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对郭沫若女神的研究论文

《女神》是郭沫若的第一部新诗集，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部有突出成就和巨大影响的新诗集。 1．《女神》的反抗精神《女神》的时代精神，首先表现为强烈地要求冲破封建藩篱，彻底地破坏和扫荡旧世界的反抗精神。《女神》的抒情主人公是一个大胆地反抗封建制度、封建思想的叛逆者，一个追求个性解放，要求尊崇自我的战斗者。《天狗》中“我”所喊出的似是迷狂状态的语言，正是猛烈破坏旧事物的情绪的极好表现。这种情绪是与“五四”时期思想解放的大潮流相一致的。因此，诗中的“我”是时代精神的代表者。 2．《女神》的爱国主义精神《炉中煤》以煤自喻，表示甘愿为祖国贡献出全部的光和热；《棠棣之花》、《凤凰涅盘》、《女神之再生》等作品都是以自我献身的形式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五四运动本身就是一场反帝爱国的政治运动，这场运动所激发起来的中国人民的爱国激情，通过诗的形式被反映在《女神》之中了。 3．《女神》的进取精神这是在感受了新的革命世纪到来的气息所产生的不可抑止的欢欣情绪，也是对前途充满信心的表现。所以，《女神》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都是对光明、对力量的歌颂，色彩明亮，声调高亢，气势磅礴。《太阳礼赞》表达了诗人对新生太阳的激情；《立在地球边上放号》歌唱了把地球推倒的伟力；《晨安》的兴奋之情更明显，一气喊出二十七个“晨安”，把自我与世界贯通，表现了一代新青年的宏大气魄；《笔立山头展望》等作品也都表现出求新弃旧的进取心。 《女神》的艺术特色1．《女神》在形式上的创造《女神》实践了郭沫若自己关于“绝端的自由，绝端的自主”的创作主张，使诗的形式得到了完全的解放。《女神》不追求任何一种固定的现有的格式，任凭感情驰骋，自然流露，依据内在的感情节奏，自然地形成诗的韵律。它的五十余首诗，每首诗都是一种新的格式。《天狗》诗句短促；《立在地球边上放号》有一种割不断的绵绵情意，正好适合表现眷念之情；《凤凰涅磐》的诗句参差不齐，长短并用，富于变化，或长吁，或短唱，节奏感十分强烈，表现出一种悲壮气氛。 2．《女神》的比喻、象征手法《女神》常使用比喻、象征的手法，借助某一形象来寄托、抒发自己的感情，使感情能够得到淋漓尽致的表达，这是郭沫若诗歌浪漫主义的主要特征。在《女神》中，无论是古代神话、历史故事中的人物，还是人格化的自然景色，其形象的选择都十分巧妙、恰当、新颖，与要表达的感情内容相一致，山岳海洋，日月星辰，风云雷电，也都唱的是“郭沫若之歌”。《天狗》用民间传说中天上破坏者的形象来表现对世界的反叛和破坏情绪，《炉中煤》用受压于地下的、乌黑低贱的“黑奴”——煤的形象来表现劳苦者的爱国之情，十分新颖而恰当。 3．《女神》的豪放风格是新诗中豪放派的先驱。在《女神》中虽也有“丽而不雄”的风格的作品，但能代表《女神》特色的，是惠特曼式的“雄而不丽”的风格。它的想象新奇，语言粗犷，气势磅礴，声调激越，笔调恣肆。它的美是一种壮美，男性的阳刚之美。

我们已经对郭沫若的《女神》及其文学史地位有大致的了解，这里准备换一个角度，谈一谈对郭沫若的不同评价，也涉及到经典的阅读与评价问题。我们知道，郭沫若的《女神》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公认的经典之作，最能体现五四的时代特色，标志着新诗初期创作的最高成就。郭沫若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主要是由《女神》奠定的。但据我所知，现在一般年轻的读者，对郭沫若作品不会有很大的兴趣，评价也不一定高；而另一方面，文学史的评价却很高。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之为“两极阅读现象”。事实上确实存在两种读法：一种是“文学史读法”，注重从历史发展的链条中考察作品，确定其特色、价值、影响与地位。当今各种现代文学史著作，几乎都是这样评价郭沫若以及其他经典性的作家作品的。有一种学术界很流行的排座次的说法是“鲁郭茅，巴老曹”，不一定准确，但也可见对郭沫若的评价甚高。这也可以说是“专业的读法”。另一种读法，则是“非专业读法”，一般比较偏重个人的或行时的审美趣味，注重作品本身，不太顾及“历史的链条”。因此象《女神》这样时代性很强的经典作品，而今已事过境迁，有了历史的隔膜，读者就比较难于唤起大的阅读兴趣；加上社会上对郭沫若其人其诗也的确存在某些误解或苛求，也会影响到“非专业阅读”的评价，对郭沫若的评价也就不高。就文学接受而言，无论专业非专业，都有其存在的理由，也不好轻易评判其高下。然而当今许多专家的研究论文或大学的讲台对郭沫若甚表称许，而一般读者，甚至就是听课的青年学生，却对郭评价偏低，或者不感兴趣。这就形成“两极阅读现象”，值得正视和思索。 作为专业的研究，或者在课堂上讲文学史，不能不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如何消除对于经典的隔膜，特别是象《女神》这样本来时代感特别强，而今已经是“事过境迁”的经典？ “专业阅读”的评价与一般读者的理解和感觉存在大的差距，也可能是专业评价本身有问题。以往对《女神》的评价，大都是从两个角度进行的。一是思想内容方面，即考察《女神》如何体现反封建以及改造社会的要求，如何代表了五四的声音，等等。常见的对郭诗的基本主题作摘句式的归纳，以及对郭诗中“自我抒情主人公”形象的分析，都特别注重思想和内容的倾向 。这种评论能抓住时代精神特征，理解作品的内涵价值，却未必能充分说明《女神》何以能在五四大受读者的欢迎，又何以能成为影响巨大的文学史经典。其实，《女神》是诗，诗歌是主情的，很难说在思想内容方面能提供什么深刻的东西。若论反封建求民主的思想激越深入，五四读者大可不必从诗中去求觅；而且类似某些论者后来从《女神》中所归纳或引申的那些思想主题，在五四当年的各种激进的出版物中比比皆是。可见《女神》引起轰动的原因远不止于思想内容。 那么，是否加上形式的因素，就可以对《女神》的影响做出完满的解析呢？也不一定。以往许多论著都高度评价《女神》形式上的创新，特别指出其在自由体诗的建立上所作出的典范性的贡献，这是有根据的。若要考察新诗形式的流变，“郭式自由诗”自然是重要的一环。但谁也不能否认，富于独创性的《女神》毕竟又还比较粗糙，形式上并不完善。郭沫若开一代诗风，《女神》成了现代自由体诗的发端，然而郭诗那种绝对自由的写法，也给新诗带来散漫的负面影响。思想内容加上形式因素的论评，虽然可以自成一说，让人在一定程度上理解其文学价值，却仍然未能充分解析《女神》在五四能迅雷闪电般征服整个文坛的原因。现今一般“文学史的读法”都想尽量复原《女神》在当年的精神和影响，因目光多限于主题思想和自由体诗形式等方面，缺少历史的现场感，终究难于感受其独特而巨大的艺术魅力。同样，一般读者也是由于事过境迁，而专业的解析又不能补给他们历史的现场感，他们也就难于体验《女神》独特的时代审美内涵，甚至对这样一类经典“敬而远之”，不感兴趣。 所以要真正欣赏《女神》，了解其独有的不可重复之美，应当从作品——读者所构成的互动互涉的关系中去寻找历史现场感，理解当年《女神》热的原因，而不是局限于对文本的分析。这里必须强调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女神》激发了五四读者的情感与想象力，反过来，五四读者的情绪和想象力又在接受《女神》的过程中重塑《女神》的公众形象；或者说，《女神》是与五四式的阅读风气结合，才最终达至其狂飙突进的艺术胜境的。《女神》独特魅力的产生离不开特定历史氛围下的普遍阅读心态和读者反应。《女神》作为经典是由诗人郭沫若和众多五四热血的青年读者所共同完成的。 作为当代的读者读《女神》，如果不是满足于了解一些文学史上通常的定论，诸如思想、诗体之类，而要真正领会其作为经典的涵义，读懂其时代审美特征，就不能不充分考虑与《女神》同一时代的读者接受状况。因此，读《女神》，特别是其中那些最具有五四特点的代表作，最好采用三步的阅读法，即：第一步直观感受，第二步设身处地，第三步名理分析。“文学史读法”往往偏重于“名理分析”，非专业阅读则多是停留在“直观感受”，一般都不大注重还原历史氛围的“设身处地”；而对于象《女神》这样带有强烈的时代色彩的作品，不尽量“设身处地”反顾历史现场，消除历史距离带来的隔膜，就难于领略其特有的艺术价值，也难于解析那些文学史经典成功的原因。所以，读《女神》最好是把三步阅读结合起来，这大概也是除去“两极阅读”偏颇的办法。下面不妨做一些阅读的实例。 我们可以举《天狗》为例，看看怎样去进行“三步阅读”。先读一遍《天狗》，大家先抛开一切既有的结论或看法，完全投入，努力去获得第一印象： 我是一条天狗呀！ 我把月来吞了， 我把日来吞了， 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 我把全宇宙来吞了。 我便是我了！ 我是月底光， 我是日底光， 我是一切星球底光， 我是X光底光， 我是全宇宙底Energy 底总量！ 我飞奔， 我狂叫， 我燃烧。 我如烈火一样地燃烧！ 我如大海一样地狂叫！ 我如电气一样地飞跑！ 我飞跑， 我飞跑， 我飞跑， 我剥我的皮， 我食我的肉， 我吸我的血， 我吃我的心肝， 我在我的神经上飞跑， 我在我的脊椎上飞跑， 我在我的脑筋上飞跑。 我便是我呀！ 我的我要爆了！ 初读此诗，如果全由直觉感受，第一印象便是狂燥、焦灼，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又仿佛自身储有无穷的精力能量，一时难于找到宣泄的渠道，憋得难受，渴求自我扩张，简直要爆炸了。我们不急于分析这种“第一印象”，最好转入第二步，即设身处地想像是在“五四”时期，自己也是刚跳出封建思想牢笼的青年，充满个性解放的理想，非常自信，似乎整个世界都是可以按照自我的意志加以改造；但同时又很迷惘，不知“改造”如何着手，一时找不到实现自我、发挥个人潜能的机会；自以为个性解放后理所当然得到的东西，却远未能获得，因而一方面觉得“我”很伟大，威力无穷，另方面又会发现“我”无所适从，这便产生焦灼感，有一种暴躁的心态。这些只是“设想”，每个读者都可以根据自己所了解的有关“五四”的历史氛围尽可能设身处地，暂当“五四”人，若如此来读《天狗》，便感同身受，比较理解诗中所抒发的那种情绪与心态。接着可再转入“名理分析”，这分析也并非只是摘句式地归纳其主题思想或倾向诸方面，最好还是感受《天狗》所形成的整体氛围，或者可借用传统批评的概念来说，是充溢于《天狗》之中的“气”。这种“气”是由其所包涵的情绪、丰富的想像，以及诗的内在节奏等因素综合体现的“五四”时代读者本来其自身也有类同的焦躁感，一读《天狗》便如同触电，能在那种“气”中沟通，沉醉，宣泄。如果在设想在特定时代的阅读“场”中去感触把握《天狗》的“气”，分析就不会流于零碎、僵化，由三步阅读所达到的对作品—读者互动互涉关系的探求，有可能摆脱那种空洞的或过于情绪化的评论套式。 《女神》中诗有许多显得太散漫、太直、太坦露，是很粗糙的。如果光凭直觉印象或者名理分析，可能认为这并不成功，以往许多论者也都是这么批评的。然而如果不把形式内容分开来考究，而是着眼于“气”的整体审美，那么这些“粗糙”便另有一种痛快淋漓的阅读效应。例如《晨安》一诗，仿佛在向世界的一切大声地打招呼，全诗所有句子一律用“晨安”开头，非常单调，而且用词粗放，不加纹饰，似乎全不讲求形式。初读起来甚至刺耳，让人感觉怪异。但郭沫若是有意为之，就是要造就这种效果。他曾说过：“诗无论新旧，只要是真正的美人穿件什么衣裳都好，不穿衣裳的裸体更好” ，又说：“我所写的一些东西，只不过飞翔我一时的冲动，随便地乱跳舞的罢了” 。他是以不讲形式作为一种形式，一种追求坦直、自然、原始的形式；以“不像诗”来表现一种新的诗体，有意于对传统的温柔敦厚诗风来一个冲击，造成审美的逆差。“五四”时期处于大变动，青年一代追求的是新异的叛逆的艺术趣味，反精美、反匀称、反优雅成为时尚，所以类似《女神》中《天狗》、《晨安》一类粗糙的不成熟的形式更能博得读者的喝彩。就如同当今的摇滚乐、霹雳舞，也以反精美、反优雅为时尚一样。如果对《女神》的形式作如此读法，着眼于其“气”的整体审美效果，并结合特定时期的读者反应去重加体察，我想是可以读出一些新意的。 《女神》的主导风格暴躁凌厉，虽然也有一部分比较优美的诗 ，影响大的代表性的作品都是具备并能引发这种暴躁凌厉之“气”的。结合读者反应来看《女神》，其成功主要在于宣泄压抑的社会心理，或可称为能量释放，一种渇求个性解放的能量。《女神》主要不是提供深刻，而是提供痛快的情绪宣泄。“五四”时期的读者审美需求是有各种层次的，那时的人们需要深刻冷峻（如鲁迅的小说），需要伤感愤激（如郁达夫、庐隐的作品），需要天真纯情（如冰心的诗和小品），更需要郭沫若式的暴躁凌厉。在充分满足而又造就新的时代审美追求这一点上，郭沫若称得上第一流的诗人。这样的读法，也许能站到一个更宽容也更有历史感的角度去理解像《女神》这样的经典；这些经典因为太贴近现实而往往时过境迁，得不到后人的认同。当今读者郭沫若诗歌不欣赏、无兴味的原因，主要也是“时过境迁”。当今已不再有“五四”那样的新鲜、上进而又暴躁凌厉的“气”，不再有“社会青春期”的氛围，在一般“非专业阅读”的层面上也就较难欣赏《女神》这类作品。然而文学史家说明历史，就必须体验和理解历史。这历史不光是由一个个作品的本文构成的，读者反应实际上也参与了文学发展的进程，因此，适当关照作品—读者之互动互涉的“场”，才更有可能接近历史原貌。 二 当今的研究者和读者对郭沫若的评价形成两极，跟对郭氏人格的不同理解也大有关系。一种流行的观点是把郭沫若看作是政治人物，反感他的立场多变。然而如果由《女神》等作品的创作反观郭沫若的人格，也许我们对这位诗人的浪漫气质会有更多的了解与宽容，我们就不一定再以政界的标准去衡量一位文人。 郭沫若可以说是一位天才，但也有凡庸的一面，这两方面交织成他的一生。惟其是天才，又出了大名，所以当凡庸的一面表露时会格外引人注目，人们容易苛求。在他的前期，主要是“五四”时期，天才表露多，几乎极至，是“至人”，即使有凡庸俗耐一面，也常被天才的光彩所遮蔽；三、四十年代以后，天才的成份越来越稀薄，扭曲，凡庸就更突出。郭本质上是一位浪漫的诗人，其天才也多表现于创作中；而当他转向从政时，诗人与政治人的歧途往往就令尴尬，俗气。不能简单断言从政=庸俗，只是说扭曲了本性去从政（或从事别的事业）才容易表露凡庸。遗憾的是现今有关郭沫若的传记极少写其凡庸一面所以没有立体感。 下面我们还是先看看闯过郭沫若人格的心理素质。如果说鲁迅像一座山，学者深稳崇峻，郭沫若可以说是一个海，波涛汹涌，热情奔放。 郭沫若心理属天才型，或文艺型，热情、冲动、活跃，多变是其重要特点。这可以从其创作返观。他自己说，写《女神》中的那些代表性诗作时，他如同奔马，冲动得不得了，写完后如死海豚；灵感来时，激动得连笔都抓不住，浑身发烧发冷。 这都证明，他属于天才型或文艺型心理素质。这种素质直接影响和决定着他在文艺观方面是追崇天才、灵感、直觉的，所以他总认为诗是“写”出来的，并非“做”出来的。他还说：“诗人的心境比如一湾清澄的海水，没有风的时候，便静止着如一张明镜，宇宙万汇底印象都涵映在里面；一有风的时候，便云翻波涌起来，宇宙万汇底印象都活动着在里面。这风便是所谓直觉、灵感。起了的波浪便高涨着的情调。” 可见郭不但性情冲动，在文艺观上也很追慕天才式的冲动灵感。《女神》中的许多激情的篇什都是在这样冲动的心理状态中依靠灵感去构思，所以充溢着情绪流与奇丽多彩的想像，不一定深刻，却真切感人；虽然粗糙，却更显坦成。郭沫若这种心理素质是非常适于浪漫主义诗歌创作的。 三十年代“革命文学”论争中，郭沫若曾经很冲动地著文攻击鲁迅，鲁迅反击时称郭为“才子+流氓”，并鄙夷其所谓“创造气”。这当然带有论争的意气。但冷静地看，也还不失中肯。郭沫若的确富于“才子气”，浪漫、叛逆、爱独出心裁。如果再深入分析，可以看到郭沫若这种天才型、文艺型的心理性格跟他在少年时期的某些特殊的心理挫折有关。郭小学毕业时经历过“考榜风波”，他本来在24岁毕业考生中名列榜首，却被教师私下改定为第八。这件事使少年郭沫若第一次感受到成人世界的恶浊，促成其叛逆的、破坏性的心理倾向。此外，由家庭包办的“黑猫”婚姻更使他一度陷于心理危机，甚至想自杀，后来从歌德的诗作中汲取了力量，才振作起来，并因此而非常明确地以追求个性解放，实现自我的完满作为生活目标。 这些阅历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和决定了郭沫若的心理成长趋向，并不断地作为“情绪原型”或隐或现地反映在他的创作中。还可以补充分析的是，郭沫若本人的生理状况也显然制约其浪漫主义的心理性格，并影响到创作。郭沫若很早熟，七八岁就发育了，性意识过早觉醒，所以很小喜欢浪漫主义作品，养成热情、敏感、多变的心性。另外，郭沫若15岁时患中耳炎，留下耳聋的后遗症，这反而强化了其他感官功能，激发“超验”的想像力类似的例子，在中外文艺史上很多见。适当关注这些由生理机制特殊性形成的心理性格特征，也可能有助于加深对郭沫若诗作艺术特色的了解，并有助于更全面地考量郭沫若的为人及其创作生活道路。 三 郭沫若的创作生活道路是多变的，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段落。第一段落是“五四”时期。主要作为浪漫主义的天才诗人，以《女神》喊出了时代的真声音，震醒了一代青年，释放了被压抑的社会心绪，满足了时代的精神需求。这是郭沫若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他的个性得到充分的表现，自我实现的程度很高。这当然跟“五四”时期特定氛围有关，那种宽松、自由、充满朝气的环境也有利于形成郭沫若浪漫的人格与创作风格。 第二个段落是三、四十年代，郭沫若变为“诗人—社会活动家”。由“文学革命”、“两个口号”论争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郭沫若常因其文名簇拥到政坛，虽然其浪漫的个性并不宜于政界，却也以相当多的精力投入社会活动。他的创作告别了“五四”时期那种朝气，而逐步强化了现实感，而浪漫主义的想像力和激情也衰落了。从文人普遍感时忧国的时代风尚看，郭沫若这种转变是必然的，甚至也是必要的，然而这种转变并不适合郭沫若那种天才型、文艺型性格。郭作为浪漫诗人的心理、性格不能不被现实政治所扭曲、束缚，这一时期虽然也创作过《屈原》历史剧这样有影响的作品，但总的来说，郭沫若的创造力与时递减。 第三个段落是中国内地解放后，郭身居高位，杂务缠身，虽仍不时动笔，但多为应制之作，艺术上不足观。 综观郭沫若的一生，前后期有很大变化，但郭主要以诗名世，是诗人、文人，并非政治家。他留给人们的也主要是诗。所以评价这样一位人物，应着眼于其诗，特别是《女神》等早期诗作。后期郭沫若最为人诟病的是表现太趋时，但考其心理性格特征，此“趋时”仍可说主要是文人表现，大可不必以政治人物的标准去要求和衡量。况且郭毕竟是一个曾经非常真实过的人，那是一种比较彻底正视人性一切方面的真实，一种令传统的沉闷心态难于忍受的真实，这就很难能可贵了。一个社会所要求的文学产品必然是多方面的，既要有哲人式的深邃，也要有天马行空的想像力和真诚的抒情，我们应当承认，现代文学的这两方面都还太少。正因为这样，我们应以宽容和知人论世的态度去评说郭沫若其人其诗，理解和珍惜《女神》等“五四”文化遗产，而不是苛求这样一位天才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