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死亡率的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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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十年回顾及相关问题探讨

〔摘要〕 文献回顾表明， 国内生活质量研究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 目前的研究重心越来越偏向于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等主观生活质量领域。论文对生活质量等概念的含义及其相互关系进行了梳理，对生活质量研究中的两种不同视角、社会不同发展阶段中生活质量研究的不同重点、生活质量测量指标的全面性与指标的可比性之间的矛盾、不同研究之间的借鉴和积累，以及对加强生活质量主、客观指标间关系和联系机制的综合研究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 生活质量； 生活满意度； 幸福感

随着社会向现代化方向的不断发展， 世界范围内的生活质量研究从上世纪中期开始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新阶段。而我国自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整个社会的改革开放， 也在带来巨大的社会结构转型和社会变迁的同时， 引发和促进了社会学、经济学、人口学、统计学、心理学、教育学、管理学、医学等多个学科对生活质量问题的关注和探索。形成了一个既关系到中国小康社会建设目标，也关系到广大城乡居民日常生活水平和幸福状况的重要研究领域。本文在系统回顾国内近三十年生活质量研究基本状况的基础上，对生活质量研究的几个关键问题谈谈笔者的思考和认识。

一、近三十年来国内生活质量研究的回顾

国内的生活质量研究开始于80年代初期， 基本上是伴随着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而逐步发展起来的。进入新世纪以后，国内这一领域的研究发展得非常迅速。据笔者对中国知网《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的核心期刊进行的统计， 从1980年到2007年10月， 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 国内学术刊物上发表的生活质量方面的研究论文就有500篇左右。下面是对历年发表的研究论文的统计结果① (见表1) 。

表1的结果向我们展示了国内近三十年来生活质量研究的两个基本特征：

1. 相对明显的三个发展阶段。从表1最后两栏的结果中我们可以看出，国内的生活质量研究(包括生活满意度研究和幸福感研究) 大体上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从1980年至1990年。这一阶段中研究的数量非常少， 11年中共发表了论文17篇， 平均每年115篇。可以说这11年是国内生活质量研究的起步阶段。第二阶段从1991年至2000年。这一阶段中， 研究数量有了一定的发展， 10年中共发表了论文118篇， 平均每年发表12篇， 年均发表论文数是第一阶段的8倍。可以说这10年是国内生活质量研究的成型阶段。从2001年至2007年是第三阶段。在这一阶段中， 研究论文的数量急剧上升，每年发表论文的数量从最低的20多篇直线上升到最高的78篇。在不到7 年的时间内， 共发表了研究论文364篇， 平均每年发表论文52篇， 年平均发表论文数分别是第二阶段的413 倍， 是第一阶段的3417倍。这一阶段不仅发表的论文数量众多， 研究所涉及的方面也越来越广， 可以说是国内生活质量研究的快速发展阶段。

2. 幸福感、生活满意度等主观生活质量的内容逐渐成为研究的热点。2002年以前的生活质量研究，无论是探讨客观生活质量(社会指标) 的内容， 还是探讨主观生活质量(生活满意度) 的内容， 基本上都是采用“生活质量”的概念。只是到了2002年以后， 才出现了生活质量、生活满意度， 以及(主观) 幸福感三个方面的研究并存， 并且三者份量相当的局面(实际上， 许多以“生活质量”为标题的研究，探讨的同样是“生活满意度”的内容) 。特别是直接对(主观) 幸福感的研究， 在最近的两三年中更是超过了以“生活质量”为题的研究。这一状况表明， 在第三阶段， 特别是在最近几年中，研究者开始将对(客观) 生活质量的关注和研究， 转向了对明显带有主观特征的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的关注和研究上。

除了论文数量上的变化， 近三十年国内生活质量研究在研究主题和研究内容上， 同样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不断完善的成熟过程。我国生活质量研究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期对社会指标的研究。较早的研究可以追溯到1983年国家统计局起草的社会统计指标草案、1986年北京社科院的《首都社会发展指标及其评估方法》， 直到1988至1992年中国社科院在“社会发展与社会指标”课题中， 明确将“生活质量”纳入我国小康社会的指标体系所进行的系统研究。〔1〕即使到了2000年以后， 在统计学、经济学等学科学者以及政府部门的研究中，这种社会指标意义上的生活质量研究倾向依然十分明显。另一方面， 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 美国社会学家林南教授与国内学者合作进行的两项生活质量研究， 又将西方、特别是美国生活质量研究中那种关注人们对生活状况的主观评价、关注人们对生活的满意程度的传统引入国内，〔2〕形成了两种不同视角、不同内涵的生活质量研究方向。到了90年代中期， 北京大学卢淑华教授等人以及笔者在对生活质量的研究中， 又将上述两种视角结合起来，集中探讨了生活质量的主、客观指标之间的关系， 特别是探讨了参考框架对主观生活质量的影响， 进一步促进了这一研究领域的发展。〔3〕本世纪以来，沿着上述三种方向的研究都在进一步发展。同时， 最早由国外心理学家在上世纪中期所提出和推动的“幸福感”( subjective well - being， 简称SWB ) 研究也开始被我国学者所关注， 这方面的研究也汇入到对生活质量研究的领域中来，并很快成为近期研究中的一大焦点。

从大的方面看， 国内有关客观生活质量的研究较多地集中在指标体系的建构以及运用上。比较普遍的情形是， 不同研究者根据自己的理解，构建一套在维度、指标，以及合成方式、权重等方面均不完全相同的指标体系。同时， 研究者采用自己的指标体系来对所关注的不同群体、不同地区进行生活质量的比较和排序。这方面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一方面这些研究所建构的指标体系互不相同， 因而它们的研究结果相互之间难以做出合适的比较； 另一方面则由于这方面的研究较多地是采用相对宏观的、非个体的指标， 因而往往只能用来进行样本状况的描述和比较，很少运用经验数据去探讨和分析影响这种客观生活质量的各种因素。在主观生活质量的研究方面，则出现了以“生活满意度”为研究对象和以“幸福感”为研究对象的两大分支领域。由于这两个分支领域的内容都与人们的主观感受密切相关，研究中所采用的方法也比较接近，加上一些研究者对二者的内涵、二者之间的联系和异同， 以及它们与主观生活质量之间的关系等方面的认识还不够清晰， 导致具体研究中同样存在一些不确切、不清晰、不一致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这方面研究的深入发展。

二、对生活质量研究中几个重要问题的探讨

1. 生活质量概念的不同理解及其亚概念的建构

对于学术研究来说， 分清概念是起码的前提。它可以保证不同的研究者使用同一概念所探讨的是同一件事。在生活质量研究中，无论研究者关注的是构建生活质量的指标体系和测量方法， 还是关注影响居民生活质量的各种因素， 都只有在清楚界定了大家所说的生活质量指的是同一件事物、是同一种现象时，这种探讨才有意义。

对于“生活质量”这个最基本的概念， 国内存在着三种不同的理解。因而在对生活质量的测量和评估上， 也相应存在三种不同的方法。第一种理解是把生活质量定义为社会中人们客观生活条件的综合反映。正如有的研究者所指出的：“所谓生活质量，就是指一定经济发展阶段上人口生活条件的综合状况。换言之， 生活质量就是生活条件的综合反映。”〔4〕这种看法主要从影响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客观条件方面来理解生活质量，将其作为反映人们生活状况、生活条件、生活水平， 同时也反映社会发展程度的社会指标；研究者在测量和评估这种意义上的生活质量时，主要运用衣、食、住、行等反映人们生活条件的客观指标。第二种理解是把生活质量定义为人们对于生活总体水平和各种客观生活条件的主观评价，看作人们对生活的总体满意度以及对生活各方面的满意度。正如美国社会学家林南教授等人在其论文的第一句话中开门见山指出的：生活质量的定义是“对于生活及其各个方面的评价和总结”〔5〕。这种看法是从人们的主观感受方面来理解生活质量。因而研究者在研究中主要采用反映人们对生活满意程度的主观指标来测量和评估生活质量。第三种理解是将上面两种理解结合起来进行考虑，认为生活质量是由反映人们生活状况的客观条件和人们对生活状况的主观感受两部分组成的。生活质量中既包含客观条件， 又包含主观评价， 因而， 在对生活质量进行测量和评估时，应该既有反映生活条件的客观指标，又有反映人们满意程度的主观指标。“客观指标是从产生生活质量的'成因'方面来进行操作化的，是生活质量的'投入'； 而主观指标是从生活质量的'结果'方面来进行操作化的， 是生活质量的'产出'。”〔6〕

笔者认为， 这种客观存在的对生活质量概念多种不同理解的现实， 是人们对生活质量这一特定领域中的现象在认识上逐步深化、逐步发展过程的一种反映。同时，它也是不同研究者关注这一领域现象中的不同方面的一种反映。我们的任务并不是去评判孰是孰非， 而是要在理解这种现实的同时， 尽可能梳理出内涵明确、界定清楚的亚概念及其基本内容，使之能既关照到对生活质量现象的不同理解， 也有利于不同的研究者明确自己所研究现象的内涵和重点究竟是什么。

2. 主观生活质量、生活满意度、幸福感的概念及其关系

在英文文献中， 与“生活质量”、“幸福感”、“生活满意度”等概念相对应的词语分别是quality of life， subjective well - being， life satisfaction。与国内情况有所不同的是， 国外文献中相对较少使用“主观生活质量” ( subjective quality of life)和“客观生活质量” (objective quality of life) 的概念。换句话说， “主观生活质量”和“客观生活质量”的概念更多的是国内生活质量研究领域中使用的概念。从目前情况看，似乎存在着这样一种状况： 国外的“生活质量”概念在内涵上，主要对应于国内的“主观生活质量”概念， 即指的是人们对自身生活条件和状况的评价。对它的测量指标也主要是处于“认知”层面的“生活满意度”的测量。而国外对应于国内“客观生活质量”意义的“生活质量”概念，则早已演变成“社会指标” ( social indicator) 的内容， 并且越来越淡出生活质量研究的领域，成为人类发展研究领域的一种指标了。

至于“幸福感”的研究， 则主要是从心理学视角出发来探讨幸福、测量幸福所形成的一个相对专门的心理学领域。应该看到，幸福感虽然与人们的生活质量有关， 但它与生活质量却并不是同一件事情。美国研究幸福感的著名心理学家指出， “作为心理学的专门术语， 主观幸福感专指评价者根据自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的整体性评估。”“SWB由三个不同维度组成：积极情感、消极情感和生活满意度。” “生活满意度是SWB的关键指标， 作为认知因素， 是更有效的肯定性衡量标准，是独立于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的另一个因素。”〔7〕按E. Diener 的定义，幸福感( SWB) 中包含了生活满意度。这样， 生活满意度又成了幸福感的测量指标。因此， 国内有的研究者将生活满意度归为“生活质量意义上的主观幸福感”。并且认为， “一般将主观幸福感界定为人们对自身生活满意程度的认知评价。研究者们选取的主观幸福感维度主要包括总体生活满意感和具体领域满意感。”〔8〕

综上所述， 源自于社会学的生活质量研究和源自于心理学的幸福感研究， 都将“生活满意度”作为自己的内涵和测量指标，正是在“生活满意度”上二者形成了交叉、发生了联系。但尽管如此， 二者鲜明的学科背景所体现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 特别是二者探讨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属点， 则仍然存在着非常明显的差别。这也是我们在理解这几个概念之间关系时应特别注意的一个方面。

从研究的角度看， 生活满意度的测量相对直接一些、相对容易一些。研究者主要采用问卷中李克特形式的评价问题来测量；而幸福感的测量则相对间接一些、相对困难一些， 研究者多采用心理测验量表来测量。在应用上， 生活满意度的测量更多地用于生活质量的研究中， 而幸福感的测量则可能更偏向于心理健康、精神健康方面的研究。另外，由于对生活满意度的研究所探讨的实际上是人们对理想中的状况与现实中的状况之间差距的主观认知和评价， 因此， 应该充分认识到参考框架在这种评价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所发挥的作用。无论是人们对生活的总体满意度，还是他们对生活各个具体方面的满意度， 都是一种既与客观物质生活条件本身有关， 同时也与三种主观的参考框架有关的事物。这或许是生活满意度研究中的一个突出特征。这三种参考框架分别是：(1) 以人们心目中的理想状态为比较对象的基本参考框架； (2) 以身边的、周围的人们为比较对象的横向参考框架； (3) 以过去的、以前的状况为比较对象的纵向参考框架。任何一种现实状况一定是在一种或多种参考框架中才能被评价成“满意”或者“不满意”的。

3. 生活质量研究的两种视角

生活质量研究可以说有两个不同的起源： 一个是关注人们客观生活状况的社会指标研究， 另一个是关注人们主观感受的生活满意度研究和幸福感研究。这两种不同的起源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和形成了生活质量研究领域中两种不同中心、不同目标的生活质量研究观：一种是以社会为中心，以衡量社会发展程度为目标的生活质量研究观；另一种则是以社会中的人为中心， 以衡量人们的生活水平、生活状况、生活满意程度为目标的生活质量研究观。

从目前研究来看， 政府部门以及统计学、经济学等学科相对更看重社会层面的生活质量研究。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 “由于统计学界研究生活质量的目的在于确定社会发展统计指标和小康生活标准， 而当时吃、穿、用、住等物质方面的消费是绝对的主导追求， 因此统计学界几乎都采用消费、收入、吃、穿、用、住、行、社会文化、社会环境、社会服务、身体健康状况等方面反映客观物质条件的社会指标来测量居民生活质量。”〔9〕与此同时， 这方面的研究也更多地将生活质量看作衡量社会发展、社会变迁的指标， 也常常将这种意义上的生活质量与社会发展、社会政策放在一起进行讨论。而社会学、人口学、心理学等学科则相对看重个人层面以及群体层面的生活质量研究。他们更关心社会中的人们具体的生活条件、人们对具体的生活条件的主观感受和评价，以及与人们的主观感受密切相关的各种影响因素。只有在这种以人为中心的生活质量研究中，才会有反映人们主观感受和评价的主观性指标。而这种视角的生活质量研究， 其目标既包括不断改善人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同时也包括努力促进人们的这种主观感受和评价朝着积极的、满意的方向发展。

4. 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与生活质量研究的不同重点

5. 测量指标的全面性、完备性与指标的可比性、资料的可得性之间的矛盾

在生活质量的研究中， 一个基本的任务是要建立合适的生活质量测量指标。然而， 这一任务也正是研究者需要面对和解决的一大难点。这种困难主要体现在概念测量的全面性、完备性与测量指标的可比性、指标所涉及数据的可得性上。比如，为了对反映人们物质生活条件和水平的(客观) 生活质量进行测量，国内外研究者设计出了许多不同的指标体系。“在国外文献中， 颇负盛名的综合指数应首推莫里斯建立的'物质生活质量指数' ( PQL I) 。”“'物质生活质量指数'由于具有简明、综合的特点， 业已为许多人所接受， 用来衡量社会经济发展或生活质量变化， 甚至被推为全球估价模式。”〔10〕但由于这一指数仅包含三个指标， 即识字率、婴儿死亡率和平均预期寿命， 因而只反映了健康和教育两个方面的最基本内容， 同时也没有用权重来区分指标的不同重要性。所以，国内学者一般认为， 用这样的指标来衡量生活质量显得过于简单。通常研究者会结合国内情况和自己的分析， 选择更多方面和更多具体的指标。比如， 有的研究者建立了包括5大方面、共8个指标的生活质量指数， 其中涉及到教育(识字率、入学率) 、健康(期望寿命、婴儿死亡率、儿童死亡率) 、营养(热量供给) 、平等(收入分配) 、环境(安全用水人口比例)等； 〔11〕有的研究者建立了包括就业、收入水平、收入分配、贫困、消费、健康、教育、环境和城市化等9个方面的34个指标作为生活质量的评价标准； 〔12〕还有的研究者则建立了包括收入、教育、消费、文娱休闲、健康、居住、生活设施、生态环境、社会保障等9个大的方面、共36项指标的指标体系来反映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的整体状况。〔13〕

在这种看起来是追求测量指标全面性、完善性的过程中， 研究者必然会遇到不同指标体系之间的可比性， 以及不断扩大的指标体系与资料可得性之间的矛盾。一般来说，研究者对全面性、完善性的追求， 往往会限制和损害研究结果的可比性以及研究资料和数据的可得性。正如有的研究者所言： “作为一个完整的概念， 生活质量还应当包括住房、交通、生活服务、社会秩序和精神风尚等方面的内容。但是，由于笔者试图从全球出发来构筑生活质量指数， 而从全球出发构筑指数时又限于指标的可比性和资料的可得性， 因而难以选择合适的指标来表示这些方面， 只能暂付厥如。”〔14〕如果只用莫里斯“物质生活质量指数”中的三个指标， 那么， 无论是中外社会中的生活质量比较， 还是不同时期中的生活质量比较，都会十分容易；这样的三个指标所需要的数据在各个国家的统计中都是可以得到的。然而， 随着研究者指标体系的不断扩大， 具体测量指标不断增多， 不同研究之间的可比性也随之减小， 许多情况下一些指标所需要的数据也无法获得。

6. 研究回顾与不同研究之间的借鉴和积累

生活质量研究领域中的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是， 许多研究者在进行自己的研究前， 不太注意回顾以往研究的已有结果，特别是已有的理论观点。因而， 研究的起点不高， 很少有与以往研究的理论对话。例如， 关于幸福感( SWB ) 的研究，西方学者Wilson在近半个世纪以前就已经提出了个体差异的两点理论假设， 并且西方后续研究也已经表明“外在、客观的变量对SWB 的影响相当小， 人口统计项目(性别、收入、智力水平等) 只能解释SWB 不足20%的变化，外在环境只能解释SWB 变化的15%。由于外部因素影响较小， 研究者们转向研究内部因素即Wilson的第二点假设来解释SWB的变异性： 个人内部建构决定生活事件如何被感知，从而影响幸福体验”〔15〕。但国内一些学者在探讨SWB 的问题时，较常见的做法是直接按照自己的思路，对特定对象的幸福感现状进行描述， 同时， 依旧用自己的数据去分析外在环境变量、人口背景变量对幸福感的影响， 而完全不管前人已有的研究结论， 不是在前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进行更深入的探索，从而去努力回答与前人研究成果相关的理论问题。

不注意进行研究回顾的另一个表现是， 众多相同主题的研究在具体测量指标的选择上互不相同， 由此导致研究结果相互之间无法比较。比如，同样是对“主观生活质量”进行的研究，有的研究者用“生活满意度”来测量，〔16〕而有的研究者则用“幸福感”来测量。〔17〕至于为什么选用某一种指标， 研究者则很少讨论。同样的， 对于不同研究所得出的不一致的、甚至是相反的结果， 研究者也不去展开探讨，使得不同研究的研究结果在帮助人们提高对问题的认识方面作用不大。比如， “近年来， 我国出现了许多关于幸福感的讨论。由于在幸福感测度、样本选取和分析方法上的差异，得出的结论大相径庭。曾慧超、袁岳(2005) ， 罗楚亮( 2006 ) 采用显变量测度幸福感，调查的问题是'总的看来， 您现在幸福吗？'得出了农村居民幸福感强于城镇居民；邢占军(2006) 采用潜变量测度幸福感， 调查了10个方面的内容，涉及知足充裕、自我接受、心理健康、身体健康、心态平衡、社会信心、成长进步、目标价值、人际关系和家庭氛围等体验， 得出了城镇居民幸福感强于农村居民。”〔18〕值得思考的问题是， 如果城乡居民的幸福感本身是一个客观的事物、一种客观的现实， 那么对于两种完全不同的研究结论来说，自然就有一个谁的研究方法相对科学、谁的结论更接近这种客观现实的问题。但是， 这样的问题既没有引起进行了研究、但持有不同结论的研究者之间的认真探讨， 也没有引起该领域中相关研究者的关注，导致了一种“你说你的、我说我的， 互不相干、互不讨论”的局面。

7. 加强对生活质量主、客观指标间关系及其联系机制的综合研究

总体上看， 近三十年来国内客观生活质量的研究与主观生活质量(包括生活满意度、幸福感) 的研究在所涉及的范围上都有了明显的拓展， 特别是对主观生活质量的研究更是朝着专门的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两个相对独立的方向前进了一大步。前面表1的结果显示， 在2000年以来的短短几年中， 专门探讨“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的研究论文超过了200篇， 占到了近三十年国内全部生活质量研究论文总数的40%左右。这是一种非常快的发展势头。但是，相比之下，生活质量研究中的第三个方向， 即将客观生活质量与主观生活质量结合起来进行的研究， 则尚无大的进展。

我们知道， 专业领域的不断分化和整合， 是推动科学研究不断发展的重要途径。在相对比较繁荣和比较深入的主、客观生活质量专门研究的基础上，开展将客观生活质量和主观生活质量结合起来的综合性研究， 将是国内生活质量研究领域中下一阶段的一项重要任务和研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这种综合性研究的开展和所取得的成果，将会对我们更好地理解生活质量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提供重要帮助，同时也将会大大提升国内生活质量研究的整体水平。

〔参考文献〕

〔1〕詹天庠， 等. 关于生活质量评估的指标与方法〔J〕. 中山大学学报论丛， 1997， (6) ； 潘祖光. “生活质量”研究的进展和趋势〔J〕. 浙江社会科学， 1994， (6).

〔2〕林南， 等. 生活质量的结构与指标〔J〕. 社会学研究， 1987， (6) ； 林南， 等. 社会指标与生活质量结构模型探讨〔J〕. 中国社会科学， 1989， (4).

〔3〕卢淑华， 等. 生活质量主客观指标作用机制研究〔J〕. 中国社会科学， 1992， (1) ； 风笑天， 等. 城市居民家庭生活质量： 指标及其结构〔J〕. 社会学研究， 2000， (4).

〔4〕〔10〕〔11〕〔14〕冯立天主编. 中国人口生活质量研究〔M〕. 北京. 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1992. 4， 64 - 65， 64- 66，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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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卢淑华， 等. 1992.

〔7〕〔15〕吴明霞. 30年来西方关于主观幸福感的理论发展〔J〕. 心理学动态， 200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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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上海市城市社会经济调查队课题组. 城市居民生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J〕. 上海统计， 2002，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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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邢占军. 城乡居民主观生活质量比较研究初探〔J〕. 社会， 2006， (1).

〔18〕孙凤. 性别、职业与主观幸福感〔J〕. 经济科学， 200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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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的中国人口素质问题研究论文

关于“人口素质”的内涵，早期人口学者张纯元在其著作《人口理论教程》中表达为“人口质量是人本身具有的认识、改造世界的条件和能力”。此后，人口学者穆光宗认为人口素质，就是指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人口的结构和组合状态所展现的各种社会功能和影响力。较高的人口素质，一般总是具有较为合理的结构和组合，同时也会产生较强的社会功能和较为积极的影响力。可见，人口素质指在一定时间、一定地域和一定社会制度下，人口群体所具有的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主客观条件和能力。从其外延方面看，有“两要素”说和“三要素”说。1988年学者陈剑提出“两要素”说，认为“人口素质”由身体素质和文化科学素质组成。“三要素”说认为人口素质包括身体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三个方面。

一、人口素质的现状与问题

进入21世纪后，虽然中国的人口素质已有很大提高，但与世界发达国家甚至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仍然差距较大。立足“两要素”说，本文对中国人口素质的现状与问题进行逐一分析。

（一）身体素质较差

1.人口预期寿命不够长。建国以来，中国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逐步增加，男性与女性的人均预期寿命随之逐渐增长（见表1）。但是与世界发达国家甚至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的差距。年中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比世界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岁，仅高出岁；比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平均预期寿命岁，高出岁。但是比加拿大的岁，低了岁；比日本的岁，低了岁（见表2）。

表1   部分年份全国分性别的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单位：岁

注：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2007中国人口》。

表2 1990年、2000年、2004年部分国家平均预期寿命单位：岁

2.婴儿死亡率较高。1990年后，中国婴儿死亡率呈逐步下降的趋势，其中1990年为38‰、2000年为33‰、2004年为26‰。与世界平均婴儿死亡率相比，1990年中国低个千分点，2000年低个千分点，2004年低个千分点。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较大，2004年比日本高23‰，比美国高‰，比澳大利亚高‰（见下页表3）。婴儿死亡率高，将会影响到人口的预期寿命，关系到社会整体人口的发展。

表3 1990年、2000年、2004年部分国家婴儿死亡率单位：‰

3.出生缺陷发生率较高。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庞大，每年的出生缺陷发生率较高。据国家人口计生委公布的统计数据，中国每年出生人口约1 500万，出生婴儿缺陷率约为％。推算出中国每年约有20万～30万先天缺陷儿出生。再加上出生后显现出缺陷的儿童，先天缺陷儿童总数高达80万～120万，约占每年出生人口总数的4%～6％。

4.残疾人比例不低。“中国人口中有20%～25%的人患有各种遗传病，智力低下是影响人口素质的主要原因，中国人口约有1%～2%智商小于70的智力低下者，轻中度智力低下者约500万～1 800万人，白痴就有100万～200万人。”[1]中国残疾人数量庞大，且其所占比重不断增加。其中1987年，残疾人口占总人口的％，残疾人口约5 164万。至2006年残疾人总数达8 296万人，占总人口的％ [2]。

（二）科学文化素质偏低

1.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少。1980年中国人均受教育年限为年，2000年达到年（见表4），2007年增长到年以上。而世界人均受教育年限为11年，美国为年，韩国年，差距明显。

表4 2000年全国及部分地区平均受教育年限情况单位：年

同时，受教育程度城乡人口差异明显。“2005年城市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年，而农村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年，比城市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低3年左右，甚至一些农村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仅为三至四年。”[3]

区域劳动力整体素质差异大。2004年中国东部地区平均受教育年限为年、中部地区为年，西部地区年，为最低。粗文盲率西部地区也最低。

城乡和区域劳动力整体素质差异大，不利于城市化进程，也难于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推进农业产业化。

2.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低。虽然与改革开发初期相比，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有了较快增长。2000年“与1990年普查相比，平均每10万人中具有的各种受教育程度人口变化较大，具有大学以上程度的由1 422人上升为3 611人，增长了154%；具有高中程度的由8 039人上升为11 146人，增长了39%；具有初中程度的由23 344人上升为33 961人，增长了45%。”[4]

但是，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仍然远远低于世界发达国家水平。2006年，中国大学入学率达到了23％，接近世界％以上的平均水平，但大多数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入学率已超过30％，其中美国达到了80%以上。

3.文盲半文盲率高。与建国初期相比，虽然中国粗文盲率和青壮年文盲率（15～45岁间）呈现逐渐下降的态势，但是粗文盲率和青壮年文盲率仍然很高。1990年中国文盲人口18 003万，2000年下降到8 507万。文盲总数虽有下降，但基数庞大，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印度。目前，发达国家文盲率为2％以下，欧洲国家约为％，美国、加拿大、俄罗斯仅为％。

二、提高人口素质的对策

目前，中国应把提高人口素质作为人口政策的核心问题，将人口压力逐步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将人口大国逐步转化为人才强国。

1.实施出生缺陷干预工程，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出生缺陷干预的关键措施在于预防，必须按照预防出生缺陷的“三级预防”策略来实施干预。其中，一级预防是防止出生缺陷儿的出生，包括婚前检查、遗传咨询、选择最论文联盟http://佳的生育年龄、孕早期保健，包括合理营养、预防感染等；二级预防是减少出生缺陷儿的出生，主要是在孕期通过早发现、早诊断和早采取措施，以减少出生缺陷儿的出生；三级预防是指对出生缺陷的治疗。通过实施这些健康行为干预、营养素干预、疫苗干预、药物干预等技术手段，进行出生缺陷干预，达到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的目的。

2.推进人口早期教育，打好人口素质提高的基础。“婴幼儿时期，既是人的智力开发的`奠基时期，又是身体素质和思想素质的奠基时期。”[5] 早期教育是对婴幼儿进行的以开发大脑潜能为主要环节，以开展游戏活动为主要形式，以致力于提高婴幼儿智能、加强其体能、健全其人格、提高人口综合素质为主要目标的保育与教育有机结合的家庭教育、幼儿园教育和社会教育。通过组织健康、社会、语言、科学、艺术等几大范畴的学习活动，使婴幼儿在知识、技能、能力、情感态度诸方面获得良好的发展。

3.大力发展教育、科技事业，全面提高人口素质。

（1）增加教育投入，落实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目前中国教育投资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小，为此，应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力度。特别是增加对农村尤其是西部农村的教育投入，以促进人口科学文化素质的进一步提高。

（2）优化教育结构，加快各类教育的发展。继续抓好“两基”工作，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加快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力争使每个适龄儿童都能接受完整的基础教育；大力发展高等教育，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加强成人教育，提高就业人口的科学文化水平；突出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培养各种应用型人才；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教育，发展远程教育和继续教育。

（3）积极实施人才战略，加快人才资源的开发力度。由于良好的人才环境是巨大的无形资产，对内可以产生凝聚力、鼓舞力和驱动力，对外可以产生影响力、竞争力和吸引力。因此，必须实施人才战略，加快人才资源的开发力度，最大限度地给人才以创新和发展的空间。

形势与政策论文 经过对《形势与政策》课的学习，我对国内外的形势与政策有了更深刻、更全面、更真实的了解，虽然只是短暂的一节课，但却使我受益匪浅，感触良多。 形势与政策课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我们学生进行形势政策教育的主要渠道、主要阵地，是我们每个大学生的必修课程，在我们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中担负了重要的使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更好地贯彻落实了中央的有关精神，是我们当代大学生关注的热点问题，帮助我们掌握正确分析形势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首先，给我们授课的老师滔滔不绝，睿智敏捷的思维，丰富多彩的素材，以及别有风趣的讲演，无不为我们展示了一位领导所具备的良好素质和出众能力，在这里，我们不仅享受着知识的积淀所带来得无限快乐，更被其无穷的讲演魅力所深深陶醉。我赞美他，是因为他优秀，我们钦佩他，是因为我们年轻，我们用自己年轻、活跃、开放、包含的个性来聆听哲人的教诲，固然会受益匪浅、泽被至深。 我们认识到，形势与政策左右我们的发展，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史有“识时务者为俊杰”，今应为“适时务者为俊杰”。社会历史的大发展已决定了个人发展的最大环境、最大上限，制约着可选择度，决定着大学生成功的机率,影响很具体,也很深远.因此，我们应学会认识和把握形势与政策。形势是制定政策的依据，政策影响形势的发展。我们必须吃透政策的原意，懂得灵活变通，具备创新能力。与此同时，我们还应顺应形势与政策，发展自我：找准自己的发展目标，结合自己的优势，定位自己的方向及发展地位；依据个人目标，制定切实可行的方案，努力奋斗，构建知识结构体系，拓展素质，不断提高个人能力，打造出“诚、勤、信、行”的品牌大学生；利用形势与政策，为我所用，形成对形势与政策的敏锐的洞察力和深刻的理解力，培养超前的把握形势与政策的胆识，“艺高人胆大，胆大艺更高”，利用形势与政策，实现自我大发展。树立一个远大理想，做一个成功人士！ 关注世界。当今世界飞速发展，“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时代过去了。地球村里的变化日新月异。生在当代，作为大学生的我们，岂能做那四角的书柜？抛掉陈旧的观念，拥抱外面精彩的世界，才是我们应该做的。 其次，青年是推动社会和历史前进的一支重要力量。无论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中，还是中华民族发展的历程中，青年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大学生是青年中，知识层次较高，最具潜力，最有创造性的群体，因此，当代大学生的精神面貌和人生价值取向，将直接影响到国家的未来，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复兴的全局。 再者，当今国内外形势风云变幻，进入21世纪的中国正面临着难得的机遇和巨大的挑战，当代大学生也面临着深刻的国内外环境，所以，在高校大学生中广泛开展形势政策教育，对当代大学生如何在纷繁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正视我国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坚定信念，振奋精神，努力学习，报效祖国，具有重大的现实价值，与深远的历史意义。 综上所述，作为21世纪的大学生，我们更应该把握住自己，努力学好专业知识，为祖国明天的建设添砖加瓦。 最后，我想说，学校开设的《形势与政策》课非常必要。因为， 高等学校形势与政策教育是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是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开阔胸怀视野、增强责任感和大局观十分重要的方面，它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了世界，认识了中国，认识了我们与世界的差距，以及我们自身的不足，使我在思想上迈进了一大步。 第2篇 21世纪初期我国财政形势与政策选择综述 21世纪初期，我国财政将面临许多新的问题与挑战。如何进一步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加快建立稳固、规范、高效、健康的财政体系和财政运行机制，是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关键。在此将理论界有关这一问题的观点综述如下。 一、21世纪初期我国财政形势展望 21世纪初期我国财政收支测算应包括“九五”最后一年即2000年，和“十五”规划期间。 有的学者认为，我们对2000年的财政收入预测暂不考虑费税改革的体制因素，对政策因素、征管因素以增减持平处理， 经济增长方面按7％考虑，物价方面按3％考虑，财政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 按此测算2000年全国财政收入将达到11890亿元，比1999年预算增长10％， 绝对额增加1000多亿元。关于2000年财政支出，按照1999年全国财政支出占gdp的比例％测算，2000年全国财政支出将达到13350 亿元， 比1999年预算增长％，绝对额增加1200多亿元。2000年支出与1999年同比增幅和增量都有所减少。收支相抵，2000年中央财政赤字为1660亿元，比1999年扩大157亿元。 “十五”时期的预算。收入测算应从几个因素来考虑和处理。 （1）费改税。尽管“十五”期间费改税将使财政收入大大增加，但解决不了国家可支配财力增加的问题，因为增加的收入大多已有明确的用途，只是管理方式的改变。费改税的意义主要不是直接增加国家可支配财力的数量，而是治“乱”，是规范政府分配行为的制度建设，有利于形成良好的宏观经济运行环境。 （2）宏观调控所需的财政政策取向。 由于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等因素导致的国际、国内的经济环境，“九五”末期以至“十五”初期在政策运用上不可能成为增税的时机。 （3 ）财政体制。1994年新财税体制运行几年来，通过不断的磨合与完善，一个稳定的财政收入增长机制已初步形成，机制本身保证了“九五”时期财政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 （4）经济增长。 据当前一些机构的研究报告及世界银行发展报告，我们按照7 ％的经济增长速度和国家计委物价预测中的3％的价格方案考虑，“十五”的gdp现价增长速度为10％。几项因素中，我们认为直接影响“十五”期间国家可支配财力的数量主要是经济增长，因此收入测算中以经济增长作为主要参数。据此，2005年全国财政收入将达到19150亿元，平均每年增加可支配财力1400 多亿元。支出的考虑主要从需要与可能两个方面来分析。“十五”期间是否需要继续扩张支出规模，主要取决于中期经济形势的发展，关键在于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动趋向和近两年来采取的扩张政策刺激国内需求的效果。从经济周期的调控运行来看，财政政策从扩张到收缩都应有过渡，需要保持相应的连贯性，不可也不应该大起大落。因此不管形势如何发展，财政支出的压力是很大的。主要反映在社会保障补助（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补助、贫困人口生活补助等等）的增加，扩大内需政府增加基础设施投资项目的后续资金压力，以及推进市场化改革的各种社会成本等，都需要财政增加支出。 另有学者认为，21世纪初期我国财政将面临以下几个影响因素。 1.“九五”时期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持续提高，2000 年估计能够继续保持在12％左右的水平上。但“九五”时期财政收入的增长很重要的在于一些临时性、政策性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在“十五”时期将很难继续发挥作用。“十五”时期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将主要依赖税收与经济的协调增长。 2.当前我国财政收入与经济协调增长的机制还没有真正建立，长期以来影响我国财政收入提高的因素依然存在。 3.从预算内财政收入支出的角度看，经济的宏观税负（预算内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很低，1998年也只有％。 而从整个政府分配活动看，把预算外、制度外等政府活动赖以维持的资金来源考虑在内，经济维持整个政府运转的负担估计占gdp的比重在25％以上。所以， 从全口径的政府收入角度看，经济的税负并不算低。“十五”面临的困境是：如果在不能减少经济中不规范的政府分配活动的同时，采取措施增加财政收入，必然将加重整个经济的负担水平；如果仅仅把预算外、制度外转化为预算内进行管理，又不得不维持这部分资金原有的支出格局，并不能增加财政可直接支配的财力，从而也就不能有效缓解财政当前的收入困难。 年和1999年，我国已经连续两年实行增加国债发行、扩张政府需求的积极的财政政策。从目前看，在“九五”末期和“十五”初期，继续实行相对扩张的财政政策仍然难以避免。普遍的看法认为，我国经济需要比较长的结构调整时间。根据世界银行有关专家的分析，在这个期间里，如果不能采取有效的措施，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下降到 ％左右，这个速度显然是我国社会现状所难以接受的。因此，财政政策面临着技术扩张的压力。 5.造成财政政策自我矛盾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财政基础薄弱，财政可调控财力严重短缺。初步测算，考虑物价因素，如保证法定支出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十五”时期仅支农、科教文卫支出、价格补偿等因素即可占去财政每年新增财力的50％左右。如果考虑到近年来大量下岗职工的生活保障问题、粮食收购等资金需要，财政（尤其是中央财政）的可调控财力极为有限，“十五”时期财政收支矛盾将更加突出，作为宏观调控主体的中央财政无疑将要面对更加严峻的考验。 6.在我国财政调控经济手段缺乏的情况下，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最终体现为财政赤字和国债的增加，但财政赤字的扩大和国债规模的增加，也相应增大了财政的风险。很显然，不论从财政赤字还是国债角度看，联系到我国脆弱的财政基础，财政风险都不是一个让人可以放心的问题。 还有学者认为：对“十五”时期我国国债规模的预测主要基于“九五”时期经济运行情况，特别是与1999年国民经济计划指标紧密相关。“十五”时期各主要指标预测是：gdp计划增长7％，各年分别为106480亿元、117130亿元、128840亿元、141720亿元和155900亿元；中央财政收支保持1999年增幅不变，利率以应到期国债实际利率计算，各年中央财政赤字分别为1810亿元、1990亿元、2190亿元、2410亿元和2650亿元，合计将达11000亿元，超过“九五”时期一倍左右。 根据“十五”时期的中央财政赤字和内债、外债的还本付息情况，各年国债发行额将为：4100亿元、3800亿元、3800亿元、3500亿元和3500亿元， 累计近19000亿元，比“九五”时期新增3800亿元。依此计算，“十五”时期的不含利息支出和包括利息支出的中央财政赤字率，以及中央财政债务负担率仍都在国际公认的安全线内。如果依此指标，我国“十五”期间仍存在一定的发债空间。 再有学者认为：21世纪初期尤其是“十五”期间，我国宏观经济的运行和发展将表现出以下若干基本走势。 1.经济增长速度继续受到需求制约。我国需求不足，除了出口大幅度波动的冲击之外，主要原因在于最终消费率下降，以及消费需求不足对投放扩大的影响。从国际比较看，我国近几年的最终消费率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明显低于储蓄率较高而消费率较低的亚洲国家，原因是我国的居民消费率与其他国家相比差距很大（大概低20个百分点左右）；但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率按人口比重计算却不低于其它国家，问题在于农村消费水平太低，影响了整个居民的消费率。从现在到“十五”期间，我国国内需求结构失衡从而需求不足的局面难以从根本上改变。从这个角度看，我国消费需求的扩张基本上依赖于农村居民消费扩张期的到来。 2.经济增长质量将逐步得到改善。“十五”期间，国有经济的制度变革和战略调整将较大幅度推进，这会带动国有企业经济效益的上升，同时促进非国有经济特别是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较快发展，使竞争机制更趋于合理和有效，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进一步加强。国有企业改革和所有制结构调整的进程，加上市场需求相对不足的约束，将对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起着较大的推动作用，从而使经济增长质量得到逐步改善。估计“十五”期间增长方式转变和增长质量提高最为明显的领域将是消费品工业部门。 3.产业结构调整将迈出较大步伐。90年代以来我国的结构问题比较突出，一个是三次产业的结构偏差明显加深，另一个是工业结构的升级非常缓慢。这两个方面对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和增长质量产生了很大影响。因此在“十五”期间我们不能不花大力气来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 4.对外开放将进入一个重要的新时期。加入wto， 受到冲击较大的产业将是农业、重制造业，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以及很多第三产业部门，而大多数消费品工业则已经具备了较强的对外竞争能力。即使中国在近期不加入wto，21世纪初期也必然要实行进一步开放的政策， 在关税降低和外商投资条件方面都会迈出较大的步伐，国内企业将面临更多的商品进口冲击和国际大跨国公司进入的冲击，面对更大的国际竞争压力，同时也会有更多的国内企业去迎接新的国际挑战，扩大对外出口和对外投资。因此，“十五”期间我国在经济增长与结构调整中既可以进一步利用扩大开放的有利条件，又需要加快增长方式的转变与产业结构的升级，以尽快提高国际竞争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