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范文古代避讳文化论文

称呼问题大多数时候并不是分场合，而是分社会地位。1、假如是底层百姓，平辈之间是比较随便的，“二牛”“三虎”随便叫。如果差辈分，和现在是差不多的，得叫一声“王伯”。2、假如是士族阶级，平辈之间要称字，比如叫曹操就要叫“孟德”；如果对方有官职在身，可以叫官职，比如刘备是豫州牧，就可以叫“刘豫州”。如果直呼姓名，相当于骂人，绝对不行。如果差辈分，更要注意客气谦恭。3、假如是君臣之间，皇帝和大臣之间一般要保持距离，如果叫的很亲密，说明君臣之间关系不一般。比如武则天有一段时间特别倚重狄仁杰，就叫他“怀英”或者“阁老”。但大多数情况下皇帝叫大臣是用官职或者比较模糊的“爱卿”（相当于官的统称）。同样，皇帝也不能直呼大臣的姓名，这属于骂人，显得皇帝很没有修养，或者是大臣惹皇帝生气了，比如魏征惹唐太宗生气了，唐太宗就说他是“田舍翁”（乡巴佬）。4、向你说的，小皇帝问题，也是一样。首先要明白皇帝再小也是君，大臣再老也是臣，君臣关系等同于父子关系，皇帝不会因为对方年纪大就整天“叔叔伯伯”的叫，不然会让人以为两人之间有什么特殊关系。如果大臣本身是皇亲，则有可能会以亲戚关系来称呼大臣，但只要皇帝大一点，在朝堂上是不会轻易那么称呼的。

看这篇论文从避讳看中国文化 作者：朱世伟 学号：PB12210107 避讳产生于封建社会之初，是一种人为的、扭曲的语言文化现象，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所特有的。其意义为必须回避君主、尊长的“名讳”的一种要求，通常只限于君主、尊长之本名，其字号则无必要。 避讳贯穿了整个中国古代史，始于周朝，源于对鬼神的敬畏，避讳较轻，特点有只避一代逝去尊长的名讳；只避名，不避姓等。春秋时期，形成了了“名字者不以国，不以日月，不以隐疾，不以山川，不以畜牲，不以器帛”，即“六避”。但当时同音或近音的字不用回避。到了秦汉时期，避讳变得非常严格。地名、物名、官名、人名都要回避当朝天子甚至皇帝祖先的名字。秦汉以后，随王权政治和宗法制度的巩固加强，避讳越来越复杂、越来越严格。特别在明清时期形成了文字狱，犯讳成为文字狱的重要组成部分。 可以看出，伴随着封建社会的发展，避讳的发展呈越来越严格，范围越来越广的特点。避讳是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的，是中国文化所孕育的必然产物，具体的说，避讳体现出来的中国文化，有以下几点： 1. 国讳---皇权独尊 国讳指举国臣民，甚至包括皇帝本人，都必须遵循的避讳。本指皇帝本人及其父祖名字；故又称君讳、公讳。后来扩大，讳及皇后及其父祖的名字、皇帝的字、前代年号、帝后谥号、皇帝陵名、皇帝生肖等等。国讳形成于秦，秦王嬴政统一六国建立了大一统的帝国，建立中央集权制。兼采传说中三皇五帝的尊号，首创了皇帝制度，为了显示皇帝的无上权威，他规定皇帝自称曰“朕”，并制定了一套尊君抑臣的朝仪和文书制度。国讳也包含其中，比如秦始皇正月出生，取名“赵政（赵正）”，《史记索隐》在《秦楚之际月表》“端月”下注称因避始皇讳，改“正月”为“端月”。 秦始皇的父亲名子楚，于是把楚地改为“荆”。将某些字变成皇家的专属，这都是为了确立皇权的至高无上。发展至汉朝，汉武帝刘彻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提出的“天人感应，君权神授” 等儒家思想大大维护了汉武帝的集权统治，巩固了皇权的地位，国讳例如汉武帝叫刘彻，汉初有个知名辩士叫蒯彻，史书上就改称蒯彻为“蒯通”。汉宣帝名刘询，故荀子在汉代成为“孙卿”。 汉明帝叫刘庄，当时竟把《庄子》一书改称为《严子》。后来随着中央集权制度的不断加强，皇权得到不断巩固，隋唐推行三省六部制，分散了官员的权利，科举制则提高了官僚队伍的素质，保证了皇权的稳定。宋朝将地方的行政、军事、财政权力收归中央。清兵入关后，军机处的建立使得皇权专制达到巅峰，同时，清朝的国讳也变得极为苛刻，为了对汉人进行思想禁锢更是大兴文字狱，其中由于犯国讳导致的惨案就占一半之多。康熙年间，因明大学士朱国祯生前在经清人庄廷鑨冒名出版的《明书》中曾直书清太祖努尔哈赤之名，辗转株连冒名的出版者以及修订、校阅、写序、署名、刻字、印刷、卖书、藏书、官员等达数百人，处死刑者七十余人。乾隆年间，内阁学士胡中藻引用《周易》中的爻象之说，以“乾三爻不象龙”为试题，题中有“乾龙”二字，龙与隆同音，竟判定是影射乾隆皇帝被送上断头台。举人王锡侯删改钦定的《康熙字典》，重编作《字贯》，触犯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帝名，判处斩刑，封疆大吏也因失察革职治罪。由此可见，国讳与皇权的巩固发展密不可分。 2. 家讳----守礼尊长 避讳自己家族的长辈的名字，与别人交往时则避对方的长辈之名讳，叫做避家讳。儒家所提倡的礼，促成了家讳的形成。礼，在中国古代是社会的典章制度和道德规范，在孔子以前已有夏礼、殷礼、周礼。儒家的“礼治”主义的根本含义为“异”，即贵贱、尊卑、长幼、亲疏有别，要求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符合他们在家族内的身份和社会、政治地位，不同的身份有不同的行为规范，这就是礼。礼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差别性。所以古人指出礼的特征为“别异”或“辨异”。春秋、战国和汉代论礼的人，一致强调礼的作用在于维持建立在等级制度和亲属关系上的社会差异，这点最能说明礼的涵义和本质。它是以维护宗法等级制为核心。家讳，就属于礼中的长幼之礼，从家讳本身就不难看出它所体现的封建等级、伦理观念，这也正是儒家礼法所支持的。经汉代，儒家开始作为正统思想统治华夏，礼作为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融入了中华民族精神的血液，其中便有尊长。与国讳的强制力不同，家讳往往寄予着晚辈对长辈们的亲敬、崇仰与怀念之情，带有更多的自发生。如唐代大诗人杜甫被称为诗圣，一生共写了近三千首诗，各种题材十分广泛，但据说因其母亲名叫海棠，所以他虽寓居海棠颇负盛名的四川多年，却从未写过海棠诗。淮南王刘安父名长，他主持编写的《淮南子·齐俗训》中引《老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时，改为“高下相倾，短修相形”。而犯了别人的家讳，是对其家族的不尊重，就难免碰到别人的冷脸。南齐谢超宗的父亲叫凤。有一次他去拜访王僧虔，然后又去看他的儿子王慈。王慈正在练毛笔字。当时王氏子都以书法见称于世。谢灵超看到王慈练字，随口问道：“你的书法和虔公比怎么样啊？”王慈因为他触犯了家讳，毫不客气地回敬道：“我和父亲相比，犹如以鸡比凤”。谢超宗因此狼狈而退。而像一些西方国家，经常可以见到祖父子三代同名，以表纪念，这在推崇家讳的中国是不可接受的，文化的差异可见一斑。时至今日，直呼尊长的名讳仍然是很不尊重的行为，由此可以看出家讳的影响。 3. 圣人讳----尊贤重道 圣讳即“为贤者讳”，亦即对封建社会所推崇的圣人贤者的名讳。圣讳并不像国讳、家讳那样严格、那样广泛。圣讳各朝略有不同，一般有孔子、孟子、老子、黄帝、周公等。既有朝廷规定的圣人讳，又有人们自发的为圣贤避讳。自宋代起，“至圣先师”孔子以及亚圣孟子，甚至还有周公等也列入避讳之列。宋大观四年，为避孔子讳，朝廷规定改瑕丘县为瑕县，龚丘县为龚县。甚至，连孔子的母亲的名“征在”，在列入避讳之列。姓丘的就因为犯了孔子的讳而被迫多挂了一个耳朵，写作“邱”。通过设立圣人讳，更加凸显了儒家的地位，将儒家放在人民敬仰的高度，同时也表现出了中华文化中的尊贤。在民间也有自发地对圣贤避讳的现象，宋人郑诚非常敬仰诗圣孟浩然，有一次他经过郢州浩然亭时，感慨地说：“对贤者怎么能够直呼其名呢？”于是把浩然亭改为孟亭。尊师，尊贤，也是儒家文化中的一部分，从圣讳可见。 综上，避讳中体现出了很多中国古代的文化，而细心观察会发现，这些文化多多少少都和儒家文化有一定联系，这也体现出了儒家对我国古代文化的巨大影响

不尊师重道，不百孝为先，对死字也是相当忌讳的

所谓“避讳”，指的是古人在言谈和书写时要避免君父尊亲的名字，这是我国封建社会特有的文化现象。避讳起源于周朝，秦汉以后，随着儒学统治地位的确立，避讳制度日趋完备。一、避讳的种类：中国古代避讳主要有三种：“国讳”、“家讳”和“圣讳”三种。“国讳”主要是避皇帝本人及其父祖的名讳，有的朝代延伸至避讳皇帝的姓、字、生肖以及陵名等等。封建帝王出于加强封建统治的需要，要求其统治下的臣民都必须遵守“国讳”，一旦犯讳，就是“大逆不道”，将受到严厉处罚。如，为了避讳汉文帝刘恒的“恒”，春秋时的田恒被改为田常，北岳恒山被改为“常山”，当然后又改了回来；为避讳汉景帝刘启的“启”，古都启封改为“开封”，倒是沿用至今。因为唐太宗叫李世民，观世音菩萨也被迫改名为“观音菩萨”。“家讳”指避讳父祖之名，仅限于亲属内部，体现了封建伦理道德精神。诗鬼李贺的父亲名晋肃，因为避讳“晋”，李贺终身没有参加科举进士考试，虽少年英发，才华横溢，却终不得志，郁郁寡欢，27岁就英年早逝。李贺的《金铜仙人辞汉歌》中的“天若有情天亦老”成了千古名句，后来有人将其作为对联，来征集求对下联，直到北宋才被大文学家石延年对出了下联：月如无恨月长圆。当然，这是后话。李贺死后，韩愈很是惋惜，义愤之中写下了《讳辩》一文。文中说，因父亲名为“晋肃”，儿子就不能参加进士科考，如果父亲名为“人肃”，难道儿子终身不能为人？因“家讳”也闹出了许多笑话。宋时有个大臣名“良臣”，其子在读《孟子》中的“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时，改作“今之所谓爹爹，古之所谓民贼也。”“圣讳”多数情况下指避孔子的名讳“丘”。如晚清爱国诗人、教育家、抗日保台志士丘逢甲，祖籍广东嘉应州镇平县(今广东蕉岭) 。因在清雍正年间，不少"丘姓"者因避讳孔子之名，改成了现在常见的"邱姓"，故丘逢甲宗族姓"丘"或"邱"者皆有。丘逢甲先生后来主修家谱，又改“邱”为“丘”。另外，还存在一种“宪讳”，是古代官场下级官员为了巴结讨好上司，主动避长官的名讳。如：五代时期的著名宰相冯道，字可道，被称为“十朝元老”，据考证实际为十三朝元老。他的门客在给他讲《道德经》”“道可道，非常道”时，只能读作“不敢讲可不敢讲，非常不敢讲”。二、避讳的方法。对于封建社会避讳，往往有以下几种方法进行应付：“改字法”。即将应避讳的字改用音近或义同的字来代替。如苏轼的祖父名序，苏轼将序改作“叙”。唐祖讳虎，故凡称“虎”的地方均改作“武”或“猛兽”。还如前所述的“恒”改“常”，“启”改“开”。“空字法”。即将应避讳的字空而不书，或作“口”，或作“某”，或直书“讳”，如唐人撰《隋书》时，因避太宗李世民讳，而改“王世充”为“王 充”。“缺笔法”。即对所避之字的最后一笔不写，如将孔子的名讳“丘”缺笔作“ 斤 ”。此外，还一种在口语中避正呼的避讳法。汉语有平、上、去、入四声，如讳字属入声，则在口语中不可出现此音，而其他三声仍可照念，但有时也会出现因避一字而四声皆讳的情况。避讳作为中国古代宗法制度之一，目的为了强化国人尊祖敬宗的意识，但是在具体过程中，造成许多麻烦和文化史集的混乱。后来的皇室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在起名时故意用一些生僻字，以减少平时老百姓交流过程中的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