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孔子图像研究论文

关于孔子思想的研究论文

对于孔子思想，大家的了解到底有多少呢？下面就随我一起去阅读关于孔子思想的研究论文，相信能带给大家帮助。

论文摘要:

孔子的教育思想有因材施教、启发诱导、学思并重、以约驭博、寓教于乐等,分析其教育思想对当今教学方法有重要启示。

论文关键词:

孔子;教育思想;当代教育

孔子(前551-前479年),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人,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一生非常重视教育,创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所私学,毕生从事教育事业,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教育家。孔子的教育思想中含有丰富的唯物辩证法因素,因此至今仍有不朽的生命力,它对今天的教育仍然有积极的指导意义,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从中我们可以获得极大的教益和启示。

1 倡导“有教无类”,主张“因材施教”,发展学生个性与全面教育相结合

孔子,作为我国第一所私学的开创者,主张“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提倡在教育面前人人平等,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力。孔子在招收弟子时,不重身份,不看财产多少,也正因为如此,孔子的弟子很多,各个社会、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有,还有父子二人同学于孔子的,如颜回、曾参等。孔子的这种思想观点,奠定了后世教育大众化的理论基础,开历史之先河,在中国教育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

教学中不能没有统一要求,但不从学生实际出发,忽视学生在资质、性格、才能、兴趣等方面的差异就无法达到统一要实现的目标。孔子将因材施教与全面教育巧妙地结合起来,解决了教学过程中的这一矛盾。在《论语》中,有不少生动的事例表明,同一个问题,孔子对不同学生有不同的教法,例如,在(《论语颜渊》)篇中记载,樊迟、司马牛、仲弓和颜渊均曾向孔子问仁,孔子做出了四种不同的回答: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仞。”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颜渊问仁,子曰:“克已复礼为仁,一日克已复礼,天下归仁焉……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樊迟的资质较鲁纯,孔子对他就只讲“仁”的最基本概念——“爱人”;司马牛因“多言而躁”,孔子就告诫他:做一个仁人要说话谨慎,不要急于表态;仲弓对人不够谦恭,不能体谅别人,孔子就教他忠恕之道,要能将心比心推已及人;颜渊是孔门第一大弟子,已有很高的德行,所以孔子就用仁的最高标准来要求他——视、听、言、行、一举一动都要合乎礼的规范。这样,根据每个学生基础和造诣的不同,孔子对同一问题做出了四种深浅不同的回答,既切合学生的思想实际,就都符合“仁”的基本概念。

“因材施教”这个概念孔子本人并没有直接提出,是朱熹在概括孔子的教学经验时,指出:“夫子教人各因其材”,遂有了“因材施教”的名言。但孔子的教学实践却充分体现了这一原则,他始终针对学生的不同特点。从学生的实际出发,把学生培养成具有各方面才能的人。孔之之所以做到了这一点。与他对学生有深刻、准确、全面的了解是分不开的。孔子十分注意利用各种机会,通过各种方式,观察了解学生,他非常熟悉学生的特点,能够用精辟的语言相当准确地概括出学生的特征。如:“由也果”(认为子路果敢),“赐也达”(子贡为人豁达、大度),“求也艺”(冉求多才多艺),“柴也愚”(高柴较迟钝),“参也鲁”(曾参较耿直),“师也辟”(子张较偏激),等等。对每一位学生的才能特点、性格特征,孔子心里也都有数。并且他还把学生的性格特征分为三种类型:“狂者”、“中行”、“狷者”,他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即人有偏激、拘谨和介于二者之间的三种不同性格。

再如,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母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共西华曰:“由也问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孔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同样的问题,由于询问者的情况不同,孔子的答复也不同,“一进之,一退之,所以约之于义理之中,而使之无过不及之患也”。由于学生的个性特点不同,所以在他们问仁、问礼、问政、问孝的时候,孔子的回答往往是深浅难易、繁简详略各不相同。

在因材施教的同时,孔子非常重视对学生的全面教育。《论语述而》篇中说:“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史记孔子世家》也记载:“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子弟”。孔子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但同样学习文行忠信、诗书礼乐,程度不同,能力也各异。有的“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有的“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之宰”;有的“束带立于朝,可与宾客言”,同样是身通大艺者,也各有特长,“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

我们从孔子运用“因材施教”这一原则的经验中,可以受到两点启发:第一,教育和教学必须从学生实际出发,避免盲目性;第二,既要坚持共同目标和统一标准,又要善于发现和注意培养学生的某些特长,避免一刀切。

2 启发诱导的教学方法

谈到“启发式教学”,许多人都会想到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以“产婆术”著称的启发教育,但事实上,孔子不仅一贯坚持启发式教育,而且“启发”这个名称本身也是由孔子所创造的。孔子所创造的启发式教学其内涵要比苏格拉底更丰富、更为深刻。我们不妨将之称之为“产婆术”的苏格拉底启发式对话与孔子的启发教学作一下比较。

一位名叫欧谛德谟的青年,一心想当政治家,为帮助这位青年认清正义与非正义的问题,苏格拉底运用启发式方法和这位青年进行了下面的对话(以下都苏问,欧答)问:“虚伪应归于那一类?”答:“应归入非正义类。”问:“偷盗、欺、奴役等应归于那一类?”答:“应归入非正义类。”问:“如果一个将军惩罚那些极大地损坏了其国家利益的敌人,并对他们加以奴役这能说是非正义吗?”答:“不能。”问:“如果他偷走了敌人的财物或在作战中欺敌人,这种行为该怎么看呢?”答:“这当然正确,但我指的是欺朋友。”苏问:“那好吧,我们就专门讨论朋友间的问题。假如一位将军所统帅的军队已经丧失了士气,精神面临崩溃,他欺自己的士兵说援兵马上就到,从而鼓舞了斗志取得胜利,这种行为该如何理解呢?”答:“应该算是正义的。”问“如果一个孩子有病不肯吃药,父亲他说药不苦、很好吃,哄他吃了下去,结果治好了病,这种行为该属于哪一类呢?”答:“应属于正义类。”苏格拉底仍不罢休,又问:“如果一个人发了疯,他的朋友怕他自杀,偷了他的刀子和利器,这种偷盗行为是正义的吗?”答:“是,他们也应属于这一类。”问:“你不是认为朋友之间不能欺吗?”答:“请允许我收回我刚才说过的话。”

从这一段生动的对话可以看出,苏格拉底启发式教学的特点是:抓住思维过程中的矛盾,启发诱导,层层分析,步步深入,最后导出正确结论。

下面再看孔子的启发式教学。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按照宋人朱熹的解释:“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启,谓开其意;发,未达其辞。”可见,“愤”就是学生对某一问题进行积极思考,急于解决而又尚未搞明白时的矛盾心理。这个时候老师应该对学生思考问题的方法适时给以指导,以帮助学生启发思路,这就叫“启”。“悱”是学生对某一问题已经有了一段时间的思考,但尚未考虑成熟,处于一种想说又难以表达的状态。这时教师应帮助学生理清思路,弄清事物的本质属性,然后用比较准确的语言表达出来,这就是“发”。孔子启发式教学虽然只有八个字,但它却生动地表现出孔子进行启发式教学的完整过程,而且还深刻揭示出学习过程中遇到疑难问题时将会出现的两种心理状态,或者可以说两种不同的思维矛盾,以及这两种矛盾的正确处理方法。和苏格拉底对话法相比较,可以发现二者的共同之处是:彼此都十分重视学生思维过程中的矛盾,但二者处理思维矛盾的方法完全不同:苏格拉底是通过教师连续不断地提问,迫使学生陷入自相矛盾的状态,从而把学生的认识逐步深化,使问题最终得到解决。由此可见,苏格拉底的对话法实际上是以教师为中心,学生完全被老师牵着鼻子走,这种启发式教学虽然能够是学生印象深刻,但由于学生的主动性发挥得不够,对于较复杂问题的理解恐怕难以深入。

而孔子则是由教师或学生自己提出问题,由学生自己去思考,等到学生处于“愤”的心理状态,即遇到思维过程中的第一种矛盾而又无法解决时,教师才去点拨一下。然后又让学生自己继续认真思考,等到学生进入“悱”的心理状态,即遇到思维过程中第二种矛盾且暂无法解决时,教师再点拨一下,从而使学生柳暗花明,豁然开朗。可见孔子的启发式教学是以学生为中心,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自始自终处于主动地位,让学生主动提出问题,思考问题,让学生主动去发现去探索,教师只是从旁边加以点拨,起指导和促进作用。两相比较不难看出,尽管两种启发式教学都很有效,都能促进学生进行思维,但是,显然孔子的启发式有更深刻的认知心理学基础,更加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因而具有更高的理论价值。

3 求知应求实,勤奋,学思并重

孔子说过:“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他主张求知应先端正态度,求知应先求实。一个有智慧的人贵在自知,明白自己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一个人能够做到自知,就能真正认识到自己的差距和不足,也就能通过学习来丰富自己的知识。另外孔子曾说过:“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论语述而》)他对当时人们对历史上不确凿的事任意牵强附会大为不满,教导学生做学问要实事求是,要向古人学习,古人对待历史不确凿的作法就是存疑。存疑,并不是有疑问不提出来而有所保存。恰恰相反,他是指在自己实事求是进行研究的基础上,要敢于对自己认为不确凿的问题提出疑问。“尽信书,不如无书”,在当今的教学实际过程中恰恰就需要这种思想,要鼓力学生用批判的眼光看待自己所接触到的事物,要敢于从课本中走出来,不要唯书本马首是瞻,对自己认为有错误的问题要敢于质疑。否则,科学严谨的治学态度一旦失去,在学习上就永远不会有实质性的进步。

一、孔子儒家思想在当代社会的突出价值

（一）自强不息

孔子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年轻时，他好学上进，不断进德修业。他的政治思想形成后，便为实现自己的主张孜孜以求。孔子向往三代圣王之治，希望王道大行，实现仁政德治。孔子有自己的独立人格，他对社会历史与现实有清醒而深刻的认识，可他依然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不懈奋斗。他希望教化社会人心，讲究仁爱，遵守秩序，并为之四处奔走，到处碰壁亦信念不改，甚至“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孔子心目中有一片圣洁的天地，这就是要实现天下为公、讲信修睦、谋逆不兴、盗贼不作的大同社会。孔子晚年喜爱《周易》，《易传》中多次提及的“刚健”、“有为”，《象辞》所说的“自强不息”，其实正是孔子生命主题的写照。

（二）与时俱进

孔子执着于自己的政治追求，但他绝不是愚顽不化的人。人们误解《礼运》篇，以为孔子向往的大同社会是所谓“原始共产主义时代”，其实，认真对读《孔子家语》与《礼记》的该篇，就会发现孔子所言是指“三代明王”时期。孔子思想的显著特征是主张“时变”，主张在变化的时势中找到最合适的切入点，《大学》引述古训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易传》则有：“生生之谓易”以及“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发展观念。《论语》、《中庸》、《易传》中都记有孔子的相关论述，而《周易》中所说的“与时偕行”，最为准确地表述了孔子的这一思想。

（三）天人和谐

孔子注重人与自然的关系，突出表现在他的天、地、人“三才”一贯思想上。在《易传》中，天、地、人被看成宇宙组成的三大要素。《贲·彖传》日：“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与自然并列，就应和谐相处，由此形成了儒家“天人相通”、“天人合一”的人与自然相互协调观念。孔子认识到客观规律不可抗拒，他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孔子言行中包含有丰富的天人和谐等生态意识，认为人应当自觉认识与遵守自然规律。《论语·述而》说孔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孔子家语·五帝德》记孔子说：“治民以顺天地之纪”、“仁厚及于鸟兽昆虫”、“养财以任地”、“履时以象天”、“春夏秋冬育护天下”之类，都包含有注重生态平衡，遵从自然规律的意义。

二、孔子儒家思想对当代社会发展的指导意义

（一）教育

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先生曾预言，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科技发展将会突飞猛进，这取决于四个有利因素：经济实力的强大、决策者的决心、大量的青年人才、良好的传统。在传统方面，杨振宁极为看重由孔子开创的儒家思想在教育方面的深远影响。众所周知，孔子非常重视教育，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教育思想：因材施教、教学相长、学思结合、重视实践、学仕结合……其中的一些观点今天看来更显卓越。比如，他的富民而教的主张，几乎就是我国普及教育、提高民族素质，以实现“科教兴国”政策的古代版本。

再如，在兴起于西方的现代教育中，技术教育、职业教育是最重要的内容，道德教育、人格教育则普遍被忽视，其结果是人的工具化、物化，一孔子德才兼备、德智并重的教育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可补其偏。

（二）经济

在追求利益最大化动机的驱动下．西方传统的管理思想强调高效率、标准化。在这种体制下，人只被视为整个生产流程中的一个环节、一道工序，或只是庞大而复杂的制造金钱的机器上的一个零件，他的生活和权利得不到企业管理者真诚全面的关心。与此相反，儒家管理思想的基本理念则是“以人为本”，实实在在地爱人、关心人，而不仅仅是利用人、控制人。这就使得生产者在企业中有一种“家”的归属感，企业的对内凝聚力、对外竞争力也由于生产者对“家”的忠诚奉献得以增强。用一位日本企业巨子的话说，儒家的管理模式就是：一手拿算盘，一手持《论语》。

儒家管理思想的基本精神在“儒商”身上表现得最为全面。其博施济众、依群利己的经营宗旨，以人为本、仁民爱物的经营原则，以义取利、诚信为本的经营道德，好学重教、以智经商的经营特色，以和为贵、和气生财的经营方法。——这一切无不是孔子思想在现代经济生活中的创造性运用。

（三）政治

当今世界有两大显著趋势，其一是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经济全球化的扩展，人们被愈加紧密地联系在一个“地球村”中，其二是某些民族、国家间的冲突和矛盾似乎在朝着扩大、加剧的方向发展，帝国主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幽魂仍在四处游荡。在未来的世界中，各国应当遵循怎样的政治伦理，才能使我们这个星球平安无事？1988年，世界三分之二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发表宣言说：“如果人类要在二十一世纪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头两千五百年，去汲取孔子的智慧”。孔子充满仁爱精神的“忠恕”之道应当是当今世界各个民族和国家相互尊重、和平共处的中心价值。孔子主张的“和而不同”应当是克服“西方中心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实现文化多元存在、民族共同发展、国家共同繁荣的基本法则。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不应成为歧视和强权的现实借口，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也不足成为人类未来发展的一元宿命。唯有彻底摒弃满怀恶意的达尔文主义的西方政治思维，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作为世界政治生活中的最低共识，用孔子一样对他人充满善意的目光去看待其他的国家和民族，庶几人类可以实现“有道”的大同社会。

儒家思想在中国影响深远，一直没有间断。孔子造像的产生，或源于弟子对其师的追思之情的表达，或源于对圣贤图像教化作用的重视，或源于学官学生祭祀之用。纵观历代孔子造像，唐代以前主要形式是壁画和塑像，东汉时期出现了石刻画像。宋代以降，卷轴画、石刻画渐多；随着儒家之学的更加凸显，儒家特别是理学的知识和思想越来越“俗化”，明代以后孔子造像更加普遍；刻书业的发展，还导致了《孔子圣迹图》的盛行，到清代时则出现了神化孔子的《孔子神位图》。 孔子的真实形象如何，当时没有明确的文字记载，最早的明确记载见于司马迁的《史记·孔子世家》，其中也只是说他“生而首上圩顶”，这时距离孔子去世已经三百多年。由于关于孔子真实形象记载的缺失，使孔子造像从一开始就具有美化的特点，发展到明清时期的《神位图》，则将孔子完全神化。孔子造像的兴衰和图式的演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历代帝王尊孔崇儒的情况，体现了各个历史时期人们对孔子的不同认识和理解，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各个历史时期社会思潮的指向标。 “宣物莫大于言，存形莫善于画。”春秋时期就已重视图画圣贤像的教化作用，汉代更是如此。自孔子至汉代以前，由于缺乏相关文献，孔子造像的情况我们已经不能确切地知道。曲阜所藏《孔子夫妇楷木雕刻像》，据传是孔子弟子子贡在为其师结庐守墓期间所作，表达了对其师的追思之情。然经专家考证，该作品当为宋代仿刻。其仿刻所依原本为何，原本是否就是子贡所作，也都还缺乏确凿的证据和有力的说明。 孔子形像的视觉表现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和艺术的一个特殊文本,主要表现为绘画和雕塑两种形式。儒家思想是中国封建社会思想文化的主体,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思想文化艺术和社会生活等诸多方面,孔子的形像已经随着儒学的沉浮而内化为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的标志性符号之一。对于儒学的尊崇、研究和宣传在重视图画“成教化、助人伦”观念指导下必然离不开对于孔子形像的视觉表现,这种表现又由于统治阶级对于孔子后人的优待和孔庙的延续而带有祖先崇拜的性质。从上层统治阶级到普通民众,广泛而深入的孔子及其儒学崇拜和学习使得大量艺术家、熟练画工和普通工匠参与到孔子图像的制作当中,材质和形式也逐渐多样化。不论是肖像式描绘还是情节式图解或其它形式,孔子再也不是春秋时代那位不得志的教书先生,而是儒家思想和中国文化一个无所不在的象征。历代孔子像的演变,已经远远超出了孔子像本身的视觉意义,折射出各时期对于孔子及其儒学地位和影响有意无意的解构与重塑,也反映出各个历史时期社会思想尤其是儒释道三教的消长关系,还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古代人物绘画的脉络和特点。然而,历代孔子形像却不是儒学研究的对象,也不是美术史观照的个案,处于一种边缘化的状态。对于历代孔子形像的研究,重要的已经不是孔子真实形貌的探求和再现,而是其在思想和文化建构中的符号性表征意义。当下国人对孔子“至圣先师”的身份是多有认知的。但一般人并不明了，孔子何以对中国如此重要？这主要因为他是一个伟大的政治改革者，他的政治哲学，可以说影响了2000多年的中国政治制度。 孔子虽有贵族血统，但年轻时比较贫困。《孟子》中记载，孔子年轻时做过管仓库的小吏，也曾做过管理牲畜的小吏。有学者考证，孔子当时在鲁国只是担任过类似政府高级顾问之类的闲职，为君王或当时的当权者提供一些国事咨询。 所以相比于孔子实际的从政生涯来说，更为重要的还是孔子的政治哲学思想。孔子提出“士志于道”，也提出了“君子”这个概念，多次强调了以德行和才能选择官员的重要性。在孔子的观念中，知识分子是“道”的承担者。孔子对中国的重要性就在于，他为知识分子创造了一个“道统”，来与执政者所代表的“政统”相制衡。在孔子之后，这成为儒家的社会理想。孔子的期望是，用政治统领社会，用学术统领政治。 可以说，孔子奠定中国政治治理的很多常识。比如在“子贡为政”那个章节中，孔子就把民众对政府的信任，看得比军备和粮食更为重要，认为这是一个政府存在的基础。孔子的很多政治理念与现代民主观念是相通的，强调的是社会的理解与合作精神，而不是刑罚与严惩。这些政治常识直至今天，看来仍需普及。分析文献中对于孔子的描述和记载,以及其它文献中关于绘画尤其是人物绘画的特点,对孔子的初步的“异相化”进行研究,为之后两千多年中孔子图像的演化和变迁追根溯源,也在儒家思想尚没有形成独尊地位的两汉之前的时期将孔子真实形貌和图像表现放置在一个相对客观的环境之中加以分析。在没有实物佐证的情况下,从当时的祖先与古圣贤崇拜和宫殿、庙堂的壁画传统等分析,孔子在其没后不久是有可能出现了图像表现的。结合先秦的考古资料如壁画、帛画和雕塑等实物与文献记载,对孔子图像出现的大致面貌进行了追溯和还原。大量含有孔子内容的汉代画像石是已知最早的孔子图像实物资料,这也是后来大量孔子图像形式的渊源。在汉代“独尊儒术”的思想背景下,这些画像石中的孔子形像已经在儒士们的头脑和手中完成了初步的“改造”。根据儒学思想的主要特点和文献中反映出来的比较公认的孔子形貌特点及其主要经历绘制的孔子被基本定格在高大、谦逊、慈祥等特征上。故事选择、情节安排和人物造型上无不是为了烘托孔子的“温良恭俭让”等精神气质。孔子形像呈现出虽然略有差异但却相对固定的模式,显示出汉代画像石中的孔子图解是来自某个或几个固定的粉本,而这些粉本的出现和流传,显然离不开上层统治阶级的提倡和授意。这些粉本一方面使更多的普通民众崇拜孔子有所凭依而不仅仅是通过繁浩的儒家著作,孔子的形像和事迹因此更加容易被传播和接受,对于巩固封建统治、维护社会的稳定等起到了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在官方主流思想的要求下,这些粉本有意识地曲解和改造了历史本来的面貌,也在很大程度上桎梏了人们在思想和图像上认知孔子的客观性和多维性。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社会动荡、思想大解放的年代,是人的觉醒与自觉、文学艺术蓬勃发展的时期,同时也是中国古代绘画史上绘画全面自觉的时期。这些都对于孔子图像的表现在新时期的面貌有直接的影响。儒家思想受到质疑和挑战,道家思想重新兴起、佛教传入和玄学的流行对于打破汉代孔子形像的模式起到了很大作用。在与道教和佛教的对立与斗争中,儒教也逐步从借鉴他者的过程中丰富和完善自己,孔子图像表现也由此得到了很大的启发,在原有基础上不断注入新的观念和元素。同时,孔子图像也不仅仅出自虔诚的儒士之手,不少推崇道教和佛教的文人和画家(或兼而有之)也创作了不少有关孔子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对于孔子的诠释又出现了新的变化,如孔子与道教始祖老子的关系等等。唐代对孔子及儒学的尊崇达到了另一个高峰。虽然事实上儒家学说再也没有能够形成一家独尊的态势,但无论佛道如何兴盛或者统治者的个人好尚怎样,儒家思想无疑已经成为后来整个封建社会的主导思想。孔子图像的表现在三教图像中的位次由于创作者立场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样式,但基本上在佛教和道教之后。独立的孔子图像继续发展,官方对于孔子的尊崇在唐玄宗时达到一个顶峰,孔子被敕封为“文宣王”,孔子的形像也从此增加了一个“冕服孔子”的模式。宋真宗先后封孔子为“玄圣文宣王”和“至圣文宣王”,元代成宗时更封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宋元时期是包括人物画在内的中国古代绘画史的巅峰时期,在整个社会儒学风气的影响和统治阶级的支持推动下,许多知名画家也参与到孔子图像的创作当中,一方面大大提高了孔子图像的艺术水准,另一方面也由于许多画家往往能不囿于前人的程式而表达出自己对于孔子的理解,所以也为诠释孔子提供了新的视角。在宋代,民间关于孔子的相貌而衍生出来的“七陋”说逐渐形成,并成为后来描绘孔子图像尤其是肖像类图像的主要依据。另外,随着版画技术的成熟和普及,最早手绘形式的情节式的“孔子圣迹图”开始以版画的形式流行开来。“孔子圣迹图”中的孔子形象从衣着、姿态和表情都有着典型的图式。明清两代的孔子被重新定位到“至圣先师”上来,是“圣人”、“先师”,不再是“文宣王”。其间虽然有清世祖顺治二年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先师”,但不久又改回“至圣先师”。“冕服孔子”的形像在官方语汇中被取消,太庙中的孔子像也一度被撤除,重新以早期的“神位”的形式进行祭拜。但包括“冕服”样式在内的孔子塑像在其它场所和广大民间得到了延续。明清时代的孔子图像基本延续了宋元的模式,没有多少突破和发展。一方面肖像式的孔子“七陋”的特征基本被固定下来,或者仅仅是对于早期的“宣圣遗像”、“孔子行教像”进行翻刻的石刻画,不但泥于前人,而且艺术水准也差强人意；另一方面,“孔子圣迹图”虽然出现了不同的版本,甚至一些比较知名的画家也参与到手绘本“孔子圣迹图”的制作当中,但除了某些细节的变动、西方艺术因素的引入和艺术水准的差异外,并没有对传统的“孔子圣迹图”做出根本的突破。“三教像”题材的作品尤其是卷轴画在这个时期出现了一些重要画家和作品。画面中三教形像“释-道-儒”的位次已然固定,只是在某些作品中虽然位次不变,但出于画家个人情感因素,对老子往往相对侧重。孔子往往被描绘成一位谦逊的世俗老者,多从神态和衣着处理等方面将其表现为一位现实中人,而释迦和老子则表现为骨骼奇伟而又睿智博大的世外神仙。不过,在民间的某些习俗中依然将孔子视为神仙之一。随着孔子崇拜的民间化和多样化,孔子图像在已经被熟知的符号化之外又出现了更多的表现媒材和形式。对于孔子形像的过度阐释和重构事实上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人们开始不再拘泥于孔子具体形貌的刻划而仅仅将其视为儒学或者说孔子思想和人格的某种视觉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