牡丹亭论文研究方法

说什么好呢,题目太大,分数太少....汗

最近，白先勇先生荣获“太极传统音乐奖”，我很荣幸担任他的推荐人。这个奖项授予在全球范围内对传统音乐的继承、保护和发展作出杰出贡献的人和团体，白先勇先生获奖是实至名归，因为他主持的青春版《牡丹亭》的创作与演出，堪称传统艺术在当代继续生存和发展的典范。白先勇通过青春版《牡丹亭》向我们证明了传统艺术在当代社会中仍然有强大的生命力，证明了古老的艺术在今天仍然可以唤起青年人的热情，证明了人类最优秀的艺术自有其永恒的价值。面对全球化和社会多元的冲击，身处在这个浮躁的社会中，人们对经典艺术的价值和意义经常心怀疑虑，但青春版《牡丹亭》告诉我们那些怀疑是不对的，古老的、传统的和优秀的艺术确实有其价值，无关时代变迁，超越文化籓篱。青春版《牡丹亭》毫无疑问取得了巨大成功。它成功的标志有很多，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大众媒体的关注和学术界的浓厚兴趣。诚然，青春版《牡丹亭》在8年里演出200多场，令人瞩目，但就在这8年，戏剧界还有演出场次更多的剧目，文化部的“优秀保留剧目大奖”给我们提供了部分优秀剧目的目录。确实，青春版《牡丹亭》的舞台呈现非常出色，但是，客观地说，最能代表中国当代戏曲舞台表演水平的，在昆曲界要首推上海昆剧院的《长生殿》，把眼光扩大到整个戏曲界，更有以梨园戏《董生与李氏》为代表的一大批优秀剧目。然而所有这些演出场次更多和更具艺术水平的戏曲剧目，所产生的社会与文化影响都不能和青春版《牡丹亭》相比。青春版《牡丹亭》真正超越戏曲界其他优秀剧目之处，在于它受到媒体与社会的普遍关注，近20多年里，从来没有一部戏像青春版《牡丹亭》这样受到媒体近乎狂热的追捧，而且出现了大量关于青春版《牡丹亭》的出版物。青春版《牡丹亭》还逐渐成了各大学和科研机构学者们偏好的研究选题，每年都有很多研究青春版《牡丹亭》的论文。青春版《牡丹亭》让戏曲重新成为学术研究的主要对象，成功地使昆曲回到主流媒体的视野中。我们看到青春版《牡丹亭》在国内外多所大学巡演，所到之处无不轰动，吸引了大量青年学子，而在此之前，人们普遍认为戏曲、尤其是昆曲早就已经不是青年人的欣赏对象。这一现象的出现，与媒体及社会的广泛关注，有很强的关联，无论是在国内还是海外，那些走进剧场欣赏青春版《牡丹亭》的观众，大部分是因为受到了媒体的引导，而不见得是因为他们对昆曲以及《牡丹亭》真有多少了解，更谈不上爱好。所以我们很难从艺术层面界定青春版《牡丹亭》在当代文化中的价值和地位。近二十年来，戏曲界在创作演出方面作出了巨大的努力，硕果累累，仅《牡丹亭》就有许多版本，但问题在于如此之多的优秀剧目，并不太为社会关注，为公众所知，更没有得到大学生们如此的青睐。这才是青春版《牡丹亭》的成功经历中需要深究原因的现象。青春版《牡丹亭》的成功是个奇迹。媒体论及青春版《牡丹亭》的成功之道，多认为是由于白先勇在传统经典《牡丹亭》中倾注了“现代意识”，是对传统经典大幅度“创新”和改造的产物。这可能是有关青春版《牡丹亭》最大的误会。汤显祖的《牡丹亭》是中国戏剧史上无可超越的巅峰之作，昆曲从明末清初形成了成熟而完美的表演规范。从青春版《牡丹亭》排演之初，白先勇就始终在努力恢复并重现昆曲传统的表演美学，强调要让观众看到“原汁原味”的昆曲和《牡丹亭》，在剧本处理上坚持最大限度地保持原著的面貌、只删不增；并且，鉴于昆曲表演传统在当代渐次失落，他特别聘请了汪世瑜、张继青等一流的昆曲表演前辈艺术家手把手、一招一式地训练和指导年轻演员。因此，与其说青春版《牡丹亭》是在创新，还不如说它恰是这个时代戏曲界少有的尊重与契合传统昆曲表演美学的范本。

用哲学原理分析青春版牡丹亭获得成功的原因，我觉得这里拥有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相互联结比较好。

分类: 文化/艺术 问题描述: 最好能够是一篇论文的样式！ 解析: 《牡丹亭》反礼教、反理学的主题，主要是通过塑造杜丽娘的形象来表达和体现的。汤显祖在《牡丹亭》的“题词”中说：“天下女子有情，宁有如杜丽娘者乎！……如丽娘者，乃可谓之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显然，汤显祖是把杜丽娘作为“有情人”，并且是达到了“情之至”的“有情人”来塑造的，十分明确地与礼教、理学的排斥、否定“情”即所谓“去人欲”针锋相对的。成功地塑造了反封建的战斗光辉的杜丽娘形象，这是《牡丹亭》突出的重大成就。 杜丽娘的反封建的叛逆性格有一个成长过程，并包含着一定的复杂性。汤显祖一方面通过人物关系提供杜丽娘的生活环境，一方面通过剧情发展揭示杜丽娘的内心活动，从而表现了杜丽娘叛逆性格的成长过程及其复杂性。 杜丽娘是个封建官僚的女儿。她的父亲杜宝任南安太守，自称“西蜀名儒”，是以儒学传家的。封建社会讲究门第家声、光宗耀祖，要求儿子尽孝道，而最大的孝道则是飞黄腾达之后 “扬名声，显父母”。杜宝因膝下无儿，就对杜丽娘格外看重，竭力把她培养成标准的“淑女”，在家是个敬父母的温顺女儿，出嫁是个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杜宝一心指望杜丽娘“他日到人家，知书知礼，父母光辉”。因此，杜丽娘从小受着严格的封建教育，男女《四书》都可以背诵，她不能自由行动，也不能自由思想，绝不允许有个人的意志和感情。她被严密地关在家庭里，同外界社会是完全隔绝的；她同时被严密地关在闺房里，同外界自然也是完全隔绝的。按照封建时代对妇女的要求，她只能做一具行尸走肉。实际上，杜宝的家庭里本来就充满着腐烂霉臭的气味，在理学思想的统治之下，一切都丧失了自由，丧失了活力，丧失了生命。生长在这样家庭里的杜丽娘，礼法、家规、女诫、妇道等等象一重又一重的枷锁，紧紧地套在她的身上。她因为疲乏，白天稍为睡一会儿，都被认为是行为放纵，有失检点，就连她在裙子上面绣了成双成对的花鸟，也要引起封建家长的大惊小怪，被看作是了不得的邪思妄念。就这样，杜丽娘确乎驯良得象一头羔羊。她的丫环春香说她：“名为国色，实守家声。嫩脸娇羞，老成尊重。”但杜宝还不满足，他与杜丽娘的母亲商量决定，专门请了一位塾师陈最良来教杜丽娘念书，目的倒不在乎要杜丽娘学文化、长知识，而在于用儒家圣贤书籍使杜丽娘“拘束身心”。“拘束身心”，就是不准自由行动，也不准自由思想，一切都服从于“理”。 汤显祖在《牡丹亭》中，通过描写杜宝、杜母、陈最良这样的人物，向读者和观众展示了杜丽娘所面对的现实环境。杜宝这些人代表封建势力，代表礼教观念，代表理学思想的统治。杜宝给人们的印象是一个正派的官僚，他忠君爱国，也还注意民生疾苦。但他实际上除了摆出一副道貌岸然的古板面孔以外，什么才能都没有，显得极为平庸。他奉命防御敌军，临阵对敌却是束手无策，只好使用贿赂方式、欺手段来解除围困。而对自己亲生女儿却是那样的严厉、冷酷，女儿病重垂危，他丝毫不放在心上，以为不过是伤风感冒，连医生都不请。他只盼着女儿将来为他这个“名儒”增添光彩。对于妻子，他也是居高临下的态度，呼来唤去，督促妻子对女儿严加管教。杜母虽然比杜宝懂得疼爱女儿，她说过“宛转随儿女，辛勤做老娘”的话，但她还是标榜自己娘家“世出贤德”，要给女儿做个“贤德”的楷模，凡事由杜宝作主，说是“但凭尊意”，一切照您的意见办。她要把杜丽娘关在闺房里，认为“凡少年女子，最不宜艳妆游戏空无人之处”。她被封建礼教毒害了，又拿封建礼教去毒害自己的女儿。陈最良作为“腐儒”，也是被封建礼教毒害了的。汤显祖对他有批判，又有同情。他从小攻读儒家经典，但乡试考了十五次，整整耗费了四十五年，仍然没有功名，最后连廪生的膳食都给取消了，教书糊口也靠不住，被人称为“陈绝粮”。他生活没有着落，还迂腐得近于愚昧，陷于不能自拔的境地。他教杜丽娘念书，就只知道“孟夫子说的好，圣人千言万语，则要人收其放心”。这跟杜宝说的“拘束身心”是同样的意思。汤显祖通过杜宝、杜母、陈最良等人物写出杜丽娘的客观处境，一个使人窒息的客观处境。杜丽娘在这样的生活环境里循规蹈矩，唯父母之命是从。在新春时节，她跪着给父母敬酒祝寿，表示她的孝心。杜宝要她在刺绣女工之外，应该“知书知礼”，她就说：“从今后茶余饭饱破工夫，玉镜台前插架书。”她在梳妆台前摆上书册，要认真读古圣先贤的典籍了。拜见塾师陈最良之前，她曾自夸“儒门旧家教”，“女为君子儒”，她甚至要求丫环春香跟她一同学习古代贤达妇女的榜样。她对春香说：“你便略知书，也做好奴仆。”意思是春香略为读点书，就会懂得尊卑长幼的关系，好侍候主子，当个忠实的奴仆。这些情况都表明能背诵男女《四书》的杜丽娘，的确象春香说的那样“老成尊重”。 但是，在“老成尊重”的表象下面，杜丽娘的内心深处却积压着长期的郁闷。她作为一个封建官僚家庭里的小姐，养尊处优，并没有什么生活的负担和痛苦，更不存在饥寒的威胁，而切身感受最突出的就是对封建阶级内部身心不自由的不满，对个人青春、美丽的无端辜负的担忧，对将来婚配归宿的严重关注。这是杜丽娘性格中稳重、文静、温良、柔顺一面之外的抑郁愁烦、焦虑不安的另一面。杜丽娘表面上“老成尊重”，实际上在内心中对自己的处境有着反感，对自己的未来存在着深深的忧虑。但是这一面杜丽娘是竭力克制的，被她深深地掩藏在心底。她对于春天并非无动于衷。她在准备游玩花园时，春香曾说：“恁今春关情似去年。”剧作家通过春香之口披露了她的内心。可是她给自己父母敬酒祝寿，本来由于春光明媚才这么做的，但她却淡淡地说了两句“娇莺欲语，眼见春如许”，一点也不流露她对春天的愉悦和忧伤的感情。在〔闹塾〕这出戏中，调皮的春香十分不满意读那些枯燥乏味的儒家经典，故意跟陈最良捣乱，杜丽娘与春香本来有同感，但她照样装着很认真、很严肃的样子，要处罚放肆的春香。杜丽娘的庄重、矜持恰恰反映着她排解不开的内心矛盾。《牡丹亭》表现“情”与“理”的冲突，在这出戏中反映得相当具体、生动。同时也就在“情”与“理”的冲突中，通过春香的“闹学”，揭示了杜丽娘的内心矛盾与性格发展。 〔惊梦〕这出戏分“游园”和“惊梦”两个部分。这出戏中，表现杜丽娘读了《关雎》诗以后，把长期压抑在心底的郁闷忧愁引发了出来。但是禁闭在深闺里的杜丽娘除了越发苦恼悲哀以外，再没有别的办法。她在春香的提议下，到府衙后面的花园里去游玩消遣。游玩花园本来算不了什么，而对杜丽娘来讲，却是一种大胆的行为，使她长期被压抑的郁闷忧愁逐渐转化为反抗的因素。她身子挪出了闺房，思想上也就开始越出了礼教的限制；她脚步踏进了花园，行动上也就开始走向了叛逆的道路。在“游园”之前，杜丽娘为游园精心打扮。在“游园”过程中，先被一片绚烂的景色所吸引，可举目一望，花园中的建筑却破败不堪，可谓“断井颓垣”，根本无人料理，也无人到这里来，岂不辜负了烂漫的春光？杜丽娘把自己比作没有赶上春天开放的牡丹而十分忧伤，再也没有游园的兴致了，于是心情颓丧地回到闺房。以下就转入了“惊梦”部分，杜丽娘梦见在花园里会到了一位互相倾心爱慕的少年书生。杜丽娘“游园”时的哀怨，跟鸟语花香的春天景色很不协调，然而跟她的处境身分却是十分吻合的。她由“锦屏人忒看的这韶光贱”，联系到自己年轻貌美而面临着一个暗淡的未来，落得一个可悲的命运。在现实生活中，她没有出路，她既享受不到《西厢记》中崔莺莺游玩佛殿那样的一点自由，也绝对碰不上崔莺莺遇见张生那样的偶然机会。她没有勇气和可能挣脱封建家庭的羁绊，而又不肯放弃对爱情、幸福的向往、追求，结果，她所盼望的也就在虚幻的梦境中出现了。 杜丽娘在梦境中好象是自由自在的，但梦醒以后，周围还是礼教森严的冷酷现实。不过，读了《关雎》诗、游了后花园的杜丽娘，性格已经有了变化。她梦醒以后，又去花园中“寻梦”。如果说“游园”里面的“惊梦”是由客观的春天景致所引动而起的，那么，梦醒以后再去“寻梦”就是杜丽娘个人内心情感的主动要求了。她说：“这般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杜丽娘的性格确实变了。当然，“寻梦”并没有“寻”出任何结果。就这样，杜丽娘因情而病，因病而死。杜丽娘的死，是封建礼教的精神摧残所造成的。但是，死对杜丽娘来说，不是她爱情追求的终结，而是她爱情追求的开始。汤显祖让杜丽娘的鬼魂继续争取自己的未来。在幽冥世界的杜丽娘终于找到了她梦中相会过的情人，这就是柳梦梅；又由于柳梦梅，她居然复活了。柳梦梅的形象，不如《西厢记》的张生那么鲜明，他也不是和杜丽娘平分秋色的同等重要角色，但他在完成杜丽娘的性格发展上却起着不容忽视和必不可少的作用，表现了杜丽娘的坚持精神和执着态度。 《牡丹亭》是浪漫主义作品，杜丽娘是作家运用浪漫主义创作方法塑造出来的人物形象。杜丽娘的一生经历了四个阶段、三种境界，也就是从现实到梦幻，再到幽冥，再回到现实，基本上是由生而死，又由死而生，剧作家赋予“情”以超越生死的巨大力量。他为了展示“情之所必有”的理想未来，怀着热烈的感情，通过虚幻离奇的情节，描写杜丽娘的斗争及其胜利。杜丽娘因伤春而入梦，因入梦而得病，因得病而死亡，因死亡而会合意中人，实际上不限于男女爱情，它包括一切合理的生活欲望与要求。这样的欲望与要求，在封建礼教严酷统治的现实社会中得不到满足，于是只好把理想寄托在人世以外。在剧作家看来，那超越现实境界中的美好幸福是正当的、合理的，所以杜丽娘在梦幻中得到花神的庇护，在幽冥中得到判官的支持；同时剧作家还径自认为那种美好幸福是真实的，他说：“梦中之情，何必非真。”而且剧作家又进一步把杜丽娘所经历的人鬼两途，结合处理为一个现实的人持续进行着的斗争，所谓“是人非人心不别”。以往一般带有浪漫主义幻想的爱情故事，在主人公死后往往双墓上长出连理树木或魂魄化为彩色蝴蝶结束，而汤显祖则把主人公的死作为斗争的新转折，让在幽冥中的杜丽娘与柳梦梅自由结合。汤显祖又不满足在超现实的境界中写出应该如此，他继续把应该如此的理想描写引回到现实生活里来，这就是“鬼趣里姻缘，人间判贴”，幽冥中的自由结合在人间来获得圆满成功。这无疑是告诉读者和观众，坚持不懈、百折不挠就可以打破一切精神枷锁，争取到自己应有的生活权利。浪漫主义也就是理想主义。为着追求一种理想而表现出强烈的 *** ，表现出对反抗斗争的坚持、对腐朽传统的叛逆，这是作为浪漫主义剧作的《牡丹亭》的主要创作特色。 《牡丹亭》的浪漫主义也带有消极成分。汤显祖为了突出显示“情”的力量，便把主人公的斗争基本上限制在个人精神生活的领域，结果主观感情决定一切。他对“情”本身的理解，也陷入了不可知论，说是“情不知所起”，因而有关杜丽娘“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的描写，总象蒙上了一层烟雾，再加上曲词往往幽深隐晦，就更给人以迷离恍惚的感觉。汤显祖曾说过：“以若有若无为美。”这种审美观念的背后是他的浮生若梦的虚无主义思想，这种思想在他晚年的剧作，如象《南柯记》、《邯郸记》就发挥为“情悟”，就是说“色即是空”，汤显祖后来就从宗教去寻求归宿和解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