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点时评最近文章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用这句话来形容眼下的时评专栏，可谓再贴切不过了。大小报纸纷纷开辟以“时评”为名的评论专栏。其中办得较为出色、影响较大的包括：《中国青年报》的《冰点时评》、《文汇报》的《文汇时评》、《南方周末》的《方舟时评》等。这些时评栏目深受欢迎，一改以往新闻评论少有读者问津的局面，从而发挥了新闻评论在反映和引导舆论方面应有的威力。 如果要探讨这股时评热潮，我们就无法绕开《中国青年报》的《冰点时评》专栏。《冰点时评》是这股时评热潮的开先河者，后来许多报纸的时评专栏大都以之为模本，从栏目名称到文章风格，都对《冰点时评》有所效仿；同时，《冰点时评》也是诸多时评专栏中影响最大的一个，该专栏于2001年获得“第二届中国新闻名专栏奖”，其文章被频繁转载于各大媒体，在读者中有良好的口碑。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冰点时评》作一番研究，从而对时评这一“热门”文体的写作有所认识。 向我们的处境发问 中青报决定创办评论专栏，主要从报纸和读者两方面考虑。一方面，当时国内的报刊言论普遍不尽如人意。中青报认为，一张全国性大报，除了刊登重要的新闻，还需要有特色、受欢迎的言论，然而“长期以来，报纸上的言论，不知为什么成了‘官方’的专利，‘社论’极少，通常逢大的纪念日出一篇，空话、套话成堆，没法读；署名‘本报评论员’的文章频度稍高，可读性也很差。在计划经济时代，这种严重缺陷是难以得到改进的。”①另一方面，“对报纸读者来说，他们不仅需要好的、多的、真实的、全面的新闻报道，还需要及时的、深刻的、‘说人话的’（相对于假大空）评论，也叫‘意见表达’——读者订阅这份报纸，就希望这份报纸经常能说出其想说的话。更重要的是，报纸的读者已经不是单向度的纯粹接受者，他们也渴望参与，他们对报纸上登的新闻，甚至就是对自己在生活中的所见所闻，都有话要说——他们订阅了这份报纸，已不仅仅为了看，也要说，也要发表，也要与不同意见者交流……”② 基于上述考虑，《中国青年报》终于在1998年11月在《冰点新闻》版上推出一个全新的评论专栏——《冰点时评》，每周见报三次，体现了“高频率、时效性”的原则，保持对新闻事件的敏锐反应能力。在定位上，中青报把栏目确定为“对新闻事件清晰的理性判断”，文章的标准，低限是合国情、有道理的判断，高限是融贯民主和法治精神。③ 在创办初期，《冰点时评》的评论涉及面很宽，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栏目的发展，《冰点时评》渐渐抛弃了“大而全”的路线，把栏目定位于“体现民主和法治精神”，逐渐确立了自己的风格。 笔者在对近几年《冰点时评》文章的抽样研究④中发现，该栏目大多数文章的选题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政府执政。《冰点时评》对政府在制定、执行政策中出现问题表现出了极大的关注，对政策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吏治水平、政府职能转变等问题有经常性的探讨，涉及面极广，包括违法行政（如《质疑“逼企业上网》）、地方保护主义（如《有没有“地方的公正”》）、形式主义（如《献礼工程在等什么》）、贪污腐败（如《岂容“奸民治善民”》）等。 二是法制建设。这主要是一些涉及立法和司法的问题，尤其是司法正义问题，具体包括执法机关的效能、执法人员的素质、执法程序的公正等，如《“刑讯有功”论》、《执法机关怎样挽回“影响”》等。 三是市场竞争。主要是就公平和效率、平等和垄断、事业和企业等问题展开讨论，如《非卖品应终结》、《“国有资产”靠垄断保护？》。 四是公民权益。这类题材主要涉及公民的具体权益，关注弱势群体，如《请注意保护受害的姐妹》、《患者终于成了“消费者”》等。 其他的诸如公民民主法治意识、媒体舆论监督等领域，《冰点时评》也给予了较多的关注。可以看出，《冰点时评》的目光更多地是落在与公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公共领域，大部分文章都是从当代中国人的现实处境出发，具备了强烈的时代感和现实性。 上个世纪初，中国新闻史上也出现过一次时评热。1904年在上海创刊的《时报》，首立时评栏目，使时评这一文体风靡一时，《中国日报》、《民报》、《神州日报》、《苏报》等一批在近代史上颇有影响的报纸都曾大量发表时评文章。事实上，这次热潮与眼下的时评热有着极为相似的发生背景。第一次时评热流行于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社会正处于从封建帝制向民主共和政体的转折阶段，而眼下第二次时评热也发生在我国政治经济改革时期，此时的中国正经历着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的另一次转型。我们不难从这种类比中得到一点启示：正是时代的变迁给了时评应运而生的土壤。新旧体制的交替，带来了社会方方面面的剧烈变动，也使得我们认识世界的过程当中增加了许多不确定性，这种社会条件要求我们的媒体应该更加贴近时代、贴近生活，以有助于我们认识这些社会变动的意义和实质。毫无疑问，《冰点时评》的成功就是因为顺应这种时代和社会的需要。 学者傅然可曾经讲道，时评的距离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意思是时评产生的根源在于现实和目标之间的差距。一个社会的应然状态和实然状态之间的差异，往往是促使时评作者奋笔疾书的原动力。而写好时评文章的关键就在于紧密关注时事，体现时代精神。“应时而作”可以说是时评受读者欢迎的根本原因。因此，时评写作的选题一定要贴近我们的时代和生活。 质疑与批判 《冰点时评》的着眼点既然在于现实与目标之间的差距，这就意味着它不仅仅要关注到现实的不完满性，更要对社会的现状提出质疑与批判。《冰点时评》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把这种时代的使命扛到了自己的肩上。 社会现象纷繁复杂，既有光明的一面，也有黑暗的一面，与此相应，新闻评论既要扬清，也要激浊，既要扶正，也要祛邪，可以有褒扬式的，也可以有批评式的。但时评文章，十有八九都是批评性评论。事实上，许多读者都把时评文体直接等同于“针砭时弊”的评论，这种观点在学术上不尽科学，但却道出了时评的一个重要特点。而这一点在《冰点时评》栏目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在对其文章的抽样研究⑤中发现，该栏目的批评性文章占其文章总数的八成以上。 从中青论坛的讨论中笔者发现，《冰点时评》之所以受到读者的关注、产生巨大的影响力，很大程度是缘于时评对社会不良现象的抨击。那么，为什么这种针砭式的评论容易对读者产生吸引力呢？笔者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去认识这个问题。 首先，所谓“不平则鸣”，公众的言论动力更多的是来源于对现实环境的不满。否定性的感受更容易激发起人的表达欲望。这就在客观上造成众言型的时评文章，必然是以批评性的居多，而公众的心声一通过媒体传达和放大，就更容易在读者中产生共鸣。 其次，社会进步的动力来源于社会内部矛盾的不断解决，而矛盾的发现和解决都无不是始于“怨言”、“愤言”造成的舆论压力。因此，发出反对的声音实际上是一个关注社会进步、具备忧患意识的媒体必然的选择。而媒体的这种声音对同样富有责任感的公民无疑具有很强大的召唤作用。以批评性评论为主的《冰点时评》栏目，因此能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 诚然，《冰点时评》也有一些褒扬式文章，但与一般报纸赞歌式的文章不同，该栏目的这类文章从不一味地歌功颂德、粉饰太平，平和的赞许声中依然充满了批判意味。如《患者终于成了“消费者”》（2000年11月3日）一文，文章从患者的权益角度肯定了医疗制度的改革措施，但这种新事物本身就是对现有体制的否定，故对它的褒扬实际上也表达了作者对落后的制度思维的抨击。文章从根本上说依然是批判性的。这类文章当中，作者所褒扬的对象其实也只是起到一个评论由头的作用，而文章却并不就事论事，它对评论对象后的大环境的关注，依然体现出明显的批判性立场。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质疑和批判精神其实是贯穿于整个《冰点时评》栏目的一根红线。时评的批判性实乃一种“爱之深、恨之切”的表现，它对不公、邪恶、愚昧、荒诞、专制、腐败等社会现象的否定和批判，体现出的正是一种对社会的关怀以及对社会进步的渴望。所谓“不破不立”，时评发挥的其实是一种建设性力量，所以才能深得人心。所以，有的学者认为，时评的旨趣和出路不在于一种新文体的出现，而在于促成国家－社会现实的某种转变，它在这场时代的变革运动中起到的是一种推动器的作用。 追求独家观点 新闻评论的目的，是要在选择一定的新闻事实的基础之上，陈述观点、发表意见。观点和意见是一篇评论的核心，对于时评来说更是如此。相对于一般评论而言，时评是一种“有效率”（《南方周末》语）的文体，不注重文学意义上的文采，而更追求把道理说清楚。《冰点时评》编辑马少华在一篇文章中写到：“时评，不是四平八稳的专论，也不是自由联想的杂感、随笔，旁敲侧击的讽刺；它是面对新闻事实本身的一个毫不避让的回答：这事儿，我怎么看。”⑥可以说，看待新闻事件的立场和角度，往往成为一篇时评好坏的关键所在。 长期以来，报纸的评论工作存在着较为突出的形式主义倾向，因此报刊评论文章大都是老生常谈，虚浮无力，使人不忍卒读。因此，《冰点时评》想要把读者重新拉到报刊评论中来，就必须呈现给读者以高质量的评论。这意味着评论必须有实实在在的观点，言之有物，能给读者以思想之裨益。而《冰点时评》正是把观点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用栏目编辑马少华的话来说，就是“你得说出些别人没听过的道理才管用”。⑦ 首先，《冰点时评》善于从一些非舆论热点和一些我们习以为常的事件中挖掘有价值的东西，找出事物的本质和核心，并提升到一定思想高度。《国旗为谁而降》（1998年12月2日）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作者注意到我国的《国旗法》规定：在发生重大伤亡的不幸事件或者严重自然灾害造成重大伤亡时，可以下半旗致哀。当时我国1998年的洪灾刚刚过去，没有人想到为这数千死亡同胞下半旗，而杨尚昆同志恰逢也在这个时候逝世，全国下半旗却是不言而喻的。作者指出，这种现象乃是等级社会“礼不下庶人”的延续，虽然现代民主社会理应礼及“庶人”，但官本位的传统思维定式却让人将《国旗法》的法条遗忘掉。 这类文章的题材虽然都是我们周遭的不引以为意的生活现象，但时评的作者却能够敏锐地捕捉到其中的要害，从这些事件中发现“评论价值”。这样的评论文章虽然不是瞄准时局大事，但其中的意义却不亚于大事要事，让读者读后有恍然大悟之感，读一篇而增一智。 其次，对于一些舆论热点，《冰点时评》也能提出一些观点独到、颇显见地的文章。我们不妨以《“媒体审判”的思想根源》（2001年5月21日）为例。媒体司法报道造成的社会舆论气候，对法官及陪审团的判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故新闻界、司法界对媒体审判颇有微词。但这篇时评认为，这种现象与其说反映了媒体社会角色的错位，不如说体现了司法人员脑海中残存的“人治”思维。文章指出，司法人员判案本来就不应理会媒体和群众的压力，所谓的“民意”并不是审判的依据，而在媒体介入的背景之下，法官不能按法律本身办事，实乃职业素质欠缺的体现。在学术界对媒体审判的一片骂声中，这篇文章独辟蹊径，将审视的目光对准矛盾的另一方，让人耳目一新。 开放的论坛 《冰点时评》能成为一方“尖锐、冷静、活跃”的思想阵地，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有赖于该栏目的开放性。 首先是观点的开放。虽然《冰点时评》是所在版面的拳头产品，是版面的核心，但它又不是这个版面上的权威，而是一个“靶子”。《冰点时评》编辑自觉地在同一版面《不同观点》栏目，发表对《冰点时评》文章观点的质疑。读者往往可以看到《冰点时评》上刚发表了一篇文章，在后来的同一版面上受到了怀疑和批评，不管文章的作者是专家学者还是栏目编辑本人。主动地吸纳不同观点，鼓励意见之间的争论成了《冰点时评》的一种编辑方针。这种做法改变了以往报纸评论唱“独角戏”、“论而不争”的冷清局面，在更为本质的层次上做到了意见多元、观点丰富。因为怀疑和辩驳气氛是活跃的思想所应该面对的环境，对于“权威性”的放弃，实际上降低时评的准入门槛、激起读者更多的表达欲望，从而让思想在观点的碰撞中得到提升。正如《中国青年报·青年话题》1999年11月1日的发刊词写到的，“思想进步可能就孕育在‘不同’之中，而相同只能让我们停留在原地。”不仅如此，“不同观点”实际也是公民正当的表达权利。时评是公民“普遍表达”的方式，这其中当然也内在地要求允许给读者一个说“不”的机会。 其次是作者队伍的开放。1998年11月是《冰点时评》问世的第一个月，大部分文章都由栏目编辑亲自操刀。这与栏目初创、知名度不高、稿件渠道尚未开拓有关。“但这种捉襟见肘的形势很快就改观了。各地读者突然发现有一个可供他们天天发表意见的园地，来稿量大增……至今未有一期因稿源不足中断。”笔者对2002年报纸的抽样调查发现，样本中每篇文章都出自不同作者之手，作者的重复率为零。这充分反映了该栏目作者队伍逐渐开阔，声音日趋多元的趋势。 一般说来，报纸评论栏目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批“高产”写手，保持较高的出现率。但编辑李大同认为，对于一个出现频率颇高的时评栏目，“靠报社自己的评论员打天下不行，靠少数写家也不行，不赶趟，需要大量来自读者的，也就是非专业写手的评论”。同时，更广泛的作者队伍其实是给各个阶层、各个利益集团以说话的机会，用中青报总编辑李学谦的话说就是“大嘴小嘴都说话”。 有人认为，今天的媒体竞争已经进入“观点时代”，以往我们强调，竞争的制胜之道主要的就是提供及时、准确、丰富的信息，但在信息高度发达的今天，报纸提供的信息同质化程度越来越高，独家新闻的可能性比以往明显减少。因此，一份报纸能否在提供信息以外，呈现一些具有思想深度和独到见解的观点，无疑成了决定报纸质量和影响力的主要因素。《经济观察报》总编何力表达过一个很精辟的观点：知识就是力量，对于媒体而言，话语权就是力量。这一点对主流大报来说更是如此。毫无疑问，《冰点时评》的成功给我们很多启示。 注释： ①②李大同：《说说〈冰点时评〉》，《向我们的处境发问》，中国青年报出版社2000年 ③《2002年中国新闻年鉴》，中国新闻年鉴出版社2002年版 ④笔者从《冰点时评》1998年11月创办到2002年底发表的600多篇时评中抽取了105篇文章作为样本，采取等距分段抽样的方法，即选取每年5月份和11月份发表的文章作为考察对象。此外，本分析各篇文章的内容分为8个大类，分别为：政府执政（36篇，占％）、法制建设（10篇，占％）、公民权益（9篇，％）、市场竞争（9篇，％）、舆论监督（5篇）、民主意识（4篇）、文化教育（5篇）和其他类别（26篇）。这种分类在逻辑上并非是完全的并列关系，某些类别在内涵上可能会有所交叉，同时，鉴于题材本身存在的多义性，本分析在归类编码时主要从文章的论述角度来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