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外汇储备风险管理研究的论文

相关范文：金融虚拟化对信用制度僭越的动力机制与表现[摘要] 虚拟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渗透与发展，贯穿着金融虚拟化的自我膨胀和扩张。货币虚拟化和信用创造为金融的虚拟化趋势提供了正向的内在动力，而以金融衍生品为特征的金融创新则为金融虚拟性不断突破信用框架提供了逆反的规避动力。当前，金融虚拟化扩张正在国际信用体系架构、信用货币发行和信用对象规制等过程中不断践履着对信用制度的僭越。 [关键词] 金融虚拟化 信用制度 动力机制 表现 一、引言 伴随着货币虚拟化的发展，虚拟经济已渗透到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纬度。以货币虚拟化为基础的金融虚拟化以及对金融虚拟化正负功能影响的探讨层出不穷，尽管人们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各执一词，但不可回避的是，虚拟经济作为脱离传统“实体经济”范畴的新范式，在整体经济中的比例膨胀与金融虚拟化的不断扩张息息相关。金融虚拟性作为当代金融的一个突出特征，其演变历程中否定之否定的发展态势，在经济虚拟化和全球化的催化下，似乎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由弱变强、以几何级数膨胀的趋势和规律。 从人类经济发展史的脉络看，任何经济逻辑中都留有人类的烙印，人们不仅参与经济活动，而且干预甚至掌控经济的内生过程，这个过程也匹配着人类经济制度的衍生过程。诺思认为:“制度变迁决定了社会演进的方式，因此是理解历史变迁的关键”。（诺思，2000，第110页）经济是一种复杂的制度安排，任何制度缺陷的存在都会使经济偏离正常的轨道。货币虚拟化发展趋势和信用的不断创设为金融虚拟化扩张提供了内在动力本源，而当前国际经济体系中金融规避行为所引发的金融创新则为金融虚拟化扩张提供了外在制度条件。下面我们将从金融虚拟性扩张与广义信用制度关系角度探讨当前金融虚拟化如何从不同层面突破信用制度框架。 二、正向动力：货币虚拟化与信用创造 金融活动依托货币运动与信用创新实现对实体财富和虚拟财富的优化配置。货币是金融最原始的形态和萌芽，也是金融产生的内在本原，信用则为二者的过渡创造权利与义务的外在制度保障。货币虚拟化与信用创造的伴生与互动共同构建了金融虚拟化的正向动力激励。 金融虚拟性的扩张过程内始于货币虚拟性的内在特性外化，货币虚拟化的趋势是在商品的内在矛盾外化为商品与货币的矛盾，并使货币在表现商品价值的材质上不断与实物背离的过程中实现的。“用一种象征性的货币来代替另一种象征性的货币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马克思，1976，第95页）货币起源于商品之间的联系，使直接物物交换的自然过程转向了以货币为媒介进行间接交换的社会过程，这个过程本身也孕育着信用。信用从一开始就具有替代货币流通和支付形式的原始冲动。 贵金属货币的出现是价值形式发展的必然结果。在它出现之前，商品交易是单纯的物物交换，偶然性的存在使商品所有者面临诸多交易“瓶颈”。货币虚拟性无论内在特质还是外在表现都受到货币形式原始状态的制约。此时，人与人之间交换的延续更多依赖于一种社会契约。“尽管这些条款也许从来就不曾正式被人宣告过，然而它们在普天之下都是同样的，在普天之下都是为人所默认或者公认的。”（卢梭，2002，第39页）贵金属货币的出现虽然缓解了商品内在矛盾，并使后者外在的表现为商品和货币的矛盾，却只是为货币虚拟化外溢提供了可能。之所以是可能，除了实物货币自身价值的存在限制了价值虚拟表现外，不成熟的信用关系也从外部环境上制约着货币虚拟化的发生。这种可以与之结合并内化的制度框架，直到信用货币条件下才使货币虚拟化外溢成为可能。 信用货币（银行券、法币等）对贵金属货币的替代从一定程度上摆脱了货币虚拟化受货币材质的限制。尽管金本位、银本位或双本位制度是信用货币得以流通的基础，但公众对信用货币的认可度和信誉性仍存疑问，这种疑问在国家权威性和银行信用性的双重作用下被成功地解答了。此时，公众对信用货币的认可，已经超脱了实物商品或服务范畴，转而将前者提升到了国家和银行的信用层面。考夫曼(Gorge·Kaufman)有如下叙述：“随着时间的推移，……，发行纸钞(随后被称为通货)的权利被转移给政府，……或者可以这么说，通货仅有名义价值，而且它的供给完全由政府决定。”（考夫曼，1998，第15页）银行信用可以创造货币，从而使货币数量实现多倍增长，存款准备金制度以及非现金结算制度的建立，为银行的货币创造机制提供了前提，在此前提下的货币增长并不是国家货币发行量的增长，而是通过银行信用扩张来实现的，这使得原本看得见、摸得着的纸币演化为纯粹的价值符号，货币实现了虚拟化的外溢。 经济信用化使经济过程逐步摆脱了经济主体自身积累的依赖，转而依托外部资金来源的融资。由此，资本支付手段的职能被部分货币所有者创新为价值增值的手段。生息资本，进而虚拟资本开始登上经济舞台。客观地讲，虚拟资本的产生是货币虚拟化与信用创造双重作用的结果，它亦成为金融虚拟化的开端。马克思认为虚拟资本是指以有价证券形式存在的，能够带来预期收入的资本。它是由债券（汇票）、国家证券（它代表过去的资本）和股票（对未来收益的支取凭证）构成的。“它们所代表资本的货币价值也完全是虚拟的，是不以它们至少部分地代表的现实资本的价值为转移的；既然它们只是代表取得收益的权利，并不是代表资本，那么，取得同一收益的权利就会表现在不断变动的虚拟货币资本上。”（马克思，2004，第451页）对资本增值无限制的追求与自有资本有限性之间的矛盾限制了扩大再生产的顺利进行，从而抑制了虚拟经济的发展。此时，为虚拟资本发展保驾护航的信用制度应运而生，“还有一种促进集中的力量，这就是信用制度。”（齐威格，1997，第280页）通过信用的媒介，一部分闲置的货币资本就可以由货币资本家贷给企业经营，使虚拟资本的积累大大超过了实体资本的积累，从而也就推动了金融虚拟化的蓬勃发展。 无论是贵金属货币还是信用货币，他们均是在一国内部以贵金属作为储备而介入金融活动的。在国际贸易的过程中，国与国之间的往来核算也仍然以国际公认的世界货币——黄金作为交易的货币汇兑基础，可以说，此时的货币虚拟化仍然提留在一国母体内部，还没有具备占领全球金融贸易活动的能力。战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在世界范围内维持着黄金的国际货币地位，这成为虚拟资本跨越国界进行世界范围资本配置的障碍。随着20世纪60年代末世界性的通货膨胀以及美国黄金储备的大量流失，布雷顿森林体系受到了严重的冲击。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使国际虚拟化能力终于装备在货币身上，金融虚拟性也随之超越国界限制，真正在全球范围内来发挥其强大的虚拟化功能。 三、逆反动力：金融虚拟化对信用制度的规避动力 金融虚拟化过程随着对信用制度成熟和完善要求的不断提出而发展，两者存在着紧密的辩证联系。虚拟资本产生之前，金融虚拟化相对独立于信用制度之外，它的运行更多的是一种基于货币内生虚拟性突破各种束缚发展壮大的自然发展过程；虚拟资本产生之后，金融虚拟化一方面得到了实现虚拟性外溢的强大信用保证，另一方面自身的独立性又始终成为突破制度设定的框架在更大范围实施虚拟性扩张的内在冲动。 制度存在的本身就是一种约束。诺思（North）认为:“制度提供了人类相互关联影响的框架，它们确定了构成一个社会或更确切地讲，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关系。”尽管金融虚拟化要求信用制度在其发展过程中起着制度保障作用，但这种制度保障的存在也意味着将金融创新抑制在已知制度框架内，客观上又为金融虚拟性的扩张套上了一副无形的“锁链”。毕竟金融虚拟化源于货币虚拟化所表现的商品经济（或者说市场经济）内在矛盾的作用与外化，是一个主观意志无法控制的客观过程，制度的衍生则是人类寻求自身价值实现得以保证的外在表现形式，它是人类主观意志对客观规律遵循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辩证地讲，信用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始终是落后于金融虚拟扩张的，这就决定了早期金融虚拟化所推动的信用生成在虚拟性膨胀后又反过来成为制约其内在发展的桎梏。由此可见，金融的内在虚拟性仅仅表征着金融具有虚拟化的倾向与能力，而其虚拟化程度是否显著则受到不同历史阶段制度（尤其是信用制度）环境的影响与制约，这也为金融机构规避信用约束，实现虚拟创新提供了动力来源。 美国经济学家凯恩（）于1984年提出规避型金融创新理论。规避创新就是指回避各种金融规章制度的管制以期达到理论最大化的目标模式。规制型金融创新意味着内在市场自发力量与外在市场机制相结合共同回避金融控制和规章制度时所寻求的金融创新行为。凯恩的理论实际也为我们诠释当前金融虚拟化的全球性扩张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借鉴。金融市场的微观行为主体——金融企业或机构与宏观规制主体——政府和银行之间，存在着自由与管制的博弈。金融企业或机构作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整体，其寻求的是以市场力量的自发运动来维系其价值创作、增值过程，实质上是金融虚拟化得以发展的内生动力在企业或组织制度层面的体现。而以金融稳定为宏观目标的政府和银行则必须兼顾双面责任，即一面保持金融市场的活力和动力，为金融企业或机构提供信用制度支持；另一面要对这种动力实施管制，使其限制在可以调节的范围内，即设定并实施的规章制度框架。金融企业或机构通过创新来规避管制，一旦危机金融稳定，政府又会加以管制，这种管制将导致新一轮的规避行为。管制和规避引起的创新总是不断交替，形成一个动态的博弈过程。 从当前全球虚拟经济发展的态势看，金融虚拟性的规避创新主要通过金融衍生品的不断创设与泛化表现出来。广义的金融衍生品不仅仅涉及金融期货和商品期货合约，而且应当涵盖基于实体标的产权证券化或债权证券化所形成的混成组合型衍生产品。这种宽口径金融衍生品的市场交易是对既定制度规范圈设框架的突破，它使国家决策和信用规制的对象“进化”得虚无化，从而为金融虚拟化的膨胀与扩张提供了一种逆反动力。 四、金融虚拟化对信用制度的僭越 从理论上讲，当前金融虚拟化的扩张是失去了有效信用控制的必然结果。当贵金属非货币化之后，所有的货币形式都失去了自然控制其在市场中流通的数量机制，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作用面对货币的不断虚拟化显得力不从心。此时，各国的货币发行主体必须依靠国家制定的信用制度来控制各国信用货币的供给量，约束金融虚拟化的扩张。然而，20世纪后半叶的全球化和虚拟经济的强势发展使得任何一个进入世界经济大家庭的国家和地区都失去了独立有效控制信用供给的能力。金融虚拟性扩张使国别信用制度一方面无法再为金融虚拟性提供强有力的信用保证，另一方面又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金融虚拟化在全球的扩张。因此，实现对信用制度多方位、全角度的僭越越来越成为金融虚拟化在全球扩张的必然要求。当前，金融虚拟化扩张对信用制度的突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一国虚拟化货币主导国际信用体系 布雷顿森林体系框架所设定的是以美国为中心国家，欧洲和日本为边缘国家的世界经济格局。在这个框架内，经济货币格局表面上是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的，但实质却是以美元为核心的单极货币体系。因为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发达国家都在试图维持两个固定比率，即美元与黄金的固定比率和美元与各国货币的固定比率。尽管1973年固定汇率制度的解体使美元与黄金之间的固定比率“脱钩”，但各国与美元之间的汇率关系却固定下来，并且成为当今全球国际汇兑的主体，“美元金本位”成为了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的现行国际金融秩序。例如，从美元在国际贸易中货币计价的比例来看，美国的国际贸易只占全球国际贸易的，而以美元计价的国家贸易却占全球国际贸易的近半数，政府部门的国际资本流动基本上是以美元计价的，有的国家甚至国内也采用美元计价。在国际汇兑中也不例外，世界上大概40个国家的货币采用钉住美元或钉住以美元为主的一揽子货币。 美元在全球货币市场的独霸地位使这种一国的虚拟化货币支配着国际金融体系。各国储备的不再是黄金和美元，而是只有美元或美元资产（以美元计价的外债）。这就使美国政府或企业可以凭空创造出各种金融虚拟工具来实现以前“金本位”下无法平衡的国际收支逆差。从下表所表现的美国从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到2005年的国际收支平衡状况看，2005年的亿美元的经常项目逆差与1973年的亿美元的经常项目顺差相比，32年的经常项目逆差增长了大约112倍。在这些经常项目中，除了美元外还存在着大量以美元计价的外债。另外，与1973年亿美元的金融项目逆差相比，2005年美国亿美元的金融项目顺差较之1973年增长了近176倍，从而实现了美元的巨额“出口”。尽管美国现在是世界最大的“债务人”，但他却成功的使美元触角伸入到世界各个角落。这表明一国在拥有国际“铸币权”的条件下，可以使一国虚拟化货币不再受到任何国别信用制度的约束，彰显了金融虚拟化扩张对信用制度的突破和国际信用制度的严重缺失。 资料来源：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Transactions Accounts Data 2.“美元金本位”引发各国信用货币的膨胀 美元对国际金融体系的支配地位决定了各国在外汇储备中主要以美元储备为主。从上表中可以看出，美国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的32年里，经常项目逆差导致的结果就是美元大量无节制的外流，贸易顺差国获得美元货款，除留在各国商业银行境外金融机构的美元头村外，大部分回到本国按照美元与本国货币的汇兑比率兑换成本国货币。大量美元的涌入必然促使本国货币管理当局增加本国货币的供给，从而使本国信用货币出现膨胀。这一点对于国际经常项目顺差的国家显得尤为明显。以中国为例，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07年末中国外汇储备余额达万亿美元，比上年增长％（新华网）。按照1美元兑换元人民币的比率计算，中国累计发行了近万亿人民币，即使中央银行用短期债券对增发的人民币进行对冲，也会导致银行间市场的扩张。作为仅次于现金的流动性非常强的资产，短期债券使银行市场只有通过不断地对冲才能使这部分现金始终停留在银行间而不扩散到民间市场上。另外，各国滞留下的大量美元则作为国家的外汇储备通常以购买美国等货币开放国家的政府或大企业债券保存下来。（刘骏民，2007，2）这些债券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虚拟资产，这无形中又加大了外汇储备国的金融风险。比如我国经济在2008年初所遭受的美国次贷款危机的影响就是一个极其明显的例子。由此可以看出，一国的信用制度在外来国际货币的冲击下不仅显得非常脆弱，而且在不知不觉中为国外虚拟化货币在本国的扩张提供了信用服务。 3.金融衍生品泛化加速信用规制对象虚无化 信用制度所规制的对象主要是各种信用行为和关系，其借助的工具就是对信用货币供求机制的有效管理来保证信用的维系。然而，随着金融虚拟化的不断扩展，信用制度所规制的对象变得逐渐虚拟化、缥缈化。金融衍生品的泛化则使信用规制的箭头更加无所适从。在以往货币金融工具和普通证券阶段，由于金融交易是以实体经济的存量作为交易基础的，尽管具有一定虚拟性，但它仍然受到实体经济的制约。期货与期权、指数期货与期权等从出现就是十足的虚拟资产或产品，不仅其质是虚拟的，而且从量上也是交易者想象的结果，具有绝对的虚拟的特点。由此带来的结果就是，信用制度所规制的对象变得越来越可望而不可及。金融衍生品的创新就像脱缰的野马一样带着众多投机者对未来虚无缥缈的预期冲击着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的稳定。金融衍生品的发展已有较长的历史。1849年美国芝加哥商品交易所（CBOT）就正式推出了远期和期货交易。当今，金融衍生品交易正在爆炸式地增长,据美国《福布斯》杂志1995年载文称，国际金融市场已知的金融衍生工具已有1200多种，并且还将不断增加。2004年有组织金融衍生合约交易总额为万亿美元，比2003年增长。货币衍生合约交易名义金额为万亿美元，比2003年增长。利率衍生合约交易名义金额为万亿美元，比2003年增长。股票指数衍生合约交易名义金额为万亿美元，比2003年增长。场外衍生市场交易未清偿合约名义金额在2004年6月底比2003年12月底增长，达220万亿美元（2004年世界统计年鉴）。以上数据说明，金融衍生品的发展壮大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金融衍生工具的不断创新。从某种意义上说，金融衍生工具的创新几乎可以无限设计，只要符合人们短期牟利的投机心理，人们就可以不断地实现金融创新的泛化。 五、结语 虚拟经济的最本质特征在于其虚拟性，它可以凭空创造、无中生有，基于它脱离实体经济的特性给予国家经济表面的繁荣或泡沫，使国家信用在调控国别信用行为和规避风险方面变得软弱无力。金融虚拟化扩张表现出巨大的投机性，而这种投机性背后却隐含着无法估量的危机。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目前金融虚拟化已经在宏观领域支配着国家乃至全球的经济活动，在这个过程中，我国也不可避免的被卷入其中，中国股市的暴涨暴跌、中国外汇储备的巨幅增加都说明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环境中，任何国家都可能成为金融虚拟化支配或牺牲的对象，谁也不能逃脱。既然不能逃避，那就勇敢面对。所以我们应当通过增强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加速国家金融、信用体系的成熟，完善对金融产品和工具的信用规制等措施，保障我国金融环境的安全和稳定。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 [3]（法)卢梭:社会契约论[M].商务印书馆，2002 [4]（英)乔治·考夫曼:现代金融体系:货币、市场和金融机构 [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 [5]（美)保罗·齐威格：资本主义发展论[M].商务印书馆，1997 [6]（美)D·C·诺思:制度、意识形态和经济绩效.发展经济学的革命（中文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7]刘骏民李曙军:全球流动性膨胀与经济虚拟化[J].开放导报，2007年（2） 仅供参考，请自借鉴希望对您有帮助

(一)国内原因1、长期以来政府的政策导向。中国的国际收支不平衡，外汇储备不断增长，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从根本上说是过去25年来的出口导向政策和外资优惠以及市场机制不完善等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在国际收支问题上，中国政府长期确定的方针是，国际收支基本平衡略有节余；新中国成立后的一年里，我国的外汇储备仅为亿美元，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的四十多年时间里，外汇短缺在我国几乎都成为一种常态。所以长期以来比较看重外汇储备的功能，认为我国外储备越多越好，不到万不得已决不轻易动用。在外汇政策上表现为实行强制性结售汇制。同时由于我国自改革开放长期以来实行出口导向、外资导向和外汇政策“宽进严出”取向的结果，资金流人较为容易，而流出则需层层审批，导致经常项目大量顺差和FDI流人的不断增加。具体政策如下：(1)1979-1987年，国家对外贸企业经营统负盈亏，以财政补贴支持外贸发展。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效率低下，为了配合引进外资政策，国家制定了一系列的出口导向型贸易战略。 为鼓励和支持企业出口，政府对外贸企业实施了出口卒 贴政策。(2)1988-1993年，补贴政策与外贸承包经营责任制并举，推动对外贸易发展。国务院从1988年起全面推行对外贸易承包经营责任制。当时尚未建立外贸的自负盈亏机制，实施承包制的同时仍然保留中央财政对外贸的补贴。(3)1994至今，国家改革外汇管理体制，运用经济、法律等手段推动对外贸易发展。尤其是人世后，国家对外贸的支持逐渐由直接与间接的财政补贴，转向与国际规则接轨，逐渐以关税、税收、利率等手段来调节与推动对外贸易发展。此外，放开外贸经营权，扩大对外贸易主体；对外商投资实行许多包括税收减免，免税进口以及其他优惠在内的优惠政策，均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4)实施出口退税政策，支持外贸发展。我国从1985年4月开始实施出口退税政策。不过从2007年7月份开始，该政策逐渐减弱。继7月1日出口退税新政实施后，商务部及海关总署于8月23日联手推行《加工贸易限制类商品目录》公告44号，共计2247个海关商品编码被列入加工贸易限制类商品，同时要求对限制类商品加工贸易实行银行保证金台账“实转”管理。2、经济快速发展与结构调整滞后之间的矛盾。2007年10月19日，吴晓灵在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主办的中国汇率政策研讨会上发表演讲称，中国对外贸易的高顺差是中国内部经济不平衡的反映，是由高储蓄、高投资、低消费的结构性问题造成的。在过去20多年里，在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支持下，中国经济的平均年增长速度超过了9%。与此同时，经济结构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是，由于历史和体制的原因，结构调整步伐经常处于落后状态。特别是在近些年里，国内居民基本生活需求得以满足，工业发展达到新的水平之后，商品、资金和劳动力市场都出现了过剩。生产结构不能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无法满足多种类、多层次的需要，导致有效总需求不足，并进一步造成就业困难和需求增长乏力等问题。同时我们还存在着技术创新能力差、产品附加价值少、地区差距大、城市化水平低等问题。这些都影响到内需的扩大和内部平衡的实现。经过多次利率调整而我国的居民储蓄仍然很高。一国储蓄多，而有效投资和消费相对较少，其结果只能是过剩储蓄转移到境外，必然进一步扩大国际收支顺差，从而使外汇储备持续增加。据统计，我国投资率由2001年 增长到2006年 ，同期，消费率则由下降至50%。据世界银行{2006世界发展指标》，2004年全球150个国家和地区平均消费率为62% ，投资率为21%。其中，低收入国家平均消费率为69% ，投资率为23% ；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消费率为58% ，投资率为26% ；高收入国家平均消费率为63%，投资率为20%。可见，我国投资率比全球平均高20多个百分点，消费率则低10多个百分点，而且，消费率还呈现出下降的趋势。我国消费、投资和净出口等三大需求对GDP的贡献率分别从2001年的50% 、和一变为2006年的、 和 ，可以看出，投资和净出口已经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两大主要因素。此外，贸易品部门的生产能力和增长速度，以及对外开放程度明显快于非贸易品部门，成为出口增长和贸易顺差、外汇储备持续扩大的基础。非贸易品部门生产的产品和服务正是国内消费需求增长较快的领域，但相对于贸易品部门而言，我国非贸易品部门生产效率提高较慢，开放程度较低，不能满足国内消费需求增长的需要，也就成为抑制国内消费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3、国内汇率制度缺乏充分弹性。从1994年1月1日起，国务院决定进一步改革我国的外汇管理体制，人民币汇率并轨，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阻碍了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进程，人民币汇率遭遇了强烈的贬值压力，为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人民币汇率制度安排被迫偏离了“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的设计初衷，逐渐变相成为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2005年7月21日我国再次进行汇率制度改革，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但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外汇管制较严，根据IMF的汇率制度分类，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汇率制度仍是缺乏弹性的(如表1)。而国际收支出现双顺差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非弹性汇率制的存在，因为在浮动汇率制下，政府不干预外汇市场，经常收支顺差(逆差)必然等于金融、资本收支逆差(顺差)，外汇储备原则上不发生变化。但在非弹性汇率制下，为维护某一基本不变的汇率水平，政府必须买人超过需求的外汇供给，否则外汇汇率要下跌，本币汇率要上升，其结果贸易顺差和资本流人就转化为外汇储备。当前中国面临热钱的涌人，必须加强对热钱的监督，稳定市场预期，实现有序调整。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认为，当前中国面临的热钱涌人，“最直接的原因在于国际资本对人民币升值的强烈预期，根本的原因则在于中国贸易结构的不平衡和汇率机制的相对不灵活。”于是，在不灵活的汇率机制下，“预期升值一本币升值一进一步预期升值一本币继续升值”会形成一个恶性本币升值周期。因此，要改变或者说有序化热钱的流动，最关键的措施就是增加汇率机制的灵活性，加快汇率改革步伐，实施合理的外汇管理制度。(二)国际原因1、经济全球化以及全球产业转移和结构调整。经济全球化以及全球产业转移和结构调整是中国国际收支持续顺差、外汇储备不断增加的重要原因。20世纪90年代，工业发达国家开始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纷纷将纺织制衣、塑料玩具以及电子装配等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转移到我国等发展中国家。中国经济正好已形成了基本的开放态势，因而自然而然地融人了这场世界性的产业转移。近年来，世界经济不景气、全球高科技泡沫破灭，进一步加快了全球范围内的结构调整和产业转移。与此同时，中国对外开放不断扩大，加之国内人力资源丰富，基础设施和法律环境日趋完善，中国逐渐成为国际制造产业转移的主要目的地之一。外商投资企业跃升为中国外贸发展的主力军，从1981年到1999年的18年中，我国出口的年均增长速度为 ，但是一般贸易出口的年均增长率仅为 ，均低于GDP年均增长率，而加工贸易出口的年均增长率高达 ，加工贸易在出口总额中的比重从 分别上升到 ，加工贸易已经成为我国第一大贸易方式。2005年中国的总出口是7620亿美元，加工贸易占了55%左右。2006年中国贸易顺差总额是1775亿美元，其中加工贸易顺差将近1900亿美元。大量贸易顺差使外汇储备逐年增加，以至目前处于高额状态。李扬先生说：从总体上看，中国贸易顺差很大，但是，从结构上看，中国只是对两个国家和地区(美国和欧盟)顺差，而对其他国家都是逆差。中美贸易顺差不是汇率问题，而是经济结构问题。因为中国是后发国家，而且正在进行剧烈的经济结构调整，所以很快成为全球制造中心。2、人民币升值预期因素。近些年来，美元持续大幅贬值，给钉住美元或货币篮子中美元比重过高的很多亚洲货币以巨大的升值压力，尤其是人民币，施压其升值会对亚洲货币升值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近些年来人民币升值的幅度还在不断扩大，从表面上看1994年到2003年，人民币对美元的名义汇率升值了5%左右，如果考虑到不同国家之间的物价走势，人民币对美元实际有效汇率升值了20%左右。尤其是自2005年7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正式宣布开始实行以市场为调节机制的浮动汇率制度以来，人民币正不断释放着它的弹性。两年中人民币兑美元累计升值已超过了10%.有鉴于此，巨额国际热钱通过各种渠道进入国内市场，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人民币投机狂潮。人民币升值预期与外汇储备的联系表现为：一方面，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导致了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另一方面，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形成又助长了外汇储备的增加。因为境外投资者对人民币升值有很强的预期，所以很多的热钱流入了资本市场，造成了现在的股市泡沫。同时由于境外投资者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投资都是向内流动，而境内的投资者本该对自己的资产组合进行多元化投资，可以把资本流向日本、美国、欧洲等地，但是人民币升值导致了国内股市的回报预期的提高，加上投资境外的限制，国内股市成了主要的投资目标，这也就加剧了国内资产泡沫的形成。l8 多年来，我国结售汇顺差远大于贸易顺差，转移收入明显增多。3、不合理的国际金融体系。现今的国际金融体系是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逐渐形成的，其不合理性主要表现在脆弱的国际货币制度、狭隘的国际金融霸权和国际金融资本无序流动等三个方面。脆弱的国际货币制度和狭隘的金融霸权是国际金融体系无序性的主要表现，也是当代国际金融体系持续动荡的根源。在当今国际货币体系下，由于没有真正的最后贷款人，一国发生金融危机，事实上无人可以救助，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更是如此。因此，发展中国家为防范金融风险，不得不积累大量的外汇储备。到2007年7月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已超过万亿美元。如果说这种格局可能会造成某种资源不合理配置问题的话，那么其根源正是现行的国际金融体系，是目前不合理的世界经济格局。

这个要求非常专业，而且要有国外的操作经历。对各个国家的发展前瞻性。非常难。。

发表过的可以么？能不能给个具体的题目，比如哪个地区的等待。太多了，光09年就有100多篇。需要留言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