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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七绮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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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curiosity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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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坚持现实主义的主题

苏轼是一位关心民众,有志于经世济民的人,他对社会现实中种种不合理的现象抱着针砭和嘲讽的态度,在诗词创作中始终把批判现实作为诗歌的重要主题。他入仕后勤于政务,又多次遭贬谪,有机会接触下层社会,常常把耳闻目睹的民间疾苦写进诗中。

二、内容丰富具有极高的美学价值

苏轼的词在内容的丰富、题材的广泛、形式的多样、情蕴的深厚等方面,苏诗都是独树一帜的。他晚年写了一百多首和陶诗,颇具特色。

扩展资料:

苏轼将词作为陶写性情之具意义

首先在于开拓了词的抒情功用,使词在合乐歌唱之外,还有独立的文学价值。

其次在于把词家“缘情”与诗人“言志”很好地结合起来,词品与人品得到了高度的统一,提高了词的品位,增强了词的生命活力。

第三,他注重以词陶写情性,与传统诗教偏重社会政治的功利性价值取向又有所不同,而是比较贴近于歌词创作的实际,是对传统诗教作了合乎情理的修正。刘辰翁曾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譿?讹所言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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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班好远

内容提要 : 苏轼是北宋文坛的领袖,也是宋词豪放派的创始人,是公认的豪放派的代表。这是在我们以前学过的教材中经经常提到的。虽然他是豪放词派的代表,但是他的词中温婉含情的婉约词作的数量并不少于慷慨激昂的豪放词作的数量。对苏轼词的婉约词风前人已有论述,但是有过于片面化,本文主要从婉约词的传统题材(言情)、婉约词的重要内容(咏物)、婉约词的基本特征(意境之美)三个方面,通过对苏轼的几首代表性的婉约词的分析,从而展现出苏轼词风的婉约凄美的一面,从而使人们可以更清楚的认识苏轼。 关键词:婉约;题材;内容;特征 婉约一词,即委婉含蓄之意。婉约词不仅是一种文学题材,也是一种创作手法。自后唐温庭筠为鼻祖的花间派开始,闺怨、相思、离情别绪、春花秋月便成词作的一大题材。婉约词上承花间词,与花间词一脉相承,但是与在花间词相比,婉约词内容上去其浮艳多分雅致,形式上以蕴藉雅正见长,语言秀丽而清新,情思曲折而真切,无论是在内容还是在传统题材上都有很大的创新。在苏轼以前的北宋词坛仍是以及婉约词为主流,主要是一些男女相思、闺阁幽怨的艳情之作,直至苏轼才打破了婉约词以艳情为题材的范围,将婉约词推入正宗高雅的文学殿堂。[注A]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1037——1101)四川眉山人,是北宋时期的著名词人。宋仁宗嘉佑二年(1057年)中进士,神宗熙宁年间,因于主张新法的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和,被贬为杭州通判,苏轼词的创作就是从此时开始的。元丰二年,因在著名的“乌台诗案”中被以“作诗讪谤朝廷”之罪谪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苏轼在黄州期间,创作了大量的词来抒发心中的忧愤,表达他的人生态度。哲宗元佑年间,高太后临朝,司马光执政,苏轼被召回京,被委任为朝奉朗知登州,后迁为礼部朗中,又迁为翰林学士知制诰,又历任知杭州、知颍州、知扬州、知定州。哲宗亲政后,被远贬惠州(今广东惠阳),再贬儋州(今海南儋县)。徽宗即位后,在遇赦北归的路途中,于靖国元年(1101年)卒于常州(今属江苏)。苏轼一生在宦海中浮浮沉沉,心中种种忧愤,都成为其创作的源泉。[注B] 一、婉约词的传统题材——言情 言情,是婉约词的传统题材,它以情动人,道尽人世间的喜乐悲愁。在北宋苏轼以前的词人言情的主题不外是以代言体的形式写一些闺怨、相思、离愁别绪、春花秋月等。苏词主要是突破了晚唐以来“词为艳科”的庸俗品位,“诗余”的附庸地位,只写闺怨、别情的题材范围,将词推到了正宗的文学艺术高雅的殿堂。在言情方面,苏轼描写的至情至性的爱情词,颠覆了艳情词的俗套,给人以凄美、委婉的高雅享受。 一《蝶恋花》(记得花屏初会遇): 记得画屏初会遇。好梦惊回,望断高唐路,燕子双飞来又去。纱窗几度春光暮。那日绣帘相见处。低眼佯行,笑整香云缕。敛尽春山羞不语。人前深意难轻诉。[注1] “记得画屏初会遇”是写美妙爱情的开始,与心上人在画屏之间初次相见,现在依然清楚的记得,令人难忘。“好梦惊回,望断高唐路,”是写美妙爱情的破灭。“燕子双飞来又去。纱窗几度春光暮。”是写男子在爱情破灭后对女子的痴恋相思。美丽的春光几度从窗前走过,而对她的思念未减半分。说明自己是在没有希望的等待中度过。“低眼佯行,笑整香云缕。”低眉垂眼,假装要走开,却笑着整理自己的头发。写出了女性的娇怩之态和心底的秘密。“敛尽春山羞不语。人前深意难轻诉。”收敛起眉头不说话,不是对他的无情,而出于女性的娇羞。一个女孩子怎么好意思在人前表达自己的爱情呢?可是越是这样越能招人疼爱。全词以男子无尽的缠绵相思和甜美的回忆作结。 详情更多内容请登录原创论文网,百度搜原创论文网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哦,去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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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yingheng

简析苏轼词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论文

在日复一日的学习、工作生活中,大家都不可避免地会接触到论文吧,论文是描述学术研究成果进行学术交流的一种工具。那要怎么写好论文呢?下面是我整理的简析苏轼词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论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苏轼的词创作是从他中年出任杭州通判时开始的,他最早的作品《浪淘沙·咋日出东城》和《南歌子·海上乘槎侣》,前者写春天之景,语言平易流畅,意境虽无过人之处,倒也清新可爱;后者写钱塘江潮,苏轼词的豪迈气概和诙谐风格微有端倪。统观全局,苏轼词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政治、情爱、农村三类作品。

苏轼是满怀热情投入到政治生活中的,但是不幸的家庭经历、多蹇的仕途命运、严酷的权力争斗使他蒙受了一次次打击。在作品中,有对理想的热情,有落魄的郁愤,有逆境中的不甘沉沦,真实细致地反映了苏轼复杂而又丰富的内心世界。苏轼还是"性情中人",无论是亲情还是友情,大都写得真切感人。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评论说:"东坡之词,纯以情胜,情之至者词亦至,只是情得其正,不似耆卿之喁喁私情耳。"《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

① 彭乘:《墨客挥犀》。

② 见原词序。

③ 陆游:《老学庵笔记》。

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此词作于熙宁八年(1075年)密州任上,距苏轼元配夫人王弗去世正好十年。词的起片开门见山,直抒感慨,丝毫不用铺垫和渲染,将思念和盘托出,有不吐不快之势。生死殊途,南北相隔;仕途的失意,人生的苦闷,满腑凄凉无处倾诉。接下来退一步讲"纵使相逢应不识,"因为自己早已不是意气风发的年轻人了。下片写梦中相见,结句"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将无法排解的思念之情溶入连绵不尽的未来,更衬出未亡人的情真意挚。以词来写悼亡之情,苏轼是第一位也是写得最好的一位。

苏轼与下层劳动人民接触的深入与广泛,超出了同时代的任何一位作家,因此,他对劳动人民的疾苦十分敏感。当看到"秋禾不满眼,宿麦种亦稀"时,他"永愧此邦人,芒刺在肤肌",进而痛感"平生五千卷,一字不疗饥。"①苏轼词作品,对劳动人民的疾苦远不如诗描写得那样深刻。在全部30余首农村词中,最为成功的当属描写乡村风俗和勾画作者与乡野父老亲切融洽关系的作品。《浣溪沙·徐门石潭谢雨道上作》其二:旋抹红妆看使君,三三五五棘篱门,相排踏破茜罗裙。老幼扶携收麦社,乌鸢翔舞赛神村,道逢醉叟卧黄昏。

苏轼在徐州任太守时,春旱后得雨,因此,苏轼前往城东二十里"可以致雷雨"的石潭谢神,这首词是此次出行所写五首词中的第二首。词的上片写村里的姑娘们闻听太守将到,于是匆匆忙忙梳妆一番,三五成群地扎堆在篱笆门前迎候。为了能清楚地看一眼究竟,有的姑娘甚至挤破了红色的衣裙。词的下片写村社,首句写村社的隆重,次句写供品的丰盛,末句写村民的欢愉。全词犹若一幅淳厚质朴而又兴致盎然的农村风俗画。

苏轼词的艺术特色,历代评论家仁智互见,总括起来,不外四点,即豪放、韶秀、清迥和真率。

苏轼词的豪放已为人所共赏。俞文豹《吹剑续录》称:"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念奴娇·赤壁怀古》历来被推为豪放词的名作: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词的最后,"人间如梦"句,给全篇豪放阔大的基调涂上了一笔抑郁的宿命论的色彩,令人扼腕。《江城子·密州出猎》早《念奴娇·赤壁怀古》7年,是密州任上所作。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关于此词的写作,苏轼在《与鲜于子骏书》中有所叙及:"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词的

① 苏轼:《和孔郎中荆林马上见寄》诗。

上片首写声势浩大的出猎活动以及作者由此而激发生成的豪情,下片语意与上片一脉相承,紧扣豪情作文章,由出猎之豪情升发到报效国家之豪情。由杭州通判改任密州知州,苏轼的心情并不愉快,自称"老夫"正是这种灰暗心情的反映,但苏轼并不悲观,而是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冯唐故典,寓含天生我才明主不弃的希冀。词的结句"西北望,射天狼",表达了一旦为朝廷重用,当不负圣望,有所作为的雄心。

苏轼词中的韶秀清迥之作当推《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和《卜算子·缺月挂疏桐》。前人评价这些作品"格奇而语隽",①"语意高妙,似非吃烟火食人语。非胸中有数万卷书,笔下无一点俗气,孰能至此!"②苏轼词的真率与其为人的真率一脉相承,这一特点在他的大多数作品中都有体现。

苏轼词除"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③、"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④、"登临不用怨斜晖,古往今来谁不老,多少。"⑤、"不用悲秋,今年身健还高宴。"⑥这些豪迈刚健乐观爽朗的作品外,尚有相当一部分思想消极之作,如,《醉落魄·述怀》:醉醒醒醉,凭君会取这滋味。浓斟琥珀香蚁,一到愁肠,更有阳春意。须将墓席为天地,歌前起舞花前睡。从他落魄陶陶里,犹胜醒醒,惹得闲憔悴。这些作品是苏轼复杂思想的反映,有人生失意后的故作激愤之言,也有随缘委命的真情流露。因此,不能一概而论,而须加以甄别分析。

① 黄蓼园:《蓼园词选》。

② 黄庭坚:《山谷题跋》。

③ 苏轼:《浣溪沙·游蕲水清泉寺》。

④ 苏轼:《定风波·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

⑤ 苏轼:《定风波·重阳》。

⑥ 苏轼:《点绛唇·庚午重九再用前韵》。

文学史上素有“诗庄词媚”的传统,人们在填词时,总免不了要考虑什么样的生活、思想、感情才能够用词这一文学形式来表现。及至苏轼,采取“以诗为词”的手法,将别人以诗的形式来表现的`题材和主题,都写入词中,于是“东坡词颇似老杜诗,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放映了以前词人所没有放映过的广阔内容。而苏轼对词体革新的根本,正是诗词一体的词学观念和“自成一家”的创作主张。本文拟从苏轼的词学观,来探讨其词体革新中的几个问题。

为了使词的美学品味真正能与诗并驾齐驱,苏轼提出了词须是“自成一家”的创作主张,破“柳七郎风味”则是其词体革新的一个重要方面。

苏轼的词扩大了词的表现范围,就必然给词带来意境和风格上的创新。在写出第一首豪放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以后不久,苏轼就在第一篇关于词体革新的文章《与鲜于子骏书》中,明确提出了“破”的问题:“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P1650)歌词本是要“绣幌佳人”,“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欧阳炯《花间集序》)来歌唱的,而苏轼之词竟要东洲壮士“吹笛击鼓以为节”、“抵掌顿足而歌之”,并为其壮观而自鸣得意。显示了苏轼有意开阔新词境,以“破”风靡词坛的“柳七郎风味”,提倡一种具有阳刚之美词风的意愿。

在这里,苏轼对自己的词体革新提出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立”,“自是一家”;二是“破”,“无柳七郎风味”。值得注意的是,苏轼把“柳七郎风味”看成是“自是一家”词作的对立面,可见他对破“柳七郎风味”的重视程度。对于苏轼的这段话,清代刘熙载《艺概词曲概》指出,苏轼“近却颇作小词”云云,“一似欲为耆卿之词而不能者。然坡尝讥秦少游《满庭芳》词学柳七句法,则意可知矣”](P108)。刘氏并未说明“意”之所指,不过,从以下三个方面,还是可以看出苏轼之“意”是什么。其一,从“柳七郎风味”提法本身看。宋人以行第相呼,多用于平辈或晚辈,一般不用于尊者和长者,否则视为不尊敬。柳永是苏轼的前辈。苏赞许柳词时,称之为耆卿,字而不名;贬斥柳词时,则呼之为“柳七”。因此,“柳七郎风味”并不像有些论者所说,只是对柳永词风的一般称呼,实际上是一种贬称。其二,众所周知,柳永词分雅词、俚词二类。苏轼曾经说:“人皆言柳耆卿词俗,然如‘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唐人佳处,不过如此。”(P35)《八声甘州》情景兼到,骨韵俱高,属于雅词。可见,苏轼对于柳永的雅词颇为推许,他所说的“柳七郎风味”只能是针对沿袭五代的淫蘼浮艳风气的俚词词风而言。在宋俞文豹《吹剑续录》有一段文字记载:“东坡在玉堂日,有幕士善歌,因问:我词何如耆卿?对曰:郎中词,只好十七八女子执红牙拍,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绰铁板,唱‘大江东去’。为之绝倒。”(P49)曾端伯《高斋诗话》载:“少游自会稽入都见东坡。东坡曰:不意别后公却学柳七作词!少游曰:某虽无学,亦不如是。东坡曰:‘销魂当此际’,非柳七语乎?”(P497)说明了柳永词富阴柔之美,而苏轼词富阳刚之美,也体现了苏轼对传统词风的突破和创新。其三,柳永的俚词,在思想内容方面往往显得庸俗,在语言方面则比较俚俗。从苏轼本人的作品看,《东坡乐府》中如《满庭芳》(“蜗角虚名”)、《如梦令》(“水垢何曾相受”)等,语言都相当俚俗。而且,据《苕溪渔隐丛话前集秦少游》记载,秦观有“唤起一声人悄”词,其中“觉健倒,急投床,醉乡广大人间小”等语,也颇为浅俗,而苏轼“爱其句”。这种情况显示,苏轼并不一味反对俚俗;他不满于柳永俚词的,自然又在于它的思想内容的庸俗。要之,苏轼所说“柳七郎风味”,是指主要表现在俚词中的柳词的庸俗、卑弱和浮艳词风。他以“柳七郎风味”相概括,表示了他的不屑和否定态度;他说自己“颇壮观”的“自是一家”的词“无柳七郎风味”,表明他要在它之外建立一种新词风,开创一条新道路。这就是苏轼“意”之所在。如果说,《与鲜于子骏书》表明,苏轼在词体革新一开始,就把“柳七郎风味”当作他的革新的对立面,并把破“柳七郎风味”当作革新的组成部分,那么,《高斋诗话》所载则表明,他在革新的后期也仍然如此。

苏轼的词学观表明,他无论是破“柳七郎风味”,还是立“自是一家”的词风,都是比较自觉的。这两个方面构成了他的词体革新的基本内容。他所以把“柳七郎风味”当作对立面,除了它代表庸俗、浮艳、卑弱的词风,从当时词坛实际看,还当与柳词“掩众制而尽其妙”,在当时影响最大有关。柳词的出现,标志着宋词发展到一个重要阶段,但是,它未能突破“词为艳科”的藩篱,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它滋长了浮艳词风。所以,与其说它代表宋词的现在,不如说它代表宋词的过去。在这种情况下,苏轼要进行词体革新,不可避免地就会与“柳七郎风味”发生冲突。从主观上讲,苏轼开始也许只是要破“柳七郎风味”本身,但由于柳词“掩众制而尽其妙”,所以在客观上,他对“柳七郎风味”的冲击,不可避免地冲击到宋初以来的浮艳纤弱词风,因而具有更为广阔深远的意义。虽然,随着革新的深入和认识的发展,苏轼逐渐又把革新范围从“柳七郎风味”扩展到“小词”,但他对“柳七郎风味”的反对,却是始终不移的。

词史意义在古今学人关于苏词的评说中,“以诗为词”无疑是最为流行的一个命题。苏轼词出现不久,有人便很快敏锐地感到这些作品和前代及当时的词人作品有较大的差异,于是就出现了许多评语,其中尤以陈师道在《后山诗话》中所说的“以诗为词”这四字最为精当。这个论点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苏轼的词在向传统诗歌趋进,词与传统诗歌的界线在初步泯灭。而他所以能“以诗为词”,又在于他在词与诗的关系方面,与词“别是一家”的传统和流行的观点不同,他认为“微词宛转,盖诗之裔”(P1943)。他的识见高出于古人和同时代人,又坚持实践创新,从而为宋词开辟了新的天地。

以诗歌的标准要求词,以写诗的笔力写词,“以诗为词”是他进行词体革新的主要途径。苏轼的“以诗为词”,从词体革新角度看,这实际上是他革新的主要途径。“以诗为词”势必会引起传统的“小词”在内容、手法、语言、风格等方面的变化;对于词反映现实、表情达意的范围和能力,自然会有所开拓和增强,对于提高词的地位也具有重要意义。可以说,苏轼的词体革新之所以能取得重大成就,产生重大影响,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他在如何革新方面找到了“以诗为词”这一正确途径。“苏轼首先在理论上破除了诗尊词卑的观念”(P77),他认为诗词同源,本属一体,词“为诗之苗裔”(P40-49),在苏轼看来,词和诗一样,是可以用来表现社会的兴衰和历史的兴亡,抒写作家的胸襟怀抱和人生际遇,而不应一味沉溺于酒筳歌席、男欢女爱之中,并积极的付诸实践。如他的中秋词《水调歌头》通过望月怀人,表达了对手足同胞真情思念和热爱人生的执着态度,也反映了作者处于逆境之中而能达观自持的积极乐观精神。胡仔在《苕溪渔隐丛话》中评说:“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尽废。”显示了苏轼“以诗为词”进行题材改革的成功和社会对苏轼改革成就的认同。苏轼本人在说柳永《八声甘洲》中的名句:“此语于诗句不检唐人高处”(P77),称道蔡景繁的“新词,此古人长短句诗也”(《与蔡景繁书》)。由于他在词体革新时从文体观念上将词提高到与诗同等的地位,“这就为词向诗风靠拢、实现词与诗相互沟通渗透提供了理论依据”(P77)

东坡词扩大了词的表现范围,给词带来意境和风格上的创新,开拓词境,是苏轼词体革新的主要方向。在扩大词的内容与题材方面,苏轼的词可以记行事,可以述出游,可以写登临,可以叙凭吊,可以述节令,可以记梦,可以怀人,总之,凡个人日常所经所历所思所感,苏轼都可以以词写之。可以说,在苏轼笔下,词被运用得从容自如,无施不可。词作什么,怎样写,都可因作者的性情、才力和阅历的不同而可自由选择。在一个具体的创作个体那里,词应是没有功能及用途上的限制的。这样,词就被从较单纯的只为应歌和佐欢的狭窄路径中给引离了出来,词的适用范围增广了,词的门径增宽了,成了“横放杰出,自是曲子中缚不住”的一种文体。这就从实际操作上实现了诗词同体的理论,为后世诗与词的相容无间提供了现成参照。在开拓词境方面,他将传统的表现女性化的柔情之词扩展为表现男性化的豪情之词,将传统上只表现爱情之词变革为表现性情之词,使词像时一样可以充分表现作者的性情怀抱和人格个性。如元丰五年写的[定风波]《沙湖道中遇雨》,充分表现了他豁达乐观的精神;在密州写的《江神子密州出猎》,则表现了他希望驰骋沙场、以身殉国的豪情壮志。“苏轼让充满进取精神、胸怀远大的理想、富有激情和生命力的仁人志士昂首走入词世界,改变了词作原有的柔软情调,开启了南宋辛派词人的先河”(P78),从内容、题材的扩大到意境、风格上的创新,为苏轼词体革新的成功打下了厚实的基础,也为他日后的豪放词流芳百世提供了条件。

参考文献:

[1][3][7]刘熙载《艺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2]《苏轼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

[4][5]唐圭璋《宋词三百首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6]郭绍虞《宋词话辑佚》北京:中华书局,1980

[8][10][11][12]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三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9]方智范《中国词学批评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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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学术论文范文篇二 苏轼处世哲学初探 【 摘 要 】在苏轼作为我国古代文学家,为后人留下了一笔重要财富。而作为政治家的苏轼,也做出了一个儒家士大夫当有的历史功绩。而苏轼辗转于放达文人和深邃政客之间的处世哲学,便有了深刻的研究价值。本文试从正道直行的执着、善处忧患的旷达、自救自立的人格、亲躬为民的情怀四个层面来剖析苏轼的处事之道。 【 关键词 】苏轼 处世之道 人格风貌 生命精神 秦观在《答傅彬老简》中说:“苏氏之道,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际。”王国维在《文学小言》中评价苏轼:“若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苏轼坎坷人生中表现出来的人格风貌和生命精神,值得我们深入探究和学习。 一、“奋厉有当世志”――正道直行的执着 儒家鼓励人“志于道”,建功立业,有为于天下。苏轼《上梅直讲书》云:“轼七八岁时,始知读书,闻今天下有欧阳公者,其为人如古孟轲、韩愈之徒。……其后益壮,始能读其文词,想见其为人。”苏辙《墓志铭》追述苏轼十岁时母亲程氏亲授以书。“太夫人尝读《东汉史》,至《范滂传》,慨然太息。公侍侧曰:‘轼若为滂,夫人亦许之否乎?’太夫人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耶?’公亦奋厉,有当世志。”这正如后来苏轼说自己“少抱有为之志”。苏轼于仁宗朝举制科作《制策》二十五篇,“大抵劝仁宗厉精庶政,督察百官,果断而力行也”;及事神宗皇帝,两次上书数万言,“大抵皆劝神宗忠恕仁厚,含垢纳污,屈己以裕人也”;哲宗元�初,主张“校量利害,参用所长”。 苏轼对儒家忠君报国的思想接受尤深,使得他虽有“隐”的思想,却终究没有归隐。正如他所言:“未成报国惭书剑,岂不怀归畏友朋。” “羡君欲归去,奈此未报恩。”……可知苏轼一生沉浮,而拳拳报国之意若一。 二、“一蓑烟雨任平生”――善处忧患的旷达 苏轼才华横溢聪敏过人,刚正立朝勇于为义,却拙于谋身,不会自我保护。故“一生忧患,常倍他人”(《南华寺六祖塔功德疏》),几经贬逐,饱受苦难,终不得大用。苏轼于靖国元年所作《自题金山画像》,算是对自己一生贬谪生涯的 总结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苏轼的一生贬居黄州、惠州、儋州三地,穷困潦倒,但他都善于在诗词歌赋中发现生活美,从而获得一种充满善处忧患的智慧审美人生。林语堂先生在《苏东坡传》里说他“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智能优异”。 元丰时贬往黄州,《初到黄州》诗云:“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对黄州的“鱼美”、“笋香”盛情称赞,仿佛忘却了“乌台诗案”的灾难。绍圣初贬往惠州,他的《十月二日初到惠州》诗云:“仿佛曾游岂梦中,欣然鸡犬识新丰。……岭南万户皆春色,会有幽人客寓公。”这似是《初到黄州》诗在十几年后的历史回想。他又抒写“欣然”,描写口腹之乐。绍圣四年贬往儋州,登岛的第一首诗,“行琼儋间,肩舆坐睡,梦中得句云‘千山动鳞甲,万谷酣笙钟’觉而遇清风急雨,戏作此数句”,以其神采飞扬、联想奇妙而成为苏诗五古名篇:“应怪东坡老,颜衰语徒工,久矣此妙声,不闻蓬莱宫。”自赏自得之情溢于言表。 三、“尽卖酒器,以供衣食”――自救自立的人格 苏轼之所以能面对忧患随缘自适,不仅在于他善于排遣苦闷,更重要的是他始终立足于自救自立,保持一种人格的独立。元丰三年(1080)初贬黄州,作《节饮食说》,提倡“节食”。第二年不能再靠“节流”,于是“开源”。《东坡八首》叙云:“余至黄州二年,日以困匮。……庶几来岁之入以忘其劳焉。”他不辞辛苦躬耕其中,并把这块田地命名为“东坡”,从此自号“东坡居士”。他的《次韵孔毅父久旱已而甚雨三首》其二云:“去年东坡拾瓦砾,自种黄桑三百尺。……明年共看决渠雨,饥饱在我宁关天。”苏轼作为政治上的逐客,生存受到严重的威胁,心态却不卑微猥琐。苏轼之卓异正是建立在自己动手种田筑屋丰衣足食,生存需求获得独立的物质基础之上。 苏轼在海南禄�既绝,衣食难保,不得已“尽卖酒器,以供衣食”。暂居破漏官屋不久被官吏逐出,遂买地,起屋五间,名曰“桄榔庵”。然而,独特的伟大人格,既成就了不怨天尤人、立足自救自立的“东坡”精神,苏轼也就拥有了一份坦然与自乐。 四、“不以一身祸福,易其忧国之心”――亲躬为民的情怀 苏轼在贬谪时期,反复专研佛老,极慕陶渊明,却始终没有出世。苏轼从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奋厉有当世志”的壮志雄心,践行了范仲淹“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儒士操守,也在生存状态上真正的融入到了黎民百姓之中。 谪黄以后,苏轼和“渔樵杂处”,对黎民疾苦有着更深切的了解同情。当时岳州鄂州一带“例只养二男一女,过此辄杀之,尤讳养女。”苏轼遂“闻之酸辛,为食不下”,当即给鄂州知州朱寿昌写信并盼他“惟为民自重”。他说:“若岁活得百个小儿,亦闲居一乐事也。吾虽贫,亦当出十千。”由此可知,苏轼口出“悲歌为黎元”并非虚言。在儋州,他把自己被贬海南看作是“天其以我为箕子”,理应尽力帮助儋州人民改变困境。面对民族压迫、生产落后的现状,苏轼写了《和劝农》“以告其有知者”,“咨尔黎汉,均为一民”。看到当地人民“病不饮药,但杀牛以祷……以巫为医,以牛为药”,写了《书柳子厚牛赋后》。为了让百姓喝上泉水,讲究卫生,减少疾病,苏轼曾带领众人开凿至今完好的井泉,儋州人称之为“东坡井”。儋州在北宋时期仍处于“刀耕火种”状态,文化教育也十分落后,苏轼的《和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一诗真实的反映了学校教育七零八落的情景。王国宪《重修儋州志叙》指出:“北宋苏文公来琼,居儋四年,以诗书礼教转化其风俗,教化其人心,听书声之琅琅,弦歌四起。” 【参考文献】 [1](宋)秦观:《淮海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 [2] 王国维:《人间词话》,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 [3](宋)苏轼:《苏轼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 看了“苏轼学术论文范文”的人还看: 1. 关于苏轼的学术论文 2. 对苏轼研究的学术论文 3. 中文学术论文范文 4. 对外汉语学术论文范文 5. 浅析苏东坡的人生美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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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苏东坡做的肉叫“东坡肉”; 苏东坡烧的鱼叫“东坡鱼”;(五柳鱼) 苏东坡沏的茶叫“东坡茶”;(七碗茶) 苏东坡酿的酒叫“东坡酒”;(蜜酿酒”) 苏东坡吃的点心叫“东坡饼”;(为甚酥) 苏东坡用的砚台叫“东坡砚” …… 没有一个文人象苏东坡这样更有人情味了,他不但活在诗词歌赋案几尺牍中,还活在一个个普通的百姓的生活里。他毫无疑问是阳春白雪,但他却在下里巴人中也能找到知音。这些以东坡为名的什件都可以在古文中找到记载,也可以在百姓中听到传说,何故?苏东坡太聪明了,他是一个生命的哲人,生活的智者,而他高可凌云的才华偏偏又是我们这个受到多少年文化浸没的民族的一种期盼。中国人评论一个文人,喜欢用的一个词语就是才华。才华二字寄托了中国人的向往,寄托了中国人的浪漫,寄托了中国人的敬佩。 中国人喜欢苏东坡,而他的才华、他的道德、他的功绩,也足以让我们可以喜欢。于是,我们就会把所有的向往都寄托在这个人身上,所以才出现了“东坡肉”、“东坡鱼”、“东坡饼”……不仅如此,我们还编造出了一个“苏小妹”,编造出这个才女洞房夜难倒秦少游,津津乐道。而事实上,“苏小妹”在历史中是不存在的,而我们说“苏小妹”的才华,不就是为了衬托苏东坡的才华吗? 中国古代文人中,受到后世喜欢的,苏东坡绝对排第一。陶渊明太清泊了,他的心境不是一般人能体验到的;李白太飘逸了,让人有一种可望不可及的感觉;杜甫太沉重了,让人不敢和他并肩而立,生怕自己的命途也会沾染舛运;欧阳修太高贵了,连苏舜卿、梅尧臣、王安石、苏东坡都是他的后生学生,还能有几个人敢忝列其中? 所以我们喜欢苏东坡,他让人能看得见,摸的着,感觉得到。而他丝毫不亚于任何一个人的才华,让我们喜欢的时候也能理所应当,心甘情愿。儒家修炼他的“苏学”,道家渲染他的“炼丹术”,佛家颂扬他和佛印的友谊,你喜欢诗歌可以吟咏“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如果喜欢词曲就低唱“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豪放派说他开“一代词风”,婉约派说他是“一代词宗”,画家欣赏他的《潇湘竹石图卷》,书法家临摹他的《黄州寒食诗帖》,而他官居高位让人看到了成功的希望,屡遭谪贬征示人生坎坷,人生坎坷却依然乐观豁达又能给多少人希望和力量? 苏东坡太聪明了,清人程洪《词洁》评论《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一词:“自是天仙化人之笔”,这是说他的词,我却把它看成是在说他这个人。如果他只是天仙,可能还真的让人敬而远之,可他是天仙,却偏偏又化作了人,化作了苏轼苏东坡。 (二) 有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颇能体现苏东坡的性情。苏东坡参加进士考,在试卷上他在论述“赏忠之时,宁失之宽厚,在罚罪之时,当恻然有哀怜之心,以免无辜而受戮”时他写道:“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日杀之,三。尧曰宥之,三。”这种史实颇可证实明主贤君的用人之道,但判官梅圣俞阅卷至此,对尧与皋陶有关此事的记载,却不敢公然提出查问,苏东坡因此,也得以封进士第二名。考试过去之后,梅圣俞一天问苏东坡:“尧和皋陶这段话见于何书?我一时想不起在何处读过。”苏东坡说:“我杜撰的。”梅圣俞大惊:“你杜撰的!”东坡回答:“帝尧之圣德,此言亦意料中事耳。” 苏东坡敢杜撰,是因为他的才华,他的才华让他惦捻先贤犹不足,还要去杜撰先贤;梅圣俞忍让苏东坡杜撰,也是因为苏东坡的才华,他的才华让梅圣俞感觉这个人即便杜撰也有道理。所以欧阳修才说:“老夫当退让此人,使之出人头地。”然后又对儿子说:“三十年后,就没有人再谈论我了,那时谈论的是苏轼。”也难怪仁宗皇帝见到苏东坡兄弟,高兴地对左右说:“我为我的儿子找了两个宰相。” 苏东坡绝不是一个一直倒霉的人,嘉佑二年(1057),他赴京应试,一举成名天下知,不仅如此,嘉佑六年应制举,又以贤良方正直言极谏入三等。整个北宋入第三等的只有四人。那一年他刚刚25岁,可谓春风得意,风光一时。盛名之下,历受了宋仁宗、真宗、神宗三代君主的“知遇之恩”。当苏轼处于党争倾轧漩涡而进退维谷时,高太后还从贬地召回他,并以“拉拢”和“托孤”的口吻对他说,他之所以从贬地起复,实在是“神宗皇帝之意。当其(神宗)饮食而停箸看文字,则内人必曰:‘此苏轼文字也。’神宗每时称曰:‘奇才,奇才!’”可是苏东坡同样具有所有真正文人具有的敏感和固执,他一生三次冤枉,十七次被贬,不能仅仅说是“小人”的诬陷。他以儒家“入世”“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王安石变法,他和王安石争执于朝,王安石《上仁宗皇帝万言书》主张变法,他就写《上神宗皇帝书》,同样洋洋万言,反对变法;被贬黄州,在东坡务农之时还上书太守去除杀婴恶俗,成立救儿会;在山东芝罘他只当了三天地方官,就是在这三天他严惩贪官污吏,并为民请命,上奏取消官盐。他不会掩饰自己的观点,身在其位就要说出自己的感受,不但是在政治上,在生活中,交往中也是一样。如果他讽刺别人写的诗“就像吃了苍蝇然后呕吐出来的东西一样”算是玩笑;在风翔为陈太守作《凌虚台记》,说:“然而数世之后,欲其求仿佛,而破瓦颓垣无复存者,既已化为禾黍荆棘、丘墟陇亩矣”算是性情;而他为王安石所写的《制词》,早就有人看出了“此虽褒词,然其言皆有微意,览者当自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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