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草原有关论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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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平衡是动态的平衡。一旦受到自然和人为因素的干扰，超过了生态系统自我调节能力而不能恢复到原来比较稳定的状态时，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遭到破坏，物质和能量输出输入不能平衡，造成系统成分缺损（如生物多样性减少等），结构变化（如动物种群的突增或突减、食物链的改变等），能量流动受阻，物质循环中断，一般称为生态失调，严重的就是生态灾难。编辑本段温室效应——地球发烧之谜 温室效应是指二氧化碳、一氧化二氮、甲烷、氟利昂高温室气体大量排向大气层，使全球气温升高的现象。目前，全球每年向大气中排放的CO2大约为230亿吨。比20世纪初增加20％。至今仍以每年0．5％的速度递增，这必将导致全球气温变暖、生态系统破坏以及海平面的上升。据有关数据统计预测，到2030年全球海平面上升约20cm，到本世纪末将上升65cm，严重威胁到低洼的岛屿和沿海地带。编辑本段臭氧层破坏——女娲后代需补天 臭氧层是高空大气中臭氧浓度较高的气层，它能阻碍过多的太阳紫外线照射到地球表面，有效地保护地面一切生物的正常生长。臭氧层的破坏主要是现代生活大量使用的化学物质氟利昂进入平流层，在紫外线作用下分解产生的原子氯通过连锁反应而实现的。最近研究表明，南极上空15－20千米间的低平流层中臭氧含量已减少了40％－50％，在某些高度，臭氧的损失可能高达95％。北极的平流层中也发生了臭氧损耗。臭氧层的破坏将会增加紫外线β波的辐射强度。据资料统计分析，臭氧浓度降低l％，皮肤癌增加4％，白内障发生则增加0．6％。到本世纪初，地球中部上空的臭氧层已减少了5％－10％，使皮肤癌患者人数增加了26％。编辑本段土地退化和沙漠化——孕育沙漠的温床 土地退化和沙漠化是指由于人们过渡的放牧、耕作、滥垦滥伐等人为因素和一系列自然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土地质量下降并逐步沙漠化的过程。全球土地面积的15％已因人类活动而遭到不同程度的退化。土地退化中，水侵蚀占55．7％，风侵蚀占28％，化学现象（盐化、液化、污染）占12．1％，物理现象（水涝、沉陷）占4．2％。土壤侵蚀年平均速度为每公顷约0．5－2吨。全球每年损失灌溉地150万平方公顷。70％的农用干旱地和半干旱地已沙漠化，最为严重的是北美洲、非洲、南美洲和亚洲。在过去的20年里，因土地退化和沙漠化，使全世界饥饿的难民由亿增加到5．5亿人。编辑本段废物质污染及转移——工业文明的后遗症 废物质污染及转移是指工业生产和居民生活向自然界或向他国排放的废气、废液、固体废物等，严重污染空气，河流、湖泊、海洋和陆地环境以及危害人类健康的问题。目前，市场中约有7万一8万种化学产品，其中对人体健康和生态系统有危害的约有3．5万种，具有致癌、致畸和致灾变的有500余种。据研究证实，一节一号电池能污染60升水，能使十平方米的土地失去使用价值，其污染可持续20年之久。塑料袋在自然状态下能存在450年之久。当代“空中死神”——酸雨，其对森林土壤、湖泊及各种建筑物的影响和侵蚀已得到公认。有害废物的转移常常会演变成国际交往的政治事件。发达国家非法向海洋和发展中国家倾倒危险废物，致使发展中国家蒙受巨大危害，直接导致接受地的环境污染和对居民的健康影响。另据资料统计，我国城市垃圾历年堆存量已达60多亿吨，侵占土地面积达5亿平方米，城市人均垃圾年产量达440千克。编辑本段森林面积减少——地球之肺溃疡 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大自然的总调度室”，对环境具有重大的调节功能。因发达国家广泛进口和发展中国家开荒、采伐、放牧，使得森林面积大幅度减少。据绿色和平组织估计，100年来，全世界的原始森林有80％遭到破坏。另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最新报告显示，如果用陆地总面积来算，地球的森林覆盖率仅为26．6％。森林减少导致土壤流失、水灾频繁、全球变暖、物种消失等。一味向地球索取的人类，已将生存的地球推到了一个十分危险的境地。编辑本段生物多样性减少——人类将患“孤独症” 生物多种性减少是指包括动植物和微生物的所有生物物种，由于生态环境的丧失，对资源的过份开发，环境污染和引进外来物种等原因，使这些物种不断消失的现象。据估计，地球上的物种约有3000万种。自1600年以来，已有724个物种灭绝，目前已有3956个物种濒临灭绝，3647个物种为濒危物种，7240个物种为稀有物种。多数专家认为，地球上生物的1／4可能在未来20－30年内处于灭绝的危险，1990－2020年内，全世界5％－15％的物种可能灭绝，也就是每天消失40－140个物种。生物多样性的存在对进化和保护生物圈的生命维持系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编辑本段水资源枯竭——逼近人类社会的危机 水是生命的源泉，水，似乎无所不在。然而饮用水短缺却威胁着人类的生存。目前，世界的年耗水量已达7万亿立方米，加之工业废水的排放，化学肥料的滥用，垃圾的任意倾倒，生活污水的剧增，使河流变成阴沟，湖泊变成污水地；滥垦滥伐造成大量水分蒸发和流失，饮用水在急剧减少。水荒，向人类敲响了警钟。据全球环境监测系统水质监测项目表明，全球大约有10％的监测河流受到污染，生化需氧量（BOD）值超过6．5毫克／升，水中氮和磷污染，污染河流含磷量均值为未受污染河流平均值的2．5倍。另据联合国统计，目前全世界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生活用水告急，其中43个国家为严重缺水，危及20亿人口的生存，其主要分布在非洲和中东地区。许多科学家预言：水在21世纪将成为人类最缺乏的资源。正如人们所希望的，不要让人类的眼泪成为地球上最后一滴水。编辑本段核污染——摆脱不掉的阴影 核污染是指由于各种原因产生核泄漏甚至核爆炸而引起的反射性污染。其危害范围大，对周围生物破坏极为严重，持续时期长，事后处理危险复杂。如1986年4月，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核泄漏事故，13万人被疏散，经济损失达150亿美元。编辑本段海洋污染——致命蓝色国土 海洋被誉为“国防的前线、贸易的通道、资源的宝库、云雨的故乡、生命的摇篮”。然而，她正受到严重的污染。海洋污染常见的主要有原油污染、漂浮物污染和有机化合物污染及其引起的赤潮、黑潮。海洋污染直接导致海洋环境的恶化，生物品种的减少。编辑本段噪音污染——永无宁日的呐喊 工业机器、建筑机械、汽车飞机等交通运输工具产生的高强度噪音，给人类生存环境造成极大破坏，严重影响了人类身体的健康。 人口爆炸，已使地球不堪重负；环境污染，已使其伤痕累累；生态失衡，已使她失去了昔日的辉煌；物种灭绝危及整个生物圈。面对无穷无尽的污染，河流在悲泣，泉水在呻吟，海水在怒号。森林匿迹，溪流绝唱，草原退化，流沙尘扬。我们的地球，正超负荷运转；我们的家园，正走向衰亡，人类的警钟，是自己把她敲响，挽救自然，挽救生态，挽救环境，挽救地球已刻不容缓。否则，人类的末日将是自己酿造的一杯毒酒。 环境污染的原因 总的来说，环境污染可以是人类活动的结果，也可以是自然活动的结果，或是这两类活动共同作用的结果。如火山喷发，往大气中排放大量的粉尘和二氧化硫等有害气体，同样也造成大气环境的污染。但通常情况下，环境污染更多地是由人类活动，特别是社会经济活动引起的。我们平常所指的就是这类源于人类活动的环境污染。人类活动之所以会造成环境污染，是因 为人类跟其他生物有一个根本差别：人类除了进行自身的生产外，还进行更大规模的物质生产，而后者是其他所有生物都没有的。由于这一点，人类活动的强度远远大于其他生物。例如，对生态系统中水的利用，其他生物仅取用满足其生存要求的量，而人类对水的利用则不知道要比其他生物多多少倍，多到有的局部生态系统所有的水都不够用。污染物的排放源称为污染 源。各种污染源的情况将在第四节讲述。 对环境污染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分类。根据受污染的环境系统所属类型或其中的主导要素，可分为大气污染，水体污染，土壤污染等等；按污染源所处的社会领域，可分为工业污染、农业污染、交通污染等等；按照污染物的形态或性质，可分为废气污染，废水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以及噪声污 染、辐射污染等。

匈奴民族军事文化论析摘要:匈奴政权具有强烈的军事性质。军事活动在匈奴人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不仅具有政治意义,而且也具有经济意义。匈奴族实行军民合一、兵民一体的军事制度,社会组织、政治组织与军事组织相结合、相统一。源于匈奴民族所赖以生存的自然条件和畜牧经济,其军事文化呈现出浓厚的游牧民族的特点和鲜明的地域色彩。关键词:匈奴;军事文化;游牧文化匈奴民族纵横驰骋在大漠南北的草原地带数百年,以武力征服为主要手段控制着周边的弱小民族,成为秦汉时期与中原王朝相抗衡的一支强大力量。匈奴人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和“逐水草迁徙”的生活方式决定了匈奴的军事文化具有浓郁的草原文化的特点。目前,学术界对匈奴历史的许多领域都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但对匈奴军事文化方面的研究迄今仍是空白。本文根据所见文献材料作一初步梳理和探讨,以期引起专家学者对这一问题的重视和深入探索。一、军政合一的政治制度1.匈奴政权的建立和统治的维系无不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为后盾。在冒顿单于当政时,匈奴达到了鼎盛。冒顿单于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依靠过人的胆识和强悍的军事武装成就了北疆第一个强大的游牧帝国。公元前209年,冒顿杀其父头曼而自立为单于,而后,凭借强盛的武装四处扩张。首先,东破东胡,大肆掳掠其民众及畜产,致使东胡四分五裂为乌桓、鲜卑等多部;不久,向西击走月氏,开始进入河西走廊;中原楚汉相争,匈奴又乘机“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悉复收秦所使蒙恬所夺匈奴地者,与汉关故河南塞,至朝那、服施。”[1]2890不仅如此,匈奴在冒顿单于的果敢指挥之下,还北上征服了浑庾、屈射、丁零、鬲昆、薪犁等国。形成了“尽服从北夷,而南与诸夏为敌国”[2]3751的局面。之后,匈奴乘胜加强了对西域诸国的进犯,击破大月氏,武力征服“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1]2896使诸引弓之民成为匈奴一家。至此,匈奴统治的疆域,东起辽东平原朝鲜边界,西至天山南北,向北远至贝加尔湖、叶尼塞河流域,向南延伸至河套以南的广大地区,成为北疆的一代霸主。匈奴之所以能在北方草原上所向无敌,主要是因为有强盛的武装力量作为支撑,并对被征服的各部族或部落实行武力管制。由此可见,匈奴政权本身就具有“军事联合性”,[3]113军事活动在匈奴人的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军事甚至渗透至其政治和经济生活中。2.军政合一的政治体制。在匈奴族的制度规定中,单于既是最高的政治统治者,又是最高的军事首领,军国之政统于一身,掌握着军政、外交等统治大权。与中原王朝的一些非开国君王相比,匈奴单于不止是运筹帷幄和发号施令的政治家,而是同时具有军事谋略和战术技艺,并且往往亲自参加战斗的军事将领。如前所述,冒顿单于便是一位具有战略眼光和军事韬略的民族首领。他只身从月氏的刀口下逃回匈奴,以鸣镝训练士兵的骑射,最终使部队令行禁止,唯其马首是瞻,达到了夺取单于位的目的。在冒顿单于的率领下,匈奴军队东征西讨,征服周边弱小民族,不断扩大自己的疆域。并给刚刚建立不久的西汉政权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和威胁。冒顿单于之子老上单于也是匈奴首领的一位典型代表。汉文帝时,老上单于曾亲率十四万大军进入朝那(今甘肃平凉县西北)、萧关(故址在今宁夏固原县东南),斩杀北地都尉孙卬,掠夺大量的人口和畜产,并烧毁回中宫(故址在今陕西陇县西北),骑兵直达雍(今陕西凤翔县)、甘泉(宫名,故址在今陕西淳化县西北甘泉山)等地,[4]12给汉朝的边疆统治和社会安定造成了极大的威胁。这些都体现出匈奴单于的政治野心和调兵遣将的指挥才能。再如,汉宣帝时的匈奴五单于争立,虽然是匈奴统治集团的内讧,但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出匈奴统治阶级的领兵作战能力。3.作为政治主体的官吏,没有严格的文臣武将之分,多集军政于一身。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匈奴设置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及左右骨都候等中央官员。其中,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的地位最高。“自如左右贤王以下至当户,大者万骑,小者数千,凡二十四长,立号曰‘万骑’。”每万骑又设置千长、百长、什长等,各统辖若干大小部落。各部中还设有裨小王、相、都尉、当户、且渠等官职,他们权力的大小、地位的高低以其所领部众的多寡而定。匈奴实行领主分封制,自单于至各万骑长都各有分地。他们不仅要定期参加单于组织的庭会“议国事”,参与处理整个社会的政务,如较大的战争、单于位的继承、祭祀、课校人畜、接见使臣等,而且要在各自的驻牧地管理境内属民,裁定辖区的大小事务,更要统领部队作战或跟随单于出征。汉文帝时,匈奴右贤王曾领兵进入河南地,侵犯上郡,遭到汉军的痛击,败走出塞。后来,右贤王又向西攻破月氏。汉武帝时,汉匈关系进入战争状态,匈奴各王所率军队与汉军交战的记载更是不绝于书。如:汉武帝元朔五年(前124),匈奴右贤王数次进犯边境,侵扰朔方。汉政府遂派遣车骑将军卫青将六将军兵十余万人出朔方、右北平迎击,掳获右贤裨王十余人,畜产数千百万。元狩二年(前121),汉遣骠骑将军霍去病率万余骑出陇西击匈奴,杀折拦王,斩卢胡王,执拿浑邪王子以及相国、都尉,获首虏八千九百余骑,收缴休屠王祭天金人。同年夏,在与匈奴的战斗中,匈奴左贤王将四万余骑围困李广,幸亏张骞率军如期而至,匈奴军才不得不散去。霍去病将数万骑过居延、小月氏,至祁连山,得匈奴单桓、酋涂王及相国、都尉等归附者二千五百人,俘获裨小王七十余人。鹰击司马赵破奴斩杀匈奴遬濮王,捕获稽且王。校尉高不识捕虏呼于屠王、王子以下十一人。元狩四年(前119),大将军卫青出塞千余里,与之接战的匈奴人也是由单于将军。骠骑将军霍去病出塞二千余里,与匈奴左贤王交战,左贤王战败逃亡。[4]23-27从汉军捕获的匈奴将领中,可见参战的匈奴各王将的广泛性。二、兵民一体的社会结构匈奴实行的是全民皆兵的军事体制,“战争以及进行战争的组织现在已成为民族生活的正常职能。”[5]160匈奴民族“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田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功以侵伐,其天性也。”[2]3743他们人人自为“甲骑”,平时为牧民,放牧打猎;战时则为士兵,冲锋陷阵。在草原分散游牧的经济生活下,保护自己的畜产免受损害,侵夺他人的财物补充己用,成为匈奴人天然的一种生存方式。汉朝有些政治家说匈奴“行盗侵驱,所以为业也,天性固然。”[1]2955“以盗窃为务,行诈诸蛮夷。”[1]2923这些说法虽然有些夸张和污蔑,但匈奴经常挑起战争,侵犯别国,掠夺外民族的人口和牲畜,却是事实。“壮者食肥美,老者饮食其余。贵壮健,贱老弱”,[2]3743也是匈奴人为保存壮年人实力,抵御外敌,保护部落或部族的生命财产而自然形成的一种生活习俗。正如汉朝降臣中行说所说,匈奴“老弱不能斗,故以其肥美饮食壮健者,盖以自为守卫,如此父子各得久相保。”[1]2899由此可见,匈奴的“明以攻战为事”[2]3760在普通平民的生活中同样表现明显。狩猎业在匈奴人的经济生活中也居于重要地位。“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1]2879从小的狩猎生活和不断训练提高了匈奴人的骑射技术、长途奔跑能力和野外生存能力,为以后的实战生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使他们能够很快地适应军事生活,成为合格的“甲骑”。因此,匈奴人能够“急则人习骑射,宽则人乐无事。”[1]2900匈奴骑兵不仅善于放牧游猎,而且有时还参与农业生产。《汉书·匈奴传》记载:地节四年(前66年),“匈奴怨诸国共击车师,遣左右大将各万余骑屯田右地,欲以侵迫乌孙西域。”[2]3788同书《西域传下》记载:昭帝时,乌孙公主上书,言“匈奴发骑田车师,车师与匈奴为一,共侵乌孙。”[2]3905又载:“昭帝时,匈奴复使四千骑田车师。宣帝即位,遣五将将兵击匈奴,车师田者惊去。”[2]3922由此可知,匈奴“甲骑”一方面要承担驻防和作战任务,另一方面又要从事生产劳动,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后方的供给压力。三、其他领域的军事化倾向法制体系的军事化明显。匈奴的法制体系很不完善,法制设施也很不健全,没有专设的制定法律的机构,更没有明确严密的法律条文,仍以历史上形成的习惯法作为对人们有一定约束力的道德规范。他们的法制意识很淡薄。军事与生产、生活相结合的特性,易于将军法融入日常生活中,成为约束人们行为的制约准则和惩戒标准。反之,军法与习惯法的合用更加密切了军事活动与社会其他活动的统一。冒顿单于当政之初,匈奴受到东胡的不断挑衅,于是冒顿亲自上阵出征,并下令“国中有后者斩”。[2]3750严酷军令的束压之下,匈奴军队所向披靡,大破东胡。在攻战中,匈奴规定,各兵士“斩首虏赐一卮酒,而所得卤获因以予之,得人以为奴婢。”并且“战而扶舆死者,尽得死者家财。”[1]2892因此,人人在作战中争先恐后,以求能得到更多的俘获物。这种规定同时也促使了家庭奴隶制的发展,各家庭中拥有奴隶进行生产成为日益普遍的现象。匈奴的这些军纪、军法都是本族内通行的法律准则,有社会法律的效力。宗教与军事的密不可分。匈奴人拜天地,祭祖先,敬鬼神,这种宗教理念也体现在军事活动中。单于一年三龙祠,每次都“祭天神”,“会诸部、议国事。”[6]2944商定军政大事,打着神的旗号,动员、组织部众。匈奴行军作战,常借助自然力量,崇拜日月。“单于朝出营,拜日之始生,夕拜月。”“举事而侯星月,月盛壮则攻战,月亏则退兵。”[2]2892他们认为太阳给人们光亮和温暖,月盈月亏昭示着战事成败。匈奴有“胡巫”,出兵必占吉凶。匈奴人认为鬼神可以祸福于人,人亦可以通过巫者将信息传达给鬼神,以巫术影响鬼神,既可以驱邪避害,又可加害仇敌。汉军出兵讨伐匈奴时,匈奴使胡巫将牛羊埋在汉军经过的各条陆路和水路上,加以诅咒。又有“匈奴缚马前后足,置城下,驰言:‘秦人,我匄若马’……缚马者,诅军事也。”[2]3913“祠兵”则是匈奴人早先的一种习俗,专为军队祈告平安和胜利。《汉书·匈奴传》记卫律因嫉恨降将贰师将军李广利而串通胡巫,装神弄鬼进谗言,称先单于发怒:“胡故时祠兵,常言得贰师以社,今何故不用?”遂“屠贰师以祠”,结果遭天谴:匈奴雨雪数月,“畜产死,人民疫病,谷稼不熟”。[2]3781另外,匈奴人还信仰灵魂不灭,重视人的躯体。认为人死后将如生前一样的生活。因此约定“战而扶舆死者,尽得死者家财。”[1]2892在西汉初,冒顿单于大发精锐部队围汉高帝时,摆白、青、赤、黑四色骑于西、东、北、南四个方向。有人说这是受了华夏五行说的影响。有的人认为马色反映匈奴不同部落的方位,四色分别代表白狄即白匈奴,青狄即青匈奴,赤狄即赤匈奴和黑狄即黑匈奴。可见,匈奴的排兵布阵也是与他们的宗教信仰有关的。四、对匈奴军事文化的基本认识从以上对匈奴军事状况所作的粗略梳理中,我们可以形成以下认识。1.匈奴族的军事生活与其经济特点和生存环境有密切的关系。匈奴人生活在一望无际的大草原,放牧和打猎是他们主要的生产项目和日常活动,牲畜则是他们主要的生产和生活资料。宽广的牧场,成群的马匹,种类多样的飞禽走兽,为匈奴人骑马射箭的生活创造了天然的条件。因此,他们因地制宜,组建了一批批的骑兵队伍,背弓负箭,以精良的骑射技术驰骋沙场。由于匈奴人逐水草而四处迁移,流动性特别强,没有固定的游牧地、居住地,更无固守的城池可言。因此,他们的军事作战也多以游击战为主,没有明确的攻守阵地的概念,形势有利则强势进攻或肆意进犯,形势不利则立刻撤退,四散逃窜。长期的草原游牧生活,使匈奴人善于野外作业,他们的求生能力,适应能力,进攻性以及防御和自我保护的能力都特别强。而且战争一般发生在他们较为熟悉的塞外或边塞地区。因此,匈奴军队可以保持较长时间的顽强战斗力,很少因为地理条件的改变而出现强烈的不适应或因食物短缺、疾病瘟疫导致大规模的溃败。2.匈奴的政治文化体现出明显的军事化痕迹,军事攻略不仅是他们惯常的状态,而且作战的随机性和机动性特别强。匈奴人在日常的游牧或射猎过程中,随时都可能发生劫掠或者被劫掠的情况。他们对战争既没有事先的充分准备,也没有专门的防御措施,对战役不做详细的运筹和谋划,对粮草供应,地形地势,敌我实力,利弊形势也不做具体的探察和分析,一般是不宣而战,相遇则战,以他们的主动侵犯引起的争战居多。但如果针对性和目的性很明确,匈奴也会派兵驻防,如屯田车师,侵逼乌孙。不过这种情况很少出现。3.在强大的生存压力下,匈奴人的军事活动又带有很强的功利性。与从事农业生产的汉人相比,匈奴民族逐水草而居,对自然的依赖程度远远高于农耕民族,这意味着他们的生存方式更加脆弱,他们的文明更缺乏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能力。[7]水旱、虫灾和恶劣的天气,都可以导致匈奴生产的萎缩和人畜的大量伤亡。在基本靠天吃饭的强大生存压力的驱使下,如何获得生活资料维持生计,保护自己的财物不被侵夺,是他们要关心的重要问题。我们无法也不能简单地以中原传统的礼义观去衡量匈奴频繁侵犯汉境,劫掠物产的行径。在匈奴人看来,生存才是第一要务和最高原则,所以匈奴士兵可以为得到更多的俘获物和俘虏而奋勇杀敌,可以为得到更多“死者家财”而将战死的士兵扶回。而且他们出征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攻城略地,而首先是为了掠取财物和人口。征服其他民族最终也是为取得更多的贡赋和畜产。因此,匈奴士兵的功利性是他们的生存本能使然。4.从武器装备和战略战术方面而言,匈奴民族也体现出优势与局限并存的特点。汉朝的一些政治家和军事家对此都有一些评论。汉文帝时的晁错对匈奴军事的优劣做出了明确的分析,他指出,匈奴在具有“上下山阪,出入溪涧”自若、“险道倾仄,且驰且射”自若和“风雨罢劳,饥渴不困”三大优势的同时,又指明“若夫平原易地,轻车突骑,则匈奴之众易挠乱也;劲弩长戟,射疏及远,则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坚甲利刃,长短相杂,游弩往来,什伍俱前,则匈奴之兵弗能当也;材官驺发,矢道同的,则匈奴之革笥木荐弗能支也;下马地斗,剑戟相接,去就相薄,则匈奴之足弗能给也,此中国之长技也。”[2]2281武帝时,御史大夫韩安国云:“匈奴负戎马足,怀鸟兽心,迁徙鸟集,难得而制。”[2]2398“匈奴,轻疾悍亟之兵也,至如?风,去如收电。”[2]2401主父偃也指出:“夫匈奴,兽聚而鸟散,从之如搏景。”[2]2801昭帝时,《盐铁论》中记录了大夫和文学的不同看法。大夫说:“匈奴无城郭之守、沟池之固、修戟强弩之用、仓廪府库之积……织柳为室,旃廗为盖,素弧骨镞,马不粟食。”文学则认为:匈奴“虽无修戟强弩,戎马良弓。家有其备,人有其用。一旦有急,贯弓上马而已。资粮不见案首,而支数十日之食。因山谷为城郭,因水草为食廪。”[8]156东汉顺帝时,大将军梁商也对“戎狄之长短”作了精辟的分析:“良骑野合,交锋接矢,决胜当时,戎狄之所长,而中国之所短也。强弩乘城,坚营固守,以待其衰,中国之所长,而戎狄之所短也。”[6]2961总之,基于匈奴的自然条件和畜牧经济,它的军事方面表现出了强烈的游牧民族的特点,而这些特点是与其生产生活方式相适应的。同样,匈奴的军事活动又为它生产的发展、生活秩序的稳定和生命财产的安全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参考文献:[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 1982.[2]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 1962.[3]翁独健.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4]林W.匈奴历史年表[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5]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M]∥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6]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 1965.[7]高恒天.秦汉时代之匈奴道德生活[J].伦理学研究, 2007, (5).[8]桓宽.盐铁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生态环境建设中河西少数民族地区城镇发展研究摘要：河西少数民族地区地处河西主要河流上游，是建设河西生态的关键地带。在分析城镇发展现状和动力机制的基础上，以加快城镇化，减轻区域生态环境压力，提高城镇的生态贡献度为主旨，提出了城镇快速、持续发展的策略建议。关键词：生态环境建设 特色产业 绿色人居 Research on Urban development of Hexi minority area for eco-environment construction DUAN Huan-e1 LI Zhi-gang2( Information System Department, Lanzhou Jiao tong University, Lanzhou, 730070;2. School of Architecture,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Abstract: Hexi minority area is located in upper reaches of the chief rivers of Hexi corridor, so eco-environment construction in this area become the key of resolving the eco-environment problem in Hexi corridor from fountainhead. On the base of analyzing the situation and driving factors of urban development in this area, some tactic suggests for urba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re advanced, arming at speeding up the progress of urbanization and alleviating the pressure of eco-environment, so as to raise the eco-environment contribution degree of words: eco-environment construction; special industry; green human settlements 河西少数民族地区主要指自东向西依次分布于河西走廊西南部的天祝藏族自治县、肃南裕固族自治县、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和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等4县，总面积万km2，位居石羊河、黑河、疏勒河、党河等河西主要河流的上游，是河西地区水源涵养地带及祁连山生态保护工程的主体。随着全球气候的变化，河西生态环境问题日益成为我国西部环境建设与保护的热点及难点，而如何尽快提高上游城镇的发展水平，加快人口和产业集聚，减轻生态压力，则是从源头上改善河西地区生态环境的重要举措，也是推动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1.城镇发展的现状评价城镇化比率较高，但城镇发展缺乏二、三产业强有力的驱动2002年，4个县人口城镇化比率分别为，阿克塞72..38%，肃北，肃南，天祝，除天祝县较甘肃省平均水平（）低个百分点外，阿克塞城镇化水平已相当于甘肃省的3倍，肃北县接近2倍。三次产业结构分别为：：：、：：、：：和：：，总体上形成了以第二产业为主的经济结构。但一方面工业企业规模小，布局分散，产品附加价值低，工业生产对城镇建设和人口城镇化的拉动力弱；另一方面，阿克塞、肃北、肃南3县的高城镇化比率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口基数小，行政事业单位职工占城镇人口较大比重，实际上二、三产业就业的城镇人口比重较小，因而城镇的发展仍然亟待人口和产业进一步集聚的支撑和驱动。城镇规模小，行政空间布局极不均衡4个民族自治县现有4个县城镇，8个非县城建制镇，与县域人口规模比较，城镇数量不少，但行政区域分配极不均衡。天祝县万km2面积上有8个建制镇，基本形成了以华藏寺 (县城)为核心，以G312和兰新铁路为主轴的华藏寺——打柴沟——安远镇县域一级轴带，和以华（藏寺）——天（堂寺）公路为主轴的华藏寺——石门镇——炭山岭镇县域二级轴带，但县城华藏寺2002年人口还不足2万人。其他3县基本上都是以县城为单一中心的极核式空间结构，县城以外的村镇区位条件差，人口稀少，如果没有大型企业或建设项目的拉动，很长时期内将难以形成一定规模的小城镇。肃北县北部的马鬃山镇则因与县城跨度遥远，无论劳动地域分工还是城镇建设规划都与县域内其他区域相对独立。因此，城镇的凝聚和辐射作用都很弱，难以带动县域经济的高效、协调发展。基础设施落后，城镇为经济发展的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差全区除天祝县G312沿线和阿克塞红柳湾（G215）有交通干线联系外，其他城镇都偏离河西走廊交通主干线，且距离武威、张掖、酒泉、嘉峪关等河西中心城市较远，缺乏外部的辐射和带动。城镇内部则由于投资缺口大、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等原因，除阿克塞红柳湾在新城建设过程中实现了集中供水、供热外，其他城镇的供热、给排水、垃圾处理等设施落后，文教、卫生等社会设施紧张，城镇为经济发展的服务能力极为有限。缺乏科学的规划和前景设计，城镇发展后劲不足首先是对城镇的规模和职能分工认识不够明确，4个少数民族自治县无论城镇数量多少，都存在对城镇发展规模的确定缺乏科学预测，城镇产业重点确定缺乏有效的设计等问题，城镇经济的命运很大程度上寄托在少数企业命运之上。其次，没有充分挖掘自治县之间及与周边地区联系等外部动力，4个县无一例外地以所在地级市为最主要的外部引力中心，而县城与地级市在规模、产业、区位条件方面的差异使这种力量的作用很有限，自治县彼此之间和与甘肃中东部地区以及青海、新疆、内蒙古等地缺乏资源共享、协作开发方面的联动机制，城镇发展后劲不足。2.城镇发展的动力机制分析地方矿产和旅游资源开发推动 资源丰富，空间组合较好是本区最为突出的优势，天祝煤矿，肃北南、北山区矿产资源及阿克塞石棉等的开发有力地推动了炭山岭镇、马鬃山镇、党城湾和红柳湾的发展，天祝“小三峡”等旅游资源的开发，则直接促成了石门镇的城镇建制与发展。生态移民 位居祁连山北麓的地理位置，使本区城镇的发展一方面要为地区社会经济建设构筑平台，另一方面则具有安置生态移民，加快人口城镇化，从而减轻广大山区和草场的生态压力，增强河西地区水源涵养、生态保护等重大战略意义。目前各个城镇都集中了一定比例的生态移民，阿克塞红柳湾则直接是由于生态移民发展起来的。现在，随着西部生态恢复与重建工程的全面启动，生态移民力度进一步加大，城镇都在不同程度地接收和安置移民，城镇人口规模将逐步扩大。跨区域交通、交流带动 兰新铁路、G312等交通干线等级的逐步提高，有力地促进了沿线城镇的发展。华藏寺、打柴沟、安远镇、马鬃山等城镇的发展，都直接受到交通交流的带动。农牧业发展水平提高推动农村人口转移 农业人口城镇化是小城镇人口规模扩大的主要原因，本区农牧业发展水平的提高和结构调整，有力地促进了城镇的发展和规模扩大，如肃北县72%、阿克塞县82% 的农牧民在县城定居，并逐步向农产品加工、商贸、餐饮等城镇二、三产业转移。3.城镇发展的策略选择特殊的地理位置使本区城镇的发展担负着发展本地经济和呵护整个河西地区生态安全的双重任务。因此，城镇发展的主要任务应该是建立区域现代经济、科技和管理的平台，从而吸引人口和产业集中，减轻农村生态压力，促进环境保护与建设，逐步形成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机制。基本稳定城镇数量，扩大城镇规模，完善城镇功能前已提到，与区域人口规模比较，河西4个少数民族自治县的城镇数量并不少，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城镇规模小，自我发展能力和带动力弱。所以首先需要扩大县城镇的规模，形成县域经济凝聚中心和辐射源。在天祝县要扩大G312沿线城镇规模，强化以县城为中心的县域一级轴带，扩大石门镇规模，积极探索炭山岭镇的可持续发展道路，促进二级轴带的发展，壮大以县城为中心，以主要交通线路为纽带的反“L”型空间网络构架。肃南县可以利用马蹄寺和祁丰区旅游资源开发和距离交通主干线较近的条件，设置建制镇，形成县域东、西两个“门户”， 构建“一个中心，两个门户”的城镇体系结构。明花区是肃南县生态移民的主要移入区，种植业和养殖业相对集中，可在远景（2020年以后）规划中设置小城镇。肃北县和阿克塞县人口少，且肃北72%，阿克塞82%的牧民聚居在县城，不宜再建新城镇，今后的重点是要完善县城功能，改善县城环境，构筑县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坚实平台。 综合开发特色资源，发展特色产业驱动型城镇特色是后进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内在动力。本区丰富的矿产资源，特殊的地貌和生态景观，淳朴独特的民族民俗，古朴悠远的文化等旅游资源，以及纯天然环境中不断发展壮大的畜牧业，为区域快速全面开发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这恰好与产业结构的地区转移和旅游市场上日益升温的民族风情游、多元风光游、特色文化游、生态观光游、康体健身游、怀古朝圣游等新热点[4]，以及食品市场上返璞归真潮流等新的趋势相吻合，但缺乏产业综合协调发展的平台长期制约着特色经济的发展。所以，应该强化城镇发展方向的研究与设计，发展特色产业驱动型城镇。改善城镇环境，发展旅游城镇 1充分利用阿克塞红柳湾、肃南县红湾寺、肃北县党城湾等城镇已有的矿产资源和畜产品初加工工业基础，强化资源的综合开发，以工矿业发展作为县城近期发展的动力和筹资手段，加强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城镇环境和服务水平，同时，加强城镇与重点旅游景区的交通网络建设，提高景区可达性，拓展服务项目，促进城镇主导产业向旅游业转化。2加强天祝“小三峡”、肃南马蹄寺、文殊寺等景区的规划、开发与管理，强化生态建设与保护，突出石门镇、马蹄寺和祁丰区的旅游特色。 深化矿产开发，促进资源型城镇可持续发展 本区拥有丰富的石棉、煤、铁、锰、建材原料等矿产资源，矿产开发加工工业初具规模，天祝县炭山岭镇以煤炭开发为主，阿克塞石棉收入占全县财政收入的90%以上，天祝县华藏寺、哈溪镇、肃南县红湾寺、肃北县马鬃山镇等矿产资源开发都占GDP的较大比重，应该进一步加强矿产资源的综合开发，提高环保产品比重，并积极探索替代产业，及早避免“矿竭城衰”和以生态破坏为代价的发展方式，促进城镇健康、持续发展。 加快畜牧业产业化，壮大特色农业型城镇 畜牧业是河西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经济的主体。本区天然牧场广阔、无污染，距离酒泉、张掖绿洲的草业基地较近，白牦牛等畜种独特，并有内蒙古草原兴发等大集团的投资合作，加快畜牧业集团化、产业化发展，一方面可以延长畜牧业产业链，增加产品附加值；另一方面推动草场资源的集约化利用，强化草场统筹治理与管护，增强草场的水源涵养能力，同时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安置，既减轻草场的生态压力，又促进农业型小城镇的发展，提高畜牧业发展的经济、社会、生态效益。天祝县华藏寺、安远镇、哈溪镇、肃南县红湾寺等畜产品加工都有一定的基础，市场前景广阔，应进一步改革草场土地流转制度，积极开发与少数民族文化、习俗紧密结合的特色畜产品，实现畜牧业产业化发展，促进特色农业型城镇的壮大。充分利用交通建设契机，发展交通服务型城镇 本区靠近交通干线的城镇主要有天祝县华藏寺、打柴沟（兰新铁路、G312），阿克塞红柳湾（G215）和肃北县马鬃山镇，其中打柴沟镇是乌鞘岭铁路隧道东端的中转站，马鬃山镇是甘肃省唯一的内陆口岸，应该充分利用河西高速交通网络建设和改造的有利时机，加快物流设施规划与建设，增强服务能力，提高服务水平。 强化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建设生态城镇 本区位居祁连山生态敏感区，是河西生态环境的屏障，城镇的发展必须以生态环境保护为核心，1提高节水意识，建设节水城镇。虽然就数量而言，河西地区水资源人均占有量较我国北方缺水地区多一点，地处河流上游又为本区用水提供了一定的优先条件，但从社会、经济、生态和全流域发展考虑，水资源仍然是制约城镇发展的首要因子。因此，必须强化节水意识，加大城镇用水控制和管理力度，提高污水处理和资源化比率，加快水价调整步伐，促进水资源商品化。2加强环境治理和生态体系设计，建设“绿色城镇”。主要是强化生态设施建设与改造，加强工业“三废”和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比率，加快城镇绿地和防护林体系建设，把城镇建设成为繁荣、和谐、整洁、优美的绿色人居空间；3合理规划城镇空间规模，建设节地城镇。地广人稀是我国西北地区最大的特点，河西少数民族地区除天祝县土地面积（万km2）较小外，与人口规模比较，土地面积非常广阔，但山地、沙漠、戈壁比重大，所以城镇的发展必须节约有限的可利用土地，科学规划和控制用地规模。拓展空间协作网络，利用外部动力促进城镇发展与走廊平原比较，在今后较长时期内，区位偏远，地域相对封闭，资金、人才、技术短缺将仍然是制约本区发展的瓶颈。因此，必须打破行政界限的分隔，建立全方位开放的城镇空间协作网络：1东西向网络：以4个县城为中心，以非县城镇为重要支点，加强彼此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建设祁连山北麓民族地区以畜产品和矿产加工以及民俗、生态旅游为特色的城镇网络体系。2南北向网络：加强民族自治县与河西中心城市以及兰州、格尔木等城市之间的道路、通讯、技术、经济联系，加快民族地区城镇与周边乃至全国城镇的协作和体系融合，利用大中城市的辐射和带动弥补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劣势，为本区城镇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体现民族文化，突出城镇的民族特色 21世纪的城镇，不光是经济的竞争，科技的竞争，更是文化的竞争，环境的竞争[5]。本区悠远的民族历史，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各具特色的民族习俗等与古丝路文化和现代文化的交融，使这里成为河西独特的“民族文化绿洲”。所以，加大民族文化研究和开发力度，在城镇建设中传承和体现民族历史文脉，把民族的文化展现在城镇的建筑风格、产业产品、人文精神等各个方面，增强城镇景观的文化内涵和民族特色，是树立区域形象，增强城镇竞争力的重要选择。4.结束语河西生态环境问题是整个河西乃至西北地区必须共同努力解决的一个长期的战略问题，除了加快上游少数民族地区城镇化，减轻生态压力，增强水源涵养外，还必须：1应用现代科技手段统筹规划和统一管理水资源，协调城镇与农村之间和上下游之间的配水份额，节约水资源，保护水环境；2加大生态移民的力度，把水源涵养区、退耕还林还草区、生态旅游区和戈壁荒漠草场区的散居人口尽快移入城镇，鼓励其从事二、三产业；3建立城镇产业利润的生态回报体系，从城镇产业税收中提取一定比例建立生态投资基金，并建立下游对上游的补偿机制，把下游水资源开发利用与上游水源涵养保护挂起钩来，全方位投入，努力推进河西生态环境的全面改善。参考文献：[1] 陈友华，赵民.城市规划概论.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上海，[2] 李志刚.酒泉地区城镇发展研究.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北京，[3] 谢文蕙，邓卫.城市经济学.清华大学出版社，北京，[4] 董晓峰，何新胜. 西北地区城市化推进的途径研究.经济地理，2004（2）[5] 市培. 中国城科会召开城市形象建设研讨会. 城市规划通讯，200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