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竞争法对中国的影响研究论文

这样的非市场行为势必破坏现有的全球芯片产业链，并且很可能导致全球性的芯片的产能过剩。

2008年3月，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破产，由此引发金融危机，这场金融风暴很快震动了全球。在这场世界性的浩劫中，中国银行、外贸业等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和影响。但挑战和机遇并存，这次金融风暴在使中国经济受到重创的同时，也为中资银行融入全球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文章对美国金融危机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影响进行了深入探讨。

一，继今年3月美国第五大投资银行贝尔斯登因濒临破产而被摩根大通收购近半年之后，华尔街再次爆出令人吃惊的消息：美国第三大投资银行美林证券被美国银行以近44亿美元收购，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因为收购谈判“流产”而宣布破产。而在此之前很难有人能预料到，前后仅半年时间，华尔街排名前五名的投资银行竟然垮掉了三家。有人用“百年一遇的大地震”、也有人用“金融飓风”一词比喻这场危机，无论哪种比喻，这场风暴以极快的速度震动了全球，与危机中心相隔一个太平洋的中国股市，也以2点告破表达了悲观的态度，花旗亚太区经济与市场分析部主管、董事总经理黄益平在9月25日《财经网》校园行上海交通大学称：“中国就是美国镜子里的影子。”在这场世界性的浩劫中，中国注定不能独善其身。

二，首先是对中国银行业的影响。国内几大银行总共购买了美国证券业价值约2亿美元的证券产品。在美国金融业面临巨大困境的今天，雷曼兄弟的破产无异于把华尔街向地狱又推进了一步，而国内金融机构购买的证券产品也面临着巨额贬值甚至清算的厄运。例如华安基金已于9月16日在其网站上贴出醒目告示，提示旗下QDII产品“华安国际配置基金”的投资风险，由于雷曼兄弟下属的雷曼兄弟金融公司为华安国际配置基金所持结构性保本票据的保本责任人，雷曼兄弟特殊金融公司为保本票据之基础资产之一的零息票据的发行人，因此在极端情形下，华安国际配置基金将无法开放正常赎回业务，而且华安国际配置基金也有可能需参与破产清算而无法全额收回，甚至连该基金的存续也将出现问题。幸运的是，虽然银行等金融机构因直接购买次级债产品是我国受次级债危机影响最直接的领域，但中国建设银行研究部经理赵庆明表示从目前公布的各银行年报来看，这部分的风险是可控的。因此，经济学家景学成指出更值得注意是次贷危机的持续恶化对中国股市的心理压力。他说：“股市是个信心产物，如今周边股市狂跌，投资者心理压力沉重，这些都成为一块巨石，加速股指下行的速度。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投资者恐慌情绪有着强大的传染效应。”

三，除了资产缩水外，此次金融危机将引起外国投资者大量抛售中国资产包括中国金融机构和企业的股权、债权等，这可能对中国外汇和资产市场施加沉重的向下压力，这也正是去年至今韩国正在发生的事情。外资机构投资者在韩国证券市场占据显赫地位，他们在次贷危机中损失巨大，不得不抛售韩国资产，抽回投资，以救母国总部燃眉之急。根据韩国证券期货交易所7月14日公布的数据，从27年6月～28年6月末的一年时间里，除了今年5月为净买入之外，其余各个月均为净抛售，累计套现499亿美元。在沉重的抛售压力下，还在亚洲货币仍然对美元显著升值之时，韩元已经早早开始对美元贬值。今年年初，美元兑韩元汇率还在95韩元兑1美元左右，到9月1日，韩元兑美元汇率已跌至46个月以来低点，近4年来首度跌破11韩元兑1美元，韩国主要股指随之暴跌。令人倍感侥幸的是，虽然前几年我国主要金融机构引进外资战略投资者成风，但雷曼兄弟这家“举世公认”的“华尔街一流投行”还没有成为中国主要金融机构的战略性投资者。不过，雷曼在金蝶软件、旅游搜索网站“去哪儿”、天津融创集团、铜管制造商金龙集团等公司的股本投资将面临转手。

四，其次，是对我国外贸业的影响。我国近年来GDP能够保持高速增长，离不开出口、投资和消费三驾马车的拉动。美国经济的疲软、金融形势的持续恶化，再加上雷曼兄弟破产起到的加速作用使得今天的美国金融业更加风雨飘摇，而这势必对我国的外贸出口造成冲击。

五，海关总署9月22日发布分析报告指出，今年前七个月，扣除价格因素后，中国外贸出口数量同比增长12.5%，进口数量增长9.8%。与之相对，中国前七个月名义出口额增长22.6%，名义进口额增长31.1%。

六，中国实际出口增速下滑，自去年下半年已经开始。有媒体报道，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副部长隆国强曾于今年3月向商务部递交一份报告。报告指出，自27年9月以后，中国出口月度实际增长率已经从上半年的约2%左右降至1%以下。今年一季度，出口实际增长率已经下降到3%，十分接近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时的情况。

七，作为金融风暴的中心，美国的进口需求急剧下降。海关总署报告指出，今年前七个月，中国对美国出口同比增长9.9%，增幅下滑8.1个百分点，为22年以来中国对美出口增幅首次回落至个位数。1月～7月，美国仍然为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但在中国进出口总额中的比重已由去年同期的16.2%下降至目前的12.8%。

八，海关总署将中国对美出口减速的主要原因归结为次贷危机的负面影响蔓延和人民币对美元持续升值。“须警惕次贷危机负面影响继续蔓延，对其连锁后果要予以密切关注。”海关总署在报告中指出。

九，实际上，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不仅局限于中国对美国出口。危机初步爆发时，部分中国出口企业转向欧洲市场，同时，中国对日本的出口保持强劲，而来自新兴市场国家的需求也有力地支持了中国出口的高速增长。然而，当危机进一步深化，这些国家经济先后受到不同程度的拖累，进口需求显著下降。

十，这些因素在近几个月逐步显现。中国到欧洲出口已从年初3%～4%的高增长降至8月的22%。中国出口日本的情形与此类似，且下滑趋势可能延续。除巴西以外，中国对主要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出口也明显放慢，到俄罗斯的出口已经第二个月呈现负增长。

十一，因此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宋国青认为，次级债危机及其影响的深入带来的美元贬值和全球经济放缓，将对我国出口造成较大影响。他还强调，由于出口制造商面向外需的产业重心难以在短时间内转移，应关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这些企业的转移成本上升，并给予相应的政策支持。

十二，最后，是对我国的挑战也可能是机遇。毫无疑问这次由次贷危机引发的美国金融动荡将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影响世界经济，正如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所说的，这是美国1年以来遭受的最严重的一次金融危机。而当前的金融全球化使得这次金融危机蔓延的深度和广度都要超过以往任何一次金融危机。从前拥有着数家世界著名投资银行、掌管美国金融业16万亿美元资产规模的世界金融中心纽约也很有可能将让位于伦敦或者东京，可以说世界的金融格局可能正在经受着沧海桑田般的巨变。对于中国来说，国内金融业的全球化水平相对较低，金融掌控管理能力相对较弱，而这既可能是中国被此次金融危机边缘化的“好运气”，也是中国金融机构亟待克服的问题。

十三，安永全球CEO特黎认为，这次金融危机反而为中资银行提供了一个融入全球的好机会。他对近期中国工商银行等中资银行的海外扩张行动持肯定态度。他认为目前并购价格已经出现大幅下降，如果收购对象符合中资银行的战略利益，中资银行可以考虑在中介机构的帮助下，着手走向海外。不过他同时提醒中资银行，应借鉴美国同行的教训，在业务扩张的同时，要保持稳定而良好的财务状况。

对我国的芯片企业发展造成了一定影响，同时也使我国不能够学习到更多先进的芯片技术。

芯片是当前人类科学社会所能够造出的最高级别产物，一个国家要想独立自主设计和制造芯片完全是不可能的。截止目前为止，只有美国以及欧洲少数几个国家能够做到。当然美国之所以能够制造芯片，完全是由于从欧洲地区学习的很多技术并且加以整合才能够做到。但是我国在芯片这方面的起步时间较晚，因此要远远落后于西方欧美国家。

针对于中国芯片企业的发展，美国参议院也出台了一项最新法案。在这项法案当中，国会将会出资两千八百亿美元用于芯片产业的投资。毕竟芯片产业也是美国当前少数不多能够遏制我国发展的技术，中美两国一直以来都是存在着竞争关系。从社会的各个方面以及各个行业都是如此。美国参议院出台这样的最新答案，完全是非常合乎情理的。

由于我国芯片水平落后于西方欧美国家，是因为发展的时机以及时间要远远晚于欧美国家。这也直接导致了芯片产业成为我国科学技术产品当中的一块短板，因此每年需要向欧美国家支付大量的费用用于购买芯片。但是我国为了改变这种现状，在近几年以来一直都坚持独立自主设计属于中国人自己的芯片。可芯片设计和制作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制作难度是非常高的。而美国此次出台的最新法案，在一定程度上会严重影响到我国芯片产业的发展。法案当中美国加大了对芯片产业的投资，这样可以使得美国招揽更多的人才。也可以整合更多先进的技术，这也会使我国丧失很多机会。

只是建议 网上怎么会找不到呢？要不到书店看看吧。竞争法宗旨探讨来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 06-09-30 12:00:00 ] 作者：雷驰 编辑：studa20摘要： 本文探讨了竞争在市场经济社会中的经济上和伦理上的作用，以此说明竞争机制的维护在竞争法中的重要价值；在对竞争法中其他目标地位的探讨基础上，说明应当维护竞争机制的优先地位，同时兼顾其他价值和利益，而且对后者的肯定是在不明显反竞争或者采取对竞争限制最小的方式为前提——这才是竞争法的宗旨，而对消费者的保护是落实竞争法根本宗旨的手段。 引 言 竞争法及其适用被认为具有较高的不确定性，笔者认为这种不确定性一方面来源于事实判断的复杂性（比如，经营者的某行为对竞争、市场结构以及市场各参与方利益所产生影响的判断）；另一方面来源于价值判断的相对性，因为通常认为竞争法所追求的目标是多元的，包括维护市场竞争机制、保护消费者利益以及对其他社会经济目标的追求等，当具体到某一特定案件特别是当不同目标发生冲突时进行价值排序、利益衡量就是一个难题。但是作为一部实际运行的法律，竞争法应该便于法官准确适用、便于经营者准确预测自己的行为是否违反了法律规定。因而在此处，便有了一种对于确定性的诉求，至少是相对的确定性。本文将从竞争法宗旨i入手，力图通过对其分析探讨找到寻求确定性的钥匙。 从竞争在经济上和伦理上的作用说起 “竞争”一词我们在多种场合用到，当将竞争与合作相对时，可以看到竞争中主体之间的对抗性和利益对立性。台湾地区“公平交易法”第四条对“竞争”做了如下定义：“本法所称竞争，谓二以上事业在市场上以较有利之价格、数量、品质、服务或其他条件，争取交易机会之行为”。从该定义中我们就可以看到竞争的上述特性，而且更明确了竞争必定是存在于多个独立的利益主体间的，只有一个利益主体是不存在竞争的。此外还可进一步发现，这多个独立的利益主体在争夺交易机会时决定采取何种策略（比如提供什么产品或服务、制定多高的价格等等）时是分散的。至此，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竞争是与市场经济紧密相连的行为，因为后者就是多个买者和卖者在相互交易时通过他们的分散决策配置资源的经济。ii所以，竞争在经济中的作用是指其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 竞争就其本质来说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应当被看作是“一系列事件的连续”，在现实生活中，任何时候一般都只有一个生产者能以最低的成本制造某一特定产品，而且事实上能以低于仅次于他的成功竞争者的成本售出，但当他在试图扩大其市场时常常被他人赶上，而后来者又会被他人赶上而无法占领整个市场……iii这样，竞争过程就可以产生两个效果：一是商品和服务的最低价格；二是消费者对商品和服务的类型及质量有自由选择的余地，iv从而使得竞争被认为是最理想的资源分配手段。而且分散决策减少了昂贵的错误风险，因为部分企业的错误决策可以在整个市场得到抵消和化解，而同样的错误在中央集中管理的计划经济或者当政府制定产业计划时是要付出很高代价的v，对于每一个企业来说也是无力作出调整的。另外，竞争还有利于促进所谓动态效率，即促进创新与技术进步。所以，保护一个不受歪曲的竞争制度在一个社会中应当享有优先地位。 对于竞争在伦理上的作用，亚当•斯密做过很精辟的说明，他认为人的自私，尤其是商人的自私确有许多应该受到谴责的地方；但他认为，在竞争的作用下这一欲望会去掉其对社会有害的成分，并且由于与效益原则、节俭的愿望以及勤劳相结合而成为一种人们不得不予以社会和道德上承认的美德。vi这个道理不难理解，傅立叶曾说过，医生希望自己的同胞患寒热病，律师希望每个家庭都发生诉讼，建筑商希望大火烧掉城市的四分之一，玻璃商希望冰雹砸碎所有人家的玻璃窗，这是受到道德谴责的；但是当存在竞争时，这些玻璃商、建筑商们会绞尽脑汁提供消费者所需要的商品，同时也会尽全力节约成本、降低价格，哪怕这种价格只降低至恰好使竞争对手退出其生产领域，它也使得消费者受益，同时也实现了社会资源的节约。在古典经济哲学中，只有消费者的利益是唯一具有直接存在合理性的经济利益，生产者的利益只有在需要它增进消费者的利益时才应被顾及，因而只具有间接存在的合理性。vii 另一方面，就经营者自身而言，它在享有盈利机会的同时，也无可避免地接受了亏损、退出经营的风险，而后者换来了前者的合法性，“竞争是自由的收益导向经济的道德准则”。viii那种一边要求得到追求收益的自由，一边又享有压制竞争ix的权力的存在状态或制度安排，解除了效益原则对私人收益追求的约束，损伤的不仅是制度本身运行的效力，也导致了制度耐以存在的道德基础的丧失。从另一角度来说，对于享有压制竞争权力的居于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无论是因为法律规定或者通过正当经济竞争取得的，其追求收益的自由是应当在一定范围内受到限制的，这也是反垄断法规制居于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限制其某些如处在自由竞争状态下应当享有的自由的道德基础。 当19世纪晚期，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集中、大型企业不断出现，人们认可它们所带来的高效率，同时畏惧它们所拥有的经济和政治权力，为了保留其优势、限制其经济权力的滥用美国反托拉斯法诞生，并成为美国的“社会信仰”；x二战后这种思想也在为建立统一市场的欧共体树立，xi并为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转型国家所普遍接受。与此同时，反不正当竞争法也不再只是单纯保护竞争对手个体权益的特殊民事侵权法，它也同时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和社会秩序，与反垄断法一道维护着正当竞争和自由竞争机制的正常发挥。xii 另外，经济竞争还被认为是导向拥有个人自由的民主社会的必要条件。可见，竞争在市场经济社会中具有基础性的作用，维护竞争机制就是竞争法的首要任务。在一般情况下，某一市场行为合法性的判断就看其是促进竞争（pro-competitive）的还是反竞争（anti-competitive）的。 非竞争因素在竞争法及其适用中的地位 竞争机制的运行需要良好的外部环境，同时像所有其他制度一样都会有制度运行成本。 在19世纪的最后二十几年，全世界商品价格普遍下滑，各国公司纷纷组成卡特尔以抵抗这种下滑。1897年德国帝国法院认为，“如果价格持续走低，以致于经济崩溃威胁到企业家生存，那么他们的卡特尔联盟不仅仅是一种寻求自保的合理手段，而且是一种维护整体利益的措施。” 20世纪20-30年代的大萧条使得金本位的货币体系崩溃，各国纷纷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实行货币贬值，国际市场收缩使得出口商走向了联合，大多数国家政府也都支持卡特尔的发展。xiii而且学界和政府普遍认为卡特尔是一种“更高级的”经济组织形式，它以合作制度取代了野蛮的竞争xiv——这种对卡特尔的赞扬在1945年前的欧洲大陆工业国中是普遍存在的。同时期的美国，《谢尔曼法》在其颁布的最初十年（1890-1901年）以及从一战开始到罗斯福“新政”后期以前的若干年中，并没有得到有力的执行。xv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国内市场的萎缩、币值不稳定、出口受限以及政治前景的不明朗，都将导致一国无法实行竞争机制，或者说无法承受竞争带来的风险。 竞争带来的风险在社会正常情况下也是存在的，这也可看作是竞争机制的运行成本，而且对这种风险的不同认识导致了欧洲和美国两种不同的竞争意识，即所谓的“正当竞争”和“经济竞争”。xvi在前者看来，竞争的对抗可能会威胁群体的凝聚力，如果对抗是群体中的突出关系，则集体团结就会被破坏；而且，在竞争中败下阵来的“多余”企业能否平稳退出经营，对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xvii往往经济的发展需要劳动者作出至少是暂时的牺牲，所以为了保持凝聚力，就应调和竞争者之间的关系（尤指禁止用非法手段在经营中获利），并且避免消费者利益因竞争者的对立而受损，同时对竞争给生产者利益带来的影响予以更多的关注，因为降低失业率也是社会发展的目标。在后者看来，效率是第一位的，不寻求对于消费者的特别保护，消费者被认为是根据理性行事；同时对于竞争者也没有必要给予更多的保护，xviii只要他们能用其产品或服务的优势赢得消费者，就能获得成功；权力机构不再试图消除团体内的对抗，寻求凝聚力的途径更多是通过可用物资，只要生产了足够的物资，就可以有令人满意的凝聚力。xix 美国的经济竞争的观念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逐渐在欧洲盛行，特别是伴随着欧共体一体化进程加快，所谓没有竞争就没有共同体市场。xx1994年德国修订反不正当竞争法，此次修订被称为是对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解除管制”，xxi删除了1986年才加入的关于禁止经营者在广告宣传中声称限量向消费者供应以及禁止在广告宣传中做新旧价格对比等规定。 另外，现代社会全球竞争加剧，国家被塑造为所谓“竞争性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成为具有明显自主性的实体，是有着独立目标和利益的社会行动者。xxii那些国家认为对于国民经济发展较为重要的产业，为了加强其竞争力，国家会制定扶植促进其发展的产业政策。xxiii然而任何一个产业政策都会导致对市场现存结构的改变，影响市场竞争，例如1997年在美国波音公司和麦道公司合并的情况下，欧共体有些人士提出欧共体是否有必要根据竞争法的规定抵制共同体内航天航空工业企业之间的合并，从欧共体产业政策出发答案似乎是否定的，但是从竞争法角度来看，那些能导致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合并是应当加以禁止的。这里就涉及到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冲突的问题。 产业政策的实施有对社会有益的一面，但也有一些本身无法克服的问题。首先，产业政策的制定是政府主观判断的结果，因而具有一切中央集中管理经济的弊端和政策（政府失灵）的可能性，同时还会导致个别企业为了争取有利政策进行权力寻租；其次，产业政策扶植个别产业、个别企业，会导致市场竞争的不公平。鉴于此，欧共体委员提出产业政策应当以竞争为导向，并将其产业政策称为“积极的竞争政策”，旨在推动建立一个有竞争力的市场结构以实现社会资源更合理的配置；xxiv在20世纪80年代有些人呼吁美国应该建立一个类似日本MITI的部门以更好地协调美国企业间的行为，尤其是对高科技产业，而当90年代日本经济陷入长期的不景气而美国经济复苏并保持强劲增长时，此种呼声也渐渐销声匿迹。xxv 此外还有一些社会目标的追求，表面上看与竞争及效率因素无关，其实从本质上看是符合促进竞争的宗旨的。比如沃伦法官说反托拉斯法不保护竞争者，但15年后（即1977年）美国最高法院的Thurgood Marshall法官在另一案件中说，国会对集中的控制是有保护小企业的意图。xxvi因为大规模的生产和销售的出现一方面降低了成本，但另一方面也限制了中小企业的交易机会且增加了市场进入障碍。对集中的控制便可看作是对后者的保护，同时也有利于社会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的非集中化——即通过促进竞争的方式来实现对上述法益的保护和目标的实现。 从以上的叙述中，我们可以得出如下一些结论： 首先，竞争法适用的前提是一个良好市场经济秩序的存在，它与那种经济大萧条和整体经济面临崩溃边缘的情形相对，所以危机卡特尔一般是得到反垄断豁免的。但需要明确的是，经济运行周期中正常的经济回落和不景气状态是不排斥竞争法的适用，因为经营者本来就应当在经济危机阶段以低于成本的价格生产，在景气阶段通过盈利价格补回危机阶段的亏损并进行积累以应对将来的危机。那种当一个行业处于不景气阶段就要求卡特尔豁免的做法，是违背竞争法的宗旨的，他们抱怨如果展开竞争就会带来毁灭性的结果，广大中小企业面临破产，于是制定声称合理的价格以排斥价格竞争。xxvii这种固定价格的做法只是保护了效益差的企业，延缓其退出市场的过程，同时损害了优秀企业的脱颖而出，竞争机制本来具备的优胜劣汰功能得不到发挥。 其次，维护竞争机制毫无疑问是竞争法的目标；同时消费者保护、就业以及国家产业政策目标的实现等等也是其无法忽视的因素，但是从长期和整体来看，良好的竞争机制的维护是对这些因素保护的最佳方式，从欧共体和美国竞争法的发展过程就可以看出这一点。 再次，在竞争法范围内，上述诸多因素中竞争因素应当予以优先考虑。这种优先考虑包含如下两层含义。第一，明显的反竞争行为应当予以禁止，而无需更多考察其他因素，这是竞争因素相对于其他因素的价值优越性的表现，在美国反托拉斯法律制度中，对这种类型的行为是适用本身违法原则，而欧共体等大陆法系国家则在成文法中以类型化的方式对其加以禁止。第二，某些行为对竞争造成了一定程度的限制，但是因符合产业政策等原因带来了社会效益的提升（竞争机制与各目标间冲突的具体形式），这时，应当考虑为了实现所欲目标，对竞争的限制是否不可避免；如果无法避免是否采取了对竞争限制最小的方式为之，即适用比例原则或者是尽可能微小限制原则——即不仅要求目的合法，而且要求手段正当。xxviii在美国适用合理原则由法官判断此类行为的合法性；大陆法系国家立法上规定了适用除外制度，法官通过上述分析对行为加以识别，以决定是否适用除外制度。上述两层含义的总和也就是竞争法的宗旨，是在竞争法领域对行为进行定性的标准。 消费者保护在竞争法中的地位——竞争法宗旨的落实 消费者保护或者说消费者福利最大化往往被认为是竞争法所追求的社会目标，xxix但是需要明确的是此处的消费者究竟是消费者保护法所指称的与经营者交易处于弱势地位的个体，还是经济学计算消费者福祉（经济效率）时所指称的一个抽象的群体，显然竞争法中所指称和关注的是后者。 经营者相互竞争的实质是争夺交易机会，从根本上说是争夺与消费者缔约的机会，只有最好满足消费者需求的企业才能在竞争中赢利——这是维护竞争机制的现实层面的表达，通过消费者的选择去实现竞争机制的功能。而竞争法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就是保障消费者的选择权。 保障选择权应当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选择的可能，二是选择不被外界不正当误导、蒙蔽。要使得选择有可能，就应当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控制经营者集中、防止它们共谋排斥实质性竞争；要实现后者，就要求禁止经营者的违反商业伦理道德的行为。而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也正是从这一点出发去维护竞争机制，在现实层面它们也实现了统一，也是从这个说消费者保护是竞争法宗旨的落实。 结 语 柏克（R.Bork）法官曾说过只有将竞争法是要达到什么目的的问题解决了，形成一种前后一致的实体规则才有可能。xxx本文就是想解决这一前提性问题，寻求一种观察、判断竞争法领域现象的确定性的方法。本文通过一系列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是维护竞争机制是竞争法的优先价值，现实中通过保护消费者选择权来实现并在竞争立法中得到体现，当为了实现其他合理目标时应当采取对竞争限制最小的方式为之。 注释： i 本文区分“目标”和“宗旨”，后者是对前者进行考量、对多个目标加以价值排序的结果，对实际操作更具指导意义，提供一种相对确定的标准 ii [美]曼昆：《经济学原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页 iii [英]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49页 iv [美]马歇尔•霍华德著，孙南申译：《美国反托拉斯法与贸易法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5页 v 日本在战后制定的产业政策被认为是其经济奇迹的原因之一，但政府控制过多未必没有负面影响，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陷入长期不景气不能说与此无关。 vi 转引自[德]法兰茨•波姆：《竞争性经济过程的政权外（“自然的”）法则》，见[德]何梦笔主编，庞健、冯兴元译：《德国秩序政策理论与实践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6页 vii 法兰茨•波姆文，见前引书第88页 viii 法兰茨•波姆文，见前引书第92页 ix 压制竞争的目的既是为了获得更多的高额利润，也是为了获得更大的生存保障 x Wyatt Wells， Antitrust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Postwar World，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2002， p.1 xi 王晓晔：《欧共体竞争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22页 xii 邵建东：《德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0页 xiii Wyatt Wells， Antitrust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Postwar World，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2002， p.5，6，8，11 xiv Wyatt Wells，Antitrust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Postwar World ，p.9 xv 文学国：《滥用与规制——反垄断法对企业滥用市场优势地位行为之规制》，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92-94页 xvi [比]保罗•纽尔著，刘利译：《竞争与法律——权力机构、企业和消费者所处的地位》，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 xvii 法兰茨•波姆文，见前引书第94页 xviii 即沃伦法官的那句名言，竞争法是保护竞争，而非竞争者 xix [比]保罗•纽尔著，刘利译：《竞争与法律——权力机构、企业和消费者所处的地位》，第6页 xx 王晓晔：《欧共体竞争法》，第23页 xxi 邵建东：《德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研究》，第13页 xxii 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社会结构转型课题组：《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中近期趋势与潜在危机》，《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5期第2页 xxiii 此处的产业政策主要是指积极的产业政策（即具有塑造性），仅维持现状的消极产业政策主要是指上文中提到的对于劳动者和生产者的关注 xxiv 王晓晔：《欧共体竞争法》，第39-41页 xxv 文学国：《滥用与规制——反垄断法对企业滥用市场优势地位行为之规制》，第51页 xxvi Ernest Gellhorn， William E.Kovacic， Antitrust Law and Economics in a nutshell， West Group， 1994， p.35 xxvii 《谢尔曼法》颁布后，美国最高法院于19世纪末受理了几个著名的关于固定价格的案例，其中“泛密苏里运输协会案”、“联合交通运输协会案”中被告均作此申辩，但没有为法官采纳 xxviii [德]卡尔•拉伦茨著，陈爱娥译：《学方法论》，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85-286页 xxix 文学国：《滥用与规制——反垄断法对企业滥用市场优势地位行为之规制》，第52页 xxx 转引自Ernest Gellhorn， William E.Kovacic， Antitrust Law and Economics in a nutshell， p.32

对我国的芯片企业发展造成了一定影响，同时也使我国不能够学习到更多先进的芯片技术。芯片是当前人类科学社会所能够造出的最高级别产物，一个国家要想独立自主设计和制造芯片完全是不可能的。截止目前为止，只有美国以及欧洲少数几个国家能够做到。当然美国之所以能够制造芯片，完全是由于从欧洲地区学习的很多技术并且加以整合才能够做到。但是我国在芯片这方面的起步时间较晚，因此要远远落后于西方欧美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