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射未至
上个世纪初,在西欧流行一部卷幅浩瀚的长篇小说《芳托马斯》。32卷由两个作家合作完成,每月创作一卷。合作延续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来,路易•菲伊雷德把小说改编成电影,放映后在欧洲引起轰动。 《芳托马斯》的主角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坏蛋,叫芳托马斯。他入室盗窃,诱奸妇女,抢劫银行,无恶不作。警察全力追捕,街上贴满缉拿文告。但是芳托马斯狡诈异常。警察根本不是他的对手。他有高超的易容术,从不露出真容;他身手敏捷,能飞檐走壁;他精通缩骨术,能从极小的缝隙中飞身而过。他经常与警察玩猫捉老鼠的游戏。他化装成绅士出入于酒店、旅馆与赌场,时而与政要侃侃而谈,时而与贵妇逢场作戏。总之,这是一个半魔幻半真实的风流大盗。他有智取法律的力量,敢于向愚蠢的官僚机构挑战,具有超现实的魔力。 《受威胁的凶手》就是芳托马斯的崇拜者之一,超现实主义画家马格利特的作品。关于马格利特的介绍网上可查,不在此赘述。接着返回原画上,整张画面,二名手持简单工具的侦探,一具赤裸女尸,一名穿着讲究不明身份的人,三名围观者。最初看到这幅画时,脑中便充满各种诡异的问号:谁杀了那名女子?留声机旁边的男子到底是谁?那两名侦探为何手持如此简单的抓捕工具?三名围观者到底看到了什么? 找到了上面的背景,心中稍微宽松,若马格利特真的是在画芳托马斯的话,留声机旁边的男子就应该是那位风流大盗了。刚刚做完案的他正在准备易容逃跑,地上的旅行箱,凳子上的大衣和帽子是他的作案工具。门口的两名侦探正在等待时机,或许是在等候支援的同伴,面对名声大作的芳托马斯不敢轻举妄动,面部表情极其凝重。三名围观者目睹一切后,惊愕、忧郁尽显脸上,一切一触即发。而画家更是将看画人的视角至于这一切发生的最近处,整个场面令人紧张不已。 可是画家在这里开了个小小的玩笑,在已经发明了留声机的年代,两名侦探还手持木棒、绳网,意图逮捕芳托马斯如此这般的江洋大盗,画家拿我们顽固。愚蠢的官僚机构开了一把涮。 老师也讲到过,整幅画人物的面孔全是马格利特,听到时很是迷惑。为何要将自己画成所有人?是技术,用以构成魔幻感么?以哲学绘画著名的画家应该不止有这点想法吧?我这样猜度着。受害者是我,施暴者是我,围观者是我,执法者也是我。画家这么画到底是为什么? 画家画这幅画的时候,立体主义,野兽主义已经在欧洲普遍流行,达达主义,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正在蓬勃发展。随着照相机的发明,画家的绘画对象,表现手法都发生了重大改变,艺术观念经受着暴风骤雨般的洗礼,画家本人也从一只烟斗开始,去探索相似和近似的概念,,把观念和形象分离开来,挑战了大众的常识,发人深省。用绘画把“是”与“不是”这个哲学问题表达出来。而以上各种主义发展到达达主义反传统,反艺术之后,不论是艺术,还是道德都需要一种颠覆,杜尚用他的作画颠覆了艺术形式,那马格利特这幅画就是对道德的一种颠覆。画家崇拜芳托马斯,崇拜他能玩弄政府机构于股掌,完全自由;在作画职业上,画家却扮演着那两名侦探式的人物,理性,专业;在现实生活中,画家扮演着别人生活的围观者,或许自己也是受害者。一个人身上有多种身份,不同以往,受害者是值得同情的,施暴者是必须谴责的,围观者是完全无辜的。道德不如以前一样代表着绝对的善恶,而是随着人性的胶合越来越暧昧不清。我们的自私,冷漠不再是无事者的无关紧要。因为一切都与自己有关。这也正是体现了现代艺术的本质,对观念的改变和诠释。改变和诠释建立在艺术家大量的思考上。马格利特受不了巴黎的艺术氛围回到了比利时,自己一个人思考,用画笔去诠释,虽然在美术史上不如其他一些大家那般早年得志,却也画出了自己的一副天地。他的画总以哲思出名,比例的夸大,主题的诡异,思想的深奥,挡住了大部分人的脚步,被印在钞票上的《天降》,我倒觉得远不如他《窗》系列那组画来的动人,画布遮挡住窗户,画上户外的景象,真实是什么?画家用这组画来拷问我们。与其说马格利特是魔幻现实主义画家,我到是偏向于把他归为现实派的思想,魔幻的表达手法。他和达利不同,达利执迷于如何表达潜意识,但是马格利特却表达着现实,用魔幻拷问着现实。对于常规,大多数人选择默认,而马格利特却用自己的画笔拷问着这些大家默认的东西。以哲人的身份画画,这就是我想说的马格利特。【参考书目】:1. 《马格利特:图像的哲学》 刘云卿 广西大学出版社2. 《现代主义绘画解读》 孙家祥 上海教育出版社3. 《剑桥艺术史-20世纪艺术》 罗斯玛丽•兰伯特(英) 译林出版社4. 《世界著名图像的秘密》 张延风 百花文艺出版社5. 《奢华的冒险-现代艺术的消解与重建》 张彬 北京大学出版社6. 《二十世纪视觉艺术》 爱德华•路希•史密斯(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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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宋元时期是中国传统绘画的巅峰,宋代的山水画也逐渐发展成熟,形成了许多具有生态意蕴的生态文本,在这些生态文本中,自然山水,人与自然,艺术与生命之间形成了对生性中和,共生性中和,和整生性中和,进而构成了宋元山水画的生态大和。 关键词:宋元山水;生态美蕴;共生之美;整生之美 宋元时期是中国传统绘画的巅峰时期,而描绘自然情怀又是中国画的重要母题之一,从宋代开始中国山水画开始逐渐发展成熟,并体现出了极其深厚的文化精神内涵和哲学底蕴。中国人通过对自然山水的描述,把自己和大自然融为一体,而艺术作为“天地之和”的产物,首先就是天地间万物和谐共生的反映,是宇宙广大和谐生命的缩影,作者通过艺术作品表达了自己的人生理想进而体现出生态中和之韵味,从而形成了山水画这个不断生长的生态文本,在这个生态文本中,自然山水,人与自然,艺术与生命之间形成了对生性中和,共生性中和,和整生性中和,儒家与道家和禅宗的思想也在其中耦合发展,构成了生态大和,深刻地影响着宋元山水画独有的生态审美意蕴。 一、宋元山水画生成背景 早在东晋时期著名的书法家顾恺之的《画云台山记》中最早的山水画就已经出现了,文中写道:“山有面,则背向有影,可令庆云西而吐于东方……西去山,别详其远近……”这些文字便体现出了山水的特有样貌。在之后,艺术家宗炳在山水画论《画山水序》中阐明的山水与道的关系,也为中国的山水画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从而影响了后代山水绘画的趋势与山水画的特征。之后,王微创作的山水绘画理论著作《叙画》,点明了传统山水画不是地理绘图,而是为了进一步表达文人与画家们真情实感。这些系统的理论的出现,使中国古代文人画家们的创作开始逐步深入,并且开始注意到山水画的内在的表现效果。从宋代开始,传统的山水画已经开始达到了顶峰时期,这一阶段的官僚与皇室贵族士大夫阶级都开始关注与沉醉于山水画的创作。传统的山水画在宫殿与贵族厅堂中几乎到处都可见,并且也有一些小尺幅的山水画作品出现在案头与家中。伴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对于文化与艺术的重视与钟爱程度日益加深,很多人为了体验自然万物的美好,常常亲身投入自然当中,去体验大自然的美妙与万物的灵性,并为此创作了大量的精品山水画作品,从而便开启了宋代这个山水绘画最为繁盛的时期。 二、宋元山水的生态之美 在宋元山水画中处处都渗透着无限的生态之美,天地山川,花鸟树木,都在画家的秒笔下呈现出气韵生动、虚实结合、缥渺致远的生态景致,而山水画作品便构成了一幅生机盎然的生态山水风景画。中国传统的生态山水作品从来都是秉承着“师法自然”的创作准则,徜徉于天地万物之间,品味着自然天地的美好,并将创作者内心的感情寄托于山水之中,创作出了大量的优秀的山水画作品。 由于南北地貌气候条件的差异,反映在山水绘画中就呈现出不同的生态意向:在北方的山水场景中多峻岭与巨石、悬瀑与峭壁。在艺术创作与山水画描绘中石头菱角分明,树木褐色参天,山峦起伏,笔法刚劲有力。正如郭熙在《林泉高致》中描绘到的“西北之山多浑厚,天地非为西北偏也。西北之地极高,水源之所出,以冈陇臃肿之所埋,故其地厚,其水深,其山多堆阜盘礴而连延不断于千里之外。介丘有顶而迤逦拔萃于四逵之野。如嵩山少室,非不拔也,如嵩少类者鲜尔,纵有峭拔者,亦多出地中而非地上也”。可见,北方的山水人文特征大体上给人以一种雄伟、壮观、粗犷、凌厉的生态美感。而南方的山水地貌却有着别样的风貌,南方峰峦叠起,雾霭繁花,江河复苏,画中用笔多温和细致,线条平缓朦胧。从山水画意上更突显出天真淡泊,宁静致远,婉丽和谐。董源作为南方山水画派的开山之祖,作品多描写江南之景,在他的作品《潇湘图》中,山峦起伏平缓,山脚林木扶疏,郁郁葱葱,水波不兴。整幅画作清新秀丽,雅致和谐,这便是典型的江南之景。因此,南方的山水作品给人一种平淡天真、秀雅温柔的生态美感。南北方的山水画作在审美特征和意态状貌上形成了深层次的对生之美,也进一步构成了生态中和之美。 三、人与自然中和的共生之美 宋时有名的艺术家们常常过着隐居山林的生活,这也对他们的绘画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由于艺术家们倾心于传统山水画的创作,使宋代的山水画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和历史成就,进而形成了人与自然中和之美。 纵观宋代山水画作品,具有极其丰富的内容与内涵,但人物往往不占主导地位或根本没有在画作中出现,可这并不能说明人只是山水画创作中的衬托部分,而是进一步表达人与自然万物和谐相处的审美情境。这并不是刻意的表现自然或人文,而是“天地任自然,无为无造。”(三国魏・王弼:《老子注・第五章》)在这期间,人作为自然万物的一部分理应尊重自然、敬畏自然万物,这样才能使人与自然的精神达到和谐与统一,并且使人与自然相互促进发展,进而最终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的审美生境。在艺术创造中,人与自然不是主客对立的关系,而是一种中和的共生发展。在“天人合一”的道家观点中,人与自然是合二为一的,人融入自然万物的同时,也使本心回归自然当中。米友仁云:“画之为说,心画也”。在文人的艺术创作中,人与自然不是相互对立的,而是与自然息息相关的生命存在。所以在艺术创作过程中,不是人对于自然的掌控,而是自然与生命交融的过程。宋代艺术家讲求“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他们在艺术创作过程中,认真留意体味自然万物,抓住山水的细微特点,精妙的表达出直接内心的真情实感,最终达到 “中得心源”的艺术境界,从而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境界。这不仅是对艺术家们内心的真实写照,也是欣赏者们在欣赏艺术作品的时候与艺术家产生共鸣的巧妙途径,这是一种对生性中和,在这种生态的中和中体现出画作之传神。因此在宋代,人们将传“神作”为创作中的最高要求,此处的传神之作便是人与自然中和构成的美的整体。例如,宋代著名山水画家范宽创作的《溪山行旅图》,在整幅画采用全景式构图,上有天,下有地,树木高低错落。从外部看,高耸的山峰,飞泻的瀑布,山丘与亭台,和若隐若现的溪流,这些创作元素都在范宽的笔下被生动的描摹出来。这些线条不仅表达出作者体味到的山水美蕴,也表达了作者内心的情感意蕴。这中的天地万物,与儒家“礼”的思想不谋而合,体现出儒家的伦理纲常。这幅画表面上似乎描绘的是关陕地区的自然风光,但是我们在当地却未曾发现与画中类似的景象,可见这是范宽对这一地区山水意象总结与提炼,其实这也更是作者对自己内心中自然的浓缩,整部作品展现出宋代山水画作品可游可居的高深境界,表现出山水之间的中和美,体现人与自然共生的情境,形成最具美感的生态意境。 四、艺术与生命“气韵生动”的整生之美 宋代的传统山水画意境幽深,在画中往往通过刚柔、动静、远近、虚实等技法,展现出自然生态与生命律动相契合的生态艺术作品,从而显示出人的生命与自然生态相融合后所体现出的自然整生之美。 中国绘画的第一准则便是“气韵生动”,在山水画的创作中正是体现出了这种自然生态审美智慧。正像曾繁仁先生所说的:“国画‘气韵生动’的重要美学原则是将大自然作为有生命的灵性之物加以描绘的。”并且此时的艺术作品不是独立的生命体现,而是自然生命之整体蕴含。在对自然生命的整体观照中,人之生命融合于自然万物生命中,并且人之生命与自然生命融合的同时,人之生命得到了进化与升华。在生态审美艺术作品中,作者追求的是自然生命的整体和谐之美,艺术家把山水自然视为一大生命。生命万物彼此相连,相互需要,构成了一个有机的生命整体。正如郭熙在《林泉高致》中所说:“山以水为血脉,以草木为毛发,以烟云为神彩。故山得水而活,得草木而华,得烟云而秀媚。水以山为面,以亭榭为眉目,以渔钓为精神,故水得山而媚,得亭榭而明快,得渔钓而旷落。”山川、草木、云霞全都是自然万物生命整体的组成部分,在这万物的生命整体之中,各个部分和谐共生,焕发出别样的生机与活力。 总之,宋元山水画虽是艺术的,但也是生命的,宋元山水画将人与自然和艺术连接起来,用艺术的手法,表现自然万物的美的同时,表达出艺术家关于生命的感悟与人生的追求。在中国画论中,绘画不仅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想的诗意表达,更是宇宙和谐生命系统的一部分。艺术家以中和为美,致力于表现的是宇宙生命的广大和谐。在构图、笔墨等作品构成的形式方面也渗透着浓郁的生态意识。它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同时,在方寸间,感知万物,感悟生命,纵情于山水之中,表达人们对自然生命的崇敬;同时也让人们留恋与山水性情,体味生命的情趣,让人突破时间与空间的界限,将人与大自然万物真正的融合起来,只有这样,山水画的创作才能超越人类审美的想象,和大自然和谐共生达到全新的艺术境界。进而使人与自然和谐共存艺术与生命合二为一的整生生态审美境界。 在宋元山水的世界里,山水画家以儒家思想为正统,却又融合着道禅思想。人们感受到使心灵深沉、静默的和无限的自然汇合在一起的巨大力量,就像倪云林的一山、一水、一丘、一壑,简之又简、确实自然最深最厚的形状,纵然天地毁灭,此山此水精神不灭,这便是生态的永恒。山水之间融汇了一条回家的路,在当今社会中,人们若想再建美学传统,更要回归中国古典山水美学中的美妙意境。中国人看山看水其实就是在看我们自己的人生,山水中的自然是一个让人心驰神往的自然,也是古人为我们留下的永恒的精神家园。如今的人们依然向往山林悠壑,依然渴望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所以宋元山水所蕴含的主客体共生的中和神韵也就显得特别的深厚,所显示的中华文化气韵也就特别深长。 参考文献: [1]周积寅.《中国历代画论》 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 2007 [2]夏晓春.《论中国画意境审美动态》《装饰》.2004年3期 [3]李泽厚.《美学三书》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3月 [4]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5]宗白华.《艺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6]袁鼎生.《超循环生态方法论》科学出版社 [7]朱良志.《中国艺术的生命精神》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 [8]邵金峰.《中国画论中生态审美智慧研究》 [9]杨建 康琼.《论中国山水画的生态美蕴》美术天地 [10]连晓红.《试谈老庄沂弊裸星翔寸中国山水画意境的影响》美术大观2007(3)12 [11]张子程.《论中国古典山水画之生态美蕴》绘画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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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术 -> 绘画顾恺之《洛神赋图》简介及赏析 2009-9-17【名称】晋顾恺之洛神赋图【类别】中国古画【年代】宋代摹本【文物原属】故宫旧藏【文物现状】分别藏于中国大陆、台湾台北及美国。【作品资料】见以下链接顾恺之名画《洛神赋图》补遗赏析: 曹植文章《洛神赋》: 曹植简介: 顾恺之名画《洛神赋图》赏析: 顾恺之简介: 王献之书法作品《洛神赋》: 王献之简介: 赵孟頫书法作品《洛神赋》: 赵孟頫简介: 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顾恺之《洛神赋图》图并曹植《洛神赋》原文赏析【简介】中国东晋绘画作品。作者顾恺之。原作已佚,今存有宋代摹本5卷,皆绢本设色,分别藏于中国大陆、台湾台北及美国。一纵厘米、横厘米,藏故宫博物院;另一纵26厘米、横646厘米,藏辽宁省博物馆。 该图以三国魏文学家曹植的《洛神赋》为依据,描绘了作者对洛水之神宓妃的爱慕以及神人殊隔、不能交接的惆怅。作品将不同情节置于同一画卷,洛神和曹植在一个完整的画面的不同场景中反复出现,以山石、林木及河水等背景,将画面分隔成不同情节,使画面既分隔又相联接。图中山石、林木,反映了早期山水画的表现技法和面貌。画面和谐统一,丝毫看不出连环画式的分段描写的迹象。作品线条,前者飘逸,人物动态委婉从容,后者人物形体较低矮,线条圆转短拙,色彩较浓丽。【作品赏析】青绿山水是重彩山水画产生和发展的最早也是最为重要的形式之一,它继承了早期传统绘画的艺术特征,并直接脱胎于魏晋时期的人物画传统,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创新并为山水画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同时,也创造了两宋重彩山水画的巨大成就。大青绿山水产生时的最初状态,我们已经无从考证,但是本着历史承传的基本规律,它一定保留有早期人物画的某些艺术特征,而这正是顾恺之《洛神赋》图的重要价值之一。顾恺之的《洛神赋图》虽然是人物画,但以大量的山水为故事展开的背景。由于顾恺之本人就是较早地涉及到山水画创作和理论的大家之一,故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洛神赋》图中山水部分的画法是具有那一时代代表性的艺术样式。图中树木、山石造型稚拙,比例关系较为混乱,确如张彦远为我们在《历代名画记》中所描述的那样:“魏晋已降,名迹在人者,皆见之矣,其画山水,则群峰之势,若钿饰犀栉,或水石容泛,或人大于山,率皆附以树石。映带其地。列植之状,则伸臂布指。”从而为我们在理论与实物考据上都提供了早期山水画面貌的特征。从线色本身来看,《洛神赋》图中线条细劲有力,如张彦远所言:“顾恺之之迹,紧劲连绵,循环超乎,调格逸易,风趋电疾,意存笔先,画尽意在,所以全神气。”线条的表现力内在含蓄,以表现意态为先。线条内部勾勒产生的块面以青绿填色,色彩变化较少,只在坡脚岸边施以泥金。山石树木,结构单调,状物扁平,但富于装饰性。此图取材于曹植的《洛神赋》一文。主要讲述了主人公从帝京回东藩的途中,经过洛水,遇到洛水女神宓妃的故事。原文中主人公虽然对宓妃充满爱恋,而最终却不得不离去的故事情节,表现了作者在现实中的伤感与无奈。顾恺之在这幅画里却将结局做了修改,以主人公与宓妃有情人终成眷属而告终。故事以连环画的形式在同一画幅的不同场景中展开,将一个传说中的爱情故事表现得浪漫感人。这种手法后世多有借鉴,如五代的顾闵中的《韩熙载夜宴图》。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洛神赋》图中一些树、石的表现上,作者以凹凸晕染的方法来增加立体感,这来自于对当时青铜铸造艺术和帛画艺术手法的借鉴,来自于那一时代随着佛教的不断传人,中西文化交流的不断发展和相互影响。此外,图中人物的塑造也是极其成功的,人物虽散落于山水之间,但相互照应,并不孤立,神情的顾盼呼应使人物之间产生了有机的视觉联系,这不能不归功于作者对人物神态的准确刻画。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记载了顾恺之为裴楷画像在脸上加三根毛一事,其云:“楷俊朗有识具,此正是其识具,观者详之,定觉神明殊胜。”脸上加三根毛对于绘画的教化作用来说,其实并无任何联系,而颐恺之却认为它能够反映出裴楷的气质,这是属于一种极个性化的问题,而不是某一类人的典型化和抽象化。这种对个人精神气质的重视与追求,表现在他对刻画眼睛的谨慎与仔细。他说:“点睛之节,上下、大小、浓薄有一毫小失,则神气与之俱变也。”很明显,顾恺之对人物表现的要求是如实地反映人物独特的气质和品格,而不是某种概念化的东西。东晋顾恺之所作。以三国时代曹植的浪漫主义爱情名篇《洛神赋》为题材,用具体生动的形象,完整地表现了赋的内容。画中的曹植带着随从,在洛水之滨凝神怅望,仿佛见到思念已久的洛神。远处凌波而来的洛神,衣带飘逸,动态委婉从容,目光凝注,表现了关切、迟疑的神情。二人的思念之情溢于卷面,令人感动。全图设色艳丽明快,线条准确流畅,充满动感,富有诗意之美。画面采取分段连续形式,概括描绘了几个重点。通过对洛神神情、动作的描绘,传达出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无限惆怅情意。直接表现在礼教束缚与封建势力压迫之下,男女爱情受到压抑和苦闷的主题。画面色彩很柔和,加上画家对周围环境生动的描绘,突出了画面的诗意气氛。【作者简介】顾恺之(约公元345—406年),字长康,小字虎头,晋陵无锡人,有“才绝、画绝、痴绝”之称,是我国东晋时期杰出的艺术家。他的绘画作品与绘画理论对传统绘画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洛神赋》就是他的杰作之一,我们现在看到的虽然是摹本,但基本上反映了他的艺术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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