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熙研究论文黄

书院是唐宋至明清出现的一种独立的教育机构，是私人或官府所设的聚徒讲授、研究学问的场所。书院与藏书阁，是千百年前的高等学府与图书馆，曾伴着朗朗书声与淡淡墨香，成为名流学者们的讲经论道之所，文人学士们的向往之地。在中国古代的文化传播中，没有一种形式能如书院呈现的这般自由。书院在我国古代所承载的精神气质和文化使命大约与现代的大学类似，但是现代的书院早已失去它直接的思想传播功能，只能成为后人精神瞻仰的指引性符号。让我们追寻宋代著名的四大书院：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湖南善化的岳麓书院、河南省登封嵩阳书院和河南商丘的应天书院，感受古典文化的余音。  中国古代四大书院——岳麓书院 · 中国古代书院之岳麓书院 岳麓山上，清溪茂林之间，隐存着一座雅致的千年庭院，青舍密密，屋宇麻麻，大门前悬挂有一副楹联，上曰“惟楚有才，于斯为盛”。这就是北宋开宝九年，潭州太守朱洞在僧人办学的基础上，正式创立的岳麓书院。 这块令湖南人骄傲了几百年的金底文化招牌，外人未免会觉得太过洋洋自得，可如果查看史料，你会默然承认，这座静静的庭院实在是有这样的资本。单就清季以来，书院便培养出17000余名学生，其中如陶澍、魏源、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唐才常、沈荩、杨昌济、程潜等，那一个不是一等一的杰出人物？  中国古代四大书院－－白鹿洞书院  · 中国古代书院之白鹿洞书院 唐贞元年间，洛阳人李渤与其兄李涉在此隐居读书，养一白鹿自娱。此鹿通人性，常跟随左右，且能跋涉数十里到星子县城将主人要买的书、纸、笔、墨等如数购回，故时人称李渤为白鹿先生，其所居为白鹿洞。后李渤任江州刺史，便在读书台旧址创建台榭。到南唐升元中，在此办起学校，称“庐山国学”，也就是白鹿洞书院的前身。白鹿洞书院最盛时，有360余间建筑，屡经兴废，今尚存礼圣殿、御书阁、朱子祠等。书院内，大小院落，交叉有序；亭台楼阁，古朴典雅；佳花名木，姿态各异；碑额诗联，比比皆是。这充分体现了古书院攻读经史、求索问道、赋诗作联、舞文弄墨的特色。 中国古代四大书院——嵩阳书院 · 中国古代书院之嵩阳书院 嵩阳书院，原名嵩阳寺，位于河南省登封市区北2.5公里嵩山南麓，背靠峻极峰，面对双溪河，因坐落在嵩山之阳而得名。嵩阳书院是中国古代著名高等学府，在历史上以理学著称于世。北宋儒教洛派理学大师程颢、程颐在此聚众讲学，使书院名声大振。北宋名儒司马光、范仲淹、韩维、李刚、朱熹、吕晦等也曾在此讲学。嵩阳书院一直是重要的儒学传播圣地。嵩阳书院在古代并不是单纯的指一个院落而言,而是由一个主体院落和周围多个单体建筑群组合而成，其地域分布比较广阔。大至而言，除今天我们看到的嵩阳书院建筑外，属于书院的建筑物，比较有名的还有位于嵩阳书院东北逍遥谷叠石溪中的天光云影亭、观澜亭、川上亭和位于太室山虎头峰西麓的嵩阳书院别墅－君子亭；书院西北玉柱峰下七星岭三公石南的仁智亭等建筑。 中国古代四大书院－－应天书院 · 中国古代书院之应天书院 应天书院的前身是后晋时杨悫所办的私学，北宋政权开科取士，应天书院人才辈出，百余名学子在科举中及第的竟多达五六十人。l009年，宋真宗正式将该书院赐额为“应天府书院”。宋仁宗时，又于l043年将应天书院这一府学改为南京国子监，使之成为北宋的最高学府之一。后该书院在应天知府、著名文学家晏殊等人的支持下，得到很大扩展。著名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等一批名人名师在此任教，显盛一时，

欧阳询 唐代书法家。字信本，潭州临湘人。官至太子率更令、弘文馆学士， 封渤海县男。书法学二王， 参以隶法，劲险刻厉，于平正中见险绝，自成面具，世称“欧体”。对后世影响很大。与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并称为唐初四大书家。张怀瓘《书断》称其书：“八体尽能，笔力劲险，篆体尤精， 飞白冠绝，峻于古人。” 又称：“真行之书出于大令，别成一体，森森焉若武库矛戟。风神严于智永， 润色寡于虞世南。 其草书迭荡流通，视之二王，可为动色；然惊奇跳骏，不避危险，伤于清雅之致。”传世碑刻有《九成宫醴泉铭》、《化度寺碑》、《虞恭公碑》、《皇甫诞碑》、《房彦谦碑》等，墨迹有《张翰帖》、《卜商帖》、《梦奠帖》等，编有《艺术类聚》一百卷。 欧阳通 唐代书法家。字师通，潭州临湘人。欧阳询子。官殿中监。继承家法，而险峻过之。世称“小欧”。相传晚年用狸毛为笔， 覆以兔毫， 以犀象牙为笔管，无此笔则不作书。南宋董卣《广川书跋》评其书：“笔力劲健，尽得家风，但微伤丰浓，故有愧于父。至于惊奇跳骏， 不避危险，则无异也。” 传世墨迹有正书《道因碑》、《泉男生墓志》等。 怀素 （725-785）唐代书法家。僧人。俗姓钱，字藏真， 长沙（今属湖南）人。 上元三年（762）诏住西太原寺。工书。尤擅狂草，兴到运笔如骤雨旋风，飞动圆转，变化莫测而又法度谨严。晚年书趋于平淡。学书贫无纸，曾种芭蕉万余株，取叶练字，名其居为：“绿天庵”； 相传精勤学书， 秃笔成冢。南宋陈思《书小史》载：“书不足乃漆一盘书之，又漆一方板，书至再三，盘板皆穿。”受笔法于金吾兵曹邬彤，彤转述张旭。狂草继承张旭而有所发展，称为“以狂继颠”。与张旭齐名，世称“颠张醉素”。对后世影响巨大。传世墨迹有《苦笋帖》、《自叙帖》、《小草千字文》；刻本《圣母帖》、《律公帖》等。 髡残 俗姓刘，字介丘，号石溪，又号石道人、残道者等。湖广武陵（今湖南省常德市）人。好游名山在川，后寓江苏江宁（今南京）牛首祖堂山幽栖寺。精绘山水，师法王蒙，善用秃笔和干笔皴擦，淡墨渲染，间以淡赭，境界奇辟，气韵浑厚，景物稠密，笔墨高古，以真山实水为粉本，"奥境奇辟，缅貌幽浑"，名垂海内。与石涛合称“二石”，又与朱耷、弘仁、石涛合称“清初四画僧”。 何绍基 湖南道州（今道县）人，晚清人书法家兼诗人，字子贞，号东洲居士，晚号暖叟，一作猿臂翁，因其执笔县肘，若开劲弩，故取李广猿臂弯弓之义。官至文渊校理，武英殿篆修、学政等职。曾主讲长沙城南书院、寓长高码头东洲草堂。何氏精通金石书画，以书法著称于世。誉为清代第一。初习颜，中年博习南北朝书，笔法刚健，此期作品传世甚少。后致力分隶，汉魏名刻，无不深研熟密闭，临摹多至百本。偶为小篆，不顾及俗敷形，必以顿挫出之，宁拙毋巧。暮年眼疾，作书以意为之，笔轻墨燥，不若中年之沉着俊爽，每有笔未至而意到之妙。年尊望重，求书反多，故史年作品传世较多。尤以篆隶法写兰蕙竹石，寥寥数笔，金石书卷之气盎然。何氏博学多才，尤工于诗。有《东洲草堂集》。何氏晚年寓沪，卒于吴县，归葬长沙南郊石人冲。他是一位十分勤奋的书法家。他自己说：“余学书四十余年，溯源篆分。楷法则由北朝求篆分入真楷之绪。”何绍基早年由颜真卿，欧阳通入手，上追秦汉篆隶。他临写汉碑极为专精，《张迁碑》，《礼器碑》等竟临写了一百多遍，不求形似，全出己意。进而“草、篆、分、行熔为一炉，神龙变 化，不可测已。”至今存临本仍然不少。中年潜心北碑，用异于常人的回腕法写出了个性极强的字。 何是一位大书法家，但他的诗名为书名所掩。在晚清宋诗派中他是一位健将，擅于描绘山川。如其七律《元象》中有“石根水怒水根石，天外山惊山外天”一联，上句比喻人世风波之复杂、险恶，下句又展示人类进步之不可限量，耐人咀嚼。何绍基为官，因言事降调，于是远离官场，周游各地，以书法著作自娱，晚年倦游，在长沙生活，与黄道让、王先谦、王闿运等人相唱和，成为长沙诗坛雅韵之一章。 曾纪泽 清末著名外交家，字劼刚。湖南湘乡人。曾国藩长子，“少负俊才”，1870年（同治九年）由荫生补户部员外郎，1877年（光绪三年）承袭一等勇毅侯。1878年（光绪四年）充出使英法大臣，补太常寺少卿，转大理寺。从光绪四年至光绪十一年（1878年至1885年）他作为清政府的外交官员，奉命出使英、法、俄等国。在这期间，他恪守“替国家保全大局”的信条，极力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尊严，不折不挠，与列强唇枪舌剑，在外交上取得很大的成就。 毛泽东 毛泽东作为伟大领袖的形象盖过了其他的一切，或者说，他在其他方面的造诣，与他伟人形象相比，实在是太微不足道了。他精书法，是中国当代的书法巨匠,被公认为二十世纪最杰出的书法家之一。毛泽东的书法采千古之遗韵，熔百家于一炉，龙蛇飞舞，俏俊飘逸，大气磅礴，豪放酣畅。毛泽东出生于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一个农家。8岁进私塾，对毛笔字的书写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自此与翰墨结下不解之缘而成为当代书法巨匠。早期的书法艺术即得力于钟王，在汉魏、隋碑、章草、晋唐楷书等前人碑帖的基础上下了较深的功夫，为他一生的书法风格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毛泽东在指挥中国革命各个战略阶段之余，一直不忘他的书法实践，时常披览碑帖，从江西根据地到延安，毛泽东身边别无长物，却一直把晋唐小楷等他阅读临写过的法帖带在身边。他的书法成就在于狂草，来源于张旭、怀素。 中年以后，形成了独到的个人风格：汪洋恣肆，跌宕起伏，具有强烈的视觉美感。他的字，既充满激情，又有理性。看他的草书，视线不由自主地受到牵引，随着他草书的线条、用笔，时紧时密，时快时慢。笼罩在他草书制造的“气场”中，就像在现实生活中被他伟人风范所吸引一样。 齐白石 原名纯芝，字渭清，后更名璜，字萍生，号白石，别号借山馆主者，寄萍老人等，湖南湘潭人。是我国20世纪著名画家和书法篆刻家。曾任北京国立艺专教授、中央美术学院名誉教授、北京画院名誉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等职。曾被授予“中国人民艺术家”的称号、荣获世界和平理事会1955年度国际和平金奖、1963年诞辰100周年之际被公推为“世界文化名人”等等。有《白石诗草》、《白石印草》、《齐白石作品选集》、《齐白石作品集》等传世。早年曾做雕花木匠，后从当地文化人陈少蕃、胡沁园学习诗文、篆刻、书法、绘画。遂以卖画、刻印为生。中年曾多次游历祖国大好河山。诗宗樊增祥，用真心，有古民歌意趣。制印取法秦权、汉印、汉碑额，单刀直下，豪快有力。书学何子贞、金冬心、李北海、《天发神谶》、《三公山》，晚年参以曹子建碑。绘画在陈师曾支持下有“衰年变法”，在博大与精微之间游刃。做了不少“千古绝唱”的“好文章”。齐白石像中国所有书法家一样，都有一个出入古贤门庭的学书过程。如他所说：“书法得李北海、何绍基、金冬心、郑板桥与《天发神谶碑》的最多。写‘何体’容易有肉无骨，写‘李体’容易有骨无肉，写金冬心的古拙，学《天发神谶碑》的苍劲。”他一生中最有成就的书体应是行书与篆书，但行书终生未脱李北海形神，篆书至死未跳出《天发神谶碑》藩篱。当然，个别行书单字部首换上郑板桥的写法，如走之最为明显。这倒有了变法的意识。篆书用笔上，改方起为圆起，尖收为平出，转折加重顿笔，亦是其篆书的新格。 齐白石的行书作品，形神酷似李北海《李思训》碑，神采飞扬，堪称精品。他曾借苏轼的话说自己“我书意造本无法”则是英雄欺人了。他自辩说“我是学习人家，不是摹仿人家，学的是笔墨精神，不管外形像不像。”（与胡橐谈临摹）其实，他学习也好，摹仿也好，既有取外形的，也有取笔墨精神的。取形取神是学书的前后过程，每位书家都有个中甘苦，大可不必闪烁共词。他的作品颇为率真劲健，横划向右上耸，以取气势，但有耸右肩之嫌。有时行笔太快，一划而过，虽有笔力，但缺少内在的力美蕴含，稍嫌油气，而大起大落的甩笔出锋，笔到手未到，看似凶狠劲利，实则单薄村野气。他为了造势，一味以偏锋出锋为能，看似雄强，却无内涵隽永之味，识者自当鉴之。20世纪的人们由于种种非艺术的原因，仅凭小花、小草、小鸟、小虫、小鱼、小虾、小摆设等日常小物象，以及草野书法便把他捧上大师的宝座，确实捧过了头。若说他是一介普通的民间书画家，却又委屈了他。只有观照他的作品本身审美价值，才是他艺术定位的标准。作为一代名家，齐白石当之无愧。 曾熙 字季子、子缉，号俟园，晚号农髯。湖南衡阳人。早年与李瑞清同在北京做官，共研书法。清朝灭亡之后，归隐故里。后因生活窘迫，接受李瑞清到上海卖字之邀。从此，“南曾北李”，名扬十里洋场。曾熙书法学《石鼓文》、《夏承碑》、《华山碑》、《史晨碑》、钟繇、二王，尤好《瘗鹤铭》和《金刚经》，自号“南宗“，以与“北宗”的李瑞清相敌，用笔圆通流畅，线条柔和润泽。所以他的书法是学魏碑而能得秀雅婉丽之美。又能以碑入帖，书法饶有晋人疏朗秀逸的风度。其实，曾熙北碑也写得不坏，只因当初李瑞清已经以善写北碑名闻遐迩，而名声为李瑞清所掩而已。曾李两人是交情相当好的朋友，在当时上海滩被传为美谈，“文人相轻“的恶习，在曾、李二人身上不曾见到。 谭延闿 民国时期，在朝的显贵许多能写一手好字，但最著名的莫过于谭延闿、于右任二家。谭延闿，字祖安、祖庵，号无畏、切斋。湖南茶陵人。谭延闿一直是国民党政府里的高官，管制行政院院长、并二任国民政府主席，他的字，亦如其人，有种大权在握的气象，结体宽博，顾盼自雄。是清代钱沣之后又一个写颜字的大家。颜真卿楷书自从被米南宫批判之后，一直不很被重视，宋、元、明三代不出一个善写颜字的大家。清初基本上是董其昌书法的天下。直到清中叶刘石庵以及后来钱沣、何绍基、翁同和等出，颜书才始得到复兴。但清代书家多数还是写行草书，篆隶也颇有好手，只是规规矩矩的楷书尚不多见。钱沣是一时名家了，学颜字得其神趣，气象浑穆。但横平竖直处时显板硬，不若鲁公之灵妙。即使如此，同时代及后世，楷书领域内，钱沣也是罕有其匹的。楷书是能显示真功夫的，一点一画，稍有偏差，一望便知。从民国至今，写颜字的人没有出谭延闿右者。他尤以颜字楷书誉满天下。谭延闿可以说一生基本都在攻颜书。 易元吉 北宋画家，字庆之，长沙(今湖南省长沙市)人。原工花鸟蜂蝶，后见到赵昌作品，自认为其精绝处难以超越，乃立志致力于他人所未到处，于是转攻猿猴。易元吉的画生动而不刻板，深受北宋鉴赏家、书画家米芾赞许，推崇为“徐熙后一人而已”。他虽以善画猿獐著称，但其花鸟画也很精妙。因此沈括在《图画歌》中谓：“惟有长沙易元吉，岂止猿猴人不及”。 陈少梅 (1909-1954)名云彰，字少梅，号升湖，湖南衡山人。自幼随其父陈嘉言习诗文书法，15岁入中国画学研究会，为金北楼最後一位弟子 。17岁入湖社画会 。1930年，其作品曾获比利时国际博览会百年纪念会美术银牌奖 。1931年赴天津，主持湖社画会天津分会，以卖画为生，并课徒授画，於京、津、沪举办画展 。1949年後曾任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天津分会副主席 。1953年迁居北京，次年因病逝世 。擅山水、人物、工写兼能 。在艺术上师法唐寅、仇英、吴伟、戴进，旁参倪云林，上追郭熙、马远、夏圭，崇尚“北宗”而探求自家风格 。早年作品有《西园雅集图》等，後期有《江南春》、《浴牛图》等 。《小姑山》等为中国美术馆收藏 。逝後，天津为其举办了遗作展览 。有《陈少梅画选》、《陈少梅画辑》、《陈少梅画集》等行世。 黄永玉 黄永玉，1924年出于湖南省凤凰县，土家族人，受过小学和不完整初级中学教育。十六岁开始以绘声绘色画及木刻谋生。曾任瓷场小工、小学教员、中学教员、家众教育馆员、剧团见习美术队员、报社编辑、电影编剧及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副副主席。自学美术，文学，为一代“鬼才”，他设计的猴票和酒鬼酒包装家喻户晓。其人博学多识，诗书画俱佳，亦是诗、杂文、散文、小说、剧本的大家，，写过、出版老祖宗多种画册，还有《永玉六记》、《吴世茫论坛》、《老婆呀，不要哭》、《这些忧郁的碎屑》、《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太阳下的风景》、《无愁河的浪荡汉子》等书。画过《阿诗玛》、生肖邮票《猴》和毛主席纪念堂山水画等。在澳大亚、德国、意大得和中国内地、香港开过画展，其美术成就曾获意大利总司令奖。在海内外享誉甚高。 段辉 段辉，男，1961年9月出生，湖南省新化人。岳阳师范学院美术系讲师。湖南省美术家协会会员、湖南水彩、水粉画艺术委员会委员。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艺术学院美术系，结业于广州美术学院研究生课程班。从事水彩画的创作和教学。在艺术上追求朴实、抒情、和谐美，在技法上充分发挥水彩画的特色，力求以写实的表现手法创造个人的艺术风格。作品《青铜》获“第2届全国水彩、水粉画作品展”优秀作品奖。《悠悠岁月》获“第4届全国水彩、水粉画作品展”铜奖。作品多次入选全国美展，及在新加坡、香港、台湾等地展览。 段江华 段江华，男，1963年生于湖南省麻阳。湖南师范大学艺术学院美术系讲师。1985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3画室，1989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获学士学位。1989年至今任教于湖南师范大学艺术学院。现为中国油画学会理事、湖南油画学会主席、湖南省美术家协会理事、油画艺术委员会副主任。1993年参加在北京国际艺苑主办的“湖南油画邀请展”，作品《花》为国际艺苑美术馆收藏。1994年作品《王·后·2号》参加第2届中国油画展，获金奖。1995年 作品《捆扎的王和后》参加第8届全国美展优秀作品展，并赴日本展出。同年随中国美术家代表团赴日本做学术访问交流。1996年作品《王》参加首届中国油画学会年展；作品《天门》参加第3届中国油画年展，并被主办单位收藏。1998年作品《圣地》参加’98中国国际美术年“中国山水画·油画风景画大展”。

包括：衡阳石鼓书院,江西九江庐山白鹿洞书院、湖南长沙岳麓书院、河南商丘应天书院.石鼓书院为中国四大书院之首，位于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湖南省第二大城市石鼓书院始建于唐元和五年，迄今已有1200年历史。书院主要建筑有武候祠、李忠节公祠、大观楼、七贤祠、合江亭、禹碑亭、敬业堂、棂星门、朱陵洞等。蒸水出环其右，湘水挹其左，耒水横其前，三水汇合，浩浩荡荡直下洞庭。而石鼓正当其中，横截江流，秦然若素。“衡州八景”有“石鼓江山锦绣华”、“朱陵洞内诗千首”、“青草桥头酒百家”三景集聚于此。 石鼓书院立有高约两米石鼓。晋时庚仲初《观石鼓书》云：“鸣石含潜响，雷骇震九天。”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则载：“具有石鼓高六尺，湘水所经，鼓鸣则有兵革之事。”石鼓山峻峭挺拔，风景奇异，历有湖南第一名胜之称。 名城衡阳人文荟萃，石鼓文脉绵延千年。石鼓书院是一座历经唐、宋、元、明、清、民国六朝的千年学府，书院屡经扩建修葺，苏轼、周敦颐、朱熹、张栻、程洵、郑向、湛若水、叶钊、邹守益、茅坤、旷敏本、赵大洲、林学易、王敬所、蔡汝南、胡东山、李同野、罗近隐、王闿运、曾熙等人在此执教，在衡阳培育了王居仁、夏汝弼、管嗣裘、邹统鲁、朱炳如、伍定相、曾朝节、陈宗契、王夫之、曾国藩、彭玉麟、彭述、杨度、齐白石等一大批对中国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名人。诸葛湖南衡阳石鼓书院亮、罗含、郦道元、齐映、宇文炫、杜甫、吕温、韩愈、柳宗元、刘禹锡、范成大、辛弃疾、文天祥、徐霞客等接踵至此，或讲学授徒，或赋诗作记，或题壁刻碑，或寻幽揽胜，其状蔚为壮观。 作为宋代四大书院之首，湖湘文化的重要发祥地，石鼓书院曾鼎盛千年，名噪朝野，在我国书院史、教育史、文化史上享有极高的地位。正所谓“石出蒸湘攻错玉，鼓响衡阳岳震南天”！但不幸的是，1944年7月，石鼓书院在衡阳保卫战中毁于日寇炮火。2006年6月，衡阳市政府重修石鼓书院。 石鼓之名一说，石鼓四面凭虚，其形如鼓，因而得名。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所载：“山势青圆，正类其鼓，山体纯石无土，故以状得名。” 另一说，是因它三面环水，水浪花击石，其声如鼓。晋时谀仲初《观石鼓诗》云：“鸣石含潜响，雷骇震九天”。从《水经注》来看，秦代以前，石鼓之名就载于史册。山北面有一石洞，名为“朱陵后洞”，《水经注》上说“有石鼓六尺，湘水所经，鼓鸣，则有兵革之事”，意思是说如果在“朱陵后洞”内听到湘江水的鸣叫，就会发生战争；《潇湘听雨录》记载：此洞为“灵洞”、“真仙遗迹”，在此祈祷能求子、除病。 三国时期，建安20年（215年）武侯诸葛亮居住在石鼓山，督零陵、长沙、桂阳三郡军赋。因此，后人在石鼓山的南面建“武侯庙”（据《徐霞客游记》记载），后被迁移至石鼓山上李忠节祠旁，改名为“武侯祠”【祠内有张南轩书《武侯祠记》（楷书体书），此碑在抗日战争时期流失】。 唐贞观时期（公元627-650年）衡州刺史宇文炫辟石鼓东岸西溪间为游览胜地，题“东崖”、“西溪”四字，刻于东西岸壁上；天宝年（742～755）间，著名道士董奉先在“朱陵后洞”栖息，修炼九华丹，杜甫《忆苦行》诗中有“更忆衡阳董炼师”之句；懒残和尚常来洞栖息，又名朱陵仙洞；“诗圣”杜甫大历4年（769）3月中旬和大历5年夏两度到达衡州城，每次都在石鼓山下停泊上岸和离开，曾在此留诗数首。当杜甫第二次离开衡州城，便病故于耒水旁的方田驿（今耒阳市高炉乡龙王庙），时年59岁。德宗贞元3年（787），宰相齐映贬到衡州任刺史，在山之东面建一凉亭，取名为“合江亭”。顺宗永贞元年（805）大文豪韩愈由广东至湖北，途径衡州，齐映请韩愈为此亭写下著名的《合江亭序》“红亭枕湘江，蒸水会其左。瞰临眇空阔，绿净不可唾。……”，后人建“绿净阁”以此为纪念韩愈。地以人传，石鼓名声大振，成为后世文人骚客“朝圣”之地。宪宗元和年间（806-820），有“唐代八大诗人之一”美誉的衡州刺史吕温，任期间又对合江亭进行扩建装修；衡阳秀才（唐朝，秀才为最高荣誉，相当于现在“院士”）李宽在合江亭旁建房，取名为“寻真观”（李宽中秀才书院），在此悉心读书，为石鼓书院之雏型。刺史吕温曾访之，并作《同恭夏日题寻真观李宽中秀才书院》日记其事。 宋代太平兴国2年（978），宋太宗赵匡义为赐“石鼓书院”匾额和学田（朱熹的《石鼓书院记》：“始唐元和年间，州人李宽之所为，至国初时尝赐敕额”。《国朝石鼓志》卷一事迹篇：“案文献通考赐额在太宗太平兴国二年，与朱子记国初者合”）；宋至道3年（997），衡州郡人李士真在石鼓书院内开堂讲学、广招弟子，使石鼓书院成为正式的书院。宋仁宗景佑2年（1035），曾担任集贤殿校理之职的刘沆，在衡州任知府。这时，他将石鼓书院的故事上报给皇帝，宋仁宗阅后，便赐额“石鼓书院”。由于石鼓书院“独享”两度被宋朝皇帝“赐额”的殊荣，而步入石鼓书院的“鼎盛”时期，成为当时与睢阳（又名应天府书院）、岳麓、白鹿洞齐名的全国著名的四大书院之首。当时全国许多名流都至此讲学；如文学家苏轼、理学鼻祖周敦颐等……。孝宗淳熙14年（1187）理学大师朱熹、张栻在此讲学，朱熹作《石鼓书院记》；张栻在亭中立碑，亲书韩愈《合江亭》诗和《石鼓书院记》，后人将此镌制成石碑，置于石鼓书院内，名曰“三绝碑”。仁宗庆历4年（1044）石鼓书院成为衡州路的官办学府，有正式教授1人，主要“以经术教导”学生。度宗咸淳10年（1274年）正月，湖南提刑、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驻衡州时，作诗《合江亭》：“天上名鹑尾，人间说虎头。春风千万曲，合水两三洲。……”；谆照十二年(1185)，部使者潘田青(一作畴)就原址建屋数间，榜以鼓额,“将以俟四方之士有志于学，而不屑于课试之业者居之”，未竟而去。提刑宋若水继成，奉先圣先师之像，集国子监及本道诸州印书藏其中。请朱嘉作记，诫诸生勿为科举功名所乱,而要辨明义利，有志“为己之学”。时戴溪为山长，与诸生讲《论语》，有《石鼓论语问答》3卷。七年林田井学教授兼山长凡三年，“补葺经创”，鼎新书院，并刊大字本《尚书全解》40卷。南宋开庆元年(1259)，书院毁于兵火。景定元年(1260)提刑俞琰(一作俞炎)命山长李访“扫地更新”，“尽复旧观”，增辟园圃，仰高楼，取明德新民文章，为诸生丕扬其义，绝响再闻，士风作振”。提刑黄斡又置田35亩，“以赡生徒”。宋末著名音乐家郭沔曾寄居住石鼓山上，他泛舟于湘江上，创作出“潇湘水云(雾)”这首著名的琴曲。 元朝，继续办学。然其田于至元十九年(1292)为灵岩寺僧强占，经邓大白、王复、康庄、程敬直等历任山长长达62年争讼，才得归还。元末又毁于兵火。 明清时石鼓书院不断扩大，明永乐十一年(1413)，知府史中重修书院以待旅游学者，设礼殿祭祀孔子，乾张祠祭祀韩愈、张拭。天顺、弘治年间均有修葺。正德四年(1509)叶钊为山长，讲圣贤身心之学、道德之首，剖晰疑义、阐发幽微“时学者翕然云从”。哲学家、教育家、书法家湛若水至书院讲论“体认”之学，理学家、教育家王守仁的传人邹守益亦来大倡“良知”之说。二十八年，知府蔡汝楠以书院为朱熹、张栻、湛若水、邹守益“过氏之地”，乃重整书院，订立规约，以学文敦行、辨声慎习、等伦常、识仁体训士，刊《说经札记》、《衡汀间辨》、《太极问答》等，“忘倦”达4年(1549-1552)。又请赵大洲、皮鹿门等“海内名公”讲学其中，诸士环听，“宛然一邹鲁洙泗之夙也。”。著名地理学家徐弘祖在其《徐霞客游记》中对石鼓的景色有详细描述；万历四十的(1612)巡抚记事，观察邓云霄大修书院，以“铸士陶昆”、建有讲堂、敬义堂、回澜堂、大规模、仰高楼、砥柱中流坊、棂星门、风雩、沦浪、禹碑、合江诸亭、其他“殿祠号舍，罔不完葺”，规模极一时之盛，崇祯十五年提学高世泰修葺。青年时的王船山更是多次写诗词颂扬石鼓书院。明朝末年，书院再次毁于兵火。 清世祖顺治经略大臣洪承畴，将石鼓书院作为军事指挥所。同年偏沅巡抚袁廓宇上奏清庭，申请重建石鼓书院，衡阳县知县余天溥具体负责修复工程。此时，山上建有合江亭、禹王碑、武侯祠、大观楼、会讲堂、忠节祠、七贤祠等建筑。石鼓书院为清政府允许恢复的第一家书院，这一时期，书院科举化，石鼓书院成为传授举业、培养科举人才的基地。康熙七年(1668)，知府张奇勋扩建号舍20余间，“拔衡士之隽者肄业其中，每月两试之，士风称最盛”。二十八年，知府崔鸣捐俸“增其所未备”、“督率师徒援古证今，析疑问难”其中。时七贤祠、仰高、大观二楼，敬业堂、留待轩、浩然台、合江亭及东西斋房等、“日日髹、丹碧上耸、焕然巨观”。山长多一时之选，如陈正雅、余廷松、林学易、易廷彦、罗瑛、皆湖南名进士，然所援多为科举之业。咸丰3年（1853）9月～咸丰4年正月（1854），曾国藩、彭玉麟在衡州创建湘军水师，驻石鼓，石鼓书院附近的水面成为中国近代海军的摇篮。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石鼓书院改为衡阳官立中学堂，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改为湖南南路师范学堂；民国时期，相继改为“衡郡女子职业学校”和“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湖南三师），后由于石鼓山无法满足新型学校要求，学校被迁移至金鳌山；此时，石鼓书院便成为供人游览、祈祀的风景文化名胜。 1944年7月，石鼓书院原有的楼、阁、亭、祠等建筑物，在震惊中外的衡阳保卫战中被于日军焚毁。故址内还有唐、明、清碑刻多处。 1964年，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来衡阳视察时，要求恢复衡阳的名胜古迹，诸如石鼓书院、回雁峰等。当时的市委市政府限于历史条件，仅培植了树木花圃，建以亭榭，在废墟上建了一座石鼓公园，无法恢复当时的建筑和陈列。 1998年，国家邮政部发行“古代书院”即宋代四大书院邮票时，事先曾来石鼓书院实地考察，终因只见山石、不见书院而以河南登封嵩阳书院代之。 2009年，石鼓书院特种邮票首发式在湖南省衡阳市石鼓书院广场举行。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发行的“古代书院（二）”特种邮票共有4枚，分别为湖南的石鼓书院、江苏的安定书院、江西的鹅湖书院、海南的东坡书院，每枚邮票面值1．20元，由当代中国著名的国画大师范曾和著名画家邹玉利设计，以国画形式表现。石鼓书院概貌石鼓书院经过近十次的重修，在修葺的过程中，尽量保持其原貌，现在的石鼓书院主要是由禹碑亭、武侯祠、李忠节公祠、大观楼、合江亭、朱陵洞组成。 始入石鼓书院，穿过大门，走过长廊，映入眼帘的是禹碑亭。禹碑亭亭柱上题着一副对联：“蝌蚪成点通，天地衍大文”，此联为我国现代著名书法家史穆所题，在禹碑亭中央放置着一块禹碑，为蝌蚪文所做，禹碑为大禹治水功成在南岳衡山 岣嵝峰所刻，最早见于东汉赵晔所撰《吴越春秋》，其后史乘屡有记载。衡阳石鼓山禹碑亭始建于明万历九年（1581），位于石鼓山南面。 明代杨慎为禹碑作释文亦置于此。 穿过禹碑亭，来到石鼓书院二门前，只见篆书对联“名修千佛上；至味五经中”于门上，石鼓山与道教文化有颇深渊源，后建立石鼓书院以“四书五经”作为正统教育教材，这幅对联是对石鼓书院的真实写照。 透过二门，看到眼前有两个祠堂，位居其右的为“武侯祠”，位于左的为“李忠节公祠”，武侯祠和李忠节公祠与石鼓书院都没有很多联系，但是由于这两位英雄的事迹都发生在石鼓山，遂将其移至石鼓书院。 岳麓书院始建于北宋初期。北宋开宝六年（973），朱洞以尚书出任潭州太守，鉴于长沙岳麓山抱黄洞下的寺庵林立和幽静环境，接受了刘鳌的建议，在原有僧人兴办的学校基础上创建了岳麓书院。初创的书院分有“讲堂五间，斋舍五十二间”，其中“讲堂”是老师讲学道的场所，“斋堂”则是学生平时读书学习兼有住宿的场所。岳麓书院的这种中开讲堂、东西序列斋舍的格局一直流传至今。初设讲堂5间,斋室52间。 宋太宗咸平二年（999），李允则任潭州太守，他一方面继续扩建书院的规模，增设了藏书楼、“礼殿”（又称“孔子堂”），并“塑先师十哲之像，画七十二贤”；一方面积极取得了朝廷对岳麓兴学的支持，以促进书院的更大发展。咸平四年（1001）朝廷首次赐书岳麓书院，其中有《释文》、《义疏》、《史记》、《玉篇》、《唐韵》等经书。当时书院学生正式定额六十余人，奠定了书院的基本格局。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经学家周式担任山长主持岳麓书院后，书院得到迅速的发展，学生定额愈百人，周式本人还得到宋真宗的召见和鼓励。,赐“岳麓书院”题额,于是“书院称闻天下,鼓简登堂者不绝”, 到南宋的乾道年间，岳麓书院达到鼎盛时期。湖湘学派著名理学家张栻主持岳麓书院，他以反对科举利禄之学、培养传道济民的人才为办学的指导思想。在教学方面，提出“循序渐进”、“博约相须”、“学思并进”、“知行互发”、“慎思审择”等原则；在学术研究方面，强调“传道”、“求仁”、“率性立命”。从而培养出一批如吴猎、赵方、游九言、陈琦等经世之才的优秀学生，湖湘学派多数学者也在岳麓书院学习过。一时间，大批游学的士子前来书院研习理学问难论辩，有的还“以不得卒业于湖湘为恨”，当时的岳麓书院成为全国闻名的传习理学的基地。南宋淳熙七年（1180），张木式去世后，朱熹、真德秀等人对岳麓书院的办学和传播理学，也表现出极大的热忱。朱熹还将《白鹿洞书院教条》人微言轻正式的学规，颁于岳麓书院。,朱熹曾两次来此讲学,当时学生达千人,从而使岳麓书院有“潇湘洙泗”之誉,几与孔子在家乡讲学的地方并称。 从元、明至清初，由于战乱，岳麓书院曾两度遭到焚毁，后来虽然得以重建和恢复，已不复旧观。清初。书院被禁。后康熙为了表彰理学，放宽书院政策。康熙二十六的（1687）御书“学达性天”匾额，并以十三经、二十一史、经书讲义等遣送至岳麓山，乾隆九年(1744)又御书“道南正脉”匾额送至岳麓山，岳麓书院又得以复兴。复兴后的麓书院，除了对斋舍屡加扩建外，其书院性质也由民办而逐渐演化为官办。随着乾嘉考据学的兴起，岳麓书院往往由从事诂经考史的著名汉学家主持，学习的内容也由理学转向经史考证，特别是在王文清主院期间，更以“群经教授诸子”。此后罗典任山长，“唯以治经论文，启诱后进”。道光年间巡抚吴荣光在岳麓书院增设“湘水校经堂”，专以研习汉学为主。岳麓书院的最后一任山长是王先谦，他是清末湖南著名的经学家。 清代的岳麓书院，集聚了一代常识博洽、德高望重的大师，培养出诸如王夫之、陶树、魏源、左宗棠、胡林翼、曾国藩、郭嵩涛、李元度、唐才常、沈荩、杨昌济等著名的湖湘学者。千年学府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在新政之议的呼声中，延续了近千年的岳麓书院正式改为湖南高等学堂。尔后相继改为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湖南工业专门学校，1926年正式定名为湖南大学至今，历经千年，弦歌不绝，故世称“千年学府”。 岳麓书院自创立伊始，即以其办学和传播学术文化而闻名于世。 书院大门横匾“岳麓书院”四个大字,两边对联“惟楚有才,于斯为盛”。讲堂正中悬清乾隆御书“道南正脉”匾,左右壁有石刻“忠、孝、廉、节”四个高1.6米、宽1.2米大字。左右两廊有清欧阳正焕所书“整齐严肃”石刻。讲堂屏风正向刊张村撰《岳麓书院记》。麓书院占地面积21000平方米，现存建筑大部分为明清遗物，主体建筑有头门、二门、讲堂、半学斋、教学斋、百泉轩、御书楼、湘水校经堂、文庙等，分为讲学、藏书、供祀三大部分，各部分互相连接，合为整体，完整地展现了中国古代建筑气势恢宏的壮阔景象。[编辑本段]河南登封嵩阳书院书院简介嵩阳书院，位于河南省登封市区北2.5公里嵩山南麓，背靠峻极峰，面对双溪河，因坐落在嵩山之阳而得名嵩阳书院。创建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八年（公元484年）时，时称嵩阳寺，至唐代改为嵩阳观，到五代时周代改建为太室书院。宋代理学的“洛学”创世人程颢、程颐兄弟都曾在嵩阳书院讲学，此后，嵩阳书院成为宋代理学的发源地之一。明末书院毁于兵燹，清代康熙时重建。嵩阳书院经历代多次增建修补，规模逐渐形成，布局日趋严整。书院的建制，古朴雅致，大方不俗。书院学制嵩阳书院学制，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它始于唐朝，兴盛于北宋，一直到了清朝末年，兴学堂以后书院制才被废除。教学特点： 嵩阳书院在我国教育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经过近千年的衡读发展，积累了丰厚的教学经验，其特点主要是：1、书院既是教育教学的机关，又是学术研究的机关，实行教育教学与学术研究相结合。2、书院盛行讲会制度，允许不同学派，不同观点进行讲会，开展争辩。3、书院的教学，实行“门户开放”，有教无类，不受地域限制。4、书院以学生个人读书钻研为主，十分注重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并采用问难论式。注意启发学生的思维能力。5、书院内的师生关系融洽，感情深厚。书院的名师，不仅以渊博的知训教育学生，而且以自己高尚品德气节感染学生。名家辈出嵩阳书院，是中州教育史上的一颗明珠，我国古代的高等学府。 宋初，国内太平，文风四起，儒生经五代久乱之后，都喜欢在山林中找个安静的地方聚众讲学。登封是尧、舜、禹、周公等曾经居住过的地方。据记载，先后在嵩阳书院讲学的有范仲淹、司马光、程颢、程颐、杨时、朱熹、李纲、范纯仁等二十四人，司马光的巨著《资治通鉴》第9卷至21卷就是在嵩阳书院和崇福宫完成的。号称“二程”的程颐，程颢在嵩阳书院讲学10余年，对学生一团和气，平易近人，讲学鲜感，通俗易懂，宣道劝仪，循循善诱。学生虚来实归，皆都获益，有“如沐春风”之感。康熙辛卯年，全省在开封选拔举人，录取名额一县不足一人，仅登封就中了五个。名儒景冬，就这于嵩阳书院，中进士后，曾九任御史。嵩阳书院正是拥有了得天独厚的师资条件，声名大振，四方生徒摩肩接踵，成为北宋影响最大的书院之一。书院珍宝院内的汉封将军柏人称“稀世珍宝”。 嵩阳书院内原有古柏三株，西汉元封六年（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刘彻游嵩岳时，见柏树高大茂盛，遂封为“大将军”，“二将军”和“三将军”。 大将军柏树高12米，围粗5.4米，树身斜卧，树冠浓密宽厚，犹如一柄大伞遮掩晴空。二将军柏树高18.2米，围粗12.54米，虽然树皮斑驳，老态龙钟，却生机旺盛，虬枝挺拔。树干下部有一南北相通的洞，好似门庭过道，树洞中可容五、六人。两根弯曲如翼的庞然大枝，左右伸张，形若雄鹰展翅，金鸡欲飞。每当山风吹起，枝叶摇动，如响环佩，犹闻丝竹之音。三将军柏毁于明末。 关于将军柏树龄一直是个神秘的话题。该树从受封至今，已有二千多年的历史，赵朴初老先生留有“嵩阳有周柏，阅世三千岁”的赞美诗句。经林学专家鉴定，将军柏为原始柏，树龄有4500年，是我国现存最古最大的柏树。 细心的游人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二将军柏比大将军柏大得多，为什么被封为“第二”呢？这里有个“先入为主”的传说，动人的传说，不知吸引了多少文人的墨客泼墨挥毫，赋诗赞颂，更留给人们以启示。 巍巍将军柏，给嵩阳书院增添了历史的沧桑感和浓郁的感染力。 门外的大唐碑素有“嵩山碑王”之称。全称为《大唐嵩阳观纪圣德盛应以颂碑》，唐天宝三年（公元744年）刻立，碑高9.02米，宽2.04米，厚1.05米，碑制宏大，雕刻精美，通篇碑文1078字，内容主要叙述嵩阳观道士孙太冲为唐玄宗李隆基炼丹九转的故事。李林甫撰文，裴迥篆额徐浩的八分隶书。字态端正，刚柔适度，毛法遒雅，是唐代隶书的代表作品，大唐碑重80多吨，仅碑帽就有10多吨重，古时，人们是怎样将这么重的碑帽主上去的呢？千百年来，凡到嵩阳书院的游人都要提及这个问题。在民间，“智立唐碑”这个充满智慧的传说故事，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们，成为品赏大唐碑的重要内容之一。嵩阳书院在我国历史上以理学著称于世，以文化瞻富，景观奇特名扬古今。山峦环拱、溪水长流、松柏参天、环境幽雅、景最清、石幢莠纪故宫铭而文明。书院主要文物有西汉的“将军柏”和唐朝的“大唐碑”。千年道场嵩阳书院在历史上曾是佛教、道教场所，但时间最长，最有名气的是作为儒教以圣地之后，嵩阳书院初建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八年（公元484年），名为嵩阳寺，为佛教活动场所，僧待多达数百人。隋炀帝大业年间（605——618年），更名为嵩阳观，为道教活动场所。宋仁宗景佑二年（1035年），名为嵩阳书院，以后一直是历代名人讲授经典的教育场所。明末书院毁于兵火，历经元、明、清各代重修增建，鼎盛时期，学田1750多亩，生徒达数百人，藏书达2000多册。清代末年，废除科举制度，设立学堂，经历千余年的书院教育走完了这的历程。但是，书院作为中国古代教育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永远载入史册。 嵩阳书院在古代并不是单纯的指一个院落而言,而是由一个主体院落和周围多个单体建筑群组合而成，其地域分布比较广阔。大至而言，建筑共分五进院落，由南向北，依次为大门，先圣殿，讲堂，道统祠和藏书楼，除我们看到的嵩阳书院建筑外，属于书院的建筑物，比较有名的还有位于嵩阳书院东北逍遥谷叠石溪中的天光云影亭、观澜亭、川上亭和位于太室山虎头峰西麓的嵩阳书院别墅－君子亭；书院西北玉柱峰下七星岭三公石南的仁智亭等建筑。[编辑本段]河南商丘应天书院应天书院，又名睢阳书院、南京书院。位于商丘县城南。因为商丘在唐供称为睢阳，北宋景德三年升为应天府，大中祥符七年又升格为南京，为当时四京之一。商丘濒临汴水，交通方便，商旅辐辏，隋唐以来，已发展成为一方都会。宋代的应天府书院就设立在商丘的繁华闹市中。应天书院位于商丘旧城州之东。其前身是后晋时杨悫所办的私学，后经其学生戚同文的努力，得以发展，学子们“不远千里”而至，“远近学者皆归之”。北宋政权开科取士，应天书院人才辈出，百余名学子在科举中及第的竟多达五六十人。 宋真宗时，因追念太祖自立为帝，应天顺时，将宋太祖赵匡胤发迹之处宋州（今商丘）于1006年改为应天府，1014年又升为南京，处陪都地位。l009年，宋真宗将该书院正式赐额为“应天府书院”。宋仁宗时，又于l043年将应天书院这一府学改为南京国子监，使之成为北宋的最高学府之一，相当于现在的社会科学院。 后该书院在曹诚等人尤其是应天知府、著名文学家晏殊的支持下，得以大的扩展。宋仁宗初年，著名文学家晏殊出任应天知府，聘请著名学者王洙为书院“说书”，王洙博学多才，应天府书院在他主持下“其名声著天下”。仁宗景佑二年，应天府书院改为府学，晏殊又聘请因服丧而退居睢阳的范仲淹执教，任教期间，范仲淹撰写《南京书院提名记》。当时的应天府书院，是中州的一大学府，据《宋史》记载：“自五代以来，天下学校废，兴学自殊（晏殊）始。”从大中祥符以后的二十余年间，应天府书院的学生“相继登科，而魁甲英雄，仪羽台阁，盖翩翩焉，未见其止”。明正德六年迁城，应天书院也迁往今地——城内中山东二街路北。现存有大成殿、明伦堂、月芽池等建筑。原大成殿内立有孔子和其弟子的牌位，明伦堂为学堂。这两座建筑均为歇山式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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