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汇市场存在问题的研究论文

这个要求非常专业，而且要有国外的操作经历。对各个国家的发展前瞻性。非常难。。

(一)国内原因1、长期以来政府的政策导向。中国的国际收支不平衡，外汇储备不断增长，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从根本上说是过去25年来的出口导向政策和外资优惠以及市场机制不完善等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在国际收支问题上，中国政府长期确定的方针是，国际收支基本平衡略有节余；新中国成立后的一年里，我国的外汇储备仅为1.57亿美元，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的四十多年时间里，外汇短缺在我国几乎都成为一种常态。所以长期以来比较看重外汇储备的功能，认为我国外储备越多越好，不到万不得已决不轻易动用。在外汇政策上表现为实行强制性结售汇制。同时由于我国自改革开放长期以来实行出口导向、外资导向和外汇政策“宽进严出”取向的结果，资金流人较为容易，而流出则需层层审批，导致经常项目大量顺差和FDI流人的不断增加。具体政策如下：(1)1979-1987年，国家对外贸企业经营统负盈亏，以财政补贴支持外贸发展。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效率低下，为了配合引进外资政策，国家制定了一系列的出口导向型贸易战略。 为鼓励和支持企业出口，政府对外贸企业实施了出口卒 贴政策。(2)1988-1993年，补贴政策与外贸承包经营责任制并举，推动对外贸易发展。国务院从1988年起全面推行对外贸易承包经营责任制。当时尚未建立外贸的自负盈亏机制，实施承包制的同时仍然保留中央财政对外贸的补贴。(3)1994至今，国家改革外汇管理体制，运用经济、法律等手段推动对外贸易发展。尤其是人世后，国家对外贸的支持逐渐由直接与间接的财政补贴，转向与国际规则接轨，逐渐以关税、税收、利率等手段来调节与推动对外贸易发展。此外，放开外贸经营权，扩大对外贸易主体；对外商投资实行许多包括税收减免，免税进口以及其他优惠在内的优惠政策，均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4)实施出口退税政策，支持外贸发展。我国从1985年4月开始实施出口退税政策。不过从2007年7月份开始，该政策逐渐减弱。继7月1日出口退税新政实施后，商务部及海关总署于8月23日联手推行《加工贸易限制类商品目录》公告44号，共计2247个海关商品编码被列入加工贸易限制类商品，同时要求对限制类商品加工贸易实行银行保证金台账“实转”管理。2、经济快速发展与结构调整滞后之间的矛盾。2007年10月19日，吴晓灵在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主办的中国汇率政策研讨会上发表演讲称，中国对外贸易的高顺差是中国内部经济不平衡的反映，是由高储蓄、高投资、低消费的结构性问题造成的。在过去20多年里，在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支持下，中国经济的平均年增长速度超过了9%。与此同时，经济结构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是，由于历史和体制的原因，结构调整步伐经常处于落后状态。特别是在近些年里，国内居民基本生活需求得以满足，工业发展达到新的水平之后，商品、资金和劳动力市场都出现了过剩。生产结构不能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无法满足多种类、多层次的需要，导致有效总需求不足，并进一步造成就业困难和需求增长乏力等问题。同时我们还存在着技术创新能力差、产品附加价值少、地区差距大、城市化水平低等问题。这些都影响到内需的扩大和内部平衡的实现。经过多次利率调整而我国的居民储蓄仍然很高。一国储蓄多，而有效投资和消费相对较少，其结果只能是过剩储蓄转移到境外，必然进一步扩大国际收支顺差，从而使外汇储备持续增加。据统计，我国投资率由2001年36.5% 增长到2006年42.7% ，同期，消费率则由61.4%下降至50%。据世界银行{2006世界发展指标》，2004年全球150个国家和地区平均消费率为62% ，投资率为21%。其中，低收入国家平均消费率为69% ，投资率为23% ；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消费率为58% ，投资率为26% ；高收入国家平均消费率为63%，投资率为20%。可见，我国投资率比全球平均高20多个百分点，消费率则低10多个百分点，而且，消费率还呈现出下降的趋势。我国消费、投资和净出口等三大需求对GDP的贡献率分别从2001年的50% 、50.1%和一0.1%变为2006年的38.9%、40.7% 和20.4% ，可以看出，投资和净出口已经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两大主要因素。此外，贸易品部门的生产能力和增长速度，以及对外开放程度明显快于非贸易品部门，成为出口增长和贸易顺差、外汇储备持续扩大的基础。非贸易品部门生产的产品和服务正是国内消费需求增长较快的领域，但相对于贸易品部门而言，我国非贸易品部门生产效率提高较慢，开放程度较低，不能满足国内消费需求增长的需要，也就成为抑制国内消费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3、国内汇率制度缺乏充分弹性。从1994年1月1日起，国务院决定进一步改革我国的外汇管理体制，人民币汇率并轨，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阻碍了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进程，人民币汇率遭遇了强烈的贬值压力，为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人民币汇率制度安排被迫偏离了“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的设计初衷，逐渐变相成为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2005年7月21日我国再次进行汇率制度改革，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但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外汇管制较严，根据IMF的汇率制度分类，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汇率制度仍是缺乏弹性的(如表1)。而国际收支出现双顺差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非弹性汇率制的存在，因为在浮动汇率制下，政府不干预外汇市场，经常收支顺差(逆差)必然等于金融、资本收支逆差(顺差)，外汇储备原则上不发生变化。但在非弹性汇率制下，为维护某一基本不变的汇率水平，政府必须买人超过需求的外汇供给，否则外汇汇率要下跌，本币汇率要上升，其结果贸易顺差和资本流人就转化为外汇储备。当前中国面临热钱的涌人，必须加强对热钱的监督，稳定市场预期，实现有序调整。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认为，当前中国面临的热钱涌人，“最直接的原因在于国际资本对人民币升值的强烈预期，根本的原因则在于中国贸易结构的不平衡和汇率机制的相对不灵活。”于是，在不灵活的汇率机制下，“预期升值一本币升值一进一步预期升值一本币继续升值”会形成一个恶性本币升值周期。因此，要改变或者说有序化热钱的流动，最关键的措施就是增加汇率机制的灵活性，加快汇率改革步伐，实施合理的外汇管理制度。(二)国际原因1、经济全球化以及全球产业转移和结构调整。经济全球化以及全球产业转移和结构调整是中国国际收支持续顺差、外汇储备不断增加的重要原因。20世纪90年代，工业发达国家开始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纷纷将纺织制衣、塑料玩具以及电子装配等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转移到我国等发展中国家。中国经济正好已形成了基本的开放态势，因而自然而然地融人了这场世界性的产业转移。近年来，世界经济不景气、全球高科技泡沫破灭，进一步加快了全球范围内的结构调整和产业转移。与此同时，中国对外开放不断扩大，加之国内人力资源丰富，基础设施和法律环境日趋完善，中国逐渐成为国际制造产业转移的主要目的地之一。外商投资企业跃升为中国外贸发展的主力军，从1981年到1999年的18年中，我国出口的年均增长速度为12.9% ，但是一般贸易出口的年均增长率仅为7.7% ，均低于GDP年均增长率，而加工贸易出口的年均增长率高达29.5% ，加工贸易在出口总额中的比重从4.8% 分别上升到56.9% ，加工贸易已经成为我国第一大贸易方式。2005年中国的总出口是7620亿美元，加工贸易占了55%左右。2006年中国贸易顺差总额是1775亿美元，其中加工贸易顺差将近1900亿美元。大量贸易顺差使外汇储备逐年增加，以至目前处于高额状态。李扬先生说：从总体上看，中国贸易顺差很大，但是，从结构上看，中国只是对两个国家和地区(美国和欧盟)顺差，而对其他国家都是逆差。中美贸易顺差不是汇率问题，而是经济结构问题。因为中国是后发国家，而且正在进行剧烈的经济结构调整，所以很快成为全球制造中心。2、人民币升值预期因素。近些年来，美元持续大幅贬值，给钉住美元或货币篮子中美元比重过高的很多亚洲货币以巨大的升值压力，尤其是人民币，施压其升值会对亚洲货币升值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近些年来人民币升值的幅度还在不断扩大，从表面上看1994年到2003年，人民币对美元的名义汇率升值了5%左右，如果考虑到不同国家之间的物价走势，人民币对美元实际有效汇率升值了20%左右。尤其是自2005年7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正式宣布开始实行以市场为调节机制的浮动汇率制度以来，人民币正不断释放着它的弹性。两年中人民币兑美元累计升值已超过了10%.有鉴于此，巨额国际热钱通过各种渠道进入国内市场，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人民币投机狂潮。人民币升值预期与外汇储备的联系表现为：一方面，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导致了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另一方面，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形成又助长了外汇储备的增加。因为境外投资者对人民币升值有很强的预期，所以很多的热钱流入了资本市场，造成了现在的股市泡沫。同时由于境外投资者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投资都是向内流动，而境内的投资者本该对自己的资产组合进行多元化投资，可以把资本流向日本、美国、欧洲等地，但是人民币升值导致了国内股市的回报预期的提高，加上投资境外的限制，国内股市成了主要的投资目标，这也就加剧了国内资产泡沫的形成。l8 多年来，我国结售汇顺差远大于贸易顺差，转移收入明显增多。3、不合理的国际金融体系。现今的国际金融体系是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逐渐形成的，其不合理性主要表现在脆弱的国际货币制度、狭隘的国际金融霸权和国际金融资本无序流动等三个方面。脆弱的国际货币制度和狭隘的金融霸权是国际金融体系无序性的主要表现，也是当代国际金融体系持续动荡的根源。在当今国际货币体系下，由于没有真正的最后贷款人，一国发生金融危机，事实上无人可以救助，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更是如此。因此，发展中国家为防范金融风险，不得不积累大量的外汇储备。到2007年7月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已超过1.4万亿美元。如果说这种格局可能会造成某种资源不合理配置问题的话，那么其根源正是现行的国际金融体系，是目前不合理的世界经济格局。

汇率制度的选择研究 [2009-03-28 06:03] 摘; 要：目前，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国际压力越来越大，一些研究机构、学者、政府官员和企业也纷纷对此发表看法。我们认为，人民币升值问题归根结底是人民币汇率制度的选择问题。那么，现有的盯住汇率制度是否适合当前的形势？如何从盯住汇率转向更为合适的汇率制度？怎样决定适合发展、体制改革的人民币汇率制度？从当前对汇率制度选择和世界汇率制度演变的研究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些有益于解决以上问题的途径。 本文首先对盯住汇率制度进行分析，介绍脱离盯住汇率制度的影响因素，之后从总体上讨论决定汇率制度选择的长期因素以及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汇率制度的演变，最后提出当前汇率制度选择的BBC准则以及可供中国选择的几种汇率制度。一、脱离盯住汇率制度从盯住汇率制度的脱离，既可以转向更为灵活的汇率制度也可以在现有制度下进行调节，可以分为两种情形：一种是由于“外汇压力”而导致的正常脱离，另一种是由经济状况恶化而导致、经济危机，从而被迫脱离盯住汇率制度。具体而言，从盯住汇率制度向更灵活的汇率制度的转变可以分为以下五种：（1）从任何盯住汇率制度转向浮动汇率制度；（2）从硬汇率盯住（hard peg）转向软汇率盯住（soft peg）；（3）从固定的盯住汇率转向水平盯住或爬行盯住；（4）从爬行盯住或水平盯住转向爬行带汇率制度；（5）在汇率带制度中扩大浮动带的范围。从盯住汇率制度向不灵活的汇率制度的转变可以分为以下四种：（1）从软汇率盯住转向硬汇率盯住；（2）从任何汇率带制度转向固定的盯住汇率；（3）从爬行带转向爬行盯住或水平带汇率制度；（4）在汇率带制度中缩小浮动带的范围。对正常脱离而言，伴随着贸易开放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与政策，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更易向灵活的浮动汇率制度转变。这是由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往往面临资本流动较大的波动性，因此日益增加的贸易开放程度也相应地增加了该国受到贸易条件（TOT）冲击的风险，而采用更灵活的汇率制度可以缓解或吸收这些冲击，抵御外来资本流动所带来的金融风险。另一方面，从盯住向更不灵活的汇率制度转变一般是同体系的外汇系统开放和官方的外汇储备有关。银行系统的外债相对其外国资产比重的下降将促使从盯住向更不灵活的汇率制度转变，因为银行系统外债比例的下降预示着其所受到的汇率风险的减小，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对通过汇率浮动的调节来控制汇率风险的依赖；同样，巨额的官方储备也形成了对相对固定汇率制度的支持。但是，这种正常脱离盯住汇率制度的现象通常不出现在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而是在那些长期实行盯住汇率制度的国家发生。对被迫脱离而言，在出现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前经常会出现如下经济迹象：真实汇率表现的货币升值、出口形势恶化、高通货膨胀率、资本流入逆转、国际储备减少、货币供给膨胀、财政巨额赤字、经常项目赤字、银行体系负债增加、利率迅速上升、TOT恶化等。由此将导致外汇市场形成贬值压力，使得一国被迫放弃盯住汇率制度。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的东亚国家就是这种被迫脱离的典型。而因升值压力所导致被迫脱离前的经济迹象正好相反：如出现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出口增长的强劲，紧缩的货币与财政政策，经常项目顺差等等。另外，实行盯住汇率制度的时间长短也是影响汇率制度转变的显著决定因素。时间越长，越会趋于向更不灵活的汇率制度转变，因为时间越长表明这种相对固定的汇率制度对经济影响越有效，所以有继续维持盯住汇率制度的趋向。但由于市场压力也会随时间增加而增加，将有可能导致危机而被迫脱离。二、汇率制度选择的长期决定因素有关汇率制度选择的决定因素已经在理论与实证研究中有了广泛的分析与论述，但不同研究所得到的结论不尽相同，很难达到共识。当前现有的理论研究都不约而同地集中在对汇率制度选择的长期决定因素的分析上，讨论侧重在经济规模、开放程度等不易随时间变化的长期经济变量上。关于汇率制度选择的长期决定因素的理论有很多。上世纪60年代，最优货币区理论认为，经济规模巨大而开放程度低的国家更易采用浮动汇率制度；从70年代开始，经济冲击的本质与影响力开始被认为是决定汇率制度选择的潜在因素。有些学者认为，TOT剧烈的波动可能导致浮动汇率制度的实行，因为这可以帮助缓解真实的外部冲击。到目前为止，对这一观点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证上都有争论；今后，针对日益提高的国际资本流动性，有些学者提出要维持盯住汇率所需的政策要求更迫切、苛刻了。由此产生了“汇率体制中空”的假说（hollowingofthemiddlehypothesis），即国际资本流动性的提高将促使一国的汇率制度向汇率体系的两极——硬汇率盯住（如货币联盟或货币局），和完全自由浮动转变。对汇率制度的结果也印证了这一假说。汇率制度的选择同一国的经济体制和因素也有关。制度不规范、不稳定将更难维持盯住汇率，但适合采用货币局体制。一些转轨国家、后危机时代国家或历史上经历了高通货膨胀的国家的经验说明了这一点。大多数相关研究所考虑的变量分为以下四类：最优货币区因素、资本开放因素、宏观经济因素和历史与制度因素。介绍如下：最优货币区因素：贸易开放程度、对外贸易的分散化程度、经济规模、人均GNP，TOT波动率、石油出口等；资本开放因素：资本控制、实际资本流动的开放程度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宏观经济因素：通货膨胀和官方储备；历史与制度因素：1945年以后的独立性、政治局势和转轨经济国家。Juhn和Mauro（2003）利用1999年新的汇率制度分类系统对汇率制度选择的决定因素进行了详尽的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经济规模大、对外贸易占GDP比重较低、高通货膨胀、政治稳定、转轨经济的国家更易采用浮动汇率制度；资本控制程度较低的国家更易采用硬汇率盯住的汇率制度；资本开放和资本控制都不是影响一个国家选择浮动或盯住汇率制度的强有利因素，反而决定了对中间汇率制度的选择，资本控制越强的国家更易采用固定汇率制度。三、世界汇率制度的演变上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中间汇率制度”（intermediateregime）在大多数的货币危机中成为主要被鞭挞的目标，危机过后，世界各国的汇率体制出现了“两极化”（bipolarview）的趋势，采用中间汇率制度的国家都在向更为灵活或更为固定的汇率制度转变，特别是那些同国际金融市场融合更为紧密的国家。但目前众多实证研究的结果却是复杂的。所谓“两极化”趋势，即采用硬汇率盯住（包括同另一种货币结为货币联盟和货币局体制）和完全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这两种制度已经被广泛认为是唯一的两种适合于当前国际金融市场融合的汇率制度。具有高资本流动的国家正在或者将要摒弃中间汇率制度而选择其中之一。这种观点认为，盯住汇率制度在资本流动下是不可行的，除非一国采取一些必不可少的措施来维持盯住汇率并绝对支持它，而唯一可行的替代政策就是将汇率浮动，促使经济处于连续的市场机制之下。从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官方公布汇率制度的统计来看，上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两极化趋势似乎得到了证实：IMF成员国中采取官方盯住汇率制度的国家已经减少了一半，而浮动汇率制度的国家增加了一倍。而且，由于许多国家都开始采取货币局制度、加入货币联盟或美元化，盯住汇率制度的国家中实行硬汇率盯住的国家的比重在过去10年中也增加了。但是，一个国家实际所执行的汇率制度可能不同于其官方所公布的。在过去的10年中，一些宣称采取了浮动汇率制度的国家实际上意图通过政府干预以稳定汇率。 鉴于这种官方公布与实际不符合的情况，从1999年1月开始，IMF依据实际的汇率政策，开始执行一种新的汇率制度分类系统。新的系统区分了各种盯住汇率制度以反映各国货币当局在汇率上的自主性和责任权限。主要包括以下八种：（1）美元化和货币联盟制度； （2）货币局制度；（3）传统的固定汇率制度（盯住单一货币或一篮子货币）；（4）水平盯住汇率带制度；（5）爬行盯住汇率制度；（6）爬行汇率带制度；（7）未事先安排的有的浮动汇率制度；（8）完全自由浮动汇率制度。在新的汇率制度分类系统下重新分析世界汇率制度的演变，可以看到，“两极化”趋势并没有真正出现。各个国家实际上更趋向于选择更为灵活的中间汇率制度，并由此新产生出一些更易被接受的灵活的中间汇率制度，而中间汇率制度也重新成为学者和各国政府关注的对象。四、中间汇率制度的选择目前大多数国家采取的都是某一种中间汇率制度，因为这种选择使得一个国家可以在通常情况下采用固定汇率制度但又保留了在极端情况下（出现基本失衡时）干预汇率的权利。有些学者为了弥补中间汇率制度在日益增加的国际资本流动下存在的本质缺陷（例如，WiUiamson，1965）就开始设计新的中间汇率体制，这样既能体现足够的汇率灵活性以避免产生经济失衡，又能保证政府实施的经济政策不为提供投机机会。以上种种考虑使得在上世纪60年代末出现了爬行盯住和宽带浮动汇率制度，随后又出现了爬行带汇率制度，Dombusch和Park（1999）将其命名为“BBC”准则（basket，bandandcrawl）。盯住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制度：一般而言，对外贸易多样化的国家更愿意采用盯住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制度，由此可以稳定有效汇率而不是仅仅针对单一货币的汇率。这样可以使国家免受贸易竞争力、产出以及由于其它货币汇率反复无常的变动导致的通货膨胀的偏差所造成的冲击。一般所选取的货币为美元、欧元和日元。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适合实行盯住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制度。在对智利、哥伦比亚和以色列的汇率制度研究中（Williamson， 1996），智利和以色列都选择了盯住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制度，而哥伦比亚选择了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这是由其贸易模式的不同所决定的。因为哥伦比亚的贸易是由美国和其它盯住美元的国家所主导，而智利和以色列是对外贸易多样化的国家。宽带浮动汇率制度：设定汇率在中心平价上下10%甚至15%的带状范围内自由浮动。选择宽带浮动汇率制度可以实现以下四个目的：一是宽带自由浮动汇率制度可以确保政府在无法精确估计均衡汇率时不至于陷入只能维持不均衡汇率的境地；二是允许中心平价可调节，使其可以同经济基本因素相一致，而不必采用不连续的人为汇率调节造成市场不稳定；三是货币政策具有一定的自主空间，当一国面临同世界经济周期不协调时可以起到反周期的作用；四是帮助一国应对暂时突然出现的大量资本流入，只要设定的宽带具有可信性，即使是一定程度上的可信性，对汇率的预期也将发生逆转，投机者就会对本币资产和外币资产的收益进行调整。而且，对贸易品产业的者在进行时，一般趋向于看重汇率的平价而不是其市场水平，所以，所设定的对平价的浮动偏差不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投资决策。爬行汇率制度：经常被用来调节通货膨胀的偏差，但如果应用太武断，将带来破坏对外竞争力的风险（如俄罗斯的教训）。发展中国家还可以调节爬行汇率制度以反映出B—S（布拉萨、萨缪尔森）生产力偏差并顺利完成真实升值，由此可以维持经济均衡。最后，政府还可以在正常的平价上做微小变动以调节经济的真实偏差。相对完全固定和自由浮动汇率制度而言，中间汇率制度可以控制经济失衡，这是两种极端的汇率体制所不能做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完全固定汇率制度在高通货膨胀时将导致本币高估，而自由浮动汇率制度下由于货币汇率脱离了经济基本因素而通常会导致更明显的经济失衡，比如1981年的英国先令、1985年的美元、1995年的日元和现在的欧元。在经济失衡将导致严重后果的形势下，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将均衡汇率平价维持在一个同经济基本因素相一致的水平是汇率体制选择上的重要一环，而中间汇率制度正是可以实现该目标的最合理选择。发展中国家汇率制度转变的经验和教训对汇率制度的选择提出了以下两个条件：一是任何新的汇率制度的实行必须事先实行有效的政策措施以避免为将来损害汇率制度可信度负责任；二是有必要在公开汇率制度的选择结果以充分获取中间汇率制度的好处之前通过非公开的方式建立该汇率制度的可信度。究竟怎样的中间汇率制度能够提供一种机制最终将汇率预期稳定下来，同时又可以避免金融脆弱性可能导致的？在BBC准则所提到的三种汇率制度中，汇率带制度下的有效汇率可以使得经济免受国际金融市场上汇率反复无常波动产生的影响，而盯住一篮子货币和爬行汇率制度却没有这种作用。所以，更为合适的中间汇率制度的调整是在汇率带制度中对汇率浮动带边缘的调整，有以下三种可行的方法：参考汇率、软汇率带和监测汇率带。参考汇率（referencerateproposal）：Ethier和Bloomfield（1975）提出，实行浮动汇率制度的国家政府应当承诺不推动其汇率偏离一个协议的均衡汇率水平。该均衡汇率水平被称为参考汇率，同Williamson（1985）提出的“基础均衡汇率”很相似。在这种汇率制度下，政府没有义务维持参考汇率，只需要不进行干预或采取其它政策影响汇率。参考汇率使得政府不会为维持某一个汇率水平而导致金融危机，它只是在浮动汇率制度下约束汇率干预的一种方法，同中间汇率制度并不相同，因为后者需要政府确定出均衡汇率水平并加以公布。软汇率带制度（softbandorsoftmargin）：在此制度安排下，政府不承诺绝对维持汇率带的宽度。在强烈投资压力存在的情况下，政府有权利宣布汇率波动超出汇率带的规定，但同时也警告市场将在可能的情况下随时采取政策措施将汇率波动拉回到汇率带限制的范围内。 Bartolini和Prati（1997，1998）正式提出“软汇率目标区”（softtargetzone）的概念，是对软汇率带制度研究的理论贡献。他们提出，一国政府可以采用将过去和现在的汇率制度的移动平均值或者几何平均值维持在一个设定的波动范围内而不是仅仅维持当前的市场汇率水平。这样，汇率的波动可能在短期会脱离汇率波动带，但维持了在长期处于汇率波动带内的稳定。

楼上的拿些论据出来证明是胡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