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可以选择的论文题目

汉代，出现了为配合音乐而歌唱的诗即“乐府诗”。

在语言上有四言，五言，杂言，但多数是五言的。

这以后曹操父子以及陶渊明为首的文人们发展了五言诗。

同时，七言诗也有了很大的发展。

乐府诗的代表作<<孔雀东南飞>>,<<陌上桑>>在诗歌历史上有很大的文学价值。

汉魏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转型时期。

汉（末）魏六朝在政治上是中国历史上的乱世和黑暗时期，但在思想文化艺术史上却非常重要，其影响之深远，直达现今。

在魏晋南北朝以前，诗的格律和声韵还没有形成大家共同遵守的规律，只是由作者按照个人的内容需要和声韵感觉来进行写作。

到了魏晋，由于受到了印度（古称天竺）的梵音学的影响，我国的声韵学得到了发展。

齐梁的周喁和沈约总结了汉字的发音规律，提出了“四声”“八病”之说，使诗歌创作由自然的声律发展到讲究追求声律，出现了作诗要注意平仄和韵律的性质，形成了格律诗的主要内容。

说起汉魏诗学，我们不得不提起建安文学。

建安文学成就的主要代表是三曹父子兄弟以及孔融、王粲、刘桢、阮瑀、徐干、陈琳、应暘等。

这些人被称为“建安七子”。

后人称这一时期是“结束汉响，振发魏音”，它标志着汉代文学风格样式的结束，开创了一个新的文学时代。

唐代李白有诗赞扬“蓬莱文章建安骨。

中国自孔子以后相当一个时期里，文学崇尚理性，以说理，叙事为主，所以有“诗言志”、“文以载道”的说法，成为传统。

但三国时期却出现了“缘情”的主张，与“言志”并提。

“缘情”大体相当于今天所说的抒情。

象曹操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曹丕的“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等等，就是这样的诗歌。

汉魏诗学除了建安诗体外，还有一继承了《诗 国风》“民间自然性情之响”的诗歌体裁，即“汉魏乐府”。

继《诗经》《楚辞》之后，两汉乐府诗成为中国古代诗歌史上又一壮丽的景观，作为一种新的诗体，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

汉乐府以其匠心独运的立题命意，高超熟练的叙事技巧，以及灵活多样的体制，成为中国古代诗歌新的范本。

例如格调自由，情感真切的《古歌》；坦露女子对爱情的忠贞誓言的《上邪》；形式齐整，言词优美隽永的《迢迢牵牛星》；以及故事曲折起伏，人物性格鲜明，言语明快简洁的叙事类民歌《陌上桑》、《孔雀东南飞》。

受汉乐府的影响，汉魏诗学经历了由叙事向抒情，又模仿民歌到作家独创的转折。

列如传承至今的《古诗十九首》即是出自汉代文人之手。

而建安文学的创作，则完成了乐府民歌向文人徒诗的转变。

中国传统诗歌也由此迈入雅文学的行列。

此外，诗歌从四字一句的“四言诗”发展到今天仍然很通行的五字或七字一句的“五言”、“七言”诗体，也是在汉魏之际确立的。

一般认为，曹操的《观沧海》、《龟虽寿》等四言诗是前代诗歌的“压卷之作”，也就是说四言诗中最后出现，却又是最好的作品，而曹丕《燕歌行》的灵活自由的七言诗，则为后来的七言律诗开创了一个新时期。

魏晋时期，其诗歌产生了一种特殊的“魏晋风度”。

它包含有“狂饮”、“放诞”等狂放的行为，有“清谈”、“隐逸”、“拟古”一类奇特的风气，也有儒、道、佛混杂的思想。

在题材上，汉魏六朝的诗歌除了“缘情”之外，又产生了“山水”、“田园”和“玄言”等不同诗派；在诗风上，则出现了自然清新，明白晓畅的主流；在形式上，则共同趋于五七言的整齐，进而形成了完整严密的格律。

三、盛唐诗风

如果把中国诗歌流变的历史，譬作九曲黄河，那么究其源始，犹如雪水消融，点点滴滴，接下来则如轻溪泻地，随意流转，灵动自如，终于在汉魏六朝间进入了一个汇湾，吸纳他源，积蓄能量，汗漫浩荡。

直至隋唐则突然变化为飞瀑万卷，声势浩大，奔腾不息，从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天地。

对唐诗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是怎么估价都不算过分的。

鲁迅答杨霁云函锐：“我认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作完。

此后倘非能翻出如来掌心之‘齐天大圣’大甘而不必动手。”（《鲁迅书信集》

唐朝是我国诗歌的黄金时代，约300年中，流传下来的诗歌就将近5万首，比西周到南北朝的1600多年留下的诗篇多出2倍多。

唐诗内容丰富，风格多样，以大诗人李白、杜甫的诗歌成就最高，达到诗歌创作的高峰。

令后世诗人豪士可望而不可及。

这是中国诗歌的宝藏，也是中国诗歌的丰碑！

陈子昂在理论上提出了风骨与兴寄两大主张。

陈子昂的诗歌鲜明的表现了他的理论，无论是积极方面与消极方面都是如此。

形式上都是五言古诗，内容表现是多方面，十分丰富的。

陈子昂所追求的是风骨，与他大致同时的张若虚，却在创作中追求明丽纯美。

他的一首《春江花月夜》达到了纯美的极至。

闻一多在《宫体诗的自赎》中总结《春江花月夜》说：“向前替宫体诗赎清了百年的罪，因此，向后也就和另一个顶峰陈子昂分工合作，清除了盛唐的路”。

盛唐之后，国力由盛而衰，而诗歌的格调也身受其影响。

如冷落寂寞的大历诗风。

此后，诗人们着力于创新，创作出大量极富新意的各体诗歌。

尤以韩孟诗派为盛，其代表人物有“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古今之穷”的韩愈等。

韩愈致力于诗歌创新，主张“不平则鸣”。

陈寅格先生称其诗“既有诗之优美，复具文之流畅，韵散同体，诗文合一。”

与韩孟诗派同时稍后，中唐诗坛又崛起了以白居易元稹为代表的元白诗派。

这派诗人重写实、尚通俗。

二者虽背道而驰，但实质却都是创新，取途虽殊而归趋则同。

步入晚唐，社会衰败，政治黑暗。

诗坛又涌现出一批优秀的诗人。

如杜牧，贾岛，隐士诗等。

而晚唐诗歌的集大成者乃属李商隐。

李诗艳而不靡、凄美浑融、情调幽美、意象朦胧，最为杰出的则是其以无题为中心的爱情诗。

唐诗是唐人的是一种生存和竞争方式，也是唐人的一种思维方式。

他们状物言情，或者表达曲折微妙的情绪，索性直接以诗为言，信手拈来。

研究唐诗兴盛之由的著作如林，但除了从经济政治立说的“反映论”外，我们似更应该注意文化的因由。

我们谈“唐诗”，不应该离开“唐风”。

四、诗的低谷

“绚烂之极，归于平淡。”是经历了盛唐之后宋元明清的诗歌的最贴切的写照。

随着诗歌在唐代达到鼎盛之后，诗歌在文坛中的地位逐渐衰落，本来桀傲不驯的诗歌洪流，在此之后一变而为一副循规蹈矩，安详驯顺的模样了。

经历了隋唐盛世，封建社会在浩瀚的中国历史中逐渐发展到了顶峰。

汉文帝是的贾谊的治安策 晁错 董仲舒的

走进汉朝的服饰文化《汉武大帝》一剧充分展现了汉朝的服饰文化。汉武帝时期，服饰色彩搭配多样，款式大气，面料华丽，无不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也使我从中了解到一些中国汉代服饰文化的特点。汉武帝时期的服饰风格古朴庄重，妇女上衣下裙的日常服装成为后世汉族妇女着装样式的模本。秦统一中国后，建立了严格的衣冠制度；后，汉取而代之，服饰大体沿袭秦制。汉初连年征战，给民生带来了极大的压力。文、景二帝审时度势，提出了“与民休息”的政策。于是乎，汉初逐渐显示了繁荣昌盛的局面。汉朝的服饰，也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发展，并呈现森严的等级制度。汉代以冠帽作为区分等级的主要标志。皇帝与公卿大夫等参加祭祀大典时，都戴冕冠，穿冕服，并以冕旒的数量、质地的优劣、服色与章纹的相异来区分等级尊卑。长冠及委貌冠均为参加祭祀的官员所戴，武冠是各级武官朝会时所戴的礼冠。皇帝的侍从及宦官，也戴着插着貂尾、饰有蝉纹金王当的武冠。法冠，顾名思义，是执法者所戴的冠。进贤冠，则为儒士所戴。汉代的男子大多穿宽松的袍服。这种宽衣大袖的袍子不仅祭祀、朝会等重要场合能穿，其它场合也都可穿着。也就是说，先秦时期仅仅作为士大夫所着礼服的内衬或家居“休1/2页闲装”的深衣，到了汉朝就演变为袍服，并作为官员朝会和礼见时穿着的正式礼服。汉代女子的礼服，其特点是衣襟绕转层数繁多,衣服的下摆很大。她们在穿着这种服装时，总喜欢将一条漂亮的绸带系在腰间，将腰身紧紧裹起，显出女性婀娜多姿的线条美。文景之治使西汉的经济日益强大；武帝攘外安内，打败了强敌匈奴，加强了中央集权。且武帝时期，张骞出使西域，开通“丝绸之路”，使西汉走向了一个民族的鼎盛时期。在经济繁荣和政权稳固的基础上，内外交流日益活跃，汉代的衣冠服饰也就日趋华丽。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柔纱禅衣，薄如蝉翼、轻如烟雾。整个衣服的重量还不足一两，实为稀世之品。虽然历经两千多年，质地依旧坚固，色泽依然夺目，由此可见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精湛技艺非同一斑。从《汉武大帝》一剧中，我们了解到：汉朝服饰文化也体现了其社会风尚。那是民风淳朴，百姓安居乐业，人民生活幸福美满，令人神往。

西汉的思想自由，在小规模上塑造了一批百家的后人。文章的抒写，都多少带上了明显的政治色彩，首推的是司马迁的《史记》，自此不在论述。前期的诸侯，保持强大的势力，游于诸侯王宫的文士，文采斐然，一派纵横家的气息。邹阳以策士的身份，游于吴国和梁孝王的门下，虽有口辩的才能，难有伯乐式的君王。命途的多舛，社会的巨变，使的他无处可藏，《上吴王书》的劝谏，并不能打动这个锋芒尖锐，傲慢自诩的刘濞。诸侯的地位，只会因中央的巩固而不可逆转。他也认识到自己的策士的身份，本就是一次不合适宜的存在，但清醒的同时，又不忘抓住一点的机遇。最后的破灭，逼的他随从枚乘投向梁国。但满怀的万丈豪情，带来的却是锒铛入狱，悲愤的情绪化为大江大河，奔涌而下。忠而被谤，信而见疑，梁王被浮云遮蔽了眼睛。佯狂避世是乱世的行为；进谏忠言，只会刺痛昏聩的君王。丢弃吴国，投奔梁国，本为仰慕无穷之意。希望君王不要为浮华的言辞所动，“士无贤不肖，入朝见嫉”，谗言是天地所生，世所难免。众口铄金，积毁销骨，而听信于小人，成为国家的灾难。问君王，能否广开言路？能否善始善终？诛杀投靠的臣子，能不令天下的豪杰和士子寒心？纵横捭阖，终究以事实胜过政敌的雄辩，免于一死。如此的不顺，只能离开诸侯之家矣。此后不在历史中留名，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高祖时的陆贾，口才雄辩，多所谋划，皆成功之。为刘邦论秦之政治得失和汉之所以兴，著述《新语》。面对国家的大一统，他清醒的认识到自己的使命，待晓谕南越王，逗留几个月，凯旋而归，主动隐退，过田舍翁的逍遥生活。五个儿子的公平分配，成为现代获得老年保证的有效方式，用心其苦，真是策士的本性。政论的代表当然是贾谊，他的政治家的气魄，历史学家的睿智，评论时政的热情，纵横家的文采气势，忧患的情绪洋溢在书香笔墨间。《过秦论》的仁义儒教，开了后来董仲疏“独尊儒术”的先河，文帝的深受影响，明显矣。文帝欣赏贾谊的才华，但面对顾命大臣，难以施展。纵观《史记》，文帝的一生似乎在自责中徘徊，延续高祖的无为的黄老政策，缺乏创新，更谈不上改革。他是个守成的好皇帝，勤俭节约，仪表天下，他必须采纳那些拥戴他的功臣们。或许他在内心里比贾谊更躁动，比贾谊更想大刀阔斧的进行改革。或许文帝在东宫经常教育太子：儿啊，我给你物色了一个很好的人才，他的名字叫贾谊，将来要好好重用他。贾谊太天才，太超前，他比时代走的还要远，他首先看到了诸侯王的狼子野心。于是，他写了《论治安策》来警醒文帝，希望文帝推行再度分封制，在诸侯国中建立更小的子诸侯国。但文帝很清醒，自己本为代王，诸侯国中的一员，其他的诸侯自然不服，怨言多。时常有抗上者，诸侯的叛乱迹象已经隐显。文帝的心意希望安于现状，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而是尽力忍耐，以求将来找到更好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毕竟，这是国事，更是家事。贾谊所论述的改革并不彻底，还是希望保留诸侯国的存在，首先，他也是纵横家中的一员，虽然他效力的是中央政府。他的这种举措，实际上对以后的纵横家的打击很大，他充当了自己作为策士存在的基础的掘墓人。景帝的年代，他没有等到贾谊，却等到了一个叫晁错的人，他的观点比贾谊的更有魄力，更锋芒。他比贾谊具有更强的政治****，他可以教唆景帝疏远宰相，并且让宰相羞愧而死；他可以迷惑景帝，讨论政事仅限于他二人，修改法令三十章。他的春风得意，他的权倾朝野，他的假公济私，都暴露出来。他的父亲说：“刘家的天下安定了，而晁家却危险了。”他痛骂晁错是个败家子，晁错没有听取，依然我行我素。他的父亲服毒自杀十几天后，诸侯们打着“诛晁错，清君侧”的旗号，发动了蓄意已久的叛乱。景帝的阴狠和懦弱，充分表现出来。晁错做了皇帝的替罪羊，穿着朝服战战兢兢走向东市，不知他在被自己最亲近的皇帝杀戮的时候会不会想到自己的父亲的忠告，不知会不会后悔自己的卤莽行为。但他的眼里，分明含着泪水，这是他第一次流眼泪，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景帝对自己的如此绝情。但是，景帝的确后悔了，后悔自己的冲动，莽撞和听信谗言。或许，在景帝一人独自苦闷时，会想起曾经与晁错度过的日子；谈论时政，修改律法，宴饮嬉戏……或许正是自己的特别宠爱，才导致了晁错的飞扬跋扈，才导致了晁错为政的过火行为。其实，从深层上来说，晁错挑起的不仅仅是朝廷与诸侯的矛盾，而是皇家成员之间的亲情疏远，骨肉相残，在他们之间挑起战争最终遭殃的必定是外姓人。事实上，假如贾生不早夭折，也将是晁错的下场。只不过，贾生的政治是理想化的，晁错的政治是很现实的。有时，现实和理想同样会走向悲剧。司马相如的政论文跟他的大赋一样，工丽铿锵，其实，司马相如赋中所夸张与华丽，并非为扬雄所讽刺，内有深意焉，其慷慨之气，难道为溢于言表？他的政论多出于蜀地的安慰，《喻巴蜀檄》代替武帝告语巴蜀人士，不要恐慌，甚得安抚之意。不久，因为接受贿赂，被免职；《难蜀父老》借用大赋的对话形式，批评了一些大臣和民众放弃南夷的说法，称赞这是民族融合的趋势，南夷的加入不会导致内乱，疏导好更有利于国家的安定。不久，司马相如病逝，武帝派人去取司马相如的书，只得到他留给武帝的一封信。五年后，汉武帝祭祀了土神，八年后，又祭祀了泰山，梁父山，司马相如的临终愿望实现，虽然他没有亲自参加，但足以欣慰了。他一生徜徉在美丽的文字和时代里，在最后也留了一个美丽的句号。此后，私人书信开始留传于世，隐私暴露于民间。最能体现人的情感和志向的是私人书信。司马迁的《报任安书》，悲愤满腔，直抒胸臆。心力憔悴。“刚直不阿，留作正气冲霄汉，幽愁发愤，著成信史照尘寰”，文章不仅仅是抒情的，更是一种倾向于政论的色彩。虽然个人的表白并不能改变自己的现状，但有些话还是要说明白的。他的外孙杨恽，本来仕途不得志，愤怒之余，决定“穷则独善其身”，却不料遭到孙会宗等人质疑。于是写了《报孙会宗书》，书写了自己作为士大夫动辄得咎的愤慨。哪里料到，这竟然成为被杀戮的罪证，在东市被处以腰斩的极刑。中国的政论散文随着汉朝鼎盛的袅袅余音，渐渐衰退。直到中国的两千年后，毛泽东为代表的一批革命家，为了革命，为了抗日，为了反对专制，写下了大量的具有革命豪情的政论散文，影响了改变了中国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