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刘心武《班主任》的论文

新时期文学的第一阶段是以刘心武为代表的《班主任》开端，用现实主义手法对极左路线的专制作揭露和批判，继承与发扬了“五· 四”优秀传统，启迪着人们对文学的功能的再认识。 刘心武在《班主任》中，以不凡的勇气和识见，通过两个表面上的好坏分明，实质上都被极左思想扭曲而畸形的中学生形象，揭露和批判了极左思想对青少年的毒害。尤其是“好学生”谢惠敏的思想僵化，也达到了令人怵目惊心而非“救救”不可的地步。《班主任》控诉了十年浩劫造成的隐患，并为真实地反映“文革”生活打开了通道。 于是一大批以“伤痕”为题材的小说问世，而把伤痕文学推向高潮的是卢新华的小说《伤痕》。它不仅通过中国人历来最牢不可破的血缘情感的破碎而把现代迷信的危害剖析出来；而且以真正的悲剧意识冲决了社会主义社会没有悲剧的藩篱。因而产生了更大的社会覆盖力，从而代表伤痕文学的另一类：直接批判悲剧年代的悲剧。 由于伤痕文学出现在新时期文学发展的初期（1997年始），它摆脱了虚假、夸饰，转向真实的生活、真实的人、真实的情感的再现，作为一个有历史转折意义的文学现象，起到一定的先锋作用，它的价值主要体现在政治与社会层面上。尽管当时有些作品还很粗糙，艺术上不尽完善，但它以过去的“十年浩劫”作为批判对象，揭露它在各个方面对人民群众的伤害，剖析这种种伤害所造成的难以愈合的肉体和精神上的疤痕，把文革的反动实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同时党和人民群众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的不屈斗争的真实再现，都使新时期的文学受到影响，这些都标明现实主义的复归。“批判与启蒙”是伤痕小说的特征，虽然它的局限体现在政治的批判、道德的谴责、感情的冲动上，然而它以对真实性的追求，打动了无数读者的心弦。伤痕小说在新时期文学发展初期占据着主流地位，并影响着后来文学的发展

刘心武的《班主任》小说发表后受到广大读者欢迎，曾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改编成广播剧，并获得首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第一名，票数比第二名多了一倍。

1978年，控诉“四人帮”对人民精神造成的戕害的文学作品形成了一个浪潮，史称“伤痕文学”，《班主任》被认为是“伤痕文学”的开山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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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主任》在篇章结构上，作者采用了传统文学的“有序结构”，小说的九个章节中六个人物依次而出，人物的描绘方式基本是从外貌开始写到性格、历史，然后进入情节。

在这样的结构中，作者成为一个全知全能的叙事者、结构设计者，不仅能发现人物的外表、行动，能洞察人物的心理活动，而且还直接出来评判议论，阐述小说的中心主题。

而由于作家在小说中所要表达的观念太多，这诸多观念又支配着人物设置、情节演进直至细节选炼，再加上短篇小说的篇幅局限，以至于不能把主要力量放在具有更大意义的谢惠敏身上，使人物缺少有深度的个性描绘。

——读《班主任》有感 循着一本纸色泛黄的《班主任》，推开“伤痕文学”这扇门扉，我到了文革时期的中国的社会，寻觅深刻地控诉十年动乱给人民造成的灾难和心灵创伤。在那十年动乱中，我看到文革对人们造成的深深的伤害，以及在思想精神上受到了严重创伤的青年一代。 刘心武的《班主任》是文学冲破黑暗文学之后的第一声呐喊，它曾猛烈地震撼了读者，特别是青年一代的心灵。《班主任》以小流氓宋宝琦为线索，满腔热情地赞颂了忧国忧民，关心青少年成长的张老师，揭露了“四人帮”毒害腐蚀青少年纯洁心灵的罪行，提出了清除“四人帮”所造成危害的急迫性，成功地刻画出在“四人帮”的反动路线干扰破坏下长大的一部分青少年的雕象。小说通过两个表面上的好坏分明，实质上都被极左思想扭曲而畸形的中学生形象，揭露和批判了极左思想对青少年的毒害。尤其是“好学生”谢惠敏的思想僵化，也达到了令人怵目惊心而非“救救”不可的地步。《班主任》控诉了十年浩劫造成的隐患，并为真实地反映“文革”生活打开了通道。 “救救被四人帮坑害的孩子！”这激愤的呼喊，使人想起半个世纪前五四运动的先行者鲁迅用救救孩子的呼喊，愤怒地揭露和控诉吃人的封建宗法、道德和礼教，反映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实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要求。半个世纪后，在中国人民已经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时期，重新喊出救救孩子的呼声„„

刘心武短篇小说《班主任》划开了文革文学与新时期文学的界限，在当代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刘心武突出了班主任张俊石老师，是在“提高知识分子的地位”的政策影响下进行的。小说《班主任》，已作为“伤痕文学”的代表作写进文学史。

在刘心武《班主任》中有三个印象最深的情节：一、主任满怀期待地问张老师是否愿意接收“坏学生”林宝琦；二、谢惠敏满心愤慨批判《牛虻》是黄书；三、张老师渴求的文学巨著竟被丢置杂物库，更被林宝琦之众玩乐。学校主任满怀期待并不是期待张老师能够改造林宝琦，拉他一把，让他走上正道，而且因为无人接收而急于把坏学生脱手，免得惹得一身骚。在包括主任以及其他老师的思维中，坏的就是坏的，是不可能变成好的，就象林宝琦，打架斗殴，不学无术，偷看黄书，更是因斗殴进了警察局，已是无药可救，最好是被红卫拉去批斗。可见，中国人的固定性思维多严重，好就是好，坏就是坏，永远无法转换，犯了错就得永远背着“坏”的标签。谢惠敏几乎是“四人帮”思想独裁阴谋的成品，她爱学习，懂礼节，疾“恶”如仇，她是众人眼中的“好学生”。但是，谢惠敏思想僵化，精神营养馈乏，思想方式简单，“忠诚”被导向盲从，“坚定”被扭曲为偏执，她代表的不是个人，而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尤其代表的是被时代荼毒的成长中的孩子。而被丢弃在杂物库、被玩乐的文学巨著是贯穿全文的线索。全文通过这一线索深刻反映这一时期先进民主文化被丢弃被践踏，而所谓“正统”的腐朽文化被奉为信条的混乱状况。这些文学著作因为引导民主、思想解放而被批判为反社会主义，中国人也就失了一个认识世界，精神升华的机会，而这个机会对民主、解放思潮袭全球，而刚走上社会主义的中国极其重要，以致失去这个机会，中国离世界又远了一大步。十年动荡，最终以粉碎四人帮为结局，这无疑应验了中国老话～邪不胜正。这样的胜利令中国可喜可悲，喜的是最后的胜利扼制了“文革”浪潮，没让中国走上不归路；悲的是这样的胜利背负了太大的代价，以致直至今日我们仍在承受文革余波.文革根本上是一场思想文化独裁专制阴谋，企图禁梏中国人的思想，通过压制民主来实现独裁。文革得到毛泽东的默认，实施得更彻底，破坏力也更大。有志之士在文革中挣扎反思，试图以自己微薄之力唤醒中国人。但被“正统”思想荼毒的中国老百姓并不领情，将之认为违法乱纪，钻社会主义空子，以致在文革结束许多年，阴暗的文化氛围低迷不散。要说“四人帮”为何能在若大的中国掀起涛天巨浪，中国老百姓脱不了绝对关系。中国人向来推崇“正统”，所谓“正统”，就是领导者提倡的思想，无论对错，无条件遵从。这样的中国人没有灵魂，一切跟“正统”走，“正统”就是权威，遵从总没错。这样的思维残留至今，许多文革前出生的人至今仍不要承认“文革”的危害，认为文革是社会主义必走之路，所谓“文革”的危害只是后人对它的诬蔑。对此，我们只能呼唤中国人不要受“文革”余毒迫害，正确看待历史。一个民族的堕落总会激起一些爱国者救过之心。刘心武《班主任》中的张老师就是一个代表，张老师对孩子受“文革”荼毒而悲痛忧心，思索拯救中国未来之路。作者通过张老师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唤，与当时世界倡导解放思想和社会需要合拍，希望以此召回中国人的灵魂，让中国跟上世界脚步。《班主任》为现在的我们揭示了“文革”这个新中国成长的伤痕，让我铭记历史，吸取教训，避免“文革”余毒，避免思想僵化，开拓创新，建设和谐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