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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坑村是古村文化的经典,是我国古典民居建筑中的明珠,也是为数不多的人类文明的瑰宝。1990年秋,江西省著名历史学家周銮书到流坑考察,写下《初访流坑村》一文,掀开了这个久藏深闺的古典村落的面纱,把她公之于众。此后多年,他又组织专家、学者到流坑考察、调查,撰写了《千古一村——流坑历史文化考察》等著作。1996年初冬,国家著名文物、古建筑专家罗哲文、郑孝燮等考察流坑村,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相见恨晚”,认为流坑村“是我国文物保护、历史文化地区保护的一个重要发现”。同年11月19日,《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江西千年古村流坑,中国古代文明缩影》一文,引起全国轰动。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的李铁映同志当即作出重要批示,使流坑村的保护工作得到国家文物局、江西省人民政府和省文物局的高度重视与支持。1997年8月初,国家文物局局长张文彬专程考察流坑村,对流坑古村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流坑村的历史从五代一直延续到清代,延续时间之久,历史价值、学术价值、艺术价值之高,建筑艺术之精美,保存之完整,文化内涵之丰富,恐怕是国内其它地区的古村落所不能比拟的。”“完全可以申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将来也可以申报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并挥笔为流坑题词:“千古第一村”。同年8月22日,江西省人民政府特批流坑村为江西省历史文化保护区,同时,21处古建筑公布为省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6月,流坑村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3年10月,流坑村被评为首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这些年来,我们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等法律、法规,贯彻落实“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工作方针,认真做好流坑古村文物古迹的保护管理、开发利用工作。我们请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编制了《江西省乐安县流坑古村落保护规划》,对古村实行分区(重点保护区、一般保护区、建筑控制地带)分级(省、县文物保护单位、精品建筑、一般保护建筑)保护,按上级要求完成了 33处省、县文物保护单位的“四有”建档工作,并扎扎实实地做好了文馆、秘阁校书祠、明斋绳武先生祠等重要古建筑的维修工作。我们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流坑村实际,制定了《乐安县流坑村文物保护管理条例》,依法加强了对村中文物古迹的保护和管理。我们坚持创新意识,不断探索古村文物保护和开发利用的新路子,采取思想教育、村民自治、利益驱动相结合的方法,调动方方面面的积极性,认真做好古村的各项工作。我们坚持开展合理利用,使古村文化旅游业蓬勃发展。村中开辟了十二个景点为主要游览内容的半日游活动,办起了流坑文物陈列馆,推出了傩舞艺术表演、乌江漂流等旅游项目;修通了硬化路面公路,解决了进村难的问题;开通了程控电话和移动电话,解决了通讯差的问题;治理了村中环境,培训了导游队伍,组织了各种旅游商品的生产与销售。流坑古村的文物保护和旅游业正在红红火火地发展。目前,我们正举全县之力,大手笔做好流坑古村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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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90年8月周銮书先生第一次到流坑村以来,已经整整二十年了。周先生第一次到流坑村,流坑村就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用他自己在《初探流坑村》一文中的话来说,就是:“在村中穿梭盘桓,流连忘返,此时虽烈日当空,而兴味正浓。唯见种种文化遗存,杂然纷呈,真是瞻之在前,忽焉在后,俯仰皆是,美不胜收。大家都感到流坑村确是江西古代文明的一个代表,也是中国农业社会聚族而居、百世不衰的一个典型。”
此文和有关图片在1991年第三期的《江西画报》上发表后,这个被遗忘的古典村落才公之于众。1991年冬,在周先生的协调下,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室主任詹开逊为组长的五人专家小组到流坑村作了二十多天的详细考察。1993年春和1994年冬,周先生又要自己的学生,南昌大学历史系主任邵鸿教授和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地方史研究室主任梁洪生副教授三次进至流坑村,累计考察六十余天,并收集了大量的资料。在此基础上,于1996年底,出版了《千古一村—流坑历史文化的考察》一书,这是第一部系统性地研究流坑古村的专著。从此,“千古一村”就成了流坑村的标志性品牌。1997年7月,国家文物局局长张文彬专程考察了流坑,对流坑高度评价之余,还特意题书“千古第一村。”自此,“千古第一村”又成了流坑村的另一张新的、更高的标志性品牌。流坑村建村于五代南唐升元年间(937-942年),延续至今1000多年,故称“千古,”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是,流坑村有什么地方在全国古村中号称第一?十多年来,并无学者给予解释。许多游客到流坑旅游后,只感觉流坑大、流坑古、流坑好,无愧于“千古第一村”的称号。但哪些方面在全国古村中是第一,他们也说不清楚,导游也未曾解释。这就令人十分遗憾。为此,本人在闲暇之余,看了一些资料,将“第一”规纳以后,请各位专家指正。
第一:建村时即注重“风水宝地”的选择。在隋唐以前,流坑村还是一片人迹罕至的荒芜之地,南唐董合一家来到这里时,先在乌江往西转角处的白玉堂(又称白泥塘)卜基为宅,流坑董氏基业由此肇始。白玉堂三面环水,面水朝阳,符合通常居住之地的基本要求。但乌江在此处南来西转,在风水上属于“反弓位,”犯了阳宅择基的大忌。据传唐僖宗时当过国师、堪舆“形势派”(亦称峦头派)的创始人杨筠松和他同为堪舆“形势派”宗师的第子曾文·(读CHAN音:山字下面加走之旁)两人在踏勘山水路过流坑一带时,受到董家热情相邀和盛情款待,留居流坑达两年之久。为报答董家人的热情相待,他们特为董合夫妇及董桢(董合之长子)夫妇相得吉穴四口,又为流坑村指点地形。董合即按杨、曾二人所卜,将家宅从白玉搬至乌江南岸的中洲,即现在流坑村的主体区域。因为此处背依山脉西北麓的金鼓峰,四面青山环抱,所谓“天马南驰,雪峰北耸,玉屏东列,金绛西峙。”乌江之水自村落东南方的崇山峻岭中迤逦而来,如一缕青带,至村缘转绕而西,使流坑三面绕水,形成了独特的风水格局,当地人形象地将其称为“活水排形。”杨筠松并预言:“只要水朝庚,依旧好流坑。”“阳星日月峡相随,文武状元归。端正飞鹅头上生,金殿玉阶行。代代富贵家有官,子息不穷寒。亥上一峰,明月楼台,董氏子孙,功名百世。”这些在流坑族谱中均有记载。
流坑村在建村伊始即注重风水,且请全国一流的勘舆大师来选址,这相对全国古村来说可称第一。
第二:建村后注重规划,并按规划建设。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流坑董氏二十二世孙董燧辞官回村,在以后的20年中,倡集族人对流坑村进行整治规划。在村庄的西面用人工扩大修整龙湖,将湖水与江水相连,使流坑村成为山环水抱的胜地。以七横(东西向)一竖(南北向)的八条巷道总揽全村布局,董氏族人按照房派支系分不同巷子居住。七条横巷的巷口都向着乌江,各条巷子的巷口均建有门望楼,门楼之间以墙垣相连,使全村成为一座城堡。靠乌江的七座门楼出去后正对着七个码头,给村民生活、出行带来方便。沿八条巷子的一侧均有下水道,至今仍然是无论天下多大的雨,村里却从不积水。现在有一种说法是:看一个城市现代化程度高不高,并不是看它建筑有多高,而是看它下雨时积水不积水。因为不积水的城市才是规划设施完整的现代化文明高的城市。村中的雨水经下水道排入龙湖,污水经龙湖沉淀后再排入乌江。既环保,河风也可顺着巷子进入村中直达龙湖,起到清新空气,调节气温的作用。村中房屋均建有马头墙,既体现了江南民居的特色,又起到了房屋之间防火的作用。我们现在的县城是上个世纪末才开始规划的,对村庄的规划是最近几年搞“新农村建设”才开始的。而流坑村的规划在450年前的明代就开始实施,使流坑村外有乌江、龙湖环绕,内有村墙门楼守望。巷道规整,道路通达。既像一座城池,也像一方都会。这在全国古村来说应该算是第一。
第三:明清古建筑保存基本完好的不仅数量多,种类多,建筑精美,且有准确的年代可考。流坑村从明代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董燧治村时建造的18栋联为一体的住宅开始,经后人多年的努力和经营,达到现在占地约平方公里、常住人口5000余人的规模。这些建筑群在历经了几百年的风霜雪雨之后,至令保存完好的明清古建筑多达260多栋,这在气候多雨湿润的江南是罕见的。其中明代和明清之际的民居30余栋,祠堂60余座,宫观庙宇8处,文馆、戏台各1座。此外,还有状元楼、五桂坊、魁元坊、三策流馨、旌表节孝坊等纪念、表功性牌坊和翰林门、中流砥柱门、里仁门、拱辰门等碉堡式门楼。这些古建筑的形状和结构,是中国近古时代的典型模式:清一色的青砖灰瓦,朴实素雅;高峻的马头墙仰天昂起,既可防风,又可防火;间或有几座建有水平高墙的宅第,又俨然如微型城堡;墙体内一般为木架结构,多为两层,上层藏物,下层住人;厅堂居于中央,卧房分置左右,厅大房小,厅明房暗,这是因为前后厅堂可靠天井采光,而厢房耳房仅有墨窗或门窗通气;厅大便于家人活动,房小适宜寒冬保暖之故。门楣、屋檐上多有雕刻、彩绘,有的还有傩像;屋内墙壁、门柱、窗棂、柱础、枋头、雀替、甚至档板、天花板,也多有木刻、彩饰,花鸟鱼虫、人物山水、神魔鬼怪、传奇故事,琳琅满目,应有尽有。雕工绘制都很精致细腻,堪称上品。使流坑村的明清古建筑成为当年江南富商住宅和祠宇的标本。最为难得的是,大部分古建筑堂上有匾,门旁有联。而这些匾联与主人的身世、家族的荣显息息相关,内涵丰富,意境深远,且往往出自名家之手,使此房屋有准确的年代可考。明末著名的大旅行家和地理学家徐霞客在他的游记中称流坑为:“万家之市。”这对全国古村来说也应该算是第一。
第四:书院之众多,科举之兴盛,历时之久远,在全国古村中罕有。流坑董氏的家世渊据其族谱记载可以上溯到西汉著名的儒家学者董仲舒。但流坑董氏在宋代以科举而勃兴的真正原因,却是得益于流坑开基祖董合之长孙董文广。北宋统一中国后,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偃武修文,大开科举,董文广于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试取明法科。由于其年岁已高,朝廷三次调他为官皆不赴任,以家族之财,创办“桂林书院,”村中崇文重教蔚然成风。董文广的努力很快有了结果,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文广长弟文肇的四个儿子滋、湘、渊、淳全部中举;次年董淳及进士第,成为流坑董氏的第一个进士。从此,董氏科甲之盛一发而不能收,“登科之儒,累累相续。”景右元年(1034年),流坑董氏洙、汀、仪、师德、师道叔侄五人同科中进士,时称“五桂齐芳,”士林传为佳话。南宋文天祥《谢恩表》中有:“名耀帖金,一门而五董”之句,即用此典。此即俗话中所说的“五子登科,”在全国仅此一例。流坑村所在的云盖乡也因此由太守奏请朝廷改名为“五桂乡。”流坑董氏为彰显此事而建“五桂坊,”此在明末著名的大旅行家和地理学家徐霞客的游记中均有记载。自宋至清,流坑董氏家学师承深厚,大小书院林立。明万历年间,建书院、书屋19所,清道光年间建书院、书屋23所,可谓“序塾相望,弦诵相闻。”学风之盛,可见一斑。北宋靖康元年,流坑董藻在朝廷“特设一科以谋略取士”中,“名选第一,时称武状元。”南宋绍兴十八年,董德元廷试第一,称“恩榜状元。”(现在流坑村文馆的大门门额上题字为:“儒林发藻。”此“藻”即董藻的“藻,”因为董藻是凭谋略在儒林中选拔的武状元。据此,我猜测文馆有可能是流坑后人为纪念武状元董藻所建的建筑。否则:第一,“儒林发藻”四字很难解释得通;第二:流坑有纪念文状元董德元的“状元楼,”而没有纪念武状元董藻的建筑是说不过去的。)流坑村在科举制中的近千年间,共考取进士34名,举人78名。上至宰相、御使、侍郎,下至主簿、教谕,超过100人。至今,在住宅门口、祠堂门前树旗以示荣耀的旗杆石仍遍布全村。废科举已达105年,而中举喜报仍张贴在堂屋之上。江西在宋代进士共5000余名,其中曾巩、王安石、刘恕等家族或一门三进士,或一门四进士,而董氏一门五进士同科高中,这在江西乃至全国都是罕有的殊荣。古人云:“江以右称文献世家,必以乐安董氏为最。”流坑村的科举之盛,仕宦之众,爵位之崇,在全国古村之中可以说是全国第一。其实流坑村还有许多方面可在全国古村中排名第一,例如走进流坑就象走进了书法的海洋,流坑村现存木质匾188方、题额362方、楹联71联。如宋代朱熹为董德元题写的“状元楼”匾和“南宫策士文章贵,北阙传胪姓字先”对联;明代大学士、三朝宰辅杨士奇为曾任翰林院编修、与修《永乐大典》、拜国子司业董琰题写的“少司成第”匾额及“数封天子诏,当代帝王师”楹联;明代状元、理学家、地理学家罗洪先为刑部郎中董燧题写的“高明广大”坊额和“文章辉列宿,冠冕重南州”对联;明代吏部尚书曾同亨送给董燧的“理学名家”题匾等,至今保存完好。他们书艺高超,诸体皆长,虽经数百年的岁月沧桑,仍有很高的观赏价值。四百年前,由刑部郎中董燧、刑部尚书董裕等主编的董氏明代万历族谱,在传世的明刻中,属罕见的写刻本,无论书写、雕板、纸张、印刷都属上乘,为国内稀有。其模刻的聂豹、谭纶、罗洪先、邹守益等一批明代官宦名流的手迹,遒劲有力,流畅飘逸,使人爱不释手。专家们一致誉为“稀世珍品。”正如国家文物局局长张文彬所说:流坑“延续时间之长,历史价值、学术价值、艺术价值之高,建筑艺术之美,保存之完好,文化内涵之丰富,恐怕是国内其它地区的古村所不能比拟的。”这也是张文彬局长赞誉流坑为“千古第一村”的真情表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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