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派绘画论文参考文献

论沈从文的宗教情怀 现代意义上的宗教精神是指深入探究人类命运问题,渴望减轻人类苦难,并且恳切希望将来会实现人类美好前景的一种终极关怀态度。沈从文正是这样一位具有深沉宗教情怀的文学家。在他的文学世界中饱含着博爱的基督教精神,天人合一的道家精神和追求心性自由的佛教精神。 一、沈从文的基督教情怀 基督教虽然在16世纪末就传入了中国,但基督教文化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在留学欧美的作家身上表现更为普遍。而自诩为“乡下人“的沈从文既没留过学,甚至没受过正规的现代教育,基督教文化却对他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沈从文接触基督教是从读《圣经》开始的。1922年夏,二十岁的沈从文只身来到北京,虽满怀文学救国的崇高理想,却连基本的标点符号的使用都不熟悉,更何谈文学创作!当时身边唯一的师傅是一部《史记》,随后不久从燕京大学朋友处偶然得到一本破旧的《圣经》,他立即喜欢上了《圣经》“那接近口语的译文”和“部分充满抒情诗的篇章”,并从“反复阅读中”,“得到极多有益启发,学会了叙事抒情的基本知识”。可以说,沈从文作品自然、流畅、平白的风格,与《圣 经》有一定的传承渊源关系。而《圣经》所蕴涵的仁爱、善良、怜悯也成为他精神的寄托与支柱之一,他从中找到了不属于任何宗教派别的精神安慰,支撑他战胜一切困难与挫折。后来,沈从文认识了著名的教会学校燕京大学的一帮学生,如董秋斯、张采真、司徒乔、韦丛芜等。沈从文在与他们的交往中也间接地受到基督教的影响,这使他对教会生活、基督教知识有一定了解。1925年7月至1926年间,沈从文在其亲戚———曾任民国总理的熊希龄办的北京香山慈幼院里做事。慈幼院是一个慈善和救助机构,具体由中国基督教非圣职人员经办,沈从文在做事中也与不少基督教信仰者有往来,耳濡目染,受到一定影响。他因此写了一系列有基督教影响的作品,如《蒙恩的孩子》、《第二个狒狒》、《用A字记下来的事》等。 基督教“最根本的精神永远是爱———一种完全无私的精神,一种尊重他人并为他人寻求最高的善的行为”沈从文接受的主要就是基督教的博爱精神,他在1933年回答有人提出的问题“你为什么要写作”时说:“因为我活到这世界里有所爱。美丽,清洁,智慧,以及对全人类幸福的幻影,皆永远觉得是一种德性,也因此永远使我对它崇拜和倾心。这点情绪同宗教情绪完全一样。”沈从文爱美丽,也爱永恒;爱世界,也爱人类。这种爱完全是一种宗教行为,闪烁着关爱人类未来的宗教情怀。 沈从文之所以接受基督教的博爱精神,是因为他一直生活在一个充满仇恨和冷酷的世界里。在湘西,沈从文难以忘记的是军队中那些血淋淋的杀人场面,无数无辜百姓被军队长官以“土匪”的名义杀掉;在北京,沈从文体验最深刻的是都市中人与人之间的虚伪和冷漠。从湘西到北京,生活空间的位移并未改变现实的严酷。人们之间缺少温情,找不到爱繁衍的土壤。既然现实中已经不存在爱,那么,爱又在何方呢?沈从文想到了《圣经》———一本充满爱意的圣书。他非常欣赏耶稣的“博爱”精神,并从中找到了永恒的精神慰籍。 在以后的生活中,这种爱逐渐内化为作家的一种心理内趋力,形成沈从文特有的“爱人类”“爱有生”“爱善”“爱美”的“爱的哲学”,伴随着沈从文漫长的一生。 二、沈从文的道家情怀 作为一种文化哲学体系,道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富有个性的一派。崇尚自然,强调以自然为本体的天人合一是道家哲学的一个重要观点。老子认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应当效法自然并且顺应生命的自然,这样才能保持人的纯正本性,保持人性的健全和恒久。强调“天道自然无为”,推重自然人性观是庄子和老子哲学的共通之处。道家的人生观为生命的存在方式和存在质量提供了一个理想的范式,对后世作家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京派作家身上或多或少都闪现出道家文化的影子,尤以沈从文为代表。 湘西古朴原始、神秘奇丽、浪漫洒脱的苗族文化氛围喂养滋润了沈从文的心灵和感情。这种地域性文化呈现出某些和道家文化相同的价值取向,如对自然的顺应,对与自然相契的人性的凸现等。沈从文拥有浓烈厚重的乡土情结,在他笔下的湘西世界里,人们终日与古朴、宁静、和谐、美妙如画而又充满灵性的大自然为伴,拥有原始、野性、蓬勃旺盛的生命力。他们的人性、人情、道德与孕养他们的大自然保持着一种异质同构的关系,完全是自然孕育造化的精灵。他们性情所至,率力而为,不受任何陈规陋俗羁绊,也不为任何世俗礼法约束。四狗和阿姐在山雨洗净了的大自然中“撒野”(《雨后》),儿子特意筑路以方便母亲去庙里与和尚相会(《沅陵的人》)。湘西民间的道德处于一种自由自在的状态,这种道德是纯审美的,它体现了人们的习惯、乐趣和愿望,反映了生命的需求和生命的趋向,完全符合人的生理自然和心理自然,彰示出生命的自由,生存的洒脱。 对人性的歌颂是庄子哲学的要义所在,沈从文的生命观、价值观明显受到道家文化的影响。其对健康的人性有着天然的倾心,他在《从文小说习作选集代序》中明确了自己的立场:“这世界上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4]在他笔下,农民、兵士、水手、娼妓、童养媳等等,都具有一种生命本性的美。他还在《水云》一文中宣称:“我是一个对一切无信仰的人,却只信仰‘生命’。”[5]他笔下的画面与庄子“以自然为宗”的思想很相似,庄子思想中宣扬清淡无为、反对约束、恢复本性等特点在沈从文的小说中均有体现。沈从文笔下的主人公大都是“风日里长养着”的自然之子,这里的女子心地善良、温柔却刚强,体现着自然人性中和静柔美的一面;这里的男子诚实勇敢、,带有自然原始发力量与生命的冲动。这就是沈从文所认可的自然的人性和生命的本真状态,自然健康的人、人性是沈从文写作的起点,也是他的终点。 三、沈从文的佛教情怀 佛教虽然产生于印度,传入中国后却得到了创造性的发展,并形成了中国本土特点的禅宗。从文化学的角度看,禅宗是一种摆脱烦恼、追求生命自觉和精神自由境界的文化理想。沈从文深受佛教文化的影响,佛教的“心性论”为他思考“人”的问题提供了一个独特视角,使他掌握了人类自身的独特思维方式-———反视内心,从而体现出他对人类生命本质 认识的深刻性。沈从文最早接触到佛教,是他还在陈渠珍部下当兵的时候,当时他正处在精神上极度苦闷和困惑之中,内心有股难言的苦恼和寂寞需要向人倾诉,并希望有人能对他精神上紊乱的思绪进行疏导和启发。这时候,他饱读诗书的姨父聂仁德适时地出现在他的生活中,为沈从文带来了儒家理学、佛学、西方近代哲学等以前他闻所未闻的人类文化精华。他在《从文自传》写道:“(聂仁德)为人知识极博,而且非常有趣味,我便常常过河去听他谈‘宋元哲学’,谈‘大乘’,谈‘因明’,谈‘进化论’谈一切我所不知道却愿意知道的问题。”这种谈话显然也使他十分快乐,因此每次所谈的时间总很长很久。但这么一来,“我的幻想更宽,寂寞也就更大了。”这里提到的谈话内容,根据沈从文后来思想的发展轨迹来看,其中佛学对他的影响最大,后来他读了大量的有关佛教经典。他在一本抗战时期出版的盗印本《月下小景》上的题字中写道:“(在武汉大学教书时)教书时间既不多,因此有四分之一时读书,有机会把碛砂藏内诸故事经卷大致看过一次或二次。”他很多作品如小说集《月下小景》中的小说、散文《七色魇》等都是直接以佛经故事为题材。 追求心灵自由是沈从文对佛教精神最深的感悟。个体生命是有限的,要摆脱个体生命的束缚,达到永恒的自在状态,必须扩张个体的心灵,追求心灵的无限自由。沈从文所感悟到的心灵自由是有“神性”的生命,也只有这样的生命才可以与日月同辉。他在追求心灵自由时主要凭借文学创作的方式,因为“凡知道用各种感觉文字去捕捉住此美丽神奇光影的,此光影在生命即终生不灭。”也就是说,文学创作是 心灵自由遨游的一种方式,而且感悟心灵自由时必须在一个清静的地方,同外物完全隔绝,“心有所悟,若有所契,无渣滓,少凝滞,”从而进入心灵自由的境界。正因为沈从文执着于生命的“神性”,才使他在现实的“人”的生活中感到精神上有无穷的困惑,不时发出“人生可悯”的慨叹! 综观沈从文的“神性”思想的全部内涵,其最核心部分就是要摆脱日益使人性异化的虚伪、堕落的社会生活,葆有一颗真心,恢复人之为人的神性生命。佛教心性论的明心见性思想为他提供了直指内心的思维方式,而大乘佛教的入世精 神又使他不逃避现实社会,呈现出一种天真、勇敢的进取精神。佛教对他毕生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晚年还说过:“七四年六月过苏州重买《法苑珠林》一部,作为纪念。四十年人事变迁极大,童心未失,和所读诸佛经有相当关系。”童心未失,生命的“神性”常在,这是沈从文的人格魅力所在,也是他的作品永恒的艺术魅力所在。参考文献：1、(英)詹姆士.里德.基督教的人生观[M].上海:三联书店, 19892、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9卷)[M].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23、郭国昌.论沈从文的宗教精神.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0年5月4、袁启君，论沈从文的宗教情怀，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11期

来源多方的绘画风格与延续院画风格的花鸟画相比，京城画坛的花鸟画风来源多方。有的采用八大的疏放画风；有的创作融陈淳、徐渭于一体；有的借鉴海派雅俗共赏之妙，并富于金石趣味；还有的继承李鱓、华嵒等扬州八怪的意趣。萧愻（1883－1944），字谦中，号大龙山樵，一作龙樵，安徽安庆人。早年随同乡姜筠、陈昔凡学画。“后姜筠赴京师供职，兼开馆卖画，萧愻乃以弟子随从”。山水似姜筠，并多为其代笔。曾出游西南、东北名胜，行万里路，开阔艺术视野。1920年萧愻“复回北京，见展览会中石涛、半千、瞿山画，气韵雄厚，遂一舍旧习，自创一格，用笔苍厚，设色浓重”，实施“中年变法”，自成一派，其艺术创作以山水为多，与京派其他画家进行合作时，兼有合作花鸟画的作品。萧愻《松芝图》纸本设色 ╳35厘米 首都博物馆藏此幅《松芝图》为祝寿之作。款署“戊寅（1938）四月。萧愻”钤“龙山萧愻”白文印。又题“博岩仁兄将此以寿，晴荪先生五十大庆。萧愻再纪之。”钤“谦中”朱文印。画面左下角钤“龙樵壬申五十岁”朱文印。萧愻画松深受梅清影响，他曾说“画松形式要古拙，梅渊公画松，论者称为神品，学者参看渊公之画，自有进益。”王云（1888—1934）江西丰城人。字梦白，号破斋、骂斋、彡溪渔隐、彡道人。随父流寓到浙江衢州，于上海学商，不久就放弃了。学画得黄山寿、任伯年、吴昌硕指授。来平后得以博览宋元旧迹及近代名作，得金城推荐，任北京司法部录事。陈师曾劝其改画李鱓、华喦。入中国画学研究会，任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教授。为人率真有风骨，姚华作《王梦白小传》，赞其为“树风骨，尚意气、甘穷困不悔者”。曾有亲历者回忆，王梦白“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画坛上是位名震京师的大画家，那时他的声望比齐白石、陈师曾还高”。惜其英年早逝，画名渐湮。王云《猴图》纸本设色 125×厘米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藏王云喜画猴，他笔下的猴多以浓淡墨干笔表现猿猴蓬松的皮毛，细笔勾勒猿猴的面部与手爪，显示其灵动。此图以老辣的线条、迅急的用笔绘出古藤缠绕的老树，画面正中，一只母猴背负小猴在松枝上行进，尽显母兽对幼儿的爱护之情。其余的猿猴或攀爬藤蔓，或蹲坐休憩，有动有静，作品内容丰富，繁而不乱。画面一角钤“王云”白文印。王云《花卉成扇》纸本水墨 径30厘米 首都博物馆藏图绘水墨牡丹。淡墨勾花头，重墨写茎，浓淡墨画叶片，重墨勾叶筋、花蕊。与《丝瓜昆虫》相比，笔墨更为松活，风格更近陈白阳。上题“一春花信几曾探，又值清明三月三。木笔山茶都过了，牡丹鲜艳数江南。梦白并题。”扇面背面题写诗词，年款为甲戌（1934）。徐宗浩（1880—1957）字养吾，号石雪，江苏武进（今常州）人，久居北京。善画山水、花鸟，工篆刻，书法赵孟頫。1920年与金城、周肇祥等人组中国画学研究会，1926年金城逝世后，金开藩另立“湖社”。中国画学研究会由周肇祥任会长，徐宗浩任副会长。晚年被聘为文史馆馆员，殁后家人遵照遗嘱，将其所藏书画精品悉数捐公。著有《石雪斋诗稿》、《竹谱》等，“所题画竹诗千余首无一雷同”。徐宗浩《松菊图》纸本设色 103×34厘米 首都博物馆藏图绘苍松黄菊。一株苍松斜伸，占据画面一侧。与松树的倾斜方向相反的是松后的一块巨石，巨石后是呈临风浥露之姿的黄菊。松干粗壮虬曲，结疤似松鳞，松针密置；菊花花茎劲挺，金英傲霜，菊叶以青色写就，更添风雅之致。署款“乐山仁兄大雅鉴，石雪居士徐宗浩写。”钤“宗浩长寿”白文印。汪溶（1896—1972）字慎生，号满川村人，安徽歙县人，生于浙江兰溪。1913年赴上海谋生。1924年赴京。1934年起于京华美术专科学校、辅仁大学美术系、北平师范大学工艺系任教。1954年后历任中央美术学院民族美术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中国画院画师、院委。擅长写意花鸟画，师法华新罗。早年于京津、济南等地多次举办个人画展。汪溶《芦鸭图》纸本设色 47×27厘米 首都博物馆藏图绘水中芦鸭。画面中心偏下方，两只悠闲的芦鸭正在凫水，河水清澈，水中摆动的鸭掌清晰可见，在平静的水面搅起层层水波。芦鸭身后是随风飘荡的芦苇和空茫的水岸。图中的芦鸭以深浅墨写就，芦苇以浓墨画出，几笔浓淡墨横扫表现风中芦苇，芦苇后方以淡赭色晕染出一片坡岸，渲染出夕阳余晖中芦鸭晚渡的田园景致。上题“夕阳无限好，家凫带浪归。芦花风飒上，烟霭自依稀。慎生题并画”。此作尤为难得的是，诗堂上张伯英的题诗“秋水芙蓉老，秋风霜叶红。双凫溪上宿，无意慕春风。子才仁兄正，辛巳（1941）冬，伯英”，钤“张勺圃”白文印。此行楷书，融合北碑之势与行书之流畅。颜伯龙（1898—1954）名云霖，字伯龙（以字行），号长白布衣。吉林人，居北京，师法王云。工花卉翎毛，取法钱选、王渊、华嵒、恽寿平。绘画注重写生，画风清雅秀逸。在当时与王雪涛、汪慎生、邱石冥齐名。颜伯龙曾说“要研究我的画，须先研究透新罗山人的画。”颜伯龙《花鸟》纸本设色 136×33厘米 首都博物馆藏画作兼工带写，绘柳树、月季及禽鸟。画面上方柳条倒挂，叶片似碧绿丝绦；月季正值花期，花朵茂盛娇艳，蓓蕾如星；柳枝上三只姿态各异的小鸟正在歇息，全图笔法松活，色彩娇艳，翎毛刻画细致。上题“十日红帘不上钩，雨声滴碎管弦楼。梨花已老春将去，愁白三公一夜头。戊辰（1928）夏，伯龙子写。”钤“长白布衣”白文印。颜伯龙《花鸟成扇》纸本设色 径30厘米 首都博物馆藏图绘松树、紫藤，麻雀、红羽鸟。扇面小虽，内容丰富，技法多样，工写结合。松树、紫藤安排在扇面的下方，鸟儿停驻其上，唯有一只小麻雀从远处飞来，为其他鸟儿所瞩目。两只红羽鸟，笔法工致，色彩艳丽，位于扇面的中心，引人注目。署款“庚辰（1940）秋，颜伯龙。”钤“伯龙”朱文印。曹克家（1906-1979），又名汝贤，北京人。1924年上海中华职业学校师范染织科毕业，1933年国立北平艺专国画系毕业。解放后，曾任教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后任轻工业部工艺美术公司创作员。著有《怎样画猫》。曹克家《观望》纸本设色 ×厘米 首都博物馆藏图绘猫、石和花卉。一只顽皮可爱的黑白花色的幼猫在巨石之下观望飞来的飞蛾，巨石上下黄菊与海棠盛开。上题“观望。曹汝贤画猫，半丁补写秋花、飞蛾、寿石。”钤“山阴道人”白文印、“山阴陈年”白文印、“半丁合作”朱文印。曹克家对猫观察细微，在其《怎样画猫》一书中，他谈到自己画猫最注重刻画眼睛，“可以说猫的动、静完全决定于眼睛。或有人问：画背面看不见眼睛的猫怎样决定一切？背面的猫虽然看不见眼睛，但是内在确实有它的两只眼睛存在，并且起着它注视的作用。故此我们在起稿之先扔须按照猫的意识所在和企图方向假定它的眼睛位置，然后再画其他部分。如此画出来的猫虽无眼睛，但是神有所注自能生动。”了画出绵软的猫毛，他极其讲究作画的用笔的方法和工具。因此他笔下的猫刻画细腻、生动传神、富有情趣、惹人喜爱。画猫时，他先以浓淡色渲染出身体的结构，然后用破笔层层绘成。（连载）倪葭2004年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专业，获硕士学位。2012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学专业，获博士学位。曾供职于首都博物馆，现为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副研究员、典藏部副主任。主要从事美术学、博物馆学研究。因多年从事博物馆藏品管理与研究工作，所以选择京派绘画作为研究重点；在博物馆学中侧重藏品科学管理及文创衍生品的研究。已出版专著二部，发表论文近五十篇。负责2015年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民国京派绘画研究》（2015-2017年度）课题。免责声明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创作者，不代表腾讯新闻的观点和立场。点击展开全文打开腾讯新闻，阅读体验更好血糖以上，饭后一个习惯，血糖高连夜改善！广告长兴打开腾讯新闻参与讨论血糖以上，饭后一个习惯，血糖高连夜改善！广告长兴

京派是30年代前后新文学中心南移上海后继续留在北京活动的一个自由主义作家群的一个独特的文学流派，主要成员有老舍、周作人、废名、沈从文、汪曾祺、李健吾、朱光潜等。

称之为＂京派＂，是因为其作者在当时的京津两地进行文学活动。其作品较多在京津刊物上发表，其艺术风格在本质上较为一致。主要刊物有《文学杂志》、《文学季刊》、《大公报·文艺》。

海派是指发生于十九世纪中叶至廿世纪初期时，活跃于上海地区的一群画家，所从事绘画创作的结果与风尚。

京派艺术特色：

京派小说大都疏离政治，与政治斗争保持一定的距离，但看重人生，关注平民性，追求静穆的艺术境界。

第一，着力描写淳朴、原始的人性美和人情美。如沈从文所描写的湘西世界人物，都那么淳厚、真挚、热情、善良、守信用、 重情义，自己生活水平很低却那么慷慨好客，粗犷到带点野蛮却又透露出诚实可爱，显示出一种原始古朴的人性美、人情美。

京派作家注重人性美、人情美，还表现在他们喜欢用儿童的视角来写成人的世界。从林叔华的《弟弟》、《一件喜事》，林徽因的《吉安》；

《文珍》，到萧乾的《篱下》、汪曾祺的《戴车匠》，儿童视角的广泛运用，真切地表现出京派作家的拳拳童心。这既说明他们对美好童年的深情眷恋，也反映了他们对未来人类社会、人性完美的无限向往。

第二，京派小说把东方情调的诗情画意融合在乡风民俗的从容隽逸的描述中，形成了一种洋溢着古典式的和谐和浪漫性的超越的人间写实情致。

这种乡土抒情小说，结构上以舒卷自如代替严谨拘束，情节上以故事的疏淡代替因果的坐实，它把小说的传统特征的一部分让位给诗和散文的因素，因而削减了小说的史诗力度，却增添了小说的抒情神韵。

第三，语言上，形成了简约、古朴、活泼、明净的语言特色。既能吸收欧美文学语言的长处，又能吸收古典文学语言的营养，出色地运用自己的民族语言。

称之为“京派”，是因为其作者在当时的京津两地进行文学活动。其作品较多在京津刊物上发表，其艺术风格在本质上较为一致之处。“京派”并没有正式的组织，只是一种名称的沿用。“京派”作家创作的小说被称为“京派小说”。京派小说文风淳朴，贴近底层人民的生活，在现实主义的创作中融入浪漫主义的、表现主观个性的多种艺术手法。老舍不属于京派。原因：1、他的小说京味浓厚。从他最初的《老张的哲学》、《二马》和《赵子曰》就以北京的生活和北京人在海外的生活为题材，到后来重新回到北京的市民生活题材的《离婚》、《牛天赐传》，再到他的代表作《骆驼祥子》、《四世同堂》，以及《我这一辈子》和《月牙儿》、《柳家大院》等中短篇小说，他最有特点和艺术成就的作品都与北京这座城市有关。2、他是京味小说的源头，但不属于京派小说。