与太阳神话》,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年 3 月*引自李剑国 :《中国狐文化》,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2年月6版,第 73 页*同上 第73 页*同上 第27 页参考书目:李剑国 :《中国狐文化》,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2年月6版弗雷泽:《金枝》,徐育新,汪培基,张泽石译,大众文学出版社 1998年版高福进:《太阳崇拜与太阳神话》,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年 3 月卢润详:《谈狐说鬼录》,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2年1 月孙绍先:《英雄之死与美人迟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年9月约翰•维克雷(编):《神话与文学》,潘国庆等译,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5年4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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