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琳子雄霸天下
魏晋风度与盛唐魅力——论陶渊明、李白诗文中自由精神的张扬 鸟在中国传统诗歌意象中历来作为自由与理想的象征。鸟作为一种客观物象,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地在天空中飞翔,矫健的身姿划过天空,留下优美的痕迹,给人以自由的幻想和向往,与人类的心灵产生某种契合,有了表达的欲望,于是借助飞鸟,将自己的主观情意表达出来。恩格斯在论及浮士德及“永恒的犹太人”的形象时指出:“他们是使用不尽:每个时代都可以不改变他的实质而把他们据为己有”。把恩格斯的这一论述移用到飞鸟形象上来,是最恰当不过的了。飞鸟形象自从<诗经>以来,历经改造和丰富,成了我国人民所喜闻乐见的艺术形象,是我国文学史上最富有生命力的艺术形象之一。历代众多诗人,他们从中汲取了巨大的精神力量,同时,又把富有时代意义的思想感情倾注其中,寄托时代的希望和理想。而在描写鸟类意象众多的诗人与浩繁的诗文中,陶渊明与李白描写的鸟意象较为系统、较为齐全。 陶渊明具有“大济苍生”的理想和抱负,但黑暗的政治和污浊的社会现实却不能使他的政治理想得以实现,他便只能以诗为武器,以鸟为武器。与现实抗争,借鸟言志,排泄心中强烈的愤懑。陶渊明在其鸟意象中展示了丰富的思想内涵。“鸟日弄欢新节,泠风送余善”(<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表现了一种愉快的心情;。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其五),写诗人少时欢乐无忧,突出了以鸟之高翔比抱负之远大的宽阔胸襟。“羁鸟念旧林,池鱼思故渊”(<归园田居》)表达对官场黑暗的愤怒;“望云渐高鸟,临水愧游鱼”(<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反映了对自由的向往等等。作者笔下处处有鸟,时时有鸟,鸟成为作者内心世界的反映,成为作者一生的象征,鸟的自由就是作者的自由,鸟的追求就是作者的追求。 李白则将他的一生幻化为大鹏,将对自由的热爱与追求,展翅于中华民族灵魂的天空,写就了伟岸的自由精神,激励着后人的精神和指引后人的追求。他一再把自己比作大鹏,希望可以无拘无束地翱翔于天地间。他不屑如栖于蓬莱之黄鹄、苍梧之玄凤,不屑做衔木的精卫、报晓的天鸡。因为那些鸟都丧失了自由,惟独大鹏可以无拘无束地翱翔于天地之间,“大鹏一日同风起,抟摇直上九万里”、“五岳为之震荡.百川为之崩奔。”李白就这样在大鹏的意象中表现了自己的个性。直到临死前,还不能忘怀于大鹏,他沉痛地唱到:“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临路歌》)在对大鹏的哀挽中,李白总结了自己的一生。他幻化成了一只大鹏,翱翔于中华文化的上空。 在李白诗作中,以。大鹏”自况,表现了昂扬向上无所依侍的理想。大鹏与“斥鹦”相比。活动的环境“寥廓”与“藩篱”相比,凤凰与群鸡相比,分别象征了诗人情志才力之超隽,反映了他与俗辈凡行的坚不共容,表现了他尖锐对立中的孤独无奈。表现了他“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的寂寞。这与陶渊明由离群失伴的孤独与痛苦相比,一个是曾经有过,渐趋平淡;一个是自始至终,愈来愈浓;一个是因暂时不能归群而孤独,一个是因攻诋他类而孤独。因此,以鸟自况的陶渊明、李白在趋求远举高飞、寻求理想境地这一点上是同一的,而在具体的趋求方式和形态上却表现出显著的差异。热爱自由,追求理想的境界是陶渊明、李白诗的重要底蕴。而天空中无拘无柬的飞鸟的天性与人类在感情上对自然的原始依归相吻合。陶渊明对自由的向往和追求来源于庄子,庄子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充分强调作为个体的人的自由,他对自由的理解和追求,影响了后世包括陶渊明和李白在内的一代又一代的中国文人,据朱自清<陶诗的深度)一文统计:。陶诗用事,<庄子)最多,共四十九次。”由此可见陶渊明对庄子的崇拜。李白则将老庄的无为自然的思想理想化、具体化、实践化,他的大鹏形象取自<庄子>。但却创造出比庄子笔下的大鹏更为具体,更为清晰,也更为完美,更富生气的艺术形象。陶渊明、李白都崇拜庄子,都受到庄子影响,但二人笔下的追求自由的鸟意象,却呈现出巨大的差别。陶渊明笔下的鸟意象,飞鸟、归鸟、羁鸟都是娇小的、极普通的,似乎受到某种约束,不能伸展开来,不能摩飞九天;而李白笔下的鸾鹏鸿鹰意象系列,是禽鸟中的灵族异类,它们上可摩飞九天云霄,下可俯视山川人间,振翅鼓翼能至千里之遥,敛翮息神必择奇枝异卉。无拘无柬、伟岸、强大。并且一往无前,百折不挠。同样受<庄子)对自由的追求的影响,为何二者会呈现出如此大的差别呢?我们从艺术创作中发现了这一差异后,还应在人生实践中寻找造成差异的原因。有作品认识人生,有用人生来说明作品。 陶渊明、李白诗歌中飞鸟意象的形态差异,其实是他们所处时代文化背景的差异;是他们各自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理想的差异;是他们的个性与社会群体关系的差异。陶渊明选取“飞鸟”这一宽泛的存在体,表现出认同当下生存环境的宽容心态。李白以风鹏鸳鸾与斥鹦蝤蛙的强烈对比,显示了他孤傲不桀的个性和强烈的“舍我其谁”的生命意识。从现实生活来分析形成差异的原因,我们首先应该肯定时代背景的不同对二人创作的影响。历史唯物史观认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的反映。陶、李二人之所以一个展示了魏晋风流,一个代表的盛唐魅力,时代的因素是影响其不同的原因之一。魏晋在我国历史上是一个特殊时期。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和整个意识形态,都处于激烈变革状态。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带来新一轮的利益重组。伴随这个历史时期的特征是新旧势力的争夺、改朝换代的频繁。从魏晋到南北朝,皇帝王朝不断更迭,社会上层争夺砍杀,名士们一批又一批被送上刑场。留下的总是一些痛苦悲哀的传闻故事。正是由于残酷的政治清洗和身家毁灭,使他们的人生慨叹夹杂无边的忧惧和深重的哀伤。“翩翩飞鸟,息我庭柯。敛翮闲止,好声相和。岂无他人,念子实多。愿言不获,抱恨如何”<停云)显示了诗人对时局的担忧和。有志不获骋”的苦闷。越是洒脱不凡,超然物外,内心就更忧惧,惊恐,文章越是深沉美丽,生命受到的迫害就越痛楚和哀伤。陶渊明的超脱尘世与阮籍的沉湎酒中一样,追求乱世中人的生命价值的实现,追求人的主体精神的张扬,追求理想的飞翔。他的家世和少年抱负都使他对政治有过兴趣和关系。他的特点是自觉地退了出来。“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彼达人之善觉,乃逃禄而归耕”(<感士不遇赋》),这是陶渊明回到田园去的根本原因。他坚决从上层社会的政治中退了出来,把精神的安慰寄托在农村生活的饮酒、读书、作诗上。同处于社会政治无序状态中,但他没有那个时代士大夫对整个人生社会的空寞感,相反,他对人生,生活,社会仍有很高的兴致,对生死问题和人生无常仍极为执着、关心。<形影神)就是一个人生的追求和生命价值的探索。不是外在的轩冕荣华,功名学问,而是内在的人格追求和不委屈心灵的生活,才是正确的人生道路。在那个时代,他无法真正摆脱社会政治的牵制,不可能逃脱世俗的罗网,他只是相对很好地解决了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冲突(特别是在他的诗境里),他最突出的贡献就是敏锐地发现了人在这两难的境地中对自我存在价值的认识,把自‘古诗十九首>以来的人的觉醒提到了远远超出同时代人的高度,提到了寻求一种更深沉的人生态度和精神境界的高度。他不是因为在政治斗争的失败而消极地退守田园,不是欲得权贵赏识而不得,转而攻击权贵,不是为了追求个人安危而放弃自己的政治追求,所以他的归园田居不是放弃自己的社会理想,而是在追求着另一种理想。他努力用他的追求,使个人的存在价值,从这种抽象的荣辱观念中解放出来,回到真实的人生。当然,他的理想并不同于我们的理想,他的理想也是不可能真正得以实现的,但世界上并不存在一种绝对合理的理想,并且也没有任何一种社会的理想能够真正得以实现。这里的关键在于:他在那个时代代表了知识分子自己个性价值的实现,他不是传统的的奴隶,不是否定任何理想追求的消极主义者,不是一个没有自己独立思想追求的庸人。他追求着个人价值的实现,追求着一种自由精神的张扬,追求着他的理想人生,诗化人生。 李白是盛唐文化孕育出来的天才诗人,其非凡的自负和自信,狂傲的独立人格,豪放洒脱的气度和自由创造的浪漫情怀,充分体现了盛唐士人的时代精神风貌。李白的魅力,就是盛唐的魅力。那个伟大的时代,成就了李白。唐代历史揭开了中国古代史上最灿烂夺目的篇章,结束了数百年的分裂和内战。大唐帝国在政治,经济,财政,军事上都非常强盛,一个繁荣富强的帝国屹立于中国的大地上。这是一个朝气蓬勃而又充满希望的时代。一方面,南北文化交流融合,使汉魏旧学(北朝)与齐梁新声(南朝)相互取长补短,推陈出新;另一方面,中外贸易,交通发达。“丝绸之路”引进的不只是“胡商”云集,而且也带来了异国的礼俗、服装、音乐、美术甚至各种宗教。“胡酒”、“胡姬”、“胡乐”�6�8�6�8是盛极一时的长安风尚,这是空前的古今中外的大交流、大融合。无所畏惧、无所顾及地引进和吸取,无所束缚无所留恋地创造和革新,打破了框框,突破了传统。经济的高涨必然带来文化的兴盛,充满朝气和希望的时代又必然带来更多的精神追求。敏感的诗人更是其骄子。开元前期,我们看到:高唱。葡萄美酒夜光杯”的王翰,私自排定海内文士的座次,高自标置,以文坛盟主张说、北海太守李邕与自己并列第一,其余一概摈落;王泠然上书宰相,直斥其“温服甲第,饱食庙堂”;以<黄鹤楼>诗驰名的崔颢对豪门贵族表现出一种“彼可取而代之也”的愤慨;连山人孟浩然,也宁失去被贯官举荐的机会,而决不放弃陶然一醉�6�8�6�8开朗宏盛的盛唐时代为将庄盂的荚逸之气从魏晋的虚无迷惘的氛围中释放出来,并回到真实的人生。这就是孕育天才诗人李白的时代背景与精神±壤。那位同样既英且逸的风流天子唐明皇就慧眼独具,以“英特(卓立)越逸之气”一语,为这一时代精神作了最好的提挈,而新时代的大人先生李白,正是这一精神的代表。。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以及国舅磨墨,力士脱靴的传说故事,都深刻地反映着那个时代初露头角的知识分子的情感、要求和向往:他们要求突破各种传统的约束和羁勒;他们渴望建功立业,猎取功名富贵、进入社会上层;他们抱负满怀,纵情欢乐,傲岸不驯,恣意反抗。 与陶渊明不同的是,李白对政治、理想的追求贯穿了他的一生。早在初出山后,李白就在‘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中为自己的理想作了如下的规定:“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弼辅,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然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州,不足为难矣”(<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对这种理想他是如此地执迷,不断形诸歌咏,贯穿于一生的诗文中。甚至在经历人生的挫折和苦闷,在他的名篇<行路难>)中,仍乐观地吟道:“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意谓总有一天如宗悫乘长风破万浪,届时自当挂帆泛海而去。因此,如果说要为李白归纳出追求的目标和个性,我认为就是一点,而这一点与其说是哪一家哪一派的思想,无宁说是驳杂的思想积淀而成的一种性格,一种精神.这是盛唐的精神,一个民族的时代精神。这种精神,需要一个有远大理想,有坚执的追求,有百折不挠的意志的伟岸强大的形象来承载。于是,庄子的大鹏形象进入李白的视野:“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齐谐者,志怪也;谐之言日:‘鹏之徙于难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也”(<逍遥游》)。他从大鹏的形象中似乎发现了自己的灵魂,时代的影子,于是就情不自禁地在这一形象中倾注了豪放不羁的特立独行的个性和昂扬奋发的时代精神,创造出了一个比庄子笔下的大鹏更为具体,更为清晰,也更为完美,更富有生气的艺术形象,这就是‘大鹏赋》中的大鹏。这只大鹏“足萦虹霓,目耀日月,连轩沓拖,挥霍翕忽,喷气则六合生云,洒毛则千里飞雪”,显得横空出世其大无比。不仅写了它的自由逍遥,无所羁绊,还写出了它那“怒无所搏,雄无所争”的力量。当鲲初化鹏时,。脱鬈鬣于海岛,张羽毛于天门。刷渤滹之春流,唏希扶桑之朝暾。炬赫乎宇宙,凭陵乎昆仑。百川为之崩奔。”这气势已经不平凡了,等他展翅飞翔时更是一番惊天动地的景象:“簸鸿蒙,扇雷霆,斗转而天动,日摇而海倾。”“上摩苍苍,下覆漫浸。盘古开天而直视,羲和倚日以旁叹。”这大鹏既不同于蓬莱之黄鹄、仓梧之玄风,也不同于衔木的精卫、报晓的天鸡。那些鸟或“驯扰于池隍”,或。拘挛于守常”,都没有自由。唯独大鹏不受任何束缚,任意地飞翔于天地之间。李白就这样在大鹏的意象中表现了自己的个性。表现了对鹦雀之辈的封建权贵的嘲笑和蔑视;对一切既定秩序和束缚的否定,对自我意识的肯定,对自由精神的赞美。这是李白诗中出现的鸾鹏鸿雁与斥鹦雉鸡两类意象的基本原因。他不像陶渊明政治理想受挫后,转向田园求得心灵的安宁,个性的发展。而是勇往直前,百折不挠,代表了那一盛世的时代精神。参考文献:[1](清)王埒·李太白全集[M].中华书局,1979版。[2]李长之·李白传[M].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版。[3]赵昌平·李白诗选评[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版。[4]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M].中华书局.2003版。[5]表行霈·中国诗歌艺术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版。[6]李泽厚·荧学三书[M].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版。[7]王定璋·盛唐气象与青春追求——略论李杜青年时代的诗歌[J].社会科学研究(成都),1993.1.[8]徐回荣·陶诗的两大意象[J].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94.1.[9]洪蛛钟·鸟·菊·酒——略论陶渊明诗歌毒象建构爰其人格凸现[J].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充.1993.11.[10]李活·李白诗文中的鸟类意象)[J].北京:文学遗产(京).1994.3.[11]黄邦君·试论李白诗歌中的自我形象[J].贵阳:贵州丈史丛刊(贵阳),19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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