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文学学年论文题目

上面的是明清的,下面的是宋元的

学术堂整理二十个好写的汉语言文学毕业论文题目,供大家参考:1、以《墨子》为例分析古代汉语中的"所"字结构2、《马氏文通》中韵律影响句法现象研究3、"道"的文化阐释4、古代汉语词类活用的类型及规律--以《论语》为例5、关于古代汉语绪论的几个问题6、主观化与古代汉语"N所V"结构的双重身份7、从拉丁语到古汉语--汉译《几何原本》卷一"界说"的翻译分析8、诗语、框架与海外经验--张斯桂《使东诗录》浅论9、评王力《古代汉语》常用词的编排10、当代文学与对外汉语文化教学11、《世说新语》中程度补语的句法和词性研究12、浅析第三人称代词在汉魏以来的发展13、成语、俗语--学习文言文的新途径14、浅析《马氏文通》对"先置"现象的研究15、浅谈汉语言文学的全球化发展16、如何培养我校学生阅读古诗文的兴趣17、古代汉语"远+N"和"N+远"构式的语义与句法历时对比研究18、《论语》同义词辨析19、古诗文吟诵的历史传统与规则要领20、古代汉语字间关系考察--以"薄"与"迫""箔""簿"三字关系为例

论宋元南戏的雅俗之变探讨我国古代文学总体发展的历史源流时，把握好由“雅”向“俗”的历史性转化，对解决古代文学发展的诸多理论问题至关重要。南戏现存作品，是戏曲史上最早的、也是较为完整的戏曲作品，可以代表“俗”文学在发展初期的风貌，因此正确地认识和评价早期南戏的价值及意义，是解决文学史发展规律的诸多关键性问题之一。我国古代戏曲研究，由于资料的缺乏，许多脉络不易理清，南戏尤其如此。长期以来，南戏研究被认为是古代文学史研究中“一个失去了的环节”[1]，不无道理。1912年至1913三年间，王国维《宋元戏曲考》在上海《东方杂志》连载。1920年，叶恭绰从英国伦敦一小古玩肆中购得了第13991卷的《永乐大典》，内收的《张协状元》第三种戏文，正是已经失传的早期南戏作品。本世纪三十年代，一批学者已经认识到古代戏曲研究对中国文学发展的重要意义，他们不畏艰难，以严肃的态度投身到南戏的研究中。这期间，冯沅君、郑振铎、赵景深、钱南扬诸先生，依据《新编南九宫词》、《旧编南九宫谱》、《雍熙乐府》、《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九宫正始》等书，对宋元南戏的佚曲进行辑佚及整理工作。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赵景深的《宋元戏文本事》，钱南扬的《宋元南戏百一录》，陆侃如、冯沅君的《南戏拾遗》先后出版。五十年代，钱南扬的《宋元南戏辑佚》也正式出版。至此，早期南戏的真实面目才得以展现出来。这些凝聚着许多专家心血的研究成果，确实来之不易。但南戏研究仍存在着资料不足的局限，本文仅就发掘出来的宋元南戏作品谈一些粗浅看法，对于有争议的论题，则暂不涉及。（一）“俗”文学对正统“雅”文学的冲击，主要在于其作品的新鲜、活泼、富有战斗力及其所拥有的大量读者及观众。宋元南戏的产生，正体现了“俗”文学这方面的意义。“宋元旧篇”的提法，见于明代徐渭的《南词叙录》一书连主要指该书所著录的宋元间曾经产生过的南戏作品。这些作品已大部份亡佚。徐渭生活在明朝中叶，从明人的眼中看宋元，也已久远，故称“宋元旧篇”。“俗”文学并非到宋元时期才产生，它的刍形可以追溯到更久远的年代，但因一直处于“雅”文学的附庸地位，被统治阶级及文人学士所鄙弃，始终不能登大雅之堂。就戏曲看，南戏产生之前，中国已有萌芽状态的古剧。“优孟衣冠”[2]、“东海黄公”[3]、“大面”[4]、“钵头”[5]、“踏摇娘”[6]以及参军戏[7]等都是唐代以前不同历史时期的古剧形式。宋金元时期和南戏同时发展起来的，还有宋杂剧、金院本和诸宫调等。据周密《武林旧事》，陶宗仪《辍耕录》等书的记载，宋杂剧作品曾有280余种之多，金院本亦有690余种之多，可惜仅有篇名留传一、二[8]，作品则已全部亡佚。从存留至今的作品看，宋元南戏和元代杂剧，无疑是我国戏曲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黄金时代。南戏和元杂剧地位虽然相同，但命运就完全不同了。元杂剧不仅有明人臧晋叔《元曲选》所收作品及《元刊杂剧三十种》等100余种完整的作品传世，而且还有钟嗣成《录鬼簿》、朱权《太和正音谱》、周德清《中原音韵》等专著以及明清两代曲论家的不少记载、评论可供研究。相比之下，南戏的传世作品及研究资料则少得多。徐渭《南词叙录》曰：“惟南戏无人选集，亦无表其名目者。”他在“客闽多病”期间，也仅只“遂录诸戏文名”，并没有如臧晋叔选杂剧那样为南戏选集。南戏存留作品及研究资料的匮乏，可能与元明间文人对南戏的某些偏见有关。元人专著中，就曾提及南宋戏文为“亡国之音”[9]，明人著作也持此态度。听北曲使人神气鹰扬，毛发洒淅，足以作人勇往之志……，南曲则纡徐绵眇，流离婉转，使人飘飘然丧其所守而不自觉信南方之柔媚也。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是已……。”[10]嘉兴之海盐，绍兴之余姚，宁波之慈溪，台州之黄岩，温州之永嘉，皆有习为倡优者，名曰戏文子弟……。其扮演传奇，无一事无妇人，无一事不哭，令人闻之，易生凄惨，此盖南宋亡国之音也。[11]元明文人对南戏的不理解，也可能与元朝统治者对南人的镇压有关。元朝法定的民族等级制度是四等人制，即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等。南人地位最低，南戏可能受到影响。明朝文人既不能不重视南戏的价值及影响，又持有一定的偏见，因此在不少曲论家所留下的有关南戏的记载中，有些是正确的，有些已被后世学者证实并不一定符合南戏的发展实际，有些甚至是错误的。例如在有关南戏和元杂剧产生时代上孰先孰后的问题，诸如“北有西厢，南有拜月，杂剧变为戏文”[12]，“明兴，风声所被，北化为南”[13]，以及“金元创名杂剧，国初演作传奇”[14]等议论，没有把宋元南戏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来对待，“好像先有北曲，后有南曲，宋元就没有南戏似的”[15]。应该说，在明人的著作中，真正懂得南戏，并能给予较为公允的评价的，仍然当推徐渭和他的《南词叙录》。南戏始于宋光宗朝，永嘉人所作《赵贞女》、《王魁》二种实首之。故刘后村有‘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16]之句。或云宣和间已滥觞，其盛行则自南渡，号曰永嘉杂剧……。——徐渭《南词叙录》南戏出于宣和之后，南渡之际，谓之温州杂剧，……。——祝允明《猥谈》上述说法大体可以为我们提供南戏产生之初的情况。北宋的宣和与南宋的光宗二朝在时间上相差约七十余年，如果说《赵贞女》及《王魁》等成熟的南戏作品始见于光宗朝，那么理应在成熟的作品出现之前，有一个萌芽及逐渐演化的过程，所以“宣和间已滥觞”的说法，是有道理的。这恰恰可以说明南戏产生的时间比元代北曲杂剧要早很多。既然南戏代表着古代戏曲最早发展的成就，那么现存的宋元南戏作品，对考察和探讨古代文学在特定历史时期，由“雅”走向“俗”的早期风貌及发展轨迹，就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宋元：——政治：封建国家经过长期分裂后，归于统一：这一时期，开始是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接着是辽、宋、夏、金等几个少数民族政权的长期并立，后来元朝统一中国，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进一步加强，北宋削夺统军大将及地方节度使的权力，派文臣到各地做知州管理地方政事，派转运使到地方管理财政，防止地方割据取得成功。元朝实行行省制度，影响深远。 民族关系：这一时期，各民族间有战有和，接触频繁，民族融合进一步加强，进入黄河流域的契丹族、女真族不断汉化、到元朝已被称为“汉人”。一个新的少数民族——回族形成。总体：中华文化逐渐封闭、开始衰落，封建制度弊端暴露的时期 明清：1.制度建设空前完备。明朝制度建设具有明显的全面整合前朝制度并开创新制的特点。仅以政治制度为例，如经朱元璋大刀阔斧的改革，废除了丞相制和行省制，形成了皇权之下中央以“五府”、“大九卿”为主体，地方以各省“三司”为主体的官制结构；永乐后，又形成辅佐皇帝处理政事的内阁、司礼监体制；还逐渐形成了旨在统一事权以加强对地方控制的督抚制度。相比元朝，其官制体系既大大简化，又体现出明显的相互制衡的特点，皇权及统治效能皆空前加强。中叶后又形成凡高级官员人选、各部门重大决策等，首先经有关衙门提出建议或会官“廷议”，再由内阁“票拟”处理意见，最后上请皇帝裁决的制度，从而，在保证皇权独断的前提下，使决策程序具有了“集思广益”的特点。又如，在空前完备的科举和官办教育体系基础上，永乐后，科举和学校功名逐渐成为决定士人仕途和朝廷任官的最主要依据，从而把选官的公平原则贯彻到当时社会所能达到的最高限度，不仅普遍提高了文官的文化素养，而且大大扩展了统治基础，增强了社会各阶层对朝廷的凝聚力。另外，明朝在经济、法律、军事等方面的制度建设也都高度完备、独具特色并占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 2.商品经济空前发展。总体说来，明代经济仍以自给自足的农业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但相比前代有了巨大发展，主要表现在随着粮食品种的增多特别是玉米、番薯等高产作物的引进以及植桑、种棉等经济作物的普及推广，农业生产力有了明显提高。在此基础上，商品经济和手工业得到迅速发展，出现了许多具有地方特色的手工业产品和经济原料作物产区，涌现出一大批因工商业而兴起的著名市镇；广大农村的集市贸易也空前普及和繁盛，地区间商品流通十分活跃；私人海外贸易发展强劲；以徽商、晋商等为代表的地方商人集团崛起，在经济乃至社会生活领域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在此背景下，东南发达地区的若干手工业部门中较多地采用了雇佣关系，也即人们所熟知的资本主义萌芽。 3.阶级结构发生了新的变化，社会流动加快。宋代以后，世族地主已彻底退出历史舞台，非贵族地主成为地主阶级的主体。而至明代，非贵族地主的数量及其在地主阶级中所占比重都空前提高；除作为主体的缙绅地主外，在经济发达地区还出现了少量的经营地主。市民阶层也伴随着工商业和城市的空前繁荣而兴起；与此同时，普通平民的身份地位也比前代进一步提高。社会流动速度空前加快，学校和科举几乎成为非贵族地主乃至平民获得政治身份并进入官绅阶层的唯一途径，尤其是以科举考试博取身份特权，再以身份特权谋取经济利益，成为社会流动的主要方式。 4.中后期社会风气丕变，思想文化异彩纷呈。首先，出现了普遍重商、“竞相逐利”和追求享乐的风气，“人必有私”观念和拜金主义流行。其次，程朱理学衰微，王氏心学风行，天下之士由谨守“朱子矩矱”、“格物致知”到普遍“贵疑”、“自得”、“厌常喜新”乃至追求个性解放。其三，文学界提倡“独抒性灵”，以小说为代表的反映市民文化的通俗文学空前繁荣，其中尤以《金瓶梅》和《三言》、《两拍》更多也更直接反映了市民阶层的价值观念及生活面貌。其四，学风经历了由朴实到空疏，再到求真、求实的变化。史学中野史尤其是私修当代史空前繁荣，标志着史家对现实的高度关注和对经世致用的不懈追求；以《农政全书》、《本草纲目》、《天工开物》等为代表的实用科技的发达标志着中国科技发展的新水平；明后期随着西方传教士的东来，以徐光启为代表的一部分士大夫已敏锐察觉到中国科技文化在某些方面的落后与不足，而积极向以利玛窦为代表的传教士学习，于是形成了中西文化交流的高潮，并出现一大批文化交流的成果。 5.士大夫敢言之风盛行。明朝士大夫敢于直谏为中国历史所罕见，主要表现有二：一是敢言之臣“不可胜数”，如洪武时茹太素、正统时刘球、嘉靖时沈练、天启时杨涟等，皆为著名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