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住房公积金制度研究论文

住房公积金总结范文

住房公积金屡遭诟病 贷款程序复杂被开发商拒绝

住房公积金制度是缓解普通老百姓应对巨大购房压力的重要渠道，《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将公积金管理中心定位于“不以赢利为目的的事业单位”，住房公积金是一种社会福利的体现。

但是住房公积金制度作为一种惠民政策却因为它的实施环节冗长复杂、监管不力、制度不完善等原因而遭到诸多诟病。

公积金病灶多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申请公积金手续繁琐、审批时间长是阻碍购房者进行公积金贷款的重要原因。申请者往往在繁杂的申请过程面前望而却步，放弃本来是体现社会公平和福利的惠民政策，而选择商业贷款。

从申请贷款这一方面来说，目前个人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者除需要向住房管理中心提供相当完整的能够证明个人户籍、婚姻、收入、购房合同、抵押担保等资料外，还必须提供所购住房房屋开发商的“五证一书”（商品房屋预售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用地许可证、国有土地使用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及项目选址意见书）。

除此之外，申请者需要接受住房管理中心和银行的双重审查，审查和评估程序也是一个漫长的时间过程。

在记者采访中，被访者均表示公积金贷款的手续过于复杂，耗时过长，多数被访者选择的做法是：“选择商业贷款，而把公积金取出来用于还款。”

同时开发商拒绝公积金贷款也严重削弱了公积金的福利意义。

开发商拒绝公积金贷款不外乎两条原因，其一是回款慢，其二是开发商与银行之间的商业协议，这似乎已成了房地产商业圈的潜规则，银行发放贷款给开发商，银行得到更多的贷款客户。

很多人都在批判开发商剥夺了他们选择公积金贷款的权利，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分析，开发商、公积金管理中心和商业银行扮演了什么角色？为什么公积金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难道作为一种福利政策就必然处于被动势态，而被需求者追逐索求？

开发商和商业银行所进行的所谓“不正当协议”只是一种市场环境下的正常选择，他们是在市场竞争中选择了一种更有时效和利润的手段，公积金更应该反省自己的服务态度和存在意义。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几乎所有的楼盘销售现场都有商业银行在做现场的贷款服务，购房者可以直接在销售现场办好所有手续，所花时间甚短，而且享受着顾客的身份和权利。但购房者在申请公积金贷款时与此形成鲜明对比，抛开冗长和繁杂的程序不谈，办理中的感受也有很强的反差。

这种差距形成的根源就是公积金管理机构对自身的定位存在问题，把一种服务定位成了一种权力，这种定位显然不适应目前的社会需求和市场竞争。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汪利娜认为，公积金管理中心在定位上而言应该是一个金融管理机构，当前公积金管理中心角色与职能的不相符是导致当前公积金问题的根源所在。

另外，公积金的监管不力和所受益群体失衡也是社会诟病重点，贪污和挪用案件不时浮出水面，公积金成为变相福利被高收入者群体所享受，公积金大量资金闲置没有发挥作用等等，因为制度的不完善所带来的种种病灶严重侵害了这一福利政策的肌体，公积金制度的修正之路还很漫长。

“创造性模仿”的变革

不少学者在思考公积金是否有存在的必要性，有学者甚至认为公积金的不足之处已经掩盖了它本身存在的意义，当它的劣根得不到铲除时应该以一种新的政策取而代之。

但立刻有学者提出了反对意见：不能因噎废食，社会关注公积金说明社会需要这种惠民政策，当公积金问题严重爆发的时候更是解决这些病灶的好时机，不能以不足之处全盘否定它的意义。

公积金问题在社会的关注和驳斥之下也正在进行改革和反省。记者了解到，2007年国家将着力完善住房公积金缴存和使用政策，依法扩大公积金制度覆盖范围，逐步扩大到“包括在城市中有固定工作的农民工在内”的城镇各类就业群体；超过法定最高缴存比例和基数的，要依法纳税；2007年住房公积金缴交率将提高5％。同时对公积金贷款根据各地情况作了适当调整。

有专家认为我国公积金管理可以借鉴外国的一些管理手段。1991年5月，上海市借鉴新加坡公积金制度的成功经验，结合我国国情，率先建立了有中国特色的住房公积金制度。这使我国的公积金制度在系统建立上在很多方面都借鉴了新加坡的成功经验。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乔依德认为，新加坡的中央公积金制度和中国的住房公积金制度有两个关键的区别。首先，新加坡的中央公积金所归集的个人储蓄用于偿付住房按揭贷款的首付款及分期还款，而不是用于发放补贴贷款。其次，住房贷款只占新加坡中央公积金投资的一少部分，所以，中央公积金可以依据精算式的稳健原则为公积金的参加人提供最高的回报率，符合养老基金管理的国际标准。另外新加坡的房屋开发署负责为特定的人群开发住房、为其住房提供融资以及管理。新加坡财政部按照政府借款的利率向房屋开发署提供贷款，然后房屋开发署按照需要向家庭提供贴息贷款。在新加坡，从事贴息贷款和市场利率贷款的部门是截然分开的，他们之间不存在争抢客户的矛盾。

据了解，公积金存在银行的利息，以及个人还款利息均为公积金管理中心所有，中心只是拿出利息的5％给托管银行作为手续费，而相比之下，银行用自有资金做出的每笔商业贷款可以获得全部利息。两种收益相较之下，银行肯定会把商业贷款作为生财之道，公积金管理中心与商业银行形成了畸形的“合作的竞争关系”。

中国的公积金制度是在借鉴外国经验上进行的“创造性模仿”，现阶段的改革要有符合国情和市场环境的举措。

乔依德认为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在评价住房公积金时，应当将其放到金融体系中来考虑。如何让中国的公积金制度融入金融体系中来，是一个需要慎重思考的问题。

有专家认为中国的公积金制度应分为管理和运作两个机构，让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成为一个称职的监管者，而公积金的运作和经营交给金融公司来操作，引入公司化治理结构，成立风险管理委员会，按照商业化的原则运作。

李大进：对诈捐捐者应加大处罚力度

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主任李大进

人民网北京3月11日电(记者 王溪)“有的人打着天灾的幌子，捐数额能达到数百万元甚至更多，我认为慈善法草案中提到对违法者处于‘1万以上10万以下的’的罚款不足以震慑违法者。”今天上午，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北京代表团召开全体会议审议慈善法草案。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主任李大进对慈善法草案提出三点建议。

建议一：通过审查和备案 完善监管方面的相关内容

“以往经常看到有人在互联网上发帖，说自己或自己的的亲人遇到了哪些不幸的经历，事后就能收到少则几万元，多则数百万元的捐赠。更恶劣的，甚至有人打着地震、洪水等自然灾害的旗号进行募捐，但是善款却落入了个人的口袋。”李大进说，慈善法的出台将对这些行为进行法律上的规范和界定，是有很大现实意义的。

李大进同时建议，慈善法草案中应完善监管方面的相关内容。比如，慈善组织和个人以广告推介、媒体宣传或者举办大型活动等方式进行募捐的时候，主管机关应该建立必要的审查或者备案制度，以便监督。同时，让这些活动更加公开、公正、透明。同时用这种审查和备案的方法，避免募捐人的权益受到损害。

建议二：根据犯罪所得额或者受害人情况进行处罚

目前，慈善法草案中关于罚款的规定是“1万以上、10万以下”，李大进认为，这样的金额不足以震慑违法者和犯罪之人。他告诉记者，以的方法诈捐和捐的案件，涉案金额少则都在几十万、数百万元，对于这些人，仅罚款1-10万，成本过低，建议可以考虑根据犯罪所得额或者根据受害人的受害情况进行处罚。

此外，“1-10万元的罚款”幅度过广、空间过大，增加了执法过程中的随意性，缺少了法定性。如果法条能对什么情况下适用于多少额度的罚款列得更详细些，将大大增加执法的可操作性。

建议三：对与现行法律有交叉、重合的地方 应尽快修订

李大进提出，目前审议中的.慈善法草案，和现行的至少5部法律有交叉、重合、甚至个别相抵触之处。这些法律分别是：公益事业捐赠法、红十字会法、信托法、合同法和残疾人权益保障法。

现在的慈善法草案，无论是总则还是附则中，都没对这些情况给予充分的说明。比如说，慈善法出台后，执法依据是从旧还是从新？应给予明确。为了避免在这部法律的执行和实操过程中，发生法律上的冲突和界定上的模糊，以及最终认定事项上的混淆，应当将与这部法律相冲突的法律修改尽早提上日程。

汤素兰：将有益的书送到农村师生手上

中国教育报讯全国政协委员、湖南师范大学教授汤素兰提出，应当完善图书采购配送机制，把高质量的、对师生真正有益的书送到他们手上。逐步健全师生、家长和专家学者等多方参与的图书采购机制。

“可以组织专家在《全国中小学图书馆(室)推荐书目》基础上，结合全国各地农村中学的实际情况，每年推荐应该采购的图书目录。把这份目录事先交由师生选择和增补，再由教育部门汇总拿出图书拟选购清单，由县级政府采购中心向社会公开招标，并最终让学校师生对公开招标采购的图书从质量到价格进行综合打分，对政府采购进行监督。”汤素兰建议。

刘永富：贫困人口信息会进一步精准

新华社北京3月16日电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16日说，精准扶贫首先要搞清楚哪些是贫困人口、怎么帮扶。2015年，全国范围动员了200多万人在前期工作基础上再次进行了排查，目前贫困人口信息基本准确，今后信息会进一步精准。

刘永富在列席当天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闭幕会前经过“部长通道”时说，代表和委员们在两会期间为脱贫攻坚提出了广泛的建议和意见，将有益推动改进扶贫工作。对于脱贫攻坚工作，各级政府都立了军令状将按时保质保量完成，都会带着感情和责任认真落实好中央部署，并将着力于整合资金、精准扶贫、创新扶贫，广泛动员全社会参与。

刘永富介绍，为了摸清贫困人口，2014年全国动员了100多万基层干部进行了建档立卡，但因为实际困难大，这个建档立卡当时只能说是“基本准确”，能把网建起来已经很不容易了。“2015年我们在全国基层再动员了200多万人进行回头看，把不该进去的、该进去没有进去的，进行了调整，应该说现在基本准确，但是我们还将进一步改进这项工作，做到更加精准。”

芮跃华：建立证券公益诉讼制度

全国人大代表、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芮跃华14日表示，可以借鉴消费者保护和环境公益保护的实践做法，推动建立我国证券领域公益诉讼制度。他建议，通过推动修改相关立法或出台专门司法解释，明确符合法定条件的专门投资者服务保护组织作为原告，提起证券公益诉讼，探索我国资本市场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权益保护新机制，维护资本市场公共利益。

芮跃华是在参加湖北代表团小组审议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时作上述表示的。

近年来，我国资本市场内幕交易、操纵市场、信披违法违规等传统类型案件持续呈高发态势，各类新型违法违规行为也不断涌现，侵犯证券市场投资者权益的事件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最高人民法院20XX年工作报告显示，20XX年审结虚假陈述、内幕交易等案件4238件。对此，芮跃华认为，建立证券期货市场投资者权益有效救济制度的需求迫切。

中小投资者占较大比重是我国资本市场市场结构的一个显著特征，未来几年主体结构也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由于中小投资者相对比较分散，力量较为薄弱，受损的投资者主要通过自发提起诉讼来进行个人维权。从实践情况来看，一方面，中小投资者通过自发诉讼维权面临诉讼期间长、成本高、成效低、取证难、担风险等难点，自身权益难以得到及时救济；另一方面，中小投资者因诉讼成本过高、专业能力不够、诉讼预期不明确等原因，维权动力不足，往往主动放弃维权，从而客观上降低了相关市场主体的违法成本，违法行为得不到有力震慑。

证监会主席刘士余在12日的记者会上指出，“只有保护好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才能促进中国资本市场稳健发展。”

芮跃华说，为进一步加强中小投资者权益保护工作，针对当前投资者维权难的问题，可以借鉴我国消费者保护和环境公益保护的实践做法，积极推动在证券领域建立公益诉讼制度。

所谓公益诉讼，一般是指由法律规定的机关或组织、个人，针对侵害国家利益、社会利益或特定的他人利益的行为，为维护公益目的而提起的诉讼。我国《民事诉讼法》对公益诉讼作出了原则性规定，在消费者保护和环境保护等领域明确了特定专门组织发起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并进行了积极实践。20XX年福建法院审结了首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

在证券领域开展公益诉讼，境外资本市场已有较为成熟的实践经验。

芮跃华建议，在证券法修改中加入专门条款，明确符合法定条件的专门投资者服务保护组织有权作为原告，针对侵害众多投资者利益的证券违法行为，以投资者服务保护机构的名义提起证券公益诉讼。通过发起证券公益诉讼，可以有效避免个人起诉时的“集体行动”困境，为众多受损投资者积极维权提供示范和引导，充分实现对违法行为的震慑作用，从而提高投资者权益救济效率，及时维护资本市场公共利益。

针对在目前现状下如何实现公益诉讼、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芮跃华认为，与证券公益诉讼类似，在现行法律框架下，支持诉讼也可以起到实现投资者权益及时有效救济的效果。公益诉讼一般是由专门机构作为原告发起诉讼，而支持诉讼则是专门机构作为投资者的代理人，支持投资者开展诉讼。

作为中国证监会批复成立的专司中小投资者保护服务的机构，目前投资者服务中心正研究探索面向中小投资者开展公益性支持诉讼，通过公职律师或者组织证券公益律师，作为投资者的诉讼代理人，支持中小投资者发起维权诉讼，为广大中小投资者维权起到示范和引导作用，净化资本市场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