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势与政策三农问题论文

——后危机”时代的中国经济走势 随着我国经济企稳向好，其他主要经济体逐步复苏，2010年全球经济、我国经济都将全面进入“后危机”时代。人类还会发展，但历史不会简单重复。“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中国经济都会出现一些新的重大趋势。只有立足这些重大趋势，才能更好地把握我国经济的发展环境和发展趋势。 “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增长模式和发展格局将会发生深刻调整，中国发展面临着新的重大机遇 全球经济增长模式将发生深刻变化。发达国家正在改变低储蓄、高消费的经济增长方式，新兴经济体将逐步增加消费，降低储蓄。“美国消费，中国制造，中东和俄罗斯提供资源”的世界经济增长模式将发生深刻变化，全球范围内的结构调整方兴未艾，国际产业分工、贸易方式和资本流向也会有重大变化。未来几年，世界经济将维持低速增长。 世界经济发展格局会继续调整。金融危机动摇了美国的经济霸主地位，加速了全球经济多极化进程，特别是中、印、俄、巴“金砖四国”已成为世界经济恢复增长的重要力量。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将会在较长时期内稳居第一。G20取代G7成为国际经济协调的主要场所，标志着全球治理模式也在发生深刻变化，新兴经济体的地位将进一步提升。 全球金融体系面临重大变革。金融危机弱化了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中心地位，欧元地位有所上升，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将会加速。特别是，中国政府加快了人民币双边互换和跨境贸易试点进程，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将加快上升。世界各国还就加强全球金融监管，改革国际金融机构达成共识，势必对全球金融体系产生重大影响。 新一轮产业技术革命正蓄势待发。金融危机和应对气候变化催生了以低碳经济和“物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绿色经济和智慧地球有望成为全球经济新的增长点。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均把新能源、节能环保、物联网、下一代互联网等新兴产业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大力扶持其发展。全球新一轮产业升级、调整和转移，已势不可挡。中国与发达国家在新兴产业上的差距有望第一次缩小。 总的来看，“后危机”时代的世界经济环境总体有利于中国，百年危机也为中国发展创造了百年一遇的战略机遇，中国经济发展将迎来更健康、更平稳、更具活力的“黄金十年”。 “以转型促发展”正在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线 尽管我们面临着难得的发展机遇，但外因要靠内因起作用。中国的加快发展，关键在于自身。今后相当长时间，我国还将处于工业化、城镇化的加快发展阶段，要素供给条件较好，国内需求潜力巨大，仍能保持8%—9%的增长速度。但是我国经济结构不合理，收入结构、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失衡；经济发展方式不科学，过度依赖外需、投资、资源和要素投入，直接制约了经济可持续发展。因此，中国加快发展的核心问题不是经济增长速度，而是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变发展方式。党的十七大报告对转变发展方式做出了系统部署，200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把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目标和战略举措，把保增长和促转变有机统一起来，在发展中促转变，在转变中谋发展”。可以看出，“以转型促发展”正在替代“以增长促发展”，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线。“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变”不仅是2010年宏观经济政策的基调，也将是今后一个时期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方向。 2010年宏观经济政策取向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规模将继续增长，但支出结构将进一步优化。重点是加大对民生领域和社会事业支持保障力度，增加对“三农”、科技、教育、卫生、文化、社会保障、节能环保等方面和中小企业、居民消费、欠发达地区支持力度，支持重点领域改革。投资资金将保持适度增长，但重点用于完成在建项目，新上项目会受到严格控制。可以预见，保障性住房和中小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新能源、节能汽车、医药和生物工程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都会有大幅增长。结构性减税政策还将继续实施，中小企业、服务性企业、高技术企业和工薪阶层将是政策支持的重点。 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根据新形势新情况适度微调。货币信贷投放规模比2009年会有一定下降，投放节奏也会更加平稳。投放结构会有较大变化，重点将加大经济社会薄弱环节、三农、就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产业振兴、产业转移等方面的支持，有效缓解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保证重点建设项目贷款需要，严格控制对高耗能、高排放行业和产能过剩行业的贷款。对投机性购房的信贷政策将会明显从紧。在调控手段上，货币当局可能会优先考虑控制信贷规模、公开市场操作等常规数量型工具，其次是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如果通胀压力或预期较强，才会考虑调整利率。利率调整还会参考美国货币政策走向，在人民币升值预期较快上升的情况下，央行不太可能早于美联储加息。同时，央行和监管部门对信贷投放节奏的调控也将加强，防止季度之间、月底之间异常波动。 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进一步扩大居民消费需求，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把稳步推进城镇化作为扩大国内需求和调整经济结构的重要抓手；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推进产业结构调整；推进节能减排，淘汰落后产能。进一步夯实“三农”发展基础，完善强农惠农政策，巩固和发展农业农村好形势。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引导产业有序转移，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国家有关部门将会在收入分配、保障性住房建设、战略性新兴产业、推进城镇化等方面出台相关政策，加大支持力度。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坚持扩大对外开放。财税体制、收入分配制度、生产要素价格形成机制、干部政绩考核评价机制改革有望取得实质性进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垄断性行业体制改革将继续深化。继续落实国家已经确定的稳定外需的各项政策，妥善应对国际贸易摩擦，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进程，支持企业开拓新兴市场，支持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的产品出口，支持服务贸易出口。支持企业对外投资，以投资带动商品和劳务出口，将会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新亮点。 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全力维护社会稳定。坚持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努力扩大就业；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社会保障水平；优先发展教育，改善办学条件；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加大公共支出，加强公共服务。 作为相机抉择的政策手段，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会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而适度改变，但结构调整、深化改革、保障民生等政策只会加强，不会减弱。 总的来看，2010年中国经济发展形势会好于2009年。初步估计，全年经济增长率可能达到—9%左右，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涨幅在3%左右。中国经济将以更稳健的步伐迈入新的“黄金十年”。 “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将会在适度增速中加快转型 从国内外的经验教训来看，“增长”与“转型”是一对共生的矛盾体。高增长，往往意味着经济发展方式粗放；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必须适当控制经济增长速度。中国政府选择了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首要目标和中心任务，就意味着中国经济将以一个合适的速度保持增长。从理论上看，我国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在9%左右。2010年中国经济将保持—9%左右的中速增长，2010年以后的增长速度也不可能太快。像2003—2007年那样连续多年保持10%以上增长速度的时期，恐怕不会再出现了。这是“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特征。伴随着这一基本特征的还有以下特点。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将会大大加快。“通过收入结构调整带动需求结构调整，进而带动产业结构调整”的调整思路会更加清晰。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将会步入更快增长轨道，新兴产业、绿色经济、低碳经济将会加快发展，节能减排和环境治理力度也将大大增强。 城镇化进程会进一步加速。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推进城镇化作为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手段，这预示着我国城镇化进程将会加速，质量也会提高。城市群将成为我国城镇化发展的主要模式，尤其是皖江城市带等中部城市群将会成为新的发展热土。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将受到高度重视。国家将重点支持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第三代移动通信、物联网等产业的技术研发和产业化，加快发展低碳经济，努力占领“后危机”时代国际产业竞争的制高点。 区域经济布局将进一步调整。国务院2009年共批复了9个上升为国家战略的区域经济发展规划，最近又批准实施《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得到更多的重视。中部地区低成本、接近市场的优势更加凸显，远离港口、物流成本高的劣势趋于弱化，沿海企业的制造、营销等价值链环节将加快向中部地区转移。中部地区的发展速度将会进一步加快。 如果说，中国的加快发展是“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的重大趋势，那么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经济中速平稳增长将是中国发展的基本内涵，中部地区的加快崛起将成为中国发展的新亮点。

不告诉你。。。。。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三中全会于10月9日至12日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胡同志作了重要讲话。会议结束后,我认真学习了全会内容,对党关于三农政策有了进一步的理解。第十七届三中全会是在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和全球金融危机扩大背景下举行的一次重要会议，对面临中国改革开放的问题和应对全球金融海啸的冲击，都具有重大和深远的意义。会议公报强调保持经济、金融和资本市场稳定，并通过了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这特殊的条件下，对拉动我国内需起了积极作用。 我仔细学习了报告,报告中对“三农”问题提出的三个“最需要”，不仅指出了我国现阶段“三农”的发展还存在诸多不足之处，而且也显示了“三农”问题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同时也彰显了党中央解决“三农”问题的信心和决心。全会系统回顾总结我国农村改革发展的光辉历程和宝贵经验，进一步统一全党全社会认识，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大力推动城乡统筹发展，对于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十七届三中全会报告中解决“三农”问题的三个“最需要”，是远见卓识，高屋建瓴，预示着中国农业和农村工作必将迎来又一个发展的春天。 “三农”是国家的基石，“三农”问题一直牵挂着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心，“三农”不稳，国将不稳，只有将“三农”问题放在心上，拿在手上，群策群力，才能解决好目前“三农”发展所面临的各种难题，所谓皮之不存，毛将蔫乎，没有农业的现代化才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没有农村的大发展，就没有国家的大发展，没有8亿农民的小康生活，就没有整个国家的小康社会。因此，解决好“三农”问题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头等大事。虽然这些年国家加大了对农业的投入，大力扶持农村各项事业的发展，免除农业税，实行农村低保政策、养老保险、农村医疗合作等等，让最广大的老百姓享受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果，得以休生养息，加大了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大力改善农民的生存环境和生活状况。但就整体情况而言，由于我国农村人口太多，基础薄弱，条件太差，再加上受到各种政策制度的制约，要想取得突破性发展还十分困难。因此，国家加大对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政策扶持，让老百姓看到了党中央进一步解决“三农”问题的信心和决心，看到了建设新农村的希望。 这次会议特别分析了全球经济形势，指出当前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加剧，全球经济成长明显放缓，国际经济环境中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明显增多，国内经济运行也存在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必须增强忧患意识、积极应对挑战。最重要的是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要坚定信心、冷静观察，多管齐下、有效应对，采取灵活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保持经济稳定、金融稳定、资本市场稳定。在全球金融危机加深和经济明显放缓的情况下，中国的出口需求减弱；与此同时，2002年以来带动中国新一轮增长中的资本密集型重化工业，受到资源、能源和环境等限制日趋严峻。中国是一个大国，大国经济必须以内需为基础，其中最重要的是扩大居民的消费需求。中国有广阔的国内市场，立足于内需，中国经济抗御外部风险的能力也就会增强。中国这一世界经济的重要发动机保持平稳和健康运转，本身就是对稳定世界经济的重大贡献。 中国改革大业是从农村发轫的，30年来中国确立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社会生产力。但由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在扩大，城乡二元结构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农村改革成为中国改革的重要环节。农村改革的首要问题在于土地制度，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将会打破中国农村过于分散化的小农经济模式，刺激农村土地集中，实现农业集约化规模化经营。促进农村改革，增加农民收入，也有利于扩大国内市场，拉动内需，刺激消费，保证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中国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既是应对金融海啸冲击的根本立足点，也是对全球克服金融危机的最大支持。 以上是我对此次全会的心得体会，通过学习，我从心灵深处认识到：十七大是我党历史上新的里程碑，深入学习贯彻十七大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我要在上级的领导下，在自己的平凡工作中去诠释十七大的精髓。

我们同样追求利益，但与其他国家不同，我们坚持的是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永远不干涉他国内政。可惜，霸权从不会在意这些，他在意的只有金钱和拳头。这或许是这个世界最大的悲哀，坚持道义的人，要么无人在意，要么万人欺凌。或许这个世界上只有我们懂，曾经作为弱国的无奈。我们关心叙利亚、关系非洲，更像是关心100年前的我们。其实，霸权的国家是懦弱的。在大马士革上空狂轰滥炸的美国，远比叙利亚这片被战火烧焦的土地脆弱；在联合国大会上一脸不屑提前离场的英法代表，远不如孤独的贾法里勇敢；一句话就可以号令数万核武器的美国总统，远比那些在防空洞中抱着孩子颤抖的母亲弱小。 愿以后的世界，外交只关乎道义，不在乎强弱。

一、 从GDP增长看农村社会发展的政策依赖性 中国经济持续了二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但是，通过对农业部门的分析我们能发现，农业部门始终存在着较总体经济更加不稳定的增长结构，无论农业部门GDP的总量还是其增长率，都能印证这一点，而增长的时序变化则与相应时期农业政策的变革力度息息相关。 1982—1986年，中共中央连续5年发布了中央1号文件，把每年的首要工作布局均放在了三农领域，通过大胆的谋篇布局，切实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使农村的生产关系更加符合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并持续不断地进行了深化调整工作。正是这几年的大动作，使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直接体现在GDP上就是农业GDP增长率迅速提高，农民人均纯收入大幅度提高，城乡收入差距明显降低，生活水平显著改善，一个例证就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曾是农村居民住宅建设的一个高峰，这一时期的政策效果一直持续到20世纪的80年代末。 20世纪80年代末，农村经济进入了平台期，增长幅度逐渐趋缓。自1993年开始，农业GDP又进入了一个快速上升时期，但是，结合当时的经济背景来看，主要因素有两个，一是快速的通货膨胀引起的名义GDP的大幅提高，二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正处于粮食保护价政策的发力期。1995—1996年，我国开始全面实施保护价收购政策，由于粮食价格较高，1995年农户家庭当年从粮食作物获得纯收入比1990年增加了1448元，占同期农民家庭纯收入增加值3776元的，占同期农民家庭全年纯收入增加值5635元的。这说明在保护价政策实施的初期，保护价政策对于农民收入增加的推动作用是十分明显的。但是随着其后粮食价格的不断下滑，农户家庭粮食作物纯收入由1995年的2436元减少到2000年的元，减少元，粮食作物减少值占种植业纯收入减少值的。对于家庭经营中非农产业不发达，种植业结构单一的粮食生产农户来说，粮食价格的不断下降成为农户收入水平增加的主要制约因素[ 2 ]。由此可以看出，在保护价实施初期，由于政府维持了较高的收购价格，使得这一政策对农民收入增加的推动作用十分明显。但其后随着政府不断下调保护价标准，同样又成为制约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因素。以粮食保护价政策为中心的农村经济政策与农民收入之间的因果关系十分明确。 1997年以后，农村经济再次进入平台期，农民收入增长缓慢，部分地区甚至出现了连续多年的负增长。期间，中央虽多次出台农业新政，但均未能扭转发展乏力的局面。究其原因，可以说一是因为农业内部缺少内生增长的有效机制，二是庞大的冗余农业劳动力和二元制的社会结构限制、消耗了农业自身发展的有限资源，而同时又缺少外部资源的注入。 2004—2005年，中央连续出台了两个1号文件，直接将农民增收问题作为政策运作的目标。2004年采取“两减免、三补贴”等更为直接的政策措施，全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达到创纪录的2600多亿元。2005年中央一号文件着力于努力实现粮食稳定增产、农民持续增收，直接带有资金支持的政策占到相当大的比例。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进一步把“提高农业综合生产力”作为2005年农业和农村工作的重心。从2004年的政策效果来看，2004年度仅“两减免”、“三补贴”就使农民直接得到实惠451亿元。2004年农民人均纯收入2934元，比2003年增加314元，增长12%，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打破了1997年以来的低速增长局面，粮食总产量达到9390亿斤，超过预期的9100亿斤，增产9%，实现了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的双重政策目标[ 4 ]。 再回过头来对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农业领域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进行审视，足以看出政策导向式的发展特征伴随了农业经济的每一个高潮与低谷。比较前后两个时期的1号文件，以前的重点是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解放农村生产力，可以说是在农村经济的内部进行的成功变革，这一基于体制自身的变革基本上已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达到了其效力的极限；而后两次均把政策目标直接指向了农民增收上。虽然2005年度的中央政策更进一步提出了要加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实现粮食稳定增产、农民持续增收，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目标，但无论是从政策本身的功能还是从农业领域的现状来说，政策性依赖仍是目前农村经济中最为突出的发展特征。 二、 当前“三农”问题的困境 总的来说，农业经济的最大困境还是其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的不足。仅就2005年与2004年作一个对比，2004年“增收”效果可谓满意，但从2005年的上半年情况来看，同样的政策力度若想取得与2004年相似的目标的难度已明显加大。一方面2004年农产品价格较之2003年有很大的提高，农产品产量达到历史新高，加之自然灾害较少以及减免农业税、增加直接补贴等措施均能对农业的生产生活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而2005年一季度，农产品价格已有所回落，同时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大幅度上扬，而农作物的种植面积和产量却难以有新的提高。农产品价格的市场制约机制将使农业产出效益在现有的生产率水平上迅速达到封顶状态。长期的发展轨迹说明，政策成为了解决“三农”问题的惟一有效的依赖，而这一依赖同时又是不可靠的、难以持久的。 当前“三农”的困局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描述。 1. 人口压力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协调 2003年底，全国农业人口有9亿3千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其中农业劳动力3亿1千万，占农村劳动力人口的％；农业从业人员占社会从业人员的比例为％，农村非农产业从业人员占社会从业人员的比例为％；而农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仅为％，农村消费品零售额占全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仅为％，城乡消费水平比为︰1[ 3 ]。 据有关方面统计，2002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指数为，大大高于世界大多数国家小于的水平；如果考虑城镇居民享受各种福利和补贴的因素，我国这一指数还会更高一些。2002年，我国城镇居民的地区收入差距指数为，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指数为，而美国、加拿大、意大利和印度同期的地区收入差距指数分别为，，和。据世界银行测算，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和地区收入差距占全国总体收入差距的份额达到80％以上。 通过以上数据可以看出，一方面，农业经济总量很低，仅占全国经济总量的％，另一方面，农业人口却占到了全国总人口的70％以上，而2004年之前，这14％的农业经济总量不但要维持占总人口70％的全部农业人口自身的生存、发展的需求，还在很大程度上供养了以地方财政为基础的数量巨大的各类财政供养人员。从每百万美元GDP的财政供养人员比例来看，美国为人／百万美元GDP，法国为人／百万美元GDP，日本为人／百万美元GDP，英国为人／百万美元GDP，而中国则为39人／百万美元GDP[ 5 ]。既使按全国平均水平来衡量农村人口的人均财政负担，比例也相当之高。 与此同时，几乎全部的乡村建设、教育、卫生资源建设等关系生产发展和劳动力资源再生的各项投入，绝大部分都落在了农业人口自己身上，换句话说，农业人口的生老病死花费基本上都依靠其自身的收入，低收入也就意味着低投入。以卫生事业为例，我国卫生财政支出约整个财政的2%，而全部投入资源的80%分布在城市，只有20%分布在农村。 农业社会几乎自始至终都没有离开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而建国后几十年的“抽农补工”政策以及“两种户籍”造成的农业人口的大量积淀，演变成今天似乎回天乏力的局面，几乎任何异乎寻常的大举措在根深蒂固的“三农”问题面前都像是花拳绣腿，人口压力与当前农村经济的现状之间存在着强大的离心力量，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已经凝结了层次复杂的各种矛盾。 由于农业经济先天的脆弱性以及其长期以来薄弱的基础，农业经济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低，在市场化进程中几乎没有任何主动权、话语权，而农业经济和农村社会一直都在低产出、高负担的恶性环境中艰难地发展，在这其中，人口的压力又处于一个绝对中心的位置。 2. 社会资源压力与内在发展动力的不足 在人口压力不断增大的条件下，农村社会的自然资源供应总量也已接近其潜在的最大值，在现有条件下，农村社会赖以发展的自然资源基础已出现瓶颈效应。从最基本的耕地资源和水资源来看，形势均不容乐观[ 6 ]。而在社会再发展资源（如金融资源、人力资源、科技资源及社会保障等）方面，同样面临根本性的制约因素。 从表1中可以看出，多年以来，年末实有耕地面积的绝对数量都是减少的，其中生态退耕所占比例最大。在以后的几十年里，一方面，要还对自然的“过度索取”之债，大力进行环境保护和水土保持工作，另一方面，城镇化建设也将有新的发展高峰，伴随着城镇化加速，相应的建设用地比重也会提高，这些都必然以牺牲耕地为代价，耕地形势将更为严峻。 表1 1998—2003年中国耕地面积变化[ 7 ] 单位：千公顷 年末实有 年内新增 年内减少 年内净减 年份 地区 耕地面积 耕地面积 耕地面积 建设占用 灾毁耕地 生态退耕 农业结构调整 耕地面积 1998 129, 1999 129, 2000 128, 1, 2001 127, 2002 125, 2, 1, 2003 123, 2, 2, 2, 在人力资源方面，表2列出了2003年农户家庭人口与劳动力的统计情况，同样能看到，对三农发展最具有长远价值的人力资源面临着极为严峻的局面。“三农”内部人力资源的积累与再生机制已经大大落后于经济发展所需，人力、科技资源的积累能力受到了严重的削弱和阻碍。 表2 2003年农户家庭人口与劳动力情况[ 8 ] （每个农村居民户） 指标名称 单位 全国 东部 中部 西部 被调查户数 户 20283 家庭常住人口 人 农村人口 人 家庭劳动力 人 其中：农村劳动力 人 在农村劳动力中： 1.文盲、半文盲 人 2.小学文化程度 人 3.初中文化程度 人 4.高中文化程度 人 在农村劳动力中： 有专业技术职称人数 人 受过职业教育和培训人数 人 在家庭劳动力中： 1.从事农业家庭经营劳动力 人 2.从事非农业家庭经营劳动力 人 ……………… 全家劳动力外出从业时间 天 205 195 204 216 全家外出从业劳动力数 人 ……………… 注：…表示省略了部分内容。 从表2数据可以看出，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村劳动力中有在外出务工，而专职从事农业经营的家庭劳动力只占。以北京市为例，2004年全市万外来农民工中，的人年龄在15岁至49岁之间。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上的人数为万人，占全市农民工的比重为，其中初中文化程度的占。在全部农民工中男女比例相差较大，男性万人，女性万人[ 9 ]。可见，农村中最富有生产力的青壮年劳动力都在为城市的发展服务，在未来的几十年里，这一趋势会更为明显。这也就意味着，在城市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农村经济已经釜底抽薪，所投入的单位人力资本价值日趋降低。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农村家庭劳动力的负担比是，从事农业家庭经营的劳动力占农村人口的比例是，按现有的从事农业经营的劳动力数量并把的人口负担比计算进去，农村户均人口应为，与现有的相比，即使按现状计算，农村人口中完全属于冗余的人口比例也达到了，而这些人口的生存与发展并不能得到多少基于社会的外部给养。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对人力资本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教育、医疗卫生以及社会保障等基础性资源的缺失仍将限制农业人口的发展，即使农村人力资本的产出能够有很大突破，农村经济的弱质性也将阻碍其自身的受益能力，内在发展动力的缺失是三农问题的根本性障碍，任何投入都会像雨水一样迅速渗漏，发展资源的不足与发展动力的缺失将形成三农问题中一个长期的且互为因果的根本性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