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研究角度分为

传播学视角，文化资本视角，对比分析视角。要看你从哪个方向上来写……

1.  基础理论性论文。这类论文的研究对象是相关领域的概念、理论，而非实践规律。研究方法主要是在已有相关理论、思想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归纳、推演等推理方式，过一系列抽象思维获得关于特定主题的认识成。础理论性论文要具有相关学科的雄厚理论基础，乃常不道用于刚刚涉足论文写作的初学者。

2.  应用研究型论文。这类论文关注实践，常是在综合运用相关理论的础上，对实践中热点、焦点、难点、疑点问题(尤其是新问题)进行分析，找出问题产生的原因，并提出具体的操作策略或建议。如果将理论研究型论文比作科学家进行的研究，那么应用研究型论文就更像是大师的作品，它旨在解决现实问题，推进理论白实践转化。

3.  学术争论性论文。这类论文通常针对他人公开发表的文章或见解提出不同的看法，进行基于充分论据的商榷，看重揭示他人研究的不足或错误之处。学术争论性论文可以明确争论的对象，如某某专家的某一篇文章，也可以泛指某类观点，争论的主题可以是理论问题，也可以是实践问题，当然，学术争论不是各说各话的争吵，对科学性、逻辑性、严密性的要求更高。最后，学术争论性论文必须“对事不对人”，不能借论文对作者进行恶意攻击。

4. 调查报告型论文。这类论文以调查为础，常从现实中的某一问题出发，通过深入的调查、访谈获取数据，进而进行整理、加工分析，并将调查结果进行科学的呈现。调查报告型论文必须包含大量的原始数据，“用数据说话”是此类文章的重要特点。

5.  文献综述性论文。这类论文以他人研究成果为研究对象，所谓“综”就是归纳，必须对占有的大量素材进行归纳整理、系统介绍和综合分析，使同领城的研究成果更加层次分明、逻辑清晰。所谓“述”就是评述，要对所写主题进行较为全面、深入、系统的论述或评论，进而发表自己的见解。

议论文的论证结构有那些？如何快速形成一篇议论文的论证结构，这是很多学生感兴趣的问题。办法是有的，那就是在平时的训练中掌握几种有用的论证模式。文无定法，但亦有法。法，就是方法、技巧。这不是哪个人凭空杜撰的产物，而是千百年来无数人写作实践的结晶。有人担心，学生掌握一点“方法”“技巧”，甚至“模式”，会束缚他们的思路，会写出“千人一面”的八股文。这种担心不能说没有一点儿道理，但只要引导得当，“有法”而不死于法，“有法”而能变通，就不会有什么消极的影响。如果从根本上否定“法”，还谈什么“变通”呢？事实上，我们的作文训练之所以常常成效甚微，正是因为缺乏“法”的指导。我们这里所说的“论说结构的基本模式”，就是指论说文布局谋篇的基本“法”、基本套路。一篇文章先说什么后说什么，说完了一层接着说哪一层，总要有个次序；某种常见的次序又多是从实践中选择出来的，而选择的标准又常是由效果好坏来定的。一种次序用久用多了，就成了传统，成了“模式”。所以这“模式”是文章结构规律的反映，是帮助人写得快、写得好的工具。下面我们介绍两种基本的结构模式：一、起承转合式“起承转合”几个字受了“八股”的牵累，名声不大好，实际上它反映了一种结构文章的规律。且不说相当数量的绝句、律诗，“唐宋八大家”的散文，就是现在报刊上的论说文，运用“起承转合”的也并不少见。比如韩愈的《师说》，开头提出“古之学者必有师”的论点，这就是“起”。接着从“为什么”的角度讲从师的必要性:“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而“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所以“必从师”；而且“道之所存，师之所存”，这“从师”应是以“道”为转移的。——这就是“承”，是从正面承接而下，论述自己的观点。接着一句感叹：“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揭示种种耻于从师的行为和言论，以及由于耻于从师而造成的严重后果:所谓“君子”，其智乃反不及“巫医乐师百工之人”。——这就是“转”，由前边的正面论述“转”到对错误言行的批评，是从反面来论述自己的观点。最后举孔子的言行为证，既扣住了开头的“古之学者必有师”，又把正反两面的论述绾结起来:“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这就是“合”，是总结，是综合，是论证的结束。再如苏洵的《六国论》，开头便提出论点:“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并进一步加以申述，“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不赂者以赂者丧。盖失强援，不能独完”。这就是“起”。接着就是“承”，分别从“赂者”力亏而亡和“不赂者”失援而亡两个方面论述自己的观点，这两段构成了文章的主体。正面论述之后，就此“打住”未尝不可，但作者却又“转”出一层:“向使三国各爱其地，齐人勿附于秦，刺客不行，良将犹在，则胜负之数，存亡之理，当与秦相较，或未易量。呜呼!以赂秦之地封天下之谋臣，以事秦之心礼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向，则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这是假设句，是从反面设想“不赂”之策，抗击之行。这一“转”不仅使前面的论述有了衬托，更加有力，而且也为讽喻宋王朝统治者埋下伏笔。“悲夫”之后为“合”，把“亡”之教训和“不亡”之出路总而论之，结束论说的过程。“起承转合”作为一种基本模式，有其共同特点。但它又不是僵死的，而是可以灵活变通的。首先，“起”就有不同的起法。直申观点是“起”，提出问题也是“起”；像《师说》那样“一言以蔽之”是“起”，像《六国论》那样既有“总说”又有“分说”也是“起”。“承”，也有不同的承法。从正面展开论述是“承”，从反面展开论述也是“承”；从几个方面、几个层次去说是“承”，用不同的论证方法去展开也是“承”。“转”也有不同的转法。上面是“正承”就可以“反转”，上面是“反承”就可以“正转”；批评谬论是“转”，从反面设想也是“转”。“合”有不同的“合”法。侧重点可以不同，或在正，或在反；落脚点可以不同，可以止于认识，也可以落到实践，等等。如此变通起来，不就丰富了吗？而且，“起承转合”四步，也不见得篇篇俱全，可以无“起”，也可以不“转”，有时又不必去“合”。这正如使用比喻，典型的比喻结构是“本体像喻体一样如何如何”，但在言语实践中，本体可以不出现，比喻词可以不出现，那表示相似点的“如何如何”也可以不出现。又好像使用三段论推理，完整的三段论是由大前提、小前提、结论三部分组成的，但在实践中，人们常常可以省去其中的某一部分甚至两部分。“模式”的使用，在于适应内容的需要，适应生活的需要。有了这种从实际出发的意识，“模式”就可大派用场了。二、逻辑推理式形式逻辑是研究思维形式的结构及其规律的。思维形式的结构并不是人们主观创造的东西，而是人们在长期的实践中固定下来的。形式逻辑的作用，主要是帮助人们正确地思维，但它同时也帮助人们表达。在议论文写作中，形式逻辑所揭示的种种思维形式和规律都是很有用处的。而对“论说结构”来说，可直接移用的就是“推理”。推理是一种思维形式，它由一个或几个判断推出另一个判断。所根据的判断叫“前提”，所推出的判断叫“结论”，由前提推出结论要有一定的方式，要遵循一定的规律。每一种推理的形式，都可以直接构成议论文的“论说结构”。例如:一切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人都比泰山还重，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所以，张思德同志的死比泰山还重。这是一个由三部分组成的演绎推理，所以又叫“三段论”。前两段叫“前提”，第三段就是“结论”。第一个前提表述了一个进步的价值观，第二个前提表述了一个客观的事实，根据这两个前提的内容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就可以得出结论，这个结论是对个别事物——张思德的死作出的价值判断。假如我们写议论文，要对张思德的死发表见解，而这见解就是他的死“比泰山还重”，我们就不妨把这个推理结构作为自己文章的论说结构:第一层就阐述“一切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人都比泰山还重”，第二层就说明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最后就可以得出自己的结论，稍加发挥，即可结束全文。再如:只有实事求是，才能把中国的事情办好，我们是真心实意想把中国的事情办好的，所以我们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这个“三段论”的第一个前提是一个必要条件的假设复句，表述了一个普遍的真理；第二个前提表达了一种意愿，一种决心，肯定了第一个前提中的结果；由此推出结论，肯定了第一个前提中的条件。假若我们要提倡“实事求是”的精神，就不妨以此为文章的基本框架，形成论证结构。再如：对于青年人的求异思维有三种不同的态度:或者加以正确的引导，或者在一旁指手画脚地批评，或者坚决反对，强行压抑。我们不应该去指手画脚地批评，也不应该去反对，去压抑。所以，我们应该加以正确的引导。这也是一个“三段论”，不过它的第一个前提是一个选择复句，提出了“三种不同的态度”（对待青年人的求异思维基本上也就是这三种态度了），这三种态度是彼此排斥的。第二个前提否定了两种态度，从而推出结论，肯定了唯一可取的正确态度。如果我们想写一篇文章，论述“对青年人的求异思维应取正确引导的态度”，就可以把这个推理结构作为文章的论证结构。上面说的都是“演绎推理”，都是“三段论”。归纳推理形式也可用来作为文章的论证结构。和演绎推理不同的是，归纳推理不是从一般推出个别，而是由个别、特殊推出一般，是从特殊的、个别的事实中推出普遍性结论。邹韬奋先生的《呆气》一文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归纳推理”结构:要鼓起勇气和保持正气，需要有呆气；研究任何学问要求造诣深邃，需要有呆气；投身革命事业以拯救同胞，需要有呆气；欲能忠于职守，需要有呆气；要交可靠的朋友，也需要有几分呆气。所以，呆气好处极大，不可没有。从第一段开始，每层说一个方面，连续几层已把人生的各个方面差不多都说到了；既然无论干什么都非有几分呆气不可，“人不可不有几分呆气”的结论就不可动摇了。贾谊的《过秦论（上）》也是一个归纳推理的论证结构，且它不是分别列举许多个别事实，而是对“秦”这一个典型事实进行分析，最后归纳出普遍性的结论。文章先用大量笔墨述说秦发展强盛以至统一天下而后暴亡的历史事实（这叙事中已自有褒贬在内，即其叙事的角度是为自己的观点服务的），然后对比分析（秦自身前后的对比，陈涉与山东六国的对比），指出其中的因果必然性，最后得出“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的结论。这个结论的可信性不仅在于前面的叙事，而且在于后面的一段析理。文章使读者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其说服力是很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