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研究论文与专著的关系

论文和专著是学术成果的两种基本载体，如果说还有第三种的话，那就是教科书。但现在学术界对教科书贬褒不一，教科书在我国过去采取主编制，内容几乎千篇一律，是所谓公知，即公开的知识或者公共的知识，这是不存在知识产权的知识。因此，对教科书的学术评价较低，认为教科书没有学术含量。当然，最近这些年来对教科书的评价有所改变，主要是出现一些学者个人独著的教科书，而且是学术性的教科书。教科书是对本学科知识的一种体系性的表达，它更多地反映了一个学者对整个学科知识的整体性把握。因此，对于教科书作者的学术要求是很高的。

像在德国、日本等国家，一个教授只有到了50多岁才开始写教科书。而且教科书反映一个学者的综合素质，对本学科的综合把握能力，因此是一种最为重要的学术成果。我国也应该向这个方向恢复与提升教科书的学术声誉，尤其是要摈弃教科书的主编制。在我看来，主编制的教科书是没有学术灵魂的教科书。

学术专著就是国家科学技术学术著作出版基金委员会在《国家科学技术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项目申请指南（2008年度）》中明确指出：学术专著是指“作者在某一学科领域内从事多年系统深入的研究，撰写的在理论上有重要意义或实验上有重大发现的学术著作。所谓学术论文就是在科学领域内表达科学研究成果的文章。

学术论文一般指对所研究的内容进行描述,包括背景,目的,方法,结果等。 而学术专著是指所编辑的在研究领域内的书籍。

在一般的情况下，就论文和专著这两种形式而言，我认为注重论文可能更为合理一些。应该把论文作为主要的学术评价标准，而学者也应该以论文作为主要的学术成果载体。因为论文的篇幅不是很大，一般是一万字或者几万字，它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而现在的学术刊物一般都是双月刊，还有月刊，论文这种形式可以把学者日常研究的成果及时地发表出来。有些学者虽然也在做研究，一开始就确定其最终成果是以专著的形式出版的。在专著的写作过程中，并没有注重对阶段性研究成果的论文发表。因此在三五年的专著写作期间，一篇论文也没有发表，只是最后出版了一本专著。这样一种做法并不值得提倡，而应该把阶段性成果发表出来，每年至少要有两三篇论文发表。通过每年发表的这些论文，可以把这种学术进展、学术方向及时地反映出来。三五年以后，研究成果成熟了，再以专著的形式发表出来，这样一种做法是较好的。

当然论文也是有长有短的，就一个初学者而言，一开始可能要写一些篇幅较短的论文，比如说三五千字的论文。对短篇的论文能够把握以后，再逐渐地写一万字左右的篇幅较长的论文。最后能够写两三万字论文，基本上硕士论文所要求的篇幅。因此，论文写作是一个由短到长逐渐发展的过程。专著的写作更需要学术积累，因为专著的篇幅比较大。对于一个硕士生来说主要是论文的写作，而对于一个博士生来说基本上要达到专著的写作程度。就我本人而言，也是从短小的论文开始写起的，例如我发表在《法学研究》1984年第2期的第一篇论文，题目是《论教唆犯的未遂》，只有四千字左右。及至发表在《法学研究》1996年第2期的《罪刑法定的当代命运》一文，长达六万多字，是我迄今为止在《法学研究》发表的29篇论文中篇幅最长的一篇。尽管论文和专著这两种学术成果的载体存在差异，但它们还是有共同之处，要求写作者对其中的内容把握好，能够顺畅地将学术思想通过论文或者专著的形式表达出来。

十、清代《诗经》研究概说 1 、清初三大家与《诗经》研究 顾炎武创浙西学派，主张实学，学以致用，注重考据。顾炎武把治经与文字、音韵、训诂、名物、考古、校勘、历史、地理以及天文、历算等学科结合起来，目的是以考据为手段释经，探索经书的原始意义和古经所记述的真实情况。他的《音学五书》，奠定了清代音韵学的基础，其中的《诗本音》十卷，是在明末陈第《毛诗古音考》之后，进一步研究《诗经》音韵的名著，完全推翻宋人的“叶韵”说。 黄宗羲在学术史著作、断代哲学史《宋元学案》中，评述了宋人关于《诗经》的争论。他批判宋学的烦琐哲学，说这些人 王夫之对《诗经》的内容和艺术形式都作了大量研究。他曾经遍注群经，《诗经稗疏》四卷，是疏释《诗经》的著作。《诗广传》五卷，是他阅读《诗经》的杂感集。《诗绎》是他专门研究《诗经》的诗话。《夕堂永日绪论，内编》是诗论，其中也有关于《诗经》艺术的见解。前两本书是关于《诗经》内容的，后两本是研究《诗经》艺术形式的。以《诗广传》的影响最大。 王夫之是清代把《诗经》作为文学作品来进行艺术研究的第一个人（《诗绎》）。 2 、清初汉学的复兴与《诗经》 康熙钦定的 《诗经传说汇编》 二十四卷，以朱熹《诗集传》为纲，又附录汉、唐的传、笺、序、疏可取的训解，是用皇帝的名义颁行的以宋学为基础的宋学汉学通学的《诗经》著作。 清初研究《诗经》的有阎若璩、毛奇龄，陈启源诸名家。阎若璩、毛奇龄的作用都在于驳斥朱熹的诗说，打破《诗集传》的权威性。 毛奇龄详细地考据证明所谓《子贡诗传》《申培诗说》都是丰坊的托伪。 陈启源著《毛诗稽古篇》，在《诗经》研究史上是一部比较重要的著作。它是以复兴汉学为宗旨而写作的。 《毛诗稽古篇》 表示了在《诗经》研究中，清代汉学与宋学已经完全分开，并且致力于用汉学推翻宋学。 3 、清代古文学的发展 清代古文学或称新汉学，新汉学是长期以对古代典籍的考据为主体的，所以又被称为考据学，或朴学。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 康熙时代是开创时期，汉学与宋学尚未完全分开，由萌芽而逐渐取得压倒地位。 乾隆、嘉庆时代是全盛时期，考证古代典章制度和文字、音韵、名物、训诂的考据学极为发达，在延续一百年的长时期中，治学讲究考证，形成了学术史上有重大影响的考据学派。 道光以后是衰落时期，考据学越来越陷入烦琐哲学，学术思想的统治地位逐渐为今文学所代替，但纯古文学仍然占有自己的阵地。 4 、考据学派和古文学的《诗经》著述 清代考据学以顾炎武为先行，由乾嘉学派大发展，以戴震为中坚，清末由王国维集其大成。 乾嘉学派可分为趋向不同的两派，一是惠栋创始的吴派，一是戴震创始的皖派。吴派的学风有两个特点：一是好博而尊闻，二是不讲义理，只管考据，不作任何说明和发挥。 皖派反对空谈义理，但不是不谈义理。戴震主张义理应求之于古经，读经必求之于文字训诂，训诂明而古经明，古经明而义理也明。皖派注重对经典的文字音韵和训诂进行考证，来证疏经传，阐述经义。 戴震的《诗经》研究专著《毛郑诗考证》（四卷）、《某溪诗经补注》（二卷）（疏释到《召南·驺虞》篇），都是文字注释和释义相结合。 他的弟子段玉裁、王念孙，及王念孙的儿子王引之，在文字音韵学方面的卓越成就，对阅读《诗经》也作出了重要贡献。 5 、马瑞辰、胡承珙、陈奂三家著述的各自特点 马瑞辰是以古文为主、今古文通学的《诗经》专家。他的名著《毛诗传笺通释》（三十一卷），以郑玄《毛诗传笺》为本吸取乾嘉考据学的成果，通过对音韵的转变、字义的引申和假借、名物考古、训诂、世次、地理等的广泛考证，对三百O五篇逐篇疏释。 胡承珙是古文学与宋学通学的《诗经》专家，代表作是《毛诗后笺》（三十卷）。 陈奂是专治毛诗的专家。他有多种《诗经》专著，专崇古文毛诗。 古文学者纪昀（晓岚）主持编纂《四库全书》，其中《经部诗类》收《诗经》著作六十二部、九百四十一卷，又附录一部、十卷，全作了考证、校勘和内容提要（外存目八十四部、九百十三卷）。 6 、今文学派说诗与三家诗遗说的搜集研究 清代今文学在乾嘉时代已露端倪，它的开启者是常州学派。道咸时代是它的兴盛时期，以龚自珍、魏源为代表。光绪以后由康有为集其大成，进入衰落时期。 今文学者提倡尊孔读经，用发挥“微言大义”的形式宣传“托古改制”议论。他们的诗说通过评论《诗经》，依托某一篇章而发挥治乱改制的政治思想。 龚自珍的《六经正名》和《五经大义终始》及其答问中关于《诗经》的评论，就是这样说诗的代表。他从西汉今文学派公羊学的微言大义中发挥“三世三统”说，抛弃了阴 阳五行等迷信部分，而把它作为一个进化的历史规律： 若夫征之《诗》，后稷舂揄肇祀，据乱者也；公刘筵几而立宗，升平也；《周颂》有《般》、有《我将》，《般》主封禅，《我将》言宗祀，太平也。（《五经大义终始答问二》） 魏源的《诗古微》清代今文学派的一部重要的《诗经》专著。今文学的三家诗，自从郑玄笺《毛传》以后，齐诗亡于东汉，鲁诗亡于晋，韩诗到北宋汴京之乱散夫，只剩下一本《韩诗外传》。魏源在前人辑佚的成就上，论述三家诗和毛诗的异同，发挥三家诗的微言大义。 王先谦的《三家义集疏》（二十八卷），是搜辑三家诗遗说的集大成著作。 7 、超出各派之争的“独立思考”派 姚际恒的《诗经通论》，写成于康熙年间，正是汉学与宋学激烈斗争之时。他摆脱两派门户之见，论诗既不依傍《诗序》，也不附和《诗集传》，从诗的本义探求诗义，认真研究诗文，考证书史，自由立论。 崔述的《读风偶识》，写成于嘉庆年间，是研究《国风》的专著，打破汉宋门户之见，就诗求义，采录并推求出一些可取的见解。 方玉润的《诗经原始》写成于光绪初年，他对古文学、今文学、宋学各家诗说辨析抉择，又汇集近人说诗成果，再经过自己的钻研，较多地采录了姚际恒的新说，提出一些能够打破前人成说的新见解。 8 、最早的对儒家诗教的批判和《诗经》白话新注本的出现 青年鲁迅在一九〇三年发表的论文《中国地质略论》（《集外集拾遗》）和一九〇七年发表的文论《摩罗诗力说》中对《诗经》作了评论。他对诗篇的理解，不受传统经传义疏的束缚而提出新见，并把批判的锋芒直指儒家的诗教，是用爱国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思想来评论《诗经》的第一人。 一九〇八年（光绪三十四年），出现了第一本《诗经》白话注本——木刻本《诗经白话注》，江阴钱荣国著，江阴礼延高等小学堂印行。全书共四卷，卷前有《例言》，每卷卷后均有著者的《附记》。 十一、鲁迅论《诗经》 最早在《摩罗诗力说》中，鲁迅他一方面热情赞美欧洲富有民主主义革命斗争精神的积极浪漫主义诗人“不为顺世和乐之音”，而“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另一方面，批判保古主义者陶醉在昔日光荣中“漫夸耀以自悦”，导致了民族的衰落和灭亡。他诘问道： “如中国之诗，舜云言志，而后贤立说，乃云持人性情，三百之旨，无邪所蔽。夫既言志矣，何持之云？强以无邪，即非人志。许自繇于鞭策羁糜之下，殆此事乎？” 《汉文学史纲要》是鲁迅在厦门大学讲文学史编著的讲义。关于《诗经》的性质问题，鲁迅指出：《诗经》“是中国的最古的诗选”（《集外集·选本》）。鲁迅在《纲要》中引录了司马迁的孔子删诗说： 此书作者认为： 但细看其所列鲁迅对《诗经》的研究，不过是经常引用《诗经》在自己的文章中，以《诗经》说事，关于《诗经》本身的观点实在算不上多少创新，如此评价，恐怕与当时鲁迅还在神坛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