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史论文

浅析美钢铁进口限制的原因及其带来的后果 3月5日美国宣布针对部分钢铁进口产品设定高达30%的进口关税,以帮助国内不景气的钢铁产业。新税征收范围包括10个产品类别,征收额度从8%至30%不等。征收从3月20日开始,征收产品复盖从巴西、韩国、日本、台湾、俄罗斯、德国、土耳其、法国、中国、澳洲和荷兰进口的卷钢板及其它钢材。征税期为三年，对钢板征收的30%纳税额度,在第二年将减少到24%,第三年为18%。而钢板进口占美国钢铁进口额的约60%之多。而且布什此番推出的征税方案经过了精心设计，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方式，把加拿大、墨西哥两个北美自由贸易区成员国排除在外。反恐战的重要盟友土耳其也享受了免税待遇，而对另一个在反恐战中作出了重要贡献的国家－－俄罗斯，也被给予了优惠的配额。受这一决定打击最重的将是欧盟、日本、中国和韩国。美国钢铁行业对布什政府的决定表示欢迎，认为这一决定是拯救该行业的必要举措，但是外国钢铁生产商对这个决定进行了猛烈抨击，称这种做法是保护主义，而且也是对自由贸易的打击。美国的决定立即在全球引起强烈反对，一场国际钢铁贸易战山雨欲来风满楼。 一、美国作出提高进口钢铁产品关税决定事出有因： 1、受经济放缓及需求下降的影响,去年全球钢铁工业生产能力严重过剩。 主要钢铁生产国预测,因钢铁过剩，至2005年将有产能亿吨钢铁的工厂永久关闭。为避免继续增加库存，全球将减产逾2亿吨钢铁。布什政府官员表示,进口限制将确保美国钢铁业不会为全球钢铁减产付出更多的代价,其中包括关闭工厂。 2、来自美国钢铁业内部的压力。 布什当天宣称，他的决定是为了拯救处于困境中的美国钢铁业。但美国钢铁业不景气并非进口钢材的价格冲击。外国制造商反驳说，美国钢铁业目前遇到的问题是由于该行业无法进行自身重组和关闭亏损工厂造成的。近年来，由于多家美国钢铁公司倒闭，数以千计的钢铁工人失业。两周多以前，伯利恒钢铁公司破产。几乎就在布什宣布实施201条款的同时，美国第五大钢铁企业－－国家钢铁公司也宣布申请破产保护，成为过去4年中第三十二家申请破产保护的美国钢铁企业。专家分析认为，造成这种不景气并非只是因为进口产品价格的冲击，需求量下降、改革不力和技术革新缓慢等都是非常重要的原因。但美国钢铁业却把矛头首先对准了外国产品。"身陷囹圄"的美国钢铁行业垂死挣扎，抓住布什政府这棵救命稻草不放，控告欧盟拿安全标准作挡箭牌，限制钢铁进口，以摆脱目前的困境。近年来，他们展开舆论攻势，在国会赢得了广泛支持。布什的这一决定就是在钢铁业和国会的强大压力下作出的。 3、布什政府为了政治上的需要。 贸易问题专家哈沃德·威恩律师对记者表示，此案实质上已经成为"政治案"。 正因为如此，它才会显出明显的不合理性。就连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也表示，他不同意布什总统提高多种进口钢材关税的决定。他说："我并不同意这个决定，但我知道这是布什总统不得不作出的非常困难的决定。" 2000年，布什在美国有史以来最为势均力敌的总统大选中险胜对手，几个月来，美国钢铁工业的院外集团一直在对国会议员们进行游说，这种情况下，布什总统对几乎所有钢产品展开了保障（safeguard）性调查。去年10月份，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认定进口钢材损害了美国的钢铁工业。12月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多数成员建议对进口钢材加征关税，任何一种类型钢材的税率不超过20%，美国钢材进口总量的80%左右将受到影响。然而，与反倾销措施不同，国际贸易委员会在保障条款的实施上没有最终决定权。总统有权对其建议做出更改。从理论上说，此权力使得总统在征税前仔细斟酌公众利益所在。几乎每一次实施保障条款时，总统提出的修改方案都不如国际贸易委员会的初始方案严厉。事实上，在过去25年中，总统的最终决定中有一半左右是不对进口品实施保护措施。这一次布什总统却打破了先例。根据布什总统的建议，几乎所有主要类型的钢材都要缴纳30%的关税，其中包括钢板、热轧薄板、冷轧薄板、热轧带钢、冷轧带钢等。对于另一种主要钢材厚钢板，布什要求实施进口配额，布什的方案远比委员会提出的配额方案严厉。仅所涉及的八类主要钢材就占美国钢材进口额的70%以上。 全美最大的律师事务所之一的GT律师事务所律师张晋蜀说，布什的做法根本不符合市场经济的竞争原则，对消费者非常不利。据估计，关税增加，像汽车、建材等许多产品的价格因此会有相当幅度的上涨。布什总统不是不明白这一点，但他又不得不考虑中期选举。在这个问题上?quot;政治压倒了一切"。美国CATO研究所专家艾肯森指出，美国的钢材用户创造了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而钢材生产厂商只占％。目前美国钢铁企业的产量也远超出了国防工业所需。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用提高关税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来挽救美国钢铁产业都是不合理的，它将使下游用户不得不相应提高产品价格。美国消费工业贸易行动联合会计算，对钢铁进口的税率保护可能拯救4375个钢铁业内的就业机会，但对美国消费者造成的损失将高达20亿美元，还将使其它相关行业的36164个就业者丢掉饭碗。美国将在11月份举行国会中期选举，布什政府面临钢铁产业的巨大政治压力。由于布什总统一直坚持强势美元政策，使进口的钢铁产品价格下降，引起国内钢铁行业的不满。布什希望通过加徵关税，减少钢铁行业的不满情绪。正如东京三菱国际的首席经济学家布伦丹．布朗所说，此举是布什政府为赢得中西部钢铁地带的关键选票作出的决策。西部的几张反对票就可能决定11月份国会选举的结果是否对布什政府有利。 4、美保护主义的卷土重来。 美国贸易限制越来越严，主要还是缘于全球经济多极化趋势的不断强化。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在国内外市场上面临着西欧、日本与新兴市场国家及地区强有力的挑战。美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垄断地位不复存在，其商品出口额占世界贸易的比重从1970年的15．2％下降到1990年的11．5％。对外贸易逆差自1971年首次出现后急剧扩大，20世纪80年代中美国外贸累计逆差高达10362亿美元。巨额贸易逆差已同巨额财政赤字一起成为制约美国经济发展的重大隐患。如何利用全球经济正从传统的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型之机，扭转这一不利格局已成美国对外贸易与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当务之急。1993年9月，针对当时美国对外贸易不断恶化及知识经济崭露头角的状况，克林顿政府一改战后历届政府在对外贸易领域奉行的"自由放任"政策，推出了"国家出口战略"。1997年7月克林顿又公布了被他称之为未来经济增长发动机的"全球网络贸易战略"。它们被付诸实施以来，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原先对外贸易每况愈下的状态得到有效的扭转，市场份额与贸易逆差均明显改善。但是，亚洲金融危机后，美国的贸易逆差又节节攀升。随着美国经济的迅速滑坡，失业率上升，贸易赤字逼近GDP的4．5％，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势力势必卷土重来，要求政府采取强硬措施，保护本国厂商的利益，甚至不惜大打贸易战。 在分析传统的双边贸易关系中，比较成本说一直有着重要的影响。这一理论强调，比较成本优势是双边贸易的基础。一国可选择比较成本相对较低的产品进行生产并出口，换取比较成本相对较高的产品，从而通过国际贸易取得好处。在分析国际贸易中较有影响的另一理论是要素禀赋论。这一理论认为，自然资源及生产要素的差别是国际贸易的基础。各种产品在生产过程中所需要的生产要素及各类要素的比例不同，各国所拥有的资源及受资源制约的生产要素量也不相同，而资源与要素的流动则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因此，各国选择自己所拥有的要素密集型的产品进行生产，而后进行交换。按其解释，有些产品需要劳动力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有些产品则需要资本量较多，属于资本密集型产品。有些国家劳动力丰富，工资率低，有些国家则资本丰富，资本价格低。像美国之类资本量较多的国家应生产资本密集型产品，而中国之类劳动力丰富的国家则应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然后进行交换。 现在的问题出在美国既要生产并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又要维持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熊掌与鱼都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美国不仅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比较成本劣于新兴市场国家，而且在资本密集型及技术密集型的部分产品上劣于其他工业化国家。美国的某些行业面临如此窘状，不是去加快进行必要的结构调整，而是坚持抱残守缺，于是，只能筑起重重壁垒阻挡价廉物美的外国商品进入。 5、更有分析人士认为，美国所以冒天下之大不韪，挑起这场"前所未有"的争端，原因是美国在""事件后单边主义的表现达到了顶峰，全然不将别国放在眼里。近几个月来，美国的这种"强权地位"反映在美国对外政策的诸多方面，外贸也不例外。 二、美国作出提高进口钢铁产品关税决定后果： 1、对美国国内的影响： （1）对美钢铁业的影响：美国是全球最大的钢铁市场。去年美国进口2700万吨钢材，包括2120万吨成品钢材和580万吨半成品钢材。实施201条款后，美国对成品钢材的进口在今后几年里可能会减少500万到1600万吨。布什的决定将导致美国钢材的价格上升，但其价格不太可能因此回到钢铁工业要求的1997年的水平上。由于美国频频使用反倾销法，加上美元坚挺，美国的钢材价格已经达到了世界最高。目前钢铁工业的设备利用率为75%；只有钢材需求回升才能推动价格大幅度上升，对该产业进行保护并不能达到这一目的。而且，美国小型钢厂的生产能力有了显著扩大，这将在一定程度上抵消提高关税的影响。在过去的五年中，美国的小型钢厂增加了上千万吨低成本、高效率的生产能力。就在上个月，美国最大的钢铁生产商Nucor宣布将建立一个生产能力为200万吨的钢厂。 美国对外国厂商关闭国内市场的举动将加速小型钢厂的扩张计划。根据公认的估算，与大型联合钢厂相比，小型钢厂至少拥有每吨钢100美元的成本优势。布什总统的决定不会使这种差距有所缩小，钢材价格上涨意味着即使是低效率的美国钢铁企业也可以依靠外部支持生存。钢铁工业的养老金和医疗基金仍有130亿美元的缺口，这部分基金需要通过本阶段的销售来筹集，这将使一些厂商每吨钢材的利润减少50美元。 （2）体现了美国贸易政策的重大转折：美国商务部主管国际贸易的副部长格兰特·阿尔多纳甚至扬言，如果欧盟国家和日本经济不能复苏，美国在国际贸易中的限制措施将从钢铁贸易扩散到其他行业领域，范围将包括农业和半导体行业等。这是布什政府首次把钢铁贸易措施和全球经济的大问题挂钩。这标志着美国贸易政策发生了转折性变化。15年来，美国贸易政策几乎只关注开放海外市场，帮助美国出口商。虽然布什政府口口声声说它仍希望进一步实行贸易开放政策，但是此次对钢铁制造商的大力保护明确承认了美国国内对自由贸易的支持已大大削弱。 （3）提高钢铁进口关税还可能削弱美元汇率。新的关税制度不仅暴露了强势美元对美国贸易的不利影响，而且显示出强势美元政策已经对美国钢铁企业造成损害。去年夏天，美国全国制造商协会在华盛顿组织示威游行，要求让美元贬值。从那时以来，美元仍然持续攀升，对那些在海外开展业务和试图与进口产品竞争的钢铁业公司可谓雪上加霜。对美元来说，提高关税令投资者认为美国政府已经受到企业的强大压力，其强势美元政策可能发生改变，因而影响投资者对美元前景的信心。雷曼兄弟外汇策略师表示，虽然美国徵收进口钢铁产品税不会改变强势美元政策。但美国这一决定显示出布什政府的保护主义倾向，这对美元是不利因素。 2、对国际的影响。 所有的主要贸易伙伴都谴责了美国的决定，即使美国计划给予优待的国家也不例外。美国挑起的这场纠纷已经产生了连环效应，世界钢铁市场的正常秩序由此遭到破坏。经合组织内部就削减世界钢铁生产规模进行的讨论也因此而夭折。欧盟驻世贸组织代表指出的，美国的决?quot;不仅对美国经济是件坏事，对钢材市场和世界贸易体系同样是件坏事"。日本、韩国、巴西将联合欧盟共同抵制这一决定。它们已经向WTO递交了一份正式的申诉状，美国在为自己辩护的时候将面临重重困难。与适用于反倾销措施的含糊规则不同，WTO关于保障措施的规则极为严格。在过去的三年中，美国已经在WTO中输掉了两次涉及保障措施的贸易案件，大多数专家认为，此次美国的决定严重违反了WTO规则，程度非常严重。但是，WTO的争端解决程序极为冗长，恐怕判决尚未做出，美国实施保障措施的三年期限就已经结束了。美国的决定将产生多方面的国际影响： －－争端解决机制的弱点。几乎可以肯定，WTO将裁定美国的决定违反其规则，但这对美国并无约束力，这表明，WTO的争端解决机制存在明显的缺陷。美欧都曾受损于WTO的裁决，有人担心，双方都会寻求采取行动取消或削弱这一机制。 －－生产能力谈判。鉴于美国的决定，各国在经合组织的主持下展开对话，削减全球钢铁工业生产能力的前景越发黯淡了。一个如此重要的国家采取单方面行动，钢铁工业中必然增加上千万吨过剩的、或者效率低下的生产能力，由此产生的问题很难解决。 －－政治利益的权衡。美国的贸易伙伴所受的影响将是不平衡的。土耳其的钢材基本不会受到影响，俄罗斯钢材所受影响也不会很严重，其部分原因在于这两个国家在"反恐怖主义战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巴西和阿根廷的钢材受到的待遇大大优于欧盟和东亚。美国正力图建立囊括整个西半球的自由贸易区，因而希望减少相关国家的反对。 中长期影响。各国直接采取报复措施的可能性极小。欧盟已经表示，不会立即进行报复，而且没有把钢铁贸易争端和出口补贴问题联系起来；关于后者，WTO已经同意，欧盟可以向美国加征至多40亿美元的关税。任何国家都不愿被视作与美国开始一场贸易战，尽管如此，美国的决定将产生许多中长期影响： －－各国可能以较为巧妙的方式进行报复。俄罗斯已经宣布将禁止从美国进口禽肉，其表面理由是担心美国禽肉中使用了有害的添加剂。 －－这一行动使得日本和欧盟难以推进将产生重大国际意义的农业改革，因为美国以其行动表明，国内政治利益高于国际承诺。 －－全球贸易谈判的"多哈"回合不会受到严重影响。虽然布什的决定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谈判气氛，好在"多哈"回合还远未达到实质性谈判阶段。 最严重的后果莫过于美国的决定可能在其贸易伙伴的决策中产生"多米诺效应"。从去年秋季开始，加拿大已经开始筹划自身的贸易保障措施，目前唯一的疑问只是它将在何时开始调查。既然美国已经宣布实施保障措施支持钢铁工业，欧洲的钢铁企业也开始要求欧盟进行保障性调查。加拿大和欧盟都担心本应进入美国市场的钢材将转而流入本地区市场。然而，与美国不同，加拿大和欧盟很可能将等待钢材进口增长之后再实施保障措施，以免像美国那样公然挑战WTO规则。 近期内将在国际上产生的不利影响在于，该决定可能导致许多国家争相采取类似的贸易保护措施，以使本国钢材市场免受国际市场变化的影响，因为美国的行动将使全球钢材的价格下降。 欧盟贸易委员拉米称，美国决定采取保护主义的做法是全球贸易体系的一大退步，欧盟也将考虑采取贸易壁垒，以防止来自俄罗斯、拉丁美洲和亚洲的钢铁出口因被美国拒绝而改道进入欧洲，使欧盟国家钢铁进口激增。美国进口的高附加值钢铁产品的25%来自欧洲，而这类产品将被徵收最高的30%关税。每年将有超过200万吨出口美国的欧洲钢铁会受到影响。欧盟称，可能将有1600万吨其他国家的出口钢铁转向欧洲。WTO规则允许欧盟在进口产品可能大幅增加时，徵收钢铁关税或实施配额以保护其工业。 除了欧盟外,俄罗斯、日本、南韩和巴西都表示若华盛顿设定关税壁垒,它们将采取报复行动。巴西的钢铁业界人士和经济学家称，此次美国提高关税，首先将使美洲自由贸易区名存实亡。俄罗斯的钢铁工业也将受到严重冲击。俄罗斯外交部发出警告，称美国的作法将迫使俄国减少对美国出口的低价谷物的进口额度，并将严重影响双边关系的友好气氛。美国提高关税后，日本的出口钢铁将基本被拒之门外。日本经济产业大臣平沼赳夫6日对美国徵收进口钢铁关税的决定表示"非常遗憾"，并置疑美国钢铁业所承受的严重打击是否到了需要美国动用保护手段的程度。日本将考虑同欧盟及韩国联合向世界贸易组织进行投诉。 美国徵收高额钢铁关税将给亚洲钢铁产业带来很大影响。世界五大钢铁生产国中的三个在亚洲，布什政府提高钢铁进口关税使亚洲成为最主要受害者。根据国际钢铁协会汇编的最新数据，亚洲是世界钢铁产量最高的地区，1月份，该地区产量占全球钢铁产量的43%左右。中国在世界钢铁产量的排名中高居首位，1月份的产量估计为1,450万吨。日本以848万吨的产量排在第二位，而韩国的产量为381万吨，排名第五。7日日本、韩国、台湾和澳大利亚的钢铁制造商的股价都急剧下跌。此外，最令人担心的还不是亚洲对美国的钢铁出口将出现下降，而是全球所有过剩的钢铁供应可能会被倾销到亚洲，从而进一步压低亚洲地区的钢铁价格，进而使亚洲钢铁企业盈利大幅下降。预计钢铁供应量的潜在增长将损害目前亚洲地区的钢铁价格的回升，对亚洲经济的复苏产生不利影响。亚洲的情况也大体相似。美国此举对亚洲钢铁企业的直接影响不会太大。据美方统计，亚洲主要钢铁生产国韩国、日本去年对美出口钢材分别为222万吨和188万吨。与欧盟相比，数量都不算多。但对一些钢铁业骨干企业的冲击仍相当大。况且亚洲各国也面临着钢材回流的风险，在今后数年里有可能对市场造成打压。 中国加入世贸后也会成为各方钢铁厂商争抢的市场，国内钢铁业会面临激烈竞争。美方统计表明，中国在美钢材进口榜上排名第八，对美钢材出口量去年约为72万吨，总金额约为7亿多美元。贸易专家布鲁斯律师说，中国对美钢材出口数量有限，直接影响不大。但应该考虑到，这与近年来美国采取反倾销多次打压中国钢铁产品有一定关系。此次征税使中国输美钢铁产品再次受挫。更重要的是，美国市场对中国未来钢材的出口十分重要，市场份额一旦失去将难以夺回，因为获得免税待遇的加拿大和墨西哥等国是决不会放过这个空额的。

提供一篇西方经济学论文，供参考。对边际生产力论文的探讨一、边际生产力理论的局限性边际生产力理论是新古典经济理论的基石。边际生产力理论是用于阐明在生产中相互合作的各种生产要素或资源所得到的报酬的一种方法。通常情况，当其他要素数量不变，而单位某种生产要素离开（或加入）生产过程时所引起的商品产值的减少（或增加）量，就等于该种生产要素一个单位的服务报酬或其他报酬。这里很明显，决定生产要素的报酬是取决于生产过程中的技术条件。在新古典理论中，一般用生产函数来表明这种投入和产出的技术关系。边际生产力理论用数学公式来表达就是：厂商的生产函数是Y=F(x[,1],x[,2],x[,3],x[,4]……)，Y是生产过程中的产出，x[,1],x[,2]……是生产过程中的投入，F是生产函数。一般情况下，生产函数满足下面假设：产出对生产要素的投入满足一阶偏导数大于零，二阶偏导数小于零，即附图。一阶偏导数大于零表示，在其他投入不变的情况下，任何一种生产要素等量增加，必然带来实物产出的增加，即边际产品大于零，这一点是非常容易理解的，可以说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个公理，厂商没有必要在产量减少时增加一种要素的投入量。二阶偏导数小于零也就是生产函数的凸性假设，表明一种生产要素的边际产品会随该要素的投入量增加而递减的，这是一个比一阶导数大于零较强的假定，这就是经济学中常常使用的边际产品递减规律。“实际上这并不是一个规律，而是大多数生产过程所具有的共同特性”。（注：范里安：《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上海三联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95页。）在生产过程中，任何一种要素的报酬超过了在少使用这种要素时损失的产值时，那么就会少使用一单位该种生产要素，并且如果这种不平衡没有消除，就会继续减少使用这种生产要素，直到相等为止，即：附图，（注：实际上应该要素的报酬应该等于要素的边际生产收入(marginal revenue of product)，而不是边际产值(value ofmarginal product)，由于新古典的边际生产力理论主要是研究是完全竞争市场，因此二者在量上是相等。）其中w[,i]是x[,i]这种生产要素的报酬（价格），P为产品的价格。这个结论可以很简单地从给定生产函数和厂商利润最大化的条件下得出。边际生产力理论有两要素形式和多要素形式来说明生产要素的需求量。两要素是指总资本和总劳动，在这种形式下，生产函数的形式是Y=F(L,K)，L、K分别是生产过程中投入的劳动和资本的数量。多要素是指在生产过程中使用的可分辨要素的种类，就是在本文开始部分所采用的那种形式。两要素形式可以使边际生产力理论进行简化，但是这个模型存在着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如何将一个厂商投入的不同质的劳动和不同质的资本进行加总，（注：加总问题是边际生产力理论所遇到的最大的困难，边际生产力需要一个总量劳动和资本的概念，资本的加总只能通过对其价值（格）进行加总的形式来实现，而资本的价格受到资本的边际生产力（利息率）的影响，即维克赛尔效应，从而使边际生产力理论成为一个循环论证。）这也是在上个世纪剑桥资本争论最为激烈的一个问题。多要素形式避免了对不同的劳动和资本进行加总，但这种形式却远离现实，因为这种形式会使生产函数连续可微分的性质难以成立：许多厂商的投入要素都是固定比例，不可能单独地增减一种生产要素而不增减其他的生产要素，即生产要素之间不存在替代性，这样没有办法得出一种要素的边际生产力，因此边际生产力的理论适用范围非常有限。本文在这里分析的是边际生产力理论的适用范围，因此，在这里采用的是两要素生产模型，将厂商的投入抽象地分为劳动和资本，而如何将异质的资本和劳动加总的问题给抛开，而抽象地认为劳动和资本是同质的。这样边际生产力的模型就可以描述成：对于一个厂商的生产函数Y=F(L,K)，劳动者的报酬也就是工资附图，资本的报酬也就是利润（息）率附图。二、总额相符问题(Adding-up Problem)边际生产力在直觉上非常容易被人接受的，因为它体现了一个基本的经济理论原理，那就是其他要素固定不变时，一种要素投入所带来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从而使厂商的利润最大化。但是这里存在着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每个要素的每一单位都按照相应的边际生产力得到相应报酬，那么厂商的产量是否等于所有的生产要素的边际产品，这就是Y=MP[,L]×L+MP[,K]×K。在1894年，威克斯蒂德在《论分配法则的协调》中详细地论述了这一观点，“这些分配份额加起来等于每个厂商的净产量。”（注：《帕尔格雷夫经济学词典》第1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22-23页；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3卷），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407-409页。）这个结论的详细描述是：在生产函数是一次（线性）齐次性时，各种投入的生产要素的边际产品乘以其投入量的总和正好等于其产值，这就是总额相符，也就是欧拉定理(Euler's theorem)，从而使边际生产力在理论上更加完美。如果用产品的价格和生产要素的报酬来表示，就可以得到各种投入要素的报酬总和正好等于总产值。（注：在欧拉定理Y=MP[,L]×L+MR[,K]×K两边同时乘以产品的价格P，就可以得到Y×P=w×L+r×K。）厂商的（超额）利润等于厂商的收入（总产值）减去各种生产要素的报酬总和（总成本），即总额相符，厂商的利润为零。但是这里存在着一个条件，就是生产函数必须是线性齐次的，即生产是规模报酬不变的。在新古典经济理论中，通常用生产函数的齐次性来表示规模报酬。齐次性是一个数学概念，它表明一个函数F(x,y)如果满足条件：P(ax,ay)=a[n]F(x,y)，这个函数就是n次齐次性。如果n=1时，就是一次齐次性，也称为线性齐次性，即F(ax,ay)=aF(x,y)。如果一个生产函数是n次齐次生产函数，那么当n＞1时，该生产函数就是规模报酬递增，n＜1时，是规模报酬递减，n=1时，是规模报酬不变。这就意味着总额相符只有在规模报酬不变时，才能成立。同样可以容易证明出：当n＜1时，即存在规模报酬递减时，厂商的总产值就小于各种生产要素的得到报酬总和，存在着“总额不足”；当n＞1时，即存在规模报酬递增时，厂商的总产值就大于各种生产要素的得到报酬总和，存在着“总额过剩”。那么，谁来弥补“不足”和得到“过剩”呢？很明显，这两种情况下，边际生产力理论存在着重大的缺陷，因为它与规模报酬递增和递减相矛盾，除非可以证明资本主义经济中不存在着这两种情况。在经济中存在规模报酬递减的可能不大，如果存在规模报酬递减，就可以把大企业分割成小企业来生产，而在现实经济中很少出现这种现象。所以一般认为经济是规模报酬不变和递增的。三、规模报酬递增现象的存在性规模报酬递增是现代经济中普遍存在的现象，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来看，生产是逐渐集中，大规模生产可以实行分工，采用先进设备，聘请高级专家，节省管理费用，都能提高生产效率，这些足以表明现代化的生产肯定是存在着规模递增现象。斯密最早提出分工会导致专业化，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使规模报酬呈递增。斯拉法在《经济学杂志》1926年12月发表了《竞争条件下的报酬规律》，指出“在纯粹竞争的条件下，只要产量增加伴之有内部经济，厂商便不会处于完全均衡状态”，“递增收益也是同完全竞争的假设不协调的”。从此也就揭开了不完全竞争理论的序幕。也有一些经济学家承认存在着规模报酬递增现象，但是“根据复制的观点，不变规模报酬是最自然现象，但这并不等于说其他情况不可能发生……递增的规模报酬通常在一定的产量范围内适用。”用复制来说明不变规模报酬的存在是有疑问的，这种复制是远离现实的，因为在现实世界，人们基本上看不到厂商扩大产量的方法是在原有规模上扩大，而不是去建造新厂复制原来的工厂，范里安这种认为不变规模报酬是犯了形而上学的错误。但是不管怎么很难否认规模报酬递增的存在。四、边际生产力理论对规模报酬递增的解释既然规模报酬递增是现代化生产中必然存在的现象，那么边际生产力理论必然要对这种与其相矛盾的规模报酬递增给以解释。一种解释认为经济中不存在规模报酬递增的现象，之所以产生规模报酬递增，是由于有一种促使规模报酬递增的生产要素被人们忽视了，只要加入新的生产要素，生产函数就不会存在规模递增现象：两种要素的生产函数解释不了现实经济的真实情况，在现代经济中，生产要素也在多元化，科学技术、知识、教育等因素加入到生产函数中去，生产函数成了Y=F(L,K,T,I,E……)，从而使生产函数变得越来越复杂，这样处理之后，生产函数就成为线性齐次性，就可以满足于总额相符，从而就使边际生产力学说更加完美，甚至进一步找出科技、知识、教育等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来。这种学说存在着一个明显的错误，根据生产要素的性质，生产要素起着两个方面的作用，一是生产过程的投入物，二是要在生产过程中得到相应的报酬。尽管我们可以通过复杂的计算得出科技、知识和教育的边际生产力，但是是谁根据这些要素的边际生产力而得到它的报酬呢？是工人，还是资本家，还是科学家？另外，科技和知识都是体现在劳动和资本中，不能从劳动和资本中独立出来，生产函数的形式应该是Y=F[L(T,I,E……),K(T,I,E……)]，这样，从数学的逻辑上分析，自变量之间必然是独立的，即有完全的自由度。如果技术、知识、教育和劳动、资本之间存在着相关性，它们就不可能同时作为生产函数的自变量，即同时成为生产要素。因此，用多生产要素的生产函数使之成为线性齐次性，从而可以使之满足总额相符的方法，是存在着逻辑矛盾。

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后发优势与发展中国家的对策 ● 论文报告 ● 作品简介 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表的1999年度《人类发展报告》，占全球1/5的人口生活在收入水平最高的国家，他们拥有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86%，全球出口市场的82%，外国直接投资的68%，全球电话总数的74%；...

西方经济学20世纪百年发展历程回眸 一、国家与市场：一条永恒的主线 可以说，早在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诞生之初，就已经出现主张国家干预与主张自由放任两大思潮之间的分歧与论战。 20世纪西方经济学发展的主线依然还是紧紧围绕着这个既古老但又永新的主线而展开的，所不同的仅仅在于，双方各自的学派更繁杂了，争论的范围与内容更泛化了，两种思潮此消彼长，兴衰交替的周期或被政府御用的周期更缩短了。 1、战前关于国家与市场的论争及凯恩斯主义的诞生 在19世纪末，占支配地位的仍然是 “看不见的手”的自由放任理念，认为，在竞争环境中，通过市场的力量，个人的最大化行为会转化为一种最优化的社会状态；这个传统后来构成经济学家偏爱“自由放任”的一种比喻，并最终演变成在19世纪占据统治地位的 “生产自动创造需求” 的萨伊定律。 当历史刚刚踏入20世纪门槛的时候，经济学家们逐渐看到，在现实世界中，市场机制并非万无一失，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伴随着失业等不良经济现象时有发生。以凡勃伦、康芒斯等为代表的旧制度学派主张国家调节和仲裁劳资矛盾、反对自由放任政策；马歇尔的门徒庇古创立了福利经济学，虽然总体上讲他仍然排斥政府干涉经济生活，但对自由放任的理想主义也进行了激烈的批评，认为国家应出面校正生产外部性以防止出现边际私人净产值与边际社会净产值相背离的现象发生。以缪尔达尔、林达尔、伦德堡、俄林和林德贝克等为主要代表人物的瑞典学派在1929－33年大危机中逐渐成熟起来，他们秉承该学派的理论先驱威克塞尔国家干预经济的理论传统，以瑞典社会民主党执政半个世纪的实践经验为其佐证与支持，运用宏观动态的分析方法，形成了比较系统地“混合经济理论”，在20世纪西方经济学中独树一帜，魅力无穷。 如果说上述对古典经济学自由市场学说提出质疑、抨击的众多西方经济学家只是对其进行的“局部革命”的话，那么，凯恩斯1936年发表的《通论》则是对其进行的一次全面的反动和彻底的批判。凯恩斯主义认为，通过利率把储蓄转化为投资和借助于工资的变化来调节劳动供求的自发市场机制，并不能自动地创造出充分就业所需要的那种有效需求水平；在竞争性私人体制中，“三大心理规律”使有效需求往往低于社会的总供给水平，从而导致就业水平总是处于非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因此，要实现充分就业，就必须抛弃自由放任的传统政策，政府必须运用积极地财政与货币政策，以确保足够水平的有效需求。凯恩斯最根本的理论创新就在于为国家干预经济的合理性提供了一整套经济学的证明，这是凯恩斯主义出现以前任何经济学都根本做不到的。 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和政策建议后来通过其信徒们的努力广泛地被西方国家政府作为其经济政策的行动指南，总需求水平这一概念的重要性被广泛接受。如果说在此之前象美国“新政”这类反危机的政策只是一种临时应急的措施，还谈不上明确地以一种经济学说作为其理论基础的话，那么，从此以后，以维持充分就业水平为目标的宏观管理就开始成为西方国家的常规政策。凯恩斯主义影响了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走势，使西方正统经济学说的理论核心以此作为一个崭新的转折点，“凯恩斯时代”由此正式开始，凯恩斯本人成为“战后繁荣之父”；与此同时，古典经济学自由市场体制论退出了正统经济学的统治地位。 2、战后以来凯恩斯主义与货币主义和供给学派等的论争 20世纪60－70年代是西方经济学最繁荣的时期，“在野”的自由主义思潮在新保守主义的旗帜下休养生息，重整旗鼓，在70年代凯恩主义陷入危机时东山再起；货币主义、供给学派、新制度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等，学派林立，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它们或昙花一现，各领风骚，或孤芳自赏，独树一帜；它们或是自诩为“嫡传”的凯恩斯主义者，或公开声明是凯恩斯主义的叛逆者。概而要之，芝加哥学派所主张的是全面维护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历史传统和全面恢复“自由放任”的理论纲领，倡导的是对新古典的回归和凯恩斯经济干预主义的抗衡，坚持的是哈耶克为代表的经济新自由主义的理论经济学体系和市场自由竞争的根本原则。20世纪下半叶，诸多自由主义学派来势凶猛，“是市场还是国家”的争论再次白热化，使20世纪最后几十年的西方经济学进入了“战国时代”，曾几何时登上美国“正统”经济学的宝座和成为英国的“御用”经济学，“撒切尔主义”和“里根经济学”应运而生，并曾经喧宾夺主，如日中天，占有一席之地，影响了一代经济学者，对“主流” 的自我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20世纪西方经济学说史上留下了浓浓的一笔，使得西方经济学在20世纪是如此地璀璨夺目，流光溢彩，以致于在我们回眸其百年发展史的时候，不得不对足以构成凯恩斯主流经济学劲敌甚至动摇其“正统”地位的现代货币主义和供给学派等予以专门论述。 现代货币主义即货币学派的创始人和领袖是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芝加哥大学教授米·弗里德曼，他被誉为是战后至今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甚至被经济学界誉为泰斗。弗里德曼从“个人主义”的微观经济结构入手，在“永久收入”的理论基础之上恢复了货币在宏观经济结构中的关键地位，以此提出了与凯恩斯干预主义相抗衡的自由主义论点，认为，在国家不进行任何干预的情况下，市场经济的行情动荡远远低于干预时的程度；国家的真正作用不在于短期内影响市场，而首先应保证货币总量能定期和有规律地增加。这是因为，第一，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管理和财政政策是无效的。在凯恩斯那里，由于人们的欲望已经得到满足，所以，用于消费方面的支出呈递减趋势，而储蓄则呈递增趋势，这样，政府应通过增加公共支出来抵消个人消费的减少以保证经济持续增长。弗里德曼驳斥了凯恩斯的边际消费递减规律，认为人们的欲望原有的得到满足之后，新的随即产生，是永无止境的，扩张性政策会导致通货膨胀，而实行“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以有效地控制货币供给数量则应是货币政策的惟一最佳选择，即根据国民收入的平均增长率制定一个长期不变的货币增长率。弗氏认为，1929-33年大危机中约有1万家美国银行倒闭破产，造成美国国内货币供给量下降了1/3。如果美联储能在这次大危机中发挥作用，那么那场大危机原本是可以避免的，最多也不过是一次小规模的经济衰退。第二，关于“自然失业率”。凯恩斯主义认为，高就业水平是有效利用社会资源的保证，即要想有效利用社会资源，就必须有高水平的就业。弗里德曼认为这是一种模糊甚至错误的想法，认为，高就业水平恰恰可以被认为是没有最好地利用社会资源的一个标志：为了社会生产而牺牲了对闲暇的享受，而前者的价值要远远小于后者的价值，这样，通货膨胀政策就会使人民产生错觉，“强迫”人民认为他们的实际工资高于这些工资的实际价值。第三，关于失业与通货膨胀。既然自然失业率是一个常数，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那么，自然失业率就是一种经济条件，这样，货币就是具有“中立”的性质，人们就很难通过改变通胀率来改变自然失业率即改变经济条件。在短期内也许失业率和通胀率之间存在某种比例关系，但长期内，这种关系会消失，即就业水平与通胀率之间是没有关系的。如果要把失业率减少到“自然率”以下，那么通胀率就会非常之高，代价也会非常之大。弗氏指出，在1960-70年代，美国政府因为要达到全民就业的目标，结果使国内通胀率从1960年的1%上升到1979年的13% 。 凯恩斯主义者与货币主义者之间爆发的这场旷日持久的“血腥之争”（the bloody debate）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一直到70年代结束。他们相互指责攻击，甚至竭尽嘲讽辱骂之能事。例如，在60年代末的一次研讨会上，麻省理工学院的罗伯特·索罗在评论弗氏的一篇论文时嘲讽道：“米尔顿和我之间的另一个区别在于，任何事情都使米尔顿想起货币供应；那好，任何事情也使我想起了性，但我可不把它写进我的论文中去” 。再如，凯恩斯在给罗斯福总统的一封信中是这样嘲笑货币的作用的：“有的人似乎在暗示······通过增加货币供应量能增加产出提高收入。但这就象买一根粗腰带来试图变胖一样。在当今美国，你的腰带对于你的肚子来说确实太长了” 。 现代货币主义在整个80年代几乎被英国撒切尔政府全盘接受，成为撒切尔主义的理论基础。撒切尔主义认为，以往的“教训是，政府不应试图‘人为地’保持充分就业，而应允许市场力量来决定‘自然’的就业水平。而且，对付通货膨胀的货币主义方法意味着以失业必然上升为条件而对经济进行挤压（通货紧缩）。这样，至少在短期内，失业基本上变成了‘解决问题’，而不是‘制造问题’的方法之一。”撒切尔的通货紧缩政策导致失业率一路攀升：50-60年代，失业率只有1-2%左右，而撒切尔1979年上台时为，1981年猛增至，1985年高达13%。货币主义与撒切尔主义使英国告别充分就业，社会福利政策开始大规模收缩与私有化。 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与其说反对干预主义不如说他只希望政府只对货币供给进行干预，但本质上讲，对货币供应量的干预也是最大的干预。 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凯恩斯主义受到了来自供给学派的严峻挑战。供给学派的显著特征如同它们名字一样，特别强调“供给”。60年代末产生于美国、以拉弗尔、费尔德斯坦和蒙德尔为代表的供给学派全盘否定凯恩斯“需求决定供给”的需求管理这个核心命题，认为它是导致产生“滞胀”的根本原因，因为，增长与刺激需求将导致货币供给数量的增长，由此必然导致通货膨胀；认为鼓励刺激需求无疑等于抑制储蓄，从而导致了投资率和劳动率的下降，进而降低了积累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供给学派主张全面恢复新古典经济学的自由主义精神，尤其是恢复萨伊定律，反对凯恩斯“需求管理”的国家干预主义，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供给管理”，强调财政政策的作用应该影响供给而不是影响需求，以促进私人储蓄和投资；为此，南加州大学阿瑟·拉弗教授在一次鸡尾酒会的餐巾纸上画的一条旨在降低税率的曲线即所谓“拉弗曲线”便成了白宫的“药方”。这个“降税”的药方是基于3个理论假设：第一，认为税收量不一定与边际税率呈同方向变化，在达到某一点时则会朝相反方向变化；第二，降低边际税率将鼓励人们用劳动代替休闲；第三，高税收还将造成低投资率，使投资减少，资本存量降低，因此，降低边际税率将鼓励投资和生产。 供给学派在学术上建树不多，在理论上缺乏体系的完整性，所以，它仅是解决“滞胀”的一种对策而已；虽然一贯自诩反对凯恩斯的干预主义，标榜自己为自由放任主义，但是，就“干预”的本质来讲，强调“供给管理”反对“需求管理”、国家干预供给与干预需求岂不是“半斤八两”？供给学派之所以一度得势，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经济进入“滞胀”怪圈和凯恩斯主义失灵的大背景下被里根政府所采纳：因一时所需而一举成名。 二、主流经济学的三次革命 20世纪主流经济学的三次革命性理论突破为20世纪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辅平了道路，从而形成了今天任何一个西方经济学院学生或经济学教授既人人皆知又无法跨越的基本理论框架。 1、“张伯伦革命” 亚当·斯密以后的一百多年里是自由资本主义发展的鼎盛时期，那时垄断还是个别现象。正如1982年诺贝尔奖得主斯蒂格勒所言，“亚当·斯密作为建立传统的伟大人物，在垄断领域也没有给我们留下空白，他创造或者说提出了三个权威性的传统” 。这三个传统分别是：对正规的垄断理论置之不理、将他那个时代的垄断现象看作是国家赋予的专营特权、对垄断和勾结行为无需采取什么行动。当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之后，经济学理论已无法对其进行解释，现实世界中的普遍垄断现象开始引起经济学家的关注。从19世纪初的西斯蒙第、穆勒、麦克库洛赫，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马歇尔、古诺、埃奇沃思、西奇威克，尤其是庇古和斯拉法，他们早已对垄断理论和市场的不完全性作了大量的研究。但问题在于，他们始终沿袭着“斯密传统”，即将自由竞争作为普遍现象而把垄断作为例外来构造他们的理论框架，甚至奈特和史密斯1929年出版的《经济学》中仍然还认为“在今天，把竞争当作普遍现象和把垄断当作例外是比较合理的” 。 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美国哈佛大学的张伯伦和英国剑桥的罗宾逊夫人分别出版了《垄断竞争理论》和《不完全竞争经济学》才正式宣告“斯密传统”的彻底结束。始于张、罗二人的“张伯伦革命”的主要贡献在于：他们摈弃了长期以来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关于把“完全竞争”作为普遍的而把垄断看作个别例外情况的传统假定，认为完全竞争与完全垄断是两种极端情况，提出了一套在经济学教科书中沿用至今的用以说明处在两种极端之间的“垄断竞争”的市场模式，并在其成因比较、均衡条件、福利效应等方面运用边际分析的方法完成了微观经济的革命，将市场结构分成了更加符合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实际情况的4种类型，即完全竞争市场、垄断竞争市场、寡头垄断市场和完全垄断市场。“张伯伦革命”的经济学意义就在于，20世纪中期宏观经济学之所以能够得到长足的发展，其天然逻辑的发展起点就是对垄断的分析，从这个起点出发，恰恰使得西方经济学比较正确地描述和表达了百年经济历史的本质和现状。 2、“凯恩斯革命” 如果说1929－33年大危机是对当时微观经济学的反动的话，那么，凯恩斯主义就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一次革命，而《货币通论》则使得西方经济学在分析方法上实现了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的分野，凯恩斯本人就成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甚至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开山鼻祖，从而在整个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演进与发展中成为一个永恒的主角。 如同凯恩斯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著作名称那样，凯恩斯主义的推演逻辑是从充分就业开始的：一、以往假设的充分就业均衡是建立在萨伊定律基础之上，其前提是错误的，因为总供给与总需求函数的分析结果显示，通常情况下的均衡是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二、之所以存在非自愿失业和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其根源在于有效需求不足；因为总供给在短期内不会有大的变化，所以就业量就取决于总需求；三、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在于“三个基本心理因素，即心理上的消费倾向，心理上的灵活偏好，以及心理上的对资本未来收益之预期”。四、政府不加干预就等于听任有效需求不足继续存在，听任失业与危机继续存在；政府须采取财政政策刺激经济而非货币政策，增加投资，弥补私人市场之有效需求不足，“这是唯一切实办法，可以避免现行经济形态之全部毁灭” 。五、进而，他提出了一国政府应当实现的六大经济目标：充分就业、价格稳定、长期经济增长、国际收支平衡、收入均等化和资源最优配置。 凯恩斯之所以从宏观的视角对大量的宏观概念进行归纳与整合之后，使经济学的发展开始跳出价格分析的限制，从而翻开了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崭新一页，是因为在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迫切需要一种全新的角度和全新的理论对腐朽的自由资本主义的缺陷给予解释和弥补。 凯恩斯主义的诞生是20世纪西方经济学得以向前大大推进的一个重要标志；说到底，凯恩斯革命是一场方法的革命；凯恩斯之后，无数凯恩斯的追随者们对凯恩斯体系本身存在的种种“空隙”和“硬伤”给予修正、弥补、完善，使之在碰撞中交融，在裂变中整合。凯恩斯主义内部发生的冲突、裂变、整合是凯恩斯主义得以发展、充实的重要前提和体现。例如20世纪50年代后期爆发了持续几十年的“两个剑桥之争”——这场影响很大的学术争论的历史意义和学术价值对20世纪主流经济学的发展与贡献是深远的、巨大的。 3、“预期革命” 70年代发展起来以美国罗·卢卡斯、托·萨金特、罗·巴罗、尼·华莱士等学者为代表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因使用“理性预期”这一重要经济学概念并以此建立起其理论体系而被普遍称之为“理性预期学派” 。所谓“预期”是指对同当前决策有关的经济变量进行的预测，如为决定产量而是否进行投资时企业对其产品的未来价格进行的预测，劳资关于工资水平的谈判中工会对未来物价水平走向作出的预测，等等。他们认为，虽然凯恩斯也曾反复讲到预期，但他的预期只是适应性预期，具有随机性，没有理性的解释，即属“后向预期”，这是因为凯恩斯主义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体系，其假设前提是错误的：第一，凯恩斯主义中的当事人不以追求最大化为目标；第二，同一经济人在不同函数和方程中具有不同的行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提出的假定条件正好与上述两个假定相反；第三，“理性预期”假定市场是连续出清的，即通过工资和价格的不断调整，供给总是等于需求，处于均衡状态。从这三个假定出发，卢卡斯的演绎逻辑是，货币对产量等其他经济变量具有重要影响；货币供给的冲击导致货币存量的随机变动，由此引起经济波动；由于货币供给的冲击引起经济波动是通过总需求曲线完成的，所以，货币供给的冲击将导致需求的冲击；这样，需求的干扰将导致经济波动；既然从货币政策的角度来看政府赖以干预经济的宏观经济政策无效，那么，“政策无效性”可以被一般化，即“政府失灵论”。 “理性预期” 被称为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预期革命”，对20世纪经济学发生了重大影响，“理性预期”作为一种宏观分析工具在西方经济学中已被广泛采用，甚至被它的论敌使用，并且在股票、债券、外汇市场的运行分析中也得到了广泛应用。虽然总体上讲“理性预期”已进入西方主流经济学工具箱之中，但也有许多经济学家指出用任何“预期失误”或信息不完善性来解释经济周期都是缺乏说服力的，认为“理性预期”有许多局限性和本身不可克服的缺陷。例如，80年代开始斯蒂格利茨等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对合理预期提出了批判，对政府干预的思想重新作了表述：市场出清还是非市场出清，政府失灵还是市场失灵，政策无效还是政策有效，这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分歧的关键所在。在这个问题上，新古典学派的理想主义超越了现实感，新凯恩斯学派则较少沉湎于理想主义而较多地面对资本主义现实。再例如，人们在谈论股票市场时比论及宏观经济时更为赞同理性预期理论，这是因为，和大多数其他市场相比，股票市场具有较强的流动性——人们买近卖出都很容易，并几乎不存在交易费用；而其他提供商品或服务的有形市场较为复杂，并具有刚性：辞人、雇人、转产、关闭工厂都存在成本，因为合同强化了劳动的名义价格、资本和机器设备的确定性，却降低了流动性和灵活性。 此外，“理性预期学派”作为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一个重要流派，其“政府失灵论”的逻辑演绎结果与公共选择等学派一起共同向凯恩斯主义提出了严重挑战。1956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巴托教授首次创造并使用了“市场失灵”这一概念，并将市场垄断视为“市场失灵”现象之一，“市场失灵”一词随即便风靡半个世纪；到七十年代“滞胀”时期，以布坎南为首的公共选择学派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政府失灵”；在20世纪的最后十几年里，人们可以发现，“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的概念充斥于经济学文献，它们针锋相对，难分胜负，没有赢家，形成了独特的二十世纪末没有经济学“主流”的理论“真空”状态。 三、新凯恩斯主义的第四次“整合”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后期面对“滞涨”所表现的束手无策和“撒切尔主义”与“里根经济学”的先后诞生标志着经济学的凯恩斯时代的终结；随后，货币主义和供给学派相继丢掉了经济学的“正统”宝座，使西方经济学的“主流”理论在20世纪的最后十几年里一时形成了“真空”状态。正如一位美国经济学家所描述的，这个“真空”状态实际上就是“战国”的“动乱世界”：“由于凯恩斯的缘故，于是我们都是凯恩斯主义者；由于弗里德曼的缘故，于是我们现在都是货币主义者；而由于动乱世界的缘故，于是我们现在又都成了折衷主义者了” 。就在这人人都是折衷主义者的时候，美国教授斯蒂格利茨1993年出版的经济学教科书被认为引发了新凯恩斯主义的第四次“综合”浪潮。 在此之前，西方经济学界曾出现过3本广为流行并被认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济学教科书。第一本是150年前即1848年穆勒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该书一反传统，在基本上维持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原理的同时，还对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制度大胆地提出了“改善”的政策主张。第二本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济学教科书是约50年后马歇尔189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作为剑桥学派的创始人，马歇尔兼收并蓄，折衷调和，吸收了各派庸俗理论，从生产成本说供给决定，边际效用价值说决定需求，进而建立了均衡价值论，其“折衷的理论体系”在理论上和方法上对20世纪上半叶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各个流派均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经济学原理》在其有生之年出了8版，跨度30年。进入20世纪以来，在斯蒂格利茨之前，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曾经历了三次重大修改：第一次是修正传统的垄断例外论的“张伯伦”革命，第二次是为资产阶级国家干预经济奠定理论基础的“凯恩斯革命”，第三次是20世纪中叶的萨缪尔森。萨氏试图将马歇尔新古典经济学与凯恩斯主义即将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折衷揉合在一起，创立了新古典综合派的理论体系，成为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在战后的40年里始终居于正统地位。于是，作为新古典综合派或称后凯恩斯主义的标志，萨氏撰写的教科书《经济学》就成为代替马歇尔《经济学原理》的第二个里程碑。半个世纪以来，该书广为流行，空前畅销，被译为数十个国家的文字，已出了第15版。 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新古典综合派既不能解释“滞胀”的存在，又提不出应时政策，其正统地位开始动摇，来自包括货币主义等新自由主义种种流派的抨击、责难和进攻大有在整体或部分上取而代之之势。论战之中，1993年被誉为“经济学革命领袖”的斯蒂格利茨出版了被认为是第四个里程碑的教科书《经济学》，从而，在20世纪的最后几年里，该书迅速在世界300多所学院和大学被采用和广泛认可，其中文译本在1997年出版后的3年里就销售了12万册，被我国出版界和学界视为一大奇迹。对于斯蒂格利茨的贡献，不管有人将之称为是“对新古典综合派的反动”也好，还是冠之以对后凯恩斯主义的革命也罢，或将之称为第四个里程碑，亦或誉之为新凯恩斯主义的“第四次综合”，至少，在西方经济学的“百年表演舞台”上，能够成为历史主角而走向前台向20世纪报以热烈掌声的经济学观众“谢幕”的，是斯氏；至少，在20世纪末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生活、批评自由市场缺陷的新古典综合派“正统”地位受到多重夹击、似乎已经过时的窘境下，是斯氏，是他的《经济学》独树一帜，成为众人瞩目的一道亮丽风景线；至少，不无夸张地说，是斯氏，是他为20世纪末的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作出了如下的努力与开拓： 正如斯氏的自白，“经济学界已经逐渐认识到宏观经济行为必须与其背后的微观经济学原理联系在一起；只有一套经济学原理，而不是两套。但是，在现有的教科书中，这种观点根本就没有得到体现” 。斯氏在承认萨缪尔森成功地将二者融合起来的前提下，试图超过萨氏的努力，将宏观经济学的表述置于扎实的微观经济学之上，例如，充分就业模型，存在失业模型和综合模型三个模型，便是在外部约束条件改变下，从微观经济学的基本模型直接推导得出并进而展开而成的，从而实现了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逐步衍生和有机联接。此为其一。 斯氏一改后凯恩斯主义固守新古典的“完美”，将许多诸如信息问题、激励问题、道德问题、逆向选择问题等等许多不在新古典经济学视野之内的近二、三十年来经济学的新成果和新发展纳入其研究领域，使之更加具有实际应用价值；尤其是对新古典综合派走下坡路之后崛起的新自由主义各学派加以整合和综合之后，使之不但大大推进和包容了凯恩斯经济学和新古典综合的理论体系，同时，还烙有深刻的理性预期学派甚至新制度经济学等20世纪后半叶发展起来的几乎各种学派的明显痕迹。此为其二。 其三，可能由于斯氏的最大贡献是对财政的研究，或许因为他是研究公共部门经济学的顶尖经济学家，他始终十分注重政府干预经济的积极作用。他认为，市场的“常态”是信息的不完善性和市场的不完全性，公共产品、外部性、垄断等“市场失灵” 现象界定了政府活动的范围；市场失灵现象的根源在于没有人对市场负责，没有人干预市场；与其他社会组织相比，政府的普遍性、合法性、强制性等特点决定了政府应该出面干预的理由；至于如何干预，斯氏针对“科斯定理”提出了“非分散化基本定理”，并将“科斯定理”称之为“科斯谬见”，认为，在解决外部性和产权明晰等难题时，“科斯定理”及其“自愿解决”或称“协商解决”将克服不了“搭便车”问题，高昂的交易费用将导致无效率；恰恰相反，要依靠政府的依法调控，否则就不能实现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